轉載：《文革洞因》之九（崇新嶽 百思峰 ）

點評：建國後的第一次路線鬥爭

　　（1）

　　現在一般認為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是一次反對個人崇拜，強調集體領導，民主氣氛很好的大會。八大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所有文件和發言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黨章，特別寫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而這次八大的黨章中，卻刪去“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隻寫“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明確提出反對個人崇拜，說：“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1956年2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一個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明顯受到了赫魯曉夫的影響。八大報告所說的“反對個人崇拜”的對象，顯然指的是毛澤東。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死後才批判他的個人崇拜，而八大報告是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就敢挑戰毛澤東的個人權威，這是為什麽呢？

　　答案是毛澤東在黨內權力的變化。前麵提到，1949年中共建國時，毛澤東在黨內占50%的勢力，周恩來占30%的勢力，劉少奇占15%的勢力，朱德占5%的勢力。三巨頭分權時，毛澤東主管軍隊，周恩來主管財經，劉少奇主管宣傳。可是中國進入和平環境後，軍隊的地位下降了，而財經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主管軍隊的毛澤東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而主管財經周恩來的重要性相對上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共的第一個目標是恢複因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這個目標到1952年圓滿完成；第二個目標是“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把中國原有的私有製“改造”為公有製，即所謂的“改製”。蘇聯的“改製”采用暴力剝奪的辦法，遇到很大的抵抗，造成嚴重的混亂；中國的“改製”沒有照搬蘇聯的暴力剝奪辦法，而是采用了和平贖買的辦法，沒有遇到大的阻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製”。

　　中共的這兩個重大目標，都是在周恩來的主導下順利完成的。這樣一來，周恩來在黨內的威望攀升，勢力也相應擴大。到1956年召開八大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勢力退縮為45%，周恩來的勢力上升為35%，劉少奇的勢力也上升到18%，朱德的勢力則下降為2%。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的時候，中共的主要目標是武裝奪權，因此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袖，這也符合當時國際國內的潮流。當時斯大林在蘇聯大樹個人威信，蘇聯各處懸掛斯大林像，各種儀式上還要演奏《斯大林頌》；蔣介石在中國也大樹個人威信，比如當時中國各大城市的電影院中，銀幕上一旦出現蔣介石的畫麵，觀眾都要從座位上起立，以示對領袖的尊敬。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共覺得自己也應該樹立一個領袖人物，於是就樹立了毛澤東。

　　（2）

　　戰爭勝利之後，中共不再需強有力的領袖了，這時大家開始意識到毛澤東的權力太大，應該加以限製。正好趕上蘇聯的反個人崇拜運動，於是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聯合起來，共同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盡管毛澤東知道這個“反對個人崇拜”，其實就是要限製他的權力，心中自然是不滿的。可是他那時在黨內的勢力隻有45%，而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的勢力加起來達55%，毛澤東不得不屈從，同意了這個對他不利的“反對個人崇拜”。

　　到1956年時，中國的經濟情況十分良好，社會主義改造也順利完成，社會主義公有製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毛澤東對這個成績也很高興，他本來就是一個急性子的人，現在看到形勢大好，更想大幹一場，準備“大幹幾年進入共產主義”，迅速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狀況。1956年初，毛澤東提出一個“大幹快上”建國路線，提出“要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而周恩來根據現實情況，認為毛澤東的“大幹快上”是不符合實際的“急躁冒進”，於是他提出一條與毛澤東急躁路線相反的“反冒進”穩健路線。周恩來在講話中，委婉地批評毛澤東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沒有什麽不好。”

　　毛澤東一再告誡說“不要潑冷水”，而周恩來卻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兩條路線的不同，已經鮮明地顯現出來。

　　毛澤東當然不滿周恩來的“反冒進”路線，認為這是“爬行主義”。1956年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再追加20億元的投資。周恩來卻說很難辦到，可是毛澤東仍堅持己見，周恩來與毛澤東發生了當麵爭執，最後毛澤東一氣之下拂袖而去。會後，周恩來又私下找毛澤東，解釋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讓毛澤東更加生氣。

　　不過當時中央委員多數是支持周恩來的，特別是劉少奇表示支持周恩來，兩人聯手起來的勢力超過了毛澤東的勢力。1956年6月，劉少奇主管的《人民日報》上，頭版頭條登載一篇支持周恩來的社論，文章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說：“急躁冒進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麵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麵的領導幹部中，下麵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麵逼出來的。”

　　這篇社論是劉少奇公開支持周恩來的表現，讓毛澤東十分惱火。可是根據三巨頭的分工，宣傳歸劉少奇主管的，毛澤東無法插手，惱火也沒有辦法。1956年11月，周恩來代表國務院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報告》，這個計劃完全是周恩來的穩健路線，不符合毛澤東的大幹快上思想，而且還把毛澤東特別提倡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針刪掉了。這當然讓毛澤東非常不快，但根據他們的分工，財經是周恩來主管的，毛澤東無法插手，所以最後他不得不同意了周恩來的報告。

　　（3）

　　1956年是毛澤東非常不爽的一年，首先他的建國主張和路線都被周恩來排斥掉了，第二是在中共八大上大家借“反對個人崇拜”，限製了他的權力。當然毛澤東是個沉得住氣的人，他在等待反擊的時機。不久，一個天賜的良機來了。

　　一年後，1957年的統計數據出來了。1957年工業產值增長率為10%，而1956年工業產值增長率為31%，從數字上看，工業發展的速度大大減慢了。同時，1957年的農業生產計劃沒有完成，而1956年的農業生產則是超額完成計劃。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工農業發展速度太高，會引發很多副作用，因此把發展速度降下來一些，也未必是壞事。可是當時的中共高層，並沒有經濟建設的經驗，他們認為經濟建設和打仗一樣，發展速度快就是打了勝仗，而發展速度慢下來就是打了敗仗。1957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慢下來，讓中共高層感到是打了敗仗的感覺，那麽這個敗仗的責任者是誰呢？當然是主管財經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黨內出現對周恩來的經濟政策不滿的聲音。

　　平心而論，周恩來的“反冒進”的確是過頭了一點，發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就是放到今天的中共黨內，也是不好交代的。也許周恩來的刹車心切，刹車的力度太猛了一些。但周恩來照樣沒有經濟建設的經驗呀，要掌握好刹車速度哪是那麽容易的事！但不管怎麽說，這次周恩來是“犯錯誤”了，被別人揪辮子是在所難免的。

　　毛澤東當然不會放過周恩來，他開始反擊了。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公開批判“反冒進”說：“1956年經濟文化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可是有些同誌低估了成績，誇大了缺點，說冒進了，吹起了一股風，把多快好省幾個東西都吹掉了，影響了今年的經濟建設，特別是農業的進展，給群眾潑了涼水。”

　　麵對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有口難辯，隻好檢討，說：“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多快好省幾個東西，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影響。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不會滿足於周恩來這個“不深刻”的檢討，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周恩來，他拿著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乘風破浪》一文，責問周恩來說：“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隻得回答說：“寫不出來。”

　　毛澤東嘲笑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1958年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把“反冒進”跟右派聯係在一起，說：“反冒進的人說1956年是冒進，右派攻擊1956年是全麵冒進，二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

　　（4）

　　麵對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非常被動，隻有檢討，再檢討，沒有人站出來支持周恩來，甚至沒有人為周恩來說句話解圍，這讓周恩來感到寒心。特別是對劉少奇，因為劉少奇是與周恩來一起“反冒進”的，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支持周恩來的社論。現在劉少奇卻一聲不吭，好像“反冒進”與他無關似的，這讓周恩來非常生氣。十年後在文革中批判劉少奇時，周恩來還特別提起當年的事，忿忿地說：“1956年帶頭反冒進的就是劉少奇，還有陳雲，我也有責任。1958年南寧會議上，我作了一個自我批評，劉少奇一點自我批評精神也沒有，陳雲也沒有自我批評，最後隻好由我兜起來。”

　　在黨、政領域打擊周恩來的同時，毛澤東也沒有忘記在軍隊中肅清周恩來的影響。1958年5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進行所謂“反對教條主義”的整風，但整風的目標直指周恩來在軍隊中的兩大基石：劉伯承元帥和粟裕總參謀長。這次彭德懷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毛澤東的打手，把劉伯承批得當場流淚，並公開揚言“要把粟裕批倒批臭!”

　　軍隊中批判劉伯承和粟裕的溫度越升越高，最後上升成為“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彭德懷說：“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貫穿我軍三十多年的曆史。目前軍隊中的錯誤路線，實際上是曆史上的錯誤軍事路線在某些範圍內的複活，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

　　彭德懷說的“貫穿我軍三十多年曆史的兩條軍事路線”，軍內高級幹部都知道，這是指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和周恩來的軍事路線。最後，劉伯承辭職，粟裕解除總參謀長，兩人都被逐出軍界。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加大對周恩來的打擊力度，特地安排讓周恩來在大會上作檢討。周恩來在大會上檢討說：“我當時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眾實踐更啟發了我，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帶方向性的動搖和錯誤。”周恩來又強調他要向毛澤東學習，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曆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來的這個“深刻檢討”，毛澤東總算是認可了，說：“反冒進的問題，現在搞清楚了，我們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但同時他又說：“黨內最好不要出現分裂。當前可能發生的大災難有兩個：一個是戰爭，另一個是黨內分裂。曆史上曾發生過黨的分裂，往後也可能有新的分裂，希望中央委員會特別注意顧全大局。”

　　這是毛澤東婉言向周恩來說，希望他顧全大局提出辭職，以免黨的分裂。毛澤東知道，如果周恩來真的頑抗到底的話，出現黨內分裂，甚至戰爭，都是可能的。周恩來當然明白毛澤東的意思，於是“顧全大局”地在1958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用巧妙的詞句提出辭職說：“請大家考慮我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

　　（5）

　　不過在會議表決上，多數人還是認為應該給周恩來留個麵子，他的總理職位總算被保留下來。但毛澤東還是寫了一個政治局常委排名表，把本來在黨內排名第三的周恩來，排到了第六，排在林彪、鄧小平、彭真之後，這就等於向黨內宣布，周恩來降格了。

　　之後毛澤東宣布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直隸中央政治局領導，這樣毛澤東就完全奪取了周恩來的財經大權，開始由他本人直接領導中國的經濟建設。這樣一來，黨內的勢力分配也發生巨變。毛澤東接管了周恩來的財經大權，清除了周恩來在軍隊中的力量，勢力由45%驟升為70%，劉少奇的勢力還是15%，朱德的勢力也還是5%，但周恩來的勢力由35%驟降為10%，國務院也成了有名無實的“花瓶”，周恩來隻做一些迎來送往的跑龍套事情。

　　毛澤東奪取周恩來財經大權的時候，是得到黨內大多數人支持的。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周恩來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大躍進，結果造成工農業發展速度下降，這反過來證明毛澤東提出的大躍進是對的。這似乎又再一次證明，毛澤東是英明遠見的，毛澤東再次成為正確路線的化身，他在黨內的威信驟然上升。毛澤東趁著這股東風，著手修複他在1956年的八大上被反對掉的“個人崇拜”。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重新提起個人崇拜的問題，講了這樣一段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掌握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

　　這時，劉少奇立即擁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觀點，說：“我這個人，曆來是積極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現在我還要搞。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很多重大問題都是主席提出來的，我們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主席。”

　　黨內排行第二的劉少奇這麽一說，很多人立即檢討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特別是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甚至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隨著毛澤東在黨內勢力的驟升，四處響起一片對毛澤東的頌揚，有人說：“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人說：“毛澤東思想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要以學毛主席著作為主”；有人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和最高標準”；有人說：“毛澤東同誌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是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各種肉麻的吹捧無所不有。盡管那時吹捧毛澤東還沒有達到文革時那樣登峰造極的地步，但勢頭也相當的可觀。

　　（6）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劉少奇在這些事情中，做得不夠磊落，沒有應有的擔當。本來“反冒進”是周恩來和劉少奇共同發起的，可是當“反冒進”出了問題之後，劉少奇立即腳底抹油溜開，讓周恩來一個人承擔責任。如果那時劉少奇站出來和周恩來共同承擔責任的話，毛澤東就不會贏得那麽多的權力，周恩來也不會輸得那麽慘，大躍進就有可能避免，劉少奇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的悲劇也可以避免。另外，劉少奇的立場太不堅定，本來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他是力主反對個人崇拜的；可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劉少奇又搖身一變，變成力主支持個人崇拜了。

　　1958年之前，中共黨內還是比較民主的，這是因為黨內存在周恩來這個能夠製約毛澤東的人；到1958年之後，中共黨內形成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也是因為失去了周恩來這個能夠製約毛澤東的人。這次周恩來的“反冒進”與毛澤東的“大躍進”的鬥爭，是中共建國後的第一次路線鬥爭，毛澤東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路線大勝，而周恩來的穩步建設社會主義路線大敗。不過與後來的路線鬥爭相比，這次路線鬥爭算是很溫和的，所以常常被人們忽略或遺忘。盡管這次路線鬥爭是溫和的，但它打破了黨內的勢力平衡，為後來的殘酷路線鬥爭埋下了火種。在這次路線鬥爭中，劉少奇和彭德懷都是幫毛澤東肅整周恩來的重要角色，而這兩個人之後又因為這個死於非命，幾乎就是一個現代版的冤冤相報故事。

　　毛澤東在黨內取得絕對優勢之後，親臨一線指揮國家經濟建設，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果然是得心應手，沒有任何製約。毛澤東想怎麽幹就怎麽幹，這就是大躍進的領導體製和指揮班子。當初毛澤東充滿自信地說：“我就不信，搞經濟比打仗還難。”可是毛澤東的自信很快就被粉碎了，他領導的大躍進很快搞成了大饑荒，毛澤東不得不引咎退居二線，從周恩來手中奪來的財經大權，又悄悄地送還到周恩來手中。

　　1960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是毛澤東的滑鐵盧。這次會上，由於國民經濟已經到崩潰的邊緣，毛澤東隻得交出所有的黨政大權，隻保留軍隊中的權力，退居二線。此後黨中央由劉少奇主持，國務院由周恩來主持。此時的毛澤東，也嚐到了人間的世態炎涼，那些吹捧他的人，現在又開始批評他了，他們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毛澤東被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公開自我檢討。

　　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中共黨內的勢力又發生巨變，到1964年的時候，毛澤東在黨內的勢力大大減弱，隻有約35%；而劉少奇的勢力大大增強，達到約30%；周恩來有30%的勢力，林彪有3%的勢力，朱德有2%的勢力。在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因為黨內的勢力較為均衡，所以這段時期比較平和穩定，民主氣氛也比較好。毛澤東發起文革之後，再次打破的黨內勢力平衡，中國又進入了新的動蕩時期。【本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