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李鵬出訪的衣食住行

 

從表麵上看，時政記者國內國外、天上地下、海上暢通無阻。記者的足跡可以遍及全世界。大車進、小車出，好不風光。時政記者參加的活動轟轟烈烈、豐富多彩。許多人都以為時政記者準是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可有誰能體會個中的苦衷呢？

僅就中國記者跟隨中國總理出訪為例，看看記者所遇到的困難。

1994年4月，李鵬總理訪問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共和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蒙古。

衣

4月的北京早已春暖花開，吉爾吉斯共和國的山頂上卻是銀裝素裹，白茫茫一片，而與之形成對照的土庫曼斯坦氣溫卻高達32度。所以每個記者攜帶的冬衣、夏裝塞了滿滿一箱子。由於世界地理有時差，有一年，我在中國、澳大利亞、拉美過了3個夏天。

這次隨李鵬出訪，比較狼狽的是中央電視台記者王桂林。他原來是專門采訪經濟消息的。退休前，照顧老王出次國。年過50的他，這是第一次加入到時政行列。這次他出師不利，從北京上飛機到烏茲別克這是第一站，可他的行李箱丟了。沒有刮胡刀，又不好意思向別人借，隻見他滿臉胡須，一套黑色西服穿了一路。一件白襯衫從4月16日一直穿到20日。當李鵬和夫人朱琳知道此事後，馬上托禮賓司司長送給老王兩件白底蘭條騎士牌襯衫。此後，又送給他兩條領帶，解決了這位記者的缺衣之急。我們幾位女記者隻能輪流供應他稿紙。

出訪期間，往往是一天換一個地方，忙一天深夜才能洗衣服，經常是一兜濕衣服從這個國家提到另一個國家。

食

先發稿，後支鍋是隨訪記者的特點。當時的中亞四國生活條件比較困難，食品奇缺。商店的貨架上空空如也。由於記者的采訪任務重，一個活動接著一個活動。代表團去吃飯時，記者需要去發稿。發完稿，下一場活動又開始了，采訪完這場活動，記者又去發稿，根本沒有時間到街上找餐館。再就是我國的經濟還不發達，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每天隻發給記者10美元的生活費。隨國家領導人出訪的記者一般都住在高級賓館。在賓館用餐，一頓早餐就把國家規定的全天的指標用完了。

各國都在進行外事改革，不邀請記者參加歡迎宴會。出發前，外交部早與各新聞單位打過招呼，所以，每位記者都有一個電熱杯。20多名記者帶的方便麵、八寶粥、幹果、鹹菜等食品足能堆成一座“小山”。出發前，我們做了準備。

1994年4月13日晚，中新社記者李偉來電話告訴我要帶手紙。她帶了30包方便麵。國際台殷立清說：“幹脆買一箱30包方便麵。”她還帶了一箱餅幹。新華社5個記者每人一個電熱杯。新華社攝影記者劉少山、李學仁帶100包方便麵，30根香腸，10隻燒雞。新華社文字記者帶了兩箱60包方便麵。自帶一個小衛星發稿。中央電視台10個人帶96包方便麵，還帶了肉。王晶帶了海帶湯料。過法林帶50包方便麵，2筒八寶粥、4筒米飯。我隻帶18包方便麵，6筒八寶粥。

1994年4月18日離開北京。我在飛機上寫到達的未定稿。15點10分，飛機從雪山上空經過，下麵一片白色。19點20分，審稿。晚餐在飛機上吃了四個棗大小的點心，殷立清沒舍得吃，留給先期到達烏茲別克的馬俊小姐。

發完稿以後，記者的房間很熱鬧。中央電視台小段的電熱杯由於插頭型號不對，隻能到別人屋要水喝。中國新聞社記者李偉別出心裁，居然給我送來一杯方便湯。我帶的魚皮花生豆也成了大家的搶手貨。離開北京時，我誤認為是外交部怕記者晚上寫稿太晚，讓帶點吃的，臨時充饑。所以我帶的食品最少。在工作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我比別人多了一項任務：每天計劃供應糧草，連飛機上發的像核桃那樣大的四個小點心，也成了我在烏茲別克的一頓晚餐。

其實，這些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不僅是在發展中國家，在日本采訪胡耀邦的活動，兩個橘子頂一頓飯。在澳大利亞采訪胡啟立的活動，餓得胃疼。在加拿大采訪萬裏委員長的活動，因電熱杯的插銷型號不對，隻好用洗臉間的水泡方便麵。有時用牙刷當筷子。在希臘，坐汽車40多分鍾才找到一家餐館。在外采訪，整天口幹舌燥。我是廣播記者，許多稿件需要自己播音，水對於我來講比什麽都重要。所以，每次出訪歸來，兒子都給我準備兩個大西瓜。

住

中亞四國的首都沒有高樓大廈，沒有繁華的街道。我在吉爾吉斯和哈薩克斯坦住的賓館，深夜和清晨可以聽到鳥鳴雞啼、狗吠狼嚎，簡直就像置身於田野山村之中。

在烏茲別克斯坦飯店，我走進1132房間一看，床上隻有一條白布床單。床單下是坑坑哇哇的彈簧，凹凸不平，難以躺臥。洗漱間沒有洗漱用品。攤紙寫稿，桌麵麻麻點點，難以下筆。這樣的賓館每天須繳幾十美元。

最難熬的是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1994年4月22日晚上，氣溫驟降，伊塞克湖飯店的房間裏，每人隻有一條毛毯。我把僅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和衣而臥，還覺得冷。第二天所有的記者都叫苦不迭，戲說自己當了一夜“團長”。

這使我想起1986年7月3日，我采訪趙紫陽總理訪問羅馬尼亞時，住在黨中央招待所，房間裏沒有電扇、沒有空調、沒有扇子、沒有蚊帳、沒有蒼蠅拍，一夜用濕毛巾粘了18個蚊子。在土耳其，隨中國總理出訪的記者住在海濱飯店，窗外就是馬路，到海邊遊泳的人，南來北往不斷。衛生間的下水道堵塞，髒水到處橫流。時政記者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隻住高級賓館。

行

重大的政治外事活動日程排得很緊。時政記者一般都是在飛機、火車、汽車、輪船上寫稿。這樣，一到目的地就可以馬上發稿。在澳大利亞，有一天，我坐專機，下專機。換乘班機，下班機。換乘直升機，下直升機。上班機，下班機。上專機，再下專機。幾個小時內折騰10次。那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可我們還得在飛機上寫稿、錄音。

隨國家領導人出訪的記者不能每個人都上專機。一部分記者需要提前到達被訪問國家。不能上專機的記者行動起來非常困難，計劃時間、訂機票、提行李等很麻煩。李鵬訪問西亞四國時，光明日報、新華社常駐記者，自己開車，長途跋涉，翻山越嶺追趕代表團采訪。

1994年4月20日到土庫曼，記者聽說“土庫曼總統舉行歡迎李鵬總理的宴會，也請了記者。租一輛車才要46美元”。就這點事把記者們高興的一致稱讚“太周到了，請向大使轉告記者們的謝意”。

在土庫曼還有一個故事。李鵬出訪前，外交部向新聞單位發了通知，要求廣播電視部派一個人打前站，聯係新聞事宜。按說，外交部新聞司已派了打前站的同誌，別的單位就沒有必要再浪費這筆錢了。土庫曼外交部早給新聞單位安排好了住處。可我們的外交部對人家說：“不要管他們，記者是自費。”結果，我們到了土庫曼後處處交錢，其實也都是國家的錢。中央電視台的王某某和肖建生隻好住在亞洲飯店，而禮賓司的同誌是住在國家賓館，聯絡極不方便。亞洲飯店的早餐10美元，肖和王隻好吃方便麵。大使館的人說：“你們沒說還有三個人打前站啊！”確實，過去沒有打前站的。不坐專機的記者一共7人隻定了5張去吉爾吉斯的機票。三個記者在機場等退票。隻等到兩張，結果電視台的肖建生隻好沒到吉爾吉斯，從土庫曼就回北京。而電視台的王桂林從土庫曼到了吉爾吉斯後，身上分文沒有。因為，錢都在肖建生兜裏，肖把錢全他都帶回國了，王桂林隻好靠借債過日子，。況且行李箱還丟了。

還有一個故事，中國日報記者王浩第一次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心裏很緊張，早早到處拜師，就求我幫他。結果到飛機場後才發現他持的護照隻管一年，早過期作廢了。人沒走成，而沿途幾個國家賓館的門上都貼著“王浩”的大名。

4月22日，李鵬圓滿結束對土庫曼的訪問，前往吉爾吉斯共和國。

18點半到機場。由於歡迎李鵬的車隊太長，記者的車跟在後邊，行進很慢。新華社記者劉少山和李學仁就在麵包車裏就地擺攤，倒藥水，測溫度，洗起照片。學仁說：“這樣可以爭取時間，一到賓館就可以馬上架機器往北京傳稿。”

應該是14點15分離開土庫曼，我發完稿後，已到出發時間，這時還沒有結帳。慌亂中，一不小心把我的右腳扭傷，疼痛難耐，腳指頭腫得像個紫蘿卜。飛機上醫生給噴了“好得快”藥水，還找來冰塊冷敷。這下給後幾天的工作帶來極大不便。這種事對於我來講，已有過好幾次：采訪孟加拉主席訪問杭州，在船上，我的左腳扭傷。采訪第六屆全國政協，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我的右腳扭傷。耽誤了重大采訪任務，臨時換了記者。1988年10月12日，一天之內，我在中南海先後采訪了全國十佳少先隊員拜訪鄧穎超奶奶、江澤民會見全國少年兒童工作者代表、李鵬會見中直機關政工會議代表。由於急著發稿，找車，被台階絆倒，眼鏡腿摔壞了，臉腫得老高，忍著疼痛發了3條文字消息，兩條錄音報道。

這就是當年時政記者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