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爵

拿黨籍賭來的報道

1986年時，台灣當局對大陸執行的還是幾十年堅持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使海峽兩岸關係處於隔絕狀態。

1986年5月3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正駕駛王錫爵利用經新加坡、吉隆坡、曼穀到香港的機會，突然轉飛廣州，回到闊別了37年的祖國。這是舉世矚目的事件。

我有幸采訪了這一事件的四場活動。即：王錫爵先生駕機到北京。田紀雲接見王錫爵。王錫爵舉行記者招待會。B198貨機飛往廣州。每場活動都及時發稿。

我的體會是“果子不會從天降”，隻要本台爭取采訪，自己寫稿，主動送審稿。說明廣播時效性強，主管部門是會支持我們的。

這次報道概括為六個字：合情、合理、合法。

我在采訪中了解到：

錫爵是四川遂寧人。1949年，18歲的他，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飛行曆史達兩萬多個小時。

王錫爵在台灣有妻子和兒女，專業稱心，生活富裕，但他思鄉心切，看到與大陸“三通”遙遙無期，又特想在有生之年看到父母；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響應大陸和平統一的呼喚；對台灣的一些不公事也令他憤慨。基於這種思想，他早有回到祖國的念頭。他也曾想過駕駛客機時借機飛回大陸，那樣驚動的旅客太多，不合適。選擇貨機下手比較單純，但華航機隊中隻有兩架貨機。為此，他提前一個月向公司申請飛東南亞到香港的貨機。1986年5月3日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葉落歸根。這架B198飛機是1980年以6000萬美元從盧森堡買的。5月2日，他與副機師董光興、機械員邱明誌從台北飛到新加坡住了一夜。第二天再飛吉隆坡、曼穀到香港。當飛機快到香港的時候，王錫爵故意把邱明誌支開，讓他去拿水果。他乘機對董光興說：“老大哥，最近國際上劫機事件很多，咱們很久沒做反劫機演習了，來場演習吧！”隨即就把董光興雙手銬在座艙把手上，等邱明誌拿水果回來，王錫爵才亮明要飛回大陸，讓他們不要反抗，否則，同歸於盡。這樣，王錫爵才順利地飛回了祖國大陸。

他的行動轟動世界，令人讚歎。

當天晚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林若、廣東省省長葉選平在廣州珠島賓館宴請了王錫爵。王錫爵激動地說：“我很想念大陸山河和親人，現在見到你們很高興。台灣同胞都盼望兩岸能夠通商、通郵、通航。”

當時，這可是石破驚天的大事，意義重大，迫使當時的台灣當局領導人，同意由台灣華航出麵同大陸中國民航會商。由此，開啟了兩岸正麵接觸和對話的先例。以後，在中共中央和平統一、一國兩製基本方針的推動下，當時的台灣當局領導人更迫於國民黨老兵對大陸家鄉和親人的強烈思念之情，調整了對大陸的政策，於1987年開放了島內民眾赴大陸探親，使兩岸關係出現了新局麵。

1986年5月3日，中國民用航空局給台北中華航空公司一封電報。電報中說：“你公司波音747貨機一架，於5月3日15時10分飛抵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大陸定居。我局邀請你們盡早派人來北京同我局協商有關飛機、貨物和機組其他成員的處理問題。”台灣華航公司表示，將遵從政府規定的“不予接觸的原則，對談判不予理睬”。

1986年5月4日，台灣交通部政務次長朱登舉表示；這個事件應由華航通過第三者處理，與政府無關。

大陸方麵做得很妙，一再聲明：中國人的問題，中國人自己能解決，無須通過第三者處理。雙方陷入僵持狀態。

1986年5月5日，中央召集宣傳單位開會，確定報道口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台長王汝峰傳達說：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一要站得高一點，落落大方，不要就此事大做文章，也不應低聲下氣。二、宣傳要適當，表揚王錫爵用實際行動飛回大陸，搞“三通”。三、爭取台灣派人來，蔣經國不搞“三通”行不通，不得人心。對王錫爵我們歡迎，其他二人尊重他們的意見。四、稿件送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先審。原則上由新華社發統搞，如果各單位要采寫稿件，由秘書長審。王錫爵去外地的稿件也要由陳俊生審。

5月3日，胡耀邦定了調子，性質是起義，對外不這麽說。為的是下一步好做工作，不要用回歸、起義、投誠來壓人。願意留，我們歡迎。願意走，就走，說明不是我們逼著他們來的。不是不做文章，而是不拔高，不搞專題訪問。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台長楊正泉說：這兩天，嚴格按照中央的規定辦事。中央決定由新華社發稿。大家想想辦法，怎樣爭取時效。

5月5日下午，中央台臨時召集有台長、新聞中心副主任、時政部、台播部記者參加的會，再次傳達國務院的指示。會上強調：我們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在這件事上不能自作主張。國務院要求新華社統一發稿。我們的記者可以采取積極態度，萬一沒有發稿權，也不必勉強。

1986年5月6日，早上我一上班，就被叫到台長辦公室。台長派我去飛機場采訪王錫爵到北京的消息。當時他給我的任務是，自己不寫稿，晚上《新聞聯播》前到新華社抄一份稿子就行。

離開台長辦公室，我心裏一直在嘀咕，“自己不寫稿？這怎麽行！”

5月6日7點半，我就到達機場，由於到的太早，接待單位的同誌還沒有進現場。我隻好等了兩個多小時。

在飛機場休息室，我采訪了特地從四川趕來的王錫爵的父親王伯熙和兩個弟弟。采訪中得知，1982年在香港時，王錫爵寫信給父親，讓他到香港見麵，任何東西也不要帶，隻捎一包家鄉的土。他對父親說：“如果這一生回不了大陸，就與這包四川的土同葬。”多麽赤誠的愛國心啊。再有半個小時，這一家的父子、兄弟就可以重逢。而海峽兩岸還有多少父子、母女、夫妻、親友不能團聚？一種骨肉同胞分離的酸楚悠然而生。

上午11點多，我們離開機場休息室。聽到從東邊傳來隆隆的轟鳴聲。機場工作人員通知我們華航的飛機到了。我向接待單位說明，我要先發一條簡明新聞。開始，接待單位的同誌說：“昨天晚上，你們的領導參加了中央和國務院有關事宜的會議，要等新華社發通稿。”我說：“那樣就晚了。新聞單位要求不同，我們中午有新聞節目。”他說：“等活動結束，你跟著我們的車去中南海國務院再說。”我說：“機場到城裏需要一個小時。”我反複說明稿件的重要性。他還是不答應。我說：“來了那麽多外國記者，咱們不發，人家也會發。”我從走廊跟他到大休息室，又從大休息室跟他到小休息室，一再說明，我不會發更多的內容，隻是告訴聽眾，王錫爵的飛機已經飛到了祖國首都，誰誰去接就行。我把稿件念給他聽。他還是不願答應。我急了，拍著胸脯說：“我拿自己的黨籍向你保證，稿件絕沒錯。今天來了那麽多海外記者。大陸不能等到晚上才播。”接待單位的同誌被我纏得沒辦法，隻好說：“好吧，我也鬥膽批準中央台先播。”

於是，我迅速用電話把稿件傳到編輯部，編輯馮素瑛也積極配合，臨時安排節目次序，臨時請播音員錄音。飛機11點零7分到達到。我們搶先定稿。11點半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簡明新聞》中播出了。那時，記者們的通訊工具落後，還沒有手機和電腦。我是現場發的第一條新聞稿。比各報早發20多個小時。

發完稿，我趕快到機場，隻見東邊滑行過來一個龐然大物。快速看到機艙裏坐的駕駛員穿著台灣華航的短袖製服。當200多中外記者站在南邊，麵對飛機，向上看，隻有我一個人是站在北邊，背對飛機，麵對觀眾。眼睛向下看。我在捕捉這位82歲的王伯熙老漢見到大兒子時的表情，是想聽聽王錫壽見到大哥時的第一句話和第一個動作。暮年之時，誰不想親人？飛機慢速滑到人群前，還沒有停穩，發動機還在哢塔哢塔作響。從四川專程來接親人的王錫壽早已經透過駕駛倉的玻璃，看見了他大哥，然後趕快拍拍父親的肩膀指給父親看。鶴發童顏的王伯熙熱淚盈眶，連聲說：“看見了，看見了！”我把這個細節寫進了稿中。當飛機停穩後，我才看見貨機上寫著“B198號和中英文寫的中華航空公司”字樣。接著是歡迎的場麵，握手、講話聲。平時，隻給主賓獻花，這次還向王伯熙大爺獻了花。我在新聞稿裏還寫了一些人情味的細節。做記者就是要眼明耳靈。走出機艙的王錫爵內心活動複雜，外邊可以看得出他很激動，隻嚴肅地說了一句“大家好！”

中國民航局局長胡逸洲向前跨了兩步，迎上前去，同他握手。在亂哄哄的人群中王錫爵轉過身後，突然發現自己父親和兩個弟弟也特地從四川趕來迎接。他頓時喜笑顏開。輕輕地說：“您老也來了。”接著，他深情地講了一段盼望海峽兩岸早日通航，盼望祖國早日統一的肺腑之言。他說：“謝謝大家這麽熱情地歡迎我。我能回到祖國大陸，非常高興。祖國提倡海峽兩岸通商、通航、通郵。今天算是一次首航儀式。我希望從今以後能加強海峽兩岸的交通來往。我盼望祖國的統一事業早日實現。”

胡逸洲說：王先生的行動充分表達了海峽兩岸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再次說明首先實現通航、通郵、通商以至進一步和平統一祖國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他說：這次到廣州的還有副駕駛董光興、機師邱明誌先生。我們主張“三通”，來去自由，對他們，我們將充分尊重他們本人的意見。中國民航局已發電邀請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盡早派人來北京商談飛機、貨物及其他人員的處理問題。我們認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應該由我們自己解決為好。胡逸洲歡迎王錫爵到老家和各地看看，歡迎王先生為發展祖國的民航事業和四化建設做出貢獻。

離開機場進城已是12點半，中午寫好稿已是下午兩點。我立即送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審閱。下午三點定稿，此稿同時也送胡啟立一份。廣電部三個台（國際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都用的我寫的稿。

下午，田紀雲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王錫爵時，新華社記者利用此機會讓在場的國務院副秘書長王書明審查上午貨機到北京的稿，晚上五點又要新華社再把稿子送到秘書長那裏審。果子不會從天降，如果等新華社發稿就大大的晚了。廣電部三台的重點節目就無法及時播出。

我的稿件符合報道口徑，非常合理。集中體現在田紀雲會見這條消息上：開始就闡明和平統一祖國是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王先生是順乎曆史潮流的舉動；繼續宣傳了海峽兩岸實行“三通”，來去自由的主張；希望台灣方麵能來談判。王錫爵表示相信，祖國一定能早日統一。此稿在當天下午四點在現場定稿。電話發稿。

第二天，1986年5月7日，王錫爵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我記得，他開始講話前就說。“我不會講話，又因為年紀大需要戴眼鏡，尊容不好看。”他說，“我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對祖國的傳統文化，倫理道德，風光文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種思鄉之情與日俱增。”他用大量篇幅揭露了台灣政府政治上腐敗，經濟犯罪多如牛毛，中華航空公司年年經營不善，交通很亂。他感到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精神壓力很大。他說：“回到祖國是他多年的心願，加上令人壓抑的原因，加速了我投奔祖國的決心。”他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生活水準一天比一天提高。人民個個都能安居樂業，享受太平盛世。他說：“要達到這個境地，還需全國上下加倍努力，因為我們比先進國家起碼落後了20年。”他號召與台灣“三通”，這次是首航典禮，要為祖國提供航空服務。他聲明這次回國是他個人行為。台灣當局不要迫害他的家人、長官和同事，他們是無辜的。

稿件是送國務院秘書長審定。王兆國刪掉“空中沒有打鬥”這一段。

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根據中國民航與中華航空公司在香港達成的交接貨機和兩名機組人員的協議。這是海峽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新標誌。北京與台北在談判中，不涉及政治，純屬業務會談。雙方各做了一大讓步。這在國際上反映強烈。

雙方達成的協議要求雙方共同遵守。協議達成後，停留在北京15天的貨機飛往廣州，準備在24日在香港辦理交接手續。

我在報道中不渲染，不大做文章，及時準確地做了報道。

5月20日上午11點，我突然接到部總編室通知，要求我下午一點半到首都機場，采訪B198號貨機飛往廣州的消息。這次又來早了，坐等了一個半小時才了解到：飛機由中國民航機組駕駛，王錫爵不來送行，沒有高級領導人出麵。不涉及談判中的情況。這些精神新華社記者已於頭一天晚上就知道了，並寫好了未定稿。此活動，主管部門再三強調由新華社發通稿。

我邊采訪，邊寫稿，著重從聽眾關心的幾個問題寫起。如：誰駕駛？飛何處？飛機維護與保養情況。

在回城途中的汽車裏，我把稿件改好，直接坐車去國務院。台播部的劉軍同誌冒著炎熱在中南海西門把稿件抄好，一直等定稿後才回台。稿中有一段話很有意思。飛機起飛前，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長李學忠對記者說：“華航波音747貨機在北京停留期間，中國民航北京維修基地對飛機進行了很好的維修和保養，機艙內外都打掃得幹幹淨淨。飛機處於良好的適航狀態。”

我去人民大會堂采訪另一個新聞活動了。

下午18點新華社的稿子還沒有送審。中央電視台的稿件到19點零5分還沒有找到審稿人，隻好又用我寫的稿件了。再配上他們拍攝的畫麵。

采訪現場，《大公報》記者鞏雙印對我說：“我真羨慕你，你可以近距離采訪，稿件寫得那麽細，那麽有感情。”國際台副台長張振華也說：“早上我聽了中央台的新聞，稿件比其他新聞單位寫得好，有感情，生動。”

幾天後，廣播學院新聞係主任曹璐把這篇稿件要走，她要給學生講講，記者要機敏，隨時注意抓獨家新聞。

1986年6月11日，廣播電影電視部辦公廳編印了第28期簡報，發向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各省市區廣播電視廳，介紹了“王錫爵駕機返回大陸事件報道情況”。

簡報中說：從5月3日到23日，20天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稿18條，其中自采5條。這次報道任務認為完成得好，引起海內外重視，受到觀眾、聽眾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