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陵遊子
美國大學申請遊戲規則和戰略戰術探討
恩師戴安邦先生離我們遠去已經19年了。19年前，當我結束了橫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99海洋環境考察，回到西雅圖時，接到了戴先生的助手、我的博士生副導師陳榮三教授的來信。信中詳述了戴先生病重和逝世的情況。得知噩耗，我心中非常悲痛。今年5月份，我代表費城校友會回到母校參加校友代表大會, 當年在戴先生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的情形又曆曆在目。謹以此文獻給母校和戴先生。
1978年，15歲的我跨進了南京大學化學係的大門。高考複習時，已從各種報紙宣傳上得知戴安邦先生是名滿天下的著名化學家。在化學係新生歡迎會上，輔導員朱育平老師向我們介紹了一位慈祥謙和的老人、我們的係主任戴安邦教授。戴先生炯炯的目光中充滿了智慧。他翩翩的學者風度一下子吸引了我和其他同學。在南大的十多年裏，我們議論過多次誰是南大最具風度的教授。對第二名的見解各有所異，但第一名大家都認定是戴先生。
轉眼到了1986年，我完成了物理化學本科、環境化學碩士的學習後，有幸考上了戴先生的博士生。當時，戴先生已在配位化學的幾個主要領域培養了得力助手，其中包括1991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的遊效曾先生。我所在的小組由陳榮三教授具體負責。陳老師是戴先生50年代的研究生，所從事的“矽酸配位化學”研究是戴先生長期致力發展的一個方向。研究成果曾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這是南大曆史上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直到2006年，閔乃本先生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這個記錄才被打破。別組的同學常戲稱我們組是“嫡係”。
但我一進這個組，馬上就感覺到，所謂的“嫡係”就是戴先生對我們要求更高，批評更嚴厲。博士生的第一學期是邊上課邊查閱文獻，準備論文開題。戴先生和陳老師讓我在矽肺發生的生物無機化學機理方麵進行研究。這是一個介於化學、生物、醫學、環境科學、勞動保護等學科之間的邊緣交叉學科。我入學後，查閱了大量國內外文獻，寫出了英文的文獻綜述和研究計劃。陳老師審閱後，交給戴先生。沒幾天，戴先生把我找去，對我說：“你寫的這個東西，每一句看語法上都沒問題，但通讀全文，越讀越不是味。為什麽呢？我讀了這方麵的一些文獻，發現你的綜述中很多地方直接引摘原文。而每一個作者的寫作風格是不同的。這樣一來，你寫的東西就變成了別人的句子的拚盤，而不是一篇文章。你要消化你讀過的東西，把它變成自己的語言。等到寫得多了，要形成自己的風格，讓別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寫的。我粗粗改了一下。你再作進一步的修改。”當時，我總以為寫科技英文隻要沒有語法錯誤，句子通順就行了。戴先生的一席話讓我醍醐灌頂，原來科技英文的寫作也應達到如此境界。我接過戴先生改過的稿子，上麵已用不同顏色的筆改了好幾遍，還有很多箭頭畫在上麵。有的地方甚至改得看不出原文是什麽內容。我拿去謄清、修改、再謄清後，交給戴先生，戴先生又是如此。改了三遍，才通過了。
1987年，令全球化學界矚目的第二十五屆國際配位化學會議在南京舉行，戴先生榮任大會主席。作為主持單位，南大配位化學研究所被錄用的論文自然不少。一天，戴先生將我們召集在一起，讓陳榮三老師演讀將要在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陳老師講完後，戴先生馬上嚴肅起來：“你父親當年和我在金陵大學同學時，英文比我強多了。你的英文發音怎麽這麽不準呢？”“我大學念了兩年就上山打遊擊去了”，陳老師剛委屈地申辯了一句，就被戴先生打斷了：“不管什麽理由，你是教授，要給學生作出表率。”戴先生走了以後，陳老師朝我們苦笑道：“戴先生就是這樣，一點不留情麵。”
1989年，我完成了三年的博士階段學習，準備論文寫作和答辯。三年下來，在戴先生和陳老師指導下，我自忖在專業上已有很大進步。但在把論文送給戴先生之前，心中仍然忐忑不安。果然，又被戴先生發現了問題。有一篇文獻，是我剛剛讀過的。閱讀時已把該文獻的期數和頁碼記在筆記本上。引用時我根據筆記寫上“1989年第4期”。結果戴先生把這篇文獻找來一看，發現是第3期的。我的論文第一稿3月份交給戴先生。他連續修改了四稿，到5月份才正式打印。在化學係圖書館的閱覽室和書庫中，我經常看見戴先生靜靜地看著文獻。當時戴先生已是88歲米壽高齡。正因為如此，他能多年一直保持在研究領域前沿並在晚年開拓出新的研究方向。
8月份，我終於站到了論文答辯席上，答辯由工程院院士彭司勳先生擔任主席，也許是礙於戴先生的麵子，也許是由於準備充分，評委們提出的問題我大都順利回答了。我正暗自竊喜，戴先生問了我一個問題：“在導致矽肺的矽氧晶體中，絕大多數是二氧化矽，但也有三氧化二矽。這三氧化二矽中的矽是幾價的？”這是一個化學概念方麵的問題。但我以前閱讀的專業書籍均未提及。我也從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我一下子懵住了。陳榮三老師朝我攤開雙手，顯然也不知道答案。再看看其他評委和專家，從他們疑惑的表情來看，也不知道答案。這時，戴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作了簡明、透徹的描述。我至今對戴先生每句話都記得清清楚楚。我不僅知道了這個問題的答案，而且從此以後，在科學研究中對遇到的問題養成了窮根究源的習慣。
在我準備博士論文答辯期間的一天，戴先生讓人把我叫到他家。進門後，戴先生一臉沉重，告訴我，他的老師、金陵大學老校長陳裕光先生去世了。他親自寫好了訃告，並經治喪委員會討論通過，讓我把它用毛筆抄出來貼到校門口布告欄。當我坐下來準備開始寫的時候，戴先生改變了主意，決定自己來抄寫這份訃告。我站在旁邊，看著戴先生用略微顫抖的手抄完了為他的恩師親自起草的訃告，眼睛不由地濕潤了。
1989年我博士畢業的時候，分配形勢非常嚴峻。雖然當時中國的博士還很少，各單位卻愣是進不了人。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有關業務領導有心接納我，但苦於沒有名額，無法操作。戴先生知道這一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土壤所的老院士李慶逵先生，請李老幫助促成此事。在各方麵的關懷下，我終於來到土壤所朱兆良院士課題組，成為朱先生的第一個博士後，出站後到南京理工大學任教。1999年，我發表的文章被SCI收錄論文排名全國環境科學類第一名。2001年，我獲得國際START學術組織青年科學家表彰證書並受聘為以色列國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每當在前進的道路上邁出一小步，我就想起戴先生對我的諄諄教誨和親切關懷。無論在做人、做學問方麵，戴先生都給我們晚輩學生留下了享之不盡的寶貴財富。
原文刊載於《揚子晚報》2002年5月21日B8版, 重發時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