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搬家
和祖慧上次見麵是四年前。老杜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那是1300年前的古代。而在現代，交通那麽便捷，地球又是那麽小，四年的時間真是很久很久了。從我認識祖慧起，沒有這麽久不見麵的，即使她在大洋彼岸。四年前的那次把事兒鬧大了，鬧的妻離子散。鬧完了祖慧跑回美國，叫你恨她恨的牙癢想她想的心碎。那次我對祖慧說，咱倆這輩子沒完。
和祖慧相識18年了，她是中學小女生，16歲。羅丹說女人最美的年齡是16歲，16歲的某個季節，某個月，某幾天。雕塑家的眼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太苛刻太挑剔了。祖慧上次回來，正是30大壽。那天她是我所見最漂亮的一回。她說，比16歲還漂亮？我說，對，16歲沒有今天的震撼力。
16歲的祖慧是清純女孩，她家是我家的新鄰居。那一天還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北大在燕南園蓋了一批教授樓，一樓一底的連排房子，在美國即town house一類。父親這一輩人當了幾十年“臭老九”，能住這房子算三生有幸。父親是曆史係教授，祖慧的父親是西語係教授，兩家成了鄰居。西語教授自有西人的做派，搬家的當天即叫最小的女兒給鄰居送糖果，每家一盒巧克力糖。阿慧跑上我家的台階，摔倒了，膝蓋磕出血。她穿一條藍色短裙，頭上梳著一把抓。我從未見過這般烏黑的眸子，這般透明的皮膚，這般彎曲的嘴唇。我的同學說，阿慧的皮膚用手指輕輕一戳便會淌出水來。她是什麽人都會喜歡的那種女孩：小孩子眼裏的靚姐，老年人眼裏的俊妞，年輕人眼裏尤物。
那年我在北大中文係讀三年級，她在北大附中，說起來是校友，那也是我的中學。總之我們都在中關村長大，黃莊、海澱、中關村、學院路，人民大學的對麵是菜田，圓明園是人民公社的養鴨場。那時候這一帶是文教區，沒有“四通”、“聯想”，也沒有“方正”、“紫光”，沒有今天的商業氣氛。那樣的讀書氛圍使人懷念。
我開始了對於“鄰家女孩”征服計劃，我的同學中的好友無一不懷疑我的計劃，為什麽不找一個大學女生而去追一個無知的中學生呢？多麽荒誕無稽啊！從婚姻價值取向來說，學曆（智慧）、財產、相貌絕不應該隻取其一，三者有其二足矣，比如一個漂亮的才女，或者一個有錢的才女，或者一個有錢的美女，等等。但是當他們中的幾個人見到我年幼的小鄰居，便都睜大了眼睛一個個傻相畢現。這說明我並不是全無理智，或者大家在阿慧麵前不可能存有理智。
阿慧的清純如水並不是一覽無餘，她緊鎖雙眉的時候，表情耐人尋味。她喜歡擰眉心和歎氣，而愁悵之情使她的美麗超凡脫俗。也許她的高貴氣質正是源於愁悵。她出生在1966年，那一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而北大校園正是大革命的發源地。她可以說出生於暗夜，來到世上卻看不到光明。她的家在那幾年中曆盡磨難。在她三歲時爸爸被捕媽媽死於非命。一個女孩子經曆如此童年，印在她麵目上的愁悵不過是曆史的輕描淡寫。她的美麗是如此地打動我，捫心而問，如果不是趁她幼年時死命地追，如她的天生麗質不會屬於我。我們的一段愛是銘心刻骨是夜夢驚魂是巔峰體驗是暢酣淋漓是永誌不忘的情懷。
大一徒呼奈何，我們終於搬出Beech街，搬到埃姆赫爾斯特的閣樓裏。這地方離開法拉盛五六站，南美人、波多黎各人（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後裔，皮膚黑而粗糙，韋爾斯的曆史書稱為“暗白人”）最多，華人也不少，華人食品超市比法拉盛的還大。房主人是紅頭發尖鼻子的西班牙老太婆科斯塔太太，70多歲。大一看中閣樓的麵積大，足有六、七十個平方，可以放從Beech街拉來的破家什。當然，租金便宜，月租金500元，可以使用二樓的洗手間和一樓的廚房。老太婆獨身一人，因此二樓的兩個房間也有房客，同為西班牙人。這地方還有一個好處，院子裏可以停車，強盜給大一剩下福特車嘛。周圍的街區有點拉裏拉遢的感覺，紐約就是這樣，有的地方豪華氣派，有的地方垃裏垃遢。其實Beech街的家什運到埃姆赫爾斯特的還不到一半，床、衣櫃、沙發、書櫥、桌椅，丟掉了一半，廚房裏的家什，餐桌椅、冰箱、洗碗機、消毒櫃全丟掉，院子裏的家什也全丟掉，包括花園桌椅和烤肉機。那小院子裏的烤肉機我也不曾享用過，原想等祖慧回來在小院裏開party。新主人來到之後，這些家什通通會丟掉。在法拉盛的Beech街和羅斯福大街一帶，每周五是丟垃圾的日子，街頭的舊家具堆得老高。美國人經常搬家，搬一回家換一回家具。這一回大一也變成愛搬家的美國人，不過隻有丟家具的份兒，沒有換家具的派頭。
埃姆赫爾斯特的閣樓成了大一和我的“風雨茅廬”。
搬家後過了兩天奚兒來了，她在電話裏問清門牌號就找到了，我和大一第一次來，在這幾個街區轉了好幾圈呢。奚兒闖浪，在東京不就是嗎？奚兒不穿羅伯特太太的晚禮服，換上牛仔裝，小屁股仍是繃得緊緊的。她拎了一堆菜，在“香港超市”買的，除了菜還有一瓶茅台酒。有喬遷之恨而無喬遷之喜，值得用茅台嗎？
“大一，今天和你好好喝一杯！”
奚兒說著到樓下做飯，接著傳來她和西班牙老太婆嘰哩咕嚕的說話。我沒想到奚兒這麽快找來，閣樓上亂七八糟。於是我動手打掃，等一會兒有個吃飯地方。大一蜷在沙發裏，看著我幹活，不動彈。
“來，夥計，動一動！”
我要他幫我抬桌子，他還是不動。我隻好把桌子推得吱吱響。他站起來說道：
“我出去，給你們讓地方。你們辦正經事吧——還做什麽飯！”
說著他要下樓。我攔住他，說：
“我們沒辦過事。”
“沒辦過事？趕緊辦呀！”
可是大一在樓梯上被奚兒堵住——奚兒正端菜上樓——他隻好折回身，裝作沒有要走的樣子，笑著說道：
“好飯不怕晚！”
奚兒做的菜全是辣的，紅紅的，有魚有肉。
“有這樣的菜，你大一哥還要走呢！”我說。
“大一哥要走？去哪兒？去找你太太？”奚兒說。
“我有個屁太太！奚兒，今天你要把咱倆辣倒啊！今天和你不比喝酒，比吃辣，怎麽樣？我吃辣有兩下子。我在重慶吃最辣的山城火鍋，不但辣，還放罌粟殼，夠厲害！”
“比吃辣，好呀！你知道全中國哪兒人最能吃辣？”奚兒用圍裙擦著手眯著眼說。
不管怎麽說，奚兒的到來掃去這閣樓上晦氣，大一一時忘卻煩惱，嘻嘻哈哈的勁兒回來了。於是大一學西北腔說道：
“陝西人說話：美了嘴唇子，苦了肛門子！要說吃辣還是南方人，貴州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對不對？”
“對呀對呀，湖南人最厲害！湖南人最能吃辣的又在哪裏？”
“是湘潭吧，曾國藩、毛澤東都是湘潭人。”
“越說越對！大一，本小姐就是湘潭人！我外婆家在湘潭城裏開煤炭店，外婆的爸爸民國初年經營萍鄉的煤，生意做的很大呢。毛澤東、劉少奇到萍鄉，不過是剛造反的窮書生。從小吃辣子長大，吃辣子能把耳朵吃紅了，吃透明了，再喝一碗滾燙的湯！大一，敢不敢？”
“My god！甘拜下風，甘拜下風！湖南人好生了得，這一回遇上真辣妹子！JFK頭一次見麵，就聞到她身上的辣味兒。奚兒，咱不比吃辣子，不比了不比了！還是比喝酒吧。”
“行啊！”
奚兒打開茅台，閣樓裏溢滿香氣。奚兒一個勁兒逗人，笑得越發可愛。她是同情心，好像她是母親，我們是她的孩子。有同情心也有愛，混合在一起。同情心令人感動，混合的滋味就像剛打開的茅台，未飲而醺。沒有喝白酒的盅，隻好用喝洋酒的高腳杯。
“奚兒真敢喝白酒啊！”我說，再不說話就成了局外人。
“敢。”
“也像吃辣子，從小練的？”
“那可不。第一次喝白酒是大學畢業，最後的party，自助餐和舞會。那天跳了一夜舞，渴極了，四處找水。男孩端來一大碗白酒，說是水，我一揚脖喝了。喝到嘴知道是酒還是喝了。喝了也沒事兒，對酒精沒反應。”
“以後也是這樣？”
“是啊，從沒醉過。”
這一回沒有嚇倒大一，他正需要酒，寧可一醉方休。奚兒的菜放了許多泡椒辣油、湖南豆豉，有滋有味。沒有筷子隻能用叉子，吃魚很難下手，筷子丟到Beech街了。
“茅台酒真不錯呀！這些年喝洋酒，茅台味兒忘了。”
“喝酒人這算數典忘祖。”我說。
“要說數典忘祖，我想起一個人。龍，那本《一個人的聖經》是得了諾貝爾獎，你看了嗎？作者說自己沒有主義，沒有國籍，沒有家，不是中國人。他不得不用中文寫作，他恨不得把中文也丟棄。”
“你到美國十幾年不回去一趟，你算中國人嗎？”我說。
“我當然算中國人。”大一肯定地說。“我看那本小說不怎麽樣，寫文革應該有好作品，這本不行，好作品還沒出來！”
“出來也得不了諾貝爾獎。”
“得獎都是好的嗎？前幾年出了個日本人叫大江，他得獎簡直是笑話！還有比大江更糟的嗎？龍，你是作家，我麽，是評論家……”
一瓶茅台酒填不滿這兩個酒囊，大一又開一瓶威士忌。到底還是大一喝的多，奚兒喝的少。話題從諾貝爾獎轉到奚兒，說起她畢業後的經曆。她讀的是師範大專班，畢業後當了半年初中教師，在順義的牛欄山。幹半年，她嫌道兒遠收入低，不幹了。她先在秀水街賣服裝，又在北小街開了一家書店。說是書店，隻五六個平方，賣流行小說暢銷書報紙雜誌。這樣攢了兩萬塊錢，辦了一家塗料公司，也是小小的。她的袖珍公司在朝陽區三間房開了個小作坊，雇了兩個工人，給郊區的農機廠水泵廠生產塗料。塗料公司辦了兩年多，於是她有了出國的錢。她把塗料公司交給弟弟管著，跑美國來了。
大一說道：
“你這小丫頭片子，我算服了你了！從吃辣子到喝酒到做生意。奚兒，你家祖輩經商，骨子裏就是生意經，你在美國肯定發財！”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奚兒的話現出了她的自信。
“奚兒，你大一哥我敬你一杯！”大一說。
“我說大一哥，咱們甭一個勁兒喝酒，嗨，咱們跳舞吧！”
“好呀好呀！”
大一放舞曲，緩慢的爵士音樂。大一和奚兒把桌子抬開，兩個人抱在一起跳舞。奚兒很會跳，大一更是好手，忽而是醉中的蹣跚，忽而是踢踏舞的輕靈——他因胖大的身軀而愈覺輕靈。薩克斯管吹出的藍色布魯斯好像一團煙霧籠罩住他倆。可是奚兒在大一懷裏向我飛眼兒。一曲完了，奚兒過來請我。
“你見到祖慧嗎？”奚兒靠住我問，悠起來。她說祖慧，我從沒在她麵前提過祖慧的名字，她怎麽知道？
“祖慧不要你了。”
我笑一笑。
“你真的好想她？”
我撇撇嘴。
“剃頭挑子一頭熱吧。”
我瞪她一眼。
“多沒勁呀！”
我在她臉上擰一把，她卻說道：
“剃頭挑子一頭熱，說我自己也差不多。”
奚兒看我不大會跳舞，不認真和我跳，借著酒耍貧嘴，越耍越起勁兒，就像小孩子一慣就上臉。那邊大一嚷嚷開了。
“Up！Up！Grandmother!”
原來房東科斯塔太太走過來看，站在閣樓的樓梯下，仰著她的尖鼻子。大一喊她上來。科斯塔太太咚咚咚上樓，被大一一把抱住，老太婆於是嘴裏衣衣呀呀地旋轉起來。
跳了一陣，大一把房東送下閣樓。他回來仰在沙發上，忽然間淚流滿麵。奚兒看看我，有點不知所措。我擺手叫她坐下，由他去。可是他哭出聲來，鼻涕眼淚直往下淌。奚兒拿紙巾給他，卻不知觸到他哪一根神經，他竟然嚎啕起來。
“大一，別這樣！”我說。“上床睡吧。”
我和奚兒一起拉他，費了好大力氣，拉他站起來。他仍止不住哭，口中囁嚅道：
“可……可憐的Sam啊！你死的好……好慘啊……”
我們就像拖一頭大象，把他拖到床上。奚兒拿紙巾給他擦，接著給自己擦，鼻涕眼淚抺在她身上。後來大一睡去。這是劫難之後他最高興的一天，樂極生悲，最後是痛哭一場。大一睡去當然不能給我們讓地方，想到這一點我就同時想到祖慧，此時祖慧的影子忽然在我眼前放大，變得真切，似乎可以抵禦所有女人的誘惑。再說大一鬧的誰也沒了情緒。奚兒口幹舌燥，灌了一通礦泉水，說她該走了。我送奚兒上地鐵站，奚兒在檢票口給了我一卷鈔票，在我臉上親一口，走了。那是一千塊，正好是她一個月的工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