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茫茫夜
一整天沒看見Jane，Jane躲在樓上不下來。上午我去街角買了幾份華文報紙，《美東日報》辦得好些，它屬於台灣匯合報業集團。祖慧還在台灣，她叫我把電話留給哥大的蘇珊小姐。不知還要幾多天，祖慧的電話才會來。我又給奚兒打了一個電話，這一回是琪琪接的。奚兒不在，琪琪的話令我大吃一驚：
“啊，是作家嗎？你好你好！奚兒到斯坦登島去了。斯坦登嗎？曼哈頓的南頭，乘地鐵換巴士，三個小時才能到呢。奚兒昨天去上班了。是啊，打工！在猶太人家帶小孩。猶太人是醫生，收養兩個中國孩子。她看報上的廣告，前天去應聘，昨天去上班。是啊，真痛快！作家，你給她打電話吧！”
昨天是到紐約第三天，奚兒上班了，真是奇跡！奚兒是那種說幹就幹的女孩，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了！低賤工作不需要“工卡”。
我於是給奚兒撥電話，接電話的是個洋女人，大概是醫生太太。我說找“中國女孩”，她說不在，客氣地說了一大堆話，聽不懂。
打過電話看過報紙沒事兒做，Jane在頭頂上，沒有一點兒動靜。壁爐上是大一昨天買的鬱金香和波斯菊。冰箱滿滿的，想起還沒吃早飯，就衝一杯咖啡烤兩片麵包。一種黑色斑點奶酪很好吃。吃過東西喂Sam，它的食盒裏有的剩，大一昨天喂過它。大一對Sam就象對兒子一樣。Jane該下樓了，到了中午她什麽也不吃嗎？她還睡著呢。
我領Sam出去轉了三個小時，轉到Coluna公園又轉到紐約網球場，Sam遛累了有點喘，看來是條老狗。回到家已是斜陽滿院。我燉上一小鍋排骨湯，用電飯煲燜米飯，再拌個生菜沙拉。做好飯樓上仍沒有動靜，我隻好上樓，臥室的門關著。敲敲門。
“Jane！Jane！”
“是你嗎，龍？”她在，有氣無力。
“起來吃點東西吧。”
“不，不要。”
“你沒事嗎？”
“我沒事——你吃吧。”
我隻好自己吃。吃完飯爬上閣樓，閣樓很大，有五、六十個平方，一大半地方堆著古董，寫字台和電腦在閣樓的角上。寫字台上有一堆書，其中有《一個人的聖經》，剛得到諾貝爾獎的小說，第一個中文的諾貝爾獎，繁體字豎排本，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大一不光做生意，也看點書。這是政治超過文學的作品，書後的書評說“極端現實主義”。我想到得到諾貝爾獎的不少作品是誤打誤撞的，怕是有三分之一吧。
睡了一夜好覺，醒來天已大亮。推開門聞到咖啡的香氣，Jane坐在餐桌旁，穿一件的睡袍，頭發是濕的，額上一條創可貼。
“龍，早上好！”
“早上好！”
“要火腿蛋嗎？”
她在等我起來做早餐。她的精神恢複了，馬來人特有的光澤也恢複了。我連忙洗漱了坐上餐桌。咖啡、火腿蛋、切成小塊的西瓜，還有cheese cake，那天在俄國店裏買的。Jane把一樣一樣東西端到我麵前，自己並不吃。
“我吃過了——龍，你的書可以給我看嗎？”
我放下刀叉回房間拿一本《信息時代》。Jane接過去翻一翻，揚起眉梢。
“我想看你寫鬱達夫的。”
對於一般讀者，我拿小說給他們，而不是枯燥的文學評論。既然Jane想看鬱達夫，我便把小冊子拿出來。她接過小冊子，眉開眼笑。我問道：
“你讀過達夫先生的書嗎？”
“是的。”
“讀過哪幾篇？”我是作家麵對無知的文學青年的態度。
“差不多吧，都讀過。”
喲，是這樣！清晨的陽光照在她挽起的發髻和長長的脖頸上，她的陽光皮膚十分細膩，如同蠶絲織成的褐色緞子。她的嘴唇有點厚，但是很性感。
“你學中文係嗎？”
“No，沒念多少書。”
“臥室裏掛的達夫先生的字，是真跡嗎？”
“Yes.”
“大一怎麽不知道？”
“這是我的小秘密。”
奇怪，這種事夫妻之間要當作秘密嗎？
“這字從哪兒弄到的？”
“不告訴你。”Jane笑著翹起嘴，如同當紅女星安傑麗娜·朱莉的口型。“你喜歡這句詩嗎？大一說寫的是他，胡說八道呢！‘生怕情多累美人’，達夫先生會打女人嗎？”
“大一打過你幾次？”
“第一次。”
“他喝多了。”
“再打我就報警了。”
吃過早餐Jane拿了我的兩本書上樓去了。我以為她上樓看書，她卻穿好衣服下樓。
“龍，我出去啦！”
她頭上的創可貼拿掉了，露出一小塊疤痕，大一確實打了她。她換了一身淡黃色長裙——她喜歡真絲的單色衣衫，第一次是白，第二次是深藍，第三次是淡黃，或是鵝黃。手上一把遮陽傘，一個手袋。她跟我打完招呼便一扭一扭出門去，高跟鞋在小徑上嗒嗒嗒地拐上小街。
中午Jane沒有回來；晚上Jane還沒有回來。我便胡亂吃些東西。我沒出門，看完《一個人的聖經》，然後上網，打發無聊時光。晚上大一來了電話，後來我打電話到猶太醫生家。大一在阿克拉荷馬，招貼畫買到手了，他要到達拉斯，從達拉斯回紐約。奚兒總算找到，接我的電話高興得了不得，她早想給我打電話，可是沒有我的號碼。奚兒說，兩個中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七歲，到美國一年多，養父母不願意他們忘了漢語，在《世界日報》上登廣告，找粗通英語的中國女孩做保姆兼家庭教師。奚兒早上叫孩子起床，給他們做早飯，九點鍾之前把他們送到學校；下午四點鍾到學校接孩子回家。晚飯是醫生太太做，奚兒照看孩子，直到九點鍾孩子上床，月薪一千元。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奚兒沒有事，太太叫她讀語言學校，以便以後拿個文憑。上次我打電話，她到附近的語言學校去了。真是通情達理的人家！奚兒有福氣，這麽快安定下來。奚兒叫我去斯坦登島，或者約好到曼哈頓玩。
晚上Jane很晚才回家。我在看紐約揚基隊和波士頓紅襪隊的棒球賽——小時候在北大附中打過棒球，所以有興趣。Jane回來的時候球賽剛完，她進門看了我一眼，並不說話，徑直上樓。
“Jane！”
她止住腳步，扭回頭。她的臉色不大好，緊繃著。
“你沒事吧？”我接著說。“大一從阿克拉荷馬來電話，沒什麽事，叫你打個電話。”
誰知道這天晚上又出了事——我正睡著，有人推開我的房門，睜開眼看見一個人影。
“誰？”
影子不說話，站著。是Jane，她隻穿內衣，光著兩條腿，站在房門口。怎麽了？她為什麽到我這兒來？
“Jane，是你嗎？”
她仍不回答。她在勾引我嗎？我伸手找電燈開關，她說話了，嗓音嘶啞：
“龍，別開燈！”
我跳下床，走到她麵前。客房有一道傾斜的天窗，月光從天窗進來照在她頭上，照在額頭的傷疤上。她抬起頭，眸子如星星般閃爍，雙手猛地抓住我。
“龍！”
“怎麽了？”
“外麵有人！”
“誰？”
“有鬼。”
“別瞎說——Jane，你是在夢遊吧。”
她雙手冰涼。我扶她坐下，拿毛巾被蓋在她身上。她捂上毛巾被反而發抖。
“龍，外麵的人用手電照我。”
“是誰？蒂姆沙嗎？”
“你知道他？”
“大一說的。”
我拉開窗簾趴在窗上向外看，隻看見草地、樹和停在Beech街的汽車。明月高懸，春末夏初的宜人天氣。偶爾有一輛夜行車開過。我想起名叫“月色撩人”的老電影，這會兒從言情片變成了匪警片。隔壁人家是俄國裔猶太人，院子裏有一株老大的橄欖樹。大一說白胡子猶太人是在俄國革命那一年隨父母逃到紐約的，隻有幾個月大，在紐約行的割禮。他的金黃色包皮埋在橄欖樹下，因此那橄欖樹有時是金黃色的，現在就是。金黃色的夜景既神秘又令人緊張。
“槍在閣樓上。”Jane說。
“什麽？”
“手槍。”
“手槍？”
“大一的，在寫字台抽屜裏。”
Jane的話讓我更緊張了。蒂姆沙是黑道，沒想到初到紐約就遇上黑道！從未用過手槍，上大學軍訓時候打過步槍，是中國造的56式步槍，還有俄國人在二戰時候造的騎槍。再看外邊，還是沒有動靜。不知道蒂姆沙怎麽回事兒，這會兒也不便問她。沉默了一刻，我走出房間，到起居室和廚房的窗戶向外看，還是看不到什麽。好萊塢搞笑電影“小鬼當家”寫的是紐約，這樣一幢house，現在house裏是兩個大鬼不是一個小鬼。電影誇讚小鬼的智慧，現在勇氣比智慧更重要。我為自己壯壯膽，爬上閣樓，卻撞在一尊一米高的銅像上，不是華盛頓就是傑佛遜再就是富蘭克林，把膝蓋撞得生疼。不能開燈，摸到寫字台，摸到手槍。一把老式左輪，就象羅伯特.德尼羅在“戰爭啟示錄”裏賭命的那種手槍。
回到樓下，Jane鑽到我的被窩裏了。
“沒事兒吧？”
“外邊沒事。”
“那就好。”
“屋裏有事。”
“什麽？”
“地板下有老鼠。”
“你才知道？”
她的情緒平和些了。我拿手槍給她看——槍是給她看的，至於有沒有子彈，怎麽上膛，怎麽放，我都不知道。
“沒有事，Jane，別緊張。”
“他沒走。”
“你看見了？”
“他肯定沒走。”
我到起居室坐在沙發上，手上拿著手槍。牆上達利的畫是兩個被撕裂的人體，在月光下更覺得可怖。這位西班牙畫家是喜歡裝神弄鬼的人，大一掛他的畫不是個吉兆。Jane的紅頭發也不是吉兆，她的炙人的紅頭發也是撕裂的美。來美國之前讀過陳燕妮小姐寫的《告訴你一個真美國》，是這一類書中寫的最好的一本。陳小姐引用了許多統計數字，其中說在紐約每88分鍾就有一次槍擊發生。今天不會打槍吧。回到客房，Jane躺著，眼睛睜得大大的。
“我去外邊沙發睡。”我說。
我穿著睡衣拎著槍，就像桃色故事裏的殺人犯。Jane用手掌拍著床，說：
“不，不行——我怕。”
“我睡哪兒？”
Jane 指著一旁的安樂椅。我隻好放下槍，倒在安樂椅上。過了一會兒，Jane睡著了。這女人睡著了便一個勁兒咬牙，象老鼠磕東西。過了好久我才睡去，迷迷糊糊直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