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隊長蘆四
在大饑荒的日子裏，水溝村的隊長蘆四跑到北京來看望母親，弄得母親措手不及。
蘆四是山溝裏的人，五十多歲了，從來沒有出過涿鹿縣，他說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到首都北京看一看。可是他來的不是時候。
1958年，母親打成“右派”下放到涿鹿縣勞動改造，就是蘆四來接她：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董家房農業社的大門就拳頭被擂得山響。一問，是水溝兒生產隊的隊長蘆四，來接下放幹部的。
“蘆四，中等身材，身板骨結實，五十開外年紀，黑裏泛紅的蟹殼臉，一臉胡茬。他穿著一套不黑不灰的衣服，像是幹部又像是農民；戴一頂同樣顏色的帽子，像是農民更像是工人。他看見我時，是在去食堂的路上，有人介紹後，他對我說：‘走吧，不遠，才十來裏地，回家吃早飯去！’
“他的話雖然是命令式的，卻給了我很濃的親切感，我真想和他立刻就走，上山去過新生活去。”（戈揚：《下鄉勞動改造》）
母親到了水溝村，是北京來的幹部，吃住都在蘆四家。水溝村是個十幾戶人家的小山村，蘆四的“隊長”，就是那時生產小隊的隊長。他這個人是苦出身，年輕時在煤窯裏背煤，娶不起媳婦。他的老婆即蘆四大娘，是個帶孩子的寡婦。蘆四大娘的丈夫死了，把老實巴腳的蘆四招進門。母親在水溝村和鄉親們一起種莊稼、種杏兒樹、喂豬、打場，還和蘆四搞了一個養豬場。因為縣委書記王純說，戈揚的《新觀察》發行量大，名氣響，戈揚要改個名字。於是母親改名“高南”，蘆四兩口子都叫她“老高”，母親搬到董家坊後，蘆四走過那裏，都要去看看“老高”。
“大煉鋼鐵”以後，母親沒有再回水溝村，可是發生了糧荒，公共食堂也辦不下去了。1960年回北京過春節的前一天，母親和俞林、李清泉約好在董家坊集中，一道兒去水溝村老房東家，看看蘆四隊長和大娘。俞林是武漢作家，57年調到北京，準備派他到駐外使館做文化參讚，誰知趕上反右，說了幾句話便成了右派。
母親寫道：
“我們來到西山，上了坡，經過一些人家門口，門都關著，冷冷清清，不再有孩子叫‘老高’的聲音了。有的人在門縫兒後邊竊竊私語，他們不知道這些人來幹什麽。我道兒熟，很快到了隊長家。推開門，大娘看到了我，喜出往外，連忙下炕，拉著我的手說道：‘啊呀，什麽風把你們吹來的？快上炕暖和暖和，這死鬼天氣，有多冷呀！’
“……大娘從櫃子裏拿出茶炊，吹去上麵的一層灰，像我初來的那天一樣，點火燒茶。可是情過境遷，她不時停下來歎氣，似乎有一肚子的話要說，但是看看一兩位不太熟的客人，又把要說的話咽回去了。
“茶燒好，泡了兩蓋碗放在炕上，另外拿了一隻飯碗，放了一點茶葉是給我的。我們叫她上炕，她不肯。兩隻手搓著，眼睛卻看著我，說道：‘老高，這才幾個月沒見，我看你瘦多了，眼窩都癟下去了，好像生了一場大病。唉，這日子不好過啊！……老高你知道，咱們這村啥都完了，從打那回鬧豬瘟後，怎麽弄也弄不好，豬又歸到各家各戶自己養，豬場白蓋；食堂裏有幾天吃飯不要錢，那些半樁子們吃了跳，三四個人攙著手蹦高，跳完了又回來吃。“半樁子，飯缸子”，有多少糧食夠這樣吃的？再說老秋沒收好，多少糧食扔在地裏爛掉了。唉，老高，你說說，這日子咱農民怎麽過啊？’
“‘大娘，我記得我還有點洋玩意兒放在你家裏，拿出來看看好嗎？’
“大娘連忙伸手到米缸裏，拿出一個報紙包，交給我。我接著，打開了幾層報紙，說：‘還是那回動手術，胡考給我買的。帶來以後，因為大辦食堂就沒敢吃。’
“‘哈哈，這個洋玩意兒我知道，’李清泉說道：‘它叫“氣斯”，是牛奶做的，吃了它，不會餓的。在北京，隻有東單的一家專門供應外國人的商店賣。’李清泉向大娘要了刀子和盤子，動手切起來。先切成塊，再切成片，放在盤子裏。正在這時，隊長推門進來了。蘆四見了我們，連忙脫去帽子，笑著和我們拉手。大娘說，好久沒見他這麽高興了。大娘忙著拉風箱做小米飯，把剩下的小米全放進鍋裏。飯好後，大娘一碗又一碗盛好端上來，可誰也顧不上吃飯，都圍著那個‘氣斯’。蘆四說：‘我要知道，早把它吃光了，哪兒還能留到今天！’”（戈揚：《下鄉勞動改造》）
哈哈，母親的奶酪在蘆四家的米缸裏放了大半年，居然一點兒沒壞！
蘆四到北京看母親是1961年，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母親生著重病，孩子們一個個麵黃肌瘦，保姆王伏珍走了，家不像個家，破敗不堪。11歲的小米，帶著八歲的弟弟和四歲的妹妹，自己還要上學，還要做功課。
母親寫道：
“星期六傍晚，小胡回家見到我叫了一聲‘媽媽’，便雙手捧給我一份大禮物：六斤一兩糧票。我拿在手上嚇了一跳，這是從哪兒來的？原來，這是孩子一口一口省下來的。‘每天中午，我們是一人四兩窩頭一碗菜湯。’小胡說，‘窩窩頭一兩糧票一個，我吃三個，拿一個去換一兩糧票。每天如此。這是整整兩個月的。’
我愣了，他還是個孩子呀！世界上此時此刻，還有比這六斤一兩糧票更重的嗎？
“這個時候，蘆四托人捎信來，說他想來北京看看，我答應過他，當然請他來。
“可是蘆四看到的北京、看到的我家是什麽樣子呢？我領他上街，王府井大街的商店裏用空盒子排滿貨架，看起來像個樣子，其實什麽都沒有……他看到的北京人，個個麵黃肌瘦，東奔西走，到處找吃的。
“蘆四住在我家，我拿什麽招待他呢？每個人糧食都有定量，又沒有副食。他是農民，沒有糧票的，幸虧小胡給我六斤糧票，這才補上。他來了兩天就要走，我怎麽留他呢？實在沒有辦法，我下了一個狠心，偷偷賣掉了1953年出國穿的幾件衣服，請他上一次高級館子。
“這一天，我們一家，除胡考之外一個不缺，陪蘆四到東安市場的一家館子。沒有想到，人居然那樣多……吃的是四菜一湯，按當時的價錢說，一個隻見榨菜不見肉絲的榨菜肉絲湯15元；最重要的是紅燒肉，45元，相當於我兩個半月的生活費。總算起來，這一餐飯花了全家人一個月的開銷，盤碗精光，我還沒敢吃什麽。
“蘆四走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哪兒都是一樣啊！’”（戈揚：《大饑荒的日子》）
魯迅先生在《故鄉》中寫到一個叫閏土的農民，表現知識分子和普通勞動者的感情，使閏土成為盡人皆知的人物。但是閏土的故事比蘆四的故事差得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