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丁玲
丁玲的家在東四附近，記不得哪條胡同了，也是一個四合院。她是一個胖胖的女人，滿麵紅光，威風八麵。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對父親說：
“剛從黃山下來，正在塗鴉，啊，啊，老師來了！”
丁玲家的堂屋很大，東邊是會客的沙發，西邊是個大寫字台，擺滿紙墨筆硯。丁玲在畫水墨畫，美麗的黃山變成烏黑的一個大墨團。父親哼哈了一氣，似乎不願意收這個學生。瘦小的陳明在一邊像個BOY，任他的太太頤指氣使。陳明寫的電影《六號門》在全國上映，正走紅呢。
第二次是春節，到丁玲家吃飯，在院子裏放禮花。那時候的禮花沒有今天的氣派，隻是個一尺多高的泥娃娃，引信兒在泥娃娃頭頂上，竄出的禮花隻有一人高。丁玲阿姨給我十塊錢，算是壓歲錢吧。從來沒有得到過這麽多錢。
那是丁玲最風光的年月，闊氣得很。丁玲小聲對父親說：
“我一個月要一千塊開銷。”
真不得了！這樣的開銷普通人難以想象。詩人艾青與妻子離婚，鬧得沸沸揚揚。他娶了新婦高瑛，在東單附近買下一個四合院，隻花了8000元！艾青的兒子艾端午是我的同班同學，長得方麵大耳，同他爸爸一般無二，不得不承受家庭破裂之苦。在作家當中，隻有兩個人不領工資，巴金和丁玲，這是天底下少有的豪邁。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舊作再版的稿費；丁玲除了稿費還有獎金，《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獎金四萬多元！可以買五座“艾青小院”！說“一本書主義”名利雙收，絕不為過。青年作家劉紹棠最信奉丁玲的“主義”，他在打成右派前的稿費收入達到兩萬元，於是他學艾青買了一個院子。劉紹棠這個年輕人牛大了！ 父親喜歡到丁玲那裏談天說地，他們很投機。父親對我說：
“女人都不會聊天。天下會聊天的女人極少，丁玲算一個。”
想來丁玲在父親麵前是聰明的作家，見多識廣的大姐，平起平坐的朋友。
在其它場合丁玲就太狂了，收不住了。丁玲這樣的心態害了她。她以為她和周揚拍桌子，毛澤東也會向著她！她是大大地錯了。周揚搞出一個“丁陳反黨集團”，抓住丁玲曾經被捕的經曆大做文章，必欲置丁玲於死地而後快。“反右運動”前有“高饒反黨集團”、“潘楊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親自搞的，別人誰也不敢這樣搞。可是周揚作為文藝界的領導人，他敢。搞掉丁玲後最牛的是周揚了。
丁玲和陳企霞是完全不同的人，他們之間的關係，用上海話說，“不搭界（讀ga)”，就像“章羅聯盟”，莫須有。陳企霞是《文藝報》的副主編，他到北長街來過，沙發不坐，非要坐在板凳上，縮在牆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丁玲的豪爽灑脫與陳企霞的陰冷委瑣恰成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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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同丁玲相識於1938年。父親在《新華日報》工作一段後，想去延安，和潘梓年談了，潘梓年表示支持。離開武漢到西安，在八路軍辦事處遇到丁玲。丁玲在西安搞“戰地服務團”，他們一見如故。
延安時期他們多有往來。丁玲是“文協”的負責人，而父親在“魯藝”美術係任教。丁玲名氣大，她在毛澤東那裏有麵子。毛澤東有詩讚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將軍！”一天晚上，丁玲約胡考到毛澤東那裏坐坐，他們沒有預約徑直前往棗園，向門外的衛兵通報一下。進去後隻有毛澤東和陳伯達兩位，毛很客氣，打開一聽“炮台”香煙招待胡考。坐下來聊天，毛澤東滔滔不絕。胡考沒有多說話，隻問了一個問題：語言有沒有階級性？毛想了想，說有。聊了一個多鍾頭，他們起身告辭，毛澤東手持蠟燭送至門外。
父親有一首詞贈丁玲：
延水堤畔三兩柳，明月共相守。絮語話秋涼，燭短夜長，蠟墮三分厚。 東山那番分離後，零落天涯走。萬裏故人情，長隨君心試按君心口。（《醉花蔭》）
這一首情意綿綿的小詞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今天是無法考證了。
父親在延安呆了兩年，離開了，躲過延安整風運動。丁玲趕上了，她的《三八節有感》成了批判的靶子。蕭軍和李又然被抓起來整了很長時間。還有王實味，他的《野百合花》與丁玲的《有感》並列為最大的靶子，王實味最後把命送掉了。李銳在《王實味冤案》一文的序言中說：“當時有個說法，‘特務如麻’。延安吃公糧的五萬人中，竟清出‘特務’一萬五千多人！”
《三八節有感》是真實的丁玲，同《莎菲女士日記》一樣真實。當周揚說服毛澤東必須搞掉丁玲的時候，他拿出《有感》，說明丁玲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並一箭中的。毛澤東搞胡風，全國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抓捕的有一萬人。周揚搞丁玲沒有那麽大氣勢，“丁陳反黨集團”沒有牽涉多少人。
在丁玲的文學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真實的丁玲和異化的丁玲交替出現。50年代的“狂”是異化，80年代的“左”也是異化。在丁玲晚年，她認為自己吃過的苦證明她一貫正確，她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作家。
1978年，父親從唐山回到北京，住在和平裏一處臨時房子裏。一天下午有人敲門，我去開門，門外站一個老太婆，白發蒼蒼，衣衫襤褸，雙目無光，頭上緾一條沾滿灰土的棉線頭巾，完全是農村老太婆的樣子。我用兩秒鍾認出丁玲阿姨和她身後的陳明叔叔。
父親和丁玲在離別20年後重逢，百感交集。
金河告訴我，80年代他代表遼寧作家協會在大連棒槌島招待丁玲，席間有人說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噓感歎。丁玲卻圓睜雙眼，陡然變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豬嗎？”
一座皆驚。
金河告訴我，80年代他代表遼寧作家協會在大連棒槌島招待丁玲，席間有人說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噓感歎。丁玲卻圓睜雙眼，陡然變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豬嗎？”========================拿得起,放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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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估計當時很多達人也都是同樣認識，所以並非自認高人一等。
天生認為“作家不可以喂豬”的人，估計思維也是太狹隘。
不過，後來變了，也是人性太複雜，落後、先進等等交織不清。
從“作家不可以喂豬嗎”，變成了，“作家（或任何家）必須喂豬”，“不得不喂豬”，等等。
後來的傷痕大概在於“被強迫”的恐懼。喂豬也好，被槍逼著寫文字也好，都是被迫。
不自由，沒有選擇的自由，人就失去了尊嚴和靈魂。
————難怪毛喜歡丁
“作家不可以喂豬嗎？”========================拿得起,放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