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進上海
丟手榴彈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兒園。父親的警衛員送我去華東局幼兒園，不在濟南在威 海。在整個解放戰爭中，膠東一帶始終由共產黨控製，國民黨沒有進去。父親叫警衛員在威海陪我一個星期再回來。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習慣，天天找警衛員叔叔，記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裏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們飛到天上。一個星期後，叔叔突然不見了。於是我無比痛苦，大哭了好幾天。
華東局幼兒園是共產黨最好的幼兒園，陳毅、饒漱石的孩子都在這個幼兒園裏。陳毅的大兒子陳昊蘇和我一樣生在蘇北，小兒子陳小魯和我妹妹一樣生在山東。1949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共產黨大軍南下。一天，幼兒園全體孩子來到一處陌生地方，這裏一條條閃亮的鐵軌，還有嗚嗚叫的大火車。孩子們上了火車，火車開進大上海。孩子們坐的是悶罐車，晚上到上海，車門一開蜂擁而下，就像從雞籠放出無數小雞。忽然，我看見媽媽等在站台上！媽媽還有一部小汽車開到站台上。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坐小汽車。
華東局幼兒園到上海就闊了，搬進一幢花園洋房，大約是在威海路——我們是從威海過來的嘛。幼兒園從大門到洋房之間有一個很大的院子，有一個很大的草坪。洋房帶半地下室，在牆根的地方開著窗，孩子們認為裏麵有鬼怪，很嚇人。每個星期一早上，母親送我到幼兒園大門口，叫我自己走進去。我總要母親陪我在大門口站一會兒，才肯進去。母親就站一會兒，再站一會兒。
學生時代的母親
父親的祖籍是浙江餘姚，而父親是在上海出生的，他出生於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而父親的父親從小就從餘姚鄉下來到上海，其實這裏應是父親的老家，我也算回到老家。沒有多久我們都說上海話，再也不說山東話了。我家住在霞飛路的一幢房子裏，霞飛路後來改名淮海路，從窗口向下看，是當當響的有軌電車。那時候有國民黨飛機空襲，窗玻璃貼上米字型的白紙條。空襲來了拉警報，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響，一群群的人跑進防空洞。空襲過後，我看見馬路中間炸出幾個大坑，有軌電車的軌道炸斷了。
戰爭年代的母親
我隨父親去看過祖父。祖父60歲了，穿青布長衫，留著長長的胡須。父親是祖父的長子，父親的生母在他幼年時故世，父親的繼母生了我的五個姑姑一個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園洋房裏，是祖父學生的房子，在戰亂中，作為大資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國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歲時候到上海，祖父的父親是從浙江遷徙來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開了兩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後有好的職業，先在一所教會學校做了一輩子英文教員，後在浦東中學教英文和數學。
青年漫畫家胡考
至於母親娘家的人，我一個也不曾見過。母親的父親也是教員，在母親三歲時候，我的外婆突然去世，於是外公把母親送到母親的舅舅家，從此不見蹤影。外公畢業於燕京大學，他送來一個孩子和一箱書，說：“孩子長大叫她好好讀書吧。”母親是由舅舅養大的。母親的舅舅在海安城裏做雜貨生意，算是小康人家。因此母親從舅舅姓，取名樹佩華，參加革命後才改為本來的姓氏。母親的舅舅有兩個太太，因此母親有兩個養母。兩個舅母都沒有生孩子，隻拉扯母親這一個孩子。兩個舅母都不識字，但是她們留下了那一箱書，知道把書交給孩子。這些書陪伴了母親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舅舅還供母親讀了鎮江師範學校。解放的那年舅舅去世，母親一直給舅母寄生活費，兩個舅母都沒有名字，匯款時寫的是“江蘇海安某巷某號樹老太太收”。
父親帶我去看他的老朋友。有一個很闊的人家，住在漂亮的洋房裏。主人請我們吃飯，送我一輛玩具小汽車。小汽車三尺多長，我可以坐進去，還可以開動、轉彎。在40年代，這件美國玩具真是太奢侈了。長大以後父親告訴我：
“送給你小汽車的是邵洵美啊！”
胡考1949年在上海
原來是新月派詩人、出版家邵洵美先生。邵先生和父親是餘姚同鄉，30年代邵先生辦《時代畫報》，父親是他的漫畫作者。邵家是盛宣懷後人，邵洵美是盛宣懷的外孫，而他的夫人盛佩玉是盛宣懷的孫女。他們是真正的貴族，自然有排場了。
在40年代，上海是中國最現代的城市。父親還帶我到南京路看電影，第一次看電影，是好萊塢動畫片米老鼠和唐老鴨，特別有意思。父親喜歡看的是加利﹒古柏、漢弗萊﹒鮑加、英格麗﹒褒曼、費雯麗這一批演員，看他們的電影是不帶我去的。
戈揚在蘇北
母親不久去了北平，並參加了“開國大典”。她在《我是怎樣參加“開國大典”的》一文中寫道：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們一群新聞工作人員，從鬆江的鄉下，步行一夜到了上海南市，天一亮便到了南京路附近的《申報》報館住下。過了幾天，上麵叫我和張春橋搞新華社上海總分社，張是總編輯，我是副總編輯，我們便搬到外白渡橋西麵去了。
“那時，我三天兩頭要發燒，老同學戴銘茹領我去醫院看病……醫生說：‘需要休息。’我回來告訴張春橋，他想了想，說道：‘你到北京新華總社去匯報工作，借此機會散散心，休養休養身體，如何？’我當然同意。
“到了九月間，中共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接著就是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各省的頭頭都要到北京去，我也就坐了上海市長陳毅的專車（火車）……一路上經過南京和濟南，都跟著下車去遊山玩水，看戲，三天後到了北京。
“……在新華社住了幾天，總社社長是吳冷西和朱穆之，向他們匯報完工作以後，我便和剛調來的秘書長謝冰岩（他是我的老同事）天天逛天橋，看京戲。忽然一天有人找我，說中南海要開會，新華社派不出人來，希望我去。我答應了，第二天吃完早飯就去上班。”
母親到了中南海，不是采訪什麽會，而是要她做開國大典的新聞檢查官。1949年共產黨還沒有做到“輿論一律”，各種小報，各種民間平麵媒體尚在，於是新政權要實行新聞檢查。負責新聞檢查的是三個人：宦鄉、戈揚、邵紅葉。開國大典那天，天安門前架起一座臨時小屋，是一座“空中閣樓”，裏麵隻能坐兩個人。記者們寫好新聞稿，爬梯子遞上去接受檢查。
小胡四歲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這中間發生了一件事，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原來我做了一首詩，是嘴裏說出來的：
月亮睡覺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崗，
不讓太陽來。
所有的母親都愛誇獎自己的孩子，作為新聞記者的母親，她的誇獎傳播很廣，許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聰明，會做詩，他們的讚歎經常在我耳邊。我不知道詩中有沒有母親的加工，但是有一種觀念母親最清楚，這就是：好孩子是誇出來的。多少年以後我成了作家，時常會想起兒時的這段故事。
父親也是從小對畫畫感興趣。父親講過一個故事，他三歲的時候畫了一隻貓，祖父說：怎麽隻有兩隻腳呢？父親回答：還有兩隻腳在後頭呢。父親因為畫了一隻貓而成為畫家，我則因為做了一首詩而成為作家。
1950年，父親調北京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父親作為畫報的創辦人，為什麽不任命正職呢？而他的這項任命是廖承誌先生推薦的。原因是在1949年召開的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父親的油畫作品被戴上“形式主義”的帽子，回到山東以後，又遭到嚴厲的批判。在一些人眼裏，父親是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嚴重的人，不大聽話。第一次文代會大大地打擊了父親的創作情緒，他本來是願意搞創作，不願意辦畫報的，在朱丹的勸說下，父親接受了這一項工作。父親向朱丹推薦上海漫畫家丁聰，丁聰在30年代即辦過畫報。這樣，我隨父親和丁叔叔來到北京。這一回乘的是軟席臥鋪，不是悶罐車了，邵洵美送的小汽車丟在了上海。
不久，母親帶妹妹來到北京。戰爭結束了，新的時代到來了。
向他們匯報完工作以後，我便和剛調來的秘書長謝冰岩（他是我的老同事）天天逛天橋，看京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