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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 《雞毛》 文:汪曾祺 誦:姚科 西南聯大有一個文嫂。 她不是西南聯大的人。她不屬於教職員工，更不是學生。西南聯大的各種名冊上都沒有“文嫂”這個名字。她隻是在西南聯大裏住著，是一個住在聯大裏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確確是“西南聯大”的一個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聯大的新校舍。 西南聯大有許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華師範、工學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聯大的主要部分。圖書館、大部分教室、各係的辦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門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墳，幾戶零零落落的人家。墳多無主。有的墳主大概已經絕了後，不難處理，有一個很大的墳頭，一直還留著，四麵環水，如一小島，春夏之交，開滿了野玫瑰，香氣襲人，成了一處風景。其餘的，都平了。墳前的墓碑，有的相當高大，都搭在幾條水溝上，成了小橋。碑上顯考顯妣的姓名分明可見，全都平躺著了。每天有許多名師大儒、莘莘學子從上麵走過。住戶呢，由學校出幾個錢，都搬遷了。 文嫂也是這裏的住戶。她不搬。說什麽也不搬。她說她在這裏住慣了。聯大的當局是很講人道主義的，人家不願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這兩間破破爛爛的草屋，不當不間地戳在那裏，實在也不成個樣子。新校舍建築雖然極其簡陋，但是是經過土木工程係的名教授設計過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間利用十分合理，那怎麽辦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兩間草房拆了，另外給她蓋一間，質料比她原來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隻要求再給她蓋一個雞窩。那好辦。 她這間小屋，土牆草頂，有兩個窗戶（沒有窗扇，隻有一個窗洞，有幾根直立著的帶皮的樹棍），一扇板門。緊靠西麵圍牆，離二十五號宿舍不遠。 宿舍旁邊住著這樣一戶人家，學生們倒也沒有人覺得奇怪。學生叫她文嫂。她管這些學生叫“先生”。時間長了，也能分得出張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處這些年了，竟沒有一個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隻知道她是一個寡婦，有一個女兒。人很老實。雖然沒有知識，但是潔身自好，不貪小便宜。除非你給她，她從不伸手要東西。學生丟了牙膏肥皂、小東小西，從來不會懷疑是她順手牽羊拿了去。學生洗了襯衫，晾在外麵，被風吹跑了，她必為撿了，等學生回來時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 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著。她的屋門也都是敞開著的。她的所作所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給學生洗衣服、拆被窩維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門前的兩棵半大榆樹之間拴了兩根棕繩，擰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夾緊在兩繩之間。風把這些衣服吹得來回擺動，霍霍作響。大太陽的天氣，常常看見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豐茸齊整而極幹淨）做被窩，一針一針，專心致誌。衣服被窩洗好做得了，為了避免嫌疑，她從不送到學生宿舍裏去，隻是叫女兒隔著窗戶喊：“張先生，來取衣服，” ——“李先生，取被窩。” 她的女兒能幫上忙了，能到井邊去提水，踮著腳往繩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疊起來。 文嫂養了二十來隻雞（也許她原是靠喂雞過日子的）。聯大到處是青草，草裏有昆蟲蚱蜢種種活食，這些雞都長得極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個月，文嫂就挎了半籃雞蛋，領著女兒，上市去賣。蛋大，也紅潤好看，賣得很快。回來時，帶了鹽巴、辣子，有時還用馬蘭草提著一塊夠一個貓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開雞窩門，這些雞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來，散到草叢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時又抬起頭來，把一個小腦袋很有節奏地轉來轉去，顧盼自若，——雞轉頭不是一下子轉過來，都是一頓一頓地那麽轉動。到覺得肚子裏那個蛋快要墜下時，就趕緊跑回來，紅著臉把一個蛋下在雞窩裏。隨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來：“郭格答！郭格答！” 文嫂或她的女兒伸手到雞窩裏取出一顆熱烘烘的蛋，順手賞了母雞一塊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 這雞婆子就隻好咕咕地叫著，很不平地走到草叢裏去了。 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麵撒著，一麵“咕咕”叫著，這些母雞就都即足足地回來了。它們把碎米啄盡，就魚貫進入雞窩。進窩時還故意把腦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雞教。雞窩門有一道小坎，這些雞還都一定兩腳並齊，站在門坎上，然後向前一跳。這種禮節，其實大可不必。進窩以後，咕咕囔囔一會，就寂然了。於是夜色就降臨抗戰時期最高學府之一，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新校舍了，阿門。 文嫂雖然生活在大學的環境裏，但是大學是什麽，這有什麽用，為什麽要辦它，這些，她可一點都不知道。隻知道有許多“先生”，還有許多小姐，或按昆明當時的說法，有很多“摩登”，來來去去；或在一個洋鐵皮房頂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裏，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聽一個“老倌”講話。這些“老倌”講話的神氣有點像耶穌堂賣福音書的教士（她見過這種教士）。但是她隱隱約約地知道，先生們將來都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 先生們現在可沒有賺大錢，做大事，而且越來越窮，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來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萬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雖然看起來衣冠齊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還為此製了一則謎語：“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 他們的襪子沒有後跟，穿的時候就把襪尖往前拽拽，窩在腳心裏，這樣後跟的破洞就露不出來了。他們的襯衫穿髒了，脫下來換一件。過兩天新換的又髒了，看看還是原先脫下的一件幹淨些，於是又換回來。有時要去參加Party，沒有一件潔白的襯衫，靈機一動：有了！把襯衫反過來穿！打一條領帶，把紐扣遮住，這樣就看不出反正了。就這樣，還很優美地跳著《藍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邊幅，衣衫襤褸，囚首垢麵，跟一個叫花子差不多了。他們的褲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繩把破處係緊。文嫂看到這些先生，常常跟女兒說：“可憐！” 來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還有雞，而且她的女兒已經大了。 女兒經人介紹，嫁了一個司機。這司機是下江人，除了他學著說雲南話：“為哪樣”、“咋個整”，其餘的話，她聽不懂，但她覺得這女婿人很好。他來看過老丈母，穿了麂皮夾克，大皮鞋，頭上抹了發蠟。女兒按月給媽送錢。女婿跑仰光、臘戌，也跑貴州、重慶。每趟回來，還給文嫂帶點曲靖韭菜花，貴州鹽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還帶了一盒遵義板橋的化風丹，她不知道這有什麽用。他還帶來一些奇形怪狀的果子。有一種果子，香得她的頭都疼。下江人女婿答應養她一輩子。 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樣，是一個窄長的大屋子，土墼牆，房頂鋪著木板，木板都沒有刨過，留著鋸齒的痕跡，上蓋稻草；兩麵的牆上開著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樣的窗洞。每間宿舍裏擺著二十張雙層木床。這些床很笨重結實，一個大學生可以在上麵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畢業，無須修理。床本來都是規規矩矩地靠牆排列著的，一邊十張。可是這些大學生需要自己的單獨的環境，於是把它們重新調動了一下，有的兩張床擺成一個曲尺形，有的三張床擺成一個凹字形，就成了一個一個小天地。按規定，每一間住四十人，實際都住不滿。有人占了一個鋪位，或由別人替他占了一個鋪位而根本不來住；也有不是鋪主卻長期睡在這張鋪上的；有根本不是聯大學生，卻在新校舍住了好幾年的。 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單元裏，大都隻有兩三個人。個別的，隻有一個，一間宿舍住的學生，各係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進出，晚上聯床夜話；也有些老死不相往來，連貴姓都不打聽。二十五號南頭一張雙層床上住著一個曆史係學生，一個中文係學生，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兩個人合住了一年，彼此連麵都沒有見過：因為這二位的作息時間完全不同。中文係學生是個夜貓子，每晚在係圖書館夜讀，天亮才回來；而曆史係學生卻是個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鋪的鋪主睡覺時，下鋪是空的；下鋪在酣睡時，上鋪沒有人。 聯大的人都有點怪。“正常”在聯大不是一個褒詞。一個人很正常，就會被其餘的怪人認為“很怪”。即以二十五號宿舍而論，如果把這些先生的事情寫下來，將會是一部很長的小說。如今且說一個人。 此人姓金，名昌煥，是經濟係的。他獨占北邊的一個凹字形的單元。他不歡迎別人來住，別人也不想和他搭夥。他不知從哪裏弄來一些木板，把雙層床的一邊都釘了木板，就成了一間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統天下。凹字形的當中，摞著幾個裝肥皂的木箱——昆明這種木箱很多，到處有得賣，這就是他的書桌。他是相當正常的。一二年級時，按時聽講，從不缺課。聯大的學生大都很狂，譏彈時事，品藻人物，語帶酸鹹，辭鋒很銳。金先生全不這樣。他不發狂論。事實上他很少跟人說話。其特異處有以下幾點：一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掛著，二是從不買紙，三是每天吃一塊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幾根鐵絲，什麽都掛在這些鐵絲上，領帶、襪子、針線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這些丁丁當當的東西的下麵。 學生離不開紙。怎麽窮的學生，也得買一點紙。聯大的學生時興用一種灰綠色布製的夾子，裏麵夾著一疊白片豔紙，用來記筆記，做習題。金先生從不花這個錢。為什麽要花錢買呢？紙有的是！聯大大門兩側牆上貼了許多壁報、學術演講的通告、尋找失物、出讓衣鞋的啟事，形形色色、琳琅滿目。這些啟事、告白總不是頂天立地滿滿寫著字，總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帶了一把剪刀，把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來。他還把這些紙片，按大小紙質、顏色，分門別類，裁剪整齊，留作不同用處。 他大概是相當笨的，因此，每晚都開夜車。開夜車傷神，需要補一補。他按期買了豬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塊，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還給人家了），在學校茶水爐上燉熟了，密封在一個有蓋的瓷壇裏。每夜用完了功，就打開壇蓋，用一隻一頭削尖了的筷子，瞅準了，紮出一塊，閉目而食之。然後，躺在丁丁當當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這樣過了三年。到了四年級，他在聚興誠銀行裏兼了職，當會計。其時他已經學了簿記、普通會計、成本會計、銀行會計、統計……這些學問當一個銀行職員，已是足用的了。至於經濟思想史、經濟地理……這些空空洞洞的課程，他覺得沒有什麽用處，隻要能混上學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讀，可以缺課。他上午還在學校聽課，下午上班。晚上仍是開夜車，搜羅紙片，吃肉。 自從當了會計，他添了兩樣毛病。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陽傘進出，無論冬夏，天天如此。二是穿兩件襯衫，打兩條領帶，穿好了襯衫，打好領帶；又加一件襯衫，再打一條領帶。這是幹什麽呢？若說是顯示他有不止一件襯衫、一條領帶吧，裏麵的襯衫和領帶別人又看不見；再說這鼓鼓囊囊的，舒服嗎？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係夜遊神送給他一個外號，這外號很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金先生很快就要畢業了。畢業以前，他想到要做兩件事。一件是加入國民黨，這已經著手辦了；一件是追求一個女同學，這可難。他在學校裏進進出出，一向像馬二先生逛西湖：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誰知天緣湊巧，金昌煥先生竟有了一段風流韻事。一天，他正提著陽傘到聚興誠去上班，前麵走著兩個女同學，她們交頭接耳地談著話。一個告訴另一個：這人穿兩件襯衫，打兩條領帶，而且介紹他有一個很長的外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聽話的那個不禁回頭看了金昌煥一眼，嫣然一笑。金昌煥誤會了：誰知一段姻緣卻落在這裏。當晚，他給這女同學寫了一封情書。開頭寫道：“某某女士芳鑒，逕啟者……” 接著說了很多仰慕的話，最後直截了當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訂白首之約，不勝榮幸之至。隨函附贈金戒指一枚，務祈笑納為荷。” 在“金戒指”三字的旁邊還加了一個括弧，括弧裏注明：“重一錢五”。這封情書把金先生累得夠嗆，到他套起鋼筆，吃下一塊肉時，文嫂的雞都已經即即足足地發出聲音了。 這封情書是當麵遞交的。 這位女同學很對得起金昌煥。她把這封信公布在校長辦公室外麵的布告欄裏，把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頭針釘在布告欄的墨綠色的絨布上。於是金昌煥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煥倒不在乎。他當著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來，收回了。 你們愛談論，談論去吧！愛當笑話說，說去吧！於金昌煥何有哉！金昌煥已經在重慶找好了事，過兩天就要離開西南聯大，上任去了。 文嫂丟了三隻雞，一隻筍殼雞，一隻黑母雞，一隻蘆花雞。這三隻雞不是一次丟的，而是隔一個多星期丟一隻。不知怎麽丟的。早上開雞窩放雞時還在，晚上回窩時就少了。文嫂到處找，也找不著。她又不能像王婆罵雞那樣坐在門口罵——她知道這種潑辣做法在一個大學裏很不合適，隻是一個人叨叨：“我口乃（的）雞呢？我口乃雞呢？……” 文嫂的女兒回來了。文嫂嚇了一跳：女兒戴得一頭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從重慶回來，車過貴州的十八盤，翻到山溝裏了。女婿的同事帶了信來。母女倆顧不上抱頭痛哭，女兒還得趕緊搭便車到十八盤去收屍。 女兒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點傻了。但是她還得活下去，還得過日子，還得吃飯，還得每天把雞放出去，關雞窩。還得洗衣服，做被子。有很多先生都畢業了，要離開昆明，臨走總得幹淨幹淨，來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這幾天文嫂常上先生們的宿舍裏去。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總還有一些帶不了的破舊衣物，一件魚網似的毛衣，一個壓扁了的臉盆，幾隻配不成對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鞋掌還有用……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來，隨她自己去挑揀。挑完了，文嫂必讓先生看一看，然後就替他們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單元打掃一下。 因為洗衣服、揀破爛，文嫂還能岔乎岔乎，心裏不至太亂。不過她明顯地瘦了。 金昌煥不聲不響地走了。二十五號的朱先生叫文嫂也來看看，這位“怪現狀”是不是也留下一些還值得一揀的東西。 什麽都沒有。金先生把一根布絲都帶走了。他的凹形王國裏空空如也，隻留下一個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無所得，然而她也照樣替金先生打掃了一下。她的笤帚掃到床下，失聲驚叫了起來：床底下有三堆雞毛，一堆筍殼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蘆花的！ 文嫂把三堆雞毛抱出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來。 “啊呀天呐，這是我口乃雞呀！我口乃筍殼雞呀！我口乃黑母雞，我口乃蘆花雞呀！……” “我寡婦失業幾十年哪，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我風裏來雨裏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艱難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貴州十八盤，連屍都還沒有收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她哭得很傷心，很悲痛。 她好像要把一輩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單和無告全都哭了出來。 這金昌煥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雞，還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了。至於他怎麽偷的雞，怎麽宰了，怎樣退的雞毛，誰都無從想象。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
但像這位，偷了人家的雞，還借了主人的罐來燉了，最後還留下一地雞毛給雞的主人來打掃，其手黑臉黑，倒是不多見。不是在重慶謀得一職位嗎，這種臉黑之人，必定能在中央政府裏撈個一官半職，日後定能發達，這官場啊，不是辦事人的場所，是臉黑之人的遊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