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1年10月的一個早上,我利用17號的公共假期去了一趟科爾多瓦。(注:這裏的公共假期是指紀念阿根廷總統胡安·貝隆在1945年10月17日被釋放出獄的日子)。我們坐在阿爾伯特·格蘭納多(Alberto Granado)家的藤蔓下,喝著梅特甜茶,聊著最近發生的一些熱門事件,順便修理一下阿爾伯特的那輛“諾頓500”摩托車(我們給它起個名字叫“雄一”)。阿爾伯特一直在抱怨他不應該辭掉在聖弗朗西斯科德爾卡納爾麻風村裏的工作,而現在艾斯帕諾醫院的薪酬又少得可憐。我也同樣辭掉了工作,但與阿爾伯特不同的是我非常高興。因為對於我這樣一個喜歡做夢的人來說,這種自由來之不易,特別是在我已經對醫學院,醫院和考試啊什麽的煩得透透兒的時候。
於是我們倆就沉浸在暢遊全世界的白日夢裏,我們夢想去遙遠的國度,航行在熱帶的海洋裏,到亞洲旅行。突然一個念頭閃現出來:
“為什麽不去一趟北美?”
“去北美?怎麽去?”
“開摩托車啊,哥們兒!”
我們的旅行計劃就這樣定下來了,這非常符合我們做此決定之初的基本原則,那就是,“即興發揮”。就在我們發誓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時候,阿爾伯特的兄弟們也過來為我們的決定幹杯。接下來我們就是準備為了這次旅行的簽證和其他的證明文件。我認為這些都是當代社會為了限製“未來自助遊”而設立的人為的障礙。以防萬一我們哥兒倆沒完成這次壯舉而在世人麵前丟臉,我們開始隻是告訴別人,我們是去智利。哈哈哈哈...
在開溜之前,我最重要的事就是盡可能多的完成科目考試。而阿爾伯特要做的就是為長途旅行準備好摩托車,並認真研究製定我們的路線。我們“冒險任務”的艱巨性讓我倆很輕鬆的克服掉在枯燥的準備期裏產生的厭倦情緒。現在我們眼中所見無外乎就是我們騎著摩托車一路向北,向北,向北,北,絕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