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香港就沒有共產黨，也就沒有新中國。對香港殖民統治煽仇等於批判羞辱了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

當年周恩來張太雷聶榮臻葉劍英劉伯承陳毅等蘇聯培養的革命者一邊按莫斯科指令屠殺中國人，一邊又在自己不安全時逃進香港尋求大英庇護。據不完全統計，那時期在祖國犯案而逃入香港接受大英庇護過的，至少有兩位中國總理，三屆人大委員長，多名開國元帥/大將，數十名政治局委員和不下百名的中央委員。

可以說，沒有香港就沒有共產黨，就別提“新中國”了。

殖民地是罪惡還是福音？要看是誰來回答這個問題了。聽起來殖民惡名昭彰，但實際它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當年的首選保險櫃或藏身洞。周恩來等眾多中共高幹用人生最最要緊的保命行動證明殖民地其實是福地，大英是恩人。

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按莫斯科指令舉行多次暴動起義。這些暴動一旦失敗，中共高幹即四散逃命。而他們逃命的首選避難地就是香港。他們想盡一切方法去香港，好借著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保住性命避過風頭。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色的起點 ——南昌起義全紀錄》一書裏披露出一些中共高幹在南昌起義失敗後逃往香港的事實。

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給南昌起義部隊的指示是向廣州挺進並奪取廣州建立革命政權：“葉、賀軍應與農民軍合起，直奔廣州，沿途不能濡滯觀望，此時再一猶豫，勢必完全消滅。”

問題是形勢危急，不容“向廣州挺進”。周恩來想的是逃命要緊。他因此完全不理中央指示，立即開會決定：“非武裝的人員願留的留，不願留的就地分散，已經物色了好些農會會友作向導，分別向海口撤退，再分頭赴香港或上海。”

這就是說，請大家立即作鳥獸散，各人顧自己逃命去吧。雖然逃命者互相不聯係。但他們的逃命目標卻不約而同地指向香港。顯然他們都認定，此時大英才是大救星。

據聶榮臻回憶，周恩來聶榮臻葉挺等四人一起逃。聶榮臻回憶說：“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揚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 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夜一天，好不容易到了香港。”

張太雷等人在10月6日由向導帶領在海邊找到船去了香港。次日李立三、張國燾和賀昌也由一名農民協會骨幹引導，脫掉軍裝換上農民服，在海邊尋到一條小漁船駛往香港。劉伯承、賀龍、林伯渠先到陸豐，再從神泉港乘船到香港。

陳賡較早負傷，先在福建汀州的基督教醫院裏養傷。後轉到汕頭日本人開的博愛醫院。再從那裏轉往香港。
單是這一個事件裏，就有中共一名總書記，一位總理，一名人大副委員長，三名元帥，一名大將借大英庇護度過了危險。沒有香港，這些人恐怕難保性命。

實事求是說，港英當局並非有意保護中共領導人。港督態度是反共的。但中共領導人並不在乎港英反不反共，隻要香港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行。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的製度從來就比較寬容講人性，還有比較健全的法製。香港政府不可能輕易地監視、抓捕和關押政治上的反對派。這種寬容人道的製度保護了政治上的反對派，也讓周恩來們有了可趁之機。大批中共高級領導人反複地利用香港躲避風險。使得香港成為中共高官的最佳庇護所。

鴉片戰爭割讓香港是中國人民的恥辱，卻是中國共產黨的幸運。曆數香港百年殖民史，你不能不承認中共是鴉片戰爭割讓香港的最大收益者。

 

 

[世事滄桑]

有意思。還有愛黨的商人在香港經商供給他們做經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