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年來中國已經從一個階級趨於消失的社會轉化為一個“重新階級化”的社會，形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工人群體。但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國家和資本的霸權壓製階級話語，以隱藏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為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當新生的工人群體當其作為一種階級力量要誕生的時刻，卻遇到重重障礙，“新興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個到處飄蕩的幽靈，沒有聲音、沒有身份、沒有棲身之所。”
在TED的演講中，李世默區分了兩種“元敘事”。一種是關於“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馬列主義“元敘事”，另外一種是西方“民主”與“專製”二元對立的“元敘事”。蘇東的崩潰證明了前一種元敘事的失敗，而西方民主的困境證明了第二種元敘事的終結。利用周末“浪費時間”來研究中共的李世默發現，政治學裏最流行的關於選舉民主製度的說法是錯誤的，民主國家不僅沒有實現民主的美好預言和承諾，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機和改革困境。
這種民主政治的危機，正是汪暉所言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後果。在汪暉看來現代政治體製經曆了一個從“黨—國”體製到“國—黨”體製的轉化過程。多黨製的前提是政黨有明確的代表性及其政治價值，它通過在國家框架下的特定的製度安排，形成黨派間的相互競爭。西方曆史上不同的社會運動(首先是工人運動)產生了不同性質的政黨，所有這些傳統政黨都來自於社會並以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表達、維護並爭取實現某個或某些社會群體的利益。這種具有鮮明“代表性”的政黨是政黨政治和民主製度的基石，不同社會群體可以通過選票來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做出選擇，政黨通過對國家的支配執行某一社會群體的利益。政黨的輪替本質上是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義上的。
但是在近三十年來，伴隨著政黨本身日益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以及各個政黨之間政策選擇上的趨同和共謀，政黨的代表性越來越模糊。社會和民眾無法像過去一樣，根據政黨提供的意識形態和綱領路線,根據不同政黨所曾經分別堅持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選擇政黨。隨著政黨“代表性的斷裂”，通過多黨競爭來實現“民主”的前提也就消解了，如汪暉所言：“當代議會民主的主要問題是：構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於政治決定之外，兩黨或多黨之間的政治差異被縮小到近於無，後者可以被概括為多黨政治的政治趨同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黨不再是某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的行動者，而更接近於一種常規性的國家權力，變成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權力機器。而這一國家機器，不過是馬克思所言的“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換句話說，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正是工人政黨及工人政治衰落的產物。西方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沒落導致工人政黨沒有能力挑戰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秩序，這些政黨或者衰落下去，或者改旗易幟，從改良主義的左翼政黨徹底蛻化為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在這種情況下，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消解了，區別隻在於哪個政黨在操作上能夠更好地執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新自由主義的職能，政治問題變成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或者叫“治理能力”問題，政黨淪落成了“更換領導人的國家機器”。所以多黨之下的民眾看似有很多種選擇，但實際上別無選擇。美國兩黨之間的差別接近於無，所以被壓迫的99%無法通過選舉的方式來選擇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在這種代表性斷裂的情況下，許多西方國家陷入了李世默所說的“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周期性困境，長期低迷的投票率就是對這種“別無選擇”的假民主的抗議。
與西方一樣，三十年來的中國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在第三國際直接指導和支持下建立的政黨。它通過廣泛的政治動員和階級鬥爭，建立了以無產階級、工農聯盟、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為內涵的政治代表性，並擊敗了疏離和背叛了工農革命的國民黨。這種政治代表性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和建設的合法性基石，並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下來。
而在改革開放後，執政黨逐漸將經濟建設、尤其是市場經濟的建設作為通往現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曆史進程中，政治精英逐漸將自己轉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權力精英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分界逐漸模糊而與工農群眾則日益疏遠，執政黨與其所宣稱的階級代表性之間已經斷裂。汪暉說：“‘代表性斷裂’集中表現為政黨一方麵超越先前的階級範疇，宣稱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麵卻與大眾，尤其是處於底層的大眾更加疏遠。我們可以找到對於工人和農民的保護性政策，卻難以發現在人民戰爭中形成的那種工農政治與政黨政治之間的有機關聯。”在此情況下，黨逐漸從一個特定政治價值的團體蛻變為一種結構性的和控製性的權力體製，從一個階級性的組織轉化為‘去階級化’的組織，黨內的分歧被納入了現代化基本路線的技術性分歧的話語之中。
李世默的敘述就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在他的敘述裏，傳統階級政治所講的五階段論和共產主義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元敘述”，這就消解了傳統共產黨所要追求的根本政治價值。共產黨不再是一個代表某一個社會集團實現其解放和理想的政黨，而變成一個站在抽象全民的立場上能夠更好地實現國家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政黨。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本身的政治價值(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消滅資產階級，實現工人階級的當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為國家或者“政治體製”的職能。所以，李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敘述，不再訴諸傳統的代表性政治，而是從“治理能力”出發——“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誰的執政能力。”“中國共產黨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專家。”
既然中國與西方同樣處於這樣一種代表性斷裂的“國—黨”體製中，麵對的都是無可選擇的政黨和無可選擇的國家，那麽對中共的指責也就自然消解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治理能力就超越了“民主”而成為敘述的主體，衡量兩種體製優劣的標準就變成了哪種國家體製有更好的執政能力。在西方所謂民主國家普遍陷入無法實現有效治理的困境的時候，隻有中國能夠一枝獨秀，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就在這種語境中體現了出來。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探討，就變成了對國家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分析，這是李世默在清華演講中所講到的主要內容。
如果肯定“去政治化”這個前提，那麽李世默的敘述就沒有問題。可是問題恰恰在於這一前提上。去政治化的本質其實是重新的強化政治性，通過將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於“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會不平等就被“自然化”了。代表性斷裂的背後是遮蔽代表性，利益集團綁架國家實現自己特殊利益的行為就在去政治化的語境中被消解和掩蓋了了，一切社會問題都變成了治理的技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如果說在改革過程中某些社會階層付出了代價和犧牲。那麽這會被敘述為為了實現現代化所必須品嚐的“陣痛”，而不是一些社會集團對另外一些社會集團的剝奪。可選擇的政治問題(可以通過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博弈實現調整)變成了別無選擇的技術問題，從而消解了潛在的不滿和反抗。這種去政治化的敘述的本質是要遮蔽和加劇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為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辯護。聯想到李世默的身份和地位，我們就很容易明白這一點。
三十年來中國已經從一個階級趨於消失的社會轉化為一個“重新階級化”的社會，形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工人群體。但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國家和資本的霸權壓製階級話語，以隱藏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為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當新生的工人群體當其作為一種階級力量要誕生的時刻，卻遇到重重障礙，“新興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個到處飄蕩的幽靈，沒有聲音、沒有身份、沒有棲身之所。”(潘毅、陳靜慈《階級話語的消逝》)，富士康的二十六連跳是這一群體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的絕望呼喊。要重建社會平等和公正，就首先要打破這種“去政治化”和“自然化”的話語霸權，重建工人階級的政治主體性。
參考閱讀：觀察者網、春秋綜合研究院和華爾街資本
附文：李世默：從全球政治學視野看中共與改革
大家下午好，很開心來清華和同學們交流。我不是老師，我是生意人，但賺錢以外，我的業餘愛好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首先，我要聲明我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小時候試過，但可能因為生活作風有問題，被拒絕了(笑)。後來入黨未成，一不小心當上了資本家。我平時是周一到周五做資本家，周六周日研究中國共產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點——不能說是學問——隻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夠對我的心得提出意見和批判。
我要講的題目是《從全球政治學視野看中國共產黨與改革》。政治學，英語叫political science，就是政治科學，但政治學是一門軟科學，就是用科學的方式來研究社會，研究政治，研究軟的東西。
那麽科學的方式是什麽呢?一般的科學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設立一個假定，拿這個假定到實驗室裏去驗證，有的假定被驗證出是對的，有的假定被驗證出是錯的。驗證了對的假定可能成為理論。過一段時間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驗證以後就推翻以前的理論，成為新的理論。科學就是這樣發展的。我今天講的所有內容都隻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紀是一個在改革中競爭的時代。能成功改革的國家將是贏家，改革失敗的國家將是輸家。
在這場改革競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將在全球大國中脫穎而出。
所以，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麵臨治理危機，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都在說“我們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幾乎在所有國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舉步維艱，四麵楚歌，為什麽?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學學者的眼光來講這個題目。
李世默做客清華大學時事大講堂
塞繆爾·亨廷頓：政治衰敗
第一位叫塞繆爾·亨廷頓，大家都知道他寫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學裏我覺得他最好的著作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頓發明了一個概念叫“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這是近代政治學裏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裏研究了二戰以後新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大環境在發生巨大的變遷，可是他們的政治製度不能相應地改變，去適應新的環境。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政治衰敗。他還說在體製很穩定、很成功的情況下也會發生政治衰敗。意思就是說，現有政治體製發生了所謂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環境發生了變化，社會發生了變化，世界變了，可是政治體製沒有辦法去推動質的變化來適應外部環境和社會內在的變化，那麽這個政治體製就發生了政治衰敗。
曼瑟爾·奧爾森：分利聯盟
第二位叫曼瑟爾·奧爾森，他的代表作是《國家興衰探源》。他創造的概念叫“分利聯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
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裏研究民主體製，他說民主體製裏邊必然出現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通過多年不斷積累權力，形成分利聯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團權力強大到一定程度，他們可以尋租，他們可以俘獲甚至操控政治體製，使政治體製為分利聯盟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整體利益服務，甚至以損害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維護分利聯盟的利益。奧爾森說在民主體製裏，分利聯盟俘獲政治體製這個問題是一個無解的困境。隻有兩種東西可以打破這個困境，一個是革命，一個是外部的衝擊。如戰爭。這是非常悲觀的一個角度，無解。
弗朗西斯·福山：否決製
第三位叫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兩本書叫《政治秩序的起源》與《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福山把前兩個人所創造的概念——“政治衰敗”和“分利聯盟”——組合起來討論政治衰敗。
第一，他說政治衰敗在任何政治體製內部都可能發生，無論是威權體製還是民主體製。福山說，現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強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問責。
福山說美國現在正處於政治衰敗中，原因之一是當代美國是強法治、強民主、弱政府。而這個局麵使得美國無法推進急需的改革。
福山還提到兩種問責製，一種叫自下而上的問責製，一種叫自上而下的問責製，兩種製度各有優劣。
自下而上的問責製即通常說的民主製度，你不好老百姓把你選下去。它的優勢在於有一個自動回應機製，你做的不好老百姓可以選另外一位。它的劣勢在於分利聯盟，福山又創造了一個新詞叫“否決製”——“Vetocracy”，就是分利聯盟把持政治體製，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損害集體的利益。“Vetocracy”其實就是中國人說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自上而下的問責製，也許中國是自上而下的問責製，私人企業也是自上而下的問責製，它有強大的執行力，這來自於政治獨立性，就是福山說的“political autonomy”。它的困境和弊端，第一是信息的困境，底下的人不把正確的信息給老板，老板摸不清楚下麵到底怎麽回事，導致決策錯誤。第二是福山說的所謂的“壞皇帝”的風險，老板出問題了怎麽辦?
福山說改革在美國正在失敗，美國沒有辦法改革。為什麽?他舉了一些原因。
第一，民主和透明成了美國改革的絆腳石。美國太多的公眾參與，太多的透明，也就是說太多的民主，使這個國家的改革寸步難行。
第二，公民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利於美國的改革。公民社會孵化了利益集團的形成，利益集團積累權力形成分利聯盟，分利聯盟導致否決製。在這樣的公民社會裏，隻要有一個分利聯盟不喜歡一件事，它就能把這件事給黃了。要所有人都覺得沒問題才能做，結果是什麽事都做不成，改革更做不成。
第三，是法治。美國的法治出現了治理的司法化。就是說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都要通過立法。立法的過程遭到分利聯盟的俘獲，即便立了法，分利聯盟再通過司法程序百般阻撓它的執行。
最後，是自由。福山說自由和特權是一步之遙，一不小心自由就變成了特權。美國最高法院今年判決說政治獻金沒有上限，這是憲法說的言論自由。就是說我自己合法賺來的錢，為什麽不能在電視上買廣告，說某某政客好，說哪些政策好，哪些政策不好?給政治獻金設上限是違反言論自由的。而維護言論自由的後果是什麽呢?當然是越有錢越牛，所以自由與特權是一步之遙。
王紹光：中國式共識型決策
第四位政治學學者，是王紹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他研究國家能力和國家建設。他近期的著作叫《中國式共識型決策》。王老師用中國在2009年啟動的醫保改革為案例，仔細闡述了當代中國的政治體製如何超越利益集團，成功推動改革。
中國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我認為中國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賢能治理。這是理想狀態，賢能治理也會出問題。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國的官員來自於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過這個體係一步步往上爬，最終進入中國的最高治理階層。
二是實驗治理。中國幾十年來推行很多政策，都是從小地方先試起來。失敗了就算了。成功了就讓各個地方學，再成功了就全國推廣。失敗的成本較低。這樣的實驗治理隻能在中央集權的國家才能實現，在美國不可能，你在舊金山實驗一個東西成了，然後華盛頓讓麻省也試，做不到的。
三是回應治理。有沒有能力回應人民的需求，回應製度到底健康不健康。據我了解，中共其實有非常複雜和有效及時的反應機製。
三中全會是政治改革的又一個裏程碑
清華大學時事大講堂開講現場(圖片來自 清華大學 張舜棟 李佳林)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也麵臨巨大挑戰。
經濟挑戰非常嚴峻，中國經濟模式走到現在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這個模式要改。環境變了，經濟結構變了，所以要改變這個經濟結構，可是在改變過程中增長率就會下降，又會引發其他問題。這個平衡怎麽掌握，很難。
腐敗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環境也是巨大的挑戰。這麽大規模，這麽快速工業化，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造成的環境問題是巨大的。
三中全會好像有600多條改革的政策，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法律改革、經濟改革。三中全會開完後，很多學者、媒體都說中國開始實施大膽的經濟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甚至開倒車。我覺得這是一個誤讀。
我覺得三中全會啟動了中國幾十年來最大膽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義定死了，認為隻有往某種方向去改變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作的改變，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為一個中性詞，就是對政治體製動刀，對政治體製做質的改變，我想三中全會是一個裏程碑。
為什麽是裏程碑?我認為有三方麵。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權力分配發生了巨大變化。三中全會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家預算，以前中國的國家稅收隻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裏，這次把它變成了全國的預算，這是巨大的權力再分配。
二是黨紀和國法的權力分配發生了巨大變化。三中全會對中紀委進行了重組，把地方紀委的決策權力從地方黨委那裏抽出來。這又是一個巨大的權力再分配。
三是黨和國家的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1949年建國時引進的蘇聯模式“三駕馬車”——人大對應最高蘇維埃、黨中央對應蘇共黨中央、國務院對應蘇聯的部長聯席會。三中全會——我認為——把三駕馬車的格局打破了。國家成立了很多領導小組和委員會，都是黨中央在領導。比如，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國內國外的安全;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經濟改革政策。這是一個驚人的權力再分配，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國共產黨走到了中國國家治理的前台中央。
所以，我覺得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曆程中一個巨大的裏程碑，很多人把新中國的60多年分成兩個30年，我覺得三中全會啟動了第三個30年。第三個30年最重要的兩個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複興。
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原動力
近些年來，政治學裏流行的說法是，選舉民主製國家最善於自我糾正，也就是改革，因為能夠通過選舉更換執政黨。但是現實卻恰恰相反。民主國家普遍陷入治理危機和改革困境。而中國呢?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5年曆史，在中共的一黨領導下，中國經曆的政治、經濟變革，幅度和深度是近代史上罕見的，遠遠超出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包括所有民主選舉製的國家。為什麽?我認為這是中國政治體製的獨特性質的結果。在中國，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中共本身就是中國的政治體製。中國是世界上大國中唯一的一個擁有這麽一個獨立於社會又同時來自於社會的政治力量，正如福山所說的，political autonomy。中共來自於中國社會的草根，又高於中國社會的所有利益集團，這個機製就是中國改革的原動力。
尼可羅·馬基雅維利：每種政治製度都有它衰敗的一麵
回到最開始我說要跟大家分享五位政治學家，前麵講了四位，都是我們同時代的人。
第五位是一位古人，這位古人是政治學的泰鬥，沒有他就沒有政治學，他叫尼可羅·馬基雅維利，是500年前佛洛倫薩共和國的外交長官。美第奇家族複辟以後，把他打入監獄，施以酷刑，然後將他流放到鄉村。在寫給友人弗蘭西斯科·維托裏的信中，馬基雅維利講述了自己的流放生活。在漫長而平靜的日子裏，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馬基雅維利總會換上宮廷的華服，進入自己的書房。在那裏，他廢寢忘食地閱讀先哲遺篇，與古賢心照神交。隻有在那樣的漫漫長夜裏，他才感覺不到饑餓幹渴，也不再懼怕死亡。在那裏，他寫下了流傳百世的代表作《論李維》，這本書是所有政治學的基石。
他在這本書裏，把全世界所有政治製度歸納成三種：一是君主製;一是貴族製，他說的貴族製是希臘語的貴族，就是我們講的選賢任能或賢能製，不是後來歐洲出現的世襲製的貴族;三是民主製。
他說每一種政治製度都能夠表現得非常好，可是每一種政治製度都有它衰敗的一麵。君主製會衰敗成暴政，貴族製會衰敗成寡頭製，民主製會衰敗成放蕩製。
我想留給大家的一個想法，就是也許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東西。我們研究政治學，研究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體製，最值得研究的就是這個政治體製在它的生命周期裏，是在哪個點上。如果在少年期那是一種預測，如果在中年期和老年期就是另一種預測。在現實中，也許沒有一個政治體製是永恒的。每一個政治體製，不管是君主製也好，貴族製也好，民主製也好——中國現在實行的也許是賢能製，美國是民主製——所有這些政治體製最終都可能走向衰敗，就像人的身體一樣。政治學的基礎就是，把政治體製、社會當人的身體一樣研究。把政治體製比作人的身體，就像人小時候經常生病，每年都感冒，病曆卡很厚，但是一到發育的時候什麽病都沒有了，到七八十歲病又回來了，也就臨近死亡了。
我經常把當代中國比作美國100多年前，100多年前的美國也在發生巨大的變革，快速地工業化，那個時候的美國，它的腐敗、它的暴力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但那個時候的美國，它的政治體製在它的少年期，那些再嚴重的問題也沒能阻擋它成為超級大國。中國的政治體製也有很多問題。每個人身體裏邊都有癌細胞，就看它什麽時候出來。每個政治體製的基因裏邊也有癌細胞。我的假定是，中國的政治體製在少年期。美國政治體製，以及整個西方的政治體製，倒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它們肯定不處在少年期。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製，在它們的生命周期裏邊是中年期還是晚年期?如果美國的政治體製是一個50歲的人，它還有一次機會可以重新複興。如果是80歲呢，就像福山講的那樣，政治衰敗就是眼前的宿命。
中國的政治體製處在少年期，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也就是改革的能力，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