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憶錄

 《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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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從來沒打算寫回憶錄，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因為我總認為這樣會妨礙工作。

    卸下總理職務五年後，我的老朋友兼同僚，也就是新加坡報業控股執行主席林
金山使我相信，年輕人會喜歡讀我的回憶錄，因為他們對那本收錄我的舊講稿，由
報業控股以華文出版的政論集深感興趣。我也為那些隻知國家穩定、增長和繁榮的
新一代過於自信的態度擔憂。我想新加坡人應當了解，新加坡曾經是、現在還是那
麽脆弱。當時我們麵對種種危險，差點兒就一蹶不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了
解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社會秩序、個人安全、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等，都得來不易
。

    這本書並非正式的曆史記載，而是我生長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間經曆
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寧靜歲月、戰爭帶來的震驚、日本占領時期的悲慘日子、共產黨
反對英國人回來而引發的造反和恐怖行動、馬來西亞期間的種族暴亂和威嚇，以及
新加坡獨立的風險。這本書記載的是新加坡早期的曆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
獨立結束。下一本書我將描述接下來25年新加坡從貧窮到繁榮的漫長和艱苦的奮
鬥過程。

    1959年我就職時，許多人尚未出世或年紀還小。他們不會知道，一個沒有天然
資源的彈丸小國，是怎麽同它的天然腹地分隔開來，並且必須在東南亞民族主義新
興國家的冷酷世界裏求存。他們認為不到40年光景，世界銀行就把新加坡列為發
達國家是順理成章的事。

    撰寫本書時，許多事情我早巳遺忘，那些回憶需要從國內外的會議記錄、來往
函件以及同僚的口述曆史謄錄本中一段段地綴合。雖然那些事情是在過去的歲月中
發生的，可是這一係列打點心情的過程，有時候依然使我心潮澎湃。

    內人芝是我的一個得力助手，給予我中肯的批評。我寫的每字每句，她批閱了
無數次。我們之間的爭論數也數不清。她是承辦產權轉讓業務的專業律師。我並不
是在起草一份要讓法官細閱的遺囑或產權轉讓書，她仍然要求我把文句寫得準確、
明晰、毫不含糊。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數十年如一日地給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

    我並沒有刻意去敘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內人和三個孩子，隻是偶然
一提而已。看著孩子們漸漸成長，跟他們的朋友一樣，在新加坡，這個依照我的政
策改造的國家事業有成，那確實令芝和我十分欣慰。

    對我本人和我的內閣同僚而言，在我們從零開始的建國過程中，家庭是我們攜
手奮鬥的核心。我們要創造一個足以讓我們的孩子和同胞們引以為榮的新加坡，一
個所有公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能夠享受平等和有充分機會的新加坡。正是這股亞
洲移民社會獨有的精神，推動我們奮勇邁進，排除萬難，爭取成功。

    李光耀

    新加坡

                        第一章 新馬分家

    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
的……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麽值得慶祝的日子。我們從沒爭取
新加坡獨立……在居住著l億多馬來印尼穆斯林的3萬個島嶼的群島裏，我們的華
人人口簡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我們在這樣一個敵對
的環境裏如何謀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樂廠播中途暫停，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沒有兩樣。
上午10點，廣播電台和麗的呼聲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斷，大為震驚的聽眾聽到
廣播員莊嚴地讀出一份宣言。這份宣言隻有90個宇，卻改變了新加坡人民和馬來
西亞人民的生活：

    “自由與獨立永遠是人民的神聖權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
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
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主、獨立與民主的國家，在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
裏，誓將永遠為人民大眾謀求幸福和快樂。”

    緊接著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願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
頌讚……餘，馬來西亞首相東姑拉赫曼，獲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批準，謹此昭示，自
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州，它將永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
的邦國，從此脫離並不再依賴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政府承認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獨
立自主的政府，並將本著友好的精神與之合作。”

    分家?為什麽?怎麽那麽突如其來?新加坡島成為新馬來西亞聯邦(也包括北婆羅
洲地區的抄撈越和沙巴)的一部分，隻不過兩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點，在新加坡
以北250英裏的吉隆坡，東姑拉赫曼正在向馬來西亞國會解釋：

    “我們最終發現，隻有兩條路可走：

    一、對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領袖采取鎮壓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斷絕關係。

    我們現在采取的是第二條路。”
    
    被逐出馬來西亞

    國會裏一片死寂。東姑是在副首相敦拉紮克提出一項議案一讀之後發言的，該
項議案要求立即對1965年憲法與馬來西亞(新加坡修正)法案進行辯論。到下午一
點半，二三讀辯論完畢，法案送交上議院。上議院的一讀從兩點半開始，到四點半
三讀通過。最高元首當天就批準，完成了憲法所規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
亞。

    按照馬來穆斯林的風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
卻無權這樣。這期間他們可以重歸於好，他可以娶回她。不過，在他講了三次“塔
拉克”之後，就不能再娶她了。馬來西亞“休”了新加坡的時候，國會上下兩院三
讀法案，等於宣布“塔拉克”三次。這對伴侶——馬來人占多數的馬來亞和華人占
多數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來。新聯邦應該是個真正的多元種族社會還是由土生士長
的馬來人支配，對此雙方爭得越來越厲害，以致兩者的結合受到了損害。

    新加坡注重“離婚”的實質內容而不是法律手續。要分家的話，就要確保條件
實際可行，一旦訂下，永不改變。為了確保人們對這次定局不致產生懷疑，同一天
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別出版政府憲報號外，刊登了以上兩份宣言。我特地要求東姑
在他的聲明上親自簽名，這樣哪怕馬來西亞其他領袖或國會議員不同意，他們也無
法改變主意。他照辦了。新加坡廣播電視台台長拉曼從內閣辦事處秘書那裏接到了
這兩份文件。他決定通過三個不同的波道分別用馬來語、華語和英語播送全文，過
後每半小時重播一次。幾分鍾後，通訊社便把新聞發布到世界各地。

    8月9日這一天，我一開始辦公便跟主要的文官，特別是受聯邦管轄的文官舉
行一連串會議，通知他們新加坡的部長現在接過控製權了。就在10點正式宣布之
前，我會見了能在短時間內召集到的各國使節團成員，把新馬分家和新加坡獨立的
消息告訴他們，要求各國政府承認新加坡。

    在使節團成員離開之前，我把印度最高副專員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總領
事請到一旁，把致夏斯特裏總理和納塞爾總統的信交給他們。當時印度、埃及和印
尼一起，是亞非運動的主要成員，亞非秘書處設在開羅。我在信中要求他們承認和
支持新加坡獨立，要求印度派幾位顧問前來訓練新加坡的軍隊，要求埃及派一名顧
問為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衛隊。

    午前我到達新加坡廣播電視台錄像室，以便舉行電視記者會。結果出現了事前
沒料到的情況。開頭10分鍾左右，記者們提了幾個問題，我一一作了答複。一名
記者隨後問：“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導致今天早上發布宣言的事態發展過程?”

    我追述了兩天前在吉隆坡同東姑會談的經過。我說：“……每當回顧簽署協議
，使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的那個時刻，我們總會感到痛苦，因為我一輩子都相信合
並和兩地統一。地理、經濟和親屬關係把人民連在一起……我們稍停一下，你們介
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動得不得了。20分鍾後記者會才繼續舉行。

    那不是一次電視直播，因為電視要下午六點才開播，於是我便叫拉曼把這一段
去掉。他堅決反對，強調報紙肯定會報道，要是電視廣播把這一段去掉，讓報紙描
述這個場麵的話，繪人的印象會更糟。在這類事情上，我早已發現拉曼是個精明可
靠的顧問。他是在馬德拉斯出生的泰米爾人，有教養，也有學問，已經成了忠心耿
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勸告。於是，在新加坡和國外，許多人看到我控製不
住自己的感情。當天晚上吉隆坡馬來西亞廠播電視台播放了記者會的情形，也有這
段插曲。在華人看來，像這樣失去男子漢應有氣概的表現，是有失體麵的。但是我
不由自主。許多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觀眾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感
寬慰。
    
    深受良心譴責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騰，使我心力交瘁。從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時開始，我就沒
有真正合過眼，已幾乎精疲力竭。因任務尚未完成，我盡量克製自己的情感，把精
力集中在下一個步驟。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緊張，情緒便激動起來。我深受良
心譴責，感到自己辜負了馬來西亞數百萬人民，他們是馬來亞的華族和印族移民、
歐亞裔，甚至包括一些馬來人。他們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馬來霸權，而馬
來霸權正是導致我們發生爭執的根源。也感覺背棄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來自馬來
西亞其他州——沙巴、沙撈越、擯城、吡吻、雪蘭莪和森美蘭的政黨領袖，我感到
慚愧。我們一起組成了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一直在開會和開展協調活動，以
便動員人民，展開主張建立不分種族的社會的運動。我們已著手建立廣泛的聯盟，
以便向吉隆坡聯盟政府施加壓力，爭取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而不是“
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執政的聯盟是受東姑領導的馬來民
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支配的。

    我也因為不得不向英國首相和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國的總理隱瞞實情而感到悔
恨和內疚。過去三個星期，我不得已隻好背著他們暗中策劃分家，雖然他們對我和
新加坡要求和平解決馬來西亞的種族問題，一直靜悄悄地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在我們和敦拉紮克進行談判的三個星期裏，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縈繞。隻要
較量意誌力的鬥爭還在進行，我就得沉住氣。一旦大功告成，激動的情緒再也抑製
不住了。
    
    華人區歡欣雀躍
    
    就在我難受的時候，新加坡華人區的商人卻歡欣雀躍。他們放鞭炮慶祝脫離吉
隆坡馬來人的種族主義統治，一些街道因此鋪滿了紅色的炮竹屑。華文報《星洲日
報》報道，人們放鞭炮慶祝偉大的日子來臨。它以華人典型含蓄方式說：“或許是
預祝中元節呢!”隨後加上一句神秘莫測的話：“各人心中有數。”《南洋商報》
寫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孫炳炎對新馬分家的消息公開表示歡迎。他說，第二天
會召開董事會會議，討論發動所有注冊商業團體、工會、行會和其他民間團體，聯
合慶祝新加坡獨立。他還說：“對於最新的政治發展，商家大多覺得如釋重負。”

    投資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場交易旺盛。當時新馬證
券交易所仍然是聯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兩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個星期幾
個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資者認定獨立對經濟有好處交易量就更大。37種工
業股當中，25種漲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卻空蕩蕩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行
將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總監黎肯，並把聯邦內政部長拿督伊斯邁醫生的一
封信交給他，信中叫他今後聽從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了經過特別訓練來應
付暴亂的鎮暴隊，以防萬一親巫統的新加坡馬來人糾眾鬧事，抗議新馬分家。人們
經曆了1964年的兩場華巫種族血腥暴亂，深恐再次出現類似的危險。那天下午，
鎮暴隊和鎮暴車出現在大街上，車上有水龍設備，車窗和擋風玻璃都加上鐵絲網，
預防暴民扔東西。

    這一天天氣溽熱，是典型的8月天。傍晚氣溫降下來。我相當疲倦，但決定照
常運動運動，放鬆自己。在總統府(以前的總督府)的斯裏淡馬錫官邸①前麵，我花
了一個多小時，在發球練習區揮杆打了150個高爾夫球；心情好了些，吃了晚餐，
然後準備會見英國駐吉隆坡最高專員赫德子爵。

    這一天早上九點半，秘書接到赫德辦事處打來的電話。當時離宣言公布時間隻
有半小時，秘書回電話說我暫時不能同赫德通話。赫德問下午行不行。我回話建議
晚上八點，最後雙方約定7點5O分。

    7點50分赫德來到斯裏淡馬錫官邸(基於保安理由，我沒住在歐思禮路家中)。
10歲的女兒瑋玲當時穿著T恤和短褲正在門廊裏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問他：“
您想見我爸爸?”由於獨立後，我和他的關係突然變得不明確了，這樣的非正式歡
迎，算是得體。就在他從汽車裏出來時，我及時走到門廊歡迎他，問他：“您代表
誰講話?”他說：“嗯，您當然知道，我是獲任命的駐外專員。”“一點也不錯，
您是否獲得特授的職權來跟我談新加坡和英國的關係?”“沒有。”我說：“那就
是私下談話，隻是聊聊而已。”他說：“要是您喜歡這樣說的話。”事情就這麽辦
了。

    事實上，當時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舉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風度翩
翩，儼然是個受過訓練的英國王室近衛騎兵團軍宮。1956年英國入侵蘇伊士運河
期間，他擔任國防部長，在艾登首相辭職之後跟著辭職，以便對那次的事件負責。
他是英國上流社會的人物，善於在困難麵前挺起胸膛。

    他為防止新馬分家盡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計地遊說東姑和吉隆坡聯邦政府推
行一些政策，以促進馬來西亞內部的團結。他以最高專員的身份不斷會晤東姑以及
東姑的部長。他和在倫敦的威爾遜首相兩人，對我主張以憲製方式解決吉隆坡和新
加坡之間的糾紛，一直給予大力支持。他們成功地堅持了不應動用武力的原則，否
則結果會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爭取的結果。

    當時英國有630OO名英軍、兩艘航空母艦、80艘戰艦和20中隊的飛機在東南
亞保護馬來西亞聯邦，但這還是不能戰勝馬來種族主義的勢力。馬來領袖，包括東
姑在內，擔心一旦同非馬來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權力，他們就會被壓倒。問題的症結
就在這裏。赫德不了解這一點。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勢，因為我花
了更多的時間同東姑、敦拉紮克和拿督伊斯邁討論過這樣那樣的問題。我會說馬來
語，赫德不會。我也能回顧過去馬來人和非馬來人摩擦對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
年和1941年當我在萊佛士學院就讀那段時期。我比較了解馬來人。所以1965年6
月底，當我在報上讀到東姑在倫敦患上帶狀皰疹的消息時，我猜測他可能再也支撐
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談了大約一個小時，我們對話的過程心平氣和，雙方都盡力約束自己
。他沒指責我，隻對我沒把事情經過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遺憾。而我卻感到悲哀
，因為如果我事先告訴他東姑要我們脫離馬來西亞，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約束性比
較小的聯邦，他肯定會站在我的立場上想辦法阻止東姑的。這一來就不能排除發生
種族暴亂的可能性。在我們會麵的17個小時後，英國政府承認新加坡獨立。

    赫德離開後，我和內閣部長們通過電話談了又談，就當天的情況交換了觀感，
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我怕內閣和國會議員們之間會鬧嚴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
長都在分家協議上簽名。我知道有幾位部長會極力反對分家。

    但我得繼續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務。當天我大部分時間是跟我的親密同僚吳慶
瑞在一塊。內部安全和國防問題得先解決。我決定把內政部和新的國防部並在一起
，讓吳慶瑞掌管。財政部由誰來接管?我們選定了林金山。接下來的問題是國際上
的承認，以及同能夠協助確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國家建立良好關係。我們認為人
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應該主管外交部。但是當時我們有點茫然，擔心會
出現難以預料的形勢。
    
    該怎麽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馬來亞隻隔著柔佛海峽，由新柔長堤連接起來。兩地
向來是由英國當作一個地區統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國的行政和商業中心。現在我們
分了出來，一切都得靠自己。馬來西亞政府正準備教訓我們。他們可能不再讓我們
扮演傳統的角色，繼續成為他們出入口貨物以及為他們提供種種服務的中心。所有
新興國家都在推行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幹，直接同歐洲、美國和日本
的主要買客和賣客打交道。在這樣的世界裏，新加坡沒有腹地，就連我們的飲用水
也來自柔佛州，該怎麽生存下去?

    讓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並是人民行動黨的基本宗旨。隻有人口比較多，幅員比較
大，才有可能建國。我們從來就不相信一個商業城市國家能生存下去，搞社會主義
的國家更不必說。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電台廣播裏作了這樣的解釋：

    “沒有一個政黨也沒有一個人敢反對合並……合並會實現，不隻因為這是人民
行動黨的願望，也不隻因為這是聯邦聯盟政府的願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樣，這是
不可避免的。兩地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縱橫交錯，密不可分，誰也無法長期維持
新柔長堤的人為障礙。”
    
    “我們單獨生存不了。如果我們延遲合並，人人都會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
販、書記、技工還是商人。生意會減少，利潤會下降，待遇會降低，工作職位會減
少。”

    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
的。45個英國殖民地舉行了色彩濱紛的典禮，為主權正式由英帝國移交給當地人
的政府而慶祝一番。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麽值得慶祝的日子。
我們從沒爭取新加坡獨立。在這之前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我們說服了新加坡70％
的選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讚成票，讚成同馬來亞合並。我們說過，一個獨立的新加坡
根本無法生存下去。現在，讓新加坡生存下去卻成了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我們如何
才能使一批來自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和亞洲其他地區，使用多種語言的移
民形成一個國家呢?

    新加坡是個小島，退潮時，麵積隻有214平方英裏。它是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心
髒地帶，所以繁榮發展起來。隨著新馬分家，它變成了一個沒有軀體的心髒。在我
們的200萬人口當中．75％是華人。在居住著1億多馬來印尼穆斯林的3萬個島嶼
的群島裏，我們的華族人口簡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
我們在這樣一個敵對的環境裏如何謀求生存呢?

    這期間，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所依賴的轉口貿易前途難卜，隨著英
帝國的瓦解，新加坡維係英帝國方麵的戰略價值也跟著消失。英國在新加坡的防務
開支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英國軍部直接給3萬名工人提供職業，
也間接雇用另外l萬名家庭傭人。除此以外，還有應英國軍人需要而產生的裁縫師
、店主、酒吧餐館的員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長率每年高達2．5％，使政府在提供
職業、教育、衛生服務和房屋方麵承受巨大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存在給超過10％
的勞動力創造了就業機會。而且這一時期房屋匱缺情況尤其嚴重，經過戰爭歲月的
破壞，沒有足夠的房屋可以滿足需求。另外職工會和華校生的激進行為，使新加坡
在世界投資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聲。

    但就這一天來說，我們終於平安度過，這使我鬆了一口氣，感到心情舒暢。半
夜過後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卻不想睡。直到淩晨兩三點我累極了，才合上
眼，潛意識裏還在同問題搏鬥，不時感到心緒不寧。這些問題要怎樣解決?這就是
40年來學習、工作和鬥爭的最後結果嗎?新力坡的未來展望如何?我將在接下來的另
一個40年裏，為這些難題尋找答案。
    
    
    注：
    ①新加坡總統府內的一座建築物．在1959年至1990年間，是新加坡總理的官
邸。
    
                           第二章 鄉野童年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
蟲”……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遊戲上……這些遊戲，能培養一
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誌。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
好準備，但這對於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兩隻耳朵被扯著，頭給按在一
座房子圍籬內的井欄上。這座房子就在現在的登百靈路。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那兒
，而我大約隻有4歲。

    我向來很頑皮。那次我把父親一瓶價錢不便宜的4711牌淺綠色芳香潤發油弄
得一塌糊塗，氣得他暴跳如雷。父親的脾氣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氣衝天，一
手抓住我的頸背，把我從屋子裏拉到井邊，然後扯著我的耳朵，把我的頭按在井欄
上。我始終覺得奇怪，為什麽我的耳朵那麽柔韌，竟沒被扯斷，而我也沒掉到井裏
。50年後，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解釋說當
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便會分泌出神經縮氨酸，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
地記在腦細胞裏，長久不會忘卻。

    這件事發生之前，關於我在哪裏出生、在哪裏居住、怎樣成長等情形，我是從
父母親那兒聽來的。他們講述的經曆，可以從深褐色的舊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
得到證明。母親告訴我，我是於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兩層高的大浮腳樓
裏出生的。這座浮腳樓屬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號，對麵是武吉知馬河
。那時我母親蔡認娘16歲，父親李進坤20歲。他們的父母在一年前給他們撮合了
婚事，雙方都認為這是天作之合。

    我父親是富家子弟。他經常對我們誇耀他年輕的時候，祖父給他在萊佛士坊兩
家第一流的百貨公司——羅敏申和然利直——開了個沒有限額的戶頭。他可以隨心
所欲地購買自己喜歡的西裝和別的東西，掛賬就行了。他在聖約瑟書院受英文教育
。這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1853年由德拉薩爾修士創立。據父親說，他修完初
級學校文憑課程後，便結束正規教育。這對他自己和我母親來說，是一件終生憾事
。後來當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臨，兩個家族的財產都喪失殆盡時，他因為沒有受過任
何專業訓練，隻能在蜆殼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差事。

    對我來說，我們家族的曆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屬於
漢民族，發源於華北和華中平原，大約在700年到1000年前遷往福建、廣東和華
南其他省份。由於南遷較遲，隻能擠到土地比較貧瘠、當地人尚未開發的山丘地帶
。根據曾祖父在中國故鄉所蓋的一座房子後麵的墓碑碑文記載，他於1846年誕生
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搭乘帆船到新加坡來。當年他南來的路線，很可
能是先乘小船沿著韓江順流航行12O公裏，到最靠近的廣東省港口汕頭，然後從那
兒出海到南洋。從此以後，有關他的行蹤便鮮有所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
和華族少女蕭喚娘結婚。蕭喚娘是一個容家店主的女兒，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賺夠了錢，決定返回中國祖先生息的村落，給自己蓋一座大宅
院，並以鄉紳的姿態出現。可是，曾祖母卻不願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獨自到一個
陌生的地方。我小時候祖父和姑婆告訴我，他們(祖父當時10歲左右)和曾祖母跑
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來。於是，曾祖父隻好自己回中國。他在中國娶了第二個妻子
，蓋了座大宅院，後來還捐了個小官。他叫人給他畫了一幅身著官服的肖像，寄到
新加坡來。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幅大宅院的畫。畫裏的房子是傳統的中國式建築，
屋頂鋪的是灰色瓦片，並有庭院，美麗壯觀。可惜這幅畫遺失了，不過曾祖父的畫
像還保存著。

    我的祖父李雲龍(我平時叫他公公)1871年誕生於新加坡。據父親說，祖父在萊
佛士書院念到5號，相當於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則告訴我說，他離開學校後，找到
一份配藥師(不是合格的藥劑師)的工作。過了幾年，他改行擔任一艘輪船的事務長
。這艘輪船來往於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之間，屬於協榮茂船務公司。協榮茂船務公
司的東主，正是華裔百萬富翁、爪哇糖王黃仲涵。

    航海期間，祖父在中爪哇三寶壟同祖母邱念娘結婚。當年三寶壟孤兒法庭發出
的一份日期為1899年3月25日的荷蘭文文件，同意讓16歲的邱念娘嫁給26歲的
李雲龍。文件還注明兩人的婚禮是在1899年3月26日舉行的。

    父親於1903年在三寶壟誕生。換句話說，他是在荷屬東印度誕生的。但是由
於祖父來自新加坡，憑著後裔關係，他卻成為英籍民。父親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
母和孩子帶回新加坡，從此沒有回去。由於祖父得到黃仲涵的信任，錢財便越聚越
多。黃仲涵委任他為代理人，負責處理新加坡方麵的業務。他幾次告訴我，黃仲涵
異常信賴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決定從黃仲涵基金撥出15萬元，捐給萊佛
士學院作為經費。這數目在當時可真不小啊。

    父親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縱容我
。父親在家裏很注重紀律，所以對我管教很嚴。祖父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父親隻是
個富家子，沒什麽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家道中落時，祖父所蒙受的打擊特別大。當時，也就
是1927年到193O年之間，樹膠價格從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覺
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這期間，蔡家的資產也蒙受損失。外祖父不但投資在樹膠園
，也在樹膠市場進行投機活動。除此之外，外祖父也從事房地產買賣，並擁有幾座
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樣一敗塗地。到1929年，父母親從祖父在登
百靈路的住所，搬遷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樓的一座格局淩亂的大宅子裏。不過，
每逢學校假期和周末，我總是會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靈路探望他，等到他被
迫放棄那座大宅之後，便到馬裏士他路去。他跟女兒女婿一起住在這條路上的一棟
排屋裏。每次去探望他時，他總會給我5角或l元當零用錢。每次我都會住上幾天
。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這是他在輪船上當事務長，同英籍船長、大副和輪機長日
夜相處的結果。他很喜歡我，經常把他的經曆講給我聽。這些故事都說明在船上維
持紀律是多麽重要。比方說，不管熱帶的溫度和濕度有多高，船長和其他高級船員
以及擔任事務長的他，用晚餐時都必須穿上衣紐緊扣的白色棉質斜紋外套，餐桌上
整整齊齊地擺著盤碟、刀叉和餐巾。從他對本區域航程的敘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級
船員給他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是：講求秩序、實力和效率。
    
    取個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時候，家裏請了一位對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繪我取個吉祥的名字。
他建議取KuanYew二宇。這是方言發音，華文寫作“光耀”。但是，祖父出於對英
國人的仰慕，給我多加了一個洋名Harry(哈裏)，於是我的全名變成
HarryLeeKuanYew(哈裏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別取了教名，前者是
Dennis(丹尼斯)，後者叫Freddy(弗雷迪)。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教名。後來我上
學讀書，總覺得自己是個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這樣一個洋名。所以，當幼弟祥
耀在1933年出生時，我說服父母親不給他取教名，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基督教徒。
他們倒肯接受我的意見。

    雖然祖父喪失了錢財，不能在生活和衣著上保持時髦的作風，但是他到底還有
一些過去留下來的財物。例如那套美觀堅固的家具，是本世紀初葉羅敏申公司或然
利直公司從英國進口的；又如那裝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櫥櫃，可供擺放藝術品；再
有那些小櫥和衣櫥，櫥門還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兒
房裏的小櫥，一直到今天還保留著。他也保存著裝在美麗的銀色相框裏的照片：儀
態端正，穿著像個英國紳士，有夾襖、老式領帶、硬領，穿條紋長褲，鞋子上還附
有鞋罩。此外，他也是個講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簡直是一種享受。祖母善於
烹調，燒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鮮美多汁，再調以剛磨碎的豆蔻
，伴著炸成金黃色但不油膩的薯條一起吃。對油膩，祖父是特別注意的。他給我的
印象是：一個奮鬥成功的人，也是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外祖父沒受過正規英文教育，也不
曾同英藉船長或華族糖王打過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誕生在新加坡一個來自
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裏。他是經過一番刻苦奮鬥，省吃儉用把錢儲蓄起來之後，看
準時機，投資在樹膠和房地產而致富的。

    他連續娶過三個妻子。頭兩個先後謝世，第三個就是外祖母梁亞順。她是個身
材高大、肩膀寬闊健壯的客家婦女，來自荷屬婆羅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講的是客
家話和印尼馬來語。她跟外祖父結婚時，是個育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她的第一
個丈夫，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後不久逝世。她總共給蔡家生了七個孩子，在1935年
離開人間。外祖父則於1944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撤手歸西。

    我母親是這樁婚姻的最早結晶。1922年在她15歲結婚時，兩家的財力還算不
錯，她甚至有個小丫環陪嫁，作為嫁妝的一部分。這個丫環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
人洗澡洗腳，同時給女主人穿鞋脫鞋。等到我四五歲開始懂事時，所有這些財富的
象征，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記憶，卻殘留在我的舊照片中—
—我穿著從英國進口的過度講究的西式童裝，或是坐在價錢不便宜的童車裏。

    外祖父在直落古樓的住家，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大浮腳樓，分成兩部分。他和第
三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這座浮腳樓裏。我母親作為長女，跟父親和五個孩子
占用了一間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讀書，父母親很擔憂。於是母親給慶喜舅父一項任務，要他每天監
督我準備隔天的功課。這樣，每星期三次，晚餐過後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個小時
。就連當時的我也覺得在幾個舅父當中他最沒有學問，可是居然奉派來監督我做功
課，那是多麽荒謬啊。我也說不出這樣的監督對我有什麽好處。可是他畢竟是唯一
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華裔家庭通常是很講究輩分的。

    在一個傳統的華裔家庭裏，結了婚的女兒，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為
社會所容。因為女兒的子女屬於外孫，不能成為外家的成員。不過，在來自馬六甲
的土生華人當中，女兒住在娘家卻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的
家庭是一個相當快樂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時也免不了會發生摩
擦，那多數是由孫兒們的頑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同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七個表弟妹一起長大的。由於
他們年紀比我小，因此我經常去跟鄰近村落的華族漁民和馬來人的小孩玩遊戲。這
個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對麵的一條小巷裏，有二三十間用亞答葉或鋅板蓋頂的木屋
。平日，村裏的漁民在大約200米外的實乞納近海捕魚。捕了一天的魚後，他們會
把綴上一個個軟木浮子的漁網掛在我家後麵的空地上曬幹，然後用一種深褐色的液
體染漁網。這種液體是用一種紅樹的皮榨出來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
蟲”。這種蟲的習性很怪。當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時，它便會磕頭似地敲
響火柴盒，發出“托托”的聲音。我們的樂趣就在看誰的“叩頭蟲”發出的“托托
”聲最大。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遊戲上。

    我們鬥打架魚。我們通常在樟宜路兩旁的淺溝裏抓打架魚。抓魚時用的是一種
用柳條編製的“畚箕”。築路工人用它來搬運泥土，我們卻用它來抓魚，然後把魚
裝進玻璃瓶子裏。打架魚身長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紅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鰭
張開，展現出耀眼的紅、橙、藍三色，異常美麗。我們把兩個各裝著一條打架魚的
玻璃瓶並排放在一起。兩條魚一觸目，搏鬥的本能便引發出來了。接著，它們仿佛
跳起戰舞，拍打著鰭，擺出準備戰鬥的姿態。這時候，我們便把這一條倒進另一條
的玻璃瓶子裏，讓它們廝殺到其中一條慘敗而逃，在驚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奪目的
色彩頓時消失。打勝的那條魚的主人，把打敗的那條當戰利品，其實並沒有什麽戰
利品可言，因為它全身傷痕累累，不但鰭被咬斷，連身上的肉也一大塊一大塊被咬
掉。經此一敗，它的戰鬥精神很難恢複過來。

    我們也鬥風箏。我們用兩根細長的竹片和特別的風箏紙，自己製作互鬥用的風
箏。要做一隻輕盈而能操縱自如，又均衡得當，不會側向一邊的風箏，是需要一定
的技巧的。我們把風箏線拉在兩根木杆之間，把摻了碎玻璃的漿糊小心地塗在線上
。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礫狀，塗在風箏線上時，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
越有可能割斷對方的風箏線。鬥風箏的目的就在於此。斷線的風箏飄落地麵時，誰
撿到就是誰的。後來，我在劍橋大學念書時，才得知羅馬法把這樣的風箏稱為“無
物主的財物”。

    我們比賽陀螺。陀螺是從店裏買來的，最貴的一種用硬柚木製成，經得起對手
陀螺的撞擊，不會留下任何深凹痕。為了增強陀螺的防衛力量，我們用銅製圖釘給
陀螺的外表釘一層裝甲，使它能擋住對手的攻擊。

    我們也比賽彈子。在一片堅實的沙地上，我們挖三個排成一線的洞，以便輪流
把彈子彈進每一個洞裏。比賽的時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彈子放在適當的位
置，然後用右手食指把彈子彈出去。你也可以攻擊對手的彈子。如果彈子靠近洞口
，你盡可以用自己的彈子大力把它撞開，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彈子通常是用灰
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這種彈子一經撞擊，很容易裂成兩半。隻
有貴的那種，是用堅硬的石塊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這些遊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誌。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
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準備，但這對於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何況我們並不軟弱，也未被寵壞。當年我沒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孫子
卻樣樣有。他們所穿的輕便運動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後跟還裝上電池
和燈泡，能夠發出綠色、琥珀色和紅色的閃光。我這一代人所穿的是簡單的樹膠底
帆布鞋，每雙四五角錢，多數是本地鞋廠製造的。後來，霸打鞋公司生產了一種質
地較好的膠鞋，每雙一塊錢。每年正二月華人農曆新年到來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
運的話，父母親就會到密駝路的鞋店給我買雙質量很差的本地製造的皮鞋。鞋內底
，甚至那未外露的後跟，都是用硬紙板充數的。如果皮鞋給淋得透濕，就會扁鬆開
來。

    當年的世界比較簡單。我們不窮，也不富裕。我們沒有大量的玩具，更沒有電
視機，要使自己富於機智，得靠多閱讀和發揮想象力。這對我們的求知大有幫助。
可是當時沒有那麽多的圖書可供兒童借閱，而且書的價錢又很貴。我通常購買廉價
的驚險小說，並追讀哈裏·沃頓和比利·邦特等一夥男童在格雷菲爾斯的奇遇故事
。每個星期五，我總是懷著熱切的心情，等待從英國開來的郵船開進丹戎巴葛碼頭
。郵船載來英國的雜誌和畫報，這些出版物的價錢並不便宜。等我稍微長大時，我
便開始利用萊佛士圖書館。每次從那裏借來的書，可以閱讀兩個星期。我以兼收並
蓄的態度閱讀，但是比較喜歡西部小說，不大喜歡偵探小說。

    談到度假，我們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樹膠園木屋去，在那
裏逗留幾天或一個星期。我們乘坐牛車從樟宜路前往樹膠園。牛車由兩頭牛拉著，
負責趕車的是外祖母的園丁。牛車的木輪用鐵圈箍著，但沒有消震器，所以車子在
布滿轍印的泥路上行走時，總是顛簸得很厲害。50年後，也就是在1977年，當我
搭乘協和客機，以三個小時的時間從倫敦飛越大西洋到紐約時，我不知道同機的搭
客，有誰體驗過乘坐牛車的樂趣。

    我們三餐吃得比較簡單，也比較健康。當時沒有漢堡包和意大利餡餅之類的快
餐，也沒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許經營的餐館，更沒有外國的小甜餅，有的是本地烘製
的糕點。每年一次，母親和阿姨們為了準備農曆新年除夕和往後兩個星期的節慶所
需，會一連幾天烘製糕餅，然後把一個個玻璃瓶裝得滿滿的。當年也有本地生產的
“和和”餅幹，是仿製英國亨特利和帕爾默餅幹廠的產品。至於英國餅幹，隻有英
國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們都吃得飽，從沒挨過餓。在我記憶中，當年
在家裏，在漁村裏，或是後來(1930年一1935年之間)在直落古樓英校裏，都沒見
過肥胖的孩子。
    
    母親是個勇敢的女人

    兒時的生活並非完全充滿歡樂。父親偶爾會懷著惡劣的心情回家來，這一般是
他在安珀路中華遊泳會會所賭21點或其他紙牌輸了錢。他要母親把一些首飾給他
，讓他典當後再回去碰碰運氣。這時候，兩人會發生可怕的爭吵。父親有時變得很
狂暴，但母親卻是個勇敢的女人，無論如何都要保住父母親給她當嫁妝的首飾。她
性格很堅強，精力充沛，足智多謀，15歲出嫁太早了。在她那個時代，女人的任
務就是做個賢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撫養成未來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
一代出生，而且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輕易就能成為精明能幹的商界執行人員
。

    她窮盡一生的精力撫養孩子，讓他們受良好的教育，成為自食其力的專業人士
。為了孩子們的遠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對抗。我和弟妹們深知她為我們作出
了不少的犧牲。我們覺得無論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盡我們所能，做到無愧於她
，更不辜負她對我們的期望。由於我是家中長子，在我稍大時，她便開始跟我商量
家庭的重要決定。所以說早在少年時代，我便成為事實上的家長。這倒教會我平時
遇事如何做決定。
    
                        第三章 學業競爭的對手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
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
姐後麵，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驚。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柯小姐。1939年
由於她是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長叫她在年終頒獎日頒獎，我從她手上領過三
本獎給我的書……

    外祖母對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還不滿6歲，她堅持要我跟其
他漁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學校上課。學校設在一棟木屋裏，地麵是堅實的泥
地，屋頂蓋上亞答葉。教室隻有一間，裏麵擺了用木頭做桌麵的課桌和長凳。還有
個房間，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華文老師的家。學生年齡從6歲到10歲，都用同一
種簡單的課本，一齊跟著老師誦讀。按說我們學的是華語，但大概是老師沒受過良
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話比華語多。事實上他根本沒教，隻叫我們跟著他背詞語，也
不解釋詞語的意義，即使解釋我們也聽不懂。

    我向母親訴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見。但母親當時隻是個22歲的少婦，外祖
母卻是個48歲的經驗豐富的家長，養大了兩次婚姻所生的九個子女。她決心讓我
受一些華文教育，於是把我送到離家一英裏，在如切台的浚源學校。我每天走路上
學。這所學校像樣得多，是座兩層樓的木結構建築，大約有10間教室，水泥地麵
，學生每人一張書桌。每班35到40個學生，6到12歲不等。但是華文課依然叫人
頭痛。我在家跟父母講英語，跟外祖父外祖母講巴巴馬來語(混雜華語詞匯和語法
的馬來語)，跟漁民子弟朋友講馬來語摻點福建話。學校所教的華文對我來說陌生
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邊。老師所講的大部分我聽了摸不著頭腦。舅父也幫不上
忙，因為他們受的不是華文教育。

    兩三個月後，我再懇求母親讓我轉英校，這回外祖母答應了。1930年正月我
轉到直落古樓英校。學校離我家也是一英裏左右，在我家的另一邊。我仍然走路上
學和回家，不隻走的方向不一樣，學校也有所不同。這是一所政府小學，隻用英語
教學。老師說話我聽得懂，不費多大氣力便有所進步。學生多數是華人，有三幾個
印度人，一些馬來學生是從直落古樓馬來學校轉來的。

    小學生活平淡無奇。我還記得開運動會時，操場上掛滿彩旗，放著欄架，用喇
叭筒宣布優勝者的名字，然後頒獎。我沒得過什麽獎。最熱門的體育項目是足球，
我光著腳漫不經心地參加。馬來學生是天生的足球員，踢起球來比華族學生強得多
，一般體育項目他們也占上風。華族學生學業成績卻比他們好，特別是數學。

    我從一年級讀起，跳了一級就讀l號，隻用六年時間讀完本來要七年才讀完的
小學，5號班結業就參加全島會考，爭取進入政府中學①。1935年臨畢業那年我
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萊佛士書院錄取了我，這所書院隻收最優秀的學生。

    外祖母患上肺結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結核，病得厲害。這件事標誌
著我的童年生活時期結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們隔壁，外祖母常常咳個不停，
晚上隔著板牆也聽得到她的咳嗽聲。她越來越瘦，頭發也灰白了。診治外祖母的西
醫最後絕望了，說她已時日無多。家人討論該怎麽辦。家中受過教育的兒子，年齡
最大的是慶和舅父，他同意請馬來巫醫來盡人事。據說馬來巫醫有本事治療病入膏
盲的病人。

    請來的巫醫年齡50歲上下，身材瘦削，留著山羊胡子，兩眼炯炯有神，個性
很強。他給外祖母作了檢查後，告訴舅父和舅母們還有辦法。他給了些草藥和符咒
，為外祖母禱告。幾天後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來，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轉
後又惡化，反複了四個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況嚴重惡化，晚上家裏
人趕緊把巫醫請來。他給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他讓外祖母俯臥著，掀
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樣的東西到盤子裏)舅父起了疑心，
拿起盤子端詳，說那東西像血。巫醫舔了10分鍾後，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許是昏
迷了。

    巫醫告訴舅父，必須安撫鬼神。第二天晚上須在屋前的花園裏演馬來戲，還得
供奉水果、鮮花和加入薑黃的椰漿飯。供品須放在一艘微型馬來船上麵，從實乞納
海邊送進大海。兩天後馬來戲上演了，馬來演員在哀怨的馬來笛聲和奇特的鼓聲伴
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為什麽要這樣做，我莫名其妙，心裏不禁恐慌起
來，甚至產生不樣的預感，下意識覺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會離開人間。

    就在同一個時刻，一夥人帶著載了水果、鮮花和椰漿飯的微型馬來船，走到
200米外的實乞納海灘。兩小時後，負責督促我讀書的慶喜舅父跟大夥兒一起回來
了。他說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醫說是鬼神們不高興
，外祖母很快就會咽氣。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點45分，外祖母去世
了。

    當時我11歲，不大相信別人的看法。後來上中學念物理和化學，讀到西醫西
藥創造的奇跡，就對自己所看到的情形產生懷疑。把從外祖母背上舔來的血吐在盤
子裏，是不是施魔法騙人?但在西醫束手無策之後，巫醫卻能讓外祖母多活四個月
。巫醫怎麽能在一兩天前就預言她會去世呢?這個謎我始終解不開。因此，每當有
人告訴我其他巫醫做了些什麽，我總得想一想。

    外祖母是維係大家庭的紐帶。她去世之前，兩個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於
我將就讀的萊佛士書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從直落古樓去上學很不方便，父母親這
時也決定離開這個大家庭。他們向一戶印度人家租了納福路28號的房子。那是一
座新的小浮腳樓，屋腳是磚砌的，也分成前後兩部分，後半部是廚房、儲藏室、車
庫和戶外廁所。我們1935年底搬進去。第二年正月書院開學時，我們已經住在市
區了。

    當年萊佛士書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現在依然如此。書院是以創辦人命名的
。1823年4月，萊佛士在離開新加坡前幾天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在會上說，新加
坡有好幾所教兒童讀可蘭經的馬來學校，一所教會學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學的華
族學校，由於人力物力不集中，這些學校都辦得不出色。他準備設立一所學府。關
於這所學府他曾經說過：“我相信上帝，設立這所書院也許是教化數百萬人，改善
他們生活條件的方法。”

    在會上，萊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當地高層人民的子弟；為有需要的東印
度公司雇員提供學習當地語言的途徑；收集散落在各處的當地文獻和傳統的資料，
以便了解當地的法律和習俗，目的在於幫助當地人。

    他撥出一塊靠近海邊的土地，立即動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還沒建好，
就棄置一旁。盡管開始時情況很不穩定，後來在政府支持下，它卻發展成為最傑出
的學校，培養了一小批知識豐富的傑出學生，其中好些獲得“女皇獎學金”，到牛
津、劍橋、倫敦、愛丁堡和其他英國學府修讀醫學、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來自15所政府小學的大約150名高才生進人了萊佛士書院。錄
取標準以成績為根據，學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階層的子弟，有些來自馬
來半島。早期校長是英國人，辦學方式模仿英國公學。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
就像在寄宿學校那樣。“宿舍”共有五座，全以曆屆校長命名。英國公學有真正的
宿舍，學生跟舍監住在一起；萊佛士書院是日間學校，沒有宿舍。盡管如此，校方
鼓勵我們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攬球、曲棍球和田徑等運動，都是以
“宿舍”為單位進行比賽的。

    學校的課程大綱，是為應付在英帝國各地舉行的劍橋初級文憑和劍橋高級文憑
考試而製訂的。學生分別在15歲和17歲應試。采用的課本尤其是英語、英國文學
、英帝國史、數學和地理，是英國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編自英國學校所用的課
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多年後我遇見來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遠島
嶼的共和聯邦領袖時，發現他們也用同一課本，接受同樣的訓練，而且能夠同樣引
述莎士比亞戲劇裏辭藻華麗的段落。

    中學分四個等級：6號、7號，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我不算太用功，但
數學和科學很好，英語基礎很紮實。6號班結束時成績中上，升上7號A班。念7
號期間，我不費多大力氣也能進入前三名。上課時我還是不太專注，靠偷看坐我旁
邊的同學張家良的筆記趕上老師的進度。家良筆記寫得很工整，但會用雙手蓋住不
讓我看。他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當年的級任老師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績
單上寫下了讚揚與鼓勵的話：“哈裏李光耀決心出人頭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
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馬第一

    我升上劍橋初級A班，那是成績最好的班級。級任老師英國人格裏夫是個年輕
的牛津大學畢業生，長一頭濃密的淺棕色頭發，為人和藹可親，快30歲了還沒結
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沒有種族成見，多半是因為在新加坡這個殖民地生活的時間
不長，還不曉得必須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離。為了保持英國的支配地位，英國人
認為跟當地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是必要的。在格裏夫教導下，我的英語進步了許多，
成績不錯，在劍橋初級文憑考試裏高居萊佛士書院榜首。這次考試由劍橋大學命題
，也由劍橋大學改卷。參加這樣重要的考試，在我還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兩個獎
，一個是萊佛士書院獎學金，一個是陳若錦獎學金。兩筆獎學金共35O元(海峽殖
民地貨幣②)。我買了一輛漂亮的禮裏牌腳踏車，有三個變速齒輪，全鏈罩，風光
地騎著上學，隻花了70元。更妙的事還在後頭呢。我專心致誌要在劍橋高級文憑
考試中出類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開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
全新加坡和馬來亞第一名。澳大利亞籍老師科茨在我最後一份成績單上寫道：“以
他的級別來說，李見多識廣，與眾不同，腦筋非常靈活。他充滿熱忱，精力充沛，
前途無量。——C．H．科茨”

    萊佛士書院的歲月，使我心情歡暢。功課固然應付自如，我也積極參加童子軍
活動，打板球，偶爾也打網球、遊泳，還參加過好幾場辯論。但是我從沒擔任過學
長，總學長更不用說。我生性調皮搗蛋，老師往往發現我心不在焉，有給同學寫字
條或是模仿一些老師說話的獨特習慣。有位印度籍科學老師講課沉悶，我曾在實驗
室裏畫下他禿了一大片的後腦袋，給校方逮著。

    有一回校長麥克勞德處罰我。他為人公正，嚴格執行紀律，鐵麵無私。有一條
校規規定，學生一學期遲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貓子，不是什麽雲雀，早上總是
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個學期裏第三次遲到，級任老師叫我去見校長。頒獎日
我領過多次獎品，也得過多次獎學金，校長認得我。他不是在訓斥我一番後就讓我
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張椅子上，隔著褲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
育家為什麽極力反對體罰，我始終不明白。體罰並沒使我和同學們受到什麽傷害，
實際上對我們也許是大有好處的。

    不管怎麽說，我在學習認真對待生活。父母親告訴我，他們的兩個朋友分別當
了律師和醫生，日子過得不錯，自己開業，因此沒受到經濟大蕭條的打擊。父親對
自己年輕時不努力感到後悔，極力勸我搞專業。於是我很早便一心要當律師，當專
業人士，不替別人打工。

    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

    在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期間，我隱約感到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1938
年出現了慕尼黑危機，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1939年9月我們正在準備劍橋高級
文憑考試時，報上以大字標題報道德軍侵入波蘭，英國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碟。
緊接著是宣戰，但那是一場離我們很遠的戰爭。據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新加坡唯一激動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駐紮在中央
醫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國統率的印度軍隊嘩變；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這一次，
隨著事態的發展，戰爭離我們不遠了。我的劍橋初級班級任老師格裏夫是飛行俱樂
部的活躍會員。他回英國參加皇家空軍。後來聽說他在作戰中犧牲了，我心裏感到
很悲傷。歐洲戰事最觸動我的心弦的莫過於此。這位闖勁十足的牛津大學年輕畢業
生的死，正像我在電影裏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無畏的戰鬥飛行員一樣。

    這期間，本地人隻需籌款和為飛機工業收集廢金屬，特別是鋁。直到1941年
，我們亞洲人還不相信戰爭會蔓延到新加坡。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訓
。

    1940年2月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放榜時，戰事已在歐洲全麵展開。法國受到
嚴重的威脅，即將淪陷。到倫敦去讀法律隻能推遲。我的成績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
地排名都是第一，獲得當時最受人重視的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獎
學金由約翰·安德森爵士捐贈，他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的英國大商行的首腦。獎學金
得主每年可以獲得大約900元。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給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
1940年這一期歸我。跟其他政府獎學金相比，安德森獎學金多了200元，付了學費
、書籍費和膳宿費還有剩餘。

    萊佛士學院是在英國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峽殖民地政府於1928年創設的，設
有文科(英語、曆史、地理、經濟)和理科(物理、化學、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政
府為它設計了一批漂亮的建築物，包括表麵看來像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四方院子
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層鑲上石塊；建築設計也考慮到熱帶的氣候。

    學院的每個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負責，有一兩位講師，大約一半是牛津或劍橋的
一等榮譽學位畢業生。教文科和教數學的大多數是這兩所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教理
科的多數來自蘇格蘭各地的大學。由於萊佛士學院不是大學，學生讀完三年的課程
沒有學位，隻拿到文憑，分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們采用了牛津和
劍橋的講課、導師指導和每星期寫論文的製度，考試和最終的分級可能比多數英國
大學還嚴格，情形跟培訓新馬兩地醫生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樣。在英國殖民地，
人們都了解當地大專學府的文憑和學位必須保持最高水平，這樣才可能在英國獲得
承認。因此，印度和斯裏蘭卡兩地大學的榮譽學位，水平至少也和倫敦大學相等；
即使跟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水準相比，也不遜色。

    作為獎學金得主，我必須住進宿舍。要適應新情況不容易。為了應付新加坡又
熱又濕的氣候，建築師設計了寬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個房間
，落地窗外麵是陽台。房間由2米多高的牆隔開，稍微比人高些，好讓空氣自由流
通。但這樣一來，聲音就會在2O個住著年輕學生的房間和陽台上方回蕩。寄宿的
學生不隻來自新加坡，也來自馬來亞各地。

    我讀第一年的時候，學生都要選修三科。英語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
力量提高自己應用英語的能力，方便日後修讀法律。其次我選數學，因為自己喜歡
，能力也不差。最後選經濟，以為能學會如何在商場和股票市場賺錢——多麽天真
!第一年過後要選一科主修，我選了數學。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
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
姐後麵，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驚。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柯小姐。1939年
由於她是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長叫她在年終頒獎日頒獎，我從她手上領過三
本獎給我的書。我們後來經常會麵。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爭取女皇獎學金的修讀兩年的特別班裏。我感
到煩惱萬分。整個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一年隻有兩份女皇獎學金，
成績最好的兩個學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擔心的是，當局也許不想把兩份獎學金都頒
給新加坡學生，而會根據地區平均分配，讓檳城和馬六甲兩地的學生也有機會。這
樣就是排名第二也選不上。

    名聞全校被戲弄

    在萊佛士學院度過的第一年，不像在萊佛士書院第一年那麽順心。當時有個傳
統，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學期。我成績最好，名聞全校。也許由於長得較高
，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選中我作為戲弄的對象，尤其是一個名叫埃伯特的歐亞裔學
生。埃伯特個兒小，皮膚黝黑，精瘦結實，是個令人討厭的家夥。他是個出色的運
動員，卻有強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順從，但他看得出我內心反感，因此
覺得格外開心。我從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強一個班級或一連的見習軍官的團結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著一個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彈子前進；不得不
係一條破舊的綠色領帶，走在新生前頭，舉著一麵不像話的綠色旗子。這一切毫無
意義，然而我照做不誤。這是我要加入這個既不成熟而且在發展錯誤傳統的學院所
應付出的部分代價。第二年輪到我有機會作弄新生，我公開反對，設法勸同學們別
這樣做，但不成功。自己當新生時嚐過苦頭，卻發泄在後來人身上，這樣的做法我
堅決反對。

    除此以外，我們上課還得係領帶穿外套。講堂沒有冷氣，科學樓的一間西曬教
室，成了名副其實的烤爐。汗流狹背坐在風口，準會傷風咳嗽。經常輪番處身於涼
風習習的地點和濕熱的房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總的說來，第一年我過得很窩囊
。生活在不熟悉的環境裏，吃倒胃口的學院飯食，跟19個同學住同一座宿舍，這
些都使我有一種失落感。

    第二年從C座換到位置比較好的E座，房間涼快宜人。但是過去一年心裏鬧別
扭，又經常傷風咳嗽，肯定影響了學業。記得一個學期末了，我連數學也排不上榜
首。盡管如此，1941年3月學年結束時，我的成績依然不錯，理論數學排名第一
。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經濟高居榜首，第三科曆史好像也是這樣。統計是經濟試卷的
一部分，我的分數比她稍高。但我很不開心，知道爭取女皇獎學金將麵臨激烈的競
爭。

    接觸大馬來主義政治

    過後回顧當年的情形，才發現在萊佛士學院求學的階段是我接觸大馬來主義政
治的開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對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馬來人慣於接受和其他民
族一樣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製度下生長的馬來人。在
馬來聯邦③，尤其是在馬來屬邦④，馬來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在社會上占
有支配地位。在馬來聯邦，萊佛士學院獎學金供非馬來人申請的總共隻有五份，馬
來人卻有更多份額可供選擇申請；在馬來屬邦也一樣。每年入學的100名學生當中
，有20名馬來學生是來自內地各州，獎學金由州政府提供。

    馬來人團結意識很強。我後來發現，那是由於他們覺得受威脅，怕被充滿活力
、刻苦耐勞的外來民族——華族和印族壓倒。有兩個當年跟我同年的馬來同學後來
成了傑出的領袖，其中一個是馬來西亞前首相敦拉紮克。敦拉紮克是我英語和經濟
課的同班同學，卻跟我談不來。他是彭亨州的貴族，跟其他馬來學生保持著一定的
距離，他們都尊敬他。跟我相處得來的是平民，有兩個是學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
時期在直落古樓小學和萊佛士書院交上了馬來朋友，馬來語說得流利。但是我很快
發現，他們對待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的態度跟新加坡馬來人完全兩樣。第二年一
個來自吉打州的馬來學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訴我：“對我們馬來人來說，你們華
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聰明了。吉打州華人太多了，我們受不了這樣的壓力。”他所
說的壓力，是爭飯碗、爭生意，在學校和大學裏爭名次。馬來人是土著，新來的移
民比他們聰明得多，競爭能力強得多，決心也大得多，他們怕高等職位給這些移民
搶走。也許由於華人和印度人表現比較好，信心比較足，他們沒有像馬來人那樣的
團結意識。他們不覺得受威脅，因此不講團結。

    有一件事在我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學年，學生們對萊佛士學院學生
會在舊海景大酒店舉辦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滿。非馬來學生向學生會提出了投訴
，學生會義務秘書翁姑阿茲毫不客氣地作出尖銳傲慢的反應，使他們光火。於是少
數學生開始采取行動，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批評他，解除他的職務。但他是馬來
人——他後來成為馬來亞大學第一個馬來人校長。隨著征集簽名要求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的運動進入高潮，馬來學生團結在他周圍。他們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職務的話
，他們就集體退會。這是對非馬來學生的挑戰。同學們找我，要我第一個起來發言
，表明大家對翁姑阿茲的不滿。我沒參加晚宴，跟翁姑阿茲沒什麽過不去。但既然
沒入願意做這樣的事，我決定接受他們的要求。大會在一個星期六下午召開，當天
很多學生離開了學院，想來是不希望參與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學出席了，馬來學生
全體到會。會場上情況很緊張，種族主義氣氛很濃。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麵倒親馬來族、反對外來移民的大馬來主義。我不卑不亢
地提出了看法，態度堅定。翁姑阿茲發言反駁了有關他粗暴無禮的指責。我當時能
感受到，大約80名在場的學生對這次的對抗非常不安。表決時支持翁姑阿茲的馬
來票占多數，學生會沒有分裂。不過，非馬來學生覺得他們已經表達了不滿。過後
這件事在我腦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們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
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才記起來。

    當年是競爭對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誼的年代。進入萊佛士書院和萊佛士
學院對我有利。後來，萊佛士書院最優秀的學生在政府部門和商業機構裏表現良好
，萊佛士學院的也一樣。

    關世強在萊佛士書院比我高兩班，是個高才生，數學、英語和華語都很好，會
拉小提琴，也是個藝術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發明取得專利。在
萊佛士學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飯前都練他的小提琴。
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這琴聲。盡管他用了弱音器，琴聲仍然越過矮牆在天花板很
高的宿舍裏回響。他當上了教師，最後出任教育部常任秘書。後來我委任他為新加
坡大學校長。他退休後擔任新加坡駐馬尼拉大使，60多歲死於癌症，對我們來說
是個重大的損失。

    我在萊佛士學院結識的許多人，後來跟我一起參加政治活動。其中一個是杜進
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屆。他沉默寡言，做事堅定不移，也很勤奮和有條理。另一
個是吳慶瑞，他是經濟導師，頭腦一流，不善言詞，寫作條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開始當律師時，已經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
地的政府部門和專業領域裏擔任要職。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哪怕彼此不認識，隻要
出身背景相同，對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學校聯係起著很好的作用，馬來人也不例外
。在政治活動活躍起來之前，當權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的時候，馬來半島
內地的馬來人並沒有敵視我。我跟許多內地馬來人交上了朋友，包括兩位審理過我
所辦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國殖民地教育製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學生，使他們成為
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網絡。我們進過類似的學校，讀過同樣的課本，
有著某些共同的處世態度和性格特點。這種鼓勵學生通過談吐、作風、衣著和辦事
方式來建立聯絡網的學校製度，並不是英國公學獨有的。

注：

①  當時英校的學製是：小一，小二；1號，2號，3號，4號，5號(相當於
小學)：6號，7號，8號，9號(相當於中學)。
 
②  由英國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發行，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流通於馬來亞和
新加坡。因新加坡當時也稱石叻坡，所以它又稱叻幣。
 
③  馬來聯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蘭莪、彭亨
和森美蘭四個馬來土邦組成，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駐紮官駐於各邦。
 
④  馬來屬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蘭丹和丁
加奴五個馬來土邦組成。於20世紀初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顧問官駐於
各邦。

                        第四章 來了日本兵

    我沿著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兩個人穿著暗褐色的製服，跟英軍所穿
的綠色和棕色製服不同。他們就是我最早看到的兩個日本兵。他們綁著腿，腳穿膠
底布靴，大腳趾和其他腳趾隔開，就像他們的涼鞋一樣……我呆了幾秒鍾，才想到
他們原來就是日本兵，頓時汗毛直豎……

    1941年12月8日淩晨，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飛機空襲新加坡。當時，
街燈居然還亮著，空襲警報也沒響，等到投下的炸彈爆炸後街燈才熄滅，警報才響
起來。誰都沒料到日本會發動攻擊。

    我跟我的同學一樣，認為英國無論如何是不會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對
的德國人吃敗仗，隻是遲早的問題。他們入侵蘇聯，勢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學生一
樣，我們的消息來自新加坡的英文報紙。主要的英文報《海峽時報》為英國人所辦
，它的讀者各民族都有。規模和影響力較小的《馬來亞論壇報》隻有本地人閱讀。
此外，大約還有10份華文、馬來文和印度文報紙，它們的影響力都不大，我也沒
閱讀。我的同學都受英文教育，他們當中很少人能夠閱讀這些報紙。作為學生，我
們心裏所想的不是關於戰爭的問題，而是想著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顧，
那些抵製日貨的華族愛國分子可能會把他的耳朵割掉。

    華文報紙對戰爭的可能爆發，倒是讓讀者在心理上有較好的準備。從1940年
12月起，《南洋商報》便不斷刊登有關戰爭的不祥消息和評論。1941年10月，它
發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馬六甲海峽南端，很可能成為日軍的主要攻
擊目標，而且推測日軍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揮軍進入越南。l1月該報報道說，
進兵泰國，是日軍準備采取的下一個步驟。這份華文報讚同讓戰爭蔓延開來，使日
軍遠離中國，越遠越好。由此看來，該報的讀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讀者那樣，在心
理上毫無準備。

    危險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時，一些明顯的危險征兆就出現了。

    1941年12月1日，總督宣布馬來亞武裝部隊實行總動員。

    在做動員工作的人當中，有幾位是萊佛士學院的教師，包括吳慶瑞，他是海峽
殖民地義勇軍團的成員。許多班級宣布停課，我和同學們卻依然一點也不驚慌。我
們把這一切當作戰備的一部分。這也可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
他們膽敢挑起戰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峽時報》的大字標題是“艦隊的到來，產生極大的鼓
舞”。原來兩天前，即12月2日，英國最主要的兩艘軍艦——戰列艦“威爾斯王
子號”和戰列巡洋艦“驅逐號”——航抵新加坡。我們不禁有些得意洋洋。這兩艘
戰艦可以保證英國在遠東不出岔子。

    政府和報紙忽視日本的威脅，究竟是出於愚蠢或是過於自信?我認為是英國對
敵人的力量和本質一無所知。英國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優越性，黃種的日本人
不可能向白人挑戰並得逞。誠然，根據記錄，馬來亞英軍總指揮官白思華將軍的幾
名副官，曾經要求興建防禦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島北部和新柔長堤另一端的柔佛，
挖掘戰壕和設立路障。但事實是，誰也不相信日本人會那麽魯莽，敢跟英國人較量
。如果他們真的動手，定會慘遭痛擊。後來，我們發覺日本人不但準備同英國人和
荷蘭人較量，而且還準備跟美國人一較高低時，的確感到莫大的震驚。當時的英國
和荷蘭被歐洲戰事拖累，根本無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淩晨四點，我在古魯尼路萊佛士學院E座宿舍睡覺時，突然
間被炸彈的爆炸聲驚醒。戰爭終於開始了。根據第二天報紙報道，日本飛機轟炸新
加坡市區，炸死60人，炸傷130人。報紙也刊登了牛車水一帶房屋被炸毀的照片
。可是，空襲的新聞隻是輕描淡寫，新聞檢查壓製了新聞的報道。後來，我們聽說
日本飛機也轟炸發巴港的碼頭、三巴旺的海軍基地以及登加和實裏達空軍基地。

    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都異常激動。那些內地來的學生，馬上準備乘火車回家去。
幾乎每一個人都相信新加坡將成為日本攻擊的主要目標。回到馬來亞鄉下，可以避
開日本轟炸機，比較安全。院方和學生一樣不知所措，誰也沒有做過應付這種局麵
的準備。兩天後，我們聽說12月8日那天，日本軍隊已在吉蘭丹州的哥打巴魯登
陸。這麽說來，馬來亞也難免戰火之災了。

    不出幾天，學院裏的學生宿舍幾乎空無人影，教師也停止講課。院方要求學生
挺身而出，組成醫療輔助服務隊萊佛士學院分隊。我誌願加入這支分隊，每天從納
福路住家騎腳踏車到三英裏外的學院值勤。當局沒給我們提供製服，其實他們也沒
有時間做這方麵的準備。我們每人分得一頂頭盔和一塊臂章，上麵印著紅十字標誌
。我們每個月得到少許津貼，大約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時輪班，每六人編成一
組。莫裏斯·貝克是我這一組的組長。他是一個歐亞裔學生，來自彭亨州的金馬侖
高原，比我大兩歲。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們一點也不害怕
，反而因為英國已經對日宣戰，實際介入真正的戰爭而感到緊張刺激，同時很難抑
製內心的興奮。

    然而對英國來說，戰事並不順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爾斯王子號”和“
驅逐號”抵達新加坡之後的第八天，它們竟在關丹附近海麵被日本轟炸機炸沉。原
來這兩艘軍艦向北航行時，沒有軍機掩護。消息傳來，真叫人難以置信。這樣的事
怎麽可能發生呢?如今還有什麽東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國海軍挺進呢?

    兩艘軍艦被炸沉之後幾天，政府醫務局宣布征用萊佛士學院，並把它改設成一
所療養院，收容兩艘被炸沉軍艦上傷勢較輕的水兵。身為曆史教授的學院院長戴爾
就成為療養院的非專業監督。我們在醫療輔助服務隊裏的職務仍然保留著，但是在
12月份，再也沒有炸彈掉落在萊佛士學院分隊的救護範圍內，我們也沒有奉召到其
他地方去救護和收鹼傷亡者。值班的時候，我時常坐在走廊的圍欄上，眺望夜空和
那一道道搜尋敵機蹤跡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襲次數減少了。原來日本戰機集中在
北馬前線，隻是偶爾南下轟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從馬來亞傳來。有的說英國部隊在前線潰不成軍；有的說日本
軍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線，騎著腳踏車沿馬來半島南下，穿過樹膠園，用小
船和舢舨在英軍防線後麵登陸，迫使更多英軍後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種植園園
主、平民和他們的家屬，開始越過新柔長堤來到新加坡。有權勢有地位的亞洲人舉
家老小也在逃難，隻是他們沒有露麵而已。他們可能寄居在親戚朋友家裏，要不然
就是靜悄悄地從丹戎巴葛碼頭乘船離開新加坡，以免因協助英國人或是捐錢給中國
，支持抗戰而遭日本人報複。

    到了1月，日本軍隊已靠近柔佛。日本戰機也開始夜以繼日地大舉轟炸新加坡
。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馬村第一次救護和收殮傷亡者。醫療輔助服務隊的幾支分
隊的成員，乘坐由新加坡電車公司巴土改裝的救護車趕到那個村子時，一顆炸彈剛
剛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幾個人死傷。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有人流血、受傷和死亡
，真叫人心驚肉跳，慘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點左右，莫裏斯·貝克和我坐在萊學院行政樓的欄杆上值勤。
53年後，即1995年，貝克還記得當時戴爾教授繞過牆角，朝我們走來，準備到他
的辦公室去。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天崩地裂的爆炸巨響。我們都給嚇得目瞪口呆
。接著我脫口而出說：“英帝國的末日到了!”戴爾教授聽見我的話，但把頭轉開
，繼續往前走。

    凜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國軍隊都從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島。蘇格蘭高原兵是在他們
的風笛手吹奏著《高原少年》的樂曲聲中，最後列隊越過新柔長堤的。當時隻剩下
兩名風笛手執行這項任務，表現了他們凜然不屈的精神。這使我留下終生難以磨滅
的印象：英國人麵對戰敗的厄運時，依然能夠保持冷靜沉著的態度。英國皇家工兵
接著在柔佛那一邊的長堤上炸開一道60米寬的缺口。但是，他們也把從柔佛輸送
飲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斷。新加坡攻防戰開始了。

    我所屬的醫療服務分隊，是在2月8日(我記得是這一天)上午執行最後一次任
務。當時，戴爾教授召集所有隊員，並問有誰自願負起危險的任務。莫裏斯·貝克
和我，還有其他幾名隊員自告奮勇。我們乘坐一輛救護車，沿著武吉知馬路趕到武
吉班讓。這裏離北麵戰線大約七英裏。我們到達時，看到眼前的小村莊在蒙受轟炸
和炮擊後，陷入火海之中。我們走入一片樹膠園準備進行救護工作時，莫裏斯·貝
克看到一顆沒爆炸的炸彈，彈尾露出地麵。要不是他及時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個
正著。

    我們救護一名20歲出頭的華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斷了，腹股溝還有一道傷口
。我們必須用夾板夾住她的大腿。為此，我們不得不把她的中裝褲子脫下，然後給
她上夾板。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對一個年輕女郎做這樣的事
。她神色茫然，露出震驚的樣子。我們又搜尋到幾個傷亡者，然後救護車就高速馳
往歐南路中央醫院。

    一天早晨，我戴著頭盔和臂章騎腳踏車回家時，看到一列軍用卡車停在史蒂芬
路。站在卡車旁邊的，是一些身材高大，頭上戴著寬邊澳大利亞軍帽，但臉色異常
沮喪的澳大利亞士兵。他們士氣低落，而且有點驚慌失措。我停下來問他們前線離
這裏有多遠，一個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這拿去吧!”說著就把手中的武器推
給我。我大吃一驚，難道就這樣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嗎?我婉言拒絕接受他的武器，
並且安慰他說，隻有在戰事結束時才能定輸贏。然而對這批澳大利亞士兵來說，這
場戰爭他們已經認輸。我不曉得他們經曆了多少個可怕的日子。

    戰後，我從書報上得知當年有幾旅澳大利亞軍隊在乘船前往中東途中，轉到新
加坡來。他們剛好在新加坡淪陷前三星期到達，立刻被派往馬來亞內地抵抗日軍，
結果很快便被擊潰而撤回新加坡。

    這時，我父親在巴株巴轄任職的蜆殼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轄在
新加坡以北大約100英裏，靠近馬來亞西岸。父親在那裏擔任油庫監督。他在新柔
長堤被英軍炸斷之前，駕著奧斯汀牌的小汽車回到新加坡。我們仍然希望號稱東方
堡壘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來不免會有許多死傷，但是，英國人將會
挖壕固守，最後我們就會得救。然而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到了2月第一個星
期以後，日子簡直是一小時一小時地過——我心裏越來越覺得新加坡並不是馬耳他
，它哪能頂得住日軍的長期圍攻?

    整個殖民地彌漫著戰敗的氣氛。日本軍隊從柔佛發射過來的炮彈造成嚴重的破
壞。當日軍的零式戰鬥機飛越上空時，英國皇家空軍的水牛式戰鬥機連忙起飛，但
卻不是要迎戰敵機，而是為了避免在地麵被擊毀。原來日本的戰鬥機飛行速度快，
精巧靈活；英國的戰鬥機速度慢，機身笨拙，它們絕不是日機的對手，這是誰都看
得出來的。最後一批英國和歐洲平民，尤其是婦孺，從馬來亞擁入新加坡。我們聽
過一些傳聞，說他們怎樣在丹戎巴葛碼頭爭先恐後地擠上剩下的幾條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學校全部停課。當炮聲越來越逼近市區時，我母親同父親
討論有關應變的良策。她建議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裏遠離市區，被炮彈擊
中的可能性較小。我讚同並支持母親的建議。我告訴她說，我準備留下來看守納福
路的房子，這也方便我繼續到萊佛士學院的醫療輔助服務站值勤。我並不是單獨一
個人留下，我們的園丁許忠祜將會陪著我。他身兼人力車夫，從1937年起，我弟
妹每天上學放學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萊佛士學院值勤時，他就留在納福路看守房
子。我們挖了一個洞，蓋上木頭，鋪上泥土，就成了一個防空壕。母親在防空壕裏
囤積白米、食鹽、胡椒、豆醬、鹹魚、罐頭、煉奶以及我們可能長期需要的各種東
西。錢不成問題，因為父親奉命撤離巴株巴轄的油庫時，公司方麵很慷慨地付給他
幾個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來越暗淡的時候，有幾次我值完班跑去看電影，好讓自己在看電影
的兩三個小時中暫時忘記一切，同時把渺茫的前途拋在腦後。1月底的一個下午，
我在國泰戲院看一部喜劇片。戲中有一個場麵是一顆炸彈該爆不爆，卻在輕微的“
啪噠”聲中破裂開來。原來是一顆“詐”彈。它的外殼裂開時，露出“日本製造”
的標誌。這是多麽不可思議的事啊。在過去兩個月裏，新加坡已經領教過日本炸彈
和炮彈的巨大威力，而現在我所觀賞的電影，卻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說他們兩
腿成弓形，眼睛向內斜視，所造的船無法在暴風雨中漂浮，開槍不會中的，充其量
隻能製造“詐”彈。不幸的事實是，從12月8日起的兩個月裏，他們卻證明自己
的軍事力量能夠跟英國作戰。好幾年以後，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在他所著的一本書
中寫到新加坡的陷落時說，這是“英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災難，也是最大規模的對敵
投降”。

    2月10日英軍後撤時，軍方接管了整座萊佛士學院。兩天後，醫療輔助服務分
隊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納福路老家，後來由於炮聲越來越近，我隻好到直
落古樓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樓的第二天，我們聽到遠處傳來步槍聲，有些
比較靠近我們。但是，大炮聲、炮彈爆炸聲和炸彈爆炸聲卻沉寂下來。我覺得很奇
怪，便從後門走到L巷去。這條巷子就在漁村旁邊，過去我經常在村子裏和童年朋
友們玩耍，他們都是漁民的孩子。我沿著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兩個人穿
著暗褐色的製服，跟英軍所穿的綠色和棕色製服不同。他們就是我最早看到的兩個
日本兵。他們綁著腿，腳穿膠底布靴，大腳趾和其他腳趾隔開，就像他們的涼鞋一
樣。我後來才知道這種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腳趾更能抓住潮濕或滑溜的地麵。但是，
最叫他們顯得怪模怪樣的，是頭上所戴的鴨舌帽，帽子後麵還連著小披風，垂在頸
後。他們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卻扛著插上刺刀的長長的步槍。他們身上散發出的
一種令人作嘔的惡臭，簡直叫我永遠忘不了。我後來所碰到的許多日本兵，身上都
散發著同樣的臭味。那是因為兩個月來他們沿著森林小徑和膠園通道，從哥打巴魯
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沒有洗澡了。

    我呆了幾秒鍾，才想到他們原來就是日本兵，頓時汗毛直豎。幸虧他們正忙著
搜尋敵兵，所以不理我隻管往前走。我趕緊飛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訴家人。
我們連忙把所有門窗關上，天曉得這樣做對我們能起什麽保護作用。由於日本軍隊
從1937年起在中國幹下的種種暴行令人發指，我們最害怕的就是他們在這裏重演
奸淫擄掠的暴行。幸虧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沒有發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與此同時
，英國軍人卻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沒進行過什麽抵抗。

    最暗淡的節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農曆新年。作為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華人通常都要
穿新衣新鞋，還有各種各樣的傳統美食可大快朵頤。可是，這一年的春節，無疑是
1819年華人移居新加坡以來最暗淡的一個節日，隻聽到從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
區的地方傳來的戰鬥聲，遠處大炮和臼炮炮彈的爆炸聲響徹雲霄。不過，直落古樓
地區卻一片寧靜。日本軍隊已向市區節節挺進。

    那天晚上，大炮聲靜了下來。不久，有關英軍投降的消息便傳開來。第二天，
有些朋友從市區回來，告訴我們搶劫事件到處發生。英國人和歐洲人的住家被馬來
車夫和園丁掠奪一空。這個消息使我們全家人焦慮萬分。我們在納福路28號的住
家，還有那些囤積的糧食和必需品會怎樣呢?尤其是糧食，我們要靠它度過漫長的
歲月啊，保得住嗎?經母親同意，我和許忠祜一起從直落古樓步行八英裏左右到納
福路。我們隻花兩個小時就到達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馬來人從大洋房裏拾走家具和
其他物件；華族不法之徒則搜掠貨倉，搶走較貴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棟破舊的
浮腳樓，跟我家隔著兩座房子，裏頭住著大約20戶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當車
夫為業。幸虧他們還未對我家動手。在那些大洋房裏有更好的東西可拿，何況已是
人去樓空，因為這些大洋房的歐洲主人正集中起來準備進入拘留營。我回來得正是
時候。

    英國主人的大洋房和貨倉遭洗劫，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些在1945年以
後出生的人，的確很難理解這件事的全部含義，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英國的殖民製
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毀。自從1819年萊佛士在新加坡登陸，並
把新加坡建立成為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站以來，白人的支配地位，從未有人質疑。我
不知道這種情形怎樣產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學時，便意識到英國人是大老板。
那些像他們一樣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們人數並
不很多，不過8O00人左右罷了。他們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同亞洲人分隔而居。
政府官員在環境較好的地區有大洋房、汽車、車夫和許多仆人。他們吃的是上等食
物，肉類和牛奶製品居多。每隔三年，他們便請三到六個月的長假，暫時避開新加
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氣候，回英國“老家”休養。他們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
決不進人新加坡的學校就讀。這些孩子也過著高人一等的生活。

    總督是大頭頭，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慶典儀式上，他總是穿上鑲著金色綏帶
的雪白漂亮的製服，頭戴頂端裝飾著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間佩帶一把長劍。白人官
員擔任政府中所有高級職位，而且對亞洲人掌握著生死大權。福建人稱呼他們為
Ang Moh(紅毛)，馬來人則把他們叫作Orang Puteh(白種人)。警察總監、高級警官
、醫務局局長、醫院的高級內外科醫生，都由白人擔任。亞洲醫生隻能在白人醫生
手下工作，即使他們的資格比白人醫生高，也無濟於事。護士長也非由白人擔任不
可，雖然她們隻能講英語，而且跟不會講英語的病人談話時，必須請本地護士當翻
譯；亞洲護士休想有一天能成為護士長。

    在萊佛士學院，所有教學人員都是白人。有兩名本地最優秀的畢業生，盡管考
到物理和化學一等文憑，院方卻隻聘用他們當“示範員”，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
而且他們還得考取倫敦大學校外理科文憑，才有資格擔任這個職位。吳慶瑞(後來
成為新加坡副總理)是當年最優秀的文科畢業生之一，考獲經濟學一等文憑，可是
他所能擔任的職位，隻是“導師”，不是講師。

    萊佛士學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別住在6座宿舍裏。為了督促這批學生遵守紀
律和秩序，院方聘請了一個50多歲的英國退休軍士長擔任舍監。雖然他說的是倫
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卻領取豐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樣，過著
家惺愜意的生活。在學院當局看來，一名退休的英國軍士長是負責訓導新馬120個
最聰明的年輕人的適當人選，況且當時學生方麵也沒有意見。他們對這位舍監唯一
不敬的是每次聽到他說倫敦腔的英語，就禁不住高聲大笑。

    亞洲的暴發戶

    日本人籠統地被視為亞洲的暴發戶。不錯，他們比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更加
工業化、更加先進，但是他們要趕上白人，還需要一段長時間。他們製造紡織品、
玩具和其他東西。我記得在30年代，我母親經常談起她在密駝路著名的日本商店
越後屋所買的一些美麗的府綢。當時密駝路有許多日本商店，越後屋是其中之一。
我母親告訴姐妹們，這種日本府綢，可以跟英國的細棉府綢媲美，價錢卻便宜得多
。不過，日本製造的玩具，價格雖廉價，樣子卻俗氣，而且不耐用，跟英國製造的
玩具簡直不能相比。當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醫和牙醫，他們收費低，醫術也不高
明。我始終不明白，什麽機遇使他們的學位獲得英國醫藥當局的承認而能夠在新加
坡行醫，莫非是報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代英國人照顧遠東的利益?據說
有少數幾個日本醫生還算能勝任，但卻沒有一個比得上醫學院的英籍教授。

    這就是11萬名日本兵所占據的馬來亞和新加坡的狀況。當時還有13萬名英國
、印度和澳大利亞士兵被日軍俘虜。經過70個驚慌、混亂和愚昧的日子，英國殖
民地社會終於被摧毀，有關英國人高人一等的神話，也被打破了。英國人以為在日
本兵開始炮轟新加坡時，亞洲人會極度恐慌，殊不知他們卻處之泰然，麵對傷亡毫
無懼色，也沒有驚慌失措。當日本人的炸彈和炮彈掉下來時，躲在辦公桌和工作台
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靜時，不顧亞洲人的死活
，自己偷偷逃離檳城到新加坡“避難”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員。英國軍隊在
撤退之前，盡量把軍事設備一一炸毀。醫院、自來水廠、發電廠以及其他重要設施
雖然保存完好，卻沒有人操作。於是，房屋失火時，沒有消防員出動救火；自來水
廠也沒有職員調節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員早已逃之天天。白人隻顧自己逃命的傳說
，使他們在亞洲人眼中淪為自私、膽怯的一群。這些傳說有許多在轉述的過程中，
無疑被誇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卻有充分的事實以資證明。事實證明白人如果不是比
亞洲人更加驚慌失措的話，至少相差不多。亞洲人一向依賴白人的領導，如今白人
卻辜負了他們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優越的神話

    英國人的霸權本來是建立在優越的科技和組織上的。因為多數亞洲人相信英國
人天生優越的神話，並以為要向英國人挑戰是不明智和枉費心機的，使這種霸權得
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可是現在，竟然有一個亞洲民族敢於抗拒英國人，並粉碎了上
麵所說的神話。沒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對英國人稱王稱霸之後，卻對同屬的
亞洲人顯示他們比英國人更加殘暴、蠻橫、不義和凶狠。在日本占領的三年半裏，
每當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當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毆打或虐待時，我們都不禁深深
歎息，恨不得英國人早日回來。新馬人民對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
滅了。另一方麵，日本人卻恥於跟亞洲人認同。他們認為其他亞洲人都是劣等民族
，隻有較低層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卻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孫，也是天擇的子民
，跟蒙昧無知的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完全不同。

注：

①印尼爪哇和加裏曼丹兩島之間的一個小島——巴韋安島(Bawean)上的原住民
。

②意為“太陽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為天皇的祖先。

                        第五章 逃出檢證關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裏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後出去，可是值勤
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
兵準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裏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
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

    我從直落古樓步行到納福路，走了兩個小時，發現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間變了樣
。英國軍隊已經投降。本地警察，包括華族與印族低級警官和馬來普通警員，都消
失無蹤，害怕日本人把他們當作英軍的一部分。日本軍隊還沒開進市區執行任務。
目無法紀的人可以為所欲為。

    大多數人照老習慣過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來。可是，由於白人老板走了，
膽大包天或是走投無路的人就趁機搶劫英國公司的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他們認
為搶走白人的財物，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他們破門進入貨倉、百貨商店和商
行，搶走食物和貴重的東西，隻要拿得了就拚命拿。搶劫事件連續發生幾天以後，
日本軍隊才出來維持秩序。為了達到阻嚇的目的，他們胡亂射殺幾個搶劫者，把這
些人的頭砍下來，放在幾座主要橋梁的橋頭和幾條大街的交叉路口示眾。

    其實日本人自己也四處搶劫。最初幾天，無論誰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鋼筆和手
表都會被日本兵奪走。日本兵也以搜查為名，進入屋內，趁機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
上的小物件。起初，他們也把最好的腳踏車推走，不過，幾個星期後就不要了。原
來他們在新加坡隻是短暫停留，隨時會被調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島嶼作戰，以便侵
占更多的土地。他們不可能把漂亮的腳踏車一起帶走。

    盡管日本人和華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對華人卻毫無幫助。我回到納福路
的第二天，看見幾個日本兵在路對麵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門。這是李紹茂的家。李紹
茂是萊佛士學院理科畢業生，原在海峽殖民地民事服務部門任職。他的侄兒把大門
打開，日本兵便徑直走到車房去。他們要的是那輛擦得閃閃發光、亮麗奪目的黑色
福特V8型汽車。李紹茂非常愛惜這輛車，每天都清洗車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
他從屋子裏衝出來，希望汽車免於遭殃。他處世謹慎細致，為自己擁有的房屋和汽
車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個華裔學者為榮。他不懂日語，中文書寫還可以。由
於日文當中應用不少漢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箋簿上揮寫，也許是告訴對方他是一
個高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需要用到汽車。但是帶頭的日本軍官根本不予理睬。隻
見這個軍官鑽進車裏，把車子倒開出車房，然後駕走。

    第一次遭粗暴對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對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時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
路，剛好在跨越武吉知馬河的紅橋對麵。我走近紅橋時，看到一個日本哨兵在橋頭
踱來踱去，附近有四五個日本兵圍坐著。他們也許是哨兵屬下小隊的隊員。我戴著
一頂寬邊的澳大利亞軍帽。在英軍投降之前幾天，許多澳大利亞軍帽到處丟棄，我
拾了一頂，心想在今後的困苦日子裏，這頂帽子也許可以大派用場，使我免受太陽
曝曬之苦。

    在這批日本兵麵前走過時，我盡量做到不引起別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
，我卻無法逃過他們的眼睛。一個日本兵大聲喊道“過來，過來”，並招手示意我
過去。我於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時，他竟揮動步槍上的刺刀，把我戴著
的軍帽的邊兒戳穿，然後把它揮落在地上。接著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並推我跪
下，用穿著靴子的右腳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來時，他做著手勢要我沿
來時的路回去。我隻好從命，總算輕易逃過劫數。還有許多人因為不懂日本人的規
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橋頭時沒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罰在烈日下跪上幾個小時，兩
手還得在頭上托著一塊大石頭，直到撐不住倒在地上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納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個日本兵在付車費給一個人力
車夫。人力車夫不滿日本兵少付車費，要求多給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車夫的一條
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後以柔道的招式，使勁兒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
摔在地上。事後這個日本兵若無其事地走開。他的殘暴行為使我大吃一驚。一會兒
，那個人力車夫爬起來，搖搖晃晃地拉著車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紅橋又上了一課。一輛日本兵搶來的汽車，車頭插著一麵小藍旗
——這是日本三個軍階當中最低的一級：黃旗代表將領，紅旗代表校官，藍旗則代
表尉官——經過哨站時，哨兵立正行禮遲了點，汽車經過哨站後突然煞車後退。一
名軍官從車子裏出來，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後抓住他的右臂，拉
到肩上，同樣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這個哨兵的遭
遇跟那人力車夫一樣。這回我就不那麽吃驚了。我開始了解，慘無人道是日本軍事
製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軍官對輕微犯規的士兵動不動就拳打腳踢造成的。

    就在這一天，一個日本軍士和幾個士兵來到我家。他們約略看了看，發覺屋裏
隻有我和園丁忠祜兩人，於是認定這所房子可以作為他們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場夢
厴就此開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讓日本牙醫和護士看過牙齒，他們的衣著都很幹
淨。在密駝路小雜貨店裏的日本男女店員也穿得很整潔。可是來我家裏的日本兵，
由於衣服不經常洗換，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發著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我萬萬沒
想到竟會在自己家裏聞到這股臭味。他們在屋子裏和院子裏走來走去，尋找食物。
母親儲存的糧食終於給發現了。日本兵就在院子裏生火煮食，把他們想吃的東西吃
個精光。我不懂日語，無法跟他們溝通，他們就一麵打手勢，一麵發出粗野的聲音
。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領會他們的要求，就會被痛罵一頓或挨他們的耳光。這幫日本
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須不刮，頭發蓬鬆，說的是一種既難聽又咄咄逼人的話。他
們的樣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徹夜不能安眠。幸虧他們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
走了。

    當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裏駐紮時，被俘的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的軍人奉
命步行到樟宜集中營去。從1942年2月17日起，連續兩天一夜，他們拖著沉重的
腳步，從紅橋經過。每次我都一連幾個小時坐在走廊上看他們，心情異常沉重。他
們當中有許多顯得非常氣餒和沮喪，對自己一下子就被打敗，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
解。這些殘兵敗將叫人看了很傷心。

    有些卻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從蘇格蘭兵所戴的軍帽認出他們
的。他們即使戰敗，列隊步行時仍然昂首挺胸，依照軍士長發出的口令，“左右、
左右、左、左”，整整齊齊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樣，挺著胸膛走，
不因戰敗而意氣消沉，依然表現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們喝彩，他們給我留下
終生難忘的印象。正因為這樣，新加坡政府從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連的辜加兵
當鎮暴警察。許多英軍也保持著軍人本色，其他的軍人卻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喪的是澳大利亞軍人。他們身材高大瘦長，沒精打采地趕路，有許多
沒穿上衣，光著身子。要是英軍，如果上衣不見了，軍士們一般還會戴上臂章。澳
大利亞軍就不是這樣。不管他們是因為氣候炎熱潮濕而把上衣脫掉，還是在戰鬥中
上衣撕破或丟失，他們個個垂頭喪氣，流露出茫然無助的神情。我了解他們的絕望
心情。

    印度軍人的士氣很低落，我想也許他們認為這場戰爭跟他們無關。英軍投降後
幾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戰俘集中在花拉公園跑馬埔。動員他們加入印度國民軍同
英國人作戰，爭取印度獨立。戰俘們有一半願意參加，他們的軍餉和居住條件馬上
有所調整和改善。拒絕參加者則受到惡劣的對待。

    日本兵離開我家之後不久，便傳來消息說，日本人要所有華人到惹蘭勿刹運動
場集中，接受檢證。我看到李紹茂和他的家人離開，認為自己也跟著去方為上策。
如果我隨後被日本憲兵發現留在屋子裏，一定會受到懲罰。於是，我和忠祜一起到
惹蘭勿刹運動場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車夫同住的“估俚間”①就在鐵絲網圍籬
之內。幾萬戶人家擠在這一小片天地裏，所有出口都有憲兵站崗。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裏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後出去，可是值勤
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
兵準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裏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
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
安通過了檢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麵，用膠印蓋上一個“檢”宇，意思
是檢查過，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鬆了一口氣。我是有理由感到寬
慰的。

    跟華人算賬

    我永遠不明白，關係到一個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麽反複無常和漫不經心的情
況下敲定。我僥幸逃過日軍的檢證行動。這個行動是策劃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參謀遷
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軍總司令山下奉文將軍的同意，對新加
坡華人籌款支援中國抗日並抵製日貨加以懲罰。

    在檢證行動中，受害者的受難情況，我們所知道的往往簡單零星。後來，我才
知道在我通過的檢查站，那些被隨意拉走的華人，過後被送到維多利亞學校的操場
，扣留到2月22日。他們雙手被反綁，由四五十輛各種各樣的羅厘載到丹那美拉
勿刹海灘。這裏靠近樟宜監獄，離東海岸大約10英裏。他們下車後，被綁在一起
，日本兵強迫他們走向海麵。當他們往海麵走時，日本兵便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
為了確定他們已經死亡，日本兵還用腳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屍體，以及采用其他殘
暴的手段。他們不打算埋葬屍體，任由海水把海灘、上的屍體衝上衝下，聽其腐爛
。幾個奇跡般逃出的人，向人們描述了他們逃出鬼門關的驚心動魄的經過。

    日本人承認他們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檢證行動中，殺死6000名年輕
華人。戰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一個委員會在實乞納、榜鵝和樟宜發現和挖掘了
許多大墓坑，結果估計遭日軍殺害的華人，多達5萬到10萬之眾。1942年2月18
日，日本人張貼布告，並派遣士兵到市區各個角落通過揚聲器通知華人，凡是年齡
18歲到50歲者，必須到五個集中地點接受檢證。令人膽顫心驚的憲兵還揮舞刺刀
，挨家挨戶地把不聽命的華人趕到上述地點，連婦孺和老翁也不放過。

    在理論上，日本軍隊可以借恢複法律和秩序以及鎮壓抗日分子的名堂，對自己
的行動進行辯護。但是實際上，他們這麽做純粹是一種報複，因為他們不是在激烈
的戰鬥中采取檢證行動，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後才秋後算賬。即使在這項行動過後，
日本軍隊還在鄉村地區，特別是在新加坡東部進行掃蕩，殺死幾百名華人。這些人
都年輕力壯，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鬧事的一群。

    我回到納福路時，發覺房子給日本兵搞得一團糟，但幸虧未被洗劫，有些糧食
還保存著。在跟我家隻隔著兩座房子的布央族車夫的“窩棚”裏，堆滿了搶來的家
具、衣服和小擺設，沒有空間再放別的東西。幾天後，母親、父親、三個弟弟和小
妹從直落古樓回來。我們一起把房子打掃幹淨。我們開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領
日子裏生活無常的困苦。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後三年半的命運了。

    英軍投降後兩個星期，我聽說日本兵把市區經禧路一帶的房屋用木板圍了起來
。這些房屋的業主是歐洲和亞洲商人，他們和家屬不是離開新加坡，就是被關進拘
留營。這裏原本是一個中上階層住宅區。我騎腳踏車經過時，隻見日本兵排著長長
的隊伍，沿著經禧圈外的圍欄蜿蜒而行。我聽附近的居民說，裏頭有許多日本和朝
鮮婦女，她們隨軍南來，以便在戰鬥間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詫異，但見
一兩百個日本兵排成長龍，在那兒輪候。這一天，我沒看到一個婦女。但是，有個
告示牌上麵寫著幾個漢字，鄰居們說，寫的是“慰安所”。這種“慰安所”曾經在
中國設立，如今則來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這一所以外，至少還有四所。我記得
有一次騎腳踏車經過丹戎加東路時，看到好大的一所，裏頭有二三十棟房子，用木
板圍著。

    當時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誘拐和強迫朝鮮、中國和菲律賓的婦女，到中國戰線和
東南亞戰線滿足日本軍隊的需要。一些荷蘭婦女和遭捕的敵國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
日本軍官。

    新加坡淪陷後幾個月，我在美芝路娛樂戲院觀看了日本人拍攝的攻打新加坡的
紀錄片。影片顯示日本軍隊騎著腳踏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線，同時用小船
迂回繞過英軍的據點。在空中，日本飛機的實力遠超英國；在地麵，英國的大炮也
不是日本的對手。我知道這套影片是在搞宣傳，但仍難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
結束時，看到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穿著短褲，完全不像一個戰士。在他兩邊各有
一個英國士兵，分別拿著一麵英國旗和一麵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參謀官陪伴下，
走向武吉知馬路福特汽車廠。接著就是他坐在一張桌子的一邊，同山下奉文麵對麵
的鏡頭。“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矮胖、粗壯，剪平頭式短發，十足一個日
本武士的模樣。他傲視眼前一批英軍將領。白思華骨瘦如柴，衣領跟頸項比起來，
顯得特別寬大。他戰敗後並未表現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臉頰每抽搐一次，身體
每動一下，都反映出內心的緊張與不安。

    我很為英國人感到悲哀。這是他們在軍事史上蒙受奇恥大辱的一刻。然而在這
場戰爭中，雙方軍力並不均衡。英國方麵沒有飛機保護他們的戰艦，也沒有飛機可
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戰鬥機，更沒有飛機保護他們的重要設施。日本飛機可以隨心所
欲地轟炸英軍的機場和擊毀停在地麵的英國飛機。英國軍隊士氣低落，被迫棄甲而
逃。他們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隻有在吡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兩個地方堅守過
陣地，並設法守住防線。日軍僅圍困新加坡兩個星期，英軍便全麵投降了。

    我這一代人親眼看過日本兵的本色，不會忘記他們在作戰時對死亡所抱的近乎
毫無人性的態度。他們不怕犧牲，是可怕對手。他們隻需少許食物便能過活。他們
掛在腰間的鐵盒裏隻藏著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鹹魚。在日本占領期間，我們經
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進行劈刺操練。他們猛刺用麻袋製成的人形靶時所發出的呐
喊聲，令人聽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軍反攻，從馬來亞一路打到新加坡來時，
一定會蒙受慘重的傷亡。

    他們並不是小醜

    日本軍官的樣子很滑稽。他們的腿很短，有些還是弓形腿，但卻穿起高及膝蓋
的皮靴；走路時，拖著腳，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國軍官走路時高視闊步，氣宇軒
昂，完全兩樣。他們在孩提時期便穿拖鞋走路，從此決定了他們終生走路的樣子。
叫人更覺得滑稽的是，他們所佩帶的武士劍，跟自己的身高比起來顯得太長，所以
盡管佩劍有皮索跟腰帶緊扣．他們還得用左手把劍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們
的樣子看來很好笑，幾個月後，我對他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並不是小醜，而是
傑出軍人。他們的體型跟歐洲人不同，軍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們的作戰素質
卻不容置疑。他們作戰時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們先人為主的印象。以為他們是
屬於比人矮半截的民族，隻會玩軍隊遊戲罷了。經過仔細觀察之後，我敢肯定，單
在戰鬥精神方麵，他們無疑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士兵之一。而他們對敵人也無疑是暴
虐和凶殘的。

    對於原子彈是否需要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問題，我絲毫沒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沒
有它們，新馬數十萬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數百萬人民，恐怕會死於戰火。

    什麽東西促使日本人變成這樣的戰士呢?日本人稱之為“武士道精神”或“日
本精神”。我相信這是有係統地灌輸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優越感的結果。他們認為
自己是天擇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們深信在戰爭中為天皇而死，靈魂將會
升天並成為神明；他們的骨灰則將供奉在東京近郊的靖國神社。

    在日本占領下，日子總得過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親沒有工作，我沒
有學院可以就讀，三個弟弟和小妹都失學了。社會活動少之又少，我們覺得危機四
伏。可是如果你認識某個當權的人，不論他是日本人，還是跟日本人有關係的台灣
籍翻譯員，好處可就多了。這個人可能給你一張便條，上麵有他的簽名和印章，證
明你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證你是個品行良好的人。每當哨兵要你停下來接受
檢查時，這張便條就顯得價值無窮。但是最安全的辦法還是留在家裏，避免同當局
接觸和發生糾紛。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兩英裏來到勿拉士巴沙路的舊書店。這些書店專門買賣學
校課本。途中，我看到國泰戲院(不久前我曾在這個戲院看過一部嘲笑日本“詐”
彈的喜劇電影)大門附近圍著一群人。於是我走過去。原來他們正在看一個華人的
頭顱。頭顱放在一塊釘在杆子上頭的小木板上，旁邊有一張用華文書寫的告示。我
不懂華文，有個懂華文的人說，告示上寫的是，任何人都不準搶劫，否則將會落得
同樣的下場。那個人就是因為搶劫被抓而遭砍頭的。無論是誰，如果不守法，將受
到同樣的處置。我離開時，對日本人充滿著恐懼感，但與此同時，我想如果把這個
場麵拍下來，將是一張極好的照片，很適合登在《生活》雜誌士。這家美國周刊肯
定會不借重金買下這張新舊對比的生動照片，顯示在當時新加坡最現代化的建築物
前麵，出現了中世紀時代的懲罰景象。可是，攝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
頭的搶劫者一樣。況且我也沒隨身帶相機。就算是有人帶著相機，也不敢拿出來。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這血淋淋的一幕。於是我決定學習華文
，希望有一天識了字，能看懂這類告示。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識已經沒
有價值了。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文，而不是令人憎恨
的征服者的語文。我買了一本蔣克秋編的《國語易解》。這是一本薄薄的隻有30
頁的小冊子，教人學習700個基本漢字，包括怎樣書寫，怎樣構成短語。

    我囫圇吞棗地用兩個星期的時間把這本書讀完，然後再到書店去買第二冊。後
來，我買了布連拾街華文學校出版的一套四冊的讀本，程度比前兩本高。我天天學
習，而且在往後幾個月裏，練習寫1200個到1500個字，並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
記住。但是，我卻一直沒學它們的讀音。華語每一個音節都可以讀成四個聲調，我
的讀本每個字的注音都標了聲調，可是，我不懂得怎樣發四聲，也沒有人指導我。

    麵對以上種種困難，我對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減少。我發現日文不光由漢字
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寫成片假名(日語字母的楷書)和平假名(日語字母的草書
)。如果在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
和便於謀生，我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
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為期三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
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
輕工人。我考試及格，獲頒文憑。我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因為它沒有四
聲。但是在變音和文法方麵，日文顯得更加複雜。

    日文班畢業典禮在皇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舉行。日本皇曆是由
日本傳說中的第一個朝代建立時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時鍾撥快一個半小時，
改為東京時間。我們朝東京日本皇宮的方向深深鞠躬，並唱日本國歌《君之代》。

    接著，神保教授上台講話。他說：

    “日本擁有30O0年的悠久曆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撓地努力……目
前還有很多無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國文化。你們應該設法引導這些人，讓他們熟悉日
本的偉大曆史，同時背棄英國文化。”

    在10月間舉行的第二屆畢業典禮上，軍事宣傳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發表
的演講，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優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國人和美國人有一天會攻打昭南島(新加坡)，並重新占領這個
地方。他們是因為無知，才產生這種妄想。你們應該知道，這種事情是永遠不會發
生的。日本絕對不會退出這個地方，也不會在這場戰爭中被擊敗。即使太陽失去光
芒，昭南島覆蓋著冰雪，也改變不了”。

    日本人從來就不相信說話需要留有餘地。

    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畢業後三個星期，他便與世長辭了。他
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過他好多次。他跟養女住在這條街上。他的境遇使
我很難過。這不僅是因為他疾病纏身，而且是因為他活著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樣崩潰
和瓦解：英國人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國海軍、英國船長
以及他們嚴明的紀律、卓越的表現和海上霸權，都被樣子古怪的日本人一舉摧毀。
他老人家不明白為什麽這樣一種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夠打敗相貌堂堂的
英國達官貴人。當我眼看著他陷入昏迷狀態的時候，我心裏想，如果他在這一切發
生之前便離開人間，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戰前在新加坡這個英國殖民地建立起來的關係如今都失去了。不過，他倒
有一個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後幾天，父親便登門造訪。日本占領時期的困苦日子
，使父親變得認真嚴肅。他變得更有責任感。他在日本軍部找到一份工作，負責管
理石油供應。在他要求下，同時也是出於對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給我在
這個日本人當道的新世界裏，安插了一份工作。

    戰爭爆發時，下田被英國人監禁起來，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雙方交換平民時
回到新加坡，把戰前的公司恢複過來。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遷移到英國人留
下的一個大型辦事處，麵對著萊佛士坊，這裏正是貿易商行的黃金地帶。我在下田
公司擔任書記，日常工作是謄寫內部文件，同時負責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聯係。我
學習怎樣寫日文書信，並用複寫紙留下書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
南學習英文速寫打字。

    戰爭的持續造成紡織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貨輪也很難找到。六個月之後，下田
便麵對紡織品供應短缺的難題。由於紡織品來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個稱為“組合
”的行會，以控製紡織品的配給。這一來，下田不得不結束營業。他把職員遣散，
心裏頭卻老是憤憤不平。

    下田公司關門後，我在萊佛士坊的另一邊找到一份工作。這次是在一個控製米
油糖鹽等糧油和調味品以及煙草、香煙的“組合”擔任書記兼打字員。我的薪金是
以軍用票支付的。這種日本鈔票印有椰樹和香蕉樹的圖案，後來便被稱為“香蕉票
”②由於票麵上沒有編號，因此逐月貶值。我的待遇折合實物，相當於10斤(大約
15磅)白米，還有糖、油和香煙，以香煙最值錢。這些配給品比日本鈔票好得多。
因為隨著日子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這些東西貨源越來越少，購買時需付的“香蕉
票”就越來越多了。

    當上了編輯

    我在這個“組合”裏工作了八個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聞》上看到
日本“報道部”(即日本新聞或宣傳部)刊登的一則征聘廣告，要聘請幾個英文編輯
。當時，“報道部”設在國泰大廈。我前往應征，由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喬治
·竹村主持麵試。他長得又高又瘦，皮膚白皙，滿口美國腔英語。在他手下工作的
日本人都稱他為Ji—oh—ji。他不穿日本軍官的製服。原來他是日本軍政府裏
的一個文官，有五顆藍星的官階，相當於大尉(上尉)，他談吐溫和，倒是個正派人
物。他對我的英語表示滿意，決定聘用我。我感到高興，總算找到一個英語能派上
用場的地方了。我的職務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出的電訊，包括路透社、合眾社、
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電訊。它們是用莫爾斯電碼發出的，由馬來族無線電操
作員負責接收。

    傍晚時分，無線電信號不清晰。由於接收效果差，許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
不見宇影。我必須辨認這些字，並根據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謎一樣。
接著，我把各個戰線發來的電報分別整理成新聞稿，然後從國泰大廈頂層送到底層
，由那裏的工作人員修改後送去廣播。我從1943年末開始工作，到1944年底為止
，前後工作了大約15個月。

    這期間，我過著頗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從東京時間晚上七點(新加坡時間
傍晚五點半)開始，一直到天亮。無線電接收效果要到東京時間午夜12點左右才會
好起來，所以從晚上七點到午夜12點的第一班，工作雖辛苦，卻可以早點回家睡
覺。從午夜12點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這一段時間，工作分為兩班，當中有兩三個小
時的休息。這個時段無線電接收效果比較好，所以較少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傷腦
筋，可是睡覺的時間卻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時間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工作時的心理影響。一連幾個小
時，我腦子裏裝滿了戰爭的消息，而且都是對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
，如果我膽敢跟外人談起，將冒天大的危險。國泰大廈底層駐有一支憲兵隊，每一
個在“報道部”工作的雇員在憲兵隊裏都有一個檔案。憲兵隊的任務就是確保每一
個人不會泄漏消息。

注：

    ①早年華族單身勞工的宿舍或集體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勞工”的意
思，“間”是房子。

    ②在日本占領新加坡和馬來亞期間，由日本軍政府發行，在新馬一帶流通的鈔
票。因票麵上有香蕉圖案而被稱為香蕉票。

                        第六章 心驚膽顫過日子

    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
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
，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麽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

    從1943年末開始，糧食越來越缺乏。日本海軍在中途島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
，損失慘重。他們已經喪失了製海權。日本的船隻屢遭同盟國的潛水艇擊沉。就連
白米的傳統出口地泰國也無法把米銷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為日本人不
願意向泰國人買米，就是因為他們沒法子把米運到新加坡來。

    我們隻好把黴爛、蟲蛀的陳米同馬來亞出產的白米摻在一起煮著吃，而且還得
找替代品以補不足。我母親就像許多人的母親一樣，充分利用我們所能取得的一點
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們平時連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葉，加進椰
漿煮成菜肴，吃起來倒是很可口。這些食物看起來量很多，卻沒有什麽營養，難怪
我和弟弟飯後一小時，肚子又餓了。肉類簡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見，豬肉
比較容易買到。我們可以自己養雞，可是談何容易，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吃剩的東西
可以作飼料。

    在日本占領時期，我母親足智多謀的天賦受到嚴峻的考驗。由於通貨膨脹，我
和父親與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來還是微不足道，她便開始搞各種各樣的生意。她出
身於海峽土生華人家庭，自小學會烹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來賣。不久麵粉和牛油
缺貨，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碩莪粉、椰漿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鮮奶製成煉奶
。她是一個烹飪能手。後來我當總理時，她為了打發時間，便給外國人的眷屬，包
括外國使節的夫人教有關海峽土生華人的烹飪法。接著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譜》一
書，這本書直到她逝世後銷路還很好。

    市麵上樣樣東西都供應不足。汽車從道路上消失了，隻剩下日本軍方和平民要
員的汽車還在行駛。少數本地人雖有汽車，卻買不到汽油。的士改裝後用木炭和木
柴驅動。腳踏車的外胎和內胎不久也用盡，本地製造商隻得生產實心的硬胎。用硬
胎騎起來，車子顛得很厲害，但總比騎在鋼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腳踏車已經靠硬胎轉動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於
汽車、羅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騎腳踏車可以通行無阻。紡織品也很缺乏，於是我
們把窗簾和桌布改製成長褲和襯衫。穿短褲也有好處，不但能節省布料，而且穿起
來很涼快。當時，電力供應不足，風扇哪裏用得上?所有進口貨都變得很寶貴。酒
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買賣賺大錢的暴發戶和日本軍官的歡迎。釀酒廠在本地
紛紛設立，生產本地的白蘭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釀製的華人
愛喝的各色雜酒。有些很不錯，有些很難喝，有些喝了會中毒。

    這期間，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到1944年年中，嚴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
過活了。解決辦法倒有一個。雖然我平時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煙的配給，但是到
黑市去做經紀人卻能有較好的額外收入，而且賺錢也比較容易。由於市麵上存積的
戰前英國藥品一天天減少，這方麵的黑市買賣顯得很活躍，最珍貴的藥品要算是英
國梅與貝克公司製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圖的東西就是尊尼沃克威
士忌和軒尼詩白蘭地等名酒，還有密封的50支罐裝英國香煙、首飾、地產和海峽
殖民地貨幣。

    黑市經紀人的活動地點，主要集中在諧街和萊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
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學習怎樣囤積各種物品，尤其是價格低廉的小首飾。買下後
，擱上幾個星期再賣出去，價格肯定會上漲。如果你有好的關係，錢是很容易賺的
。一方麵，你會看到過去的中產階層人士，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傳寶物拿出來變賣
。我母親認識不少過去富貴人家的太太小姐，她們在新加坡糧食日益匱缺的時候，
需要變賣首飾和房地產。像我這樣的經紀人，就會把這些東西賣給另一些人。這些
人希望把東西賣給急於把香蕉票轉換成較有長久價值的東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
們送給負責發出合同的日本軍官。

    生存的關鍵往往在於偶然的機遇。這期間我開始經營一種生意，它改變了我一
生的曆程。我在從事黑市買賣時，遇到萊佛士學院的理科畢業生楊玉麟。戰前他在
華僑保險公司任職，這家公司設在珠烈街的華廈。我和楊玉麟經常到諧街一家由客
家兩兄弟經營的金店去，兩兄弟當中弟弟也是萊佛士學院的畢業生。像我這樣隻作
小首飾黑市買賣的經紀人，都以這家金店為聚會處。這時，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
斯萊兄弟問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膠水，當時市麵上正鬧膠水荒，戰前的存貨所剩
無幾。也許我自己能夠製造一些應市?我問楊玉麟能不能製造，他說能，隻要用木
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於是我出錢資助這個試驗。

    玉麟的製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個橢圓形的大鍋，再把大鍋放進一個熱油滾
滾的鑊裏。他用的是紅棕油。當時紅棕油到處可以買到，價錢也很便宜。鑊裏的油
一直保持高溫，把木薯粉烘熱，同時還要不斷攪拌，使木薯粉變成深褐色的糊精，
看起來很像美麗的焦糖，連味道也很相像。接著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變成膠
水。最後在膠水裏加入石炭酸，作為防腐劑，以免黴菌在膠水裏滋長。膠水製成後
，倒人司各脫鱉魚肝油的空瓶子。我發現這種瓶子很多，賣得很便宜。我以“速粘
”的牌子，把膠水推人市場。我的一個富有藝術天分的朋友何國和替我們設計了美
麗的商標，以白色為底，襯托出淺褐色的文字。

    膠水一出籠，倒是相當能賣錢，我們便設立了兩個製造中心。一個在我家，有
母親和妹妹做幫手；另一個在楊玉麟家裏，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
玉芝這女孩子在萊佛士學院讀書時，成績比我好。我再次遇見她，是在騎著硬胎腳
踏車第一次到中巴魯找玉麟的時候。我到了那裏，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問她玉麟
在哪裏，她臉露笑容，指著角落的一道樓梯。如今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中會麵。她在
家裏閑著，由於沒有傭人，幫做一些零星家務。製造膠水是另一種零星工作，但有
酬勞，隻是數目很少。我常去，以了解膠水生產的情況，誰知兩人在往後幾個月中
產生了友誼。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們之間的友誼發展到我可以邀請楊玉麟夫婦和柯玉芝(現在
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華人酒樓，參加我慶祝21歲生日的晚宴。這是我第一
次邀請她外出。不錯，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孩子接
受邀請，參加一個年輕人的21歲生日宴會，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製造膠水的工作維持了六七個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這時候，戰事對日本
極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來，貿易停頓，商業更是委靡不振，一般辦公室用不
著膠水了。我隻好停止生產，但卻繼續到中巴魯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們的友
誼。

    到了5月，日本軍隊嚐試從緬甸攻入印度，卻在英帕爾和科希馬兩地受挫。史
林將軍麾下的英軍和印度部隊堅守陣地，頂住了日軍兩個月的圍攻，反而是日軍給
養斷絕。日軍的交通線從東京伸展到泰國、緬甸和印度，英軍方麵的交通線卻短得
多，何況他們還有空運支援。這一次，可輪到日軍棄甲而逃了。可是，他們一麵撤
退，一麵仍奮不顧身同英軍展開激烈的戰鬥。我記得在報上看到新聞說當英軍向曼
德勒挺進，並沿著若開海岸南下時，日軍怎樣拚死進行頑強的抵抗。我敢肯定，英
軍不久將會以同樣的方式，沿著馬來半島大舉推進，我擔心到時日軍會戰鬥到最後
一個人。這一來，英軍要收複新加坡，必須同日軍逐街逐屋戰鬥到底，造成平民的
慘重傷亡。發生這種事情隻是時間問題，也許隻要一兩年。

    我覺得最好趁局勢還很平靜的時候離開新加坡。我可以向報道部辭職，沒有人
會懷疑我的動機。於是，我請幾天假，北上馬來亞。我到檳城和金馬侖高原實地探
查，要了解哪一個地方比較安全。我乘火車從新加坡到檳城，再轉到打巴。從打巴
到金馬侖高原，我搭一輛運菜的順風車，坐在司機旁邊。在金馬侖高原度過兩晚後
，我同樣搭順風車回到打巴。來回的路程很嚇人。為了節省汽油，司機在兩個半小
時的行程中，大半時間把引擎熄掉，讓車子沿著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檳城的時候住在韓瑞生家裏。1942年，在日本占領新加坡大約四個月之
後，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兒送回檳城，然後寄宿在納福路我家，每月付點膳宿費。我
們兩人共用一個房間，成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個月後，他認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
坡，便回檳城去了。畢業那年，他是萊佛士學院成績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為當年
海峽殖民地常年征聘的兩名公務員之一(他後來成為我們的財政部長)。但是，政府
給他的薪水很少，配給品也不夠，總之他所賺的錢不夠養家，便決定回檳城，跟妻
女住在一起。

    我在檳城四處走動時，雖然很少看到軍事活動，但是我不認為那裏會平安無事
。英軍在南下新加坡時，必然以檳城作為墊腳石。到時，免不了會發生巷戰，雙方
的軍隊會逐房逐屋打下去。於是，我繼續前往金馬侖高原，莫裏斯·貝克的家就在
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讀於萊佛士學院時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儲
蓄過活，同時種些蔬菜和塊根作物。我這次旅途的全部費用，就靠半打鋤頭賣來的
錢。這半打鋤頭是我從新加坡買來的，脫手時賺了一大筆。這裏的農夫正迫切需要
這種鋼製鋤頭來幹活。我乘火車回新加坡時，買了一籃漂亮新鮮的蔬菜，都是新加
坡無法買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一直守著這籃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親商量，我們認定最好是搬到金馬侖高原去。第一步是把
納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權賣給一批在“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們付給我們為數相當
可觀的6萬元香蕉票，好讓我們遷出，把這座租金受統製的房屋移交給他們。接著
，我向報道部遞交了一個月的辭職通知。

    有人跟蹤我

    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
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
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麽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我隻
好打起精神，準備麵對即將到來的盤問。但是，日本憲兵並沒有傳召我去，而是從
那一刻起，我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蹤我。不論白天晚上，總有人跟在我後頭。我始終
不明白，到底是為了什麽。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過，唯—的結論是有人
向日本憲兵密告我是親英分子，說我把對日本極為不利的戰爭消息泄漏出去，這就
是我要離職的原因。每次至少有兩個人出現在維多利亞街我們新搬進來的店屋外麵
。我們是在遷出納福路的房子之後，搬到這座店屋來的。房東是父親的雇主，也就
是亞曆山大路的油供部門。其實它是一個剛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著一桶桶的潤滑
油，地下還埋著一個汽油箱。樓上是住房，還有浴室和廚房。

    為了證實我的確被跟蹤，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從樓上窗口向下窺視，注意那兩
個華人的動靜。他們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維多利亞街角頭的一張凳子上，兩輛腳踏
車就停在附近。後來，我故意騎腳踏車在這個街區繞一圈。我回來後，兩個弟弟證
實我一出門，那兩個人也跟著走；我回來時，他們也跟著來。我的心不禁往下沉。
我把這情形告訴母親，而且認定我還是不要離開新加坡為妙。如果我嚐試離開，日
本憲兵很可能把我拉到憲兵部去，進行嚴厲的盤問。假如我留下來，大大方方的四
處走動，從事黑市買賣和製造膠水，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相信日本憲兵不會找我
的麻煩。

    這種捉迷藏的遊戲延續了八個星期左右。偶爾在淩晨兩三點夜深人靜時，一輛
汽車突然間從維多利亞街經過，停在這條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處。這時候，我
一想到日本憲兵可能來找我，心裏頭所產生的恐懼感是很難形容的。跟多數人一樣
，我聽說過日本憲兵拷打人時手段是多麽毒辣。他們戴著白色的臂章，上麵印著“
憲兵”兩個紅字。他們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就連高級軍官也不敢過問。他們的總
部設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分部分別設在歐思禮坡、史密斯街和橋南路中
央警署。住在這些憲兵部附近的人家說，他們經常聽到受害者遭拷打時的哀號聲。
日本憲兵料想這些聲音會使鄰近的人家產生恐懼的心理，他們會把內心的害怕傳開
去。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種方法，目的在於恐嚇當地的老百姓，使他們服服
帖帖，易於控製。

    我跟任何地下組織和傳播同盟國消息的網絡都沒有聯係。我沒有必要秘密收聽
任何無線電廣播，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處理西方的新聞報道。我下定決心，如果不幸
被捕，我會告訴他們我所害怕發生的事，就是英軍攻占緬甸後，將會著手收複馬來
亞，，從而揮軍南下攻打新加坡。屆時，日軍勢必作戰到底。因此，我曾打算離開
新加坡，到金馬侖高原種木薯、番薯和蔬菜，因為金馬侖不是英軍南下時的必經之
道。我將提出證據，說明曾經到過檳城和金馬侖，兩個月後母親和弟弟也跟著去，
以證實我的估計，也就是金馬侖是我們舉家遷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
憲兵對我的監視突然停止了。前後被監視了兩個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於缺乏需求，我不再製造膠水了。後來，我跟一個名叫劉友霖的上海人合夥
搞生意。他大約三十五六歲，從事建築業，是個小承包商。他沒有合夥人。我能講
日語，他不能。我們能夠從日本公司和駐紮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隊那裏找到一些零星
的工作。為了擴大我們同日本平民方麵的接觸範圍，我們也跟一個叫做影山的合夥
。他是一個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歲，是“組合”的雇員。由於日本船隻不斷被
同盟國擊沉，商品越來越少，“組合”裏沒有什麽事可做，他便決定自行創業，充
當日本大公司、軍部和本地供應商的中間人。他和我相輔相成。劉友霖有建築專長
，而且跟我們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磚工向來有聯係。我們三人合
作，生活過得相當不錯。

    繼續做黑市生意

    我繼續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買賣的東西我都樂意充當經紀人。這些東西包括
我上麵說過的品目，如西藥、小件首飾、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國罐裝香煙。我搞
得很成功，這是一種肯定不會虧本的生意。市麵上每一種物品都供應不足，而且越
來越少。高通脹意昧著物價永遠不會下跌。但是你必須有資本，才會富上加富。我
籌到一些錢，而且很快地就累積了更多錢。我知道手上一有現款，就得把它轉換成
比較具有永久價值的東西，要不然手上的錢很快就會貶值。為了急於把香蕉票換成
財物，我繪自己買了一張大號的台球桌。經過一番修補，再徐上清漆，換上綠色桌
呢，墊平後安放在維多利亞街房子的樓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親的一個朋友遷
出華廈的住房，建議我們租用。我們立刻把它租下。這一來，我便能夠把維多利亞
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娛樂的場所了。說到搞生意，是因為這座房子隔壁，有一間
用紅磚砌成的角頭店屋，專賣糕點和麵包。我們這些經紀人經常在這裏聚會，交換
消息，並商定交易。說到娛樂，卻是因為那張台球桌就在這裏。這期間，我過的簡
直是存在主義者的生活，每過一天，就意味著英軍的反攻又近了一天。這對本地人
來說，卻是越來越危險了。可是日子總得過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數幹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勞工，像無主的孤魂，在新加
坡街頭遊蕩，飽受饑寒交迫流離失所之苦。日本人當初強征幾十萬爪哇人到泰國修
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末，由於英軍節節挺進，建築工事被迫放棄，他們再也沒
有什麽用處了。日本人用火車把這些爪哇勞工送到新加坡。他們一到丹戎巴葛火車
站，日本人便把他們放走，聽其自生自滅。日本人根本沒船把他們送回爪哇去。

    這些勞工異常虛弱，而月被嚇得連向小販攤位拿點別人吃剩的東西也不敢。他
們隻能從垃圾桶裏找點腐爛的食物來吃，夜間則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
垃圾車往往要收拾幾十具屍體。這是多麽難以想象的事。本地人對他們的處境很同
情，卻無法伸出援助之手，因為自己也缺乏糧食。這年頭，每個人隻顧自掃門前雪
了。

    同年9月，英國人重返新加坡時，發現還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
這裏。當年日本人總共從緬甸、馬來亞、爪哇和泰國強征了27萬名苦力，送到泰
國修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萬人，占總數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
坡的80O0名爪哇勞工，在絕望中掙紮，隨時會倒斃街頭。當局不得不把他們從躺
著的地方帶走，送到醫院接受緊急治療，幾個月後，他們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關德國戰敗和投降的消息傳來了。如今整個戰爭目標轉向日本。
每個人都知道，日本戰敗隻是時間問題而已。記得我在報道部工作時，編輯過緬甸
戰役的新聞電訊。我很擔心老百姓將付出慘重的代價。這又有什麽辦法呢?對我來
說，隻要我嚐試離開新加坡，就會被日本憲兵抓去關起來並受盤問，所以我決定留
下來。

    1945年8月6日，突然間一顆新奇的炸彈在廣島上空爆炸。這個消息隻出現在
8月l1日的《昭南新聞》上，而且是刊在報頭欄．內容是“日本抗議廣島於上星期
一被一種新式炸彈攻擊”。可是，那些收聽過英國廣播公司短波廣播的人已經把消
息傳開去，說日本遭到一種威力強大、具輻射性的新型武器攻擊。我們都覺得日本
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廣播，並宣布日本投降。我們幾乎馬上聽
到這個消息，因為人們變得越來越大膽，許多人收聽同盟國電台，尤其是英國廣播
公司電台的廣播。這個消息一直到8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聞》上，而且還是
在刊載日皇“詔書”全文時才透露出來的。這場戰爭終於在沒有進一步廝殺的情況
下結束了。我們僥幸得救，避免了一場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靈塗炭的浩劫。

    然而在日皇廣播之後三個星期，還沒有英軍登陸的跡象。英軍原本謹慎地擬定
了反攻計劃，並準備苦戰一場。現在的這種局麵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個月前英軍
投降，日軍尚未有效控製局勢時的情形不同。跟英軍相反，日軍並未被擊敗．士氣
也不低落。雖然他們感到泄氣和慌亂，卻仍然控製著局勢，而且有力量可以傷害我
們。當本地人控製不住內心的喜悅公然慶祝日本戰敗時，日本兵經過，往往闖入慶
祝場所，把飲酒作樂的人打幾巴掌。日軍原本以為英軍會跟他們算賬，並因他們幹
下種種罪行而予以懲罰。他們也擔心在英軍抵達時，本地人會攻擊日本軍官。據說
，有人聽到日本軍官的食堂傳來幾聲槍晌，原來有幾名軍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
自殺或是較不痛苦地飲彈自盡。本地人可說很幸運。據我所知，日本人並未殺害平
民，也沒有邪惡或殘暴的事件發生。他們不去理會當地的老百姓，直到英軍接管為
止。

    8月22日((昭南新聞))刊登了昭南島厚生科長筱崎護的一篇告市民書。他說：
“從這個觀點看來，天皇由於對國民深切愛護，不忍看到他們遭受極度的痛苦，所
以當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政府提出和平建議時，天皇決定接受。

    “我們日本人深感遺憾，沒有機會進行決戰。但是，由於新式炸彈的動用，如
果戰爭繼續下去，將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著整個世界的毀滅和文明的終結。

    “我們希望民眾了解，如今戰爭已經結束，每個人應當保持冷靜和循規蹈矩。
本政府即將移交給下屆政府。凡屬公眾或政府的財產，都應予保護，任何人都不許
偷竊或搶劫。這種行為將是人民的恥辱。每個人都應當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
保持良好的行為。

    “戰爭結束後，免不了會經曆各種困難，但是全體人民應當同新政府合作，不
許製造麻煩。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島人民在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與合作。”

    大多數人倒是循規蹈矩，不敢胡來。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點是，這一
次警察出現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軍密切合作的人，都設法逃走，好多
逃到內地躲起來。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軍會諒解他們的處境，他們
當年隻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這時候，市麵上傳出一些可怕的謠言，例如：巴西班
讓的馬來人準備在英軍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魯屠殺華人，據說這些馬來人曾經
跟日本人勾結。幸虧什麽事也沒發生，倒是發生了不少為報複而殺人的事件。但是
社會秩序還算不錯。大舉搶劫的事不曾發生，跟當年英軍投降時的情形剛好相反。

 

                        第七章 日治時期的教育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
貸使犯罪活動幾乎絕跡……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罰減少不了
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經驗。

    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機會把人的行
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沒有這段經曆，我就不可能了解
政府的作用，也無法了解權力是進行徹底改革的工具。我親眼看著在殘酷無情的占
領軍麵前，整個社會製度突然垮了。日軍要求絕對服從，除了極少數人，人人都從
命。幾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們，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們，隻好調整適應。應變
比較慢以及不願意轉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黴背運了。他們生活在新社會的邊緣，
財富有減無增，地位也下降了。馬上看風使舵，趁機向新主人獻媚的人們，在新加
坡這場大災難中發財致富。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為來偽裝。嚴懲不
貸使犯罪活動幾乎絕跡。1944年下半年過後，在物資匱乏、人們半餓不飽的情況
下，可以夜不閉戶，犯罪率之低叫人驚奇。家家都有戶主，每10戶設甲長一人。
黃昏過後人們開始在區內巡邏，直到天亮。他們拿著棍棒，不過是做做樣子．因為
刑罰太重了，沒有犯罪事件可以報告。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為刑
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經驗
。

    經過最初的震蕩和有過這段緊張經曆後，我意識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樣過下去
不可。人們要吃飯、要服藥，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來水筆、墨水、
紙等日用品。當時連刀片也難以買到，它變得珍貴了，人們隻得把用鈍了的在玻璃
杯內緣磨一磨再用。煙草比日本鈔票更值錢。一些專業技術不再那麽有用，賺的錢
也少了，商業活動也不多。罪犯在軍法下受審，受過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派不上用
場、生意少之又少，會計業癱瘓了。但是人們仍然生病和牙痛，醫生和牙醫還是非
找不可。盡管藥物和麻醉藥奇缺，醫生和牙醫卻發了財。

    在日治時期頭10個月裏，人們常常看到日軍把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押到市區
，命令他們做些諸如裝卸貨物的工作。戰俘們會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
庭主婦送些麵包、罐頭、糧食和錢給他們。華人非常同情他們。他們瘦多了，拘留
使他們身體衰弱，他們的軍上衣和短褲破爛不堪。到1942年末，戰俘出現的次數
越來越少，一年後幾乎絕跡。人們相信他們被送到泰國、印尼和日本服勞役去了。
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們重新露麵，隻剩下皮包骨頭，一條條肋骨凸顯可數。他
們是到緬甸修築鐵路做苦工，有的身上隻纏著遮羞布，髖骨畢露，到處是潰瘍和傷
疤，尤其是手腳。當時雖然缺糧，但還不至於不能讓他們吃飽。他們受到的折磨，
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虜來得嚴重。

    我相信日軍殘酷成性，但是他們之所以會虐待戰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
英軍和澳大利亞軍，認為他們不像日軍那樣寧死不屈。

    他們建立一種製度，平民、士兵和學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誦天皇聖旨，以
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識。每次舉行紀念或慶祝活動時，報道部的職員都必須出席在國
泰大廈天台舉行的集會，聆聽最高級官員宣讀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這個物產富饒的國家將永遠由女神的後裔日皇統
治。國家將昌盛，日皇統治下的人民將繁榮，與天地共長久；這是上蒼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囂張

    日本人雇用了一些亞洲人，他們的表現比新主人更囂張。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
部隊裏的錫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們是英國人從旁遮普招
募來的，都是彪形大漢，馬來亞、香港和上海英國租界也聘用他們當警察。他們在
森路平民集中營擔任守衛時凶神惡煞、仗勢欺人的惡行無人不知，市麵上傳說被拘
留的英國婦女也遭他們淩辱。毆打起平民來，他們是警察當中最凶狠的。戰後這批
警察全被解雇，送回印度，過後再也不從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隊裏現有的裹著
頭巾的錫克教徒全是在新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語言從英語換成日語，對老一輩非常不利。他們學日語並不那麽容
易。會日語的人，像來自台灣的華人，占盡便宜。他們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來到
新加坡，其餘是隨同日軍前來。本地年輕人為了找工作，也多少學些日語。多數人
有骨氣，不跟敵人合作，隻想馬馬虎虎混日子，盡量少對敵人奉獻。隻有少數人敢
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聰明人和投機分子則千方百計地討日本人歡心，為日本人效勞。他們向日本人
提供勞工、原料、情報、女人、烈酒和美食，撈到盤滿缽滿。承包商走運了，日本
人需要他們供應必需品，建築承包商也一樣。但富得最快的是領到執照可以在大世
界和新世界遊藝場開賭場的人，當時物資匱乏，人民情緒低落，英軍可能在三兩年
內回來趕走日本人，到時許多人會喪命。在這樣的氣氛中，賭博是最好的鴉片。許
多人到賭場碰碰運氣，把財產輸光；還有很多人到場看熱鬧，消磨時間。

    人們在賭場裏消磨漫長的時光，在簡單的賭博方式裏傾家蕩產的情形真叫人吃
驚。由於生命沒有保障，賭博大受歡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場賭博。

    但正如我所說的，無論你賺多少錢，最重要的是把它變成貨物或舊的海峽殖民
地貨幣。穀物和糧食占地方，難以儲藏處理，最吃香的是體積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
英國人回來還有價值的東西。因此隨著香蕉票越來越多地出籠，從1944年開始，
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飾。但要買賣首飾，經紀人得
知道什麽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認怎樣的鑽石才是色澤好、瑕疵
少的上等貨；當然還得了解紅寶石、藍寶石、海藍寶石、貓兒眼和其他次貴重寶石
的特點。

    膽子大的有錢人買房地產。房地產是不動產，漲幅不如黃金和海峽殖民地貨幣
。轉讓房地產要通過律師辦理手續，到契約登記局登記。將來英國人回來，宣布轉
讓無效的可能性是50％對50％。此外，建築物也可能被炸毀。結果是英軍沒進攻
，轉讓手續沒宣布作廢，建築物也沒被炸毀。到日治時期的最後階段，德國投降了
，日本準會戰敗，人們隻要賣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換到足夠的香蕉
票，可以買維多利亞街一間店屋。買下店屋的人戰後發財了。

    槍炮軍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來得多。當時我
還沒讀到毛澤東的名言“槍杆子裏出政權”。但我知道，關於誰說了算，誰能使人
民改變行為，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槍炮、日本軍刀和日本暴行解決
的。我說過，他們首先要人們服從，這一點，他們做到了；接著，便是強迫人們作
出調整，接受日本人會長期統治下去的前景，讓子女通過接受教育，適應新製度以
及新製度之下的語言、習慣和價值觀，使自己變得有用，能找飯吃。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我們確認他們是我們理所當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無
關重要，他們已經勝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揮我們。我們必須歌頌日本神祗，讚揚日
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為。但是這樣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鮮，日本一開始企圖統
治這個國家就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朝鮮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對自己的曆史有強烈的
自豪感，決心反對野蠻的新壓迫者。日本人想方設法壓製他們的本能和習慣，殺害
了許多朝鮮人，卻始終挫不了他們的銳氣。

    馬來亞曆史太短，民族太多，社會可塑性太強。一些馬來人受過英國136部隊
的訓練，在馬來亞的森林裏加入了抗日遊擊隊。但是多數馬來人當時希望日本成為
他們的新保護者，正如在英國人趕跑了日本人之後，他們希望英國人保護他們那樣
。

    唯一有勇氣和信心而且敢於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華人。他們大多加入了馬
來亞共產黨，有些則參加了國民黨領導的抵抗運動。這兩批人都受到了中國民族主
義的激勵，而不是出於對馬來亞的忠誠。正如在戰爭時期他們成了給日本人製造麻
煩的根源，後來在和平時期，他們也成了給英國人製造麻煩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從這時候起到9月底，是英國在全島建立有效
統治的過渡時期。整個新加坡是抗日集團的天下。他們用私刑對付日軍的內線、爪
牙以及那些曾經殘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毆打他們，虐待他們，甚至殺害他
們。我還記得當時在維多利亞街和華廈兩處家裏，曾聽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
裏被人追逐逃命發出的腳步聲，聽到拳打腳踢聲，聽到中刀喪命的淒厲喊叫聲。結
果是許多漢奸走狗消失無蹤，不是躲藏起來，就是逃到馬來亞內地和南部的廖內群
島去了。

    解放並未為人們帶來期待已久的懲惡勸善。老賬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
合理需要文件證明和深入調查。單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戰犯都繩之以法，
是不可能的事。無論是日本戰犯還是本地戰犯，人數太多了。他們少數受到懲罰，
多數卻逍遙法外。

    戰犯審訊開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戰犯卻沒受懲罰。下令檢證大屠殺的遷政信
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總司令身份批準檢證的“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先被
調到中國東北，然後又到菲律賓。1945年他向麥克阿瑟的部隊投降。他在馬尼拉
受審，因冷酷血洗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絞刑台，而不是因為他批準殺害了5到
10萬名無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經曆

    共有大約260名日本戰犯在新加坡受審，隻有100個罪名成立，判處死刑。而
數以百計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憲兵部被扣留和拷問，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
是一個。他在1963年到1980年擔任過內閣部長。以下這段是他為我寫下的1944
年的恐怖經曆：

    “我被扣留在歐思禮坡兩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時間是兩個星期；第二
次在1944年2月，前後一個多月。有個到過橋北路我的店鋪的華族青年，指認我
是把錢交給他讓他捐給共產黨的人。我分辯說我這個資本家不可能親共，他們用繩
子鞭打我，用腳踢我，粗暴地對待我，

    “我昏了過去，直到有人往我臉上潑水才蘇醒過來。我發現自己被關在一間長
6米寬4米的牢房裏，牢房裏大約有3O個男女。

    “牢房一角有個抽水馬桶。那是個蹲式馬桶，水是來自高過人頭的水箱。我們
不斷抽水，以便從廁盆出水的地方接裝‘清潔’的水。我們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這
樣的水。患病的話會被送到什麽鬼地方，誰也不曉得。同房的一個婦女來月事，叫
人受不了。

    “我們吃的是用舊煤油桶裝的跟爛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鴨子。我吃
不下，一吃就吐。“我們一律得蹲下來，沒得到看守許可不能換姿勢。他們是本地
小夥子應征當看守，日本人訓練他們待人要殘酷。

    “一天來了個斷了腳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隻能在地上爬，拖著受傷的腳。
一個年輕的看守軍補①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須痛苦地爬上前撿起木
棒，還給軍補。這樣的折磨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幾乎暈過去。

    “被扣留的人當中有個高頭大馬的潮州小夥子，十七八歲，為人樂觀。他原是
個軍補，逃跑後給逮著。一天晚上，憲兵隊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雙手反綁
，繩子繞在橫梁上，讓他的腳稍微離開地麵。不時可以看到他拚命地伸長腳尖踞地
，設法減輕雙臂的負擔。

    “他們吊了他一整晚，不讓他吃喝。他用粗話高聲叫罵，用潮州話罵日本人。
“第二天早上，一個憲兵用藤條鞭打他的背，喊聲和罵聲逐漸變小變弱，成了哀號
和呻吟。持續了幾個小時後，連哀號和呻吟也越來越弱，最後靜了下來。他死了，
還吊在我們麵前一段時間。這是給軍補看守和我們的警告。

    “有一回憲兵用水龍頭向一個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脹鼓鼓的之後，行刑者就跳
起來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嘔吐昏迷過去。

    “每天早上我們一聽見橐橐的靴聲由遠而近時，就渾身哆嗦。那就是說有人會
受到拷問。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灣聯絡官說情下獲釋的。

    “我在監獄內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禮節，90度鞠躬全都是表麵文章
。他們骨子裏是禽獸。同盟國的勝利拯救了亞洲。”

    控方辛酸的總結

    1946年3月18日“雙十事件”②一案在新加坡開審時，主控官科林·斯利曼
中校在開場白裏對日軍的暴行做了辛酸的總結：

    “要準確地形容這些人的胡作非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徑不可。這些行徑使人
接觸到人類最卑劣、最墮落的一麵。全案的基調可以歸納為：無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從一開始到結束，恐怖無處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駭人程度
始終不稍減。我在諸多證據中搜尋，用心地搜尋，但求能在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中找
出那麽一丁點兒，起一些抵消作用，以減輕他們的罪責，使案情不至於是清一色的
恐怖與獸行，至少把它化為一場悲劇。最終我承認自己失敗了。”

    然而戰爭結束後的半個世紀以來，曆屆日本自民黨政府、日本各政黨的多數領
袖、多數日本學術界人士以及幾乎所有日本媒體，都選擇閉口不談這些邪惡行徑。
他們跟德國人不一樣。他們希望隨著幾代人過去，世人會把這些罪行忘得一幹二淨
，日本當年的所作所為會埋在塵封的記錄裏。但是，當他們拒絕向中國和韓國這些
鄰國承認這些行徑，拒絕向菲律賓和新加坡這兩個蒙受苦難最深重的東南亞國家承
認這些行徑時，人們不能不擔心他們可能會重蹈覆轍。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黨政
府上台時，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對日本過去的行徑表示毫無保留的道歉。

注：

    ①占領新加坡的日軍當局在1943年5月設立的製度。當時征召本地青少年接
受基本軍訓，提供軍服與住宿。受訓後，他們在軍中做些瑣碎的事務性工作。

    ②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隻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毀之後，日本憲兵隊懷疑關
在樟宜俘虜營裏的平民策劃了這次行動，就突擊搜查監獄，逮捕了57人，包括3
名婦女。他們被嚴刑逼供，到1944年5月僥幸活著的人才獲釋。由於這次逮捕行
動是在10月10日進行的，所以稱為“雙十事件”。

                        第八章 戰後譜戀曲

    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
妻子回來……母親先後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
動於衷。她們年齡適中，家道豐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
，已經心滿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峽時報》出版了最後一期的一大張報紙後，宣布停刊；
1945年9月7日複刊。那天第2版有一則加框新聞寫道：

    “‘東京時間’在馬來亞結束

    馬來亞將不會再用日本時間……將來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時
間，比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早七個半小時。”

    恢複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時間，加上戰爭爆發時為節省用電開始調快的半小時，
使我心情舒暢。

    兩天前，印度第15軍開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訊員先登岸，他們代
表世界各地的報紙和新聞社。隨後是英國軍官和印度軍官率領的印度軍隊；他們全
副武裝，以便隨時應付任何突發事件。他們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處以及岌巴
港對麵的火車站，然後開往市區。交通要道還都由日本兵把守著，以確保從港口和
哥烈碼頭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順暢。我看到第一批印度軍乘坐卡車開到史丹福路，
這使人想起1942年參加過戰鬥的印度軍。我記得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差勁，排成整
齊的行列投降，還有數千人倒戈參加了印度國民軍，我感到不安。

    一兩天後，清一色的英軍登陸，開進市區，我這才比較放心。那是人們歡騰慶
祝的日子。他們覺察到日治時期的噩夢終於結束，好日子就要回來了。種種好兆頭
出現了。軍人慷慨地分贈香煙，那是盒裝海軍牌香煙；戰前的存貨賣完之後，三年
來人們一直買不到。軍人也帶來優質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純杜鬆子酒，這
些東西全都流人了市場。我們相信很快就會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類和罐
頭食品，雖然這樣的情況還要過些時候才會到來。在頭幾個星期裏，人們歡欣鼓舞
，興高采烈，歡迎英國人回來。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聽說會舉行受降儀式。上午10點半左右我步行到
市政局大廈，在對麵的大草場上等候。我並沒有白等。隻見以日軍總司令板垣征四
郎大將為首的七名高級日軍將領，在戴紅便帽和臂章的英國憲兵引導下，從諧街走
過來。他們跟許多日本軍官不一樣，不是拖拖遝遝地走，而是一本正經，麵無表情
，凝望前方。人們吹口哨，發出噓叫聲和嘲笑聲。日軍將領是奉了天皇之命，前來
簽署正式降書的。後來人們看到許多軍官承認戰敗，紛紛解除武裝，把武士刀放下
排起來，成了戰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廈台階的七名將領，卻代表並未在戰場上打敗
的軍隊。他們原本會戰鬥到死，使憎恨他們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們決不投降，
寧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歸於盡。

    45分鍾後，英國東南亞指揮部總司令蒙巴頓勳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軍製服
，同行的有海陸軍將領，還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國部隊的軍官，包括印度軍官、中國
軍官、荷蘭軍官等。他脫下軍帽，向在台階前麵組成警戒線的士兵歡呼三聲。

   過去的生活不複返

    到了1946年初，人們很快發現，新加坡過去的和平、穩定、自由、舒適的生
活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市內到處是穿製服的士兵，新開設的咖啡館、酒吧和舞廳擠
滿了士兵。戰前的殖民地商行無法立即重新開業，因為原來的英國員工不是已不在
人世，就是由於被長期拘留而需要休養。商船沒有定期開來，英國本土貨物也不多
。戰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複過來看來還需要好多年。連過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
也回不了辦公室，不少人一直失業。新局麵亂成一團。正如在英國那樣，小商販興
旺起來。大部分日常買賣仍然在黑市進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場。

    街上有無數的吉普車和摩托車，卻沒有新汽車和巴士。有軌電車陳舊不堪。路
上到處坑坑窪窪。電話用得太久了，線路有故障，聲音不清楚，卻更換不了；電力
供應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時間才能恢複正常。在淪陷時期的苦難歲月裏，我們一直
在懷念過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這樣的期望往往從懷舊開始，高得不切實
際，注定會破滅。基礎設施失修了，房地產沒了，人們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
從現有的低水平繼續下去，真叫人掃興。

    話又說回來，經過日本軍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壓統治，哪怕英國軍管政府有不少
缺點，生活還是好過得多。英國官員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歡迎他們回來，也以同樣的
熱情回報，辦事盡心竭力。許多英國官兵跟同他們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軍方的配給
品、香煙和洋酒。不少本地人會說英語，了解英國文化，了解英國的政體；連沒受
過教育的人也對接觸到的英國殖民製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海峽土生華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會的一部分，對殖民地社會重新出現自然
高興萬分。他們雖然保留了大部分的華族文化，不少人卻已經不再講自己原來的方
言，隻以巴巴馬來語交談。早期移民沒把家眷從中國帶來，娶了本地婦女為妻，他
們是這些移民的後裔。多數海峽土生華人效忠於英國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
望子女將來能在以英語作為行政語言的殖民地當專業人士和政府雇員。最忠心的加
入了海峽僑生公會，人稱“皇家華人”，公會的主要負責人受封為爵士。

    但“皇家華人”隻占華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餘是新近到新加坡、說中國話
的華人。他們說的不是英語，麵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閩南話、潮州話、廣東話、
客家話和海南話。他們的子女進華校，學華語。這些人跟英國當局絕少接觸，過著
自己的生活，到戰後還是跟戰前一樣，沒有融入新加坡社會。

    他們的效忠對象是中國，不是英國。日本侵略中國之後，進入馬來亞森林同日
本人作戰的正是他們，其中多數成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遊擊隊員。馬來亞人民抗日
軍是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組織，他們盼望將來不但趕走日本人，也趕走英國人。日
本在英軍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現了權力真空，麻煩來了。

    人民抗日軍占領了馬來亞內地一些小鎮，下令當地人築起拱門歡迎他們，把他
們當作抗日戰爭的真正勝利者。他們在當地掌了權。幸好他們沒在新加坡這樣做，
但也製造了大混亂。他們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製服，頭戴模仿中國八路軍的布帽
，在勝利的時刻顯得飛揚跋扈，強行征用房地產。他們成立人民法庭，立即處置各
族敵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華族探員被逮捕，塞進豬籠等候審訊。

    抗日軍以商人過去跟敵人勾結為由，向他們勒索敲詐。許多顯要人物被迫向人
民抗日軍大量捐獻，以便贖罪。年輕的流氓利用抗日軍的證件，在市區公開敲詐勒
索曾經跟日本人打過交道的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來勢洶洶，加上私會黨黨徒借機
聲稱他們也曾參與抗日，在這種情形下，英國部隊根本無法恢複法律和秩序，局麵
一片混亂。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數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局限於在馬來亞活動。
那是他們以前的活動地盤，所以他們在那裏較能發揮影響力。

    抗日軍暗藏武器

    英國軍管政府宣布，每一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成員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
。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約6500名抗日軍，包括在新加坡的數百名，
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國人在市政局大廈外麵舉行一個儀式，一小隊
抗日軍穿上製服，列隊接受蒙巴登勳爵的檢閱，並由蒙巴登勳爵給16名領袖別上
勳章。陳平獲頒緬甸星章(1935／45)和戰爭勳章，他緊握拳頭回禮。報上當時形
容他是共產黨遊擊隊的司令。官方承認抗日軍為打敗日本作出了貢獻，這就使他們
有了地位，借此盡量擴張勢力。與此同時，他們把許多武器暗藏起來，準備將來使
用。

    共產黨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統一戰線中。一批所謂的知識分
子——律師、教師、萊佛士學院畢業生、從劍橋大學回來的學生——組成了馬來亞
民主同盟，總部設在橋北路自由舞廳內舞池上方的幾個破舊房間裏。他們誘騙老菲
利普·何亞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顯得體麵。他們需要他作掩護，以便利用民主
同盟作為外圍組織。老菲利普·何亞廉是個律師，也是我家的朋友，因為認識他，
我偶爾會到民主同盟走動。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圖看來倒還合法。英國已經宣布組織
馬來亞聯邦，包括九個馬來士邦和檳城、馬六甲兩個海峽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
那就是說，新加坡會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讓馬來
亞和新加坡作為一個整體獨立。

    菲利普·何亞廉協助起草憲法。我雖然看過草稿，卻沒參與其事。共產黨方麵
認為，憲製改革的主張無關重要，他們要的是全部的權力。民主同盟不過是個外圍
組織，目的是動員受英文教育者協助他們實現目標。1948年共產黨采取武裝鬥爭
的形式反對英國，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時期的三年半裏，我目睹了人世間許多不公平與荒謬的事。這段教育，
戰爭一結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說我因此而獲得一張現實生活的大學文憑，那麽，新
加坡光複後第一年的所見所聞，則是我的研究生課程。這個時期的情形跟我記憶中
30年代殖民地時期的情形大不相同。從拘留營出來的英國文官紛紛回國療養，臨時
湊合的政府部門由英國軍管政府臨時官員掌管。

    擔任主管的英國準將、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們的任期隻到複員為止。一旦複
員，職務會全部解除，得恢複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識到這點之後，許多人盡量利用
手中的權力。他們的需要嘛，唉，跟日本軍官沒什麽差別——找些便於隨身攜帶的
值錢的小玩意兒，到時帶回英國。因此這類玩意兒很吃香。得到好處後，他們發出
許可證和提供稀有物資，給本地人一個發財的機會。但他們跟日軍有點不一樣，他
們不欺負人，也不壓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許多房子空置著。我們得離開華廈的住房，維多利亞街的店屋
又不合適，母親和我開始物色新居。歐思禮路是個中產階級住宅區，1942年歐洲
人離開之後，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們在歐思禮路38號和40號找到了兩棟一模
一樣的房子，兩棟房子裏還有些笨重的家具，但都人去樓空。我們決定投標租下38
號。我到敵產管理處找主管吳喬治，他是個在爪哇出生的華人，是我家的朋友。他
欣然批準讓我們以戰前租金租下這棟房子。

    歐思禮路38號房子很大，格局淩亂，共有五間臥室，後麵還有三間，最初原
是工人房。我們租下之後，很快就住滿了人。韓瑞生夫婦攜帶年幼的女兒從檳城回
來，成了我們的房客。後來我動身到英國讀法律時，這裏熱鬧得很。這條街上其他
房子也都住滿了人，因為戰時遭破壞的房子還沒條件修複，而人口卻增加了。人們
從馬來亞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內群島回來。許多華人也像我的表親一樣，從印尼逃難
而來。

    父親重回蜆殼石油公司工作，擔任新加坡巴西班讓倉庫主管。這個時候我得決
定怎麽謀生。到公開市場做買賣，還是不愁沒錢賺。但貨物種類不一樣了，風險也
大了，該買進哪些緊俏的貨物賣給軍人，我可不在行。於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
英國軍官們，向他們打聽有沒有建築工程可做。經過兩三次的努力，終於同軍管亞
曆山大路日軍貨倉的一個印度旅談成了生意。我跟一個個頭高、身材瘦削的英國少
校洽談，他需要工人清理貨倉內的日本貨，然後把英軍的貨物搬進去。我和原籍上
海的朋友劉友霖找了10O到150個工人給他，工資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當財
政，也負責發工資。每天收工時，由軍方點算工人，付錢給我們，再由我們發給工
人。還有些建築上的活兒另外計算。貨倉工作由1945年10月開始，我一直忙到次
年5月。新加坡總工會的活動基本上影響不到我們。除了1月30日和31日罷市兩
天以外，工人們天天清理貨倉，把新的貨物搬進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領了錢準備發給工人，騎腳踏車回家途中，發生
了嚴重事故。一輛羅厘行經維多利亞紀念堂時，不知怎的撞到他，拖著他走了好一
段路，幾乎把他的左臂給扯斷，他的臉部也受了傷。我趕到醫院看他。我們一家人
一向相處得很融洽。金耀見到我，問的第一件事是錢有沒有丟失。我聽了不由得心
痛。那不過是幾百塊錢而已，可見他對工作是多麽認真。我盡量安慰他。幸好外科
醫生替他動手術，一切順利。不過，他痛了幾個月，不能走動。

    到英國去讀法律

    我一麵擔心金耀的情況，一麵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學業和對芝的感情越來越深。
能不能很快在萊佛士學院讀完文憑課程，我並不樂觀。學院至少要一年後才能複課
，我還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才能畢業，算起來就要浪費兩三年的時間。我跟
母親商量，如果動用她的積蓄和首飾，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賺到的錢，家裏就負擔
得起我和金耀兩人到英國讀法律課程的費用。於是我打消了回萊佛士學院爭取女皇
獎學金的念頭，而計劃盡快到英國去。

    1945年10到11月間，我介紹芝認識萊佛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的管理
員，使她當了圖書館的臨時雇員。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腳樓，離我家有
一英裏，我經常送她回家。有時我們會中途停下來，到歐思禮路聖諾猶太教堂一個
安靜的角落坐下來談心。日本憲兵隊的一個分部過去就設在附近。1945年l1月，
我手頭寬裕，買了一輛二手汽車。那是一輛戰前的莫裏斯牌汽車，換上了來自英軍
的部件。後來生意比較好，幾個月後我把它賣掉，賺了一筆，換一輛經過修理的戰
前的福特牌V8型汽車。在日治時期，這輛汽車很可能是日軍將領使用的。

    除夕我帶芝到安珀路振裕園參加一個年輕人的社交集會。振裕園是李浚源夫人
在海邊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峽土生華人的老前輩，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
交集會結束前，我牽著芝的手走到對著大海的花園。我告訴她我不打算再回萊佛士
學院，要直接到英國讀法律，三年後獲得律師執業資格才回來，問她願意不願意等
。芝問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兩歲半。我說知道，還仔細考慮過了，我少年老成，朋
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樣成熟的伴侶，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顧
的那種；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樣成熟，興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應等
。我們沒告訴雙方的家長。要他們同意等那麽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就是我
們相處的方式：勇敢地麵對遇到的個人難題，設法解決，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
。這次求愛終於開花結果。同年，即1946年，我開始策劃如何離開新加坡。

    3月間我寫信給中殿法學協會，附上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中殿法學協會是
英國倫敦四個培養律師的組織之一。不到一個月就接到回信，說我親自報名就會錄
取。當時開始有船開抵丹戎巴葛港，載英軍回國複員。我拿著信找讓我包工的英國
少校，問他有什麽辦法可以讓我搭上一艘運兵船。少校讓我同負責運送軍隊的軍官
接洽。1946年5月間，我見了他的一個下屬。我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當
時很少本地人能說流利的英語，語法和用法都不成問題，又不帶濃重的本地口音。
我向他解釋了自己的難題，告訴他戰爭中斷了我的學業，耽誤了我五年的時間，如
今中殿法學協會錄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學協會的來信，說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國
去。對方同情我的遭遇，答應幫我的忙。7月間我接到便條，通知說能安排我登上
一艘運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倫敦。

    在忙碌奔波準備離開新加坡的兩個月期間，我跟母親一起到處尋找能頂得住英
國冬寒的毛衣。我們在雙溪路結霜橋舊貨市場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雙溪路
舊貨市場戰前是買賣賊贓的地方，戰後又活躍起來，專門售賣從英軍那裏弄來的物
品，其中不少是英國當局送給複員回國的英軍的物品。母親買了一個四角有金屬保
護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張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兩件運動衣、兩條法蘭絨褲
和一套皇家空軍巴拉瑟亞軍服呢大衣全塞了進去。皇家空軍大衣是向諧街最好的裁
縫定做的。

    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
妻子回來。有幾個學生帶了英國妻子回來，往往鬧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興，最後
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兩口到英國定居，因為他們無法在英國殖民地社會立足。在
殖民地社會裏，人們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態度對待他們，就是公開冷淡疏遠他們
。母親先後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動於衷。她
們年齡適中，家道豐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已經心滿意
足了。後來我決定把真相告訴母親。母親精明得狠，一發現我打定了主意，將來不
大可能帶個陌生的英國女子回來，就不再找人了。她對芝的態度變得像個未來婆婆
似的友善親熱。

    我曾經告訴過母親，芝是柯守智的女兒，在萊佛士學院英文和經濟兩科考試成
績壓倒我。在我們製造膠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見過芝，到過她的家。芝的父親是銀
行家，在華僑銀行辦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親和祖母一樣。芝的母親是在新
加坡出生的海峽土生華人，跟我母親一樣。我們背景相似，在家裏使用同樣的語言
，傳統習慣一樣，食物也一樣。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學受教育，16歲考完劍橋高級文憑考試進入萊佛士書院
一個特別班，準備爭取女皇獎學金，可惜沒爭到。她後來告訴我，她在等待白馬王
子。出現在她麵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騎著白馬前來，而是騎著硬胎腳踏車到來
。1940年她進入萊佛士學院。我們在晚宴上和野餐時見麵。當時我跟她保持一定
的距離，因為我讀第一年，適應方麵有些困難；此外我也不急於接近女孩子，還不
想找對象。我們偶爾在社交場合和講堂碰麵，彼此很友善，但關係談不上親密。
1943年到1944年，我們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經曆了三年半的日治時期，我身心
都成熟了，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關在公寓裏做家務，學華語，有書就看，而
且隨時可以參與製造膠水的生意。

    她生長在一個大家庭裏，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裏受到充分的照顧
，生活很愉快。家道還算不錯，上學、到萊佛士學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車接送。她
家很重視舉止得體。搬到德文莎路之後，有一回我從圖書館用電單車送她回家，讓
她坐在後座。她母親見了既驚愕又擔憂，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人們會怎麽想呢?誰
會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讓，那裏離市區很遠。那時多虧我有了汽車，可
以開車子繼續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國之前，我們相聚的時間很長。動身前，我叫住在我家
的表弟林哈羅德在一兩天內拍下我們一係列合影。我們當時年紀輕，又相互愛戀，
渴望把生命中的這個美好時刻記錄下來，作為我離家到英國三年的紀念品。分別後
什麽時候能重逢，我們不曉得。我跟她一樣，盼望她能回萊佛士學院，贏得讀法律
的女皇獎學金，到英國跟我團聚。她是鐵了心跟我，我感覺得到。我也決心不辜負
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歲生日這天，我登上丘納德公司的“大不列顛號
”客輪，在甲板上向她揮手告別。她熱淚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淚。父母親、弟妹
和一些朋友，還有韓瑞生，到碼頭給我送行，祝我一路順風。

                        第九章 從倫敦到劍橋

    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裏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
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
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為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

    “大不列顛號”是丘納德公司的6．5萬噸客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它的航線是從英國的利物浦經大西洋到美國的紐約。從英國南安普敦開到新加坡
的客輪都沒它這麽大，速度也沒它這麽快。這次，“大不列顛號”滿載著回英國複
員的軍人，此外大約有40個亞洲人，多數是華人。每個房艙的搭客，比平常收費
時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這艘船，就感到高興了。離開新加坡17天後
的10月3日，船開抵利物浦。

    沒有人知道我要來，沒人來接我，我連怎麽到倫敦也不曉得，又要確保大衣箱
和兩個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讚助留學的香港學生有倫敦殖民部官
員接他們，我事前知道了，決定跟著他們坐順風車。列車深夜開到倫敦，接著我坐
的士尾隨香港學生到伯爵閣維多利亞同盟宿舍。分配給我的是底層一個地窖似的沒
窗的房間，同樣是雙層床鋪位，有如在“大不列顛號”輪船上。同房有大約20個
非洲學生和加勒比海學生。這又使我吃了一驚。我一向沒在現實生活裏見過非洲人
，隻在照片上看過。他們身上所發出的奇異氣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體所發出的大
不相同。我毫無心理準備，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鐵到市區。按照宿舍女總管的指點，在銀行站下車，很快
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銀行。我身上有張有利銀行的300英鎊匯票。我開了個
戶頭，提出30英鎊，然後直奔中殿法學協會。我把院方來信、劍橋高級文憑、出
生證明書和身份證明書(當時新加坡還沒設立護照辦事處)一起交給櫃台書記。接著
注冊交費，拿到一張證明我是中殿法學協會學生的學生卡。一切手續的辦理方式都
很隨便，談不上有什麽人情昧。中殿法學協會許多地方都被炸壞了。圖書館設在一
所瓦楞鐵皮圓頂、水泥地的臨時房子裏，沒有餐廳。給學生的指示並不多。

    接著我得找住所。我在電話簿裏查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搭地鐵到托特納姆
考特路。我向秘書解釋自己處境困難，問他能不能讓我租個房間。他答應了，但隻
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間隻住我一個人，有張單人床，配上潔白的床單；有張小書
桌；還有洗臉盆，也有熱水。廁所在外麵，是公用的。總的來說，房間陳設簡樸、
幹淨、實用。這下我輕鬆多了，馬上搬進去。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底層有個遊泳池。
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經常遊泳，便帶了泳褲到遊泳池去。看到蒸氣從水裏冒起，我滿
懷高興，預料水是溫暖的，也許比新加坡的海水還溫暖。我跳進水裏，不禁大吃一
驚。冰冷的水使我透不過氣來，隻覺得肺部簡直要爆炸，於是我就盡量快速遊動，
以促進血液循環。我不曉得在寒冷的氣候裏，水裏的一點溫熱，竟然會在空氣中引
起冷凝作用。

    隨後我天天到漢普斯特德一帶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會要求續租
房子。我發現漢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學生聚居的地方，它離中殿法學協會很遠，卻
不像伯爵閣那麽邋遢，是個好得多的住宅區。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給我最後一次的租
期是12天。到期後，我發現菲茨薑道8號有房間出租。菲茨薑道是條美麗靜謐的
大路，兩旁都有樹木，走不遠就是瑞士村地鐵站，13號巴士的車站也很近。我搭
13號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蘭大街。

    我還得進人倫敦經濟學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兩個星期前學期已經開始了，
回國的複員軍人要進大學的太多了。我要求見法律係係主任帕裏教授，向他解釋日
治時期我損失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回幸虧搭上到英國的運兵船才能這麽快就來到英
國。我還不知道原來可以把申請表格先郵寄過來。我拿出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
證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馬來亞最優秀的學生，說服他相信，我雖然逾期入學
，但要趕上其他同學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他同情我，錄取了我。

    在歐洲六年戰爭時期，幾乎所有英國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屆學生的學業因
此中斷了，他們不得不在完成學業之前當兵。戰前進不起大學的青年，現在有資格
申請退伍軍人補助金，結了婚的還可以獲得妻子和子女津貼。他們是從戰場上回來
的軍人，態度嚴肅認真，渴望彌補失去的時間，決心取得成功。

    當時隻要講師和講堂排得過來，所有英國大學都盡量招收學生。倫敦經濟學院
爆滿了，學生常常連坐的地方都沒有，隻能站著。這裏通風設備差，冬天想開窗透
點新鮮空氣的人最不受歡迎，很快就有人前來把窗子關上。在學生過多的情況下，
來自殖民地的學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們沒打過仗，沒犧牲過自己的事業，英國學
生自然有權優先獲得所有大學的學額。其他學生主要來自白人地區——加拿大、澳
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來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倫敦經濟學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完全兩樣。
萊佛士學院生活既悠閑又優雅，學生住在宿舍裏，可以優哉遊哉地走去講堂，或到
休息室閑聊。輔導課每次隻有兩三名學生參加，最多是四名。倫敦經濟學院卻是座
多層建築物，學生坐電梯衝上衝下，人人都忙著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聽課必須分
秒必爭。我在倫敦經濟學院聽完一堂課．就得衝過斯特蘭大街到國王學院聽第二堂
，然後搭地鐵或巴士到尤斯頓倫敦大學學院聽第三堂。三所學院當中，倫敦大學學
院環境最好，因為它離開倫敦中區熱鬧地帶，學院內還有醫院，比較有學院氣氛。

    第一學年初期，倫敦經濟學院大門正廳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場麵。大約有一個
星期時間，代表各個俱樂部——工黨俱樂部、自由黨俱樂部、保守黨俱樂部和社會
主義俱樂部——的學生站在貼著俱樂部海報的臨時小窩棚旁邊分派小冊子，招收新
會員。最積極地向殖民地學生宣傳的是共產黨人，他們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
。我跟所有俱樂部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認為最好是慢慢摸索著前進。

    在“文化震蕩”這個短語出現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蕩”。氣候、衣著、食物
、種族、風俗、習慣、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語和具有少許英
國文學知識，以及過去跟英國殖民地官員有過交往以外，其他對我來說一概生疏。

    現在我一星期花6英鎊租了一間大臥室兼起居室。對一個沒收入的人來說，這
是個大數目，幸好還供應早餐。臥室裏有個煤氣爐，也有個可以拉動的煤氣圈。我
得把幾個先令塞進一個計量表裏，才能生火煮飯。做飯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
給。可以不用配給票進餐的餐館則貴得很。買來的配給品我不懂得怎樣煮來吃，況
且分量也不夠。即使分量夠，我也不曉得怎樣分開一星期食用。我沒有冰櫃，那時
也還沒有人撰寫有關如何在大臥室兼起居室裏的煤氣圈上煮東西的書。

    我有過慘痛的經曆。煮牛奶溢了出來，熏鹹肉、牛排和肉塊煎得縮水，在房間
裏留下濃重的氣味，冒著天寒打開窗戶和門通風，幾個小時後依然不散。睡衣和布
簾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學院餐廳的午餐都使人發膩，難吃得要命。為了換換
口味，我有時光顧萊昂街角餐館或它的分店。那裏的食物也同樣膩人：冷肉煎餅麵
多肉少，否則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腸。我隻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圓麵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許多英國白領文員一起搭地鐵到瑞士村地鐵站
，不必再到殖民地學生聚居區，感覺很好。但在住所裏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由於
沒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早上早餐有人送進來或自
行解決。家務遇到困難，不知該怎麽辦，我便找英國女孩子幫忙，她們是合租頂樓
的六個年輕的辦公室秘書。她們教我到哪裏買肉，沒有冰櫃怎樣讓牛油牛奶保鮮(
留在窗沿保凍，放在屋裏會發酸)。

    同學教我把手巾洗了掛在洗臉盆的鏡子上晾幹，可以省下6便士，這卻不適用
於襯衫和內衣。通常襯衫穿不上一天便會被倫敦的煤煙弄髒。我異常氣惱，不為什
麽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認為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家裏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顧。飯
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麽就有什麽。如今我樣樣
都必須自己動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時間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
地鐵時間也太長，我疲憊不堪，沒有足夠的精力坐下來靜靜讀書和思考。

    一天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完憲法輔導課之後，我找講師談話，他叫格蘭維爾·L
·威廉斯。根據倫敦經濟學院的記錄，他來自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在那裏考取了
博士學位。我向他打聽劍橋大學和那裏的生活情況。他說，劍橋跟倫敦大不相同，
是個小鎮，就靠大學生存。那裏生活悠閑得多，學生和教師都騎腳踏車代步。聽起
來很吸引人，我決定去走走。

    決定轉到劍橋

    1946年l1月底我到劍橋去，遇到了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黃塞西爾。他進了菲茨
威廉宿舍，那是個非院校機構，專門收比較窮的學生，收費也低得多。塞西爾帶我
去見菲茨威廉學監威廉·撒切爾。學監的職位相當於一所學院的院長。撒切爾給人
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佛蘭德斯受了重傷，臉上留下疤痕，榮獲了
軍事十字章。由於硬齶受過傷，說話受影響。他強烈信奉基督教原則，對發奮圖強
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師和學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難題告訴了他，不知怎
的他喜歡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學期定於1947年1月初開課，他表示準備在這個學
年錄取我，隻要塞西爾願意讓我住進他的房間。塞西爾馬上答應了。我既感激又喜
出望外，回倫敦辦好應辦的事，收拾了行裝。1月初我在國王十字車站坐上火車，
大約兩小時後到達劍橋，轉坐的士到貝爾沃路36號塞西爾的住所。

    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裏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
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
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為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你的忠實的D·
休斯·帕裏。”收到信後我決定親自去見他，解釋自己為什麽離開倫敦。我到他的
辦公室麵對他，準備接受應得的處分。我敘述了自己在第一學期所麵時的生活問題
：從一個小城市，來到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
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顧不了自己。

    他聽了我的傾訴，看來相信了我所說的一切。他對我說，我早該告訴他這一切
，他本來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裏，我的一切需要都會得到照顧，語氣幾乎是原諒了
我。如今回顧那些歲月，我為自己沒留在倫敦感到慶幸，留下的話日子肯定不好過
。但他特別照顧我、我卻辜負了他，總感到後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倫敦大學校
長，我成了新加坡總理，一度想寫信給他，最後認為最好還是忘了過去。也許我是
應該寫信的，告訴他我沒忘記他的恩典。

    不過倫敦也不是沒有優點。對未來的律師來說，這裏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在
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學期，政治學教授哈羅德·拉斯基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跟其他許多以前沒修政治學的學生一樣，聽了他的一些課。他個子小，長得不起
眼，頭腦卻靈活極了，說話很有魅力。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對許多殖
民地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少人後來掌了權，他們自認為從拉斯基那裏學來了
理論，並根據他的理論推行不恰當的政策，結果搞垮了本國發展不足的經濟。多虧
我在執政之前，在能起壞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個經濟體失敗的經驗。從而提醒我
這樣做是危險的。

    在接觸這類政治主張之前，我在萊佛士學院第一年上經濟課時，至少是在征稅
的課題上，已被灌輸英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基本經濟教科書是溫和社會主義者貝
納姆的著作，公共財政教科書是戰後工黨財相多爾頓編寫的。他們所用的術語臆斷
一些稅收是進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稅是公平進步的，因為賺得多就得多繳
稅，稅率也更高；對食鹽和進口貨征收一律的稅額或征收國產稅是退步的。這些社
會主義價值觀損害了英國的經濟成長。倡導這樣的主張的人沒考慮到人性的特點，
因為累進稅會扼殺勤奮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主動性，尤其是扼殺了有本領、有能力這
樣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

    我聽過兩三次拉斯基講課，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社會主義理論，立即被吸引了。
世界上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應該機會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條的社會裏，不應由於
人們或他們父母的地位而出現貧富懸殊，這樣的主張我認為是非常公平的。我對不
同的種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們是英帝國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國人是在犧牲英
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過著優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倫敦經濟學院當時
所倡導的主張對殖民地學生有吸引力。我們都要獨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財富。

    我當時以為，有沒有財富，主要取決於有沒有領土和自然資源，雨量是否充足
，是否有可發展農業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價值的礦藏和石油、天然氣。隻有在掌
權若幹年以後，我才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種族的表現不一樣，同一個種族內部各類
人的表現也不一樣。我嚐試過以好些方式來縮小差距，都不成功，隻好逐漸得出結
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他們的天賦才能，加上受過的教育和訓練，以及他們
和他們政府的組織結構。知識和對技術的掌握，在創造財富時是至關重要的。

    奪取領土的鬥爭曾導致後果不堪設想的戰爭，誰也不是贏家。但自從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以來，通過國際貿易和交換貨物勞務進行的競爭，使參與的所有國家的
產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為了爭取最高的國民總產值，人們必須在自由市場裏相
互競爭，同時在大體是自由的市場裏跟其他國家競爭。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國期
間，任何殖民地學生都了解這一點。他們以為，取代了離開的英國人，他們會自動
富起來。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確
實通過擁有更多資本和權力剝削其他人，由於人的產值超過他維持生存所需要消費
來的數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餘的部分，這個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討厭
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采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日
本投降後，我見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新加坡如何殘酷無情，他們立即向被懷疑當
過奸細或出賣過他們的事業的人報複，根本不設法證明對方有罪。甚至他們所穿的
製服，所戴的軟布帽，他們的言談舉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發
現，倫敦經濟學院的共產黨人同樣熱心地向人強行灌輸他們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
(包括利用準備跟孤獨的殖民地學生交朋友的年輕婦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們改變
信仰。

    我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蘇聯人曾經利用占領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
牙利建立共產黨政權。兩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長馬薩裏克被殺害，
從窗口墮地“跌”死，共產黨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森蒂挺身為自己
的天主教信仰辯護，受到了騷擾，不得不躲進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劍橋法律
學院講師傑克·哈姆森是個天主教徒，他對這些事情氣憤得不得了。消息傳來的當
天早上，上課時他花了一小時不講契約法，卻大談蘇聯共產主義的邪惡，給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對共產主義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會的主張，對所有殖民地學生都有吸引力。英國
費邊主義者①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
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通過征富人一輩子的
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產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
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我當時看不出有什麽破綻。我年紀太
輕了，不知道英國律師在訂信托契據時巧妙得很，使政府難以征收太多遺產稅。

    費邊主義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從英國回來後，我訂閱他們的雜誌和小冊子多年
。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們的不諳世事使我感到絕望。有一期雜誌的內容令人
難以接受，那是有關教育的。兩個校長寫了一篇嚴肅的文章說，英國的綜合學校製
度失敗，不是因為辦學方法不對，而是因為最優秀的教師仍然在教最優秀的學生。
文章認為最優秀的教師應該教最差的學生，後者需要前者教導才能獲得平等，好學
生無淪如何都會有好成績。這種強求一致的主張我可受不了，於是不再訂閱他們的
雜誌。

    對於馬克思主義，我所獲得的最有價值的教訓，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學華語
的時候。雄心勃勃的工會親共活躍分子幾乎天天午餐時間都到我的辦公室來教我一
小時，有時晚上到我家再教。他們用《人生觀》等書名吸引人的小書教我，實際上
是在宣傳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發人深省的，是跟老師一起讀毛澤
東原著。一篇有關共產黨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感到不安。
文章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
，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的定義。根據毛澤東的精確分析
，“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異。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時，反對日
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民黨是人民。1945年抗戰勝利後，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
民黨在中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眾，國民黨成了敵人，反對國民黨
的都成了“人民”。我讀毛澤東辯證法這個樣本時得出結論，一旦英國人離開新加
坡，如果人民行動黨執政，我就會變成敵人。毛澤東說：“對敵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劍橋就在北海風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澤地以南，比倫敦冷得多，也潮濕得多。
1946年的冬季是50年來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長的。盡管如此，在倫敦待過之後，
劍橋是另一番天地。在戰爭剛結束的年代，這個地方上的集鎮寧靜安詳。車輛不多
，腳踏車不少，私人汽車隻有三幾輛，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車。多數大學教師、學院
研究生、導師、講師和教授都騎腳踏車，包括菲茨威廉學監本人和一個受人尊敬的
、名叫溫菲爾德的在大學執教的律師。後者75歲左右，騎腳踏車動作還挺麻利。
大學生活跟萊佛士學院差別不大。

    我花8英鎊買了一輛腳踏車，二手的，還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買的
漂亮的禮裏牌腳踏車自然不能相比。這是一輛設備十分簡單的腳踏車，20多年來
由學生們一手轉一手地傳下來。車把前有個柳條籃子，用來放書籍、學生袍等東西
。腳踏車沒有鏈罩，我跟大家一樣，騎的時候用夾子夾住褲管。這裏的生活叫人不
滿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沒有煤煙，沒有塵埃，沒有喧鬧
的車輛來往，沒有巴士，也沒有地鐵。我精神振奮了。

    我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騎腳踏車到處逛，下雨也不例外。買了件連
帽粗呢風雪大衣，這是海軍部的剩餘物資。風帽既能保持頭部幹爽，又能撩到背後
。雖然氈不如羊毛那麽暖和，但也頂事。三餐問題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
的食物還是以英國傳統方式烹調，談不上可口，但比較有營養，有足夠的碳水化合
物和蛋白質。深海鱈魚和大比目魚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慣的近海魚那麽好吃
。完全沒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鹽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顛號”一樣。不時會有
奇特的葷菜，像鯨魚肉，腥得不得了，難以下咽，還有罐燉野兔肉，這是英國佳肴
，可我始終不喜歡。我在清潔潮濕的沼澤地騎腳踏車，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
加坡後，蒙蒂羅醫生替我用X光檢查肺部，他通知說我在英國讀書時期患過輕微的
肺結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裏隻顯現白色的一塊。無論如何，我還是為能到劍
橋讀書而高興。留在倫敦的話肯定好不了。

    為了鍛煉體魄，我決定參加劃船俱樂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裏，而是在河邊練
習劃槳，坐在一艘不動的練習艇裏，接受如何握槳，如何伸展身體往後拉以及把腳
放在什麽地方的訓練。經過三星期每星期兩次的訓練之後，我便正式劃船。第二個
定期下河劃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風雪，我以為練習會取消便沒去，過後受到了嚴厲
的責備。七個船員和舵手都到了，由於我缺席，湊不夠八個人，劃不成。我認定英
國人必定是瘋了，於是放棄劃船，離開俱樂部。從此騎腳踏車從宿舍到講堂聽課，
聽完再騎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鍛煉身體。

    法律係第一年預備班學生人數大約隻有30人，比倫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
學的多數是前國民服役人員，他們獲得特許，讀兩年便能考取學位，不必三年，因
此直接進入第二年。他們是跟我一起讀第二年。在這之前，我得讀第一年預備班，
總共要讀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國學生是直接從中學來的十八九歲的
年輕人，我當時已經23歲。還有幾個學生來自馬來亞，包括20歲的楊邦孝，他來
自吉隆坡(90年代他擔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個學期沒上課，邦孝借筆記繪我。
筆記寫得很工整，很全麵，對我沒聽過的課做了很好的概要記錄。他的筆記是我求
之不得的，因為劍橋課程標準所規定的科目跟我在倫敦第一年的課程不一樣。倫敦
的水平更高，包括憲製法和契約法。劍橋要學生先了解曆史背景，所以必須修英國
法律製度，這在律師考試裏是完全沒有關連的。對於羅馬法，倫敦和劍橋的重點也
有所不同，但我應付過去了。我非這樣做不可。在大學的複活節假期裏，我拚命補
完沒學過的功課，趕上了其他同學。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試舉行時，我已經準備得
不錯了。

    嚴冬過後是愉快的夏天。樹木蔥蔥鬱鬱，劍橋煥發出新的光彩，學生都穿上顏
色鮮豔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個星期後的6月，考試成績在評議會揭曉時
，我欣喜雀躍。我和另幾名學生考獲一等榮譽。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父母。

    學監隻憑我過去的學業成績，就讓我直接進入第二學期，我為沒叫他失望感到
高興。同學們都管學監叫比利·撤切爾。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腳踏車，準備進去吃午
餐時，他看見我，停下來祝賀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滿意。1946年12月我見到
他的時候，他告訴我：“李，當你到劍橋來，你是來參加一支特別的隊伍，就像參
加近衛騎兵團，不隻是參加軍隊而已。你得出人頭地。”我回答說會設法爭取一等
榮譽。他嚴肅地望著我說：“李，拿不到可別失望。在牛津和劍橋，你需要有天才
的火花，得與眾不同，才能獲得一等榮譽。”當劍橋的考官們認定我與眾不同時，
我心中的石頭才放了下來。

    傳來最好的消息

    我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那是軍方剩餘的舊物資，樣子不怎麽好看，引擎卻不
錯，花了我60英鎊。突然之間，我變得能夠快捷地來來去去。我到劍橋鄉下到處
兜風，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車到不了的地方觀光。遇到農民豎立告示牌招請工人來采
櫻桃或草莓也歡迎其他人來買的地方，我會停車下來買。6月底芝寫信告訴我，她
考到了一等文憑，現在大有希望贏得到英國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我有把握她會贏
得獎學金。臨近7月底傳來了最好的消息。芝從新加坡拍來電報說，她獲得了女皇
獎學金。但是在1947年10月開始的學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學可以讓她就讀，
她必須等到1948年。我開始動腦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劍橋來。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書記巴雷特。他年近50，長得肥胖，既能幹又有經驗
，來來去去的學生多的是，他都見過了。他知道學監喜歡我。我告訴他，一個新加
坡女朋友很聰明，獲得到英國深造的最好的獎學金，想讀法律，不曉得怎樣才能在
秋季學期開學前及時進人劍橋。他眨了眨眼對我說：“你知道學監跟格頓學院的女
院長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學監跟巴特勒小姐說情，情形可能不一樣。”既
然有這種可能，我當然高興。

    離新學年開學隻有兩個月。我要求見學監。他不但接見我，還願意幫忙。8月
1日他寫信給巴特勒小姐，為了保險起見，也寫信給劍橋另一所女學院紐納姆學院
的院長。兩邊都立即回信。紐納姆準備在1948年錄取。巴特勒小姐更積極，準備
在1947年10月提供一個特別保留的學額，隻要芝具備入學資格。撤切爾寫信繪我
，把兩份答複都附上。我趕到設在卡姆河畔銀街附近的考試委員會，告訴他們芝是
在1936年參加劍橋高級文憑考試的。他們查出她考試成績優異，是當年名列第一
的學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過的考試成績副本。

    接著我寫信到格頓學院，要求見巴特勒小姐，她表示願意見我。8月6日早上
，我依約見她。我告訴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聰明，比我還聰明，在萊佛士學院就
讀期間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說，我遲了一個學期才來劍橋，在第
一年淘汰考試中考得一等成績，相信柯小姐也會一樣。巴特勒小姐戴眼鏡，頭發銀
白，有點富態，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個華族青年讚揚自己的女朋友學業成績比
自己好，把她給逗樂了，她很想知道這個女孩子是不是那麽出類拔萃。同一天我拍
電報告訴芝：“格頓學院接受你入學。公函隨後就寄出。現在就做好準備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運兵船。10月初，她終於抵達利物浦。我在碼頭上
焦急地等待著。分離一整年之後再見到她，我興高采烈。我們立刻啟程，坐火車到
倫敦。在倫敦，事前我已經向一個英國同學借來一輛莫裏斯·牛律牌汽車，我駕車
載著芝到處觀光，甚至在當天帶她到布賴頓看鋪滿小石子的海灘。在倫敦逗留五天
後，我把汽車還給同學，兩個人坐火車到了劍橋。

    學監的回信

    這時我已經適應了劍橋的生活，雖然老馬識途，但還是遇到新的問題。菲茨威
廉的初級導師兼財務總管龐茲分配給我的房間，是在劍橋以南三英裏的地方，我嚇
呆了。格頓學院是在市鎮的北邊。我千方百計物色離芝比較近的房間，始終找不到
。龐茲不講情，我向學監上訴，他的回信語氣很慈祥，但不乏一絲冷冰冰的幽默：

    親愛的李：

    ……你申訴說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遙遠，或者說是妻子吧，因為你顯然希望她會
成為你的妻子。實際的路途不像你所說的那麽遠，尤其是在愛情提供了動力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讀過偉大的神話，但你會記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遊過博斯普
魯斯海峽，為的是見他心愛的女子。與此相比，到格頓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
上那位先生遊過海峽時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懷疑。然而
如果你能在格頓附近找到房間，我們會盡力跟你配合，發出許可證。所以，如果你
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順便說說，格頓學院會不會賞識你那麽快跟這個少女結婚，我沒把握，因為他
們會順其自然，而且是恰當地假定，在愛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們隻會花很少時間
讀書。但我太老了，不能對一個男士和他心愛的人提什麽忠告。

                            你的真誠的

                            W．S．撤切爾

    一星期後，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裏斯上尉的馬廄”找到一個房間。哈裏斯
上尉養馬和獵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學生房客。租金很貴，光是床鋪和早餐每星期9
英鎊，洗澡等其他服務另外算。我別無選擇，方便嘛。隨後兩年我就住在這裏，直
到1949年夏天離開劍橋。

    現在可輪到芝麵對“文化震蕩”了。冬天她不習慣穿用厚呢絨做的衣服和笨重
的大衣，還有那用羊毛襯裏的長靴。呢絨衣是用衣料配給票買來的；這些衣物壓得
她好不辛苦。何況格頓學院又是在市鎮西北兩英裏的地方，她不會騎腳踏車，隻好
乘巴士去上課。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後隻好靠她自己去闖了。

    但是，她運氣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議，第一年選修經濟學，準備參加第一階段
榮譽學位考試。由於她當年在萊佛士學院念過經濟學，功課應該不難應付，所以有
閑餘時間可以修讀法科。可是，當經濟學研究主任，一個名叫瑪喬裏·霍蘭的美國
人，發覺芝已經在萊佛士學院念過三年的經濟課程後，認為再讀下去是浪費時間，
便叫芝去見她的丈夫哈裏·霍蘭教授。當時，霍蘭教授是法學院裏權力很大的人物
，也是三一學院的特別研究員。他幫芝取得特別通融，即所謂豁兔權，她可以直接
參加法科第二：階段的資格考試。這跟另一所受承認的附屬大學的畢業生所享受的
優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讀第二年的課程，並非一帆風順，她還得適應這裏的
地理環境、食物、氣候，以及諸如羅馬法之類的新科目，還有講師們的奇腔怪調。
有一名愛爾蘭講師所講的話，聽起來不知所雲。

    經過幾個星期的大幅度調整之後，芝對我說，她發現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過
去我是一個開朗、樂觀的活躍分子，沒有事情能夠難倒我，而且能盡情享受人生的
樂趣；現在可不同了。盡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爾的特別照顧，而且在1947
年陽光燦爛的夏季裏心情特別愉快，但我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強烈的反英分子，尤其
是心中萌生要鏟除英國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殖民統治的意念。我在倫敦和劍橋的一年
裏，思想的轉變逐漸具體化。這種變化從1943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時期便開始了。
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國本土的英國人。我懷疑他們是否能本著新馬人民的利益治
理這兩個地區。在新馬的英國人對推動殖民地的進步毫無興趣，他們所在乎的是這
些殖民地給他們帶來的高級職位和豐厚薪金。在國家的層次上，英國人所關心的，
主要是如何輸出馬來亞的樹膠和錫，賺取美元外匯，以支持百病叢生的英鎊。

    芝談起我的思想如何轉變之後，我開始自我審察，看看這種轉變到底是怎麽發
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國勞動階層當中所受的種族歧視引起的?這些英國低層人士，
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員、商店女售貨員和餐館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漢普斯特德找房子
時碰到的幾個女房東。好幾次，我到瑞士村地鐵站附近接著“空房出租”牌子的房
屋詢問時，女房東一發覺我是華人，便說房間已經租出去了。後來，我為了避免再
碰釘子，便先打電話告訴女房東說我的名字叫Lee，拚寫起來是一個L加上兩個e
，但我是華人。如果她們不願把房間租給華人，可以當場拒絕，兔去我登門詢問的
麻煩。

    我所碰到的英國上層社會人士，如劍橋大學和中殿法學協會的教授、導師、秘
書和圖書館管理員，都很有教養，而且彬彬有禮，樂於助人，隻是有點拘謹。英國
學生大體上都舉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現得很得體。當然，每一回碰到運
動隊伍爭名次，或是大學的校隊隊員和替補隊員爭資格時，種族歧視便抬頭了。亞
洲學生幾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擻攬球或劃船等主要的運動隊伍；劃船隊是最受尊崇
的。

    不過，如果說這一切都出於種族歧視，也不盡然。階級製度也是症結所在。對
我這個來自年輕而且富流動性的移民社會的人來說，這是另一種奇異現象。即使在
白人學生當中，那些出身於著名公學的，也處在有利的地位。至於其他學生，他們
之所以渴求學院的院旗，是因為將來可以把它列入履曆表，而且可以作為未來幹大
事的墊腳石——任何學生隻要具有劃船校隊隊員的資格，未來的職業便有了保障。
同樣道理，一個學生如果當上劍橋學生聯合會主席，便有助於成為工黨或保守黨選
區的未來候選人，或是在這些政黨的研究局謀得一職。

    要考最好的成績

    我對這些額外的活動不感興趣。我決定集中精力設法考到最好的成績，因為一
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時，情況就不同了。另一方麵，我很渴望同工黨的政治領
袖接觸，特別是同那些能夠幫助我的人接觸。我的願望是早日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
，建立一個包括新加坡的獨立的馬來亞。工黨比保守黨較為同情英國殖民地的獨立
願望。在我參加的集會中，英國保守黨人仍然以低沉、圓潤的聲調，大談“英王與
帝國”。我也希望同將來可能在主要政黨裏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國學生接觸。在我
日後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殖民當局糾纏不清時，這種聯係自有好處。因此，我抱著
濃厚的興趣，開始研究英國的政治製度。

    英國的國會民主製度，似乎能發揮很好的作用。一場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等
方麵的驚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開。1945年5月，英國選民把丘吉爾和他
的保守黨推下台，雖然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國爭取到勝利。選民把艾
德禮和工黨擁上台，因為他們答應給英國帶來曆史上最深遠的改革。艾德禮政府履
行的綱領，目的在於創造一個福利國，負責照顧英國各階層人士從生到死的福利。
可是，反對黨卻沒有提出強烈的抗議，也沒有街頭流血事件。隻有保守黨議員在國
會和選區裏就人們的負擔能力這一課題展開辯論，聲稱改革應有所節製和按照常識
辦事時。才使用激烈的言語。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國民保健服務法案於1948年通過後不久，我到劍橋攝政街一家眼鏡店領取所
配的眼鏡。我預料這副眼鏡需要五六英鎊。在櫃台旁，眼鏡店老板驕傲地對我說，
我不需要付錢，並請我在一份表格上簽名。我很高興，心想，這樣一個文明社會，
確實能使人民過著優雅的生活。幾個月後，我在牙科診所也碰到同樣的情形。至於
學院的醫生，他連請我在表格上簽名也省了，因為我已經在他的病人記錄簿裏登記
了。這又使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當然，我是英籍民，有權享受新製度給予的福
利。不過，報上的消息說，許多法國人和其他歐陸人士也紛紛到英國看免費牙醫。
我想這未免太過分了。但當時法國人的確比英國人窮得多。我對英國人所進行的改
革，深表欽佩。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製度本身的公平。英國政府創造的社會，使每一個人——
不論貧富，也不論是屬於上層、中層或下層階級，都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水準。這
期間物資仍然缺乏。戰時開始實施的糧食衣物配給製度，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
才由保守黨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類、熏肉和雞蛋的配給，
卻取消不了。經濟耐用的布料市麵上有的是，價格也合理，隻是非憑配給票購買不
可。

    當時我年紀還輕，滿懷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負擔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
在這麽一個平均主義製度下，每一個人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他能夠從共同資源中得
到些什麽東西，而不是他應該怎樣工作，為共同資源做出貢獻。其實，個人設法多
賺錢，以改善生活條件，在人類進化史上，是進步的動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
加坡之後，才了解政府負擔的沉重。小如彈丸的新加坡，比英國窮困得多，在想到
要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之前，我麵對的挑戰是如何開拓稅源和創造財富。因此，當時
根本無法談論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

    這期間，我從家書和英國報紙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發生麻煩了
。馬來亞共產黨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會不安。罷工罷市、政治騷亂時有所聞。到
1948年6月，馬共開始在內地射殺英籍樹膠園主。馬共遊擊隊又回到森林裏去，殖
民地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而在公開的憲製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
政治力量，隻有一些軟弱無力、毫無骨氣、受英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巴不得順應和
討好英國統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必須填補這個
政治舞台。我於是加人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並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特別是每逢
星期五晚上，工黨政府的部長到俱樂部暢談該黨向國會提出的各種綱領時，我一定
出席。

    難得的教訓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變革的時代，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發揮作用的時代。一切都
顯得那麽開明。工黨政府的衛生部長貝文以極端刻薄的言詞，指保守黨“連害蟲也
不如”後，便使國民保健服務法案在國會通過。工黨也替地方當局興建了許多房屋
，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們是靠政府大量津貼，才能把租金壓低的。工黨也擴大福
利的範圍，以確保“安全網”能照顧到所有不足以應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對我
來說，他們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記憶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窮二白之前的情況
相比，簡直是奢侈的享受。這是一個難得的教訓，關係到如何確保社會公正的問題
。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了工黨政
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國製度。在這種製度下，憲製傳統和容
忍精神，使得權力和財富都在和平中進行基本的轉移。我們把在英國所看到的一切
，拿來同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新馬人民大多數沒受教育。報紙軟弱無力，對基本
問題一概不理，隻管報道重要人物的來來往往。所謂重要人物，多數是白人老板和
周旋於他們之間的本地人。總之，新馬的情況顯得落後，前途未可樂觀。

注：

    ①費邊(Fabian)原是古羅馬的將軍，以使用迂回戰術聞名。19世紀80年代在
英國興起的以溫和改良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潮，就稱為費邊主義。

                        第十章 有個奮鬥的目標

    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
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
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製上我的行動是光明
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係，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

    這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並著眼於未來。我們認為最好趁12
月聖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並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征求意見，他們一
定會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讚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
。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異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
自己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機，
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為那是歡度聖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
到舉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
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注冊官，並在住上兩個星期後，便依照手續結
婚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
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後，芝用一條項鏈把戒指掛在脖子上，而
不是戴在手指上。

    盡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
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
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布。
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
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並非真正重要。我
安慰她，然後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們不想參加團體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
後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處積滿汙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占領，情形更糟。幸虧德軍司
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
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雙節長
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機的態度都很粗
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櫃台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在車門
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
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價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一般列車
都很肮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氣不新鮮。車上的乘客隻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
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離開巴黎時
，心裏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準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麵，法國肯定比英
國低幾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異常
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
的番茄為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種，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麵包一道吃
，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麵包，比英國的鬆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
英國的標準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隻覺得空氣很新鮮，氣候涼爽。
日內瓦真是個潔淨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幹淨；
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麽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裏斯托爾旅館(戰前
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鋪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
白麵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幹幹淨淨，但是價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
是那麽純樸，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汙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肮髒。
從同行的遊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處散發著臭味。於是，我們決定退
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幾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
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麽不好?人生難得有這麽一次。我們在盧加
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麵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
務，又有極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
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
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我並不以蔣介石為榮
，因為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
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幾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
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幹有效，又很講究實
際，而且待人態度得體，禮貌周到，隻是不夠熱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麽忙，反
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後不久，弟弟金耀也從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
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幹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
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產豐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
糖的豐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豐富、物質條件優越的社
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
素質。他們過於急功近利，過於魯莽急躁，過於雄心勃勃，認為世界上沒有做不成
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並埋頭苦讀。
上課聽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裏斯上
尉的馬廄”我租用的房間裏溫習功課。但是生活並非隻是讀書。有時在周末或傍晚
，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裏的煤氣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
邀請楊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
。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麵條、雞肉(取
代豬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
係。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
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後，
就能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
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托馬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幾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後來在
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餘的修讀法學的各種分科，後
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傑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
的好同伴。

    1949年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
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
住，塞勒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讚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
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麽早就道出心裏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
們返回新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線之後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幾次到下議院聽演講。有些工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
極為友善(反之，保守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願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
區工黨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裏跟我會麵
，以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聽席旁聽。工黨裏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
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聽時，見識了工黨議員斯塔福·克裏普斯如何以銳利
的言辭，把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餘地。他是一個頭腦敏
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優獎

    1949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後考試。6月成績公布，我相當滿意。我在法
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並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芝也考
獲一等成績。我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
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為我返回新加坡以後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優異
標誌。根據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
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準的住所。芝在劍橋
大學隻有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隻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準在6
月21日仲夏日領取學位。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種傳統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
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為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
就讀學院的資曆高低為序，排成一行，然後在導師帶領下，走進幾座法學院附近的
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裏麵，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
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
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
，在背後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長於是一麵說著拉丁語，一麵把學
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
威廉的學生因為不屬於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在最後。典禮舉行過後，我們在指
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
幾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托馬
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托馬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一位講師T·
伊利斯·劉易斯博士也來參加。我們都很親切地叫他TEL(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縮稱)
。他教過我們，是個威爾士人。他有副討人喜歡而顯得滑稽的麵孔，禿頭，細微的
白發散在兩邊，臉上戴著無框眼鏡。他對我和芝說：“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
三一法學院來。”

    1952年我們的大兒子顯龍出世時，我寫信給三一法學院的高級導師，預先給他
訂了個學額。可是，19年後顯龍到劍橋大學深造，卻決定進入三一學院，也就是
當年牛頓所建立的最優秀的數學學府。在三一學院的優秀導師教導下，他以兩年時
間修完三年的課程，並獲得數學一等榮譽學位。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所拍的照片當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爾站在我和芝
中間的那一張。我沒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樣。撤切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他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對手下的學生不借花費許多時間細心教導。有
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時，他指著幾個正在特朗平頓街挖掘泥土的工人
說，他們在短短三個小時裏就喝茶休息兩次，過去和戰爭期間他們的工作態度就不
這樣。現在他們不願意賣力工作，國家是不會進步的。我原本以為他是一個反動的
老頭子，但他教的卻是經濟學。幾年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知道國家的經濟靠
什麽才會增長。又有一回，他對我說：“你是華人，你們華人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
作後盾，這是極為有利的條件。”1949年6月，就在我們快要離開劍橋的時候，
一天早晨他邀請我和芝最後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輕拍一下芝的手，然後看著我說
道：“他太急躁了。別讓他老是這樣匆匆忙忙。”他對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徹；
但他也曉得我這一生有個認真奮鬥的目標，而且一日不實現，絕不罷休。

    既然畢業了，我們就趁機外出度假10天，這一次是乘旅行車到英格蘭和蘇格
蘭遊覽觀光。但是，我們對法科的研究還沒完成。要在新加坡當律師，單靠劍橋大
學的學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在英國取得普通律師資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辦案的律
師資格。我們於是加人中殿法學協會。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四個法學協會之一，負
責教導法科學生和鑒定學生的律師資格。

    我們旅行回來便設法住在倫敦，不久找到了一個居住單位，距離菲茨薑道我的
舊住所不遠。可是在芝方麵，家務和學習總是難以兼顧。於是，我們決定不上法學
協會的課，留在康沃爾的廷塔格爾獨自苦讀，準備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

    我們曾經在這個地方的一座莊園舊宅裏度過幾次假期。這座舊宅由梅勒太大和
她的三個兒子協助管理。梅勒太太為人通情達理，樂於助人，對我們的飲食照顧得
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們兩個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幾個住客。我們舒服地坐在
椅子上休息，或是沿著周圍的鄉間小路散步，呼吸新鮮的空氣。溫暖、潮濕的西南
風吹得我們心曠神情。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國內廣播，所用的
派耳牌收音機是我從劍橋買來的，它給我們帶來許多輕鬆歡樂的時刻。我發覺收音
機比電視更能起刺激作用。我們聽過好些節目，包括第一係列的“裏思講座”，由
羅索主講，講題是《權威與個人》。羅素老人的聲音優美，帶點舊式的聲調和發音
。他的講話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簡單高雅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晚飯後則
有《又是這個家夥》的輕鬆娛樂節目，由托米·漢利主持。他所講的笑話逗人發笑
，不下流，有趣，不談性，也沒有雙關語。

    在運動和消遣方麵，我打高爾夫球，大半是一個人打，地點在阿瑟王城堡旅館
的九洞高爾夫球場。除了假期以外，這座球場平時空無人影，加以場內多丘陵又多
風，像我這樣一個笨瓜，有這麽一個球場，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體健康。
我和芝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打失的高爾夫球，卻往往找到別人打失的，質地比我的好
。芝也趁機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們煮，味道倒是挺鮮美的。

    馬來亞大廈裏的談論

    我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麽可口了。為了要取
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
須遵守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
們有機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
的，是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鬥爭
。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
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幾個人組織了一個
稱為“馬來亞論壇”的團體，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
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種族群體，包括馬來人、
華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
。它采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黨毫無關係。論壇的成員舉行集
會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黨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懷亞特或是保守
黨和自由黨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後，便從馬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並沿著埃格韋
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
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年之後，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
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裏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價錢很貴，威
士忌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隻好一麵喝啤酒，一麵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後
所要幹的大事。

    我離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黨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豐美接觸。林豐美
於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後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
。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
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種粗糙的宣傳
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誌堅強的家夥。我打電話約他會麵，他約我在《每日工人
報》辦事處外見麵。《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
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
，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後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
下來。這地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氣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
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麽所有共產黨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
會民主主義工人一舉吞沒，並且引用共產黨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
他極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
是因為深信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優越。我認為他完全脫離現實，隻生活在自己編
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一兩個月後，我接到新加坡警察總監福爾傑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並且
聽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
三天。他所感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觸，並且
看看戰後的英國殖民地警察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
很差，但卻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周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
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
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
也知道，在憲製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係，也不同情共
產黨的作為，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那個周末，剛好碰到
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
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麽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價
。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聽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
們根據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
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據典禮的要求
，戴上假發，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裏，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
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
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並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
，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
整理得幹幹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種上花草灌木，使廢墟顯
得不那麽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
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
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懷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學裏，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
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
看過死亡與破壞，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大難不死僥幸歸來。菲茨威廉就有
一個學生因為所駕駛的飛機墜毀，臉部嚴重燒傷，盡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
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勝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臉容毀損變形，頭幾次碰麵會把陌
生人嚇一跳，所以盡量表現出一種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憐的神態。由於不向命運低
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時的劍橋並不是屬於那些隻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
。不錯，校內有幾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
，起不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複員後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醜陋的戰爭傷疤
的學生，使戰後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
代的英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並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
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
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傑克遜太太那樣的英
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年，最難以忘懷的就是傑克遜太太。會所設
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
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麽清靜。

    傑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
於我的地址從劍橋改為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
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
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裏頭用熱水、肥皂和幹淨的臉盆洗去
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隻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於協會會所
免付租金，所以傑克遜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豐富的下午茶，每人隻需付1先
令而已。

    至於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後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裏，如果你不
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象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麽困難和
不便。房東太太隻提供早餐。早餐過後，我和芝便得離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掃
。我們隻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潔
寧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意想不到的後果

    1956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製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傑
克遜太大。她看見我異常高興，我又何嚐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係，卻使
我在政治上麵對意想不到的後果。好多年後，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裏發現一些
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
毛澤東在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麵的勝利，緊跟著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有一份報告甚至說芝是一個比我還要激進的左翼分子。我對政治部
的報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
於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又有冷氣設備，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
飯食頂呱呱，還有幾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
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隻有兩次暈
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
不下飯，隻吃點不塗牛油的烤麵包和牛肉幹。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8月1日，我們抵達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覺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將進入一
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是一個異常不同的階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識到今後可能麵
對的危險。雖然我們住的是頭等艙，可是那位係著領結親自上船來的移民官福克斯
先生，卻要我安分和識趣。他讓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後，才查看我們的護照，然後莫
測高深地說：“李先生，我想我們會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
心恐嚇我，我可不會被他嚇倒!

    後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懷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
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主，舉辦這個由共產黨組織
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體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
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價旅行的大好機會，隻需付回
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裏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
然而他們一到那裏，林豐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產黨員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
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遊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消
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後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
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麵談，然而由於父母親對我們的行
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
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
Lee(HarryKuanYew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與眾不同，從而使我成為“威
廉勒伊斯號”最後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員把1950年6月
28日總督府的一份會議文件拿給我看。原來在這次會議上，政治部主任奈傑爾·莫
裏斯建議在我和芝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時，立刻扣留我們。但是警察總監福爾傑，也
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請我們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卻不同意。會議記錄還
進一步記述總督、英軍總司令和輔政司支持福爾傑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兩人都出
身名門，如果逮捕我們，公眾的反應一定很壞。相反地，他們表示如果善待我們，
並把我們爭取過去，那就有利無弊。有人認為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納，“就
是—個適當的東道主，因為他經常邀請學生共進晚餐”。事實上，我們返回家門幾
個月後，麥唐納便邀請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第十一章 決定做點事

    盡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優厚的待遇，而且壟斷了政府部門和專業方麵
的工作，但有一些滿懷理想的人，卻經受不住共產黨對反殖民主義者的誘惑。如果
我們置之不理，或者無法動員他們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麽，最終得利的將
是馬來亞共產黨。

    當福克斯先生讓我在“威廉勒伊斯號”頭等艙苦等的時候，我走到甲板上向父
母親、天耀、金滿和祥耀等家人招手。他們跟幾個朋友，包括韓瑞生，到碼頭來接
我。芝的家人也在等她。但是我們下船後，便各自回家。她跟著父母親回到巴西班
讓，我則乘坐一輛由馬來車夫駕駛的藍色史都巴克牌舊轎車，回歐思禮路住家。這
輛車是母親買給我的，連車夫也雇好了。母親經營一間寄宿公寓，又是多個銀會的
會頭，生意搞得不錯。當年在華族家庭主婦當中很盛行搞銀會，因為參加銀會比向
放債人借錢要光彩些。

    最初幾天我覺得很不舒服。在英國四年，我適應了涼爽幹燥的氣候。8月份新
加坡的高溫和濕氣，使我感到很困倦。最初幾晚難受極了。我把睡房裏的吊扇調到
最快，把兩扇落地長窗打開．房門半掩，讓空氣多多流通，還是無濟於事。最初幾
晚，汗水濕透了睡衣，我不得不起身三四次，用冷水淋浴並更換睡衣，搞得筋疲力
盡。由於我沒有適合在熱帶穿的衣服，白天也跟晚上一樣熱得渾身很不舒服。

    可是新加坡也有許多好現象。自從1946年以來，它不斷向好的方麵發展。街
道上汽車多了，商店裏物品豐富了，食物也增加了。本地的飯食尤其可口，我已有
四年沒嚐過。雖然“威廉勒伊斯號”郵船的菜肴跟過去英國的普通夥食相比已經大
有改善，卻還是缺乏海峽土生華人用大量香料烹調而成的菜肴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
滋味和特色。

    我外出探望舊雨新交，重新建立聯係。一天，我拜訪了一位在司法部門任職的
朋友，正要離開最高法院時，遇見著名的海峽土生華人律師王長輝。本地報紙曾經
報道我回來的消息，而且對我和芝在劍橋大學取得優異成績也做了顯著的報道，這
引起王長輝的注意。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到他和黎覺所設的黎覺與王律師館當見習律
師。我表示有興趣。他隨即安排我第二天去見他的資深合夥人黎覺。

    黎覺是英國約克郡人，大約60歲。他是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後，30年代初期
開始在新加坡執業，他後來娶了一個華族女子為妻，婚後沒有生育，領養了幾個華
族小孩。他才智出眾，脾氣暴躁，但是聲音很小，這跟他的矮胖身材和肥大腦袋相
比，顯得很不相稱。他發怒的時候，滿臉通紅，說起話來幾乎語無倫次。他精力旺
盛，一天到晚滿頭大汗，隻好用一條大手帕抹了又抹。他建議我當他個人的見習律
師。這樣，我將坐在他的辦公室裏，有兩架大型冷氣機散發出冷空氣。冷氣機噪聲
很大，但夠兩個辦公室使用，所以相當涼快。在英國時，我決定不到律師館實習以
獲得執業律師的資格，因此，回到新加坡後，我得實習一年才能獲得執業律師資格
。這期間，黎覺每月給我5OO元薪水。

    我幾乎馬上就上班。我先定做了幾件適合在熱帶穿著的衣服，有白斜紋布長褲
和輕便的泡泡紗外套。我也買了幾件棉質網眼襯衫，能透風，但同樣無濟於事，我
還是汗流浹背。每一次上了法庭回來，總是渾身濕透。但是，帶著渾身臭汗進入黎
覺通風良好的冷氣房間，後果也很糟糕：我因傷風咳嗽而病倒。不久，我學會每次
回到辦公室，先用冷水洗臉，等到身體轉涼後，再換上我留在那兒的幹淨衣服。

    冒失青年上門提親

    我有了工作之後，第二項任務就是拜訪芝的父親柯守智。他身材高大，精力充
沛，是一個自學成功的人，當時擔任華僑銀行總經理。他通過函授課程，自修會計
學和銀行學。他不是靠裙帶關係也不是靠金錢升職的。他全靠自己努力，才升到銀
行總經理的職位。我懇請他把女兒嫁給我，並同他商量結婚的日期。他聽了驚訝得
發呆。他一直以為我父母親會通過傳統的方式登門造訪，向他提親，沒想到這個冒
失的青年竟然親自上門來求親，而且自以為一定會得到同意。不過，他沒有當麵說
我什麽，隻是後來在芝麵前發了一陣牢騷。我們同意先訂婚，到9月底才結婚。黎
覺在報上看到我們的訂婚啟事後，表示願意聘請芝為見習律師，薪水每月500元。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芝，她馬上接受。這對我們來說的確太方便了。我們兩人可以一
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見麵。

    1950年9月30日，我們秘密結婚將近三年之後，在婚姻注冊局舉行第二次婚
禮。芝接著搬到歐思禮路38號。母親給我們買了一些新家具，我們正式的婚姻生
活從此開始了。但是芝卻覺得很難進行自我調整；她現在必須適應李家的生活，而
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親、妹妹和三個弟弟以外，還有幾個印尼來的親戚。這幾個
親戚寄宿在我家，幫補了母親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島嶼俱樂部，以便繼續練打高爾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國廷塔格爾
所學的球藝能夠保持下去。一段時間我很熱衷於打高爾夫球。一天下午，盡管下著
雨，我還是跟芝一同驅車到高爾夫球場去。來到湯申路時，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車突
然滑向一邊，掉頭轉了個彎，滾了兩滾就翻倒在柔軟的草坡上。我嚇得目瞪口呆，
芝也一樣。我問她怎麽樣，她說沒事。我們很幸運，沒受一點傷。如果我們再往前
一點才翻落在路邊，汽車勢必撞向一條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濕地上，我所熱中的政
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終了。

    我心中煩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喪氣，甚至義憤填膺。權力集
中在總督、輔政司和律政司手裏。他們聚居在象征權力的總督府範圍內。總督住在
最大的一座大樓裏，也就是總督府。輔政司住在僅比總督府小的洋樓，律政司住的
是又次一等的洋樓。至於副輔政司和總督的私人秘書，則分別住在另外兩座洋樓裏
。這五座建築物之間每天都有24小時的私人電話駁接服務。

    這裏才是真正的政府權力中樞。總督之下設有一個立法議會，25個議員當中
隻有6個是當地選出的。其餘不是由英國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員擔任，而以輔
政司為首。1951年，民選議員人數增加到9個，但是他們沒有決策的權力。在民
眾眼裏，他們毫無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會或立法議會選舉，投票人數都少得可
憐。

    我的老板黎覺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該黨的領導人多數是30
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佩服得五體投地，就像我
祖父一樣，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是十全十美的。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這裏
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的能力，更沒有信心。

    我在英國期間讀過倫敦星期日報紙《觀察家報》駐東南亞通訊員帕特裏克·奧
多諾萬的報道。他形容舊一代的亞洲留學生，不論在情緒上或心理上，都不會為自
由而戰鬥。他們的出發點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個獨立國家，需
要再累積多年的經驗才能辦到。我認為他們既然不能站起來爭取本身的權益，就別
提站起來跟英國人對抗了。本地唯一有勢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擔任新加坡書記與
行政職工聯合會的秘書長。

    這些政客發表的演講都因循苟且，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挑戰。但是每當他們
說出任何批評殖民地官員的話時，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思形容他們為“在奴
顏婢膝中長大的人”。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
秘書處工作，我每次晚飯後到政府宿舍探訪他時，兩人總是把滿腹牢騷盡情發泄。
他是個歐亞裔，身材魁梧，說話緩慢，走起路來慢吞吞。他永遠忘不了英國人對他
的侮辱，很討厭民事服務中一些英國同事的作為。

    我決定做點事，以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麵，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別是吳慶瑞
和杜進才，早點從英國回來。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經解散了的馬來亞民主同盟
的過去的主要左翼領導人約翰·伊巴事先沒通知便跑到歐思禮路來找我。我們在走
廊裏闊談了半個小時。我問他，對於新加坡不能成事的憲製政治，我們能夠做些什
麽?為什麽不組織一個政黨，做點實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權力挑戰。他不置可否，
說道：“你知道，緊急法令正在實施，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從林豐
美那裏得知我們兩人在倫敦會麵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為他
們招兵買馬的對象。

    1951年1月，報紙報道有關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產黨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捕
者包括前馬來亞民主同盟副主席約翰·伊巴、新加坡教師公會秘書蒂凡那和馬來文
日報《馬來前鋒報》的編輯主任沙末·伊斯邁。這是緊急法令下的拘留權力，第一
次用來對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團。

    事實很明顯，馬米亞共產黨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中爭取到新成員。
盡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優厚的待遇，而且壟斷了政府部門和專業方麵的工
作，但有一些滿懷理想的人，卻經受不住共產黨對反殖民主義者的誘惑。如果我們
置之不理，或者無法動員他們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麽，最終得利的將是馬
來亞共產黨。

    擔任選舉代理人

    我繼續在律師館工作，跟隨黎覺到最高法院處理他所辦的訴訟案件。每次他要
出庭，便不喝酒，神誌清醒。但是在其他場合，卻叫人受不了。他帶我外出用午餐
和晚餐時，總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機場旅館吃蠔，或是在史丹福餐館和阿達
菲西餐廳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衝下肚。有時他中午喝得醉醺
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則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著他，
我吃的東西過量，喝的酒也過量。他一定以為我會成為他的進步黨的新黨員，可以
幫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擔任他參加立法議會選舉的代理人。我答應了。
這將使我有機會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選舉情況和慣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麵上卻看不到什麽令人激動的現象。這也難怪。上屆
立法議會選舉在1948年舉行時，20萬名合格的選民，隻有23000人前往投票，當
中將近一半還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隻占新加坡總人口的6％。

    黎覺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進步黨總共贏得六席，勞工黨兩席，獨立人士一席
。競選活動是依照我在英國所看到的模式進行的，隻是模仿得很差。黎覺角逐加東
選區的議席。這個選區在東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著大批講英語的海峽土
生華人，他們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國。作為他的競選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選區
內張貼競選標語，上麵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請投進步黨候選人黎覺一票”的字樣
。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間集會，並聘請馬來職業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時還
給觀眾提供食物和飲料，盡管法律禁止這樣做。

    選舉總監在呈交英國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議會選舉報告書中說：“那些負
責任的政黨領袖了解，當大約25萬名合格選民隻有24693名投票時，要立即大步
邁向自治的基礎並不存在。”一般認為這些投票的選民都是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和
印度人。前者多數受英文教育；後者來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島上的大多數人
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理由很簡單，他們沒有投票權。何況選舉一概以英
語進行，他們根本不會講英語。

    我覺得，殖民地這個虛幻世界。是脫離現實的。政府官員隻顧自己和受英文教
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過英文報紙對政府官員施加若幹壓力，但他們不
是新加坡社會的經濟原動力。我感到極度不安。我把這些想法埋藏心田，隻跟貝恩
討論過。我必須繼續我的律師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師生涯中，是否能夠打開通
往政治生涯的大門。

    一個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見習律師期結束了。為了參加獲頒律師資格的儀式，
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裝，再披綴有白色垂片的律師長袍，而我還得加上一條翼狀硬
領。這是一個重要的場合。新加坡律師公會共有會員14O名，每年隻有10名新律
師獲準人會。一位備受敬重的歐亞裔老律師雷內·伊巴代我們提出入會申請，並發
表措辭優美的簡短演講。共產黨秘密黨員約翰·伊巴就是他的兒子，在七個月前被
捕了。新加坡的確是一個很小的世界。

    由於我出生證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LeeKuanYew，我沒法子叫中殿法學協
會或劍橋大學把我注冊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劍橋大學文憑和律師證書
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KuanYewLee。1950年我決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師資格時
，隻用我華文姓名的拚音，並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麵，改成LeeKuanYew。這一次
，我成功了。從此LeeKuanYew便成為我在公開場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張
，並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的標誌。此後，報紙報道我出庭的
新聞時，都稱呼我為LeeKuanYew。然而在這些日子裏，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
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開始涉及政治時，偶爾看到報上稱呼我HarryLee，總
是有點生氣。在政治上，這種稱呼可能產生負麵影響。不過，到60年代中期，我
經過政治的磨煉屹立不倒後，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覺。其實這個名字並不反映我的
為人和價值觀，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終沒給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
沒給他們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個男孩於2月10日星期日誕生，我請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譯給他取名
字。這位翻譯幫過許多律師的孩子取華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於龍年正月十五日，
是農曆最吉祥的一個出生日期。因此我們決定給他取名顯龍。他是個瘦長的嬰兒．
體重約37O0克，繪我們帶來了莫大的快樂。

                        第十二章 郵差罷工的勝利

    郵差罷工使我受到公眾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千上萬工人的心目中，我
的威望直線上升，又沒嚇壞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和朋友們現在深信，我們可
以在工會中建立群眾基礎，並因此而進一步獲得政治力量，我們找到了動員群眾支
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個馬來人和一個印度人身穿郵差製服，到黎覺與王律師館
來找我。這時候，我已經不在黎覺的辦公室裏工作了，我在辦公室外邊自己的桌子
旁跟他們談話。這裏沒有冷氣設備，悶熱、潮濕，車輛來往的聲音和小販的叫賣聲
不絕於耳。他們告訴我，郵電製服職工聯合會前些時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
仍未被接受。他們獲準聘請一位律師，今後代表他們進行談判。市議員A．P．拉
惹是他們的第一選擇，但他因為工作太忙，建議他們到黎覺與王律師館來同我接洽
。當時黎覺與王律師館是進步黨的聯係網絡之一，因此推想律師費不會太多，我征
求黎覺的意見，問他是否應該接受。他說為了表示友好，應該接受。於是我接受下
來，完全不考慮律師費的問題。

    P．哥文達三美給我很好的匯報。他是郵政局職員，比普通郵差高一級，所受
教育不多，英語講得還可以，是個十分可靠和說話中肯的人。談判從2月持續到5
月。但是政府對工會的要求，隻答應調整到跟馬來亞郵電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
駁說，新加坡郵電工友的工作比馬來亞的郵電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費也比
馬來亞高，但是徒勞無效。

    我們已到了攤牌的地步。郵電工友決定在麥士威路宿舍舉行罷工前的一次大會
。那是一個星期天上午，大約450名郵電工友到場，全體會員幾乎都出席了。工會
代表事先要求我在會上講話。我出席大會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們的勇氣，同時保
證他們有一個了解他們所有要求的律師正準備替他們出頭。如果我跟他們說英語，
恐怕不會收到很好的效果。於是我用巴刹馬來語講話，證明好處很多。他們了解我
所講的話，因為出席大會的以馬來人占多數，隻有20%是華人和印度人，他們都聽
得懂馬來話。我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他們決定依照緊急法令的規定發出罷工
通知書。

    罷工行動預定於5月12日下午六點開始。當天下午三點，政府發出一封公函
，做了一些小讓步，但拒絕了郵差的主要要求——調整薪金製和新薪金製的生效日
期。雖然公函寄出時密封，用大寫黑體字在兩個地方蓋上“機密”宇樣，但是就在
當天晚上，郵政總監卻到新加坡廣播電台廣播政府的建議，並說工會方麵已經拒絕
接受。

    我代表工會回答說：“新加坡公眾聯絡部事先沒通知工會，便發表跟工會來往
的機密信件，同時壓製工會的答複。我驚奇的是，它居然認為這樣做是恰當的。工
會認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勸請公眾在工會和政府雙方的理由全麵公布後
，判斷該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罷工開始前，已經從英國回來的吳慶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華遊
泳會會見《新加坡虎報》副總編輯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馬來亞人，原本是斯裏蘭
卡賈夫納地方的泰米爾族，在倫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離開。他曾經跟一群印
度和非洲民族主義者以及英國的左翼人物來往，一直在寫反對殖民主義的小冊子、
短文。我就在遊泳池旁邊向他解釋了罷工的背景，四周不時傳來音樂和泳客的喧鬧
聲。他一直在找一個合適的課題，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戰。郵差罷工是一項正義事
業，他急於投入戰鬥。

    罷工第一天早上，郵差進行和平糾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帶手槍和闊頭彎刀的辜
加兵，前往紅燈碼頭附近浮爾頓大廈內的郵政總局。並有警車和無線電巡邏車不斷
開到那裏。副警察總監宣布，他們會一直守衛下去，直到罷工結束。

    第二天，各報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對照的是，報上也刊登了工會
主席的聲明。聲明說：“為了避免跟郵政總局四周的武裝警察發生衝突，我們不在
總局進行糾察。但在表明了意圖不致因誤會而發生危險之後，從今天開始，我們準
備在總局和其他郵政局進行糾察。”公眾立即轉而同情郵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
加兵，糾察恢複進行。

    《新加坡虎報》是本地報紙，銷路比親英國的《海峽時報》小得多，但在這場
鬥爭中，它發揮了作用。跟《海峽時報》相比，許多本地人更愛看《新加坡虎報》
，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員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寫的社論中，以冷嘲熱諷
的筆調尖銳地抨擊了殖民地政府的種族偏見，對外來的英國人有權獲得比本地人更
好的待遇進行質疑。政府給外來的英國人每人1000元的津貼，卻拒絕郵差每月10
元的加薪。

    罷工期間郵件堆積如山，給大家帶來很大的不便。由於郵差采取溫和的姿態，
外加我替他們起草的聲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報》所撰寫的社論，對爭取
人們支持郵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馬來文報《馬來前鋒報》支持罷工者，因為多數郵
差是馬來人。華文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也同情他們——兩報記者和編輯
當中有許多共產黨同情者，他們經常反對政府。

    《海峽時報》屬於英國人所有，由英國人管理，主筆阿林頓·肯納德是個寫作
高手，表麵上以中立姿態出現，卻很難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論中提出了巧妙的辯解
，例如：“新加坡工會提不出證據，以證明新加坡郵差的工作跟聯邦的同行有什麽
不同。”

    第二天我通過《新加坡虎報》回答說，新加坡郵差每天派三次郵件，聯邦郵差
隻派兩次；新加坡郵件數量多，工作節奏也比較快。

    拉惹勒南的評論

    這場鬥爭使拉惹勒南越戰越興奮。他的評論發揮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踐踏的
群眾出頭，反對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剝削者。他的評論風格是堅決有力的。我
在劍橋工黨俱樂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學生練習辯論的結果，使我的表達方
式跟他不一樣，我是寧可輕描淡寫，也不言過其實。於是我們兩人成了好搭檔：拉
惹勒南的筆觸是強有力的，我的雖然一針見血，卻是彬彬有禮，總是悲哀的成分多
於憤怒。我打電話給他提建議，向他傳達街頭支持者的反應。他要我檢查他的社論
的力度，並把社論的校樣送到我家請我提意見，並且通過電話交談，往往談到午夜
過後，在他的報紙快要下版時才結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報》做事的話，《海峽時報》就會完全不登郵差
和我的消息，我們恐怕很難得到公眾的支持。事實上，《新加坡虎報》起了推動的
作用，最後《海峽時報》不得不刊登我的來信，以維持中立的姿態。

    罷工接近一星期時，公眾輿論變得更強烈反對政府。政府驚惶失措。輔政司建
議“一旦雇員恢複工作便繼續談判”。我回答說，要是工人取消罷工，談判又失敗
，他們就可能得進行第二次罷工。“這種局麵重複多次的話，罷工就會變成鬧劇，
而罷工是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最後武器。”

    輔政司的反應是答應5O0名罷工郵差和電報信差，如果他們報到上工，他會親
自同工會代表談判。我勸工會領袖采取新的立場，宣布停止罷工三天，“以消除政
府所認為的使它無法進行談判以立即解決糾紛的唯一障礙。”

    這就給輔政司和他的官員挽回了麵子。談判在5月26日上午10點恢複，持續
了五個半小時。爭議中的六點，有四點當天就解決了，其餘兩點第二天也解決了。
工會和政府接著簽署協議備忘錄。

    這是1948年6月緊急法令實施以來的第一場罷工。一切完全根據法律行事，
沒有威脅，沒有動用暴力，甚至也沒有不守秩序的糾察，鬥爭目標是爭取公眾支持
。工會勝利了。這次罷工暴露了英國殖民地官員的無能。兩個星期的事態發展，不
但改變了職工運動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改變了反殖民統治憲製鬥爭的未來發展趨勢
。

    報上的報道和宣傳提高了我的專業聲望。我不再隻是個從劍橋回來獲得學術榮
譽的莽撞的年輕律師。人們眼看我怎樣跟罷工工人打交道，怎樣領導他們，怎樣替
他們說話，沒有造成什麽破壞便取得了勝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後矛盾和不合理之處
，我以理服人而不積怨。郵差罷工使我受到公眾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千上
萬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線上升，又沒嚇壞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和朋友
們現在深信，我們可以在工會中建立群眾基礎，並因此而進一步獲得政治力量，我
們找到了動員群眾支持的方法，

    郵差罷工勝利是個轉換點。在這之前，非共集團由於害怕緊急法令也會限製和
妨礙他們，一直不活躍，合乎憲製的和平、非暴力的群眾行動能擺平真正的不合理
事件，這使他們受到鼓舞，給他們壯膽。

                        第十三章 擴大聯絡網

    我們下定決心，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
議會和市議會裏的一夥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
樣的可能性：發動憲製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產主義運動吸進去。……沙末問
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為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
們和我都認為，如果內部核心隻是我們喜歡的人，就永遠不可能擴大成為一下政黨
，所以蒂凡那也來了。

    我和芝取得律師資格後，黎覺準備分別跟我們兩人簽署為期三年的合約，聘用
我們為助理律師，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兩年半
後有全薪假期六個月。就當時的情形來說，這樣的待遇是優厚的。郵差罷工結束後
，我到黎覺與王律師館工作，芝則處理產權轉讓業務。這期間我獲準到馬來亞聯邦
執業。

    1952年9月，一個清瘦的馬來人到我辦公桌前來。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
，鼻子瘦長，跟一般馬來人不一樣。我的辦公桌在黎覺與王律師館的一個角落，隻
用書架分隔開來。這個馬來人的英語說得不錯，但說話有點猶豫，略微口吃。他自
我介紹，名叫尤索夫·伊薩，是《馬來前鋒報》的東主、總編輯兼董事經理。他的
編輯主任沙末·伊斯邁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顛覆分子一起關在棋樟山。沙
末的案子不久將進行審查，他問我願不願意替沙末辯護。

    當時所有毫無希望或近乎絕望的案件，最後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
的不是什麽法律問題，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勸說政府相信這個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
族主義者，雖然暫時可能跟共產黨人在一起，但最終即使不成為共產黨的敵人，也
會成為共產黨的競爭對手。

    我當時覺得，向政府施加壓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決定找負責這起案子的
政治部官員，了解當事人的真正情況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樣的證據。湊巧遇上了警
監柯裏頓。柯裏頓主管政治部印度組和受英文教育組。他是個專家，曾在英屬印度
做過類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區分開來。

    我和柯裏頓碰過麵。他研究過我的檔案。1952年的一個星期天，他曾一早就
到歐思劄路38號找我聊天。他說，他讀過我在倫敦的活動記錄，想見見我，以了
解更多有關林豐美等共產黨人在倫敦的情形，以及他們對新馬學生的影響。我把對
林豐美的看法告訴了他，也對他說共產黨人在倫敦不大可能影響新馬的受英文教育
者。與此同時，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對在布達佩斯舉行的青年節的懷疑。我說，
我的弟弟金耀參加青年節隻是為了好好度假，他“對政治的興趣跟蝌蚪不相上下”
。多年以後，我發現自己這個說法被收進了政治部的檔案。

    這一回我是到羅敏申路政治部柯裏頓的辦公室見他。他很坦率。他說沙末是個
聰明的馬來人，非常活躍，是一流的活動家。我問他沙末是不是共產黨人，他答說
“是我所見過的最聰明的共產黨人”。聽起來案子自然是沒什麽希望了，然而他繼
續說道：“但是人們會成長，想法會隨著閱曆日深而改變。影響他吧，他是值得拯
救的。”

    到棋樟山會見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師都得到這個便
利。那是個工作日的下午，20分鍾的航程很愉快，隨後是從登岸碼頭沿著小路和
階梯走20分鍾到島的北部。在蒼翠的老淡布蘇樹之間，散落著一些政府的度假浮
腳樓。離四周軍營似的用鐵絲柵欄圍住的鴉片戒毒所不遠，一座浮腳樓也圍著帶刺
的鐵絲柵欄，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營的警衛事先已在附近一棵
淡布蘇樹下放了一張木桌和兩把木椅，我在那裏等候。一個印度警衛到浮腳樓裏帶
一個馬來人過來。這個馬來人個頭中等，身材修長，有點瘦，特別是臉部，走起路
來步履敏捷。他戴著墨鏡，八字須修剪過，一顆門牙斷了，看起來有點陰險。他煙
不離手，看上去激動得很。

    我告訴他，是否被釋放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會繼續成為共產黨人。假如是
的話，多半會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釋放後他顯示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以後
可能就不再理會他。他發出一陣狂笑。這是我第一次麵對一個被拘留的共產組織成
員。他們決心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他們有信念，有力量，為了事業能忍受窮困，是
什麽心理、什麽心態和什麽動機使他們這樣做，我那時一無所知。

    沙末案子的審查是在法官的辦公室裏進行的，不許宣揚。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
，他是馬來亞共產黨黨員，也是馬共屬下組織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領袖之一。我
申述說，他基本上是個反殖民主義者和馬來民族主義者；作為馬來人，他接受不了
由華人領導的馬來亞共產黨的沙文主義號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給法官和兩名陪審
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麽話也沒說，審查不到20分鍾便結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幾個拘留人士獲釋，包括蒂凡那。
我第一次透過鐵絲柵欄看到蒂凡那時，他戴著一副角質眼鏡，隻穿短褲和日本式樹
膠拖鞋，一點也不討人喜歡。他又矮又胖，好爭吵，顯得憤世嫉俗。當沙末發現我
注意蒂凡那時，他告訴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師公會的職員。沙末
說：“在拘留期間，你很快就能分辨誰是弱者，誰是強者。”蒂凡那是強者，靠得
住。我當時想，也許如此，但我不喜歡他的好鬥樣子。過後不久，新加坡教師公會
到黎覺與王律師館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絕不了，但並不熱切盼望著設法
把他爭取過來。接下來我再遇到柯裏頓時，他向我介紹了蒂凡那，證實他憤世嫉俗
，忠於共產主義，而且有決心。

    這個時期我們一小組人，吳慶瑞、杜進才、拉惹勒南、貝恩和我五個人，一直
在歐思禮路我家的底層飯廳開會，討論成立政黨的可能性。飯廳是西曬部分，因此
又熱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兩扇門全打開了，還有風力很強的風扇在天花板上轉
著，仍舊悶熱得難受。如果說空氣叫人昏昏欲睡，我們卻精神煥發。我們下定決心
，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議會和市議會裏的
一夥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可能性：發動
憲製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產主義運動吸進去。我們也需要他參加，因為他可
以讓我們跟說馬來語的世界溝通，通過《馬來前鋒報》向馬來群眾傳達我們的觀點
。

    經過兩次會議之後，沙末問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為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
。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們和我都認為，如果內部核心隻是我們喜歡的人，
就永遠不可能擴大成為一個政黨，所以蒂凡那也來了。我們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個
星期聚會一次，討論局勢和能夠采取的政治行動。

    英國人並不是停滯不前的，他們了解壓力正在增加。1953年，總督委任英國
前駐比利時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個委員會，檢討新加坡的憲製，並對憲製的進一步
改革提出建議。在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報告中，林德建議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
英籍民自動登記成為合格選民，這會使選民人數增加四倍。由九名部長組成的部長
會議將成為新的行政會議，其中六名由民選議員擔任，他們將由多數黨領袖提名。
但是最重要的部門仍然留在輔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三名當然議員手上。除了在外
交關係和防務(包括內部治安)這兩個領域，部長會議的決定總督必須接受。部長會
議隻對立法議院負責。立法議院共有25個民選議席、6個官委議席和3個當然議
席。總督接受了報告的建議，定於1955年4月下屆選舉舉行時付諸實施。

    我和朋友們必須立即決定要不要參加在新憲製下舉行的選舉，或是繼續觀望。
拉惹勒南根據馬來亞民主同盟犯下錯誤的經驗教訓，極力主張參加，貝恩和慶瑞看
法也一樣。我相信，不參加我們就會被排除在憲製領域之外，結果會落得跟馬來亞
民主同盟一樣的下場，否則就得轉入地下。於是我們開始籌備在1954年底以前組
織政黨，讓我們在投票前有六個月的時間。

                        第十四章 華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
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為止
，我們隻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係，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
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個華校生一起到我家裏來。一個個子小，留平頭，門
牙缺了一顆的小夥子擔任他們的翻譯兼發言人，他叫孫羅文；另一個叫史立華的男
孩兒，英語也說得不錯。此外是三個梳辮子的華族小姑娘。男孩兒穿短褲，女孩兒
穿裙子，都是校服。他們要求我請英國女皇的律師布裏特替七個同學上訴，這些同
學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學生解散時他們阻撓執法。案子審理後罪名成立
，他們被判三個月徒刑。上訴案將在10月開審。

    事件發生在1954年5月13日。這一天，主要來自中正中學的500名華校中學
生跟警方發生衝突。他們遊行支持一個代表團前往總督府遞交請願書，反對國民服
役登記。警方阻止遊行隊伍前進，下令他們解散，他們不服從命令，向警方扔石頭
，混亂中有六名警察被刺傷。警察揮舞警棍進攻，打傷了一些學生的頭部。在這次
事件中共有26人受傷，48名學生被捕，其中兩名是女的。

    第一輪審訊在6月28日進行。40名學生的罪狀是不服從警方要他們解散的命
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處緩刑六個月。另外八名受審的罪名比較嚴重，指他
們阻撓警方人員執行公務。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審理，因為法官前
一天對待他們的同學和判他們罪名成立的做法，顯得他有偏見。他們拒絕講話替自
己辯護，結果被判監三個月，那是這個罪名最重的刑罰。

    法庭當時關注的是，他們蔑視法律。但潛在的課題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
殖民地隻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當低級人員，在官方領域裏，受華文教育者沒有
地位，扮演不了什麽角色。政府開辦以英語和馬來語為教學媒介的小學，中學隻用
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

    但是，對移民社群，政府則任由它們自生自滅。華人因此籌款建自己的學校。
他們經費自給，使用中國出版的教科書，教師是從中國請來的，以原來在廣東或福
建省采用的教學方式教本地學生華文。文化上他們生活在另一個天地裏。華校畢業
生可以轉到英校繼續讀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階梯；否則就到使用華族語言的機構找
事做。這些機構是華人商店、餐館、商行和幾家由華人開設的銀行。

    華人覺得受排斥，經濟上缺乏機會使華校成了共產黨人的滋生地。共產黨人自
從1923年共產國際最先從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馬來亞和新加坡隱藏起
來。戰爭結束之後，馬來亞共產黨反抗日本人的記錄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響的
年輕人當中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它開始在教室裏建立細胞組織。許多教師成了共
產黨幹部或同情者，日治時期學業中斷的超齡學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輸，成了馬共
的成員。由商人和店主組成的學校董事會不是同情他們，就是不敢反對他們。

    新馬兩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後，新加坡的共產黨人表麵上停止了活動，事實
上卻在招募成員，擴展勢力。1952年英國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提出國民服役法案
，規定所有18歲到55歲的男性必須應召參加武裝部隊、警察部隊或民防部隊。
1954年4月，政府開始進行登記。它隻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軍隊，1200人加人
民防部隊，準備以抽簽方式招募。但在學校裏，登記工作進行得很慢。5月12日
登記截止當天，華僑中學的學生向代理輔政司遞交請願書，要求集體兔役。代理總
督古德為此發表文告說，豁免隻能個別考慮。這導致5O0名學生遊行。總督拒絕接
見他們的領袖，要他們全部先行登記。

    當時我不了解問題的背景，雖然知道在這個全然不同的世界裏，有股暗流在醞
釀沸騰。學生們組織良好，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他們自我約束的能力強得不得了
，能采取集體行動，集體表示蔑視，使政府難以孤立他們的領袖，把他們抓來懲罰
。學生被捕後，他們開始渲染誇大其他問題，以便能發動學生跟警察衝突，製造烈
士，同時煽動公眾反對政府。隻有經過多年之後，我才了解他們的動機和方法。許
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馬來亞大學學生會，當時也同樣消息不靈和看法天真。馬大
學生會因此在5月18日公開對華校生的遊行表示支持，要求對這次暴動事件進行
調查，因為警方不適當地動用了武力。他們想法簡單，跟我一樣。

    共產黨人立即以“五一三”來紀念5月13日的衝突，學生在學校集中抗議，
組織了一個55人的免役代表團，分成幾組，收集受傷學生的情報，給他們提供醫
療照顧，從而激起公眾的同情。．

    他們到處爭取其他學生、家長、店主和華族地方領袖的支持，事實上是爭取整
個說華語或方言的華族社會的支持，所采用的方式，是一發現警方找麻煩，他們便
集中在學校或工廠，閉門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吸引人們的注意，爭取
同情，蔑視當局，刺激政府“迫害”他們。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發生後第二天，他們在中正中學集中，隻有在中華總商
會一個12人代表團要求他們解散時，才在隔天離開。他們變得重要起來了，華族
社會的長者前來懇求他們，答應為他們出頭向當局說情。政府麵臨學生越來越不守
紀律的嚴重局麵，就向中華總商會施加壓力。總商會於是把年中假期提前兩星期。
商會代表首先得為學生向殖民地政府轉達他們所提的六點要求。這些要求是完全豁
免國民服役，無條件釋放48名被控候審的學生，公開調查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
讓步。學生們巧妙地把華族社會的長者卷進了他們的事業。5月22日和23日，
2500名學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學，拒絕離開，直到獲得免役。三天後他們才解散，
那是由於警方斷絕了他們的糧食供應；一些家長前去責罵子弟，強迫他們離開。

    蔑視政府的行動

    事態就這樣發展下去。中正學生要求學校複課，華中學生揚言要進行絕食。6
月2日，來自各中學的1000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在強製放假期間拒絕離校。
這是蔑視政府的行動。他們在教室和露天場所上課，由高級班同學教低級班同學數
學、英文、華文和地理，家長送食物繪他們。除此以外，這看來就像個學生自行組
織的複習功課的夏令營活動。

    學生也向總督遞交更多請願書，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學校複課時
，當局采取了新的紀律行動，包括審查教師，禁止學生利用校舍進行未經校長批準
的課外活動。這些命令在報上讀起來很像樣，在學校裏卻執行不了，因為董事會和
校長害怕教師和學生當中有組織的地下活動。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準備采取行動，封閉任何不遵守學校條例的學校；如果
學校在這之前的六個月內被利用來進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傳，學監就必須提出理
由，說明為什麽這所學校不應被封閉。這不是個經過慎重策劃的行動，宣布的時機
也不對，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在這之前，華校董事會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團、騎牆派
和共產黨的同路人，一旦政府準備控製他們，他們便團結起來反對政府，連民族主
義的國民黨報紙也支持他們。

    總督列誥爵士大吃一驚。9月21日向立法議會講話時，他表示對有人指政府
采取反華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說，政府無意同化華校和把它納入殖民地的教育係
統。共產黨人知道，總督的計劃是要製止他們的顛覆活動，事實上卻提供了機會，
使他們能利用愛國事業把所有受華文教育的團體團結起來。他們聰明地把問題歪曲
成為：脅迫華校英化，摧殘華族的文化、語言和教育。在華人心目中，尤其是對新
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萬富商和店主來說，這些都是神聖的民族遺產。從中國傳來的
許多熱烈讚揚建設成就的報道，對中國如何轉化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進行描繪，把他
們給迷住了。而正當中國重新煥發青春活力，應該成為各地華人恢複自豪和自尊的
源泉的時候，英國人似乎正準備剝奪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殖民地政府誤闖了文化
雷區。如果政治部當年有受華文教育的官員，能感受到新馬兩地的沙文主義社群的
脈搏，他們就會提醒總督，采取行動時應該更敏感、更謹慎。

    華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們生氣勃勃，善於籌款。我代表他們找布裏特時
，告訴布裏特他們能動員中華總商會的商人出錢。布裏特建議收費3萬元。我轉告
學生，他們眼睛眨也沒眨。布裏特是在10月7日飛來新加坡，處理五天後開審的
上訴案，早在這之前，他們便把錢送到我家來。看來他們對前往黎覺與王律師館感
到不自在，因為律師館的主要合夥人是英國人。

    布裏特讀了上訴資料之後，必定知道上訴根本就沒有成功的機會。於是，他根
據自己多年來表達激烈感情的經驗，盡量替學生講話，並進行宣傳，以損害政府。
他到達後第二天，學生在羽毛球館開茶會歡迎他。布裏特用英語發表了演講。東道
主發表了多個華語演講，卻沒有人翻譯給他聽。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這是個機會
，幕後的領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進行動員，支持學生，鼓起他們的熱情，為
群眾運動進一步打下基礎。

    整個過程給布裏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後出版的自傳裏，他還記
得，當時有5000名學生整整齊齊地坐在會場裏，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點、
花生和香蕉，過後花生殼和香蕉皮都放回紙盒，由招待員拿走。這樣，在學生們離
開會場坐巴士回家時，場內依然幹幹淨淨。這顯示出卓越的組織和後勤能力。這一
切都是按照15歲左右的男孩兒和女孩兒通過揚聲器發出的簡單利落的命令進行的
。這樣的表現，任何軍隊的參謀看了都會高興，我和布裏特一樣，也留下了難忘的
印象。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這類會議，後來還參加了多次，我從沒見過英校生也有
這樣的表現。英校生說話沒信心，缺乏自信，他們使用非母語時心理上有障礙。

    我知道，上訴這事的結局將是令人掃興的，但學生們認為這是個組織示威反對
政府的機會。10月12日，大批學生在最高法院外麵的大草場集中。根據《新加坡
虎報》報道，布裏特到達時，他們爆發出“一陣暴風雨似的掌聲”。英國籍法官奈
特問道：“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上訴案，怎麽排上了三天?”布裏特說，這件事應
該由他負責，因為按照他估計，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審完。接著他認真地說
明了上訴的理由，接連兩天擺出了勇敢的姿態。換成我的話，要拖到超過一個上午
也難以做到，而且效果會很差。第二天雙方陳詞結束後，法官維持原判。但是他說
，如果年輕的學生簽下保證書，保證18個月內行為良好，他會撤銷監禁刑期。

    學生們要當烈士

    法官輪流詢問被告學生是否願意簽保，學生個個都搖頭。法官決心維護法治，
學生們決心要當烈士。法官別無選擇，隻好送他們進監牢，盡管他這樣做讓他們能
利用這個課題，在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當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緒。

    現在我知道共產黨人會如何利用這樣的局麵了。讓我來處理的話，我會要學生
的父母簽名保證他們的子女行為良好，然後釋放他們。在共產黨的幕後領袖能對付
家長之前，我可以傳他們到法庭，直接跟他們打交道。這樣，政府就會取得道義上
的勝利，家長對自己的子女隻受到警告就了事，也會感到安心。但是當時我也受到
同情學生浪潮的影響。9月20日《南洋商報》引述我的話說：“當局迄今仍無絲
毫證據證明華校內有共產黨活動的跡象，當局把學生反對政府拒絕批準他們緩期服
役指為共產黨在搞破壞，而借此對華校實施更嚴厲的控製。”當時我無知、愚蠢，
容易上當，不知道共產黨人做事效率是那麽高，也不知道他們的觸角已經伸到所有
反對政府的組織，並對它們加以控製。

    樞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審理並駁回上訴。案子審結了，但是我對華校生的
世界的認識卻剛剛開始。這是個生機勃勃的世界：有那麽多活躍分子，個個生龍活
虎；有那麽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自私，準備為更美好的社會犧牲自己的一切。看
來他們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下定決心，一心隻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個平等
和公正的新世界。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們的領袖給他們指引的方向，我
越來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
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
功。到目前為止，我們隻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係，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
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在我們的聯
係網裏，唯一“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軍港和海港局裏的小集團，主要是說廣東
話的技術勞工，以及市議會裏的日薪工友。會員全說華語或方言的唯一工會，是市
政會的清糞工人。他們天天早上用扁擔挑兩個鐵桶清糞，沒受過多少教育，依我看
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學生們聘請過其他律師，他們不熱心政治，也不願像我那樣準備跟政府對抗，
因而學生們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為他們的律師。每當他們跟政府發生衝突，
或者受到政府阻撓，從集合時被燙傷到申請舉行公開集會的許可證等問題，他們都
到歐思禮路來找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通常坐一輛亮麗的粉紅色謝弗羅列特牌汽車
前來，號碼是1066。(芝認得也記得這輛車，那是黑斯廷斯戰役的年份。)其中一
個梳辮子的小姑娘顯然是使用她父親的汽車，她父親可能是個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無論他們什麽時候到，我都沒拒絕接待他們。這個池塘裏的魚由共產黨人喂養
大了，我要偷捕，要盡可能釣取。不管怎麽說，他們也在我們英校生的池塘裏偷捕
了伊巴、沙瑪、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當時天真無知。這仿佛是在黑手黨的地盤裏
聘用見習警察，風險大得很。學生們在群眾當中表現出來的紀律以及學生領袖的力
量和獻身精神，，我以為都是自發的，是源自年輕人的熱忱和理想主義。從1954
年到1956年，我花了兩年時間，才徹底了解他們的工作方式，對他們的陰謀和狡
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產黨統一戰線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馬來亞共產黨市委躲在幕
後，控製和操縱像孫羅文那樣的活躍分子以及群眾大會上的小組領袖。共產黨人有
一個由守紀律的幹部組成的秘密網絡，這些幹部分成由大約四人組成的小組，每個
小組有個組長(以通過民主討論的方式為幌子產生的)發號施令，組長則接受級別更
高的另一個小組組長的命令。

                        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動黨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訴華校生我希望跟華族工會接觸，要求他們介紹我
認識一些華族工會的領鈾。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兩個年輕人到歐思禮路
來……他們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雙。我於是跟受華文教育的工人階級中的活躍分
子搭上了關係……

    在歐思禮路我家飯廳舉行了無數次會議之後，到1954年年中，我們決定在年
底以前成立一個政黨。為了在下個階段的政治改革中成為立法議院裏一股能積極發
揮作用的力量，我們要讓自己有充分的時間打響知名度，組織起來，並在行將到來
的選舉中有機會贏得足夠的席位。到這個時候為止，我們在工會、會館和同業公會
裏已經有足夠的支持力量，但就是還沒法打通同說華語或方言的工人群眾的聯係。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訴華校生我希望跟華族工會接觸，要求他們介紹我
認識一些華族工會的領袖。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兩個年輕人到歐思禮路
來。芝當時正和兩歲的兒子龍在走廊上。我到會客室見他們，他們自稱來自新加坡
巴士工友聯合會。他們低聲說話，略懂英語，他們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雙。我於
是跟受華文教育的工人階級中的活躍分子搭上了關係，我感到興奮，因為這樣我就
有機會嚐試從中物色人選，來參加我們建立一個民主、非共、社會主義的馬來亞的
事業。

    林清祥和方水雙看來正是適當的人選：他們彬彬有禮，熱切誠懇，衣著儉樸—
—方水雙的衣著甚至有點襤褸。他們的麵容和舉止，無不說明他們充滿熱忱和獻身
精神。我向他們解釋，我打算組織一個政黨，代表工人和權利被剝奪的人，尤其是
受華文教育者，為的不隻是在未來的選舉中勝出，而是要贏得足夠的席位，以便暴
露整個製度和現有的政黨，為下一輪選舉養精蓄銳。對這個計劃，他們不置可否。
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跟華校生打過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決定之前，
他們必須回去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他們的上級會進行認真的討論，最後把
黨的路線向他們傳達。大約兩個星期後，他們準備跟我一起組織政黨，目的不是為
了奪權，而是為了暴露殖民地政權的腐朽，暴露準備實施的林德憲製的缺陷，打垮
上台的政黨。

    我們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個公開會議上發起組織人民行動黨，我要他
們成為發起人。兩人私下商量了一陣子，然後說要先討論一下。下次再來時，他們
說，擔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受薪秘書的方水雙會成為會議召集人，林清祥暫時
不參加。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認為，方水雙加入的話，新政黨將有比較廣泛的工人階
級基礎。我們已經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馬來藍領和白領工人，現在又有華族會館
、同業公會和藍領工人。

    10月，我們宣布成立人民行動黨。l1月我們誓言爭取“建立一個使用多種語
言、有同步傳譯設備的立法機構，因為民選立法議員們對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口想些
什麽和有些什麽感受一無所知，這種情況並不健全”。其他政黨也不得不這樣做。

    東姑與陳禎祿的分歧

    為了平衡明顯的激進政策以及一些發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說服了當時的巫統領
袖、馬來亞行政議會成員東姑拉赫曼和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爵士，讓兩人到成立大
會上發表演講。我在多個晚宴上和陳禎祿見過麵，同東姑則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
家報紙誹謗時結識他。東姑到辦公室來見我，過後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統領袖到我
家吃晚飯。因此，這兩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領袖出於跟我的個人關係，在人民行動黨
成立大會上講話。他們多半也認為將來我會成為對他們有用的盟友。東姑不希望我
參加聯邦的政治活動，陳禎祿卻希望，兩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們在選舉利益上的
基本矛盾。東姑希望華人不團結，分散在小地區裏，最好是一盤散沙，好讓馬來人
容易應付。陳禎祿希望有年輕人能把華族社會團結起來。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點，我們在維多利亞紀念堂召開成立大會，一直開到
下午一點才不得不中止，因為有人已預定下午在那裏舉行演奏會。那是個濕熱的上
午，會場上坐滿了人，但不是爆滿。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報》報道
有1500人，《海峽時報》說有800人。會場沒有熱情洋溢的氣氛，也不算緊張。
來自工會的支持者占了大約三分之二的座位，其餘是來自其他政黨的觀察員和有興
趣的外人。我們讀出講稿，沒有滔滔不絕的演講。我們穿開領襯衫，陳禎祿穿西裝
便服，東姑穿馬來族禮服——扣上紐扣的綢上衣，寬鬆的褲子，臀部係一塊裝飾性
的沙籠。

    會議開得不錯，卻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動黨，媒體
的報道對我們還算客氣。我們宣揚自己，沒有華麗的言辭，沒放汽球，也沒放鴿子
。當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為選舉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時，我們已做好
了準備。經過熱烈討論之後，我們選定了五名候選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
吉知馬區，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園區，吳秋泉角逐榜鵝區(他是貝恩的朋友，60歲，
職業是承包商，在榜鵝區生活過，當地人都認識他)。方水雙出生在柔佛州，不能
當候選人。我們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獨立候選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區，軍港工人在
該區的選票將起決定性作用。

    當時人民行動黨在組織上很弱，幾乎毫無組織可言：沒有受薪人員，沒有支部
，沒有基層領袖。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選區的兩名對手(一個受華文教育，一個受英
文教育)反對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備這個資格。按照倫敦女王樞密院發出的根據
林德新憲製舉行選舉的樞密令，候選人過去10年裏必須在新加坡居留滿七年。但
是看來這項規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為新加坡成為單獨的殖民地隻有8年11個月
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峽殖民地的一部分。選舉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勸告
兩名對手說，以居留期不夠作為反對的理由，隻能在我當選之後，通過提呈選舉請
願書的方式進行。

    我把這個消息通知當時在倫敦的慶瑞，他轉告工黨議員奧伯利。奧伯利在下議
院提出詢問。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說：“在即將到來的聯邦選
舉之前的有關時期，在英國的馬來亞學生，如果不是由於其他原因失去參加選舉的
資格，隻要在離開期間繼續把聯邦當成自己的家園，他們都獲準登記成為合格選民
。他們無疑也會被視為有資格當候選人。”

    雖然他所提的是馬來亞學生，但是反對我的人都決定不再提這個問題。他們知
道，倫敦在必要時會追溯這項規定的生效日期，以糾正事態而不至於讓荒謬的規定
引來不愉快的政治紛爭。正如我當時指出，約翰·伊德在英國出生長大，在新加坡
住滿七年便有資格當立法議員，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長，除了在英國四年以外，一生
都在這裏度過，卻沒有這樣的資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圓的。

    這隻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礙。報上報道，華校出身的民主黨對手藍天說，華
族的語文我讀不來，也寫不來，沒有能力代表華族選民。這使我公開受窘。我勇敢
地反駁說：“這麽說來，既然泰米爾語和馬來語藍天讀不來，也寫不來，邏輯上這
意昧著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區的馬來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經心地聲稱，華語、
客家話和福建話我都能讀、能寫、能說，也會說馬來語。那是選舉期間的虛張聲勢
，一些華文報記者勸過我最好別承認不懂母語。那時我記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
學校學華文，我沒聽她的話，非常懊悔。如今非誇大自己的語言能力不可。我會寫
一些漢字，但是多數忘記了，因為1943年辭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後便一直沒用過
。我的客家話和福建話很差，隻能說三兩句。我發誓要彌補過去的忽略。

    藍天的挑戰

    接著藍天向我發出挑戰，要我到丹戎巴葛區說廣東話的牛車水街頭會議進行辯
論。我避開了，反駁說要在立法議院和政府裏做事，候選人英語必須說得好，因此
我當代議士工作效率會比他高。不過，當我到另一個廣東人聚居區萬達街出席人數
最多的群眾大會時，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說了幾句華語。友善的《新報》記者易潤
堂替我寫了兩段話，原來隻要三分鍾便講完，他卻花了幾個小時教我讀。群眾支持
我，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問題還沒結束。親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關心我的競選命運，我從中
得到了重要的教訓。說華語和方言的左翼工會和華校中學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
知馬和花拉公園協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幫我和其他候選人。有了這次的經驗
，如果我過去對他們聽誰的命令還有懷疑的話，現在疑雲全消了。我們隻是為了雙
方的方便才組成統一戰線。他們要他們的兩個人當選，我隻是因為掩護了他們，才
對他們有用。我絕不會忘記這件事。

    這次競選活動，跟1951年我在加東擔任黎覺的選舉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樣
。那是上流社會的活動，開茶會、設晚宴，招待180萬人口當中的4800O個登記選
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動登記成為選民後，1955年共有30萬選民，六成說華語
和華族方言。選民所用語言其次是巴刹馬來語，最後才是英語。在各民族混雜的群
眾中，聽得懂巴刹馬來語的人最多，聽得懂英語的人最少。說英語的是新加坡社會
的上流人物，接近權力中心，但是選票有限。在街頭和空地舉行群眾大會時，演講
者站在羅厘或小型貨車上，使用揚聲器和臨時安裝的喇叭講話，靠電燈照明，在華
族和說馬來語選民占多數的地區吸引了大批群眾。1951年選舉時那種高談闊論而
沒有實際行動的政治把戲，從此一去不複返了。

    我得到的一個寶貴經驗，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區進行競選活動。丹戎巴葛
是新加坡碼頭住宅區，碼頭工人、三輪車夫以及做他們生意的店主，都聚集在這裏
；鴉片窟也集中在這裏。我訪問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馬來日薪工人宿舍這些地方
。到處都是木屋，沒有汙水處理設施，沒有排水係統，臭氣熏天，使人受不了，我
一到這個地區就想嘔吐。但是在這些家庭裏，馬來領袖們有一個聯絡網，使馬來人
成為關係緊密的社群。有人介紹我認識當地的巫統領袖，他很快就讓我會見了住在
那裏的幾百戶人家的主要成員。他們答應把選票投給我。

    在納喜士街和在現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納喜士街的各條道路上，是一排排
破舊簡陋的店屋。這裏也是一片肮髒敗落的景象。每到這裏，我也會作嘔，回到家
裏光洗手不行，非得衝個涼把衣服全換過，才能坐下來吃飯。

    最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們激動起來的課題，是華族文化以及需要通過華校來
維護華族傳統。這不是什麽無產階級問題，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義。但是共產黨人
知道，這些問題能觸動華人的心弦，把群眾爭取過來。他們拚命在這方麵下工夫。
在過去的立法議會選舉中，演講者講話軟弱無力，不慍不火，內容枯燥乏味，既無
感情，也沒說服力。他們通常講英語，否則就是馬來語，偶爾才譯成不同的華族方
言。這回華族演講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話、廣東話、潮州話——毫不費力就
引起了聽眾的熱烈反應。他們口若懸河，借用成語、比喻和傳奇故事以古喻今。他
們熱情洋溢，向聽眾宣揚中國的偉大前景，使聽眾為之動容，精神為之振奮。對新
加坡華人來說，局麵完全改觀了。

    魁力四射的人物

    在這次選舉中，林清祥崛起成為善於打動人心的演講者。他年紀輕輕，長得清
瘦，個頭不高，娃娃臉，說起福建家鄉話來媚媚動聽。姑娘們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
，尤其是在工會裏的。除了華族文化，他的話題是工人受到蹂躪，帝國主義者陰險
惡毒，緊急法令限製了群眾的權利、言論和結社自由。他在最初兩次大會上演講的
反應是冷場，過後就一帆風順，一講話總是引起熱烈的掌聲。到競選活動結束時，
在人們眼裏他已經是個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壇不容忽視的人物，更是人民
行動黨內不容忽視的人物。

    方水雙也在群眾大會上演講，但不像林清樣那樣能使人如癡如醉，他也沒有像
林清樣那樣的魅力。他的條件比較差。為了盡量使群眾聽懂，他非說福建話不可，
因為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數最多的華族社群，結果說其他方言的人也聽得懂福建話
；但是他跟我一樣，也是客家人。用華語演講者隻能以35歲以下上過華校的聽眾
為對象。我當時在拚命學華語，但開過競選大會之後才知道，就算會說也不行。對
於學福建話，我有點猶豫。許多聽眾聽得懂的另一種語言是巴刹馬來語。“巴刹馬
來語”是混雜語，但是各民族都聽得懂，它也是跟馬來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語
言，隻是表達能力有限，很難用來打動聽眾，感染力不強。

    在這次競選過程中，人們前來幫助我，是因為他們對我印象好，希望我獲勝。
大約20名郵政書記在工會領袖領導下，接連多天坐在歐思禮路我家前麵的走廊上(
那是四名人民行動黨候選人的競選總部)，為我的競選宣言寫上地址，以便分派給
選民。在丹戎巴葛區，郵差替我進行拉票活動，沿戶分發傳單。一些團體，如販商
公會，也協助我們。一些在巴刹裏賣雞鴨的販商公會會員，曾經因為在華人新年期
間把過多的雞鴨塞進綁在腳踏車上的簍子裏，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請求推事饒了他
們，因為這是農曆最重要的節日。結果他們都被罰得很輕。

    但最熱烈支持我的是客屬總會和它的屬下團體，如茶陽會館，那是來自廣東大
埔的客家同鄉的會館。我記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歐思禮路來表示願意幫忙，他
們是大埔客(其中一個年紀比我大，卻叫我“叔叔”)。在我看來，他們除了希望分
享我的光榮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報。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席張夢生動員了總
會的資源，並把車子借給我。他在馬來亞和新加坡兩地有一係列當店(許多當店是
客家人開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歐思禮路的鄰居。我是總會的義務法律顧
問。客家人是一個關係緊密的小社群，因此他們堅決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會
甚至允許我利用柏南街的會所作為競選總部。許多人來捐錢，有人送來一捆捆的白
布，以便用作競選布條。他們不要求什麽好處或報酬，我也沒有什麽好處或報酬可
以給他們。

    我們遇到的一個後勤大問題是，怎樣找汽車載送選民到投票站。選民坐我們的
汽車到投票站的話，會不好意思，隻好投票支持我們的候選人。這個做法是由英國
人引進來的，對富有的政黨有利，因為他們的支持者有汽車。我隻靠各種個人關係
——弟妹、阿姨、客家鄰居以及韓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讓金耀負責交
通的安排。這是個艱巨的任務：當天許多汽車從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歐思禮路來，亂
成一團，然後前往柏南街總部，再按拉票人員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處接載選民。他
得設法維持秩序並定下一個製度。他也說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覺與王律師
館的書記簽名掛賬，因為朋友們打滿了汽油才把汽車借給我，我們得打滿汽油才把
汽車還給他們。油錢由選舉基金支付。

    這一切不光是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選舉代理也向我要求撥汽車給他
們用。來自教師公會的甘紹儀堅持要我撥30輛車子給蒂凡那。甘紹儀是個很不討
人喜歡的人。4月21日，選舉結束三個星期後，芝寫了一封信給在英國的慶瑞，
讓政治部攔截到，於是留在檔案裏。信件內容通過描述工會和華校生在拉票和分配
車輛的活動中有所偏袒，生動地說明了他們實際上在替誰進行競選活動：

    “哈裏的幫忙者、拉票人員、演講者是老實透頂的工人——郵差、書記、店員
、一個在牛車水擺食物攤的小販、印刷工友聯合會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錯誤，他派甘紹儀到歐恩禮路38號來拿分給
花拉公園的車子。我們的交通委員會花了很大的力氣，(從借給哈裏的百多輛車子
裏)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馬和花拉公園的車子，因為多數人(像我們對麵的客家鄰居)
是把車子借給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給行動黨，所以他們堅決反對讓汽車開到丹戎巴
葛以外的選區。因此得認真分配汽車，主人沒有意見的車子才派到其他地區。當分
到花拉公園的汽車來遲時，粗魯的甘紹儀竟然厚顏無恥地大吵大鬧，非要車子不可
。他以為自己是什麽人?”

    以最高票數當選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兩名對手分別獲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
票數當選，跟對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吳秋泉也當選。蒂凡
那輸了，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放了下來，因為沒有蒂凡那的話，林清祥在純粹說英
語的立法議院裏就不可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林清祥英語說得不流利，原來可以靠蒂
凡那幫他，現在隻好靠我了。

    這次選舉引起的最大衝擊，是進步黨一敗塗地，人們本來以為它會獲得最多議
席。勞工陣線競選17席，贏得了10席，馬紹爾當上首席部長，連他自己也感到意
外。行動黨競選4席贏得3席，其餘8個議席歸小政黨和獨立人士。進步黨隻贏得
競選的22席中的4席，民主黨贏得20席中的3席，但兩黨卻是錢最多，選舉工作
人員也最多。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進步黨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員隻限於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和一
些在本地安家落戶的英國佬，如黎覺。黎覺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也輸了，因為他們
現在人數比“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少得多。民主黨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當
時中華總商會發現，在林德憲製下自動登記，許多說華語和說華族方言的選民會被
納入選民名冊。大致說來，兩黨都代表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上層，但一個屬於英
國殖民地當權派，另一個不在掌權的圈子裏。民主黨成員是華族進出口商、零售商
、店主、銀行家、樹膠業巨子和錫業巨子，生活過得不錯。他們是當時說華語或方
言的傳統行會領袖，管理著自己出錢開辦的華校，擔任董事會成員。華族會館所設
慈善醫院和其他福利組織也是由他們提供資金和管理的。他們以為選舉是他們升上
掌權地位的機會，那會使他們生意做得更好。他們也相信自己能利用華校中學生的
力量支持民主黨，因為華校中學生是他們的子弟，他們一直同情華校中學生捍衛華
文教育的事業。

    因此，進步黨和民主黨兩黨文化差距很大，無法調和。所以在許多選區裏，他
們分散了右翼的選票。說英語和馬來語的選民選票投給了進步黨；說華語或方言的
選民選票投給民主黨。他們要是合作的話，原本可以獲得實際投下的16萬張選票(
等於1951年選舉實際投票數目的7倍)的半數。

    兩黨人員一發覺輸了，便偷偷溜出維多利亞紀念堂的計票中心，消失在夜色裏
。他們不了解，輸了要擺出不向失敗低頭的姿態，誓言他日再鬥，使支持者土氣不
致低落。共產黨人就知道這一點。我們人民行動黨裏的非共派很快就從他們那裏學
會了。我們的整個競選活動是衝勁十足的。我們采取有效的、節節挺進的姿態，這
使得進步和民主兩黨鬥誌全失。我們抨擊進步黨是殖民地勢力的走狗，民主黨是資
本家和人民的剝削者，但主要目標是對準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競選宣言裏寫道：
“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統治，是這個地方許多社會和經濟弊病的根源。”

    馬紹爾在政治上是個新手。他批評行動黨要求立即自治太過分。“看來他們集
中力量在對抗和抨擊英國，他們的言論似乎不必要地反英。”這也許是受英文教育
的中產階級的感受，跟受華文教育群眾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鳳凰園的英國最高專員公署對這次選舉有自己的情報分析。他們引述我在一
個群眾大會上所說的話：“依我看來，除了40歲以上的人，所有華人都為毛澤東
政府的成就感到萬分自豪。一個政府能在五年內革除貪汙腐敗，使它頂得住美國人
在朝鮮的武裝力量，這樣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稱頌的。蔣介石將軍和國民黨完了——
隻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還在談論反攻大陸。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長的華人正在馬來亞出現，他們接受華文和華族的傳
統教育，卻持有馬來亞人的觀點。他們認為馬來亞是他們的唯一家園。他們為中國
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國人為法國感到自豪那樣。自然還有人認為，建立馬來
亞國是不值得做的事，他們是那些返回中國，重新納入中國主流的年輕學生。留下
來的是馬來亞人，他們的馬來亞意識將會與日俱增。”他們認為我這一席話值得報
告，以領會我的真正觀點。

                        第十六章 語文教育的爭鬥

    我必須采取一個立場，使共產黨人不能責罵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
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裏。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
是華語作為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麽，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複
對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產黨統一戰線一同工作開始經曆一場火的洗禮。林清祥、方水雙等共產
分子仍然認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衝突，是提高民眾的革命熱情，激起民眾更多仇恨
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們是否知道，這麽一來，人民行動黨必定會被封禁，而共產
黨領導的激進工會也會被鎮壓。有時，林清祥和方水雙似乎聽取我的意見，隻采取
憲製鬥爭的方法，跟資方展開長時間的談判，同時進行消極的抵抗，避免發生流血
事件。然而他們的傳統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們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鬥爭模
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處境異常困難。雖然我不能也不會替他們辯護，但我也不
能譴責他們，否則我們的統一戰線就要分裂。我麵對極大的壓力。首席部長於5月
16日召開立法議院緊急會議，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眾對工會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
斥人民行動黨，同時使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跟共產分子決裂。這一次，古德首先發
難。他發表一篇強有力的演講，他把矛頭指向我：“為了貪求權力…人民行動黨以
及暗藏在他們當中的共產黨支持者和幕後人物，隻希望看到暴亂、流血和工潮的發
生。”他又說：“如果尊敬的議員相信，民主自治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那麽他就應
該反對共產主義；如果他真的反對，就請他大聲、清楚地說出來，不要支支吾吾，
也不要進行巧妙的詭辯。他是在暴亂發生和人命傷亡之後才悲歎暴力事件的發生。
讓我問他一句：在暴亂發生之前，他采取過什麽預防的步驟?他是否問心無愧?或者
是，他已經無法控製坐在他後邊，指揮著行動黨的武吉知馬區議員(林清祥)?”

    接著講話的是約翰·伊德。他是個外來白人，以進步黨候選人的身份贏得東陵
區議席。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反對白人，他起來講話反而使我更容易應付。我在
他講完後馬上站起來說，我覺得高興的是，我要答複的是兩個英國人的質詢。要是
馬紹爾的話，“他會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個宇，而且會更加謹慎從事，更加了解當
時形勢的艱難和危險，也會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懼和抱負……

    “我們到這裏來，並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麵對指控，  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對所犯
下的罪行負責。”我繼續以違抗的口吻說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這裏來，
因此，我將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講話。”我重申人民行動黨的立場：“我們是要以非
暴力的方法摧毀殖民製度。我們發誓不采用暴力……我們不準備替殖民製度戰鬥，
延長它的存在，或使它永遠存在。但是隻要把權力交還給我們，我們就會同威脅到
一個獨立、民主和非共的馬來亞的生存的共產黨人或任何其他勢力搏鬥。”

    在暴亂發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鏡報》的通訊員解釋了人民行動黨溫和派麵
對的問題。根據《海峽時報》的報道，我說：“在新加坡，無論誰想獲得說華語或
方言的民眾的支持，可不能采取反共的立場。這裏的華人為中國感到異常自豪。如
果要我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抉擇，我會投票支持共產主義，絕大多數華
人也會這麽做。”我是希望爭取到足夠的華人，同我們一起投票反對共產黨，支持
獨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隻要共產黨中國的成功繼續鼓舞著他們，
這個目標就不容易達到。

    馬紹爾的預言

    由於我在發言過程中讚揚過馬紹爾，因此他講起話來再度顯得搖擺不定，連他
的支持者也給搞糊塗了。他說了以下幾句話，使人民行動黨不致信譽掃地。他說：
“人民行動黨裏有好些負責任、正派和誠實的人。如果他們能清除黨內的共產分子
和同路人——他們也知道黨內有這樣的人人—如果他們敢於負起自身的責任，那麽
他們這個組織就可能會如他們所期望的，有一天領導這個國家贏得獨立。”我和他
都沒想到這番話竟成了預言。

    可是，馬紹爾卻不知道由於這番演講，尤其是他急於解決糾紛和避免衝突，以
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開了。新加坡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工會領袖，每一個共產黨幹
部都曉得他們能夠利用政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也能夠利用政府來威逼雇主
，獲取利益，並接管資方的權力。

    他們的成功已獲得報償。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的
會員劇增到23000名，其中以華族青年占多數。聯合會中受英文教育的同夥——如
今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爾、詹姆斯·普都遮裏和多米尼·普都遮裏—
—則協助受華文教育者摧毀英國的殖民製度。他們的策略是滲透現有工會，再組織
新工會。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事實上已經成為他們的附屬團體。他們的武器就
是發動同情罷工。如果有任何機構發生糾紛，他們便恫嚇發動全體員工罷工。

    這是要形成一個工人、學生和農民(在新加坡為數不多)的統一戰線，目的在於
煽動工潮，把勞工糾紛變成政治爭端，加深階級仇恨和對白人的種族仇恨，激發民
眾蔑視當局。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通過說華語或方言的會員發展成為八
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之後，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把目標轉向新加坡海港局職員公會、
軍港雇員聯合會和市議會工友聯合會。這些工會都屬於非共組織，但是它們的印族
、馬來族和說英語的華族會員卻準備追隨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他們現
在才了解原來他們也可以利用華族工會的戰鬥精神和恫嚇發動同情罷工，來達到自
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勢已經惡化。9月26日他在呈給波靄的報告中這麽寫道：“
在選舉期間……有人發表過分的演說，攻擊政府……人民行動黨的集會也擠滿有組
織的勞工和華校生；群眾的情緒被巧妙地挑動起來。這一切導致人們不再尊重合法
當局，卻提高了那些……公開向政府挑戰者的威望。”

    工潮此起彼落

    這期間，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從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個月裏，發
生了260起罷工事件。不過，這些激進行動發展的結果卻對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議會工友聯合會由於上一年提出的調整待遇要求沒有結
果而揚言罷工。市議會警告說，工會會員如果罷工，它將發出停工通告，同時雇用
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務。雙方談判終告破裂。8月17日罷工開始。

    不過，三天後，工會請我當他們的法律顧問。工會的會員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
，他們多數在市區從事清潔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會規模很大，有數千名會員。工
會領袖是一個印度人，名叫蘇比亞。他斜視眼，精明能幹，沒有受過教育。罷工期
間，發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們訴諸暴力行動。我在答複時表示我為能當他們的
法律顧問感到榮幸，但是我提出條件，要他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罷工。他們同意，
結果幾次談判都富有建設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藹提呈報告說：“曾經一度發生若幹令人不安的粗
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們熟悉的，但是幾天之後突然停止。這是否應該歸功於李
光耀，尚難確定，但事實可能如此。”雙方於9月7日達成協議。柏立基指出：“
跟一般預料的情形相反……罷工並未半途而廢，工會也爭取到資方相當大的讓步…
…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市議會有其本身的弱點……第二個是，人民行動黨
秘書長李光耀以工會法律顧問的身份，出麵調停。事實上，他的調停對雙方都有好
處。他個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決而大為提高。”

    我所采取的憲製對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事，跟共產黨人采取的方
法大不相同，結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沒有共產黨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以外行動
，並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會那麽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擇不大會令人反感，
因此英國人也就接受了。同樣道理，如果馬來半島不曾發生恐怖主義事件，使得英
國人可能蒙受向共產黨人投降的恥辱，東姑拉赫曼也就絕不可能單靠在鄉間向人數
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演說而爭取到馬來亞的獨立。共產黨所采用的方法，是無法被接
受的。這麽一來，民族主義者訴諸逐漸侵蝕殖民地政府功能的憲製手段，就變成有
效，而且能為殖民主義者接受。在戰前的印度，由於沒有共產黨的威脅，消極的憲
製抵抗手段，要經過好幾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會繼續醞釀罷工勢力日益壯大的時候，馬紹爾卻從一個政治危機搭上另
一個政治危機。他頗得製造政治危機的訣竅。就在工潮和騷亂不斷發生期間，他卻
為了要求多設四個副部長的職位，同總督柏立基爵士發生衝突。當總督隻答應多設
兩個時，他決定讓爭執公開化。他聲稱總督沒有權力漠視首席部長的意見，而且揚
言如果總督在采取任何步驟之前拒絕跟他磋商，他就辭職。他要求英國給予新加坡
完全自治的地位。緊急法令已於7月21日期滿，總督將有效期延長三個月，不過
延長令必須在立法議院下屆會議上正式通過才生效。馬紹爾的交換條件是，英國“
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新加坡實行自治。

    在立法議院那次會議上，各政黨那種無聊透頂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可說是它們
的典型。馬紹爾提出有關動議時解釋說，這是關係到憲製的原則問題。他把總督和
殖民主義大罵一通後，轉向我說，丹戎巴葛區議員“過去老是高聲叫嚷，搞得我不
勝其煩”，但他“在公眾人士眼中，卻是反對黨領袖”。於是他要求我對他的動議
表示附議。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形中否定了古德在僅僅兩個月前，也就是4月26
日對人民行動黨的指責。當時古德指人民行動黨充當共產黨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
願做他們的爪牙。當然，附議馬紹爾的動議是我的榮幸，我不能拒絕。我說：“我
覺得很難想象有誰不讚成這項動議。本地人民決心擺脫殖民地公務員的管轄，他們
是一個歐洲強國的代理人，為8000英裏以外的歐洲人的利益服務。但是，我認為
解決之道在於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變成獅子

    議院於7月22日休會。三天後複會時，進步黨議員林坤德試圖跑得比我和馬
紹爾更快。他建議：“讓我們……要求權力完全移交，好讓我們，也隻有我們，為
本身的事務和命運負起責任，英國政府無須再對我們負責。”接著他提出一項修正
案，把馬紹爾動議中的“自治”一詞改為“獨立”。換句話說，他要求讓新加坡立
刻“獨立”。這樣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進步黨一向是主張以溫和的態度逐步走
向獨立的，如今他卻突然耍起花招來，使進步黨看來比勞工陣線和人民行動黨還要
激進。我說：“今天我們真有眼福，看到老鼠變成獅子這麽奇特的一幕…我簡直不
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這裏說，我們沒有資格，也不適合告訴女王陛下的政府，
她的代表應該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長的意見，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終於被否決，要求立刻實行自治的原有動議獲得通過。時機恰到好處，
殖民部大臣波藹一星期後就要來到，正好可以對他施壓。然而進步黨采取這個步驟
，卻毀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個穩健可靠的政黨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結合得
緊密的右翼政治勢力或是走中間路線的政治勢力。由於勞工陣線接連發生危機，內
部大亂，新加坡人民隻得在共產黨人和人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之間作出選擇了。

    波藹抵達新加坡，會見馬紹爾，然後續程到馬來亞。8月3日，立法議院議長
向議院宣讀總督的一封信，聲稱殖民部大臣已經同首席部長討論過新加坡的問題，
8月15日他從馬來亞回到新加坡之後還會跟首席部長繼續商談。馬紹爾被波靄撫慰
後，看起來和說起話來都表現出同情的態度。他說：“也許我們應該暫時把這件事
擱在一邊，繼續進行一般的討論。”我不同意，而且指出從總督的信看來，他的立
場自上次會談以來，並沒有發生實質的改變，“除了那一天，我們的首席部長變得
更加凶猛以外”。我接著提出動議，阻止馬紹爾感謝總督的提案在議院通過。我得
到議院的支持，馬紹爾氣得臉色發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議長卻宣讀了總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議院閉會和
解散的問題以外，其餘一切他將依照首席部長的意見行事。這封信也說，英國政府
歡迎新加坡派出一個代表團，在適當的時候到倫敦商談憲製問題。馬紹爾宣稱，“
這的確是新加坡的一個大喜日子，我們爭取自由的第一階段鬥爭就此結束。這標誌
著一個新時代——一個令人振奮的勝利從此開始”。馬紹爾一時興奮起來，他再度
提出動議，由議長“……請求總督代表大家，感謝殖民部大臣對我們的願望表示同
情”。我可不來這一套，我揚言退席。我需要時間研究這個感謝動議的含義。馬紹
爾暴跳起來。不過，我的反對動議遭否決。

    跟馬紹爾過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頭卻有更嚴肅的事情急須處理。中華語言
、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舊是個嚴重問題。在這之前華文中學的騷亂暫告平息，各
政黨委員會則“籲請”政府不要開除學生，也不要有關學校提出不應關閉的理由。
這個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解決了一個嚴重的麵子問題。政府無意中發現
了一個好辦法，通過私下協商，使雙方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不至於在眾目睽
睽之下把問題搞僵。如果公開商討的話，任何解決方案中隻要有缺點，華文報就會
加以報道，以致成為爭論、討價還價的課題和宣傳的得分點。

    各政黨委員會的建議，頗有成效，對華文教育有好處，對多元種族社會的和諧
也有好處。局勢似乎逐步好轉，卻潛伏著危機，因為共產黨人勢將麵對進一步的壓
力，從而迫使他們采取行動。新加坡大約90％的華族成人，如果受過教育的話，
都是華文教育。可是，自從1948年緊急法令頒布以來，華族兒童進入英校人數卻
劇增。1950年華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數卻反過來，英校生比
華校生多了5000名。馬來亞共產黨不知道確實的數字，但是他們看出這種趨勢，
覺得非加以製止不可，以免招兵買馬的源頭斷絕了。這麽一來，保存華文教育的鬥
爭，對共產黨人來說，關係比過去更加重大。

    問題變得更棘手

    由於許多家長也熱愛中華文化，對華校引進英文科目並不熱心，這使政府和人
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麵對的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如果他們要政府負擔所有華校的
行政費用，學校本身就必須在課程和紀律方麵遵守政府的條例。

    我認定不管是否切實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說得過去的政策，就是實行三語製度
，以馬來語，即馬來亞未來的國語，作為共同語，並以英語作為國際貿易和科學方
麵所用的語言，同時規定華語是華人的母語，泰米爾語、印地語或旁遮普語則是印
度人的母語。各政黨委員會主席由教育部長周瑞麟擔任，其他七名委員中包括一名
馬來人，即地方政府部長哈密·裕末。在往後九個月裏，我跟他們兩人一起工作，
他們頗能接受我的意見。我們一起草擬了包含我的意見的報告書。報告書也建議重
新編寫華校所有教科書。以前華校采用的教科書，都是戰前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所
采用的。

    這期間，林清祥和方水雙並非無所事事。他們繼續采取典型的統一戰線策略，
我不久便對這種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獲選為一個華人教育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委員會代表16個工會和新加坡華校學生家長聯誼會。然而這隻不過是個開端
。他手頭有一份人數更多的名單，凡是他能號召的人物和組織都列在上麵。

    然而這隻不過是八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的一麵而已。林清祥也要把華人許多傳
統的宗鄉會館吸收過去。由於這些會館都附屬於中華總商會，他便設法爭取中華總
商會會長陳六使的支持。陳六使沒有受過教育，是個家財萬貫的樹膠商人。他大力
維護華族語文和教育，而且獨自捐獻的錢最多，在新加坡創辦了一所大學，讓整個
東南亞的華校生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國，隻要共產黨人不損害他的
利益，他願意同他們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
華總商會和它的附屬宗鄉會館，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員會”聯合舉行大會。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葉平玉是個受英文教育的買辦式人物，在華僑銀行任職。他
可不讓林清祥占盡便宜，所以設法把大會壓縮成一個隻由六個教育團體代表參加的
會議。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要討論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備忘錄，要求政府平等對待華
校和英校。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規定開會那天不進行辯論，也不提出新議案，而是
直接對有關建議進行表決。然而盡管事先小心安排，預防會議被操縱，主席卻不敢
對親共分子堅決執行會議條規，因此林清祥還是有辦法打破條規，違反主席的意願
。他提出了一份備忘錄，不僅要求華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撥款興
建華校，實行六年小學免費教育，承認學生有權成立自治會(也就是每一所中學都
設立激進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的分會)。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學校教科書，以
反映馬來亞的背景——這是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於討好馬來亞的馬來人，因為
馬來人占了馬來亞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反對英國的殖民
主義者的鬥爭恐怕無法取勝。此外，他要求讓華人自己修改教科書，政府不要插手
。

    當主席力不從心地設法執行會議的條規時，方水雙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聯
合會發言，主席拒絕。方水雙隨即直接對聽眾講話。當時會場裏擠著一些林清祥的
支持者，他們發出讚同的喧騰歡呼聲，表示彼此團結一致，同時借此嚇唬主席。主
席不得不就範。於是，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控製了整個會場。

    在這樣的氣氛中，禮堂擠滿了宗鄉會館的代表和親共工會的活躍分子，維護華
族語言文化的沙文主義者占了上風。中正中學校長莊竹林(他後來出任南洋大學校
長)反對修改中華曆史和地理教科書，他的反對意見受到熱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
棄了主張把教科書改為具有馬來亞背景的建議。除此以外，其他對共產黨有利的提
案全都通過。林清祥獲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說華語或方言的團體的傳
統領袖的支持。

    各政黨委員會在報告書中，把中華總商會的備忘錄放在附錄的最前麵，卻隻字
不提它的建議。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議院針對這份報告書發言時，沒有人提
出異議。這份報告書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黨代表都在上麵簽了字。
周瑞麟答應稍後在教育白皮書提交議院討論時，才針對這個課題展開全麵的辯論。
全麵辯論於1956年4月5日展開，周瑞麟發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講。他事先跟我討
論過講稿的內容，還把草稿給我看，我建議的幾個要點也加了進去。他說：“推行
雙語和三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為我們迫切需要在我們的學生當中，培養一種以
新加坡為中心的意識和共同效忠馬來亞的精神。”

    有關建議的內容其實很簡單。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
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泰米爾語或其他幾種印度語文。華校生在小學裏必須學英語
或馬來語，到了中學，兩種語文都要學。馬來學校的學生在小學也得學英語，上了
中學，如果學生喜歡的話，可以學第三種語文。這項建議完全符合人民行動黨中非
共分子的要求。

    在語文和教育的爭鬥背麵，是共產黨人也是非共分子爭取政治上的發言權和政
治權力的另一場鬥爭。華族商人、宗鄉會館的領導人和中華總商會的巨頭都希望立
法議院裏能有他們的民選代表，能夠用流利的華語，而不是用不通順的英語替華人
講話，希望借此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和財富。他們過去曾經向林德委員會提呈一份備
忘錄，建議立法議院采用多種語言，結果被拒絕。我們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動
黨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過他們的建議。如今，中華總商會又一次提議把華語列為
官方語言之—。

    然而在一個多元種族、多種語言的社會裏，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如何
組織能夠發揮功能的立法議院和政府，又不至於淪為混亂吵雜的空想計劃。世界上
，每一個存在已久的社區都有一種主要的語言，凡是移居這個社區的人都得學習這
種語言；如果是到美國或加拿大，就得學英語，到魁北克則須學法語。1819年萊
佛士開拓新加坡的時候，在第一份市區規劃圖裏，就劃分了幾個地區，讓不同的種
族分隔而居，就連華族不同方言群也分開居住。接著英國統治者引進大批華人、印
度人和馬來人，讓他們在不同的地區裏使用各自的語言而不加幹涉。

    如今這個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卻給馬紹爾帶來麻煩。不出所料，在民眾的壓力
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議院提出這麽一項議案：“本議院認為，為方便
口頭辯論起見，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應當成為議院的通用語言；議院成
立一個遴選委員會檢討各政黨委員會報告書，並提出必要的建議。”馬紹爾曉得他
這麽做可能被指為不切實際。他說有一次一個馬來亞人告訴他：“如果實行多種語
言製度，你將把我們奉送給華人。他們會把我們淹沒。”他回答說：“不過，先生
，我們必須接受多數人統治的原則。華人占我們人口的76％。我們不要回避這個
問題。”這是馬紹爾的典型作風。他一半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半(也許超過一半)是
個機會主義者，急於證明他自己比華人更具有華人色彩，從而使華人把他當作他們
的鬥士，至少讓他再做一任。

    當時，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極為不利的一點，是無法理解華語和方
言，更不用說掌握了。我講述了自己的經曆：“我小時候進入英校念書，準備將來
到一所英文大學深造，以便成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長大了，最後大學也畢業了
，我終於發覺整套價值觀基本上是錯誤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這樣的感受
。”接著我引述尼赫魯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他由於母語說得不像英語那樣好而哭泣
。“我可不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頭發，不亂撕紙張，
也不扯掉自己的襯衫，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在這方麵的感受不那麽深。我的兒子不準
備進英校，他將不會成為一個典型的英國紳士。當然我希望他學懂英語，足以跟父
親談談天氣以外的事。”

    這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我想，這番話對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是中聽的。

    馬來亞共產黨很擔心政府對華校執行紀律。他們擔心政府的行動會使學生今後
不再“被政治集團利用，以不合憲製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過報紙
、雜誌、文學作品和電影，英文將在學生眼前展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將以
雙筒望遠鏡觀察這個世界，而不是單靠一隻眼，以華人的望遠鏡看世界。我必須采
取一個立場，使共產黨人不能責罵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
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裏。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為學
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麽，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複對我的尊敬和
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歲半的龍送到南洋幼稚園，這所幼稚園是用華語教學的。
一天，我和各政黨委員會的委員到學校參觀，他以為我到學校去找他，便拿起書包
準備跟我一同回家去。他這個舉動逗得在場每一個人都笑起來。過後華文報刊登了
一張龍在幼稚園上課情形的照片，使華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華文教育。我深信，我
也認定三個孩子應當接受祖先語言文化的教育，這無形中給了我一種憑證，使共產
黨人無從指責我。我那兩個較小的孩子瑋玲和顯揚也跟著龍，先進南洋幼稚園，然
後升人南洋小學。後來，龍和揚都考進公教中學，玲則繼續升上南洋女中。他們三
人完全受華文教育，但因為在家裏用英語跟母親交談，所以他們講起英語來，跟講
華語一樣流利。他們從6歲起就補習馬來文，因此也掌握了馬來語。

    當時我並不曉得我和芝是多麽幸運的父母。後來，我才發覺一個人要能有效地
運用兩種語文，他的智商至少要達到l10(三語的話則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語和
華語兩種語文，要比精通英語和另一種歐洲語言困難得多。學習兩種語文帶來的難
題，在往後40年裏一直糾纏著我們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滿意的
解決辦法，也許永遠也找不到。

                        第17章 憲製會談始末

    馬紹爾看過我在離開新加坡之前發表的談話，以為我在暗中破壞。當時他已在
倫敦，在向200名馬來亞學生發表演說時，對我發動了猛烈的攻擊，而且向學生們
發出警告說，我正在把共產黨人引進人民行動黨，並為共產黨在1959年奪取政權
鋪路。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征兆。但是，我並不是唯一和他鬧別扭的人。

    馬來亞聯邦的巫統領袖東姑的個性跟馬紹爾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絕對可靠
。他不會自作聰明，也不會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講。他是一個很純樸坦率的人，對人
的評斷一針見血。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懂得運用權力。他父親是吉打蘇丹。在父親
王權庇蔭下，他學會如何使人們遵從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為一個王子，他也得
到聯邦九州統治者的絕對支持。這些統治者一致反對1946年英國政府所提的關於
成立馬來亞聯邦的建議。最重要的是，東姑是個名副其實的親英和反共分子。他年
輕時在英國度過九年的學生歲月，其中三年在劍橋大學攻讀法科，另外六年設法—
—但從來不很用功——使律師考試能順利過關。他的法科學位簡直是劍橋給的。他
很講究飲食，善於交際，經常向我談起當年在英國的美妙時光。這對英國人來說是
個轉折點。英國人發現，他是位能夠獲得馬來人的堅決擁護和得到許多華人與印度
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領袖。

    1955年7月，馬來亞聯邦舉行大選，東姑拉赫曼領導的巫統同馬華公會和馬來
亞印度國大黨組成的聯盟，獲得全麵勝利。接著，東姑和一些同僚便成為英國最高
專員轄下行政議會的議員。這時候，馬來亞跟新加坡一樣，獲得有限度的自治。但
是，他們跟我們不同點是，他們正同馬共遊擊隊作戰，隻有依靠英國、澳大利亞和
新西蘭軍隊的協助，才能夠平定叛亂。此外，英國要求在馬來亞獲得獨立之前，必
須結束緊急狀態。

    東姑上任幾個月，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後，便說服巫統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案，
保證馬來亞最遲得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這加強了東姑對付馬共的實力。他向
馬共提出大赦建議：如果馬共放棄武裝鬥爭，他準備寬赦他們。這項建議促成東姑
和馬共領袖陳平於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國邊境的小鎮華玲舉行會
談。會談隻有一天，東姑拒絕陳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認馬來亞共產黨。陳平堅持
說在東姑的條件下實行大赦，等於要馬共投降和蒙受恥辱。因此，他說：“我們將
繼續鬥爭到底。”東姑則表示他決不讓步。

    “結盟”與“合並”

    1956年1月，東姑乘搭意大利郵船“亞洲號”從新加坡啟程前往英國倫敦出席
憲製會談。途中，他告訴記者，馬紹爾認為新加坡如果同馬來亞結成聯盟，就應當
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馬紹爾的看法，假使新加坡獲得平等的地位，“馬來亞
本士的馬來人將會感到驚慌。英國人之所以把兩個地區分開，主要就是為了保護聯
邦馬來人的利益”。不過，他同人民行動黨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聯邦的領導人
應該舉行會談，討論兩地未來結盟的問題。《新加坡虎報》刊登這則新聞時，拉惹
勒南在新聞導語中把“未來結盟”理解為“未來合並”。拉惹勒南確實大錯特錯了
。東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兩個領土的聯合，而是安排兩個不同實體的聯
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為馬來亞的一個州，因為這會打亂馬來亞的種族均衡。他也
不想新加坡成為獨立邦，而得以同馬來亞平起平坐。他要英國照舊支配，讓新加坡
自治並同這樣的新加坡政府結盟。

    英國殖民部大臣波靄於1955年8月訪問吉隆坡，以便對當時的局勢和東姑本
人作個評估。他發覺東姑是個可以信賴的人，所以答應把馬來亞的獨立日期定在
1957年8月31日。此外，從1956年2月會談結束後開始，東姑便從英國官員手中
接管行政議會的所有職位，馬來亞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自治邦。

    聯邦的政治進展改變了新加坡的前景。在這之前，馬來亞必須在新加坡成為它
的一部分之後，才有機會獲得獨立。可是現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英
國人的計劃是，準許馬來亞獨立，由馬來人進行統治。新加坡則無限期保留為殖民
地，因為新加坡對英國和舊共和聯邦澳大利亞、新西蘭，具有戰略上的價值。這樣
一來，新加坡充其量隻能成為一個自治地區，徒有獨立的外表，卻沒有真正的主權
。防務、內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後決定權還是操在英國人手裏。

    可是，馬紹爾對實際的情況認識有限，他抱著樂觀的態度，相信自己能夠從波
靄那裏獲得跟東姑一樣好的東西。4月4日，他在立法議院提出一項決議案，列出
他希望在下次憲製會談中能夠向英國政府爭取到的條件。這項決議案的執行部分是
：“本議院訓示各政黨代表團……設法給新加坡爭取到在共和聯邦中獨立的地位，
同時建議聯合王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簽訂一項協定。在協定下，聯合王國政府將控
製新加坡的對外防務，同時對貿易和商業以外的外交關係予以指導。”

    在馬紹爾提出上述決議案之前，我私下跟他進行過多次辯論。我說，隻要英國
在防務方麵有權告訴新加坡應該怎樣做，不論做出怎樣的安排，都不算獨立。然而
他還是不肯偏離他的目標——爭取表麵的獨立，轟動一時的獨立。在支持他的動議
時，我說，草擬的決議案“等於委婉地說我們了解英國不會給予我們完全的獨立，
因為如果那麽做，將會攪亂整個世界防務戰略中的國際安排和國際基地”。

    因此，在倫敦會議召開前，我要盡量做到確保未來的憲製不會把大門打開，讓
共產黨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給我們足夠的空間，讓一個非共政府養精蓄銳，不做
英國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護者。馬紹爾始終不明白我們需要這種微妙的平衡
：既要掌握充分的權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產黨萬一占上風時，有英
國人作後盾。林清祥也絕不會明白，如果新加坡獲得近乎獨立的地位，卻掌握不到
主權，那便意味著主權仍然操在英國政府手裏。他所要的，或者說他奉命爭取的，
隻是一種能夠讓共產黨成長和壯大的憲製。

    東姑談了有關馬來亞和新加坡“未來結盟”的問題之後，不知不覺過了三個月
。我和林清祥搭乘亞爾古客機動身前往英國參加憲製會談。代表團由馬紹爾所領導
的各政黨13人組成。出發前夕，我發表一份人民行動黨的正式聲明，解釋為什麽
我們的政策已經有所修訂：“我們甚至希望在實現自治之前，就同馬來亞合並……
不幸的是，聯邦首席部長不同意我們的建議……現在我們隻好獨自在政治上為新加
坡尋求最大的進展，但我們還是會爭取同聯邦合並。”

    馬紹爾看過我在離開新加坡之前發表的談話，以為我在暗中破壞。當時他已在
倫敦，在向2O0名馬來亞學生發表演說時，對我發動了猛烈的攻擊，而且向學生們
發出警告說，我正在把共產黨人引進人民行動黨，並為共產黨在1959年奪取政權
鋪路。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征兆。但是，我並不是唯一和他鬧別扭的人。在倫敦會談
全體會議開幕時，英國殖民部大臣波靄首先發難。他以冷靜、堅決的語氣發表演講
，表明英國的立場。認為馬紹爾已經偏離新加坡隻爭取內部自治的立場。“可是現
在他卻尋求主權完整的獨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征詢，也沒同意從這個新
起點展開討論。”

    馬紹爾離開新加坡之前，曾經公開表示如果他此行爭取不到獨立，他會辭職。
因此他不但不順應時勢，靜觀其變，反而決定勇往直前。決定再度要求英國給予新
加坡完全的獨立。然而雙方對這次會談都感到很厭倦，盡管其間有過多次冗長的會
議和私下的商談，卻顯然不會有結果。馬紹爾正在追尋——個海市蜃樓。這次會談
以慘敗告終，但並非一無所獲，至少它把馬紹爾的政治狂熱從新加坡政壇一掃而光
。到了這個地步，馬紹爾非辭職不可了。我猜想林有福會出任勞工陣線政府下一任
首席部長，我們將步入一個新階段。

    1957年2月7日，馬紹爾辭職後，接任首席部長的林有福召集各政黨代表開會
。目的在於擬訂新憲製的大綱。一個月後，他把一份關於其他項目的報告提交議院
。他的提案內容符合實際，也恰到好處：我們“將向女王陛下的政府爭取自治邦的
地位，對內政擁有一切相關的權利、權力和特權；對外事務方麵則管理貿易、商業
和文化交流”。這並不是獨立，新加坡的主權仍然操在英國人手裏。沒有人企圖掩
飾這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正如我後來所指出的，這意味著“英國人有權任意廢除憲
製，他們在新加坡擁有足夠的軍力，能夠使任何廢除憲製的措施成為實際可行的事
”。議院的辯論進行得十分順利。

    我們動身前往倫敦時，並未大吹大擂。第二次憲製會談離第一次會談不到11
個月，但氣氛完全不同。各政黨之間的歧見，在會談之前已經消除，所有提案原則
上得到各政黨的同意。東姑告訴林有福，他願意讓新加坡的一位代表參加由三方麵
組成的內部安全委員會。

    其次，林有福根據馬紹爾率領13人代表團的經驗，把代表團人數減為五名，
計勞工陣線兩名，巫統和自由社會黨各一名，我則代表人民行動黨。會談對每個問
題進行具體和詳細的討論。根據擬議中的憲製，立法議院由51個民選議員組成，
總理和部長從議員當中選出。除了外交和防務以外，議院對其他事務都有管轄權。
遇到有關事件涉及內部安全和防務兩方麵時，內部安全委員會有權做最後決定。內
部安全委員會包括三名英國委員，三名新加坡委員和馬來亞聯邦的一名代表，主席
由英國委員擔任。三名新加坡委員當中，一名為總理。新加坡將擁有一名自治邦首
長，首長將不是英國總督，而是元首。

    值得爭議的問題

    林有福把起草憲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師沃爾特·雷伯恩負責。但是，我卻非把
有關文件一一讀過不可，以確保人民行動黨一旦組織政府，工作上不會受到太多的
限製。值得爭議的問題隻有一個。在第15次全體會議上，波靄說女王的政府不能
讓共產黨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團不希望發生這種情形。因此，他提出
一項無商議餘地的條款，禁止所有曾經參加或被控參加顛覆活動的人，在根據新憲
製舉行的第一次大選中成為候選人。我當場反對，認為“這個條件令人不安，因為
它違背民主實踐的原則，而且不能保證掌權的政府不會利用這個規定，不僅防止共
產分子，也防止反對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參加競選”。

    我講這番話是為了存檔。事實上，林有福早於1956年13月在倫敦會見波靄後
，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這件事，而波靄也已邀請我到伊頓廣場他的私邸單獨喝茶
，討論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後，他問我，如果我在監牢裏的同誌如林清祥
等，在下一次大選時參加競選，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說，他一定會獲勝，而參
加武吉知馬選區競選的對手一定會失去按櫃金。波靄露出驚訝的神情，說道：“在
我們這個國家裏，一個人一旦在18D條例(英國的戰時條例，相當於我們的緊急條
例)下被捕，就不會受到選民的信賴。英國親納粹的法西斯黨領袖奧斯瓦德·莫斯
利，曾經擔任國會議員。他在被捕和被監禁之後，就不曾贏得國會議席。”我以嚴
肅的眼光看著他，說道：“在你們的國家裏，這樣的人被看成通敵的賣國賊。在新
加坡，當你被一個有英國總督和英國政務部長在內的政府監禁起來時，你便成為英
雄和人民的鬥士，名望馬上提高。”他問我：“如果我實施這項條款，不準他們參
加第一次大選，以便在內部完全自治的憲製下誕生的第一屆民選政府在開始運作時
有個更良好的記錄，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說：“我將會譴責這種做法，你必須承
擔後果。”他說：“我的肩膀夠寬闊，能挑重擔。”不論在體型上和比喻上，的確
如此。但是當我告訴他我會提出抗議時，我也強調這次會談的結局未必就是這樣。

    經過五個星期的商討，會談取得成功，在肅穆的氣氛中結束。

    1958年5月我飛抵倫敦，準備出席13日起展開的第三回合憲製會談。抵達時
正好趕上下午三點半在下議院同波靄會麵，然後乘坐他的汽車，於四點出席會談。
我們互相交換意見，我把個人對新加坡未來發展的評估告訴他。他問我林有福在下
屆大選中機會如何，我說林有福的機會逐月下降，他那夥人的實力異常薄弱，他手
下的副部長在誠實和正直方麵信譽很差，以致共產黨對他和周瑞麟所進行的攻擊，
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靄明確表示，人民行動黨在下屆大選中預料會獲勝。我特
別提到內部安全委員會和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有如一張安全網，確保新加坡不會
被共產黨接管。在委員會中，由於馬來亞代表掌握決定性的一票，它所發出的任何
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驗的；它不會直接損害到一個民選的新加坡政府。

    現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決細則問題罷了。這項工作雖是嚴肅的，卻也是無
須聲張的。這期間，新加坡和英國雙方都私下承認行動黨在下屆大選中多半會取勝
，難怪我所說的話比首席部長顯得更有分量。

    從倫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決定在羅馬停留四天，再回來恢複日常的工作。我
用一大半的時間在舊城遊覽，參觀了古羅馬會議廣場遺址和維克多·埃曼努埃爾紀
念碑等名勝。紀念碑有一幅銅鑄浮雕，顯示當年羅馬霸權如何把版圖擴展到歐洲和
地中海。我一時想起曆史上所有帝國，有盛也有衰；英帝國難免跟羅馬帝國一樣，
會有沒落的一天。

    不過後來所見的一個場麵，很有參考價值，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
我信步走到聖彼得大教堂的時候，不禁感覺一陣驚喜。教皇坐在轎子上，由幾名瑞
士守衛抬著剛好出現。電視正在拍攝這個過程。就在瑞士守衛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
央時，環繞在他周圍的人群不禁齊聲歡呼，並高喊“教皇萬歲”。站在轎子四周的
修女興奮莫名。由於參加過共產黨召開的群眾大會，我本能地抬頭張望帶頭喝彩的
人在哪裏。我發現他們就在我上麵，是一批唱詩班男童坐在柱子上邊的圓形平台上
。這使我領悟到，羅馬天主教會原來早在共產黨之前幾百年便采用這種動員群眾的
方法。羅馬天主教會很早便建立完善的製度，難怪經過將近兩千年的歲月，它仍然
經久不衰。我記得讀過有關天主教製度的文章。原來教皇是由大約100名紅衣主教
推舉出來，而紅衣主教則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從羅馬回來後不久，便建議行動
黨模仿教皇的推舉製度，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我們擬出有關細則期間，教皇庇
護十二世於10月9日逝世，紅衣主教集合在聖彼得大教堂，選舉新教皇。三個星
期內，教皇約翰十三世當選的消息便宣布了。我們注意到這個製度的功效，於是在
11月23日召開的黨的特別大會上，便對黨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後的黨章規定黨員分為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兩種。普通黨員是通過黨總部
或黨支部直接入黨的；幹部黨員則須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遴選，經批準後加入，他們
的人數共有幾百名。隻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挑選出來的幹部，有權推舉候選人進人中
央執行委員會，正如教皇委任的紅衣主教，有權推選另外一位教皇一樣。這就杜絕
了外人進來的門路；也由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控製黨的核心，今後外人不可能奪取黨
的領導權。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選

    在紅燈碼頭一個午餐時間的群眾大會上，我解釋了為什麽我們上台後會保留維
持公眾治安法令，並旦強調說現在的真正鬥爭是人民行動黨對馬共的鬥爭。我追述
了馬紹爾如何動搖，到處碰壁，每次麵臨由共產覺領導的示威都退卻；也追述了林
有福不得不訴諸警棍和開槍。最後還要英國人出動直升飛機以恢複秩序。我勇敢地
說：“人民行動黨不會犯這兩種錯誤……”

    1959年接連三個月，我在調查委員會和主持競選工作之間兩頭奔忙，忙得不可
開交。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選定51名候選人。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說華語或
方言的新加坡人現在有了政治權利，選民人數大幅度增加，我們必須代表70萬選
民。

    我們決定派出34個華人、10個馬來人、6個印度人和一個歐亞裔。馬來族和
印族候選人所占的比例高於人口比例，但我們認為這是好事，能提高少數民族的士
氣。當選的29個華人當中，6個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個是完全受華文教育的
，7個是掌握華英雙語，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

    人民行動黨按照原定計劃，角逐所有51個議席。在33天的競選期間，我們舉
行了6個群眾大會和60到100個街頭集會。競選開始時，卜基①接受人們下注，
賭看我們會贏多少席，這是個好跡象。反對黨知道了，由於缺乏信心，沒進行劇烈
的競爭，前後的表現也不一致。另一方麵，人民行動黨的工作人員和候選人精力充
沛。候選人年齡多數還不到30歲，他們的演說在年輕選民當中引起了熱烈的反應
。我們打破傳統，派出了三名華族理發師，雖然在中國封建帝製時代，剃頭匠和藝
人、屠夫一樣，連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也沒有。我們代表了鏟除這種封建意識的新
秩序。

    在這個忙忙碌碌有時也興高采烈的競選過程中，我感受得到，對“非共的”人
民行動黨可能在新加坡贏得大選，東姑和他在吉隆坡的夥伴並非抱著友善的態度。
哈密裕末在芽籠士乃舉行的一個巫統群眾大會上說，馬來亞是反共，人民行動黨是
非共；馬來人從來不喜歡騎牆派，因此跟馬來亞合並是白日做夢。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說法是狂熱的，他卻極力要我公開反共。這不像是他本人的
態度，於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態度強硬起來。東姑支持哪一邊清楚得很。

    3月22日星期日，吳慶瑞發表“經濟政策”演講，那是《今後的任務》這個係
列的一部分。他解釋新馬兩地必須合作。他說：“作為建立共同市場的交換條件，
我們可以讓聯邦聯合管理我們的港口，我們的港口平時處理那麽多的聯邦對外貿易
。”但是，聯邦的工商部長陳修信聲稱“人民行動黨不知道自己在於什麽，共同市
場的主張是實行不了的。人民行動黨應該認識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場是不能並存的
，二者必居其一”。

    當時我以為他隻是設法幫助競選的另一方。後來我才覺察，他的這些看法是堅
定不移的。當時吉隆坡的態度一般說來是敵視我們。東姑頒賜林有福“敦”的頭銜
，那是馬來亞的最高榮銜。東姑說，雖然他自己不會參加競選活動，但他讚成建立
反對人民行動黨的陣線，並警告巫統內的親人民行動黨黨員，如果他們以獨立候選
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巫統將把他們開除出黨。

    美國政府也不喜歡人民行動黨。《海峽時報》報道說，美國商業部出版的《國
外貿易周刊》預見新加坡可能左轉，放棄私人企業傳統，“這個可能性使人無法估
計這個城市的經濟前景和貿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聯邦形成對
照的是，盡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來投資，新加坡的投資環境繼續惡化”。《海峽
時報》選用了合眾社從華盛頓發出的這則報道。這家英文報也惡毒地反對人民行動
黨，跟友善的華文報和馬來文報不一樣。

    我們會以牙還牙

    《海峽時報》的敵視引發了一場鬥爭。4月15日我打響了第一炮。我警告說
：“誰想傷害我們，我們會以牙還牙。”

    我們舉行下一次群眾大會的時候，拉惹緊接著抨擊《新加坡虎報》。他說，他
們大談言論自由，卻把自己不同意的觀點壓下來。拉惹大有條件說話。1950年到
1954年他擔任過該報副總編輯，報社要他改變方針，否則就離開；他離開了。該報
轉而反對人民行動黨。一個星期後拉惹把矛頭轉向《海峽時報》。他離開《新加坡
虎報》之後到《海峽時報》工作，知道該報是由誰控製的。他說出了控製該報的四
個人的姓名，他們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務的澳大利亞人A．C．西蒙斯。西
蒙斯了解報業，他知道當拉惹和我說一旦組織政府就會跟他們較量時，我們不是鬧
著玩兒的；由於害怕人民行動黨勝利，他們已經在進行準備，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員
轉移到吉隆坡，此外，我當時也毫不懷疑，他們決心以聯邦首都為基地跟我們鬥，
也知道我們決心跟他們周旋。

    我寫信告訴他們：“如果本地人的報紙批評我們，不管批評得對不對，我們知
道這是真心誠意的批評，因為如果他們宣揚的政策或事業是愚蠢的，他們必須留下
來麵對後果。主持《海峽時報》的漂泊不定的人卻不一樣。他們必須逃到聯邦，在
聯邦的安全環境裏勇敢地聲稱自己會為新加坡的自由獻出生命。”《海峽時報》總
編輯萊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說說“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這家報紙的方針和內
容是由我負責的，我準備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哪怕他
們利用維持公眾治安法令對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選舉結束前，他動
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認這份報紙的主權屬於他的英國主子，報紙的方
針是受他們左右的；我們卻知道。我們決心鏟除英國人對我們報紙的控製，而且決
心鏟除任何其他外國對我們報紙的控製。

    小心翼翼地挑選候選人

    我們人民行動黨裏的非共派充分控製了競選過程，對此我感到十分滿意。我們
定下日程，選定主題，發表重要的演說。左翼的工會領袖並未組織群眾參加我們的
群眾大會。雖然行動黨支部有親共分子在活動，一些親共分子可能成為候選人，王
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從獲得提名的受華文教育的黨員當中挑選，把風險減到最低程
度。

    我的華語進步了，雖然還不能口若懸河，但也足以在競選大會上不用講稿發表
自己的看法，也許隻是重複自己用英語和馬來語說過的話。雖然說得不那麽好，說
華語或方言的群眾卻為我努力學習他們的語言，說起話來信心越來越強而尊敬我。
杜進才的情形也一樣。他長得矮小，身高僅有1．5米左右，在講台上可活躍萬分
。他華語說得比我差，卻勇氣十足。群眾為我們努力跟他們交流感到高興，為我們
喝彩。

    然而從爭取選票的角度看，我們的未來部長們表現卻參差不齊。拉惹學得很快
，用英語演講有說服力，把社論語言的風格化為強有力的街頭語言。他也會說巴刹
馬來語，高聲有力地傳達了自己的論點，身勢語言表達能力很強。吳慶瑞卻糟透了
。他頭腦第一流，也精心寫講稿，但是聲音單調不變，又含糊不清，隻照著稿子念
；即使他並不沉悶，但是看上去他總是很沉悶，而且隻會說英語。但是在一個多元
種族的社會裏，我們避不開一個問題：雖然一些候選人生來就能在大庭廣眾發表演
說，卻誰也無法在競選大會上同時打動所有聽眾，使他們一起哭笑、憤怒和歎息。
無論他使用什麽語言，而且能說會道，任何時候也隻有部分聽眾能了解他，所以他
必須通過手勢、臉部表情和語調跟其他聽眾溝通。

    巴刹馬來語最簡單，聽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們這方麵的最佳演說者是耶穀。
耶穀是馬來人，演說媚媚動聽，扣人心弦，連非馬來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
眾。為了譴責反對黨誇誇其談，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馬來諺語。丁加奴州是
海龜之鄉，也是他的故鄉。他說：“母雞生下一個蛋，全村都聽到它咯咯叫；海龜
生下幾百個蛋，什麽聲音也聽不到。”——換句話說就是人民行動黨替工人爭取到
許多利益，卻從不吹噓。群眾聽了發出轟然的歡笑。那時新加坡還沒電視，誰聲音
動人又儀表堂堂的話，誰就明顯地占上風。

    耶穀出身寒微。他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丁加奴，在當地宗教學校受教育，戰爭
時期替印度國民軍開過羅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來，一度當過流動理發師，後
來成了宗教教師。他加入過非常激進的馬來民族主義政黨“覺醒青年團”，1954
年轉到巫統，發現巫統太保守，不夠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動黨。後來我先後
委任他為政務次長和政務部長。他很受馬來人愛戴。他從社會的底層攀升，這是那
個革命時代的特點。舊秩序根基動搖，社會正處於轉型期，許多工人階級出身沒受
過教育的男女抓緊機會，憑著自己的能力、幹勁和運氣攀上頂層，所以我們派出的
多個理發師(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報告裏，把他們列為“美發師”和許多職
工運動分子，都隻受過幾年的小學教育。

    絕大多數人都貧窮

    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貧窮，多數住在貧民窟。作為工人的政黨，有錢人捐給
我們的錢很少，所以我們不得不節省開支，競選期間盡量少花錢，就像1955年那
樣。幸好我們當時能得到公眾全心全意地給予支持。我們沒付錢給競選工作人員，
他們全是誌願工作的。行動黨給候選人提供劃一的海報和宣言，隻有照片和履曆不
同；能力做得到的話，候選人自掏腰包應付開支。必要時我們租用敞篷羅厘、小型
貨車和輕型貨車，在群眾大會上當講台使用，規模大的群眾大會兩輛車子停靠在一
起。支持我們的運輸商人許多時候把車子免費借給我們。他們可能希望將來我們組
織政府之後可以得到好處，但是我們上台後沒給他們任何好處；許多人仍然繼續在
以後的選舉中協助我們。

    晚上我們靠友善的商店供應電力，用沒罩的電燈泡照明。雖然我們必須租用揚
聲器，做小生意的電工會前來提供服務，替我們在樹上和燈柱上牽電線(有時演說
到一半它會發出尖利刺耳的聲音)。

    在遊客眼中，當時的新加坡似乎是個令人激動而且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屋頂
鋪著中國式瓦片，街道兩旁有小販攤位售賣可口的辛辣食物。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
地區，是一條條陰暗狹窄的橫巷。由於熱帶氣候濕熱，撲鼻麵來的是腐爛的廢物發
出的臭味。人夜則隻靠小販的防風燈、臭土燈和店屋前麵的電燈照明。競選活動是
在令人汗流狹背的大熱天裏進行。每天晚上我駕車從一個選區趕到另一個選區，發
表三四次演說。群眾大會七點開始，10點非結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個小
時，就再趕到下一站。幸虧我戒了煙，從沒失聲。但在溽熱的晚上，用兩種語言，
有時是三種語言——馬來語、華語和英語——演說之後，總是大汗淋漓。此外，當
聽眾人多熱情，反應又熱烈時，我往往會把原來規定的時間延長到45分鍾。我幾
乎總是最後一個演說，因為人們通常在主要演說者說完之後，便開始散去。每天晚
上芝都準備好背心和襯衫，讓我在每一次演說過後便換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來
越有氣派了，因為知道自己輸不了。1959年2月我們決定爭取選舉勝利之後，芝
就買了一輛馬賽地220，取代用舊了的史都巴克。新車有深淺兩色，車頂是淺灰色
，車身的灰色比較深，引擎好極了，運轉得很平穩。芝要讓人們看到我們坐這輛車
子，從而無須犯疑就了解，我不當總理也買得起。她陪我出席各個群眾大會，有時
還當司機。

    多姿多彩的場合

    無論是街頭會議還是群眾大會，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場合。選舉使不同種族的
不同文化習俗流露出來。華人親自向候選人獻上繡了四宇或八字賀詞的錦旗，以示
支持。它們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長，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協助獻旗者在讚賞的群眾麵前
拉開。候選人鞠躬接受之後，就和獻旗者一起跟錦旗合照。

    印度人獻上鮮花花環，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稱雞蛋花)或萬壽菊配金銀線束
，有的重達l公斤。有時支持者一晚先後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個大小不等的花
環，直到把我整個頭遮住，脖子支撐得很辛苦。幸好我對他們所用的鮮花不敏感。

    馬來人獻上用金銀線織成的頭飾，那是高級首領在慶典上佩戴的。這些東西都
不便宜，人們不常獻贈。但是候選人受人擁戴的話，可能得到5O到100麵錦旗，
把它們分別掛在連成一串串的彩色燈泡之間，能繪群眾大會增添喜慶的氣氛。每麵
錦旗上都有獻贈者的名字，也許是宗鄉團體或同業公會以這樣公開的方式支持候選
人。有關團體一表態之後，它的會員便會協助候選人爭取勝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
，就會送東西支持——做競選布條使用的白布，讓工作人員解渴的汽水等等——而
不是實際參加拉票活動。

    這些就是當時的新加坡人民。他們信任我們，我們必須明確許下諾言，要使未
來變得更美好、更安全，作為報答

    在紅燈碼頭一個午餐時間的群眾大會上，我解釋了為什麽我們上台後會保留維
持公眾治安法令，並且強調說現在的真正鬥爭是人民行動黨對馬共的鬥爭。我追述
了馬紹爾如何動搖，到處碰壁，每次麵臨由共產黨領導的示威都退卻；也追述了林
有福不得不訴諸警棍和開槍，最後還要英國人出動直升飛機以恢複秩序。我勇敢地
說：“人民行動黨不會犯這兩種錯誤。我們不會向恐嚇和威脅低頭，也不會利用壓
迫作為執政的手段。我們將按照人民的意願，在人民支持下，堅定不移，明智和公
平地治理國家。”維持公眾治安法令不是用來威脅人民，而是用來保護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報告裏寫道：“李光耀說，他們不會允許外國資
本進行顛覆活動。他給顛覆活動所下的定義是：‘旨在促進不是我們人民的目標和
利益，而是境外強國的目標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動；境外強國我們指的不光是蘇聯
和中國，也指美國和西方集團……任何人如果為了境外強國的利益損害到本地人民
……也在顛覆活動的定義範圍之內’……上麵提到的演說，也許是最後一分鍾在講
台上煽起選舉的熱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過我，他打算使用這個策略，但不
應看成表明該黨執政時會這麽做。然而我擔心這可能是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真正傾向
，或者會使行動黨過後難以采取更溫和的路線。”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靜，秩序井然，根據新法律，投票
是自願的，用汽車載送選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許拉票。在投票站內和投票站附近
，政黨工作人員身上不得有政黨標誌。整個投票過程沒有不正當的行為，也沒有恐
嚇、賄賂或貪汙。投票站晚上8點關閉，9點正7個計票站開始計票，到淩晨2點
45分結束。

    我們贏得了51席中的43席，獲得了實際投票的9O％選民的53．4％的選票
。新加坡人民聯盟獲得4席，巫統3席，獨立候選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圍賭馬收注者、一些沒有領取執照的賭博集團，在賽馬期間
私自收注，讓人賭馬。後來，卜基集團還把賭博範圍擴大到非法賭球賽和其他活動
。

                       第19章 組織新政府

    6月3日晚上，群眾大會在市政廳大廈前麵舉行……我發表了嚴肅、近乎憂鬱
的演講，我並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感受。我開始發現必須麵對的問題的
嚴重性——失業。人們熱烈期待著迅速取得成果，共產黨蠢蠢欲動，工會、學校和
社團裏有更多的顛覆活動，更多罷工，更少投資，更多人失業，更多麻頗。

    波靄致賀電對我說：“兩年多以來，我們的談判是本著諒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
進行的。我應該讓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過去說過的，也就是決心以同樣的精神處
理我們之間未來的問題。光靠這點，新憲製就有可能落實。我將以同樣的精神，在
權力範圍內盡一切可能，使新憲製成功。”

    我在回電中說：“新加坡自治邦眼下開始的航程風險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
後五年我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劃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奮，聯
合王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態的發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這個22O
平方英裏的小島上，有幾個不同的神。第一個因素取決於我們；第二個取決於閣下
，第三個我留給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讓神明保佑我們。”

    後來又出現了第四個因素——北方鄰國的態度。第一個公開向我表示祝賀的是
馬來亞首相。他告訴報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確的選擇，我祝賀人民行動黨贏
得那麽多的多數票。”但那不是東姑，而是敦拉紮克。東姑在度假，由敦拉紮克暫
時代行職務。東姑沒那麽婉轉：“他們的勝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黨鬧分裂，組
織不了強有力的反對派反對人民行動黨。我的朋友林有福贏了，我感到高興，至少
他是一股強大的反對黨力量。另一方麵，黨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議院外也必須
重新團結起來，否則局麵會維持不變。”

    6月3日晚上，群眾大會在市政廳大廈前麵舉行，親共分子沒有參加。我們讓
43名當選議員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褲子，以此來象征政府的廉潔——今
後將不會再有過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許多新興國家存在的貪汙舞弊。我介紹了
由九人組成的新內閣，包括我自己。我發表了嚴肅、近乎憂鬱的演講。我並不感到
得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感受。我開始發現必須麵對的問題的嚴重性——失業，人
們熱烈期待著迅速取得成果，共產黨蠢蠢欲動，工會、學校和社團裏有更多的顛覆
活動，更多罷工，更少投資，更多人失業，更多麻煩。這是個慶祝勝利的場合，我
卻沒有歡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場上約有5萬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
我選擇在這樣的場合衝淡他們的希望，給他們潑冷水，替自己準備好如何應付肯定
會到來的共產黨人的攻勢。他們肯定會極力要求獲得更多自由，以便顛覆新加坡，
並利用他們在島上的力量協助馬來亞的革命。

    六名部長演講後，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場：“我們開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過民
選政府行使的權力隻限於管理本地的內部事務，這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但卻是邁
向合並和獨立的一個步驟……生活裏的好東西不會從天而降，隻能通過長時間的勤
奮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則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
時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我們可能非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歡迎的步驟不可。在這樣的
時刻要記住：指引我們行動的原則是，必須以整個社會的至高無上的利益為依歸。
”

    執政頭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們宣誓就職，地點就在蒙巴頓於1945
年接受東南亞日軍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廈。

    古德主持宣誓儀式過後，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後一任總督的身份祝賀
我們。我回答說：“過去幾天，我們有機會跟一個了解我們人民的希望和抱負又了
解我們處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這是我們運氣好……希望你在往後六個月的任期
內，會協助我們和平、順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權。”

    典禮舉行過後，工作洶湧而來。人人都想趕緊動手，履行自己的職責，根據經
驗，我知道光靠熱情還不行，部長們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氣辦公室不可。這點
聽起來很奇怪，但是沒有冷氣的話，現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運作的。我在黎覺
與王律師館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辦公室裏，炎熱、潮濕和噪聲使人受不了，尤其
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書記工作速度隻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員會打錯字，
律師糾正錯誤和口授時犯的錯誤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為我們要戴上翼領和
扣上垂片，在律師袍下麵穿黑色的夾克——這樣的衣服原本是為倫敦冬天潮濕和寒
冷的氣候而設計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廈二樓的市長辦公室，跟副總理杜進才共用一間總辦公室、一
間接待室和一間會議室。為了方便溝通，我的秘書使用我們兩人之間的辦公室。

    吳慶瑞掌管財政部，搬進了浮爾頓大廈。他很熟悉公務員的運作情形，工作很
快就展開。財政部是我們最重要的部門，我讓他挑選政府官員裏的精英分子。他選
中了韓瑞生擔任常任秘書。韓瑞生是我日治時期就認識的朋友，當時他擔任土地局
局長。後來他證明自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韓瑞生這樣的人是很幸運的事。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緊迫，資
源也少。時間之所以不多，是因為我預料“蜜月期”最多隻有一年，過後共產黨人
就會重新組織起來，向我們施加壓力。資源之所以短缺，是因為公共儲備金不多。
幾天後吳慶瑞便報告說，上屆政府動用了儲備，用了多達2億元。他預見1959年
財政開支赤字會超過14O0萬元，可以省下點錢，但預料最多不會超過500萬。因
此應該警告部長們，除了已經批準的發展款額，絕對不能為發展項目再提供任何撥
款，連已經批準的也要盡量削減。為了平衡收支，必須采取的步驟不但會不受公眾
歡迎，也會不受部長們歡迎。但是在組織政府的第一年，我們不能出現赤字。

    部長以身作則減薪

    我同意吳慶瑞的看法，告訴他我們最好在任內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歡迎的措施。
6月12日，各報報道財政部下令，未經吳慶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額外的開支。可能
受影響的是政府對慈善活動的撥款，公務員購買汽車貸款以及獎學金、研究員基金
和國外訓練課程的開支。但是這些方麵可省的不多。吳慶瑞建議部長們以身作則，
月薪從2600元減到20O0元，同時削減公務員的可變動津貼，我也同意了。我們舉
行了一次公務員聯合理事會總務小組會議，但是雇員方麵沒獲得工會授權，不接受
建議。在內閣裏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照辦不誤。政府宣布從7月1日起削減
津貼，但是將接受雇員組織就這個課題提呈的意見。

    減薪數目不算少，但還不是大減，隻影響到1400O名公務員當中的6000名。
月薪不低於220元的雇員都會損失部分可變動津貼．隻有10％的人減少的數目每
月超過250元，達到減薪400元頂限的隻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員完全
不受影響。但是這項措施仍然是個強烈的衝擊。要一開始便為節省和理財之道定下
基調，我們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動。感到很不高興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級官員。受
英文教育者認為我們開始懲罰他們，因為他們投票反對我們。那不是我們的動機。
我們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表明，為了公眾的福利，
受英文教育者準備由部長們帶頭作出棲牲。為了協助傳達這樣的信息，就是在新時
代裏大家必須同甘共苦，我認為要他們作出犧牲並非不合理。

    減薪還有個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來，我代表工會，吳慶瑞和貝思代表公
務員，向政府施加壓力，成功地爭取了越來越多的薪金和津貼，當時並沒考慮到經
濟情況。如果工會繼續這樣做，我們就麻煩了。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發出信號：這樣
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減薪後每年將能省下1200萬元。報紙估計能省2000到
25O0萬元，吳慶瑞加以駁斥並提醒各報，1959年剩下的六個月隻能省600萬元，
使預計的赤字從14O0萬元減到8OO萬元。

    幾天後他宣布凍結新官員的任命。那就是說，未經部長批準，政府職位出現空
缺不能填補。

    公務員工會極力反對。就像我們過去跟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抗那樣，它們組織了
一個聯合行動委員會跟我們對抗，爭取全麵恢複津貼。但我們不是處於守勢的殖民
地政府，因為占多數的華人目前至少暫時全力支持我們，聯合行動委員會始終組織
不起來。盡管如此，他們的反應使我惱怒。他們不了解我們麵臨的嚴重挑戰，也不
了解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的力量如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必須防止共產黨人利
用他們的不滿。一些高級官員不得不停止聘用女傭——太不幸了；但是整個國家在
麵臨更大的困難和危險，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政府將為整體的利益治理國家。隻
有這樣做以及小心行動，我們才能應付華人缺乏馬來亞意識的問題，使他們獻身於
自己選擇的新國家，忠於這個新國家。這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他們必須改變態度
，吉隆坡的馬來領袖才會同意合並，使新加坡可以通過成為馬來亞的一部分而獲得
獨立。

    7月22日我以總理的身份在立法議院第一次發表演講。我警告說：“如果人民
行動黨政府失敗，當選掌權的不會是反對黨，反對黨會逃命去了。因為在我們後麵
，沒有替代集團準備實行民主製度。歸根結底，如果我們失敗，殘酷力量會卷士重
來。”因此我們需要公務員跟我們合作，以便能實踐我們對人民許下的諾言。“必
須跟我們一起工作的人，難道我們會傷害他們嗎?在民主製度下，公務員必須按照
獲得人民授權的政黨的指示辦事…如果不發生比損失津貼更糟的事……公務員應該
跪下來感謝上帝，感謝他們幸免於難。”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曆來必須扮演重要
的角色：“他們可以幫助我們彌合殖民地的過去跟平等的未來之間的鴻溝。”如果
我們消除不了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間的裂痕，後者可能命運多蹇。
如果華人獲得權力，政府的事務就會越來越多以華語進行，受英文教育者會突然變
成無財無勢的一群。

    我不時嚴責他們，驅策他們，要他們改變，以便應付未來。我們——吳慶瑞、
杜進才、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們的當然領袖。我們不想
他們成為沒落中的一群。要說華語或方言的人不幹掉我們，我們必須合力爭取他們
當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傾向是那麽大，以致不了
解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雖然到1961年所減的薪水已全部恢複原數，受影響的公
務員卻還是長期憤憤不平。如果不是後來局麵大亂，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麽在
1963年選舉中他們必然會團結一致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當時共產黨人的威脅太明
顯了，他們別無選擇，隻好支持我們。

    回顧起來，我對當年同意吳慶瑞的主張並不後悔。年底我們平衡了財政收支，
稅收沒像我們所擔心那樣減少。如果必須重新對這一切表態，我仍然會讚成，不過
削減的津貼會減到當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說服說華語或方言的人，而雖然受英
文教育的公務員會感到不快，但是他們所受的震撼就不會那麽大。另一方麵，這次
事件暴露了他們對政治形勢的不了解，需要使他們重新認清方向，看到麵臨的危險
和困難。在執政之前，吳慶端、貝恩和我曾經決定成立一個政治研究所，引導高級
公務員了解共產黨的威脅，讓他們看清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證明了我們過去
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要成功，我們必須贏得他們的信心，說服他們相信我們不是
在給他們洗腦。

    我們選中新聞部主任湯遜主持研究所。湯遜當時40歲開外，腦筋靈活，博覽
群書，說起話來很認真，帶濃厚的蘇格蘭腔。他當過曆史講師，擅長教課，無論教
什麽都滿懷熱情。他了解我們的需要，很快就領會自己必須扮演怎樣的角色。

    作為財政部長，吳慶瑞主管公務員，他選定良木山一棟殖民地時代的政府別墅
作為研究所。8月15日我為研究所主持開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發你們
的智慧，還要讓你們了解在革命形勢下，民選政府會遇到哪些尖銳的問題……一旦
向你們提出這些問題，你們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緒，同時做出積
極的反應，從而能更好地協助我們采取解決問題的辦法”。

    湯遜開始講課和組織研討會，我和一些部長到研究所討論我們必須立即應付的
實際局麵，讓大家通過實踐的方式研究問題。起初公務員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講
師們顯然不是共產黨人，於是他們最初對於這是馬克思主義灌輸方式的疑慮很快就
消除了。由於講師們的心態跟他們一樣，他們同意：政府是誠懇的，問題是真正存
在而且是不容易解決的；我們是真正希望他們跟我們一起工作並落實解決的辦法。
湯遜幹得不錯，在往後四五年裏教會了高級公務員如何了解共產主義理論，了解促
進共產主義發展的社會弊病有什麽民主辦法可以解決，以及了解遊擊隊的叛亂活動
。他們認識了在廣闊的世界裏發生的事情，關於東南亞革命的原因，以及為了應付
挑戰，態度和政策必須根本改變。

    但是由於其他原因，我們跟公務員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然很不自在。
在由反對黨轉為政府的調整過程中，我料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如何適應權力。我警告
部長、政務次長和奉派協助處理公眾投訴的議員避免讓權力衝昏頭腦，避免濫用權
力。但嘴上說說容易，我們依然經常得罪公務員。

    趁熱打鐵推行運動

    我們正在利用選舉過後受人歡迎的局麵，決心趁熱打鐵。我們推行了一係列大
事宣傳的運動，打掃城市街道、清理海灘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這是模仿共產
黨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動員大家，包括部長在內，用手勞動和弄髒衣服
，以便為人民服務。我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要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我們發起運動
引起群眾的興趣，讓他們為熱心公益、保持清潔和保護公共財產建立較高的行為準
則。一個星期天王永元會動員公務員清理樟宜海灘，下一個星期天我會拿起掃帚跟
社區領袖們一起掃街。

    當時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吳慶瑞和我策劃並組織了人民協會，那是個包容
新加坡所有重要誌願社會組織的法定機構。這些組織從棋會、體育俱樂部到音樂、
芭蕾舞、繪畫和烹飪班等等，教人學習技藝，從事有益的活動。我們要讓人們做些
有用的事，使他們站到奉公守法這一邊。

    我們興建了100多個民眾聯絡所，在市區裏興建大型的，在鄉村裏則建小木屋
，提供教育和娛樂中心——讓人們打乒乓球、打籃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
音機和電冰箱修理課、手藝課。每個中心都有個全職的組織秘書負責管理，照顧附
近居民的需要。為了監督起見，社會福利部改為社區發展部。

    我們計劃組織建國隊，接受失業的青年男女，讓他們穿上類似軍裝的製服，住
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裏，教他們耕種、修路、砌磚和建築，目的是讓他們遵守紀律
，而最重要的是使他們不致流浪街頭。

    但是我們也必須讓已有工作的人們守紀律，因為我們迫切需要控製受共產黨人
控製的工會，製止它們進行政治罷工。因此我們需要盡快成立一個仲裁庭。在50
年代，澳大利亞的勞工關係不錯，主要是由於實行強製仲裁，製止了工業上的不安
寧。我們於是找澳大利亞政府，他們派勞工部常任秘書來幫助我們。仲裁庭成立之
後，我們的部長可以下令把任何嚴重罷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諸如交通和公用事
業等提供基本服務的部門的罷工。一提交之後，在等待仲裁期間，工會如果繼續號
召工人停工將作非法論，工會注冊可能被吊銷。此外，在罷工之前必須進行秘密投
票，而不是在發表煽動民心的演講之後舉手表決。舉手表決的情形我見得多了。

    另一方麵，我們跟共產黨人抱著同樣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
的落後是由於婦女並未得到解放；必須讓婦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樣的教育，能對社
會做出全麵的貢獻。在競選期間，我們曾經利用分配給我們的以四種語言(英語、
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發表政黨廣播的機會，提出有關婦女權利的政策，但是
找不到一個人民行動黨女黨員能發表英語演說。芝在李與李律師館麵試了兩名候選
人的妻子之後，到我辦公室來說，她們演講語氣太軟了，不夠堅強。當時我正在跟
慶瑞和拉惹討論事情。芝離開後，慶瑞和拉惹建議由芝去說。我征求她的意見，她
猶豫了一陣子，終於同意。拉惹草擬了初稿，讓她改寫，聽起來像是自己的話。她
修改了，經過中委會批準，譯成其他語言。這篇講稿她用英語在馬來亞電台發表。

    推出五名女候選人

    有一段講話非常重要：“我們的社會仍然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認為婦女在社
會、政治和經濟上都比不上男人。這個神話被用來作為剝削婦女勞動的理由。許多
婦女跟男人從事同樣的工作，卻得不到同樣的報酬……在這次選舉中，我們推出了
五名女候選人……讓我們向它們(其他政黨)表明，新加坡婦女對它們的裝聾作啞和
插科打諢感到厭倦。我呼籲婦女投人民行動黨一票。行動黨是唯一有理想、誠懇和
有能力落實競選綱領的政黨。”

    這是認真的承諾，否則我不會讓妻子到電台去廣播。我要早日落實這項承諾，
這就意味著總檢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員得盡快進行工作。他們尋找其他國家的先例，
製訂了婦女憲章，一年內通過了，成為法律。憲章規定一夫一妻製是唯一合法的婚
姻製，把過去人們接受的一夫多妻製列為非法，隻有穆斯林除外。伊斯蘭教允許穆
斯林有四個妻子。憲章內容是全麵的，它改變了婦女的地位，卻改變不了父母不願
生女兒，盼望生兒子的文化偏見。

    此外還有多項措施不必怎麽策劃，就能輕易地爭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內政部
長身份發出的一係列“反對黃色文化”禁令。“黃色文化”指的是19世紀使中國
蒙羞受辱的道德墮落行為和社會不正之風：賭博、抽鴉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
賣女為娼、腐敗貪汙以及裙帶關係。反對“黃色文化”的精神是由來自中國的教師
帶進來的，他們向我們的學生和家長灌輸民族複興的精神。他們帶來的教科書，無
論是文學、曆史還是地理，這種精神在每一章裏都流露無遺。左傾的華文報新聞記
者給熱烈讚揚革命中國的誠實、清廉和生機勃勃的報道迷住了，寫文章強化了這種
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動，表現出的清教徒的熱忱勝過共產黨人。他下令肅清華族
私會黨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脫衣舞、彈球娛樂場甚至肉麻的歌曲。這樣做除
了使失業人數略微上升、新加坡對遊客吸引力不那麽大以外，沒什麽壞處。但一向
是新加坡過客的水手和海員，很快就找到了在島上更隱蔽的地點提供的這類服務，
我們就當作沒看見。賣淫活動依然在暗地裏進行，我們沒去管它，因為除非我們采
取多半無效的愚蠢行動，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們最有意義的一項計劃是爭取在一年內讓所有兒童都有機會上學。我的襟兄
楊五麟擔任教育部長，他的表現使我們感到自豪：他一分為二，讓所有學校同時開
上下午班，12個月內便使入學學生的人數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
他推行速成計劃培訓師資，把許多資深教師擢升為校長。他也開辦成人教育班教馬
來語(現在成了國語)，開展華人識字運動，用華語作為所有華族方言集團的共同語
。人們希望自己日益進步，前景越來越好，我們便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
學上這是好事。共產黨人曾經這樣做過，我們再度采用已經被對手證明行之有效的
工作方法。正如群眾運動那樣，我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

    35歲掌權心中不安

    35歲就掌權，我心中不安。我沒有行政經驗，連自己的律師館也讓芝和金耀管
理，於是決定必須了解政府的結構，對各部門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對高級官員，
對他們的工作性質、態度和作風心中有數，以便在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時，
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變；我也要估計各部門的人力資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
加強最重要的部門。

    我最先訪問的是財政部，因為沒有財政資源的話，什麽事也幹不了。其次是內
政部。我們對共產黨人必須掌握可靠的情報，能夠敏感和有效地應付他們，必要時
能先發製人。我要知道有沒有稱職的官員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報、分析、
想法並為我們進行策劃，以便製訂挫敗共產黨人的策略。在社會秩序上，我要警察
遵守紀律，一旦我們決定驅散示威群眾或平息剛出現的暴亂，他們能表現得堅定不
移、果斷和強悍勇武。

    執政四個月後，我在10月訪問了內政部。我先向高級官員講話以提高士氣，
告訴他們我預計共產黨人重組後會在一年左右鬧事，要求他們為應付未來的動亂做
好充分的準備。警察總監名叫布列斯，個子很高，戴眼鏡，留著白色的山羊胡子，
為人沉默寡言。他當過政治部主任，沒幹過多少製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產
黨人造成的威脅，可能也覺得我跟共產黨人太親近，而這對我並沒什麽好處——他
手下多名高級警官也有同樣的看法。我不曉得過了多久他才得出結論，認定我了解
自己的所作所為。當我說必須對付共產黨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說華語或方言的民眾
的支持時，我是絕對當真的。

    訪問了珍珠山警察總部，接著到刑事偵查局，然後到政治部會見新上任的政治
部主任林塞爾。林塞爾有好長一段時間當製服警官，跟收集情報相比，他更擅長於
控製暴亂，給我的印象是頭腦不夠精明，無法了解共產黨人的策略和戰略。因此我
決定在每星期的例會中同時會見他的高級官員，以確保直接聽到他手下公安專家的
匯報，不致由於經他轉述而錯過重要的微妙信息。這樣的安排果然收效。後來，兩
名官員柯裏頓和阿末汗的工作證明，他們是最能幹的專家，經驗豐富，既能巧妙地
應付各種局麵，又能對收集到的共產黨人的情報進行透辟的分析。沒有他們，政府
處境會困難得多。

    古德的報告

    對新政府成立頭六個月的事態發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三
份報告裏，他做了總結。6月26日的第一份，以樂觀的語調開始：

    “新部長們都很有頭腦，對政治綱領想得很多。他們的政治綱領是通過認真寫
成的講稿向選民提出的。就信仰來說，他們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卻意識到新加坡
作為國際貿易中心，情況特殊，實際局限很大。他們也意識到，在一個靠通過激烈
競爭贏得生意的城市裏，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著提高生活水平，這就造成了嚴重
的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擺脫不了共產主義的威脅。

    “要獲得成功，他們必須使華族工人階級和學生繼續支持他們。這就是他們的
弱點所在。因為這一來，他們不得不擺出爭取民心的姿態，得罪要取得經濟進步所
依靠的商人階級。他們念念不忘進行政治和思想意識的鬥爭，以爭取人民支持民主
社會主義，不支持共產主義，這就可能影響他們有效地處理使新加坡經濟取得成果
的其他問題。

    “部長們也決定限製出席社交活動的次數。他們要給人的一般印象是：莊嚴地
獻身於為群眾利益而治理國家的任務。

    “他們(因此)自稱為非共，盡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們也對來自西方的讚
揚敏感，因為他們認為，麵臨共產黨人的替代領導，他們必須堅決保住新加坡左翼
的華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讚揚隻會損害這方麵的支持。政府目前無疑正獲得人
口中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的熱烈支持，今後一段時期，馬來亞共產黨不大可能向它
挑戰。據李光耀先生自己估計，這個時期多半會曆時一年或更長。”

    兩個半月後的9月7日，古德提出的報告仍然樂觀，雖然這次他列出了我的政
府的缺點：

    “要在這一切事態發展中認出這個政黨原來是過去四年內受到共產黨人滲透，
利用工人、農民、華校中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的不滿所爭取到的支持，以勢如破竹
的姿態上台執政的極端的人民行動黨，那是很難的事。但是如果認為執政的責任已
經改變了這些年輕人，那將是錯誤的。

    “每個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李光耀先生舉行例常會議，自由坦率地交談
。我發現他成熟多了。他仍然有他的偏見和執著，但一般說來很明事理，總是反應
迅速和理智。我一再就他的政府的行為責備他，把我所能預見的後果坦率地告訴他
。有時他能糾正我的消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政府做的事通常都合情合理，問
題出在做事的方式。一般說來他同意我的批評，尤其是如何對待公務員。他的答複
是，部長們必須看到自己犯錯的後果，這樣的學習代價很高，但他不應該監督他們
，他們會吸收經驗。大事上他們不成問題，而且負責任，小事上卻感情用事和令人
厭煩。跟他們一起做事，我們會不斷遇到困難，得不斷提心吊膽，容忍和諒解的能
力會受到考驗。但他們有潛力，成就可能很大。眼下除了跟他們一起做事，別無選
擇。反對黨聲譽掃地，甚至可能已奄奄一息。”

    l1月23日，古德寫了最後一份報告，也就是所謂“降旗”報告。英國總督通
常是在退出殖民地，降下英國國旗時呈上最後一份報告。

    報告寫道：“人民行動黨的現有領導層看來永遠不會公開表明自己是反共的。
然而政府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們大有理由要感激它。我依然
深信，把人民行動黨領袖看成隱蔽的共產黨人是完全錯誤的，把他們形容為隱蔽的
反共者跟事實接近得多……

    “盡管新加坡部長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爭取聯邦部長接受他們，聯邦的態度依
然是不信任。總理現在意識到，在聯邦現任政府的任期內，合並是沒有希望的。他
也了解在新加坡公開強調合並會造成政治上的難堪，引起聯邦的公開駁斥。但他希
望權宜之計是讓新加坡憲製維持現狀，確信如果人們認為合並不可能實現，新加坡
為了前途而轉向其他方麵求援，對新馬兩地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這樣的事情不應
該發生，對我們大家來說這是至為重要的……

    “所以，當前的形勢是，李光耀先生控製了內閣，內閣緊密團結。不出所料他
們犯了一些錯誤。除了總理以外，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像乍看之下那麽能幹。他們
發現，管由政府比組織成功的政黨困難得多。但總的說來，他們在落實所宣布的各
種政策方麵有了好的開始。總理叫我遲些，直到他們執政一年之後，才對他們是否
稱職作出判斷。到目前為止，他過去說過的話已證明大部分是正確的

    “我們的政策必須是繼續同人民行動黨合作，盡量爭取他們的善意和信心。這
一來，我們將能協助他們讓新加坡有個勝任和穩定的政府，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克服
經常出現的小困難和挑釁，這些小困難和挑釁我們將來肯定會遇到。”

    像多年前我在萊佛士書院念書時的級任老師那樣，古德給我開的成績單不錯。
但是他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僚將會遇到什麽麻煩，不知道如果攤牌的情形不一樣，他
的估計就會大錯特錯。

    古德的“降旗”報告對即將上任的英國最高專員薛爾克勳爵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作用，對薛爾克的副手穆爾也一樣。穆爾在薛爾克擔任海軍大臣時當過他的私人秘
書，他原本在英國殖民地服務部門任職。34年後退休的穆爾告訴我，有關報告起
了至為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個月後，覺得古德的報告說得很對，負責新加坡
事務的殖民部副大臣華萊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斷。1961年我遇見華萊士，跟他談
了兩個半小時。穆爾非常尊重華萊士。因此，英國在決定對人民行動黨政府采取怎
樣的政策時，報告起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

    在古德12月2日離開前，我寫信告訴他，他給女王和英國做了最大的貢獻，
但也為新加坡人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務。在喝茶聊天時，他一度告訴我：“我們到這
裏是來撿好處的。對我們沒有好處的話，我們早離開了。”他毫不造作，因此我更
加敬重他。他決定坐船回國，不坐飛機。在他登上“布瓦塞萬號”輪船時，內閣成
員都到碼頭列隊歡送他。

                        第20章 邁出第一步

    我們把希望寄托在聯台國技術援助理事會派出的一個技術團。這個技術團於10
月間到新加坡來考察擬議中的裕廊工業區，然後就哪種工業適合在這個工業區發展
提供意見。我們很幸運，得到溫斯敏博士的協助……他在新加坡逗留三個月左右，
為新加坡日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最後一位英國總督離開後，我們必須委任自治邦的元首。我們選《馬來前鋒報
》董事經理尤索夫當古德的繼任人，他是第一位出任自治邦元首的本地人。為了讓
聯邦知道新加坡人願意接受馬來人為領袖，我們選了個出類拔萃的馬來人。我知道
尤索夫為人不錯，生活習慣簡單，行為舉止得體。他的妻子比他年輕，充滿活力，
和藹可親，善於交際。12月3日他在政府大廈宣誓就職，正如內閣成員六個月前
那樣。內閣宣誓就職時沒什麽布置，這次卻有時間列出一份按禮節排名的重要社會
領袖、商界領袖和領事團成員的名單，適當地安排座位。此外，我們在早上八點舉
行就職典禮，那時太陽還沒升高。因為過後是一個小時又15分鍾列隊走過政府大
廈台階前麵的遊行，展示了新的國旗，一個合唱團唱了新國歌。立法議員和部長們
都在台上觀禮，四周有群眾圍觀。隨著2萬名男女和兒童拿著旗幟在自治邦新元首
麵前走過，各種彩色氣球冉冉升空。

    國旗的設計花了很大的工夫，因為必須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說華語或方言的群
眾要紅色；馬來人要紅白兩色，那是他們象征勇氣和純潔的傳統顏色。但是印尼國
旗已經用了紅白兩色，波蘭也如此。華人受了共產黨中國國旗上的五顆黃星的影響
，要加上星星；馬來人要新月。結果我們選定新月加五顆白星，而不是伊斯蘭教傳
統的一顆星。五顆星代表國家的五大理想，那就是民主、和平、進步、正義與平等
。國旗的設計是為了協調不同種族的象征和理想。

    我們也對國徽的設計達成協議。國徽上有個由一彎新月和五顆星星組成的盾，
兩旁由一頭獅子和一頭老虎支撐，下麵有條飾帶，寫著馬來文字“MajulahSingap-
-ura”,意思是“前進吧，新加坡!”

    選擇國歌的過程比較容易。曲調必須有本地區的風格，歌詞用國語。恰巧當時
有個早年來自蘇門答臘的馬來作曲家朱比賽，他創作的一支曲子，讓以杜進才為首
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選中了。它旋律優美動聽，節奏比較慢，曲名和主題就是“前進
吧，新加坡!’’(“MajulahSingapura”)。

    盡管我們在執政的最初六個月內一直在摸索，我們仍然為政府的許多重要政策
奠定了基礎，包括在實現建屋計劃方麵邁出了第一步。這個計劃後來使新加坡的麵
貌完全改觀。1960年2月，我們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把它的職能分散給建
屋發展局和策劃局，前者成為國家發展部屬下的一個部門，後者歸總理管轄。接著
我們委任林金山為建屋發展局主席。這個委任關係重大。林金山和吳慶瑞在英華學
校和萊佛士學院是同屆同學。他原本從商，是個講究實效和富有創造力的人。他給
自己的碩莪廠設計了一架碩莪加工機。除了擔任本地一家大銀行的董事之外，他也
負責經營嶽父的當鋪和父親的汽油站。他的本領是多方麵的。為了給人民提供新的
住房，吳慶瑞要保證政府撥給建屋發展局的每一分錢都用得恰當，林金山的工作就
是要確保建屋發展局做到這一點。

    林金山依照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去做。他終於把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
水山木屋區發生大火，3萬個居民無家可歸。在短短18個月內，林金山讓他們住
進一房式組屋，這種組屋的廚房和廁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廣東民路我的選區內興建
一座組屋，位置很顯眼，我的選民眼看著它一層一層地蓋起來，巴不得早日搬進去
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選以前基本上把組屋建好，我要爭取蟬聯恐怕會有困難，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證明本身的能力，通過許多新法律，推展許多新計劃。
1960年2月，我宣布了準備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組為新加坡港務局的計劃。接著我們
把婦女憲章提交議院一讀，從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製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時代。
後來，設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議院完成，我們便委任馬來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查爾
斯·甘巴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過火而把雇主
置於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亞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貪汙調查局

    我們開展推行家庭計劃的運動，事先訓練了1000名誌願人員向公眾展開宣傳
。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長率。

    我們采取的一項最重要的行動，是向議院提出一項法案，以使我們擁有更廣泛
的權力來對付貪汙。這是我們所連續采取幾個步驟中的第一個，旨在強化法製，以
便把以身試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貪汙調查局這個新部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

    我們宣布將給予馬來亞大學(設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學同等的財政援助，但是我
們也要求兩所大學具有同等的程度。為了改善南大學生的前程，我們已經做了不少
的努力。我們著手讓他們進入馬來亞大學就讀，從而讓他們提高自己。我們開始在
馬大文學院、法學院和理學院開設曆時三個學段的大學先修班課程，讓合格的非英
文源流學生進修後考入馬大。

    盡管我們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進展，唯獨經濟計劃方麵少有進步。9月間，我們
同馬來亞商談有關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場的問題，對方的態度卻比以往更為冷淡。
情況壞得很。當時本地一名廠商打算擴展他的棉紡織廠，使它成為從提供原材料到
生產成品的工廠，包括織布和製衣；這已經是則大新聞，因為擴展工廠將使所需勞
動力增加300個。我們正處於艱難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業機會。

    當時，旅遊業在亞洲還處於萌芽階段。大多數先進國家的遊客，都到其他先進
國家去觀光。於是我們決定展開宣傳，把1961年定為“訪問東方年”。為了吸引
遊客，我們在4月間舉行航空展覽，接著相繼舉行電視和無線電展覽、汽車展覽、
胡姬花展覽、攝影展覽等等。6月3日則舉行邦慶日慶祝盛會。接下來是曆時兩個
星期的文化節活動。我們以這少許節目來吸引外國遊客。

    我們把希望寄托在聯合國技術援助理事會派出的一個技術團。這個技術團於10
月間到新加坡來考察擬議中的裕廊工業區，然後就哪種工業適合在這個工業區發展
提供意見。我們很幸運，得到溫斯敏博士的協助。他是這個技術團的團長，也是一
個講求實際、精明能幹的商人，過去是個工業家，擔任過荷蘭政府的部長，對歐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情況了如指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個月左右，為新加坡
日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時，我們的經濟主要依賴貿易，特別是轉口貿易。一個印尼代表團曾到新加
坡來，討論如何消除兩地之間的“不正常貿易”以及如何增加他們的外匯收益。他
們要求我們把從印尼運到新加坡的貨物當中的相當大的比值，以外匯記入他們的賬
戶，他們則答應通過新加坡購買雙方所同意的一定數量的貨物。然而擺在眼前的卻
是幾乎無法解決的難題。我們要商人合作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沒有人會申報從印
尼進口或輸往印尼的貨物的價值，也不會申報真正買入和賣出的貨物的清單和價格
。印尼配貨人寄出的發貨單上的價錢，也低於貨物的實際價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
份出口許可證寄出第二批貨物等等。

                        第21章 大馬來西亞

    長久以來，英國人在探討“大馬來西亞”的概念時，認為這個概念是實現他們
長遠目標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們在本區域的殖民地聯結在一起，然後才讓
它們獨立。問題的關鍵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會不會有一天由共產黨領導?
他們相信當我公開堅持新馬合並是新加坡實現獨立的方法時，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

    這期間，新加坡同馬來亞合並的問題看來是完全沒有希望的。東姑對新加坡的
態度最叫人氣餒。他再三回避向他提出的任何合並建議，堅決不要新馬兩地在任何
情況下合並，而且利用每一個私人或公開的場合表明他的立場。1960年5月，他
在倫敦告訴馬來亞留學生說，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像種族結構一樣，跟聯邦不大相同
；加上新加坡有130萬華人，這會使馬來亞人感到不知所措，破壞聯邦的寧靜氣氛
。他說：“許多受華文教育的華人和新移民，始終效忠中國，很少關心馬來亞。”
他這番議論在當時來說是很典型的。其實他也夠坦白的。因此，6月間有人在電台
節目中問我有關新馬合並的展望時，我決定對人們的期望潑冷水，表示在可預見的
將來，新馬兩地不可能合並。我說，聯邦擔心種族平衡會受到破壞，它也懷疑新加
坡的華人大多同情共產黨。因此，我們得用具體的方法向他們表示，我們效忠的對
象主要是馬來亞。

    令人特別擔憂的是，東姑對我們的希望潑冷水，卻絲毫感受不到對新加坡公眾
內心造成的傷害。他每次發表談話，新加坡報紙總是突出報道，這就使那些主張新
加坡成為獨立自主國的人贏得更高的聲譽。到1960年10月，連林有福和新加坡人
民聯盟也讚同新加坡先成立主權國家，然後才考慮同馬來亞合並。然而正如我向英
國駐新加坡專員薛爾克勳爵強調的那樣，這是絕對行不通的。共產黨一旦控製獨立
的新加坡，一定會戰鬥到底，不會輕易把主權交給聯邦。

    薛爾克是蘇格蘭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時常擺出一副貴族架子。他異常瘦長，看
起來有點駝背。他的頭發灰白卷曲，瘦削的臉龐往往露出頑皮的表情。他有一種分
散人們注意力的習慣，每次碰到問題，便用舌頭撥弄上額的一顆假門牙，使它上下
跳動。他並不是一個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麵卻有高明之處，而且不乏貴族的
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麵前覺得自在。他對我有好感，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可是他的
副手穆爾可能覺察我有時顯得不耐煩，懷疑我不把他當作一個重量級人物看待。因
此，為了突出他的重要地位，穆爾就一再提醒我說薛爾克曾經擔任過英國的內閣部
長，目前仍然能夠直接會見首相。

    我在吉隆坡會見過英國官員。9月間，我跟珀西·克拉多克會談。他是我在劍
橋法學院的同屆同學，現在擔任英國駐吉隆坡最高專員的秘書。我們共進午餐時我
對他說，東姑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淺了。克拉多克在提呈的報告中說
，我認為“總得有人找東姑談談，告訴他如果新加坡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是讓毛澤
東的代表到那裏去的最好方法。這樣一來，你將麵對曆史上最大規模的Enosis(合
並)運動”。(Enosis是指當年希臘族塞浦路斯人為了爭取同希臘政治合並而展開的
鬥爭，結果發生許多恐怖事件，成為重大新聞。)

    但是三個月後，英國駐馬來亞聯邦最高專員傑弗裏·托裏爵士告訴我，東姑曾
經向他吐露內心的秘密，覺得每當我或者任何其他新加坡發言人發表公開談話，暗
示新馬有可能合並時，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很難堪。首先，這種談話使他的敵手深
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敵手就是社會主義分子，以華人為主，總是渴望有一天能
夠同長堤彼岸的人民行動黨會師。其次，這種談話往往使他同馬來民族主義分子之
間關係緊張，因為有關聯盟政府考慮同新加坡達成某種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
會使他們對他實行的政策更加擔憂，害怕將來允許新加坡的華人入境，華人會把馬
來人淹沒。盡管我們做出種種努力，東姑、敦拉紮克和伊斯邁就是不肯坐下來就新
馬的長期關係同我進行嚴肅的商談。關於新加坡如果獨立並受共產黨控製，對馬來
亞會產生多麽可怕的後果，他們不願去想。

    最後，為了使我繼續抱著希望，我想英國人正鼓勵我提出一個有關聯邦的更大
方案，也就是不僅包括新加坡，同時也包括婆羅洲英國三屬地(即北婆羅洲、文萊
和沙勞越)的宏大計劃，使他族人數不會影響到馬來選民所占的多數地位。薛爾克
和穆爾建議我準備一份文件，不是提交東姑，而是交給敦拉紮克。我猜想他們已經
通過傑弗裏·托裏，說服敦拉紮克考慮這個概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準備好這
份文件，交給伊斯邁，由他轉交敦拉紮克。說實在的，英國人為了說服敦拉紮克，
費了不少唇舌。托裏還爭取到羅伯特·湯普森的支持。湯普森是馬來亞的公務員，
擔任國防部秘書，敦拉紮克是部長，是他的頂頭上司，兩人在工作上合作無間。

    敢於正麵向東姑提出這個課題的人，是共和聯邦關係部大臣鄧肯·桑迪斯。
1961年1月他來到新加坡，以便續程前往聯邦，向兩地政府匯報有關英國即將申請
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事。我借這個機會向桑迪斯詳細說明，如果新馬兩地到1963
年憲製會談舉行時還未合並，我們將麵臨的危險。新加坡自行獨立的話，走共產路
線將是無可避免的結果。我這一番話想必對他產生某種影響。後來穆爾對我說，桑
迪斯表示他從來沒遇見過像我那樣渴望把政權移交給另一個政治核心的當權領袖。
英國的檔案顯示，桑迪斯同東姑談過這件事。薛爾克也提出報告說，桑迪斯告訴他
兩人的會談進行得十分順利，不過他對會談詳情卻一無所知。

    後來，我對桑迪斯有了深一層的認識。他有時談話開門見山，而且坦白得出奇
。身為丘吉爾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決心和勇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他在一次車禍中傷了腿，後來時常作疼，隻好服食止痛藥，靠一根手杖一瘸一拐
地走路。他簡直獻出整個生命，成天忙著工作。如果你碰巧跟他站在同一立場，你
會覺得他很討人喜歡，也令人敬佩。我很幸運，跟他立場一致。他極力推動新馬在
“大馬來西亞”中實行合並，而且必定得到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支持，由麥克米倫
出麵促請東姑接受這個倡議。

    東姑改變一貫立場

    1961年5月27日，東姑在新加坡阿達菲酒店出席東南亞外國通訊員俱樂部舉
行的午餐會時發表演講。他突然說：“馬來亞遲早應該同英國以及新加坡、北婆羅
洲、文萊和沙撈越的人民取得諒解。目前時機還未成熟，我不能說如何取得這種諒
解，但是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展望這個目標，並且考慮采取某種計劃，把這些地區更
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進行政治和經濟合作。”如果新加坡和聯邦的人民決定使馬來
亞像過去一樣，繼續作為我們唯一的家園，這對有關各方都是好事。東姑這番話完
全出乎意料之外，先前他並未表示將改變他的一貫立場，就是馬來亞無論如何不能
讓新加坡加入。

    東姑並沒解釋他為什麽改變主意。後來，10月間，他在吉隆坡向國會表示，
他本來不讚成新馬合並，因為兩地一旦合並，將危及馬來亞的安全。但是，時代改
變了。他沒有清楚地說明怎樣改變。我隻能猜測是英國人使他相信，他必須控製新
加坡的安全，才能夠維護馬來亞的安全，因為新加坡大多數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很
容易被共產黨吸引。我相信伊斯邁已經了解，新馬兩地的顛覆問題是密切相關的。
例如，有人告訴他，馬來亞學生雖然隻占南洋大學學生總數的一半，但是大多數左
翼領袖和鬧事者卻是他們。他們畢業後回到馬來亞，將會製造更多麻煩。

    就連薛爾克和穆爾也料不到東姑的態度會來個180度的大轉變。對他們來說，
這無疑是個“驚喜”。英國人對時局做了不同的分析。長久以來，英國人在探討“
大馬來西亞”的概念時，認為這個概念是實現他們長遠目標的方法之一，那就是，
先把他們在本區域的殖民地聯結在一起，然後才讓它們獨立。問題的關鍵是，新加
坡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會不會有一天由共產黨領導?他們相信當我公開堅持新馬合並
是新加坡實現獨立的方法時，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這將使馬來亞共產黨永遠
無法奪得政權。直到這時，他們才開始嚴肅對待這個計劃。

    1961年5月，看來東姑至少準備考慮讓馬來亞在規模更大的馬來西亞聯邦中同
新加坡合並了。然而在隨後六個月裏，有關新馬合並的事，有時又顯得隻是一個幻
景，因為他對於真正的合並仍然猶豫不決。幸虧在這期間，我同英國專員公署的多
數成員，尤其是同穆爾相處得很融洽。在往後數年裏，特別是在1963年到1965年
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部分地區的時候，我們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友誼。

    1961年，我們的觀點已經一致了。英國人現在著手給馬來西亞造成一種勢頭，
同時製造一種氣氛，使人覺得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合並勢在必行。他們在東姑提出建
議的兩個星期後做出反應。他們經過協調，發表了一係列表示讚同的聲明。首先，
薛爾克在6月13日形容東姑的建議是“一個健全的長遠計劃”。一星期之後，麥
克米倫在英國下議院回答芬納·布羅克韋的詢問時說：“我注意到馬來亞聯邦首相
最近提出的引人注目的建議。對這個建議，我很感興趣。東姑認為聯邦遲早應該同
英國政府以及新加坡、北婆羅洲、沙撈越和文萊，就有關這些地區建立更密切的經
濟和政治聯係的計劃取得諒解。他的談話已經在這些地區引起議論。本政府希望在
考慮這個建議時，也把這些地區的反應考慮在內……這件事提出來之後引起議論，
我想是件好事。”接著在6月27日，薛爾克召集五個地區的英國總督和最高專員
舉行會議。在會上，己改任北婆羅洲總督的古德談到“有必要抓緊恰當的時機，推
行東姑的‘大馬來西亞’計劃，並確保它的成功”。6月30日，薛爾克飛往倫敦
，同英國內閣討論這個計劃。

                       第22章 揭開鬥爭的內幕

    每當我經過他們的工會或團體的會所時，那些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說華語或
方言的群體，都對我流露出異常的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們一邊的華文報記者出
席我所舉行的記者會時，也都繃著臉，露出慍怒的神色。他們認為我暴露共產黨人
的身份、鬥爭方法和意圖，是一種背叛行為。我卻認為他們的態度證明我的揭發是
有效的。

    1961年7月30日，13個脫離人民行動黨的議員宣布組成社會主義陣線。他們
的宗旨跟人民行動黨完全一樣，那就是建立“一個民主、獨立、社會主義和非共的
馬來亞，由聯邦和新加坡共同組成”。幾乎是同時，工會和工會之間也劃清了界線
。於是林清祥召集他屬下83個工會的領導人，討論有關組織新加坡職工會聯合總
會的問題。這樣，人民行動黨中非共和共產分子徹底決裂。

    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向人民顯示共產黨絕不會成為新加坡未來的主人。隻有
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有關新馬合並的問題付諸票決。我斷定票決是絕對必要的。如
果不經過票決就把新加坡強行並人馬來西亞，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那簡直是證明我
們把新加坡出賣給馬來人支配的吉隆坡政府。

    對於合並問題，我寧可舉行全民投票而不願意通過大選來取決，因為大選的結
果不能隻對要不要合並的問題作決定。不過，為了爭取大多數新加坡人支持馬來西
亞計劃，我必須叫那些抱著騎牆態度的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士相信，勝利的一方是我
們而不是共產黨人。我們不能讓他們認為我們可能失敗，否則，將會有許多人投票
反對新馬合並或者棄權，因為這些人深信那些投票讚成新馬合並的人，往後將遭到
共產黨人的懲罰。同樣道理，如果我們使人民相信新馬合並勢在必行，而且共產黨
人無法爭取到多數人的支持以便從中阻撓，他們就會作出另一種推論，那就是，支
持共產黨的人有被聯邦政府懲罰的危險。因此，我不得不使人民產生一種感覺，認
為合並這股浪潮洶湧澎湃，不論共產黨人或其他人都阻擋不了。我相信隻要我們能
夠傳達這個信息，中華總商會、華族文化團體和學校裏的說華語或方言的領袖就絕
對不會跟著林清祥走，至少也會保持中立。好的話，他們會暗地裏支持合並。

    為了使人民相信馬來西亞的成立必然會實現，最可靠的辦法就是要人民了解林
清祥、方水雙和親共幹部本身也知道他們所打的是一場敗仗，所以最好不要加入他
們的陣營。為了加深人們的印象，我認為有必要把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每一個
人，那就是人民行動黨和共產黨怎樣結成統一戰線；林清祥和方水雙為何自食其言
，不讚成新加坡通過同馬來亞合並取得獨立；共產黨人為什麽注定要失敗。為了能
好好地思考這個問題，我需要一個清靜的環境，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於是，8月
l1日晚上，我帶著芝、三個孩子和保姆乘火車到吉隆坡，然後轉乘汽車到海拔
1600多米的金馬侖高原，住進新加坡政府的度假別墅“古魯尼旅舍”。我的私人助
理張奕貴也同行。我準備通過新加坡廣播電台發表一係列演說，讓人民了解整個事
情的真相。每次演說需要二三十分鍾，廣播稿由我口述，張突貴筆錄後整理成文。

    一件勞心勞力的事

    金馬侖高原氣候涼爽，環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暫時遠離新加坡的政治溫床的
好去處。當時沒有電傳機，沒有直撥電話，普通電話也不清晰，所以我動身前留言
，除非有特別緊急的事情發生，否則不要打電話給我。這樣一來，我便可以安安靜
靜地工作。我們逗留了將近兩個星期。我也在景致幽雅的九洞高爾夫球場打了好多
次球。我離開的時候，已經完成了八講的廣播稿。最後四講隻好在新加坡撰寫。我
一麵撰寫，一麵給前幾講的廣播稿錄音。在9月13日到10月9日的一個月裏，我
每星期廣播三講，每講用三種語言播出，其中兩種語言為馬來語和華語。在日常工
作中我對這兩種語言的應用隻限於口語水平。這的確是一件相當勞心勞力的事。有
一次，新加坡廣播電台的職員從錄音室的玻璃牆望進去，發覺我不在麥克風前，不
禁大吃一驚。後來一名職員看到我仰臥在地板上，以為我暈倒。事實上，在進行三
種語言廣播錄音的間隙，躺下是驅除疲勞和恢複精力的最好辦法。

    在這12講裏，我概述了從1954年人民行動黨成立到我們同共產黨結成統一戰
線的經過，同時概述了後來發生的事件：行動黨為什麽發生分裂，導致目前雙方為
合並問題展開激鬥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們心中的猜疑，不要以為這是對共產黨人
和顛覆行動的誹謗。其實我很讚賞共產黨人為了信仰所表現的力量和勇氣。我在其
中一講的廣播中說：

    “我們越過了鴻溝，接觸到受華文教育的群眾。這是一群飽含生命力和革命氣
息的青年。共產黨過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們當中進行的，而且頗有成績
……我們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後來者，想去開發同一個油田。我們被共
產黨看成侵占這塊專有領土的人了。在這個群體裏，我們認識了林清祥和方水雙，
他們加入了人民行動黨。1955年我們參加競選，這就開始了我們同共產黨地下工
作者在職工會和文化團體裏發生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同他們在一起工作是一種新奇的經驗。當你碰到一個工會領袖的時候，你很
快就要斷定，他究竟屬於哪一邊，他是不是共產黨人。你可以從他的談話和他的行
動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決定權的核心人物……我認識了許多這樣的人。他們
都不是壞人，也不是投機分子……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甚至準備為共產主義事業付出
個人的自由和生命。他們都知道，一旦被發現是共產黨人，他們就有被逮捕和被拘
留的危險。後來，在1956年和1957年的肅清行動裏，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被捕入獄
。我常常到監獄去探望他們，替他們上訴。也有許多人被遣送到中國，有些還是我
的朋友。他們認為我應該站到他們那一邊去。他們相信，最後我一定會被迫承認，
他們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製度是不能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的。到那時，
我一定會承認他們所做的是正確的。

    “另一方麵，我也常常花許多時間跟他們辯論，設法向他們證明，不管中國或
蘇聯發生什麽事情，我們畢竟是生活在馬來亞。這樣，不管你是共產主義也好，民
主社會主義也好，如果你要在馬來亞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就得訂下一些基本
決策，例如確立馬來亞人的身份，把華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同馬來人團結在一起
，建立國民團結和國民效忠，並通過國語來促進各族人民的團結等等。”

    我又解釋了馬來亞和新加坡不能分開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聯邦對新加坡的重要性。聯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產樹膠和錫
，使我們的轉口貿易經濟能夠運轉。聯邦這個腹地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大城市。沒有
這個經濟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夠生存。如果不合並，如果我們兩個政府不能重新統
一，如果我們兩地的經濟不能合而為一，那麽，我們的經濟地位就會慢慢地、逐漸
地惡化，我們大家的生活就會越來越苦。原本一個單一的全馬經濟發展計劃將分裂
成為兩個。聯邦本來應該跟新加坡合作的，卻變成在爭取工業化的資金和發展上互
相競爭，這樣就勢必兩敗俱傷。”

    在最後一講的廣播中，我再度強調以下這一點：“在過去三個月裏，要不是柔
佛一帶發生了旱災和新加坡出現水荒現象，我相信共產黨早就改變他們的路線……
要求新加坡自行獨立。自然環境似乎在警告他們，他們的舉動是荒謬絕倫的。”這
一年新加坡格外幹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降。到8月底，水壓突然下
降，許多工廠被迫暫時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嚴重的影響。我們三個主要的蓄水
池幾乎幹涸了，其中實裏達蓄水池池底長滿象草。我們實行製水，每天隻有六個小
時的水供，自來水管的水壓低得可憐。我們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
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為日本軍隊占領了柔佛的蓄水池。製水措施一直實行到隔年
1月底才取消。這場天災來得很巧，有助於使人民深信新馬合並是解決新加坡問題
的合理辦法。

    開燈照亮魔術舞台

    當時新加坡還沒有電視，廣大的聽眾收聽了上述廣播。廣播結束時，大多數人
民相信我已經把過去黨內的鬥爭、親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權代表的事情老老實實地告
訴他們了。他們也相信我對於未來是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的。我扣住他們的心弦。
我所講的故事，是他們自己剛剛經曆過的，暴亂、罷工和抵製都在他們腦海裏記憶
猶新。過去困擾著他們的許多疑團，我都一一做了解釋。這就像一名魔術師正在表
演，我突然跑上舞台，開燈照亮觀眾沒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對方使用的道具和配
備在觀眾麵前暴露無遺。這些廣播在民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對受英文教育
的人更有啟示作用。例如當時還年輕的張業成(後來成為《海峽時報》總編輯)在回
憶中說：

    “這些廣播演講是史無前例的經驗之談。它並非典型的政治演說，它包含了切
身的經驗。即使在它播出的時候，事情還在發生。每一講的廣播結束時，都在聽眾
心中產生懸疑作用，他們恨不得早點聽到下一講，就像當時一般市民一聽到麗的呼
聲以廣東話播出李大傻所講的武俠故事時莫不專心傾聽一樣。在講故事的是一位高
手，但故事絕非虛構。對新加坡人而言，這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鬥爭。”

    最後一講在10月10日播出後，電台廣播組主任約翰·杜克洛斯為配合我所作
的12講廣播，打算舉行12次廣播座談會，並邀請林清祥參加其中一次座談。凡是
我在廣播中提到的人物，如林清祥、方水雙、兀哈爾、普都遮裏、李紹祖醫生、盛
南君醫生等都在受邀之列。杜克洛斯寫道：“總理在廣播中所說的每一句話，如果
不正確或有損他人名譽，都可以加以駁斥。”第二天，林清祥和兀哈爾在報上發表
聲明，要求電台給他們同樣時間進行12次的廣播，他們不希望同我對質。我使他
們處於守勢。

    每當我經過他們的工會或團體的會所時，那些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說華語或
方言的群體，都對我流露出異常的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們一邊的華文報記者出
席我所舉行的記者會時，也都繃著臉，露出慍怒的神色。他們認為我暴露了共產黨
人的身份、鬥爭方法和意圖，是一種背叛行為。我卻認為他們的態度證明我的揭發
是有效的。

    這期間，有關合並的問題並非毫無進展。共和聯邦國會議員協會會議剛好在新
加坡舉行，出席者有沙撈越、文萊、北婆羅洲和馬來亞的代表。7月24日會議結
束時發表聯合公報，所有與會者都強調“馬來西亞聯邦有必要成立，而且是勢在必
行的”。由於這個聯邦的形式和結構需要進一步商討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與會者
同意成立馬來西亞谘詢委員會，以確保成立馬來西亞的動力能夠保持下去。10天
後，馬來亞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吉隆坡舉行會議，宣布雙方將尋求聯合國的協助，
以研究如何成立共同市場的問題。吳慶瑞以新加坡財政部長的身份參加會議。

    8月，我和吳慶瑞同東姑、敦拉紮克舉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議，謀求解決合並條
件的問題。馬來亞外交部常任秘書加查利也出席了會議，他是負責合並細則的馬來
亞主要官員。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東姑討論有關合並條件的其他細則。9月中旬返回新
加坡時我告訴報界：“合並已經離開發射台，最新的發展是它已經納入太空軌道，
1963年6月是預定的著陸日期。”我應用當時流行的字眼宣布這個消息。蘇聯太空
人加加林於1961年飛人太空的壯舉，以及美國為發射載人太空船進人太空軌道所
做的努力，使世人著了迷。在財務方麵，我解釋說，根據聯邦憲法，每一州都把征
收關稅、國內稅和所得稅的權力交給中央政府，但是由於新加坡將控製教育、勞工
、衛生和社會服務等方麵的事務，我們將獲得相當比例的稅款，以負起以上各方麵
的職責。因此，我們在聯邦國會的代表人數必須調整，“否則我們的代表人數將超
出一倍”。

    杜進才寫信給議院裏的反對黨領袖，請他們就兩個基本問題表明立場。這兩個
基本問題包含在雙方原則上達成的協議中，那就是防務、外交和安全操在吉隆坡聯
邦政府手裏，教育和勞工政策則繼續由新加坡政府自己掌管。8月29日，也就是
杜進才的信在報上刊出那天，李紹祖醫生在一份署名的聲明中宣布，13個社會主
義陣線議員將接受：“一、新加坡同馬來亞實行全麵和徹底的合並，作為馬來亞聯
邦的第12個州；或是二、新加坡先成為馬來亞邦聯裏的一個自治單位，最後才並
入馬來亞聯邦。如果采取合並辦法，本黨要求新加坡作為組成的一州，馬上加人聯
邦，新加坡公民將自動成為馬來亞公民，新加坡在馬來亞國會應有合乎比例的代表
人數。合並之前，新加坡舉行大選；合並之後，全馬來亞舉行大選。如果采取邦聯
辦法，本黨要求新加坡實行內部完全自治，內部事務，包括安全，由自己掌管，外
交和防務則交由聯邦政府負責。”

    社陣主張新馬全麵合並，他們以為東姑必定不會同意。我和吳慶瑞、拉惹勒南
、杜進才、王邦文都感到高興。他們不但不反對合並，反而比我們要求在更多方麵
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並。這是一個理想課題，全民投票可以根據它來擬定問題：人民
所要的究竟是哪一種合並?

    在不久後電台舉辦的一個座談會上，吳慶瑞和李紹祖醫生就合並問題展開唇槍
舌劍的爭論，這次爭論使社陣謀求人民支持它的全麵合並建議的希望破滅。李醫生
聲稱在社陣的合並計劃下，由於新加坡同檳城和馬六甲(這是新加坡以外的兩個海
峽殖民地)具有相同的地位，新加坡公民將自動成為聯邦公民。吳慶瑞認為這是無
知的“廢話”。事實上隻有在檳城和馬六甲出生的人，才會自動成為聯邦公民，其
他的人都得申請聯邦公民權。

    然而我們還沒有擺脫困境。正如10月15日我在記者會上所做的解釋那樣，雖
然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將自動成為聯邦公民，其餘327000名從中國、印度甚至馬
來亞來的人，首先必須符合在聯邦居住的條件，並通過語文(馬來語)測驗及格，才
能夠成為聯邦公民。唯一不同的是，根據我們和東姑達成的協議，所有新加坡公民
將成為“聯邦國民”。我希望這種安排能使他們滿意，這是我當時所能向東始爭取
到的最佳的“特別安排”。

                        第23章 社陣慌了手腳

    在兩天當中，李紹祖醫生連續不斷講了七個半小時的話。在講了半個小時後，
他開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幫寫文章的人在反對黨休息室裏寫出許多重複無聊的東西
，然後由社陣議員送進議院會議廳交給他。很多時候他甚至連寫給他的東西都讀不
出來……但是李醫生的冗長發言，反而使許多好的論點齊湮沒在廢話之中。    

    我不得不希望新加坡人民會對自己成為聯邦國民感到滿意，因為我的第一個目
標是就合並條件跟東姑達成協議，以便讓新加坡人民對合並條件進行表決投票。我
們已經答應在9月間舉行全民投票。根據立法議院多數票的讚成來進行合並是絕不
可行的，不管條件公平不公平，新加坡人民會以為我們出賣了他們。因此，必須把
真相告訴他們，就其他替代選擇向他們解釋，讓他們自行作出抉擇。此外，這樣做
也能確保東姑不至於以理所當然的態度對待我們。

    為了做到這一點，人民行動黨必須繼續執政，也因此必須在議院裏獲得多數票
的支持，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在議院裏有26票，隻比反對黨的25票多一票。在
關鍵時刻，我相信除了馬紹爾(一票)，也許還有王永元和他的兩名支持者(現在稱
為人民統一黨)之外，反對黨裏的非共派不大可能支持社陣。此外，在我發表一係
列廣播說明當前衝突的背景之後，我在貫徹我的論點上已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眼下我們必須迫使共產黨人表態，說明他們要的是怎樣的合並。我們不能讓他
們反反複複，再度呼籲建立獨立的新加坡。但是他們依然變來變去。分裂之後，好
幾個星期他們態度模棱兩可，施展拖延策略，促請人民先集中力量進行反殖民主義
鬥爭。8月13日在快樂世界體育館舉行群眾大會慶祝社陣成立時，林清祥向一萬
名歡呼的群眾講話，宣布殖民主義是實現新馬合並的最大障礙，是英國殖民主義把
馬來亞分成兩個不同的實體。“因此，鏟除了殖民主義就會更接近合並。如果合並
意味著真正的重歸統一，我們會高興地支持。”在他用馬來語和福建話演說時，會
場掌聲雷動，但是對他所說的這一點群眾是否熱烈支持，我不敢肯定。重歸統一不
論是真是假，都會使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口所占的多數優勢被削弱，也會使他們更易
受到保安行動的對付。

    社陣不是唯一的不確定因素。在這回的局勢發展中，英國人起著最重要的作用
，因為一切取決於他們能不能跟東姑達成諒解，說服他必須在新加坡的前途問題上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就需要新馬真正合並，不光是“聯盟”而已。

    穆爾於10月18日向華萊士提出的同一份報告說：

    “當然，就我們不準備在短期內對付新加坡的共產黨人，沒有人會質疑。但是
我們得說服東姑。長遠來說，在當前的國際輿論氛圍中，隻有他才能處理新加坡的
問題……東姑存有幻想，以為可以無限期地把新加坡的問題留給英國處理而不出問
題，這樣的幻想非消除不可。”

    我以為，當我們在芳林和安順補選中失敗，共產黨人企圖通過憲製手段除掉人
民行動黨而自行上台執政的時候，東姑必定發現自己別無選擇，隻好根據特別的條
件接受新加坡，那就是跟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使馬來選民在聯邦占多數的局麵不
致受影響。這意味著他必須控製內部安全、防務和外交事務。10月27日東姑發表
談話時讚同了我的看法。他說，到1963年，“英國多半會給新加坡一部憲法，使
新加坡成為獨立國家。新加坡一旦獨立，就會跟我們所反對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中國、蘇聯、南斯拉夫和其他共產集團國家將設立大使館，到時共產黨人就近在差
咫尺”。他也說，所屬政黨“可說是屬於極端派”的新加坡總理自己也擔心新加坡
如果獨立，新馬兩國之間會發生什麽事情。“我們必須設法盡一切力量扭轉這種局
麵，以免發生這樣的衝突。”

    但是東姑接受新加坡所要的代價很高。早在8月間，他的政府便向英國發出通
知，要在六個月後退出內部安全委員會。英國因此推斷，如果它需要馬來亞政府接
管新加坡，以便控製共產黨人，東姑會要求先把婆羅洲三邦完全並進聯邦。我當然
知道時機是否成熟是一個問題。根據我到這三邦出庭辦案的經驗，我知道它們的政
治覺醒水平不高，政治領導層尚未形成。我把這些問題留給英國去處理，以為英國
已經同東姑解決了這些問題。

    l1月16日，東姑從新加坡機場動身到倫敦，準備同英國政府談判馬來西亞問
題。他當時心情愉快，告訴報界可以放心假定馬來西亞已是“囊中物”，那就是說
，婆羅洲三邦和新加坡都會加入馬來西亞。《海峽時報》報道他以令人安心的微笑
補充說：“我要相當老實。我希望是同時加入，否則聯邦人民會感到緊張。聯邦認
為新加坡像個問題兒童……憲製建議並不是完全合並，更正確的說法是一種很密切
的聯合方式。”這句話使我更難以做事。

    在倫敦，他同麥克米倫的談判曆時僅80分鍾，離開時滿麵笑容。他告訴記者
：“我們不必等到1963年。”英馬兩國政府11月20日發表聯合聲明說：“新馬
兩地政府在新加坡同聯邦合並的問題上談判達成的協議要目，兩國部長滿意地做了
記錄。”東姑為什麽改變了立場?麥克米倫哄騙了他，而且實際上是答應讓他獲得
婆羅洲三邦，隻等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在新加坡，我們把達成合並協議的主要項目，通過白皮書在立法議院提出。它
的要點是：

    大新加坡將在聯邦下議院獲得15個席位，在上議院獲得兩個席位。

    *624000個新加坡公民不會失去在新加坡享有的州公民權。合並後他們將自動
成為大聯邦的國民，獲得跟大聯邦其他國民相同的護照。他們將享有乎等的權利，
同樣受到保護，盡同樣的義務。

    *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將維持下去。

    *新加坡政府的指揮和控製權將維持現狀，由總理和根據他建議委任的部長組
成的內閣執行……新加坡的現有立法議院將成為州議院繼續運作，但無權製定有關
防務、外交事務、安全和其他聯邦事務的法律。

    *新加坡在教育和勞工政策方麵將享有自主權，同時獲得比聯邦其他各州更大
的保留權力。

    *新加坡將保留大部分的州稅收。

    *成了新加坡公民的馬來人的特殊地位將受到保障。

    奧勒斯膽子小

    11月20日，阿末·依布拉欣提出動議：“本議院確認，馬來亞所有真正愛國
者的首要目標，是讓新加坡和馬來亞聯邦合並，使兩地重歸統一。”社陣慌了手腳
。他們看著合並在加速進行，看來難以阻擋，便采取阻撓的手段，拖延會議的進行
。在兩天當中，李紹祖醫生連續不斷地講了七個半小時的話。在講了半個小時過後
，他開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幫寫文章的人在反對黨休息室裏寫出許多重複無聊的東
西，然後由社陣議員送進議院會議廳交給他。很多時候他甚至連寫給他的東西都讀
不出來。當時我們不曉得他故意把會議拖拉一天或兩天有什麽作用，因為我們不必
應付任何期限。最後杜進才、我和其他部長就程序問題站起來問議長奧勒斯爵士，
是否應該讓李醫生喋喋不休地重複下去。但是奧勒斯膽子小。令我們吃驚的是，共
產黨人居然能夠使他害怕到這個程度，以致盡量放寬限製，讓社陣可以把辯論拖下
去。我們決定下屆選舉勝利的話，要選個膽大的議長。

    但是李醫生的冗長發言，反而使許多好的論點湮沒在廢話之中。他的一個最有
力的論點是新加坡不能按選民人數的比例在聯邦國會裏獲得應有的代表權。他說，
新加坡在100個議席裏應該獲得25到30個議席，卻隻得到15席。我解釋說，我要
求19個議席，東姑最多隻願意給15個。吉隆坡和馬六甲都隻分配到15個議席。

    但我遇到的主要困難並不在此，也不在完全合並的問題上。新加坡人民無論如
何都不要完全合並，主要的困難在於公民權問題。李醫生形容聯邦在婆羅洲娶三個
老婆，新加坡不是第四個，隻是個情婦。情婦的所有子女都被看成私生子，享受不
到聯邦公民權。這個論點擊中了要害。人們懷疑“馬來西亞國民”跟“馬來西亞公
民”不一樣，引起了極大的不安。這使社陣獲得了理想的爭議點，用以加強他們本
來就決心進行的搗亂運動。

    華校中學生抵製會考打斷了這場辯論。l1月29日，教育部政務次長、執政黨
黨督李炯才在教育部外麵被學生糾察員阻攔，無法離開辦公室到立法議院出席會議
。拉惹立刻在議院提出動議，要求警察確保攔阻他的人受到法律的製裁。動議以43
票讚成，3票反對獲得通過；社陣讓糾察員靜悄悄地解散了。這次事件是在6月間
便開始的。當時教育部長建議統一英文、華文、馬來文和泰米爾文的會考製度，對
華校生來說這是改變。過去他們初中考試不及格還能上高中，我們現在要求他們先
考到中學文憑才能考高級文憑。受共產黨影響的人開始反對新製度。11月27到28
日，事情發展到最高潮，3O0人在考試中心外麵進行糾察，手拉手阻止其他學生參
加會考。

    這是共產黨人設法製造的部分混亂。他們要使華校生采取行動，就像過去對付
林有福那樣。但是我們避免動用警察驅散糾察員。我們告訴所有家長，如果他們的
子女錯過工會考，那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再參加。我們建議由警察保護他們的子女突
破糾察員的阻攔去參加會考，結果是60％的學生參加了會考。我沒有像林有福那
樣讓共產黨人得以乘隙而入，他們無法在這個問題上煽動群眾。報紙上，包括華文
報，刊登了警察護送家長和學生的照片。他們推開在場的糾察員。這些糾察員像歹
徒那樣用手帕蒙住臉的下半部，以免被政治部拍到照片。

    我從來不讓共產黨人利用華族語言、教育和文化等課題。芝和我決定讓子女接
受華文教育，使我在這方麵處於有利的地位。這樣一來共產黨人便無法利用這一強
大的武器來對付我。他們不得不尋找其他手段，比如針對我的中產階級背景。但是
這樣做所能激起的感情力量，跟把敵人描繪成破壞中華文化大不相同。

    然而在公民權的問題上，盡管他們的論點基本上站不住腳，卻發動了聲勢浩大
的反擊。他們不再要求完全合並，而是強調新加坡人將淪為二等公民。我叫東姑反
駁社陣所提的，關於吉隆坡有權下令使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為聯邦公民這一點，那對
事情就會有幫助。但是東姑卻保持沉默，所以我們才遇到問題，隻能請拉惹出動多
批人員傳達我們的信息。

    經過13天冗長乏味、一再重複的辯論後，白皮書裏有關協議項目的動議才在
12月6日付諸表決。結果是33人支持(包括巫統兩名議員，新加坡人民聯盟三名議
員和一名獨立議員)，18人缺席，沒有人反對。我相信，由於社陣已經表明要合並
，他們因而認為與其投票反對協議項目，不如缺席來得方便。1962年1月24日辯
論了第二項動議，內容是原則上支持東姑的建議，建立由馬來亞11州、新加坡和
文萊以及沙撈越和北婆羅洲組成的馬來西亞聯邦。1月30日表決，35票讚成(人
民行動黨、巫統和新加坡人民聯盟)，13票反對(社陣)，3票棄權(王永元的人民
統一黨)，馬紹爾和另外兩名議員缺席。

                        第24章 合並風雲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社陣宣布讚成完全合並，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一旦他
們知道贏不了，很可能決定全麵製造混亂，而不是接受馬來西亞並從政壇上消失。
他們可能要戰鬥到底。這樣一來，警察和軍隊必須對他們采取行動。如果這一切是
在合並實現之前發生，動用到英國軍隊，就會產生更多的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這回到東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剛從倫
敦回來，心情愉快。他正在擴大地盤，而他讓新加坡加入的條件使馬來人能夠繼續
占多數，也使他得以維持在聯邦建立起來的馬來人的支配地位。同時，他也消除了
對必須吸收更多華人而產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懼。

    我是單獨到吉隆坡去跟他進行私下會談的——沒有官員在場，沒有部長在場，
沒有人做記錄。那是東姑認為最自在的方式，因為在履行君子協定時，他總是選擇
機動靈活的處理方式。會談後我告訴報界，東姑希望馬來西亞在1962年8月成立
，以後的國慶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說過，八是他的幸運數字，所以選擇了
8月31日為馬來亞獨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個八；31是三加一，等於四，那是
八的一半。

    後來我從他戰前在倫敦留學時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進官邸賓館，想
進一步了解我的為人、生活習慣和性格。他已經得出結論，我“不是壞人”。我在
浴室裏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歡，像流行一時的輕快的印尼歌曲《白鸚鵡》。我打
高爾夫球，玩撲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點白蘭地(那是東姑
最喜歡的——三星軒尼詩)。他認為我不是危險的共產黨人。事實上我和常人無異
，容易相處，年輕，太聰明了點，不討他喜歡，時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還
可以。我跟他合得來，一個最大的優勢是我會講馬來語，跟他的夫人莎麗花·羅茲
雅談得很投契。莎麗花是個阿拉伯裔馬來婦女，也是東姑的吉打同鄉。芝的馬來語
也不錯，這更讓他覺得我的出身沒問題。這證明我們實際上是馬來亞人，不是華族
沙文主義者。

    跟東姑談判需要特別的技巧。他看過檔案之後，不喜歡坐下來麵對麵地爭論，
而隻做重大的決策，決定事態發展的方向，煩瑣的細節留給副手敦拉紮克——敦拉
紮克能幹、勤勞，做起事情來一絲不苟。所以有什麽事過不了馬來亞官員的關，又
找不到有關部長或敦拉紮克來解決，我就不得不找東姑。那就是說，在天南地北閑
聊或午餐時提一兩句。他喜歡烹飪，廚藝不錯，午餐經常自己下廚，烤羊肉和牛肉
。午飯過後他總要小睡片刻。我時間太多，會到皇家雪蘭莪高爾夫球俱樂部練球場
打上一兩百個球，等他睡醒。下午四點半我們會打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在打球間隙
或吃晚飯前，趁他心情好的時候我會提出問題。就這樣，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
的時間，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爾夫球，跟他一起參加晚宴和婚禮。為了等待好時
機，我曾經多次陪他到檳城、怡保或金馬侖高原。他一向心平氣和，幾乎總是那麽
安詳寧靜，但是一發現危險就變得很激動。他曾告訴我，他不允許任何人逼他做出
決定，因為不冷靜和心情不輕鬆的時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錯誤。遇到壓力他會推遲
做出決定，可一敲定決不反悔。

    東姑喜歡贏

    在吉隆坡工作表現不錯的最高專員都了解他的情況，尤其是澳大利亞的湯姆·
克裏奇利和英國的傑弗裏·托裏。他們遷就他，跟他打高爾夫球，玩撲克牌時克裏
奇利有時會在幾個月內輸幾百塊錢給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東姑喜歡贏，也
就是不喜歡輸，這是他貴族出身的習性。這我倒不在意，因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
們之間達成的協議要點。但是玩撲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贏錢也得不到滿足感。有一
回，我接了新加坡打來的第三個電話，輸了兩三百塊錢。他說：“光耀，集中精神
玩牌，我不喜歡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時候贏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來，我
說：“東姑，我接電話的時候，知道你下了15塊錢注，猜測你有三張王牌，我手
上的牌應付不了，所以認輸。”他並不滿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後贏我。

    打高爾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樣。東姑的讓杆數是24，要打足讓杆數；我的讓杆
數是12(後來減到九，對我不公平)，實際上我的是15。他又選好手搭檔，所以要
贏他很難。盡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難忘的是，還剩七個洞沒打，我和搭檔已經贏了
八個洞；東姑覺得沒趣。當時在皇家雪蘭莪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穆爾怪我沒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馬場裏，如果他沒下注的馬勝出，有人便會掏出一些
票對他說：“東姑，我替你買了這些票。你的馬參賽時，我知道你不會買這匹馬，
但知道它會贏，所以替你買了。”這一來，盡管東姑的馬跑輸了，離開馬場他還是
贏了幾百塊錢，這一天他過得很開心。

    他為人不錯。但他是個王子，了解什麽叫權力，也善於運用。他手上沒拿大棒
子，卻有許多打手，在他裝著看不見依然顯得很仁慈的時候，替他動手。他不信任
誰誰就倒黴。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沒辜負他，他總會以皇室對待忠心隨從的方式
，設法幫助你，就像他對待林有福那樣。林有福下台後，東姑委任他為馬來亞駐澳
大利亞最高專員。當林有福在一個脫衣舞俱樂部失蹤了幾天，要勞動警方尋人，大
出洋相，最後不得不辭職時，東姑調他到沙特阿拉伯吉達市一個伊斯蘭教組織任職
(林有福已改信伊斯蘭教)。這是他協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對我在新加坡的危險處境，他抱著同情的態度。共產黨人對我們的攻擊從
來就沒有停歇。雖然工人和警察之間沒有發生衝突或暴亂，但是工潮此起彼落。
1962年1月11日，反對黨在吉隆坡下議院向東姑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問他既然
新加坡的工會領袖跟馬來亞的工會領袖不一樣，似乎是“在鬧事中壯大”，合並後
情形會如何。東姑回答說，新加坡在一個月內發生的罷工事件比馬來亞三年還多，
但他會設法減少罷工的次數，使新加坡人更高興。他帶笑說：“我不知道該怎麽辦
，但是我們的內部安全部長說他曉得怎麽做，全國都支持他。”

    擔心淪為“二等公民”

    這是一把雙刃的劍，對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來說，這有助於表明東姑對合
並即將到來充滿信心，合並後他會通過伊斯邁醫生對付共產黨人。不利的是，社陣
會因此而更加不顧一切地采取行動，阻止合並的到來。不過他們沒有恢複暴力活動
，而是希望利用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擔心淪為“二等公民”這件事，煽動他們投反
對票。

    說華語或方言社群的傳統領袖(包括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建議我向社團的會
員們發表談話，澄清合並的問題。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維多利亞紀念堂會
見來自400個行會、會館和工會的100O多名代表。大會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
主持，他叫高德根，51歲，是個成功的樹膠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樣，他害怕共
產黨人。他在馬來亞有經濟利益，他的樹膠就是來自馬來亞。他不支持共產黨人。
往後幾個月我比較了解他，發現他通情達理，對新加坡華裔社群的前途非常關注，
認為自己有責任保護他們，

    我花了三個小時回答問題。聽眾多數是實事求是的商人，對我並未抱著敵對的
情緒。共產黨人無法大批擁進會場，支配不了大會。我對許多問題的回答引來聽眾
的笑聲。結束前我談了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史，指出許多宗鄉團體在照顧華族移民
的福利方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反應很好，我在掌聲中坐下來。不出我所料，
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關係到公民權。這是最自然不過的。正如中華總商會一位董
事提醒聽眾，他們曾經極力爭取新加坡公民權、爭取實行多種語言製度和平等對待
各教育源流，因此急於知道合並會怎樣影響這些問題。我告訴他們，如果我們像社
陣所建議那樣，要求完全合並，33萬新加坡公民會喪失一切公民權利。後來，曾
經在1955年大選中跟我對壘的藍天再度對我們所提的替代辦法質疑：在我們同東
姑達成協議的條件下加人馬來西亞之後，60多萬新加坡公民為什麽不能享有同樣
的權利?我解釋說，所有馬來西亞國民，無論是新加坡公民還是聯邦公民，權利都
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選出自己在聯邦國會的代表，聯邦公
民則在聯邦投選。(事實上，東姑的目的是不讓新加坡公民在馬來西亞其他地方投
票。)但是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耿耿於懷的問題依然沒解決：如果沒有差別，為什
麽東姑不同意用人們更熟悉的“公民”這個詞，而要用“國民”?

    兩者不同的問題是我所需麵對的。而幾天前馬來西亞團結谘詢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發表聲明說，婆羅洲地區的原住民將能享有聯邦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根據法律會
自動成為馬來西亞的“創建公民”，這就強調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國民
”地位來得高。這使我更難說服他們。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社陣宣布讚成完全合並，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一旦他
們知道贏不了，很可能決定全麵製造混亂，而不是接受馬來西亞並從政壇上消失。
他們可能要戰鬥到底。這樣一來，警察和軍隊必須對他們采取行動。如果這一切是
在合並實現之前發生，動用到英國軍隊，就會產生更多的憤恨，因此我建議東姑通
過一些過渡時期的安排，對新加坡的治安負起責任，使馬來亞軍隊可以開到新加坡
來應付麻煩。我們討論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這個課題跟薛爾克談了很
長的時間。他說，合並前東姑不可能負起內部安全的責任，必要時我必須準備動用
英軍鎮壓鬧事者。

    另一方麵，社陣製造麻煩的潛力並未減弱，因此我急於采取對策。我的急躁和
與眾不同的性格把東姑惹火了。我不夠敏感，沒有意識到東姑一旦決定讓新加坡加
入聯邦，他對待我的態度就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來就有等
級觀念。隻要新加坡還是處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外，他就會把我看成友好鄰邦的領袖
，地位比他低，但他願意以禮相待；現在我就要成為他的聯邦的一分子了，而他習
慣有一群侍從唯唯諾諾地圍繞著他。

    當我告訴東姑，我打算到德裏、開羅、貝爾格萊德、倫敦、莫斯科和北京進行
訪問時，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嚇壞了，認為我是在跟他的敵人來往，這樣做很危險
。他覺得我讓人以為蘇聯和中國領袖是偉大的人物，而事實上他們是要破壞馬來亞
穩定的壞人。我把理由告訴他：一旦訪問過這兩個國家，受到兩國領袖的接見，我
將會更有資格告訴人民，我更加相信共產主義製度不適合新加坡和馬來亞。但是東
姑的看法卻不是這樣。我將成為他的全盤計劃的一部分，他不要馬來西亞有任何人
同共產黨人友善交往。我跟他爭論令他惱火。最後我得出結論，不值得在這個問題
上跟他衝突。

    他的怒氣盡顯無遺。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擊極端分子把新加坡島看成“
小中國”，反對合並，為此脫離了人民行動黨。他說，如果他們想製造麻煩和流血
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並，但是這樣一來，為了馬來亞自身的安全，他就會封閉
長堤。他也說，另一方麵，隻要極端集團尊重法律，在聯邦的憲製範圍內行事，合
並後他們沒有什麽好害怕的，因為馬來亞境內的極端分子比新加坡還要多。

    這是東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議院說過，他的內部安全部長會對付共產
黨人，現在卻說，隻要他們在憲製範圍內行事就沒問題。但他顯然希望有人來對付
共產黨人。東姑往往刻意把話說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裏的話說出來——說的方式
未必嚴密和合乎邏輯，卻讓聽眾清楚了解他的立場。但他這次幹預與其說製造了障
礙，不如說是幫了我們的忙。他強調新加坡的脆弱性，強調自己決心要合並。僅僅
兩天後，他在高德根為他而設的晚宴上再次發表談話，暢所欲言。他說：“新加坡
同馬來亞完全斷絕關係可能意味著戰爭和流血，對人民來說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受
到孤立的新加坡為了求得緩衝，跟一個同聯邦不友善的強國(指中國)來往，戰爭就
會爆發。”

    薛爾克向倫敦報告：“正當我們小心翼翼地設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
納入合並的時候，我認為，這種相當歇斯底裏的威脅性言論會造成傷害，並使新加
坡政局升溫。恐嚇要封閉長堤或新馬會爆發戰爭是沒有用的，這隻能協助社陣挑起
反對馬來人的種族情緒……但跟對新加坡的影響相比，更重要的也許是這反映了東
姑思想的混亂。婆羅洲和新加坡沒有熱情地歡迎他提出的馬來西亞計劃，顯然使他
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經感到有些後悔。盡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準備繼
續推動馬來西亞，看來不應該太認真看待他演說裏比較極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對東姑言論產生的影響，薛爾克的判斷是錯誤的。它對社陣造成了相當大的衝
擊，社陣意識到東姑已經認真地參與了這場衝突。東姑描繪了沒有馬來西亞，新加
坡前景會不妙的圖景。林清祥恐慌起來。他寫信給東姑，答應社陣會支持合並，支
持馬來西亞。這封信是在新加坡聯邦大廈裏靜悄悄地遞交的，東姑卻通過一個秘書
把這件事泄漏出來。《海峽時報》刊出這樣的大字標題：“神秘的信，寫信人是林
”。在新聞記者追問下，林清祥證實信是他寫的；對東姑寫了封有禮貌的回信他表
示感激。有記者追問信件的內容，他謝絕回答。

    但是經不起杜進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賣?——李紹祖醫生終於在7
月11日公布了林清祥的信和東姑的回信。林清祥在信中寫道，東姑之所以會不喜
歡新加坡，他認為主要是由於雙方“態度顯然分歧”，卻沒有機會進行自由和坦率
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可以對增進了解和國家團結做出很大的貢獻。在回信中，東姑
歡迎林清祥保證在渴望國家團結方麵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他說他必須在第二天離開
新加坡，但將樂於在未來會見林清祥，而且會通知林清祥什麽時候可以安排見麵。
但是東姑知道“態度顯然分歧”是無法調和的。他始終沒有提出跟林清祥會麵的日
子。

    林清祥犯了嚴重的錯誤。在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看來，寫了信又不公開，首先
就是弱點，等於承認自己處境不利，要跟東姑談和。繪東姑的信是一廂情願，一點
收獲也沒有。這也毫無疑問地證實了，東姑現在是最有可能控製大局的人，而不是
林清祥和共產黨人。我知道，華人將來在作出抉擇時會考慮這一點。這期間社陣唯
一能做的事是讓幹部忙忙碌碌，以便維持士氣，以免他們想到自己無望的處境。於
是李紹祖醫生宣布，從接下來的星期日開始，1500名社陣幹部將會接連六個星期
日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勸說選民拒絕接受合並問題政府白皮書。

    東姑的訪問結束一個星期後，陳修信到新加坡為馬華公會一個分會主持開幕。
他當時剛出任馬華公會會長。陳修信口氣比東姑更強硬。他說，新加坡已成為馬來
西亞的問題兒童，但是合並不成可能也無須封閉長堤，因為新加坡的經濟非常脆弱
，隻要下一道簡短的關稅令，規定樹膠出口要另外繳稅，就會使新加坡這個世界上
最繁忙的樹膠市場化為熱帶貧民窟。一個麵積比馬來亞度假勝地金馬侖高原還小的
島嶼，是不能單獨生存的。他也說，馬來亞政府並不完全受馬來人支配，華人得不
到公平對待的說法是不確實的。如果他認為政府敵視馬來亞華人的合法利益，他就
不會成為這個政府的成員。

    他提出要通過經濟措施來對付新加坡的威脅，使兩地的華人都不喜歡他。數天
後社陣作出反應，提醒他馬來亞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嚴酷的現實，任何一方對另一
方實行經濟製裁將是自殺。與此同時，林清祥也轉彎抹角地跟東姑較量。他說，英
國人由於再也不可能根據舊的殖民地模式來進行統治，所以決定成立馬來西亞，利
用當地的右翼力量替他們在本地區維持治安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東姑做出答複，再度警告說如果新加坡拒絕合並，年底可能封閉長堤，並強調
這不是隨便說說的。他說：“如果共產黨人認為他們可以輕易欺騙馬來人，那是可
悲的錯誤。”一星期後社陣駁斥說，這樣的威脅隻能使公眾更加仇視聯邦的政界人
物，這些人的態度是“極端不講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聯邦以讓步來吸引婆羅
洲三邦的人民，對新加坡卻一直施壓，進行威脅和恐嚇。

    情形也許確實如此。但是這種威脅使人民認識到，跟東姑對抗，後果是不堪設
想的。盡管馬來亞會受到傷害，它的應付能力卻比新加坡強。英商感到驚慌。為了
強調處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國際商會會長提到“被稱為工潮的罷工、怠工、
靜坐等肆無忌憚的行動”，會成為很大的風險，新的資本會避開新加坡，成本開支
上漲將約束現有貿易，致使財政產生困難。

    這一切所引起的憂慮對社陣不利。與此同時，我們卻克服了另一道障礙。在議
院裏，激烈的對質和辯論持續了五個小時，直到午夜過後第二天的淩晨，才以23
票對16票通過一項修正動議，歡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

                        第25章 風塵仆仆遊說忙

    英國廣播公司讓我通過它的遠東服務電台向新加坡發表廣播。我敘述了不結盟
國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領袖如何公開支持馬來西亞。這樣的消息對共產分子
沒幫助。他們曾經聲稱他們代表亞非的看法，這些領袖在接見我之後的反應，使他
們的抨擊徒勞無功，因為這些領袖承認我不是變節投靠殖民主義者的叛徒。

    就在一片激動的辯論聲中，我認為這應該是我訪問英國領袖，以便同他們恢複
聯係，並順道會見一些亞非領袖的時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裏、
開羅和貝爾格萊德飛往倫敦，

    印度總理尼赫魯百分百支持我主張新馬合並組成馬來西亞的建議。印度報章很
友善。專門記載大事的《印度時報》，在“馬來西亞獲得了總理讚同”的標題底下
寫道，馬來西亞已經得到官方的諒解了。印度顯然認為這是個好發展，有助於排除
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在記者會上，我告訴記者們，亞非秘書處宣布馬來西亞是個
新殖民主義的產物，他們的總理並不在意。我引述了尼赫魯的話。他說，亞非秘書
處並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府。當他們問起我有關共產黨人反對的情形
時，我解釋說，在獨立的馬來西亞裏，他們不能再把自己的活動偽裝成反殖活動。
關於英國基地，當時反對英國基地是時髦事。我說我寧可要英國軍隊，因為他們會
順從世界輿論和聯合國的壓力，必要時可以隨時叫他們撤走。

    我的下一站是開羅。亞非團結委員會就是在開羅發表聲明抨擊馬來西亞的。如
果能把納塞爾總統爭取過來，那將是重大的突破。早上抵達時埃及副總統在機場迎
接，把我帶到賓館，那是前埃及國王法魯克的一座比較小的皇宮。晚上納塞爾總統
在家中接見我。他的家並不華麗，陳設卻很得體。這次會麵氣氛融洽，很成功。我
到達時他站在大門前，攝影記者都準備就緒。我覺得這樣的安排他做過幾百次。他
很上相，不論在電視或報紙上，都顯得很好看。他態度友善，熱烈歡迎我。埃及駐
新加坡總領事大力支持我，也非常支持馬來西亞。他知道我們不想成為東南亞的以
色列，他向外交部長報告了這一點。

    納塞爾花了一個小時聽我說。我解釋了新加坡自行獨立的危險性，那就是會脫
離東南亞的主流，成為大約一億人口的馬來群島中的華人島嶼。我不想這樣的情形
出現，解決的辦法是讓新加坡跟馬來半島重歸統一。兩地分開前曾經作為一個單位
，被英國人統治了100多年。不消我多費唇舌，納塞爾便認為馬來西亞不是新殖民
主義的陰謀，向我保證他會給予支持，還表明我可以把這點說出來。在五天訪問期
間，埃及人到處給我鋪紅地毯。我飛到當時蘇聯人正在建造的阿斯旺水壩，運載我
們的蘇聯飛機引擎出了毛病，他們讓一架慧星機改道送我們一行人回開羅。

    納塞爾邀我以後再訪問埃及，可以在任何時候見他。他說這是個人的邀請。我
交上了一個朋友。我喜歡他的為人，喜歡他生活簡單，也對他渴望根治法魯克統治
下的埃及的腐敗，感到高興。

    納塞爾跟我一起發表聯合公報。這樣做打破了慣例，因為新加坡還不是一個獨
立國家。公報說，他支持馬來西亞，支持“有著相同政治和社會背景……爭取結束
殖民統治的所有人民的統一”。納塞爾和尼赫魯是為非洲和亞洲樹立榜樣的領袖。
新加坡雖然小，讓他們了解卻是很重要的”

    鐵托改變看法

    “五一”勞動節那天我們飛抵貝爾格萊德。鐵托正式接見我。他的住所氣派豪
華，跟納塞爾不一樣，入口處裝上了自動鋼門，我們到達時靜悄悄地打開。一個名
叫斯拉夫科·科馬爾的部長帶我去見他。鐵托穿著普通西裝，不是華麗的製服。攝
影記者照相時他神情嚴肅堅定——沒有笑容，沒有熱情，跟納塞爾截然相反。我的
處境困難。印尼人在他麵前講了壞話。但他願意聽我說。我從容地解釋自己的背景
，說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不是殖民地的傀儡，跟那些受中國啟發的新加坡共產黨
人看法不一樣。新加坡的共產黨人不可能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功，因為他們的共產
主義不是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主義不可能在東南亞成功。從他的身勢語言我發現自
己改變了他的看法。我提到他們黨的出版物《共產主義者周報》抨擊馬來西亞的文
章，鐵托說有關文章不代表南斯拉夫政府的看法。我達到了目的。

    在動身前往機場，快要在機場會見記者之前，我問斯拉夫科·科馬爾，我能不
能重複鐵托說過的話。他說總統說話算數，說了就不改變。所以我在記者會上重複
了鐵托的話，轉身問部長我說得對不對，他點點頭說“對”。我離開之後，外交秘
書處發言人說：“文章代表作者個人的看法。在貝爾格萊德逗留期間，李總理把希
望成立馬來西亞聯邦的願望告訴了總統和南斯拉夫的領袖們。南斯拉夫方麵有了了
解。”路透社報道了這則消息，在新加坡和馬來亞見報，這對我們有利。

    倫敦繁華境況好

    芝在1950年8月離開倫敦後，這是第一次再來。倫敦看上去很繁榮，倫敦人
彬彬有禮。他們正在進入活躍的60年代。雖然1956到1958年我到過倫敦三次，
眼下物資充裕，商店、餐館和汽車都很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麥克米倫一再
重複說：“境況從沒這樣好過!”他贏得了1959年的大選，大眾化的報刊管他叫“
超人麥克”。當時是5月，天氣很好，我們發現英國首都繁華興旺，感到高興。英
國政府禮賓部門接待我們，幾輛巨型的亨伯·普爾曼斯汽車停在我們下榻的格羅夫
納酒店，讓我們使用。但是除了看一場話劇之外，我們沒時間觀光和娛樂。節目安
排得很緊湊：同部長們進行討論，會見國會裏的原有工黨支持者，通過不準發表的
訪問建立跟英國報紙的關係。

    戴眼鏡，個頭大，身材健美的新殖民部大臣莫德林待人友善，很容易相處。在
正式的談商開始前，他和夫人先跟我們會麵，讓我們覺得受歡迎。他也邀了些部長
跟我共進午餐。莫德林夫人在海德公園酒店為芝安排了一個婦女社交集會。

    一個主要難題，仍然是有關應當在合並前還是合並後肅清共產黨人的舊爭論。
東姑重複說，他要內部安全委員會先采取行動對付他們。他向英國人表明，也向我
表明，他不願意在馬來西亞成立時采取鎮壓行動，因為那是不祥的，不是好的開始
。

    當時我準備在合並前采取行動，但有兩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我告訴莫德林，行
動可以在英國仍然對安全負起責任時開始，因此必須由英國以內部安全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指揮。我的公開立場將是：這是最令人遺憾的事，但根據我個人對共產黨人
的認識，這是絕對有必要的。但我也堅持，在對馬來西亞問題進行全民投票時，應
該讓共產黨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們會號召抵製，但是選民不會聽他們的話，這一
來他們就會聲譽掃地。另一方麵，在全民投票舉行前拘留他們，將會犯下致命的錯
誤，因為這會使全民投票毫無價值可言，使人們可以指責說，抓他們是讓我可以贏
，以便把新加坡交給東姑。接著肯定會發生抗議性的暴亂。

    莫德林問要拘留多少人，我說這得由政治部決定，我估計多半要扣留200到
250人。其中100人大概會在一年內釋放，其餘半數遣返中國，但是東姑必須把其
餘25到35個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時期。莫德林問，在新加坡采取保安行動，會不會
嚇壞婆羅洲地區的華人?我向他保證，華人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因為東姑公開表
明了他對共產黨人的政策。

    這期間，以科博爾德勳爵為首的特別調查委員會正在調查北婆羅洲人民對馬來
西亞的態度。我強調，無論科博爾德報告對婆羅洲的公民權問題提出怎樣的建議，
絕不能讓新加坡的條件比婆羅洲方麵差。“馬來西亞國民”如果同樣適用於兩地公
民，就可以接受。但是東姑現在宣布婆羅洲公民會成為馬來西亞公民，新加坡人民
卻不能。

    桑迪斯要了解東姑對馬來西亞的一般看法。我說，看來是因時而異。在一切都
順利，他指望能獲得大片土地的時候，跟他在考慮將遇到哪些問題，希望自己根本
沒著手做的時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種類型的人物。他不那麽勤勞，進取心也不
那麽強，卻很能幹。他問我跟東姑發生了哪些難題。我說：“東姑認為我聰明卻犯
了錯誤，他不聰明卻沒犯錯誤。爭論之後我贏了，他覺得難堪，但仍認為我結論錯
誤，雖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勸說東姑認識到，把所有華人一概看成潛在
的共產黨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會比由我來說好。東姑的簡單信念是，“政治歸馬
來人，商業歸華人”。在他父親那一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卻不符合現實。至於
雙方對公民權看法的分歧，當天早上我見過科博爾德勳爵，花了不止半個小時討論
他對婆羅洲的建議。我告訴莫德林，現在我比較高興，因為他已經明白它們會怎樣
影響新加坡，會怎樣給我增添困難。

    我的訪問不純粹是工作。薛爾克和夫人奧德麗邀請芝和我周末到他們在多塞特
郡溫伯思的家中作客。我們也撥出時間，駕車到劍橋探訪比利·撤切爾，到大學徽
章酒店喝茶。撒切爾對我1949年離開劍橋以後的表現很高興，問起我們的子女—
—我們寫信告訴過他龍很聰明。他拿了一本卡羅爾的《艾麗絲漫遊奇境記》讓我們
送給龍，說道：“要讓我在這裏見到他，他得快點來。”看上去他身體不是那麽虛
弱，我見著他深覺高興。一年後他去世了，我們夫婦很悲傷。

    周末到劍橋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們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節目裏喘一口氣
。官方節目包括會見麥克米倫一個小時，同時撥出時間向報界發表談話。

    英國廣播公司讓我通過它的遠東服務電台向新加坡發表廣播。我敘述了不結盟
國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領袖如何公開支持馬來西亞。這樣的消息對共產分子
沒幫助。他們曾經聲稱他們代表亞非的看法，這些領袖在接見我之後的反應，使他
們的抨擊徒勞無功，因為這些領袖承認我不是變節投靠殖民主義者的叛徒。

    報紙和電台報道了我同尼赫魯、納塞爾和鐵托會麵，以及我在英國廣播公司電
台發表廣播，必定對我有好處，因為社陣強烈抨擊我。為了說明這幾位亞非世界的
偉大領袖為什麽不認為馬來西亞是殖民主義者的陰謀，他們聲稱我製造了錯誤的印
象，從而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社陣挑剔說，尼赫魯、鐵托和尼溫(跟納塞爾不
一樣)沒跟一個聲譽掃地的總理發表聯合聲明。然而他們支持馬來西亞這一事實，
卻是社陣所無法否認的。

    林清祥否認說蠢話

    另一方麵，印尼的親共報紙《帝汶之星》報道，林清祥說他讚成同印尼合並，
而不是同馬來亞合並。這樣說是愚蠢的。林清祥立即否認發表過這樣的談話，但他
已經蒙受了打擊——在反對合並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已不再流露出勝利是勢在必然
而他們誌在必得的自信樣子。他的否認說服力不強。

    離開新加坡五個半星期之後回來，感覺好多了。這期間，我遠離了日常公開爭
論的折騰以及工潮的壓力，現在恢複了足夠的精力，可以再跟共產黨人不斷地鬥，
在報上用尖銳的言辭跟他們交鋒。此外，在商業受到打擊、就業機會喪失、失業人
數增加時麵對他們罷工、怠工和靜坐的挑釁，也有辦法克製自己。

    事態的發展並非糟透。5月，3O00名學生在中正中學集中，紀念1954年跟警
察衝突的五一三事件。他們唱歌，譴責政府成立調查庭調查中四罷考，號召所有華
文中學在5月21日調查庭開庭時罷課一天。但是在5月21日這一天，25所中學當
中，19所的學生出席率是百分之百，等於說上課的學生占了70％。100名學生由
於在牆上、電燈柱上和交通標誌上塗寫抗議標語被捕，時間是早上五點天還沒亮的
時候。他們不想自己的活動被人發現或拍下照片，

    另一方麵，盡管社陣每逢星期天都出動宣傳，民眾並未反對我們。他們的論點
沒占上風——隻有馬來西亞的國籍問題例外。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公民不能成為馬
來西亞公民，

                        第26章 全民投票

    在聽證會上，我呈交備忘錄，就反對黨指責全民投票不讓人民有表示異議的民
主權利這一點做了反駁……我說，他們要求聯台國幹預，犯了企圖誤導的過錯。他
們的呼籲是騙人的假警報的一部分……他們也犯了另一過錯：為了一己的利益，企
圖在新加坡維持殖民主義，因此請願反對要求立即獨立的合乎憲法的民選政府……

    1962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慶祝成立三周年，我向聚集在大草場的數千群眾
發表演說。他們是前來觀看軍人團體、平民團體和學生團體接受檢閱和表演文娛節
目的。我向他們保證，馬來西亞成立之前，我將在憲法中列明新加坡公民跟聯邦所
有公民平等。

    林清祥立刻說，我的許諾是承認根據建議中的合並和馬來西亞的安排，他們事
實上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社陣把我的難題縮小到這個範圍。我深信自己能說服東姑
把“馬來西亞國民”改為“馬來西亞公民”，從而解決問題。我決心做到這一點，
然後在社陣能夠利用其他無理課題煽動不滿情緒之前，盡快舉行全民投票。可是我
對東姑沒有影響力，隻有英國人才有，因為東姑要婆羅洲，也需要英國人協助防衛
馬來亞，所以必須設法使英國人影響東姑。穆爾同意我們心中不滿是有道理的。我
知道他會想方設法促使倫敦的部長們勸說東姑在公民權問題上改變主意。但在另一
個同樣重要的問題也就是全民投票問題上，雙方的看法不一致，

    穆爾之所以會擔心，是因為已經獲得特選委員會通過的全民投票法案建議，由
於投空白票意味著選民不願意行使權利表明讚成或反對合並，應該由立法議院的多
數議員(指人民行動黨)來做決定。我之所以會加入這項條文，為的是要應付共產黨
人號召人民投空白票。如果人民仍然通過投下大量空白票來抗議，以這樣的方式表
示反對合並和全民投票，穆爾認為我應當讓他們這樣做。穆爾勸我別舉行全民投票
。他說，人民已經在指全民投票是不誠實和虛假的。我不同意。他在以代專員身份
於6月21日呈交殖民部大臣的報告裏寫道：

    “六個月來我們一再建議他別舉行全民投票，他的答複總是，為了避免受人指
責為把新加坡的華人出賣給馬來人，他非這樣做不可……因此，看來他必須按照自
己定下的條件舉行全民投票。他的條件是經過仔細考慮，確保輸不了的。眼下唯一
最大的風險是，選民會大規模抵製全民投票。”

    有一點他說對了：我仍然決心舉行全民投票。當前的任務是讓立法議院通過有
關法案。在這之後，科博爾德委員會報告一旦公布，我必須決定要向人民提出怎樣
的選擇方案。人們在報紙、電台和馬來亞大學的各個論壇公開討論全民投票問題，
沒完沒了。立法議院的辯論從6月27日持續進行到7月11日，其中八次會議開到
深夜，辯論激烈，內容一再重複，沒有什麽新的論點，隻是對立雙方發表意見時態
度越來越強硬。李紹祖醫生就關鍵問題提出了一項修正動議，建議全民投票隻提出
一個問題：“讚成”還是“反對”合並。他的動議獲得馬紹爾和王永元的支持。林
有福介入，建議提出三個問題：你要的合並是，一、根據白皮書；二、以新加坡作
為馬來亞聯邦一個組成部分；三、根據至少不比婆羅洲三邦來得差的條件。李醫生
的動議被否決，林有福的通過了。我暗自高興。林有福所提的建議，正是我已計劃
要做的。

    需要以暴製暴

    但是在辯論期間，所有立法議員都收到了一封近乎公然恐嚇的信。以南大畢業
同學會為首的39個校友會和大學生俱樂部在這封信上署名，要他們投票支持社陣
的建議，否則……因此，6月29日我就撥款100多萬元給新加坡步兵團第二營的
附加預算案發言時，向社陣發出警告：胡言亂語導致胡作非為的話，到時胡來的人
就會被關起來。如果有人不守規則，拿起石頭和鐵棒，那麽，我基於和平、安全等
首要利益和人民的福利，就需要以暴製暴。對於動用新加坡步兵團來對付共產黨人
，我沒有什麽疑慮，因為不至於被人稱為殖民地的傀儡。但是為了鼓勵這些人守規
矩，我向李醫生保證，隻要他們遵守規則，軍隊就不會出動，

    1962年7月3日下午，人民行動黨女議員何佩珠交給我一封信，以我們在做出
重要的政策性決定之前沒跟她磋商為由退黨。共產黨人一直在極力影響她，使她在
這個最後關頭改變主意。行動黨如今隻有35名議員，反對黨聯合起來有26名。我
們成了少數黨政府。我立刻要求穆爾會見我、杜進才和吳慶瑞。吳慶瑞問他：如果
行動黨認輸退出，我們辭職之後，英國會不會繼續促成合並?穆爾認為很難，因為
沒有民選政府的支持。他促請我可能的話還是促成合並。我說我會，但要求他告訴
倫敦，現在時間非常緊迫。我們在立法議院再激辯了八天才表決，結果以29票(行
動黨24票，巫統三票，新加坡人民聯盟兩票)對17票(社陣13票，工人黨馬紹爾
一票，王永元的人民統一黨三票)通過動議，何佩珠棄權。我們是在林有福的新加
坡人民聯盟和東姑的巫統支持下通過了法案。

    在這之前一個月，穆爾拿科博爾德報告的定稿讓我過目，試探我的反應。報告
的建議使我非常擔心。報告說：“並沒有理由把婆羅洲三邦的公民權區分開來。”
接著列出條件，包括在一定的時期讓超過某個年齡的人免考馬來語。因此，所有在
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資格獲得馬來西亞公民權。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的主張會站不
住腳，全民投票會失敗，許多人將會大投空白票或不去投票。

    但是報告給了我一條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辯論過後，我立即寫信給莫德林指出
，新加坡公民可以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不會產生任何問題，因為科博爾德委員會也
建議，選舉權應該在選民平日居留的地區行使。換句話說．婆羅洲公民在婆羅洲投
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東姑不必害怕來自新加坡的華人會到馬來亞去
投票壓倒他。7月12日我寫信給東姑，附上給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建議解決辦
法是對婆羅洲和新加坡使用同樣的字眼，不改變我們已經達成協議的限製投票權的
內容。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還附上一份寫給東姑和桑迪斯兩人的備忘錄，
內容說共產黨人抨擊白皮書，主要是指它反華：因為新加坡7O％的人口是華人，
東姑不準備讓新加坡得到他給婆羅洲70％非華人的條件。隻有讓新加坡獲得看來
比較好的給婆羅洲的條件，才能證明有關的反華指責是無稽的。我通知了英國。如
果他們不向東姑施壓，要東姑讓我們獲得平等的公民權，我就無法使合並在立法議
院獲得通過。我沒說的是，他們不這樣做的話，我們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進
才、吳慶瑞、拉惹都這樣想。到時東姑和英國人必須承擔後果。

    全民投票法案通過後，李紹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動議。林有福則提出修正動議，
譴責政府“不約束已知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戰線的領袖操縱像社陣那樣的組織”。
他滔滔不絕，把心裏話都傾瀉出來。他借這個機會表示為了在1956年到1957年對
付共產黨人，他曾經犧牲了一切。林有福後來說，他如果早知道總理跟“全權代表
”勾結，就會把總理送去(樟宜監獄)陪林清祥，使總理跟蒂凡那一樣，能好好地反
省一下。他暗示現在情況已經不一樣。社陣指責行動黨出賣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認
為行動黨爭取實現合並的努力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時出賣了社陣。

    他繼續說，社陣為共產主義的事業出賣自己，會給人民帶來痛苦、絕望和災難
；行動黨通過合並的“出賣”會帶來繁榮、幸福和安全。通過提出不信任動議，社
陣要破壞全民投票與合並，他不會跟他們一致行動。

    人們認識到勢力很大的共產黨人已變得脆弱，因此漸漸地不再害怕他們。人們
知道將來跟他們對抗的是馬來亞人而不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林有福的修正動議被否
決，原來的不信任動議也一樣無法通過。如今社陣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
不信任動議中落敗。7月中東姑動身到倫敦跟英國人會麵，敲定婆羅洲三邦加入馬
來西亞的條件。對共產黨人來說，時間已經不多，他們不顧一切尋求其他辦法阻止
合並。

    在他們辯輸兩天後，以社陣議員為首的19個議員，聯合向聯合國廢除殖民地
特別委員會請願，反對將在全民投票中提出問題的方式。特別委員會17名委員當
中，隻有兩名來自共產集團，多數來自亞非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多數在新加坡和
吉隆坡有代表，了解情況。回避問題沒什麽好處。我拍電報告訴聯合國代理秘書長
，反對派的請願隻是新加坡國內的黨派政治活動，特別委員會要考慮的話，必須先
聽政府方麵的陳詞。我準備向特別委員會提出有關事實，這些事實經得起最嚴格的
審查。

    起初印度代表堅決支持我們，那是按照尼赫魯那一年4月在新德裏表明的看法
，認為除了成立馬來西亞沒有替代辦法。他說，印度、柬埔寨、突尼斯和其他亞非
國家認為，既然新加坡具有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特別委員會不能審查新加坡
政府的行動。但也許因為我願意參加，他出人意外地改變了主意。第二天聯合國說
，特別委員會早些時候曾以10票對2票表決不采取行動，過後卻決定準備會見請
願反對全民投票要求聯合國派出觀察員的新加坡立法議員代表團。李紹祖醫生興高
采烈。我對這樣的結果不會不高興，我深信自己能駁倒社陣和馬紹爾的論點。7月
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別委員會讓我去陳詞。

    兩天後我和吳慶瑞動身到紐約，我的私人助理張奕貴隨行。我要搶在前頭向特
別委員會陳詞，然後到倫敦，在東姑和麥克米倫談完婆羅洲三邦的問題後跟他們會
麵。我們坐的是超級星座渦輪螺旋槳飛機，那是當時主要的洲際客機。從新加坡取
道西貢、關島、夏威夷和洛杉磯到紐約要將近兩天。飛行途中吳慶瑞和我一直在工
作，針對馬紹爾協助社陣起草的19點備忘錄逐點反駁。到曼哈頓酒店打開行李箱
之後，我立即找張奕貴，發現他疲倦得連衣服和鞋子都沒脫就仰臥在床上呼呼大睡
。他不斷替吳慶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幾乎持續工作了48個小時。

    新加坡的外交事務當時依然由英國人掌管，來自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個官
員到機場迎接我們。英國人確實是第一流的專業人員，我們必須經曆的每一道程序
他們都很清楚，引導我去見了該見的人，進行初步的談商。他們勸我別向特別委員
會提出長篇大論，希望它能重新采納印度代表原先的立場，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選
政府，特別委員會不應過問它所做出的決定。

    在聽證會上，我呈交備忘錄，就反對黨指責全民投票不讓人民有表示異議的民
主權利這一點做了反駁，在兩個小時內詳細說明了各點。我說，他們要求聯合國幹
預，犯了企圖誤導的過錯；他們的呼籲是騙人的假警報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
維持緊急狀態的氣氛，以便給他們的支持者打氣。他們的支持者眼看合並已成破竹
之勢，因而士氣低落。他們也犯了另一過錯：為了一己的利益，企圖在新加坡維持
殖民主義，因此請願反對要求立即獨立的合乎憲法的民選政府。這裏看來有明顯的
矛盾，但我的解釋是，新加坡加入聯邦之後，共產黨的鬥爭就不再是反對英國殖民
主義者，而是反對一個已經爭取到國家獨立的民選政府。其實，我們已獲授權可以
落實合並，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絕不是英國傀儡

    我陳詞之後輪到李醫生。在他結束陳詞時我提出要求，獲準作出答複。我說，
反對黨兩位發言人李醫生和兀哈爾，都是在馬來亞而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並且兀
哈爾是以馬來亞公民的身份，持馬來亞護照到紐約來的。這是充滿諷刺意昧的。此
外，他們並不代表多數，因為他們向政府挑戰，提出不信任動議，隻能獲得立法議
院51名議員當中的16名投票支持。我和吳慶瑞千裏遠行感到疲倦，卻決心證明自
己是亞非民族主義者。通過自己的行為舉止、語調、手勢以及應付所有問題的強有
力的方式，我們確保了特別委員會不致誤會我們是英國人或馬來人的傀儡。英國駐
聯合國常任代表休·富特爵士對我們的表現感到高興，認為委員們無疑會認定人民
行動黨是個以進行鬥爭的總理為首的強有力的組織，絕不是什麽英國傀儡。

    同一個星期四晚上我們動身到倫敦。時間很緊迫了。東姑正在結束跟麥克米倫
的會談，現在應該迫使他在英國人麵前解決公民權的問題了；所以我沒在紐約留下
來聽馬紹爾陳詞。馬紹爾慷慨陳詞，給特別委員會的印象比李醫生強，然而無法消
除我給委員們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別委員會決定不對請願采取任何行動。

                        第27章 攤牌決勝敗

    就在投票結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紹祖醫生寫信給全民投票總監……李醫生的抗
議是徒勞的。在計票工作重新進行時，他衝出計票站……林清祥跟他一起離開，越
過馬路走向支持者，告訴他們：“我們將繼續鬥爭，替新加坡人民爭取平等的權利
。”但是要求他們解散的信號發出了。他們輸了，夾著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願
麵對事實，承認失敗。

    7月27日星期五，我們抵達倫敦機場已是上午11點15分。我和吳慶瑞從新加
坡向東飛，先到紐約，後到倫敦，已經疲憊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園酒店匆匆地
盥洗之後立即下樓，準時跟薛爾克共進午餐。薛爾克把跟東姑商談婆羅洲三邦問題
的進展情況扼要告訴了我們。下午三點到共和聯邦關係部會見桑迪斯。我們再累也
得繼續工作。

    第二天，吳慶瑞、我和總理公署常任秘書斯圖爾特到利茲酒店跟東姑一起喝茶
。正如一向同東姑會商那樣，我們沒有直接討論公民權問題。這時他心情輕鬆，氣
氛不錯，因為有關婆羅洲尚未解決的問題，終於幾乎全部跟英國人解決了。星期日
早上，我和吳慶瑞跟東姑和敦拉紮克在斯溫登打高爾夫球。下午東姑休息的時候，
敦拉紮克代表他到共和聯邦關係部會見桑迪斯，我們討論了有待解決的馬來西亞公
民權、拘留共產黨人和共同市場計劃的問題。麥克米倫是否悄悄跟東姑提過了，我
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訴敦拉紮克，這些問題在英國同意簽署婆羅洲三邦協議
之前非解決不可。敦拉紮克當即表示，隻要東姑不反對，他原則上同意在馬來西亞
公民權的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擔心，若不是英國人出麵勸東姑的話，我是無法爭取到這一協議的
。我擔心的是馬來西亞一旦成立，英國人就不能再為新加坡出麵幹預了。與此同時
，在同東姑和敦拉紮克合作方麵，我們也還沒有真正建立良好的關係。東姑和敦拉
紮克兩人個性全然不同。敦拉紮克總是猶豫和顧慮重重，老是要重新考慮。一些事
情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之後他會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卻打電話給我說要改變主意。
他會為細節操心苦惱，在這一點上是東姑的好副手。東姑從來不管細節。敦拉紮克
工作勤奮，隻花18個月的時間就考完中級和最終的法學院考試，那是個新記錄。
在英國期間，他花時間在馬來學生當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聯絡網，其中包括九
個蘇丹的兒子。他本人出身於傳統的族長家庭。但是他沒有東姑那種待人發自內心
的和藹態度，跟他打交道始終比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點，我和吳慶瑞到利茲酒店正式會見東姑和敦拉紮克
，留下來共進午餐。東姑讚同敦拉紮克所同意的內容。我說我會寫封信給他，把內
容列出來，要求他證實。午餐過後回海德公園酒店，我寫下了定稿，其中最重要的
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稱為馬來西亞新聯邦的‘國民’或‘公民’沒什麽差別，
有人認為難以理解，因此我們達成了協議。既然一些人非常重視這個術語問題，白
皮書第14段應該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為馬來西亞公民，而不是馬來西亞國民。
”我附上馬來亞總檢察長和新加坡自治邦總檢察長的聯合聲明，證實憲法所規定的
投票權利，那就是新加坡人民隻能在新加坡投票。這點將維持不變。

    第二天，東姑以倫敦利茲酒店為地址回信說：“我證實，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權
安排，將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號白皮書第14段列出的馬來亞聯邦政府和新加
坡政府達成協議的方式，它的行文在術語和選舉權的資格規定方麵作了修改。”

    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產黨人不爭論這一點，我不會那麽容易轉敗為勝。
如今他們沒什麽可以真正感到不滿的了。我不會讓他們有太多時間可以在全民投票
舉行前製造新的不滿並加以利用。到今天為止，我還沒發現英國人最後是怎樣說服
東姑改變主意的；也許是澳大利亞幫了忙。在談判過程中，桑迪斯有時態度表現得
非常堅決。他多半告訴了東姑，沒有共同公民權的話，婆羅洲三邦就不會歸東姑，
也不會有合並。當晚七點鍾，桑迪斯跟東姑、敦拉紮克、吳慶瑞和我舉行了最後一
次會議，結束一切。我要求先別公布公民權的協議，以便我有機會於適當的時候在
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產黨人的問題依然存在。到倫敦以後我從薛爾克口中知道，東姑仍然堅持必
須在聯邦對新加坡負起責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來。但是薛爾克也透露
，英國人並不熱心於采取行動，最好是合並後由馬來西亞政府這樣做。我長長地舒
了一口氣。反對東姑的重擔現在可以由英國人來挑起。於是我調整立場，表明一旦
全民投票成功結束，我準備支持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采取肅清行動。

    但是薛爾克在7月27日寫信告訴桑迪斯：“我必須讓你一清二楚，基於以下
的理由，這項政策危險得很：

    一、沒有能使公眾信服的證據而強行逮捕，必定會加強新加坡反對派的力量，
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導致他倒台。

    二、這樣一來情形就會非常清楚：馬來西亞是由英國人自上而下、不顧人民的
意願而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人們會說這是我們保護基地的計劃，東姑允許我們利用
他作為傀儡。

    三、無論在英國國會還是在蘇聯人大力反對馬來西亞的聯合國，要為這樣的行
動進行辯護並不容易。

    “為了治安，也許有必要采取逮捕行動。有關方麵並未提出過任何強有力的論
點，說明為什麽在馬來西亞組成之後，馬來西亞政府不能這樣做。，’

    薛爾克沒說的是，可能會發生暴亂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國可能因此被人憎恨
。桑迪斯強調說，在沒有機會考慮個別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則上也不能事前就同意
在新加坡展開一係列逮捕行動，必須提出合理的證據，帶頭的不應該是英國政府。
但如果有關各方表明準備分擔責任，英國政府不會逃避，也不會拋棄他們。就眼前
來說，東姑必須接受這樣的處理辦法。

    8月1日晚七點，東姑和麥克米倫簽署了成立馬來西亞的協議。

    社陣在抓救命稻草

    親共分子仍然在裝門麵。8月11日，南洋大學政治學會宣稱，在吳慶瑞的牛
車水選區舉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98．4％的人讚成投空白票。與此同時，馬
來亞社會主義者大會在新加坡舉行會議，同意成立一個永久秘書處，辦事處設在社
陣總部。但是社陣當時正在抓救命稻草。攤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我決定8月14
日在電台宣布允許可以就全民投票進行兩個星期的積極宣傳。我向所有新加坡人保
證，他們會自動成為馬來西亞公民。我宣讀了7月30日給東姑的信和東姑7月31
日複信的部分內容作為證明。這對反對黨的反對合並是致命的一擊。

    我定9月1日星期六為全民投票日。為了動員會員鼓動人們投空白票，林清祥
的左派工會和文化團體停止了一切其他活動，以便發動會員遊說人們投空白票。各
種海報、標誌、旗幟、橫幅和標語牌迅速在新加坡各處的燈柱和牆上出現。每天晚
上都有群眾大會，規模最大的是由社陣組織的。但是就在消息宣布後的24小時內
，高德根以中華總商會會長的身份宣布支持政府的合並建議選擇A。他決心不讓新
加坡的華人因為社陣玩弄政治把戲而失去公民權。這是個轉折點。廣大的說華語或
方言的群眾不跟共產黨左翼走，在麵臨關係到自己的地位和公民權的重要抉擇時，
他們選擇聽傳統領袖的話。

    8月14日林清祥問他手下的一個幹部、《南洋商報》的一個親共記者，為什麽
《商報》不刊登他發表的有關合並的聲明。看來《商報》管理層現在更害怕的是政
府，而不是害怕萬一我們輸了共產黨人會對他們進行報複。林清祥一天比一天絕望
。社陣甚至不惜指責我置聯合國特別委員會於不顧，要造成既成的事實。他們聲稱
特別委員會將在9月開會，考慮他們指全民投票有不誠實行徑而提出的上訴。這是
一派胡言，因為有關各方都知道，特別委員會已決定不采取行動。

    另一方麵，反對黨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們加強了在立法議院的地位。8月
17日，寧甘跟王永元決裂，要求重新加人人民行動黨。行動黨接受他歸隊。他的重
新加入，使政府恢複了占絕對多數的地位，以26票對25票，壓倒反對黨。(寧甘
搖擺不定的表現有點奇怪，這點在我們加入馬來西亞之後弄清楚了。吳慶瑞發現他
是馬來西亞政治部的受薪特務。吉隆坡政治部原來想了解王永元的意圖，在新加坡
政府看來可能會被推翻時，就指示他重投行動黨的懷抱。我們在1963年大選中原
來想讓他當候選人，發現他的身份之後就取消了。)

    但是我們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況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由
於喝酒過量，而是因為早年患上肝炎。我們送他到英國動手術。他病情惡化，8月
21日去世，彌留之際我跟他妻子一道守在他病榻旁。阿末很有勇氣，在領導軍港工
友聯合會期間顯示了領導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敢於從貝恩手上接過勞工部，製
服共產黨人。他的去世是個重大的損失，使我們在立法議院又麵臨25票對25票的
局麵。但情勢絕非毫無轉機。馬紹爾正在動搖。為了恢複跟東姑的關係，他要遠離
共產黨人。於是我請他到電台同我一起參加一個討論會，他接受了。在公開討論後
答問的時候，他同意既然我們現在獲得了馬來西亞的公民權，新加坡公民跟馬來西
亞其他公民就沒有差別了。為了讓人們覺得他對此有所懷疑，他要求保證新加坡公
民將有權在馬來西亞各地工作和擁有產業，有權成為馬來西亞的公務員；新加坡州
憲法的措辭應同其他各州一致。我毫不費力便做出了保證。

    同一天，他會見工人黨的領導層，說服他們一致歡迎公民權條件的改變。不過
，他們照舊反對全民投票的規定，認為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誠實的人，不論
所持的是什麽觀點，都不應參加，除非是法律強製”。馬紹爾自然知道投票是強製
的；由於不能棄權，所以勸人們投空白票抗議。這又是律師搞的典型花招。他不準
備因反對而得罪東姑，同時又要讓人覺得他沒跟林清祥決裂。

    幾天後我終於促使他在新加坡大學一個座談會上說出這樣的話：“讓我們說得
確切些，工人黨並沒有改變立場。憲法的建議修改了，以便滿足工人黨的要求。有
關修改是完全根據工人黨的方案進行的。”然而他卻要求政府把全民投票推遲，直
到馬來西亞憲法草案在立法議院提出為止。這是最後一種徒勞的姿態。盡管他為自
己的動機施放了煙幕，但是他毫無保留地承認新加坡公民在馬來西亞不會是二等公
民。由這個既反合並又是個律師的對手發出這樣的言論，對社陣的宣傳路線是個致
命的打擊。

    更多的打擊還在後頭。高德根答應支持之後，8月23日12個商業團體發表聲
明，要求中華總商會召開大會，勸人民別投空白票，支持選擇A。他們公布了團體
的名稱，以便於人們辨認。他們的這個行動是直接反對馬來亞共產黨所發表的公開
信的。為了讓他們有更多的理由脫離共產路線，我決定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
這些票很可能被當成無條件支持完全合並的選擇B，因為這意昧著多數人響應了社
陣的號召。這樣一來，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而是通過登記歸化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
民權。這就使傳統的華裔社團領袖更加害怕。這個信息人們領會了。12個商業團
體發表聲明後三天，另外三個組織公開表示讚成白皮書的建議，其中一個是一直受
共產黨支配的新加坡華校教師公會。

    第二天，高德根率領中華總商會代表團到政府大廈總理公署，要求我澄清關於
選擇B的聲明。我讓他清楚了解，他不應該讓說華語或方言的成員去冒喪失公民權
的風險。接著高德根要求各個反對黨毫不含糊地表明，如果在他們鼓動下人民投空
白票，因而使全民投票的結果是接受選擇B，他們會采取什麽行動。林清祥的反應
是進行恐嚇。他說，華族社會懂得“如何對付出賣他們的所謂領袖”，譴責中華總
商會追隨人民行動黨的宣傳路線。但是中華總商會董事會不怕恐嚇，要求會員支持
選擇A。同一天另外六個華族團體出麵支持。

    投票在9月1日早上八點開始，晚上八點結束，隨即計票。到第二天淩晨三點
，情形很清楚，社陣號召人民投空白票的運動失敗了。空白票占實際投票數目的不
到30％，70％讚成選擇A，支持選擇B和選擇C的不多。基裏瑪路羽毛球館外麵
聚集了大批群眾，氣氛緊張，因為新加坡各地有345個投票站，票箱全部送到那裏
開箱計票。社陣曾要求在各個選區分開計票，被我們拒絕了。我們不想讓他們知道
哪些選區投的空白票最多，因為在下屆大選中這樣的信息還有用。但是他們很機巧
，號召支持者把投票卡和選票一起投進票箱，從這些投票卡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支
持者屬於哪個選區的選民。

    盡管如此，早上6點45分左右，就在投票結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紹祖醫生寫
信給全民投票總監，對選票在三點半已經整理好，卻要再過一個半小時才按照全民
投票法令一箱箱計算的做法，提出抗議，他要求重新計票。半小時後總監同意了。
但是拖了半小時，卻使李醫生在7點45分寫第二封信，聲稱總監把第一封信先拿
給總理看，然後才答複，因此他不過是總理的信差。此外，由於第一次計票有不合
常規之處，第二次計票會采用同樣的辦法，整個過程跟全民投票過程同樣可笑，他
不能接受。

    一個小時後總監答複他。在我勸告下，回信在交給李醫生之前，它的內容通過
揚聲器讀出來，讓報界知道。信上說，票箱是在李醫生麵前打開的，選票也在他麵
前混合和計算，整個過程李醫生都在場，直到計票結果快宣布，他對具體做法是否
適當都沒表示反對。盡管如此，總監仍然接受李醫生的要求，下令重算一次。

    李醫生的抗議是徒勞的。在計票工作重新進行時，他衝出計票站，告訴報界：
“這是卑劣可笑的。”林清祥跟他一起離開，越過馬路走向支持者，告訴他們：“
我們將繼續鬥爭，替新加坡人民爭取平等的權利。”但是要求他們解散的信號發出
了。他們輸了，夾著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願麵對事實，承認失敗。

    人民的裁決是明確的

    星期日上午11點半，票數重算過程結束。71％支持選擇A，25％投了空白票
。我向在外麵等候的群眾發表談話，高興得不得了，熱淚盈眶。新加坡電台從羽毛
球館現場播送我的談話：“對政治上不誠實的人來說，人民的裁決是可怕的。人民
的裁決是明確的，公眾蓋下印章讚成合並和成立馬來西亞……如果沒舉行全民投票
就是犯下悲劇性的錯誤，因為我們就會因此允許共產黨人使人民相信，所謂的群眾
是反對合並的。隻要有時間進行解釋，我們將能削減他們通過撒謊、誣蔑和恐嚇所
獲得的少數殘餘的支持者。”

    當他們從失望中恢複過來時，李醫生發表聲明，譴責全民投票是欺騙性的，聲
稱計票過程不合常規，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規定，因為在計票過程中沒提供有關
如何點算或選票來自哪個選區的信息。末了他說：“我們不接受這個結果，會繼續
戰鬥。”

    參加共和聯邦總理會議

    9月5日我動身到倫敦，出席1962年共和聯邦總理會議，會議目的是討論英國
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對於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工黨也召開了工黨和共和聯邦社會主義黨總理
會議。尼赫魯沒有出席。參加會議的印度高層人員強烈抗議說，他們和前殖民地被
遺棄了：一旦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英國對共和聯邦的出口貨物，特別是紡織
品的優待將受影響。其他領袖也都懇求繼續保持聯係，要求輸出貨物到英國能繼續
享有特惠優待，認為歐洲經濟共同體也應該特別考慮共和聯邦的出口貨。看他們互
相爭議是饒有興味的事。

    我在大會上發言的時候說，未來難免會發生變化，但是英國不能以此為借口，
推卸它沿襲下來的責任。遺棄這些地區後果嚴重，將威脅到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地方
。英國是跟我們聯係得最緊密的工業強國，失去這個聯係對我們來說是個嚴重的挫
折。我誠懇並直截了當地指出，英國和英帝國是我一生中所認識的世界，在這個世
界裏，英國對我們的生存至為重要。我們固然要有決定怎麽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
維持和需要維持雙方在曆史、文化和經濟上的聯係。我們尤其珍惜同工黨的聯係。
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工黨幫過我們的忙。我的發言引起了共鳴。

    但是很顯然，過去30年來，英國的利益同歐洲越來越密不可分，共和聯邦的
新舊成員同英國的距離則越來越遠。

    對英國首相來說，英國不得不走這條道路，因為曆史的進程已經改變了。在歐
洲和美洲等遼闊的大陸上，優越的通訊有利於進行貿易和其他交流活動，創造財富
收獲會更大。英國在海外建立的帝國已不再是創造財富的必然道路。無論未來是多
麽不愉快，把英國同歐洲大陸增長與進步的火車頭連接起來是他的任務。這次麥克
米倫表現得異常出色。他不但沒有針鋒相對，反而帶點憂鬱和懷念舊的共和聯邦的
神情。在場所有領袖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他們毫不懷疑英國首相非履行職責不
可，那就是對發出召喚的歐洲作出回應。但是他將盡力維持共和聯邦同英帝國的聯
係，隻要歐洲人(毋寧說是法國的戴高樂總統，雖然沒提到他的名字)允許他這樣做
。

    我決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9月19日搭乘英航班機離開倫敦。在我離開
新加坡期間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印尼和菲律賓都凱覦婆羅洲三邦，8月1日簽署的
馬來西亞協議引起了兩國的不良反應。9月24日東始發表聲明，警告印尼在馬來
西亞問題上別插手，“我們指望其他國家別幹預我們的事務”。他是針對印尼前總
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聲明做出反應的，後者說雅加達對馬來西亞的組成不會漠不
關心。這是印尼第一次暗示麻煩即將到來。隨後菲律賓外長表示北婆羅洲的主權屬
於菲律賓，聲稱北婆羅洲原屬蘇祿蘇丹國，菲律賓是蘇祿蘇丹國的合法繼承者，北
婆羅洲從未割讓給英國，隻是租借而已。

    東姑對這一點嗤之以鼻：英國自1878年以來便是這三邦的主人，lO0年來英
國對三邦的主權從未有人質疑。但是東姑所說的有關新加坡的話卻使我們擔心。他
告訴巫統青年運動，他不要新加坡，卻不得不把它納入馬來西亞，否則共產黨人就
會在新加坡掌權。萬一將來他們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會拒絕同聯邦合作，那時麻
煩就多了。他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間，社陣發表了有關全民投
票的分析，表明他們當前的目標是在下屆大選中推翻現有的人民行動黨政府，然後
繼續爭取贏得新加坡在聯邦國會的議席。林清祥進一步呼籲社陣團結一切左翼反殖
民主義力量，以便將來控製聯邦政府，挫敗“英國——聯盟軸心”。

    敦拉紮克的反應是向人民發出警告說，他們必須覺察到民主的敵人，社陣不是
為他們的真正利益而是為那些效忠對象在國外的人而奮鬥。林清祥反駁說，如果執
政的華巫聯盟信奉議會民主製度，就必須接受反對黨有權通過選舉來更換政府。他
的好鬥使東姑、敦拉紮克和伊斯邁益發相信，全民投票既已結束，新加坡的安全將
由吉隆坡負責，因此必須迅速把局麵控製下來。但與此同時，這個課題卻徒增分歧
，令人沮喪。

                        第28章 東姑要把我甩掉

    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去見東姑……對我這個有獨立看法，隨時準備爭論，必要時
會獨自行動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紮克正在策劃馬來西亞成立後的局麵
，包括讓誰來主管新加坡，按照他們的命令辦事。我感覺東姑不再把我看成馴順的
看管人。他要的是陳修信、林有福那樣的人，聽話、忠心耿耿。

    9月8日內部安全委員會在新加坡開會，當時我已經動身到倫敦參加共和聯邦
會議。這個委員會考慮了由聯邦和新加坡兩地警察總監聯合提出的一份報告。報告
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議合並前分階段采取行動對付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取代
伊斯邁的馬來西亞代表敦拉紮克要求立刻采取行動。

    代表我出席會議的杜進才反對倉促行事。代表英國的薛爾克支持杜進才的立場
。他說，雖然有威脅，卻不是非用暴力鎮壓不可。敦拉紮克不滿意，過後前往倫敦
向桑迪斯提出這個課題。桑迪斯回答說，他要推遲行動，直到建立馬來西亞的立法
在下議院辯論過後，也就是說，不會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采取逮捕行動無
疑會引起不少人的批評，必須先考慮英國國內的反應。

    敦拉紮克向東姑匯報之後，馬來亞方麵要求10月再召開內部安全委員會會議
，會上對有關逮捕的問題再度延期做出決定。但人民行動黨關注的主要是如何鞏固
自身的地位，以及確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馬來領袖的支配和壓製。我向薛爾克強調
，把逮捕行動推遲到合並之後最理想。我也向穆爾強調，在聯邦國會的15個新加
坡議席舉行選舉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動。我要讓社陣自由競爭。若是先把他們抓
走了，再也沒有明顯的共產威脅，聯盟可能會贏得好些議席。後來桑迪斯的國務大
臣蘭斯多恩勳爵說我“坦率得叫人吃驚”，竟然告訴他讓反對黨內保存少數親共分
子對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去見東姑，接連幾天跟他在一起，對我這個有獨立看法，隨
時準備爭論，必要時會獨自行動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確實沒有暗中破壞他，卻
也沒聽他的話，按他的意思就是服從他。他和敦拉紮克正在策劃馬來西亞成立之後
的局麵，包括讓誰來主管新加坡，按照他們的命令辦事。我感覺東姑不再把我看成
馴順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陳修信、林有福那樣的人，聽話、忠心耿耿。東姑和敦拉
紮克都喜歡吳慶瑞。但即使是吳慶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聰明，不易受勸說，也
誘惑不了。

    形勢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後告訴穆爾，我跟東姑的關係進一
步惡化了。他的行動表明，馬來西亞成立之後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陳修信正在
下工夫重建反對黨馬華公會，敦拉紮克正在物色年輕的馬來領袖。最不祥的跡象是
，東姑要求我釋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島上最大的華人私會黨的頭子，我們援引刑事
法臨時條款拘留他。過去在選舉期間，他組織過對付人民行動黨支部工作人員的暴
力活動。馬來西亞成立後，東姑有權釋放像他那樣的歹徒。為此我擔心支部工作人
員的人身安全。

    我已經告訴薛爾克，東姑準備讓林有福卷士重來。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後，三
巴旺必須舉行補選，東姑提出人民行動黨應該靠邊站，讓他的候選人跟社陣鬥。這
點我沒接受。我對薛爾克說：“這是最愚蠢不過的做法。”薛爾克必定同意了我的
看法，因為他向桑迪斯報告說，東姑推行的政策必敗無疑。東姑似乎認為可以利用
逮捕行動來幹擾社陣，把我和人民行動黨當成過時的政治力量甩掉，讓由林有福領
導的新加坡人民聯盟——巫統——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大黨的新聯盟崛起上
台。桑迪斯回複薛爾克的時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認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島的最佳
人選。

    我之所以會對英國人推心置腹，是因為需要他們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
行自己的計劃，向東姑證明扶持任由他擺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
訴穆爾，我打算在新加坡選舉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聯盟，讓東姑和敦拉紮克看
清他們非跟人民行動黨進行政治交易不可。我準備在馬來西亞協議於2月間在倫敦
簽署之後，並在1963年8月落實之前，立即在新加坡舉行選舉，以選出在聯邦國
會裏的15名新加坡議席代表。我會把現有51個選區三四個拚成一個，劃定15個
選區。相信巫統會贏得一席；其餘14席，人民行動黨可能贏得8席甚至9席，比
社陣多。

    我也告訴穆爾，敦拉紮克和陳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強聯盟實力的行動毫無進展。
他們猶豫不決、不曉得往後該怎麽辦，但無疑是想教訓人民行動黨。例如，《海峽
時報》刊登評論說，編輯們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們，這隻能意昧著他們獲得
東姑的全力支持。這是他們向我宣戰，時機適當我會報複。還有，吉隆坡要控製新
加坡的廣播和電視，雖然雙方已經同意新加坡自行負責有關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節
目。他們的目的是要約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選舉時期。與此同時，
陳修信決心顯示財政方麵他說了算，代表聯邦政府索取高於雙方所同意的稅收百分
比。在組織共同市場方麵他處處為難我們；有關決定隻好推遲，讓專家們去研究。

    11月27日會見蘭斯多恩勳爵時，我把在合並問題上遇到的困難坦率地告訴了
他。在征稅方麵，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財務是聯邦的責任，卻不能同意讓吉隆坡來
征稅，然後才把應得的份額撥給我們。必須由新加坡來征稅，然後把聯邦應得的份
額交過去，否則我們會受到冷落。至於新聞和廣播的控製權．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溝
通，這是最重要不過的。在聯邦手中，處理華人問題的手法將欠敏感，會犯嚴重錯
誤，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誤。我追述了東姑的一個例子，說明他在印度的時候如何
給自己製造了麻煩。1962年發生的中印邊境戰爭，誰對誰錯很難判斷，他卻譴責
中國是侵略者。有人指出這對馬來亞華人的影響很壞，隻有在這之後他才改變所用
的詞語，把爭端說成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印度民主黨派之間的問題。

    提過其他爭議點之後，我告訴蘭斯多恩，我跟東姑的個人關係不錯，政治上他
卻要讓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製新加坡。接著我解釋了要選出我們在聯邦國會的15
個議席代表的打算。他擔心這樣做東姑可能有反應。我說東姑不會高興。但是哪怕
他感到非常不滿和失望，也會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養的人政治上完了，無論他怎
麽照顧和公開支持他們，都不可能使他們複活。蘭斯多恩促請我開誠布公地跟東姑
談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關係。我說我很想這樣做，可東姑這人就是不能開門
見山地談。跟他談話，他往往會支吾其詞，打趣收場，不了了之。

    當時我所發揮的對英國人至為重要的影響，反映在穆爾12月5日寫給殖民部
的華萊士的一份報告裏：

    “他讓新加坡同聯邦合並的計劃，是以假定能跟東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讓聯
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維持治安的責任，而人民行動黨將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為基礎
的。這個計劃的前提是，東姑願意跟他進行政治交易。”

    “他急於在馬來西亞計劃落實之前舉行選舉，因為到時他仍然全麵控製著政府
機構，特別是警察和廣播……李光耀說過，他情願在東姑同意下舉行選舉。他不希
望在這個問題上跟東姑宣戰，但是認為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證明聯盟不能指望在
新加坡贏得政權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東姑不同意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舉行馬來
西亞選舉，李光耀聲稱，他可以根據新加坡的法律舉行選舉。不管是否合法，這會
在政治上產生必要的衝擊。他要求我們對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舉行選舉的
想法嚴加保密，尤其是不讓聯邦任何人知道……

    “李光耀說，蘭斯多恩勳爵、薛爾克勳爵等人勸東姑基於自身的利益同人民行
動黨進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認為我們做到了他單獨做不到的事……任務是艱
巨的，尤其鑒於東姑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加坡在馬來西
亞內部保持政治穩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於兩人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則
新加坡不是出現社陣政府，就是在社陣因黨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毀的情況下，出
現一個敵視聯邦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李光耀反對吉隆坡的馬來人，公開爭取華族沙
文主義分子的支持。聯邦政府是否全麵了解後一種局麵的危險性，我有所懷疑。他
們也許認為，作為同僚，李光耀極難應付。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但是聯邦政府
將發現，作為對手，李光耀的危險程度會大得多。”

    幸好英國人了解我的觀點並且同情我。他們看出吉隆坡管轄聯邦華人的那一套
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華人是嚇不倒的。他們習慣了英國殖民地的那一套，從沒
受過馬來人的統治，采取強製策略肯定會引起暴力反抗。我需要英國人的支持，以
便在倫敦通過“樞密令”頒布新加坡州憲法的方式，讓我能在新加坡舉行15個議
席的選舉。

    就在穆爾提呈報告後三天，形勢出現了新的一麵。12月8日文萊爆發叛變活
動。自稱為“北婆羅洲國民軍”，聲稱實力多達3萬人的武裝叛軍攻占了詩裏亞石
油城。英國迅速做出反應。兩連辜加兵和300名英軍空運到文萊，隨後是兩個營的
其他部隊。英軍迅速收複詩裏亞，打死了一些叛軍，俘虜了5O0人。與此同時，機
靈的英國籍警察總監把文萊市內的第一批叛軍包圍在自己的網球場內，不讓他們行
動以免再製造麻煩。48小時內叛亂便以失敗告終。辜加兵和英軍收複詩裏亞之後
，掃蕩行動跟著展開。

    社陣發表愚蠢聲明

    但是就在叛亂消息傳開後，社陣發表了愚蠢的聲明，歡呼這是反對殖民主義的
民眾起義，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義者給予支持。聲明宣布新加坡和聯邦兩地政
府不反對英國的話，就會受到譴責。作為未來事態發展的前兆，馬來亞政治部逮捕
了50人，其中多數是華人，包括馬來亞人民黨的組織秘書；新加坡逮捕了同這個
集團有聯係的當地親社陣的人民黨的三名成員。為了顯示團結一致，我們要跟馬來
亞一起采取行動。

    但是文萊叛亂牽涉的範圍大得多。東姑於12月11日在聯邦國會發表講話時，
提到了阿紮哈裏發動叛亂所獲得的財政支持。東姑說，阿紮哈裏跟好些馬來亞鄰國
的人有聯係。他指的是印尼。印尼國防部長納蘇頓將軍已經宣布，文萊起義後，他
的政府將更為關注接近英屬婆羅洲的地區。印尼總統的政黨印尼國民黨已經表明支
持文萊人民黨，支持顯然來自蘇加諾。

    英國人深知個中的危險，應付阿紮哈裏顯然比應付背後支持他的人簡單得多。
英國駐文萊最高專員丹尼斯·懷特爵士深信，叛軍有把握獲得印尼的協助，否則不
會進攻林夢(地理上林夢位於文萊中間)，因為林夢是英國殖民地沙撈越的一部分，
英國肯定會反擊。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動叛軍，作為破壞馬來西亞的手段。他指出
，這場叛亂絕非報上所說那樣是可笑的非專業行動。它在最初幾個階段是成功的，
盡管基於種種原因，準備得並不充分。叛軍占領了好些警署，奪取了許多武器，攻
占了電力站，切斷了電力供應，並扣留了英國專員的秘書，在林夢俘虜了英國駐紮
官夫婦和其他歐洲人。幸而英軍和辜加兵迅速開到，才把局麵扭轉過來。

    東姑公開表示懷疑之後數天，蘇加諾加以證實。蘇加諾說：“那裏(文萊)發生
的事情跟新興力量的鬥爭分不開，我們站在進行鬥爭的人民一邊。”幾天後蘇加諾
在雅加達發表現場廣播，呼籲印尼人支持叛亂。他說，不支持的是徹頭徹尾的賣國
賊。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誕生，曾為爭取獨立受苦受難，同情為自由而戰的人們是天
經地義的，不像獲得帝國主義恩賜獨立的其他國家(指馬來亞)那樣。東姑回應時指
出，盡管文萊叛亂現在結束了，印尼政府和政治領袖仍然在發表激烈的演講，目的
顯然是要煽動婆羅洲三邦的人民反對當地的政府，這會導致大災難。

    接著雙方展開了舌戰。印尼人再度對他們魅力十足的領袖的豪言壯語做出反應
，通過演說和媒體鼓動公眾的情緒，以便引發示威行動。這是蘇加諾策略的不可或
缺的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達要求荷蘭歸還西伊裏安(新幾內亞島西部)，證明這項
策略收效。現在他需要另一個問題來吸引群眾的注意，轉移他們對經濟困難的視線
。12月23日數千人聚集在雅加達獨立廣場，焚燒兩具模擬像：一具是西方人的；
另一具是個馬來人，頭戴宋穀，架著一副角質眼鏡，那就是東姑。印尼人以支持文
萊、沙撈越和北婆羅洲獨立為表麵理由，正準備發動反對馬來西亞的運動。

                        第29章 冷藏與最後談判

    大逮捕當晚我寫信給林清祥，表明同意讓他到印尼或他所選擇的其他地方去。
我說，他跟其他人不一樣，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和目的，從沒瞞過我。1958年
他曾經在樟宜監獄裏告訴我，如果他在新加坡會妨礙我爭取贏得下屆選舉，他準備
離開新加坡……做出這樣的表示對安全沒多大害處，我認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報
界發表了這封信。

    文萊叛亂爆發五天後，內部安全委員會應東姑的要求召開了緊急會議。我在會
上說，我了解東姑的立場：文萊的事態發展使對付共產黨人的行動勢在必行，社陣
發表支持叛亂的聲明提供了機會。但有關行動給人的印象必須是：為了捍衛所有即
將加入馬來西亞的地區。我不能以英國傀儡的姿態出現，我要給人以同馬來亞合作
的印象。

    定於12月16日淩晨展開的逮捕行動，後來由於東姑改變了逮捕兩名聯邦議員
的主意而取消了。但是事情還沒了結，因為社陣領袖還在煽動情緒。在社陣的新年
獻辭裏，林清祥說，馬來亞正在走向建立法西斯軍事獨裁的道路。李紹祖醫生說，
文萊的鬥爭將繼續下去，直到人民重新獲得自由。他們把破壞馬來西亞計劃的希望
寄托在文萊叛亂和印尼反對馬來西亞上麵，這些聲明肯定會刺激東姑要求采取行動
。東姑正在變得不耐煩。他告訴英國人說，除非逮捕新加坡的親共分子，否則他將
取消整個馬來西亞計劃。穆爾多次找過我，敦促我采取行動，他認定這是實現合並
的唯一辦法。這一點叫我懷疑，但是英國人比我更有條件了解東姑的真正意圖。我
和同僚們討論後得出結論，我們冒不起忽視他的論點的風險。於是定名為“冷藏行
動”的保安行動，定於1963年2月2日進行。

    當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準備行動，另有133名馬來亞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戰
部隊的營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內部安全委員會在吉隆坡的會議上批準了這個行
動。(我們從逮捕名單中刪除了六個社陣議員的名字，因為東姑仍然反對逮捕兩名
搞顛覆活動的馬來亞國會議員。)第二天淩晨三點，65隊人員到新加坡各處逮捕
169人，隻找到115人，其餘都不在他們預料能被找到的地點。追捕共產黨人總會
遇到這個問題。他們知道自己處境危險，不斷改變過夜的地方。

    逮捕行動展開後沒有發生暴亂，沒有流血，沒有實行宵禁。人人都料到會有大
逮捕，公眾了解共產黨人是自找麻煩。對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嚴重的挫折。這次行
動抓走了他們搞統戰最有經驗的一些領袖。從此隻有讓更多領袖從地下冒出來，他
們才能恢複實力，而是否有時間在更多人被捕之前建立同基層的聯係，他們又沒把
握。過後我密切關注他們是否派人填補空缺，卻看不到跡象。他們不願或無法讓更
多幹部出麵搞統戰工作。

    經內部安全委員會同意，大逮捕當晚我寫信給林清祥，表明同意讓他到印尼或
他所選擇的其他地方去。我說，他跟其他人不一樣，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和目的
從沒瞞過我。1958年他曾經在樟宜監獄裏告訴我，如果他在新加坡會妨礙我爭取
贏得下屆選舉，他準備離開新加坡。林清祥不是個共產黨裏的重要人物，卻是個重
要的煽動家。做出這樣的表示對安全沒多大害處，我認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報界
發表了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個離棄自己同誌的人。但是
在政治上我達到了目的。這封信也向馬共全權代表發出了信號，在反對殖民主義的
鬥爭中，我對過去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同誌”有一定的規矩，也守信用。我沒說
的是，希望他們也這樣做。全權代表知道我曉得他有鋤奸隊。

    被捕的人當中有兀哈爾，他是一級死硬派的組織者。詹姆斯·普都遮裏則屬於
二級共產黨陰謀的主要策劃者。列入一級的另一個人是傅超賢。傅超賢是個記者兼
翻譯，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員，曾在親共華文報《新報》工作過。他的文章同情學生
鼓動者和罷工工人，他也自願替兩個過去在華僑中學求學的同學林清祥和方水雙搞
宣傳工作。四個月後他獲釋，調查顯示他跟抗英同盟的聯係1962年斷絕了。過後
他加入新加坡廣播電台和電視台，1972年成了我的新聞秘書，一直服務了21年，
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率高，尤其因為他掌握雙語，又絕對可靠。

    還有三幾個人像他一樣，年紀很輕便在理想主義和渴望改變周圍萬惡社會的影
響下被卷進共產主義運動。隻要讓他們有時間看出馬共組織的殘酷無情，他們就會
承認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優點——收效比較慢，走的是改良路線，卻比
較公平，不那麽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在被拘留期間考獲大學
學位。他考到了倫敦大學(校外)法學士學位，獲釋後受雇於地契注冊局，後來成為
一個成功和富裕的律師。

    當年東姑建議人民行動黨不要參加三巴旺補選，讓新加坡人民聯盟——巫統—
—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大黨的新聯盟直接跟社陣對壘。我不得不盡可能彬
彬有禮地告訴他，他們贏不了，社陣贏的話會使親共分子士氣重振。當時我感覺得
到，總的說來東姑態度越來越強硬。

    我現在得出結論，東姑擴大了目標，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對新加坡掌
握更大的權力，僅在教育和勞工問題上讓新加坡享有自主權。我越來越相信，一旦
采取逮捕行動，暫時解決了共產黨的威脅後．東姑在把白皮書化為憲法的具體條文
時，對合並條件的細節會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我的應付辦法是威脅英國人，除非
遵照我們已經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間向新加坡人民提出過的條件，否則合並不會實現
。不遵照這些條件合並的話，等於出賣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參與這樣的活動，必要
時會舉行大選來解決問題。要是社陣和共產黨人贏得大選，整個馬來西業計劃就會
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聳聽

    我決定寫信給薛爾克，把自己的立場以及預料會遇到怎樣的問題通知他。2月
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擔心聯邦不了解共產黨在新加坡的威脅的性質，可能以為“
冷藏行動”已經消除了威脅，合並也不再是那麽緊迫的事了。在馬來亞，選民多數
是馬來人，馬共不處於憲製舞台的範圍內，又不斷受到攻擊，知道自己不可能通過
選舉製度奪得政權，跟它在新加坡的同誌們不一樣。東姑和他的部長們一旦認為合
並不再是緊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關係就麵臨好些困難，尤其是在財務安排和廣播
與電視控製權方麵。如今必須采取堅定的立場。因此我寫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
票期間公開辯論和認可的條件，如果我說，現在要改變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
這樣的立場，並不是危言聳聽。”

    我的目的是爭取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我。穆爾和薛爾克都做出了正麵的反
應。2月13曰薛爾克向倫敦提出書麵報告說：“李光耀說他不同意違背合並白皮
書所列的條件，我想我們應該認真對待。”但是我同東姑談判的障礙在於，我要合
並，他卻不要。為了說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並，我把不合並的壞處都列了出來，他
卻把這些當成千真萬確，因而處處加以為難，因為他認為好處全歸我們，他卻要處
理許多問題。結果是，雙方討價還價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兩位馬華公會的最高領袖到新加坡來。他們都是反對人民行動黨的，
曾經替東姑組織了馬來亞的中華工商總會和華社。現在他要他們到新加坡來做同樣
的事。陳東海擔任過《新加坡虎報》總編輯，後來從政，成了強有力的坦慕尼廳式
①的馬來亞馬華公會首領。許啟謨擔任過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張逮捕我們，尤
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動黨贏得選舉後他跑到吉隆坡。東姑任命他倆為聯邦
國會上議員，許啟謨還成為部長。兩人都肥胖臃腫，活像財大氣粗的家夥。他們跟
新加坡商界合不來，後者不習慣於必須出錢購買商業執照的做法，那是當時馬來亞
的情形。

    兩名上議員深信，隻要新加坡的財政歸吉隆坡控製，聯盟在下屆選舉中得勝的
機會就比較大。他們因而公開指責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稅收盈餘，目的是要用來傷害
聯邦政府，使它垮台。他們的想法跟陳修信的想法吻合。陳修信告訴報界，“基於
聯邦稅應該由聯邦征收，這是聯邦稅收的原則”，他必須接管新加坡的稅務工作。
他要新加坡總稅收的60％。我隻好提醒他，在來往信件中，東姑曾保證新加坡的
財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東姑當時要控製新加坡的治安，不控製經濟。但是陳修信
不讓步。他頑固地爭論說，不到這個百分比，不夠支付聯邦開支的新加坡部分。

    陳修信40歲出頭，能力強，辦事認真勤勞，誠實不貪。他的父親拿督陳禎祿
爵士是海峽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馬六甲曆史最久、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族
長，曾經參加人民行動黨的成立大會。但是做兒子的卻刻薄寡恩，性格在無框眼鏡
後麵蒼白的馬臉上顯現出來。他知道吳慶瑞比他聰明，卻決心在合並後占上風。吳
慶瑞發現無法同他進行談判。然而我知道大事都由東姑決定，我不能讓陳修信騎在
我們頭上。至少在合並之前，隻要州財政由我們控製，絕不讓他這麽做；即使在合
並之後，也不能讓他為所欲為。他渴望打擊新加坡的威望，這使他益發仇視吳慶瑞
和我。他要公開壓倒我們，當他覺得自己占了上風時便得意洋洋地笑起來。

    但是我毫不客氣地回敬他。他在交鋒中被擊敗後，賽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援助
之手。賽加化阿巴是加人了馬來亞國籍的阿拉伯人，當時擔任巫統秘書長，擅長在
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他在報上警告我說，要達成協議就別公開發表看法。敦拉紮
克也替陳修信和馬華公會出頭說，造成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對聯邦政府的要求負責是
不公平的。但是我問自己，東姑會采取什麽立場?像賽加化阿巴和敦拉薩那樣支持
陳修信，還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信東姑會保持中立。隨著壓力仍在持續，我最後
得出結論，他讓他們盡量逼我。陳修信生性難以相處，需要東姑約束他。但是東姑
顯然決定不這樣做。

    當時我相信東姑始終沒告訴陳修信，他願意讓新加坡盡可能控製財政，條件是
新加坡盡量避免參與聯邦的政治。結果陳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製我們的財政，而
為了影響中央政府的政策，我們隻好盡量參與馬來西亞的政治生活。這是個根本問
題，合並前後都沒解決。東姑讓問題惡化，卻在一個方麵對我有利。社陣抨擊我出
賣新加坡，說我“假惺惺地關心”州的財政，騙不了公眾。陳修信倨傲不遜，提出
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恐慌。我的反應證明我不會輕易就範，使他
們鬆了一口氣。雙方的爭論一直持續到7月，我獲得許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衛
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萊提出了加入馬來西亞的最後條件，過後“就
不再談判”。這些條件包括在憲法中規定成立共同市場，新加坡贈款5000萬元發
展婆羅洲三邦。我說新加坡太窮，當不起聖誕老人，撥不出5000萬元贈款作為加
入聯邦的入會費。至於共同市場，聯邦政府10月間已經宣布，根據1962年7月在
倫敦所做的決定，世界銀行的一個專家團將研究共同市場的經濟意義。這使我們抱
著希望，以為專家能力強對我們可能有好處，可以使共同市場落實。過後內容包括
世界銀行建議的報告書交給了吳慶瑞和陳修信，雙方對落實建議的具體條件卻並未
達成協議。

    還有其他的重大問題。其中一個是，我要求在馬來西亞成立後，把根據刑事法
臨時條款規定不必經過審判便能拘留私會黨歹徒的權力下放給新加坡。要製止歹徒
幹預州內的政治生活，讓權力留在聯邦政府手中太危險了。東姑非常不願意接受，
敦拉紮克的立場看來跟他一樣。另一方麵，為了防止原來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
產黨人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他們卻要修改憲法，限製新加坡公民進人馬來西亞。我
堅持說，既然如此，雙方的權力應該一樣，州政府應該有權禁止馬來西亞公民前來
新加坡。

    另一個問題是，我主張修改州憲法，規定凡是以政黨候選人身份當選，過後退
黨或被政黨開除的立法議員必須辭去議席，通過補選才能爭取再次當選為議員。這
點馬來亞最不願意接受。

    我關心的另一點是，合並後怎麽製止貪汙。要做到這一點，新加坡州總檢察長
必須保留權力，可以根據新加坡的防止貪汙法令進行起訴。這樣比較容易確保懲治
貪汙者。馬來亞沒有這項法令，也沒有貪汙調查局。我要求在沒得到新加坡政府同
意前，不得改變這兩項。

    雙方爭論不休，始終沒有結果。桑迪斯在倫敦召開最後一輪會議，以便解決尚
存的問題。東姑生我的氣，拒絕參加，派敦拉紮克代表他同我談判，問題解決之後
才通知他，讓他前來參加簽署儀式。另一方麵，桑迪斯對爭吵的局麵感到不耐煩。
共和聯邦關係部的有關記錄記載，談判開始前他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要是談判陷
人僵局應該采取怎樣的行動，因為談判看來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說，萬一出現這樣
的局麵，有三條路可走：

    一、違反新加坡的意願，強迫它加入馬來西亞；

    二、放棄馬來西亞計劃；

    三、讓北婆羅洲和沙撈越參加範圍縮小的馬來西亞，敞開門戶，新加坡可以以
後再參加。

    “共和聯邦關係部大臣認為，看來多半非以讓新加坡獨立來威脅東姑不可。會
議認為，這可能迫使東姑同新加坡達成協議。因為沒有新加坡參加，馬來亞防務協
定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很快會影響到我們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證據顯示，東姑可能認為，同建立馬來西亞相比，他跟印尼發展
比較友善的關係的話，在應付華人在新加坡的影響方麵對他更有利。”

    我和吳慶瑞到達倫敦，開始進行現在所謂的“近距離談判”。換句話說，我們
開頭不會見敦拉紮克和陳修信。他們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國人分別跟雙方談判以縮
小歧見。接著我同敦拉紮克共進工作便餐。第二天吳慶瑞再見敦拉紮克。最後桑迪
斯安排我們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來，舉行通宵的馬拉鬆會議。這是他應付態度頑固
的談判雙方的辦法，極力爭取雙方讓步，直到最後達成協議。過去他用這種辦法對
待過新加坡代表團，隻供應飲料，沒什麽食物，令我們感到疲倦。這種情形跟共產
黨人在委員會會議上對待我們的做法不無相似之處。他們會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
夠的非共人士回家之後才表決。

    但是這回我們料到他們會采取同樣的策略。當天晚上我們用打字機盒裝了三明
治和幾瓶啤酒赴會，把它們帶到暫時休會以便代表團自行討論時所用的另一個房間
。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內閣秘書黃水生會打電話給在公園巷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
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間。我們一直這樣做，直到芝報告說，客房餐食服務部的三明治
賣完了。另一方麵，為了保持頭腦清醒，我們謝絕桑迪斯供應的烈酒。這種謹慎做
法和食物供應，使我們整個晚上能保持耐力。我們不相信敦拉紮克那一方有同樣足
夠的食物供應。

    將近拂曉時分，雙方終於同意，為了應付跟印尼“對抗”的局麵，國防開支增
加，我們將交出“國家稅收’’的40％或總歲入的28％給聯邦政府。給婆羅洲三
邦的贈款5000萬元，改由貸款1．5億元取代，其中l億元免息五年。共同市場將
在12年內逐步實現，轉口貿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征稅。在這期間，一個
特別委員會將逐漸劃一關稅。但是盛產石油的文萊不會加入使東姑獲益。老謀深算
的老蘇丹對如何分配石油稅收的建議不滿意，無論桑迪斯施加壓力還是進行威脅，
他都無動於衷。我在格羅夫納酒店的套房裏見過蘇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談判進展
交換過意見。我了解他的疑慮和保留態度，始終沒勸他別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決定
。他的本能告訴他，應該繼續接受英國的保護。他深信英國人不會遺棄他而任由印
尼來對付他。

    協議簽署儀式定於7月8日舉行，這是馬來西亞順利開始的另一個吉祥數字8
。兩天前東姑抵達。但在我要求他接受好些曾經引起爭議的課題之前，協議未能敲
定。這些課題是：把拘留私會黨歹徒的警察權力下放給新加坡；修改憲法，規定立
法議員脫離參加競選時所屬的政黨必須辭職；建設婆羅洲計劃的一半勞工開支，將
使用新加坡提供的1．5億元貸款。

    由於東姑的記憶力有伸縮性，因此我把這幾點寫在一個用過的信封背麵，在信
箋抬頭寫上“利茲酒店”，請他在上麵簽了名。這個信封是在他酒店房間會客室的
一張桌子上麵找到的。最後一分鍾跟東姑討價還價，加上麥克米倫要設晚宴，這使
在馬爾伯勒大廈舉行的簽字儀式拖到7月8日深夜。麥克米倫、東姑、我以及沙撈
越和北婆羅洲兩地的代表演說後，協議在午夜過後才簽署，日期不是7月8日，而
是7月9日，不是東姑日曆裏的吉祥日子。

    英國人——穆爾、薛爾克、桑迪斯——實際上站到我這一邊來。他們有許多王
牌，我沒有。除了恐嚇要一切作罷讓共產黨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麽重
要行動。在那六個月裏，我寫了無數封信給英國駐新加坡最高專員和倫敦的共和聯
邦關係部大臣，輪番敦促、懇求和威脅他們。沒有他們的協助，我爭取不到自己的
條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預見的，要使這些條件在8月31日馬來西亞成立之前
成為憲法的一部分，我費了很大的勁；最後不得不接受一項靈活的規定，不保證共
同市場會實現。拘留私會黨歹徒的權力下放僅在交換信件中同意，輕易就可以作廢
。我們必須在沒得到這些保證的情況下加入馬來西亞。

    社陣依然大吵大鬧

    不出所料，協議簽署後我在新加坡遇到的問題並沒減少。社陣依然在大吵大鬧
，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聯盟更加放肆。7月24日林有福協助社陣阻撓了聯邦選舉
法案的通過，因為他要在東姑控製警察之後才舉行聯邦國會15個新加坡議席的選
舉。甚至對采納和支持馬來西亞協議的動議，新加坡人民聯盟原本應該在重要的國
家問題上表明團結，使讚成的多數票增加七票；他們卻在表決時棄權。

    在聯合國副秘書長納拉辛漢前往婆羅洲評價當地人民的願望途中於4月22日
抵達新加坡的時候，社陣更猖狂。為了給納拉車漢留下新加坡反對馬來西亞的印象
，同時進行宣傳，李紹祖醫生率領六名立法議員(包括馬共全權代表的妹妹)和大約
100名被拘留人士的親屬到政府大廈我的辦公室來示威，高舉標語牌要求釋放被拘
留人士。警察攔阻他們，告訴他們總理不在，他們卻衝向大門。雙方發生混戰，數
名警員受傷。大約15名示威者衝到了二樓總理公署外麵的門廳，才被趕到的支援
人員製服。七名立法議員和大約30人被捕，被控暴亂和企圖用武力恐嚇政府。他
們都獲得保釋。我們安排納拉辛漢離開前在機場會見他們。

    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個性衝動的李醫生說話。5月中旬，特別關注馬來西亞的三
名英國工黨議員博頓利、布羅克韋和索倫森教士訪問新加坡。我鼓勵他們前來。他
們會見了各政黨的代表，探望了被拘留人士，在他們訪問新加坡、馬來亞和婆羅洲
三邦的兩周之行結束前，我同他們一起參加了一次電視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李醫
生設法詆毀合並，正如他曾向納拉辛漢詆毀馬來西亞那樣。工黨議員們不接受所謂
“馬來西亞是個新殖民主義陰謀”的看法，否認是被人安排前來觀光。工黨素以同
情反殖民主義運動見稱，議員們的意見，對尚未支持馬來西亞的說華語或方言的社
群來說，有助於他們了解真相。但這隻是一場漫長戰爭裏的一次策略性的小勝利。

注：

    ①坦慕尼廳(TammanyHalI)是坦慕尼協會總部。坦慕尼協會是成立於1789年的
紐約市一民主黨實力派組織，它在19世紀以政治上的腐蝕和黨魁控製來操縱市政
著稱。

                        第30章 訪選區馬不停蹄

    踞隨我訪問選區的官員逐漸樹立了強有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千辛萬苦地完成了
許多次訪問。聽我解釋以及對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運提出勸告之後，他們開始
跟我認同。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們一起麵對冷淡、毫無反應、有時甚
至采取敵對態度的群眾。隨著我逐漸取得突破，同人民相處融洽無間，他們認為這
也是他們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時期。除了不斷跟吉隆坡的
陳修信和東姑手下其他部長、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聯盟和社陣爭論之外，
來自印尼的威脅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我必須爭取選民在下屆選舉中支持我們，我
已經決定選舉不能拖到合並之後才舉行。共產黨人跟我們分道揚鑣時，破壞了我們
的黨支部，也摧毀了人民協會和建國隊。要恢複人民行動黨的強大組織，至少得花
兩年時間；我和吳慶瑞於是定下了一個簡單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麽長的時間就能
使基層重新支持我們。

    我們從社團注冊官那裏查到了所有基層群眾組織的職員名單，從宗鄉會館、慈
善團體到中華總商會，從零售商團體到體育團體，從棋類團體到軍港圖書館等等。
我們把所有親共組織排除出去，如華校校友會和華人音樂協會。

    全民投票過後，我立即到各個選區進行一係列訪問。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最多
的選區，那就是鄉村選區，如裕廊、湯申、甘榜景萬岸和惹蘭加由。開始的時候每
月到一個選區進行全天的訪問，後來逐漸增加到每兩星期一個、一星期一個。到馬
來西亞成立的日子臨近時，再增加到每星期兩個、三個和四個。最後為了訪問完51
個選區，幾乎天天都去，有時甚至一天訪問兩三個市區選區，直到深夜。

    訪問之前，政府官員先陪同該區議員(如果是反對黨選區，則由其他選區的議
員代表陪同)到當地動員店主、已知的社區領袖和所有地方組織領袖，協助他們製
定計劃。過後這些人會歡迎我到他們的選區，同我一起討論他們的問題和需求。我
坐敞篷吉普車前去，揚聲器裝在車上，麥克風拿在手裏，向民眾講話。我規定了在
哪些地方停留，他們早就集中在那兒等候。我們的計劃成功了。共產黨人在全民投
票中一失敗，人民知道他們隻爭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來。他們現在
準備站起來支持我們。

    店主和基層領袖會用沉甸甸的大花環歡迎我。花環采用的是萬壽菊、雞蛋花，
有時甚至是胡姬花，比較窮的團體用紙花。這些花環用金屬絲裝飾和紮起來。華族
代表向我獻上繡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們的金色字句的錦旗。我把數十麵錦旗收集起
來，懸掛在他們最後請我參加露天晚宴的地點。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開20桌，
有時多達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錢招待我和他們選區的領袖。

    訪問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對陳修信和敦拉紮克的無理要求的論點，人們紛紛
支持我。訪問過的群眾越來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來越多。領袖們急於歡迎我，讓
人們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動黨政府。跟隨我一起訪問選區的官員采取後續行動，聽
取人民對鋪路，開渠，供電，安裝路燈、水龍頭以及設立診所、學校和民眾聯絡所
的要求。容易處理的要求他們馬上處理；比較難的，能做到的話，我答應研究並滿
足他們。對傳播信息以應付共產黨人的宣傳來說，聯絡所是有用的。我們開始建造
。那是簡單的木結構建築，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麵，裝上電燈，有把吊扇、一張乒
乓桌、一張康樂球桌、一台黑白電視機。

    一路上我不時得停下來，耽擱了時間，歡迎委員會會等上幾個小時。老大娘和
小姑娘會要求我處理個人的問題。印度人會帶我到廟宇去。在我要走的過道上撤鮮
花，並在我前額塗上一個彩點。那是表示尊敬貴賓。華人也會把我帶到他們的廟宇
去，在門前敲鑼打鼓舞獅歡迎我。總理光臨他們拜神的場所，對他們的信徒來說是
好事。我會在神壇前燒香，神壇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馬來
人會出動由12到14個拿著鈴鼓和手鼓的年輕人組成的鼓樂隊歡迎我；老人會把馬
來飾帽戴在我頭上，那是用錦緞摺成的頭飾，通常戴在領袖頭上。

    社陣的支持者會在一些道路兩旁喝倒彩，發出尖厲的噓聲奚落我。一天我經過
華僑中學，四五十名學生用手帕遮住臉的下半部，高舉譴責我背叛人民的標語牌。
有一天下午，在黃埔，前臂刺上私會黨歹徒花紋的社陣流氓包圍我，企圖把我推進
大溝渠。保安官員迅速幹預，堅決對付他們，使我得以離開。親社陣的工會會員在
會所樓上高聲漫罵。一天晚上，他們在芳林區高聲恫嚇我，在天台展示抗議布條。
我叫電視台人員把燈光對準他們，拍下他們的鏡頭，他們把燈關掉自動消失。我請
他們現身，下來跟我辯論，他們不幹。我向四周數千人指出，當群眾公開同共產黨
人對抗時，他們就把燈關掉躲進黑暗裏。

    這些訪問很累人，也耗損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點就動身，平日則在午餐過後
不久。下午總是又熱又潮濕。在每個停留站我會發表10到15分鍾的演講，用兩三
種語言也許得花上半小時到一小時。有時一天演說10次，每次都分別用馬來語、
英語和福建話或華語，總會大汗淋漓。我會隨身帶著三四件背心和襯衫，不時悄悄
溜進廁所或商店後麵換上幹衣服。我也帶上一條小毛巾擦擦臉上的汗。每天握手沒
有幾千次也有幾百次，不時有人使上了勁，把我右手握得青腫疼痛。背部由於撞到
吉普車的金屬橫檔，也青腫疼痛。為了讓右手休息，我學會伸出左手，同時把自己
的虎口貼緊對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擠壓。吉普車的橫檔後來纏上厚厚的毛巾以
減輕碰撞。

    當時我還年輕，不到40歲，精力充沛。民眾的熱烈反應鼓舞著我。我說福建
話和華語，使華人深信我不是英國的傀儡，而是為他們的前途進行鬥爭。馬來人支
持我，因為他們看到我跟華族共產黨人鬥。印度人人數少，感到害怕，發現我同各
民族打成一片，跟他們說巴刹馬來語和英語，以至用泰米爾語向他們問好，感到放
心。

    一座精致的象牙雕

    訪問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過人們在咖啡店裏的交談，通過報紙和電視的報
道，很快就流傳開來。人們的熱情迅速高漲，尤其是店主和社區領袖。我成了政治
上的“流行音樂明星”。許多店主原來就反對年輕的共產黨人，卻不得不捐錢給他
們，現在有機會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誰——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講台上的時候，他們
不但親自送來花環和橫幅，還把家中陳列櫥裏的紀念品帶來，纏上一條紅絲帶，外
加一張紅卡寫上姓名住址，祝我好運。我忘不了的一件禮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致
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塊黑漆板托著，裝在玻璃盒子裏。這是主人最
珍貴的藝術品。他是個店主，50歲左右，兩鬢灰白。他用福建話祝我幸福長壽。
這件藝術品至今仍然擺在我的會客室裏，是我珍愛的禮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對我充
滿熱情並接受我為領袖的令人振奮的時刻。這些小店主對我的信任，鼓舞著我繼續
戰鬥。

    訪問的成功導致林有福在議院質問自治邦為此付出了多少代價。但是我能回答
說沒濫用公款，因為接待和購買點心的開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這應該歸功於組織
者，他們為能爭取民眾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領袖樂於在電視上看到自己歡迎我
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鏡頭。形勢變了，我感受得到。

    跟隨我訪問選區的官員逐漸樹立了強有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千辛萬苦地完成了
許多次訪問。聽我解釋以及對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運提出勸告之後，他們開始
跟我認同。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們一起麵對冷淡、毫無反應、有時甚
至采取敵對態度的群眾。隨著我逐漸取得突破，同人民相處融洽無間，他們認為這
也是他們的成就。這些人包括開吉普車的馬來司機。他必須靜靜地坐著，聽我用他
聽不懂的語言演說數百次，直到我講馬來話時才精神為之一振。還有獸醫部官員、
管理公路和溝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員、供應水電的公用事業局官員以及電台和電視台
的工作人員等。

    他們都為我歡呼打氣，包括電視台的華族女錄音員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華當
時是倫敦《觀察家報》駐新加坡通訊員。蒲德華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繪了她的經曆
：“有時我們會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到達，突然間燈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
喝倒彩。在一片喧嘩之中，他會精神振奮，推開人群走動，對圍繞身旁的舞獅隊員
笑將起來，全然不把砰然爆開的鞭炮放在眼裏，毫無畏懼——他臉上曾被灼傷過一
次，卻置之不理。我們確實感到自己是個團隊，就像一支部隊，為他感到自豪。那
是情不自禁的。”

    對我的成功來說，做出最重要貢獻的是電台福建話節目的高級主持人謝正直。
他自願成為我的老師，留意我在演說中犯下的嚴重錯誤，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來，
指出錯誤，教我正確的短語，有時教我幾句簡潔有力的成語。但這不是他提高我的
演說水平的唯一辦法。說話說得太多，過於疲倦，往往使我聲音沙啞。一天晚上我
在中巴魯用粗嘎的嗓門說話，他遞來一包切成片的洋參，包洋參的紙上印著鄰近藥
材店的商號。在他勸告下，我不再含潤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參含在嘴裏，馬上見效
，口舌生津，喉嚨清涼起來。自那以後，訪問期間我口袋裏總帶著一包切片洋參。

    電視也使我的演說效果大為加強。1962年9月在倫敦的時候，阿曆佐西曾經
安排讓英國廣播公司的休·伯內特對我進行電視模擬訪問，檢討我在屏幕上的表現
。我看過早些時候拍攝的一個節目，裏麵有我的鏡頭，對自己形象凶巴巴感到吃驚
。伯內特這回說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隻需要一些指點：總要盯住鏡頭，
說話時絕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定要前傾，後仰會使你顯得懶散。
他的主要忠告是：“自然，直接，千萬別造作。”我放心了。電視是在1963年2
月引進新加坡的，它成了我們強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用來對付共產黨人。他們的技
巧是群眾大會的技巧，演說者咆哮，做鬼臉，誇大姿勢，目的是讓人群後麵的人看
得到。用可變焦距鏡頭拍下來，演說者顯得醜陋和氣勢洶洶。他們沒有伯內特提意
見，給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當我在花大氣力爭取群眾支持時，本區域卻有令人不安的事情發生。1963年1
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長蘇班德裏奧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馬來西亞對抗，因為馬來亞
讓自己成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幾天後，菲律賓總統馬卡帕加爾也譴責馬
來西亞是個新殖民主義力量。10天後蘇班德裏奧告訴外國通訊員，要是馬來亞同
印尼的敵對行動蔓延到婆羅洲三邦，可能會出事，包括發生實際衝突。第二天，肯
尼迪總統公開表明全力支持馬來西亞，認為它是“該地區安全的最佳希望”。蘇加
諾卻加強咄咄逼人的言論。5月1日，他把全部的注意力轉到婆羅洲三邦，堅持應
該先讓它們獨立，再度譴責馬來西亞是殖民主義的新形式。

    對於這些抨擊，東姑的最初反應是召回駐雅加達大使，接著馬來亞宣布立即加
強海陸空三軍。隨後遠東英軍總司令5月3日宣布，他有足夠的兵員、戰艦和飛機
，可以應付婆羅洲的任何緊急狀態。局麵越來越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