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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科技工程領域打擊“中國間諜” 北京正坐收漁利
美籍華裔物理學家郗小星仍然被記憶中2015年的一個清晨所折磨，當時一群聯邦調查局官員包圍了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家。特工們用槍指著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然後給他戴上了手銬。
這位天普大學物理係的前主任被指控向中國政府泄露敏感技術。檢察官指控郗教授與中國的科學家秘密分享超級計算機的袖珍加熱器的設計。
一夜之間，郗教授的麵孔登上了美國各大媒體，他被打成了“中國間諜”。如果罪名成立，他將麵臨高達80年的監禁。但僅僅四個月後，郗教授的案件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點。
在審判開始之前，美國司法部撤銷了對郗教授的所有指控，並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文件，解釋說“政府注意到了額外的信息”。
據郗教授的律師彼得·紮登伯格（Peter Zeidenberg）說，這位科學家從未與中國同事分享過秘密技術。他說，郗教授隻是就一個不同的設備進行了“典型的學術合作”。紮登伯格先生說，政府並沒有理解他的客戶所從事的複雜科學，也沒有在逮捕他之前谘詢專家。相反，聯邦調查局被指利用郗教授與中國科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交流作為技術盜竊的證據，而在電郵中他隻是解釋了合法的合作項目。
盡管證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在過去七年的無數個夜晚，郗教授對聯邦調查局武裝人員衝進他家的記憶一直折磨著他。他還警告說，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繼續升級，越來越多像他這樣的華裔科學家將被卷入間諜活動的疑雲之中。
郗教授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家中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說：“在過去的30年裏，有所有這些開放、交流和各種各樣的[想法]。”“現在世界不同了。”
自2018年以來，一場反擊中國對外幹預和技術盜竊的行動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大學和研究部門開始了。安全專家說，這些動作是為了防止北京日益增加的間諜活動。但該行業的內部人士也對澳大利亞和美國的科技工程行業受到的損害表示擔憂，認為這些措施正在趕走未來的學生，並為北京創造機會。
華裔科學家從美國大規模出走
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有爭議的“中國行動計劃”，旨在保護美國的實驗室和企業免受經濟間諜活動的影響。自其啟動以來，美國司法部對大約150名科學家進行了調查，以了解他們與中國的聯係。其中二十多人後來被指控。
司法部幾乎贏得了它提起的每一個案件。但當涉及到“中國行動計劃”時，許多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或經濟間諜活動的案件在進入審判前就被撤銷了。
該計劃還被指責為對華裔科學家進行種族定性。
2022年2月，美國司法部宣布它將砍掉這個有爭議的計劃，代之以新的措施，不僅針對中國，也針對其他令人擔憂的國家。然而，該計劃的寒蟬效應已經在美籍華人科學家群體中蔓延。
亞裔美國人學者論壇最近推出的一份報告顯示，2021年，至少有1400名在美國受訓的華裔科學家將他們的隸屬關係從美國機構轉到中國機構。該報告還發現，在1300多名接受調查的學者中，72%的人感到不安全，而約40%的科學家表示，他們對在美國進行研究感到恐懼。
亞裔美國人學者論壇的執行主任吉瑟拉·草川（GiselaKusakawa）說，“中國行動計劃”灌輸了一種對移民科學家的種族定性和針對的深刻恐懼。她說：“有這樣一種感覺和情緒，即無論你在這個國家呆多長時間，無論你做出多大貢獻，你都不會受到與其他美國人相同的待遇，你將受到更高水平的審查。”
讓草川女士擔憂的不僅僅是離開美國的學者人數。她還發現，由於擔心政治審查，年輕的研究人員正在轉向離開美國。“有多少年輕的亞裔美國人看到我們國家一些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的這些引人注目的案例，心想：‘這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未來？’”草川女士說。“我們看到美國的人才流失，而這個群體確實對我們的科學和技術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
而且，不僅僅是美國麵臨著科學人才危機。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澳大利亞，其潛在的破壞性影響甚至更大。
著名科學家：很難讓新鮮血液進入澳洲
澳大利亞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也嚴重依賴移民，尤其是在涉及高技能工作時。
根據《2020年澳大利亞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勞動力報告》，在2016年澳大利亞1150萬勞動力中，隻有6%的人擁有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的大學學位。在這6%的人中，超過一半的人在海外出生。
但是，嚴重依賴中國留學生學費的澳大利亞大學領域卻麵臨著外國幹涉的質疑。這些問題包括：澳大利亞院校與某些組織建立了所謂的聯盟或合作關係，而這些組織的唯一目的可能是增強中國軍事力量。同時，學者和學生表示，他們在批評中國政府領導層的過程中受到了壓力，不得不保持沉默。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網絡能力建設負責人巴特·霍吉文（BartHogeveen）說，公共領域有“充分的跡象”表明，中國正在從海外尋求技術信息和知識產權。“中國已經明確表達了將‘中國製造’政策轉變為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世界科技強國’的野心，”他說。
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擔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2018年實施了兩項新的法律，以對抗外國影響力和幹預。一年後，它還成立了“大學反外國幹預工作組”，該工作組後來發布了一份關於在發展國際學術合作、進行盡職調查和減輕網絡商業風險的同時保護國家利益的準則。
2022年3月，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澳大利亞議會情報與安全聯合委員會發布了一份長達171頁的報告，就預防澳大利亞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國家安全風險提出了27條建議。
霍吉文先生說，近年來，學術機構和中小型企業也在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聯係和思維開放程度。
雖然大學領導和人權倡導者承認這種措施的必要性，但一些人擔心這可能會對澳大利亞的未來產生影響。
正在從海外招募優秀研究人員的澳大利亞知名科學家，其未來的學生因為要忍受國家安全檢查而陷入漫長的簽證延誤。
據報道，自2018年以來，數百名博士申請人和博士後研究人員——包括來自中國的申請人——等待簽證的時間長達三年。
一些人被內政部告知，他們被延誤與“立法規定的國家安全檢查”有關。
澳大利亞著名華裔科學家、悉尼科技大學生物醫學設備傑出教授金大勇（DayongJin）說，他的博士生們遇到了簽證延誤，有些延誤了一年多。
盡管還沒有像美國那樣引發科學家的大規模出走，但金教授說，在過去的四年裏，他招收的學生中至少有“六人”放棄了澳大利亞，決定轉而加入香港、新加坡和歐洲的大學。
“我們一直在努力獲得優秀的[博士]候選人，隻是非常困難，”他說。
“如果我們阻止新鮮血液的到來，那麽這基本上就是在扼殺這個行業。”
內政部發言人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在2022年下半年，該部門完成了217,000份海外學生簽證申請，比2019年至2020年同期增加了72.7%。
然而，該部門沒有回答關於未來博士生國家安全檢查的問題。
北京是如何獲利的
美國和澳大利亞傑出STEM人才的潛在外流會讓北京從中獲益。
中國科技部早在2001年就曾表示，社會各階層應“鼓勵和吸引海外優秀[華裔]人才以多種方式回國工作——或以其他不同形式為祖國的發展服務”。
正如《中國對外國技術的追求：超越間諜行為》一書的聯合編輯狄迪·克裏斯滕·泰羅（Didi KirstenTatlow）研究的那樣，這些“不同的形式”意味著中國政府將通過使用“合法、非法和灰色”的途徑從海外獲得“技術、知識和人才”。
雖然其中一些方法可能與中國的間諜機構——國家安全部——有關，但它們也可能涉及中國政府的其他機構。
有爭議的“千人計劃”隻是一個例子。
該計劃於2010年啟動，旨在吸引外籍中國研究人員回國，以幫助中國成為全球科學和技術的領導者。
一個類似的“青年千人計劃”（Youth Thousand TalentsPlan，YTT）已麵向事業處於起步階段的研究人員啟動。
雖然許多人認為“千人計劃”專注於讓中國科學家回國，但新的研究表明，該計劃真正吸引的是來自非中國背景的年輕研究人員。
“在YTT招募的前九或前十批人中，略微超過100名科學家是非華人，”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王硯波博士說。
“這些是北美、歐盟、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地的許多年輕有為的科學家，他們[在美國]沒有獲得從事獨立研究的相關支持。”
新研究發現，中國科學論文引用數量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前1%，看起來，中國正從項目中獲得收益。
王教授表示，長遠來看，受青年教師和其他項目吸引的年輕學者將成為中國學術科學的中堅力量。
“如果[澳大利亞和美國]不開展真正的資助計劃改革，為處於事業起步階段的科學家創造更多機會，那麽，像中國這樣擁有人才招聘計劃的地方肯定就會對他們產生吸引力。”
專家們還警告稱，未來的競爭隻會繼續加劇。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CLA）工商管理特聘教授克裏斯·唐（ChrisTang）說，現在中國正與西方的關鍵技術脫鉤，因此中國對青年人才的需求會越來越大。
“因此，如果[中國想]真正推出5G技術，如果他們想在醫療保健、生物技術和太空探索方麵有所改進，他們就需要更多的人才來追趕。”
澳洲如何吸引未來科學家？
2020年，曾在超導和電子材料方麵獲獎的臥龍崗大學（University ofWollongong）科學家竇士學教授決定提前退休。
他未曾想過自己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然而由於新冠疫情，大學部門被迫裁員。
竇教授和他的妻子，在同一領域的主要學者劉華坤教授決定，是時候為下一代讓路了。
盡管他們退休後很享受開頭的幾年，但竇教授和劉教授最終意識到他們還是想念學術和研究。
去年，這對夫婦收到了在上海科技大學的工作邀請，他們接受了。
在過去的五年中，竇教授感到澳大利亞機構中的華裔研究人員在申請研究基金時越來越多地審查自己。
幾十年來，澳大利亞政府部長們有權否決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ustralian ResearchCouncil，ARC）提供的資助。
2018年，時任教育部長西蒙·伯明翰（SimonBirmingham）利用這一權力阻止了人文、藝術和音樂領域11個研究項目的140萬澳元撥款。
去年3月，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布萊恩·施密特（BrianSchmidt）在內的80多個澳大利亞主要研究機構和科學家敦促政府放棄這項權力，施密特先生說，這種權力讓澳大利亞更難招募到國際人才。
ARC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澳大利亞社會“期望研究工作以負責任的、道德的和誠信的方式進行”，同時它“在維護和促進負責的研究方麵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
盡管存在來自學術界的強烈呼籲，參議院委員會堅持認為部長有權否決撥款。
該機構還表示，ARC也致力於“采取積極主動方式來抵製外國幹涉”。
除了對研究獨立性的擔憂，杜教授表示，他還擔心澳大利亞學術界所謂的“竹天花板”。
他說，亞洲學者工作不穩定和領導機會的匱乏可能會讓年輕的移民研究人員決定離開澳大利亞。
ASPI的霍吉文強調，學術界的國家安全政策所要實現的是公平和透明。他不同意這些國家安全措施是為切斷“與中國或與中國研究人員的任何形式的合作”。
“這關於能明確意識到並在澳大利亞離開哪些研究，以及與誰合作方麵做出深思熟慮的決定，”他說。
“澳大利亞需要更多參與”
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中國事務研究員薑雲（Yun Jiang）表示，澳大利亞最近才意識到全球競爭正在升溫。
她聲表示，盡管政府努力吸引人才來到澳大利亞，但與中國相比，澳大利亞在這場全球競爭中還是過於“緩慢”了。
“澳大利亞需要更多參與，需要在吸引人才方麵更加協調，”薑女士說。
她近期呼籲澳大利亞在人才招聘方麵追趕中國。
“我們一度認為澳大利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每個人自然而然都會想來這裏，”她說。
“我們[認為自己]不需要付出那麽大努力來吸引海外人才，因為他們反正總會想來的。”
澳大利亞大學代理首席執行官彼·切斯沃思（PeterChesworth）表示，澳大利亞是“數十萬留學生和研究人員的家園，他們為我們國家做出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貢獻”。
“關於簽證處理，我們正與[政府]定期進行接觸，我們將繼續倡導透明和順暢的係統，以維護我們的程序的完整性，支持我們的國家安全和未來繁榮，”切斯沃思說。
在出局給ABC的一份聲明中，澳大利亞科學院院長切努帕提·傑哥迪什（ChennupatiJagadish）說，澳大利亞擁有健康的科學體係，該體係在“歡迎來自各種背景的科學家方麵曆史悠久，無論地緣政治問題有多廣泛”。
“科學院歡迎各國政府努力吸引科學人才來到這裏，消除官僚主義障礙，提高澳大利亞在全球科學人才競爭中的競爭力，”他說。
回到美國後，郗教授回到了他的研究和教學崗位，同時成為了反對美國執法部門進行種族定性（racialprofiling）的倡導者。
“我認為，作為美籍華人，作為科學家，我們需要做的是與公眾對話，用事實教育他們，這樣，政客們所說的所有謊言就不會被接受為真理，因為它們本就不是，”他說。
他還警告人們，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要“準備好長期在動蕩的世界中生活”。
“行動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所以無論你決定在哪裏生活，無論你決定在哪裏工作，都是你的權利，”他說。
“你隻是必須了解你想定居的任何地方存在的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