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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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讚同此文。革命/改革 並無確定的定義或一定的衡量標準，不是非黑即白的對立，也無法精確設計，按部就班地進行。隨意貼標簽很容易，一味糾結在字眼上非常容易走火入魔。）
秦暉：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
2016-01-04 13:38閱讀 31138
我們有一種假設是很靠不住的，所謂革命一定是暴力、無序，而所謂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實際在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無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轉型要推進，快慢看時宜，暴力/無序應力避。
最近許多人推薦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引起了關於“革命”的熱議。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轉紅輪》也被一些人當作鼓吹“保守主義”的書，說是與蕭功秦先生的主張形成了呼應。後來我們一再說這裏有點誤解。金雁此書對俄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傳統的確很重視，有新評價（但也談不上鼓吹，她對這一傳統的局限性也講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義不等於政治保守主義。此書對俄國政治保守主義（如斯托雷平和馬克拉科夫等所謂“尋人派”）有明確的批評，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義”傳統包括了從普加喬夫到索爾仁尼琴等人，這些人在政治上可幾乎都是不妥協的反對派，我想蕭功秦兄也不會自比這些人吧。
“告別革命”是個假命題
我們肯定是反對“革命崇拜”、主張反思過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並不是反過來鼓吹革命恐懼症，更不是簡單地講“告別革命”。朱學勤兄說他當年就對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持異議。其實，16年前金雁和我就與李澤厚此論發生過衝突，但這事發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10月革命80周年時，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21世紀》雜誌上發了一組反思文章。李澤厚看了很興奮，寫了篇讀者來信誇這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賀”，說這“使我更堅定自己的‘告別革命’論”雲雲。我們覺得有點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說你讀錯了，我們是批了“10月革命”，但主要還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頭主義導致民粹主義，專製者不公正的“改革”導致革命的危險，因此“堅持正義比‘告別革命’更重要”，實際上這是為改革敲警鍾的。
結果李澤厚麵子可能有點掛不住，又寫了一篇措詞很強烈的《以俄為鑒，避免革命》，說我這才發現你們的“本意所在”，你們是要“在近日數千萬人下崗的中國現實環境下促動革命”，那口氣就象在揭發“亂臣賊子”了。
我們回應說：其實早在1990年，即還在李先生“告別革命”之前數年，我們就曾在國內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義，警惕轉型社會的民粹主義危險。但我們認為，決不能以寡頭主義來反對民粹主義，因為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看似相反，實則相成，以前者反後者猶如以油滅火，適足以增加民粹主義“革命”的危險。以俄國而論，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確“醞釀有因，由來有自”，問題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難道至今還相信《聯共（布）黨史》的誇耀，以為沙皇的垮台（2月革命）是自號布爾什維克的那幾個“激進知識分子”“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促動”的？
其實前沙皇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預見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將使俄國陷入“嚴重的革命動亂”，而憲政進程的中斷則是斯托雷平時代的一大錯誤。維特該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別革命”吧，但他對何以會有革命的認識卻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義”的方式謀“發展”於先，以不講憲政民主的方式求“正義”於後，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軌跡嗎？
16年後回頭看，其實今天“革命”議論的語境和當年並無實質變化，隻是問題似乎更尖銳了。不過今天引起議論的托克維爾觀點與當年李澤厚先生的觀點倒很不一樣，其實托克維爾並不是個“告別革命”論者，多讀幾本他的書（不止《舊製度與大革命》）就知道，他不僅對美國革命是肯定的，對法國革命總體上其實也是歡迎的，他反感的隻是雅各賓專政。他搞法國與美國的比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國的“舊製度”而排斥無論何種的“革命”，他隻是遺憾法國的“革命”未能象美國的那樣處理好民主與自由的關係，避免雅各賓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結論更不是象李澤厚那樣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靠“發展”來消弭“革命”，恰恰相反，《舊製度與大革命》的主題之一就是指出法國革命並非因為經濟不繁榮，革命正是在“發展”成就不小的條件下爆發的！
這事非常有意思，我們對所謂“10月革命”的否定眾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這本書也是這樣。但是我們肯定不想那麽簡單，把10月革命理解為隻是一些激進知識分子想搗亂就搞起來了。《倒轉紅輪》也講到，雖然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其實俄國知識分子中的激進主義到了20世紀以後就逐漸冷卻，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後“路標”就變了，後來的激進主義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別革命”這個話語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題，我有點懷疑。在我看來，我們現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擔心其實是兩點：一是流血和暴力，這是我們最擔心的。我們都不願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種完全不流血的變革方式，或曰轉型方式。二是無序，如果變革以後造成一種無政府狀態，或者造成社會的極度混亂，對大家都沒有好處，而且無論哪種“文化”中，公眾長期缺乏安全感就會重新呼喚鐵腕，使轉型失敗。因此盡量避免流血和無序的確是個真問題。
可是流血/無序和和平/有序的區別是不是可以等同於革命和改良之別？避免流血/無序可以轉換成避免“革命”嗎？我覺得是轉換不了的。
通常我們說的革命與改革（改良）是就變革的深刻性而言，象辛亥那樣推翻帝製建立共和，我們就謂之革命，東歐廢除極權製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謂“天鵝絨革命”或“和平革命”，我們官方認為革命是好詞，便帶貶義地稱為“劇變”，其實也是說它並非漸進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維持天皇製下發生的變革，就叫改良或“維新”，越南那樣政治體製不變的經濟轉軌，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變革越深刻越快節奏，就越會有更多的暴力和無序嗎？我想說：實際上我們有一種假設是很靠不住的，所謂革命一定是暴力、無序，而所謂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實在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們通常講的最多的兩個典型。過去一講改良，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典型，一講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這個話題上，中國為什麽不能搞成明治維新，為什麽會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說中國就是搞不成明治維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麵的。也有人說，其實本來中國可以走明治維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負麵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實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並不多，而明治維新流的血遠遠超過了辛亥革命。不說別的，明治維新中那些名人有幾個能夠善終的？明治“前三傑”、“後三傑”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維新過程中死於非命。從維新前夜改革派與保守派就不斷以死刑、流血政變和恐怖暗殺等形式進行暴力鬥爭：所謂安政大獄、櫻田門事變、池田屋事變、阪下門事變、禁門之變、功山寺起義等，更不用說維新過程中光戰爭就打了三次（征長戰爭、討幕戰爭、西南戰爭），戰火從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薩摩藩鹿兒島。僅僅西南戰爭中的一場田原阪之戰，就有三千多人戰死。
所以後來中國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堅決不流亡國外，說是中國還沒人為變法流血，就從我開始吧。那時中國的維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維新看做流血變法的榜樣，而非“和平演變”的模範。中國的維新派與革命派之別在於他們想保留帝製，反對共和，但他們並不是甘地主義者，從謀劃兵變刺殺慈禧到發動自立軍起義，武裝“勤王”、暴力維新的選項他們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維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國的“2月革命”、“10月革命”，也沒有流什麽血。至於10月革命後俄國建立了一個殺人如麻的體製，那已經是體製殺人，不是變革殺人；是變革的方向不對，而不是“激進”還是“漸進”、革命還是改良的問題了。用托克維爾的話說，那就是“舊製度”殺人，而改變這個“舊製度”的“大革命”（所謂東歐“劇變”）在絕大多數國家倒真是一槍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鵝絨革命”。
所以，說革命一定會死很多人，改革一定會死很少人，這種說法在曆史上是站不住腳的。
還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頂層設計”，有一個嚴格的路線圖，上麵規定好了，就按照這個步驟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衝，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實很多的情況也是相反：革命有藍圖，改革反倒沒有什麽藍圖，用我們熟知的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樣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維新，誰當時有一個最終的設想？我們知道，開始推動明治維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鄉隆盛，後來就變成改革的對象了。明治維新一開始是幾個比較開明的大藩（長州、薩摩等）反對中央（幕府），中央討伐他們。但是到了天皇掌權以後，那些強藩都被鎮壓下去了。象薩摩藩的西鄉隆盛本來是所謂明治三傑之一，他當時怎麽能想到明治維新會搞到他頭上呢？所以其實所謂維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類型”的區分很模糊
可見，我們以前對改革和革命的區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實際上這種區分非常模糊。甚至這裏我要跟學勤兄商榷，你講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們有一個遞進關係？是不是一個比一個激烈？好象也不見得。比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你講的3.0版，但是它連“城頭變換大王旗”都沒有，翻雲覆雨的人為折騰固然堪稱浩劫，體製卻沒有發生實質變化，連“王朝”也沒有發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靈魂出竅。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有這樣一種遞進關係也是值得懷疑。
還有一點，我們也不要把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差別講得太絕對。這兩個革命的確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講得太絕對會導致很多問題。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學習之處。最初發動法國革命的拉法葉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國革命回來後受啟發在本國搞革命的。而美國不少革命元勳也是高度的法國崇拜者，所謂的親法仇英情緒非常明顯。傑弗遜就是個典型。他的親法仇英不僅是在外交上，實際上也有仇視英國君主製看好法國共和製的意思。
都說法國革命太“雅各賓”，美國革命就很溫和。其實美國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厲害的，例如清算托利黨人。當然美國托利黨人死得比法國貴族少，因為美英終戰時他們很多都跟英國人走了。他們是獨立前的“愛國者”，當然愛的是英國，不是美國。後來托利黨在美國完全消失，美國變成輝格黨人一統天下，以後的民主黨共和黨實際都是從輝格黨人中衍生的。英國的兩黨是托利黨（後來的保守黨）和輝格黨（後來被更左的社會主義的工黨取代），而美國沒了貴族的托利黨，窮人的工黨也就興不起來。所以有人說美國“既沒有保守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隻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兩支自由主義”。
這與其說是美國有什麽獨特的文化，不如說是美國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使其不同於前宗主國。由於托利黨退出美國，“貴族傳統”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國成了純粹的平民國家。這對北美社會造成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象美國政治學─政治社會學居於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種“英美”vs“歐陸”的兩分法，他們認為由於美國革命帶來的深刻社會變革，使得英美差異甚至大於美國與不少歐陸國家（如丹麥、瑞士等）的差異。所以，我們也很難說美國革命隻是政治革命，就沒有社會革命的內容。
相反，法國革命，我覺得也是被簡單化了，法國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賓派掌權，殺掉國王，還殺了許多無辜者。但法國革命是不是由於有了盧梭的影響就必然會走到這一步，我覺得也很難說。要知道法國當時不但有社會變革，更在與幾乎全歐洲都參與的“反法聯盟”進行殘酷戰爭。殺國王主要並非因為社會矛盾，而是當時反法聯盟打進來，國王要跑到反法聯盟那一邊，結果被抓住，殺國王給他加的罪名是叛國，而不是國內矛盾意義上的“反動”或“反革命”。如果當時沒有這種國際大戰，法國革命會不會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夠掌權，當然更不會發生大恐怖和殺國王的事。盧梭的觀點，我認為毛病確實很大，我也讚同批判盧梭。但是，把法國革命中的問題簡單地說成是盧梭的必然後果，恐怕不對。
同樣，現在一講英國革命就是溫和的“光榮革命”，好象英國革命就沒有經曆過殺國王，沒有經曆過克倫威爾的恐怖專橫。其實英國殺國王倒是基於國內變革的理由，與國際戰爭無關。
避免轉型中的暴力和無序
所以，與其說什麽革命還是改良、美國革命還是法國革命，我們不如就事論事：
第一，我們到底要使中國有一種什麽樣的變革。這一點在中國目前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通常講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認定了一個方向的基礎上講它的“速度”（激進或漸進）問題。但是方向問題首先是我們要搞清楚的。無論激進還是漸進，關鍵是往哪個方向進？在中國現在這還是一個很混亂的問題。
學勤談到的1.0、2.0、3.0，與其說是層次的不同，不如說是方向的不同，講簡單一點就是：摧毀自由的變革，還是建立自由的變革？至於變革到哪個層次的確很難說。我們的確在曆史上看到過有摧毀自由的“革命”，也有爭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樣也有這兩種。所以我們要解決的，首先不是通過什麽途徑，或者快慢，來達到我們想達到的目標，而是我們要想達到什麽目標的問題。這個問題要涉及到更大範圍內的主義之爭，但在我們現在在座的這個圈子裏應該不用談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憲政民主，包括蕭功秦在內，他也是認為有這樣一個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識的，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夠避免流血、暴力和無序。至於流血、暴力和無序通過什麽辦法解決更好，一種辦法就是加快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講簡單一點這也是一種革命，這個意義上的所謂革命無非就是變革能夠比較快。這個比較快，或者比較慢，我同意學勤的說法，這個東西否定也不合適，崇拜也不合適。因為快和慢不是哪個人能夠決定的，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這個機會你也沒法不快，波蘭就是個例子，波蘭在圓桌會議召開期間，沒有人能想象到馬上就發生政黨輪替。
還有一種，做不到一下子解決問題就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地來。但是一步一步地來也得朝著這個方向。有句俗話叫做“不怕慢隻怕站”，還是得朝這個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時期突然又倒回來了。對中國曆史而言，真正現代化的政治轉型從來沒有發生過。但因為政治風波造成大流血，中國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學勤講的那句話，叫做“城頭變換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從太平天國戰爭以來，一直到1949年，其實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說這個更迭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因素，可以假設它是一場革命，那明清之際呢，元明之際呢，唐宋之際呢，任何一個王朝“鼎革”之際呢。所以，這種純粹“城頭變換大王旗”性質的政治不穩定，我們中國有一個2000年不變的特征，就是一個王朝不斷地維穩，結果維到一定程度，穩維不住了，就來一場徹底的大不穩，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國都沒有過的。
我前年在寫辛亥的文章中寫過，世界範圍其他國家沒有中國這種概念的改朝換代，不是說它們沒有朝代，而是說換一個朝代就要死那麽多的人，對社會的衝擊那麽大，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有這種現象。包括中國的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也沒有這種現象，像維吾爾族、傣族，沒有像漢族那樣，一個王朝維穩一兩百年，就徹底陷入一場極端的、在曆史上都非常罕見的無序之中，這個無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後再從頭來。像這樣的現象絕不是清末才有，我覺得不管怎麽批評孫中山——孫中山值得批評的地方很多——其實主要不是在他發動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發動的，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貢獻，也非常值得懷疑。我們批判孫中山，主要是批判孫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實際的，甚至是很不對的一些東西。至於說孫中山要為辛亥負多少責，我覺得也是一個問題。
避免無序的關鍵在於組織資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當下，我覺得中國的變化到底是要快一點還是慢一點，根本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而且這裏頭也沒有什麽好壞可言。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從邏輯上來講，如果要在變革過程中避免我剛才講的兩個想避免的東西，一是避免無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簡單，要避免無序，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一種多元的組織資源，任何一種高度一元化的組織資源都是在超穩定和超不穩定之間反複振蕩的。
當這個社會的組織資源高度壟斷狀態下，這個組織資源一旦解體，社會就陷入無政府狀態。如果要避免這個，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還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沒有替代的組織資源，或者說隱性的組織資源，也就是說這個社會一定要發展出一套公民社會，即便不完全是現代性的社會組織，帶傳統色彩的認同團體也行，比如封建製下就很難發生王朝末世的大動亂。你也不能說它有公民社會，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總而言之，就是它的組織資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們中國上麵一個朝廷，下麵都是平民，而且中國的朝廷曆來對非官方組織資源都是打壓的。
大家知道，中國沒有傳統的宗教戰爭，但是中國經常有很多動亂和宗教有關，並不是因為他們提出了什麽異端的思想，就是因為官方不允許非官方的組織資源存在。
關於這一點，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認為白蓮教在中國曆史上經常成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當然地認為白蓮教是一種革命的宗教，結果有些人專門研究了白蓮教的經書，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說白蓮教是最鼓吹穩定的，最鼓吹順從的，按照他們的說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為什麽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還是鬧出那麽大的動靜，原因就是當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組織，隻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義到底講的是什麽。如果我們要避免無序，恐怕就得解決這個問題。否則，不管是改革還是革命，隻要原來組織資源是高度壟斷狀態，這個組織資源一旦出問題，社會就陷入無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無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無序，但這個無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轉型過程中的無序，就必須創造條件發展多元化的組織資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簡單的一個邏輯就是這個社會要有妥協精神，尤其是當權者要有妥協精神，最好是當權者有主動改革的精神。可是這個妥協精神和主動改革精神，不僅是中國，在世界上也是從它的利益考慮的。我不太傾向於簡單地說某某國家的統治者就特別保守，某某國家的統治者由於受了某某思想的影響就比較開明。
我覺得所有的統治者當他傾向於妥協，甚至傾向於主動變革時，幾乎都是基於兩個動因，第一是如果變革了有比較好的預期，他相信不會受到清算，不會落到覆巢無完卵這樣的下場。所以，現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計地要給官員一種意識，說這個變革對你是有好處的，你變了以後不但什麽都不會損失，而且還會得到更多，會有大赦的，原來不合法的都會變成合法。等等。也許這的確是使他們願意接受變革的條件之一。但是，我認為我們不要誇大這個條件，而且這可以說是一個比較不重要的條件，更重要的條件是要使他們感到不變革的壓力。
我們現在老想把這個壓力也變成一種利益的誘惑。比如，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誘導改革的思路，說改革對你是有好處的，一種說法就是說改革提供的市場機會都是你的，一開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機。搞市場經濟你是先撈第一把，肯定對你有好處。還有一種說法，這個改革可以給你減少很多麻煩，如果不搞改革，你會承擔很多責任，柴米油鹽都讓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滅了，不找市長找市場了，除了腐敗不幹別的事了。這樣講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壓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壓力，他不會僅僅由於利益的誘惑去產生變革的。因為道理很簡單，你再講所謂的變革以後不會對你有妨礙，那實際上他在不變革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太多的資源，他為什麽要去擔這個心呢，我不變那就更沒有妨礙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覺得不變革對他是有壓力的，這個壓力是從哪裏來呢？現在我們有一種很流行的見解，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們用革命來嚇唬統治者，施加一種革命的壓力，使統治者為了避免革命就願意加快改革，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種觀點。我覺得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讚成告別革命的說法。這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來恐嚇當權者，其實也有反作用的。
從蘇聯、東歐這些國家變革的路徑來看，其實有另外一種施加壓力的途徑，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雙重壓力。這種雙重壓力是促使東歐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單獨講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