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刻意貶低人文教育的惡果是什麽？古希臘人早已知道
古希臘時代有這樣一個故事：波斯統帥海達涅斯曾經對兩個斯巴達人說，隻要斯巴達人臣服於波斯，就可以成為希臘的總督。這兩個斯巴達人的答複是：
“你懂得如何去做一個奴隸，但你卻從來沒有體驗過自由，也就無從評論自由的滋味是好還是不好。假如你懂得了自由意味著什麽，那就會奉勸我們不單單用刀槍，而且還要用戰斧來為自由為戰了。”
這樣的對話，幾乎適用於所有野蠻與文明的對抗，也是曆史所告訴我們的真理。
人為何要閱讀曆史與經典？經典又因何為經典？
學者張新剛在《古希臘思想通識課：希羅多德篇》裏一次性回答了這兩個問題：
“經典之為經典，不隻是因為年歲長，比如說並不是所有用古希臘語寫成的作品都具有同樣的分量，大眾常常念及的還是荷馬、赫西俄德、希羅多徳、修昔底德、柏拉圖、亞裏土多和一些悲劇作家。真正的經典是那些直麵人與世界的根本議題，並能夠充分展示出這些議題的複雜性的作品。雖然曆史情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仍能穿越時空從經典文本中讀到切身性和親緣性。當下的我們或許已經不再認可不同時代的經典給出的最終方案，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們仍需和經典作品中探討的那些永恒議題一同生活，從經典作品中汲取養料，並努力給出自己的探索方案。 除了作品自身的力度之外，經典之為經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後世的影響。或者說，文明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重量級的經典作品，後麵的文明進程往往容易產生路徑依賴。無論是繼承還是革新，都需要在已有的基礎之上進行。從這個視角來看，古代希臘的文明形態決定性地塑造了西方文明的走向，一些母題會在不同的時段反複出現。”
希羅多德所著的《曆史》被公認為西方史學史上首部敘事體曆史巨著，希羅多德也因此被尊為“曆史學之父”。
張新剛在《古希臘思想通識課：希羅多德篇》中對《曆史》一書做了各種文本分析，將之拆解並細讀，探討背後的文明深層邏輯。
對於西方文明來說，古希臘的地位毋庸置疑。但與曆史上大多數久遠文明一樣，它的記載並不完全可信，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堪比《史記》的《曆史》就如此。
張新剛在書中寫道，希羅多德的“曆史學之父”之名，某種意義上也是“謊言之父”，因為《曆史》中有太多荒謬無稽的傳說和極盡誇張的描述。當然，後人對此無需苛求，畢竟希羅多德生活的時代距離今天太過遙遠。更何況，也正是希羅多德，讓那個充滿雄辯和哲思的時代再現於我們眼前。張新剛所做的就是剔除那些傳說與誇張描述，將古希臘時代的“精華”呈現
書中對政治製度的描述，就是古希臘最大的精華。
比如說到權力：“在希羅多德生活的時代，很多有智慧的人就已經開始討論這些問題了。他們的一個經典設問就是，如果給了你一種做任何事都不用考慮後果的特權，或是做任何壞事都不被發現的能力，你會如何生活？可能絕大部分的人都會去做社會習俗和法律所判定的‘壞事’和違法的事。所以，奧塔涅斯的洞見不可謂不精辟，他實際揭示了權力和生活方式的深層關係。他之所以說最優秀的人也抵擋不住專權的敗壞，是因為他認定社會習俗對人的規訓實際是個幻象，人們不作惡不是因為不想，而是不敢。一旦擁有了不受製約的權力，時間一長，人肯定會打破原來社會習俗的束縛，充分釋放自己的本性。”
又比如說到生活方式：“對於哲學家來說，真正的好東西是沉思和愛智慧，並不是世俗中的權力、名望和財富。柏拉圖創造了一種超越了政治權力的生活方式，即哲學的生活方式，它比政治生活方式更高。”
還有開頭所提到的問題，書中這樣解答經典文本的重要性——它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部分：“柏拉圖在他最後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曾經區分過三種教育：第一種是職業教育，即學習一門謀生的技能，以便日後能夠進入某個行當，滿足日常需要以過上小康生活。對教育的這種理解恐怕是今天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柏拉圖說，我們在生活中往往會遇到下麵這種情況：在某個行當內做得特別好的人，有時卻會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甚至違背城邦習俗和人倫底線的事情，麵對這種情況時，我們並不會說這個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第二種是政治的教育，即在城邦中知道如何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能夠有能力積極參與城邦的公共事務，為城邦勇於承擔公民的職責，成為政治人。在柏拉圖看來，能夠做到這一點勉強可以說接受過教育。第三種才是最理想的教育，那就是通過教育將人培養為好人，或者說卓越的人。在這種教育中，人不僅是合格的公民，還能通過理性的努力，向智慧靠近，成為擁有完滿德性的人。”
柏拉圖對教育的區分，其實已經與現代文明的教育幾乎一致，也是文明世界公認的道理，但它並未完全實現，因為仍有一些國家，刻意貶低人文教育，強調技術教育，批量製造那些沒有思想的流水線機器，以求更有效地控製和蒙蔽。
書中最讓我有所觸動的一句話是：“為了服膺意識形態而閱讀根本不能算閱讀。獲得審美力量能讓我們知道如何對自己說話和怎樣承受自己……心靈的自我對話本質上不是一種社會現實。西方經典的全部意義在於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書名：《古希臘思想通識課：希羅多德篇》
作者：張新剛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1月
田慶豐評《古希臘人》︱解讀古希臘文明的精神密碼
進入希臘史的曆史語境
作為西方文明三大起源之一的古希臘文明，廣泛而深刻持久地參與了世界近現代曆史進程。美國著名哲學家喬治·霍蘭·薩拜因在其名作《政治學說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裏如此評價古希臘哲學、政治學說的影響：“大多數現代政治理想——比如說，正義、自由、憲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或至少是對這些理想的定義，都起源於古希臘思想家對各種城邦製度的思考或反思（reflection）。”（見《政治學說史》，鄧正來譯，39頁，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因此，若想深入理解西方文明發展曆程，更好地映照當下全球化進程，仔細研究一下希臘文明史十分有必要，可以說是十分迫切。然而，希臘文明距今數千年，“希臘城邦與現代人生活於其間的各種政治共同體有著極大的區別，因此，需要用相當的想象力才能描繪出希臘城邦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同上，39頁）。隻有了解古希臘的社會曆史背景，才有可能進入當時的語境，理解城邦政治、哲學、政治學、法律、宗教之間的複雜關係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當前有關古希臘的通史，最受歡迎的依然是英國著名希臘史專家N.G.L.哈蒙德七十萬字的《希臘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12月版），作者本著近乎刻板的嚴謹治學態度，運用大量的古典文獻和考古材料，構建了從克裏特和邁錫尼文明發端到公元前322年古雅典滅亡長達幾千年的希臘曆史。哈蒙德繼承了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編史風格，自己不涉及爭論，隻綜合已有成果，羅列性的敘述較多，非專業研究希臘史的讀者讀起來恐覺敘述繁雜，讀起來十分費勁。非專業讀者不妨讀一讀英國傑出古典學學者伊迪絲·霍爾女士這本“不一樣的古希臘史”——《古希臘人》（Introducing the Ancient Greeks, from Bronze Age Seafarers to Navigators of the Western Mind）。
最初得知霍爾的這本書，是在2015年《三聯生活周刊》第四十七期“思想”一欄一篇題為《古希臘人的開放性》的文章裏，文章介紹的正是本書。霍爾的古典學背景不可謂不強，她曾擔任倫敦國王學院古典學係教授、希臘研究中心教授，任教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杜倫大學等英國著名大學，現在是歐洲人文自然科學院院士。她的專長是研究西方古典文化史，在這本書裏，她從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古希臘人的生活世界，運用新材料、新視角，重新解讀了古希臘文明橫跨2000年的發展曆程，用大量細節展示了古希臘人豐富的生活圖景。
“小書大曆史”
篇幅與主題之間的比例，一直是曆代史家寫作時麵臨的棘手問題，也是史著寫作的陷阱。若不是對某一領域駕輕就熟，“小書大曆史”一旦駕馭失當，很容易言之無物，淪為泛泛之談，因為它考驗的是一個學者在麵對公眾早已耳熟能詳的曆史事件、人物、主題時，能否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來駕馭史料、詮釋它們。用二十四萬字的篇幅梳理兩千年的古希臘文明進程，難度不小，考驗的是霍爾的學術眼光、駕馭宏大主題的分寸感、克製力，以及選取、裁剪、組合材料的能力，更是在考驗一位學者史學理論與史學實踐的結合程度。霍爾憑借紮實的學術功底和史學理論素養，讓這本厚度適中的書有了一點“大家小書”的味道。
《古希臘人》裏充滿著豐富多彩的曆史細節，可以看出霍爾以女性學者特有的敏感和細膩，力圖呈現一個熱氣騰騰、內部結構多元複雜的希臘文明結構。過多曆史細節的鋪陳和描述難免令人擔憂，讀起來是否會瑣碎繁複、摸不著主線，而霍爾用章節之間緊密的邏輯聯係與曆史聯係，較為妥當地處理了曆史細節與曆史脈絡之間的關係。
《古希臘人》共分十章，每章為一個獨立主題，描述該地區古希臘人的性格特點，每個主題都從全新的角度進行闡發，一方麵關注細節，另一方麵每個主題又與古希臘文明、古代世界文明等最基本的要素相互呼應，這些文明要素、主題之間相互作用，形成了霍爾筆下獨具特色的希臘文化史觀念。在大的曆史時空背景下，從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400年，從西班牙到印度，從遙遠的尼羅河到冰冷刺骨的頓河，以地域和“人”為核心，有側重地梳理了從古代地中海世界到小亞細亞、從歐洲大陸到北非的古希臘文明的發展脈絡與曆史趨勢，從中可以窺見西方文明起源的曆史背景。
文化史路徑的詮釋
新材料的出現勢必催生新視角、新方法的創新與運用。霍爾結合古希臘、近東地區大量新出考古資料（碑銘、紙草）和文獻資料，摒棄了西方文明優越性、獨立發展的觀點，展示了一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持續兩千多年之久的古希臘文明，如何吸收、借鑒了東方文明高度發達的智識成就與藝術成果，如何將多種文明的精髓融為一爐，進而散播到世界各地。霍爾認為，古希臘文明是地中海文明、近東文明、古印度文明的“中轉站”，東方與西方、海洋與大陸，多元文明在此交匯：腓尼基人的音標字母符號和高超的航海技術、埃及王國的詩歌、繪畫藝術和灌溉技術、兩河流域發達的數學與天文學知識、赫梯人優美精巧的語言、高加索地區的冶煉技術……這片泛著葡萄酒香的藍色水域，形成了人類曆史上第二組文明，散發著文明的熱力與勇氣，多種文明在此交融與擴散，多神教與一神教，異教與基督教既相互包容，又不斷交鋒，貿易與數學、商業與地理、航海與天文在此攜手並進，共同構成了“軸心時代”裏獨具特色的古希臘文明。
霍爾專攻西方古典文化史領域，使得這本書的寫作角度與以往同題材作品有所不同。一反純政治史敘述視角，她將古希臘社會生活的政治、經濟、宗教、思想文化等重要方麵以文化史的脈絡貫穿融合，重點突出，各類主題處理得詳略得當。她結合多年對西方古典文明的深入研究成果，從文化史角度聚焦古代地中海世界和近東地區的古希臘人及其生活。書中不僅凝練敘述了古希臘世界詩歌、哲學、天文學、地理學、文獻學等斐然成就，還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希臘人的多神教信仰及其文體活動：奧林波斯眾神的故事、熱鬧繁多的節日慶典、盛大奢侈的競技賽會、恢弘壯闊的希臘式神廟、藏書浩瀚的壓力山大港圖書館、追求知識極限的托勒密王朝……詩歌與戲劇、信仰與理性、神性與世俗、哲學與文學、自然科學緊密纏繞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希臘文化開放包容、豐富多元的特色，也是古希臘人的特色。霍爾的寫作方法並不會讓人因為古文明的遙遠距離而感到既陌生又枯燥，恰恰相反，她那節奏緊湊的敘事、生動親切的語言風格，很容易拉近與讀者的距離。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希臘人和希臘文明》（王大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中飽含深情地對希臘文化做出了評價：“我們應該永遠感謝希臘人對世界的洞察，在這裏，他們與我們十分接近；在創造力的領域裏，他們是如此偉大，這是他們的崇拜者所望塵莫及的。”布克哈特從文化史的角度分析曆史上的時代，將每一個時代當作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僅僅當作某種政治和權力結構，或政府組織來看待……”他重視“人”在曆史上的作用，由此創造了“希臘人”（Greek man）這一影響深遠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多處見到以“人”為主題的論述，如“人與世界”“希臘人和他們的神話”“希臘人生活的基本特征”。他的治史路徑對近現代西方史學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西方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在霍爾這本書裏，布克哈特的治史精髓依舊清晰可見。
目前國內市麵上同題材作品大多從宏觀視角敘述古希臘文明的線性曆史發展，講述古希臘文明史上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尤其是影響古希臘文明的兩次大規模戰役——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而霍爾另辟蹊徑，以“人”為核心，恢複一個個鮮活的“古希臘人”在曆史上的地位，在時間這條暗線下，通過古希臘文明重心的轉移，將不同地區古希臘曆史的發展特點貫穿起來，最後凝練為古希臘人的十大特點。
在霍爾筆下，這些古希臘人不再是遙遠陌生的異域文明的創造者，而是活生生的個體，他們擅長航海、不願盲從、看重個人、求知欲強、思想開放、機智聰慧、喜愛競爭、崇尚美好品質、善於表達、追求享樂，他們是青銅時代的航海者，是西方文明的領航員。這些“不一樣的大寫希臘人”，構成了古希臘乃至此後西方文明的底色，勢必會刷新國內讀者對古希臘人的刻板印象。隻有當我們對霍爾筆下的每一種“性格特點”有了大致了解並且有機地聯係起來看時，鮮活的古希臘人才會浮現在眼前，才會逐漸清楚原本生存狀態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思想發展的影響方式。
雅典民主的陰暗麵與元氣淋漓的斯巴達
霍爾平均分配了各章內容，各章篇幅相差不大，這應該不是一種刻意的安排，這種“精巧”體現了霍爾在創作過程中公平看待每一個曆史階段、每一種性格特征的著史理念。
第五章“開放的雅典社會”篇幅最長，長達四十頁。雅典太有名，要寫的人和事太多。關於雅典民主，霍爾寫得很細致、冷靜：雅典民主不是所有人的民主，而是“大約有三四萬男性公民的群體”的民主，在這些年滿二十歲的“公民”之外，大約有三十多萬奴隸，還有不少來雅典的外邦人，他們都無此權利。雅典民主還是一個煩瑣的民主，公民大會作為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出席公民大會的法定人數需要達到 6000人，一年當中要舉行40次會議，對所有重要事務進行投票表決”。百分之十的“公民”享受著雅典民主，哪怕“最貧窮的公民也依然擁有一係列令人豔羨的權利，溫飽也有保障”，每隔不到十天聚到一起開大會聊天，一年大約七十多天還得參加節日慶典，保障這些美好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奴隸，他們在流血流汗、饑寒交迫。足見雅典民主製度的根本保障具有“寄生”的特征。
除了貢獻民主製度和思想智慧的雅典，古希臘還有一個城邦對人類曆史有大貢獻——貢獻了剛毅勇猛的精神和愛國主義的斯巴達。《古希臘人》關於斯巴達的部分，大部分筆墨都用於論證斯巴達人的尚武精神和馳騁沙場無往不勝的戰爭組織、訓練方式。閱讀這一章，讓人血脈賁張、鼻尖冒汗，正如雅典曆史學家色諾芬描寫斯巴達戰士的備戰場景時發出的感慨：“此情此景之下，即使最懦弱的人，胸中也會湧出無限的勇氣。”斯巴達人的生命鮮活飽滿、元氣鼓蕩。母親送兒子出征時指著盾牌說：“帶著它回來，或者躺在上麵回來！”衝入敵陣的斯巴達勇士“仿佛一頭陷入絕境的猛獸發狂咆哮”。斯巴達的青年傳唱的歌詞是這樣的：“來吧，青年們，一起來並肩作戰，至死方休！恐懼是無用的，逃跑是可恥的。心如磐石，無懼無畏，麵對強敵，永不後退。”麵對死亡，豪邁的斯巴達人喜歡用幽默來化解生死的焦慮。
斯巴達人感情真摯熾烈，極度崇尚自由，權力架構簡約，政治作風務實，集體主義觀念強烈，擅長組織和動員，戰士和國王、指揮官穿戴相同品質的盔甲，互相忠誠、互相團結，一起並肩作戰直麵死亡。為了訓練公民時刻保持警惕性，並能適應光線昏暗的作戰環境，規定不能在黑暗處點燈照明。斯巴達公民都有懲罰別人家孩子的權利，有趣的是，為了訓練男孩的機敏和攻擊性，偷竊食物的行為在平時被默許或鼓勵，但如果抓了現行則依然要受到懲罰。斯巴達的女性跟男性一樣自由，和男性一起參加體育活動和合唱比賽，經濟獨立、擁有個人財產。斯巴達產生過著名的女詩人，還有四五個女子跟隨畢達哥拉斯學習數學。斯巴達的法規《瑞特拉》規定他們“身心完全發育成熟後”才允許結婚，“這樣可以生下強壯的孩子”，甚至鼓勵女性為了多生孩子而“性自由”，在偉大的亞裏士多德看來，斯巴達女人的放蕩簡直無可救藥。霍爾評價道，“斯巴達戰馬的雄壯和斯巴達女子的矯健催生了健康向上的審美觀”，“他們是戰無不勝的戰士，舉止粗野、寡言少語，說話辛辣幽默。這就是古典時期的希臘流傳的斯巴達人的形象”。
斯巴達的曆史通過柏拉圖對後世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深深吸引了意大利政治哲學家尼可羅·馬基雅維利、美國革命之父亞當斯、哲學家尼采，甚至於希特勒。魯迅先生就對古希臘時期的斯巴達精神極為推崇。他留學日本去仙台學醫之前，創作了以文學改造國民性的第一篇作品《斯巴達之魂》，描寫波斯萬餘大軍企圖穿過溫泉關侵略希臘之際，斯巴達三百勇士迎擊波斯軍隊，殊死決戰，不惜以身殉國的悲壯場麵。《古希臘人》在“不可思議的斯巴達人”一章，開門見山地詳述了驚心動魄的溫泉關之戰。霍爾認為，斯巴達人的剛勇、強力來自於他們“把自己視為古希臘神話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後裔”，“精神上已經與自己榮耀的祖先融為一體”。魯迅先生也高度讚揚斯巴達勇士剛健雄大的尚武精神，在開篇序言中他慨然寫道：“斯巴達將士殊死戰，全軍殲焉。兵氣蕭森，鬼雄晝嘯，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複，迄今讀史，猶懍懍有生氣也。我今掇其逸事，貽我青年。嗚呼！世有不甘自下於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擲筆而起者矣。”
結語
霍爾這本書給許多問題留下了進一步思考的空間，如古希臘文明為何會在公元前500年前後產生“突破”？古希臘文明又是如何在世界範圍內四處轉移，最後促成了歐洲的文藝複興的？作為解開一個民族精神密碼的神話與宗教，如何影響了古希臘文明的演化進程？不論古希臘文明是否存在過，文本的影響力依然無法消除，書寫的古希臘一百多年來以不同方式深度參與世界文明的思想構建之中並影響著無數人的生老病死，這種趨勢還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斷加深加強。
文本對現實曆史發展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虛擬的想象常與偉大的真實勾連，大量情節虛構的小說《三國演義》據說成功指導了清軍入關的戰術，民間文學虛構出來的神在某種程度上組織了偏遠地方人們的日常生活。麵對關於古希臘的文本，不論是別人“送來”的抑或我們自己“拿來”的，我們都需要立足於現實，“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地閱讀研究，“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對中國讀者而言，了解不同於自身文明、對世界曆史文明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古希臘文明，既是保持開放的頭腦和心靈，融匯文明精髓，繁榮自身文明的必然需求，也是一個古老文明在傳達對他樣文明的尊重與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