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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兩晉南北朝時
554年冬天，西魏大軍攻破梁的都城江陵，皇帝蕭繹能做的隻有燒書，蕭繹以後身上會掛了無數的形容詞，博綜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這時都毫無意義。衣冠南渡積攢的十四萬卷藏書煙銷灰燼，燃燒的書頁在空中飄散，如同漫天飛蛾赴火。光明中，蕭繹會說：“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有人說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黑暗的時期。進入國博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展廳，會發現和其他曆代展廳相比，這裏有的區域光線最暗，也許是國博是對此間曆史做無意的注腳。
照明也是我們逛博物館常常忽略的地方。從50年代到 80年代中，中國曆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大都采用天然光為主的照明手段，依靠展廳高大的側窗采光為主，展廳頂部的高壓鈉燈為輔，文物就這樣長期被陽光和鈉燈的紫外線照射。
1959年中國曆史博物館剛建成，《文物》 雜誌拍攝的宋元部分陳列室內景，陽光裏，十分敞亮。
現在國博古代中國搬到地下一層，全部采用人工照明，其中環境照明和重點照明采用的是德國歐科燈具，為了保護文物，有的展區光線很暗，算是國際上‘黑屋學派’的體現，其中三國兩晉南北朝陶俑展區和一部分唐代文物展區就是代表。
如果文物有生命，會不會感慨自己不如養雞場的速成雞，一生連兩次陽光都沒見過，出土時見了一次，以後就隻有暗無天日。新來的文物聽國博文物老炮講，多年前光影如何在自己身上流動婉轉，窗外北京的在那裏朝霞暮雨，四時興化，一定會無比的向往。
一進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陳列，就可以看到29件騎馬陶俑，肯定不會錯過。不過騎馬陶俑的一個細節，容易被人忽略，這個細節決定了騎馬陶俑為什麽能占據陳列C位。
騎馬陶俑，西晉，1958年湖南長沙金盆嶺出土
這些陶俑同出土於一座墓葬中，墓葬主人隻是西晉的一個縣令。該墓一共出土29件陶俑，其中23件為儀仗俑。儀仗俑中除7件騎俑以外，還有文吏俑、武吏俑。其中有的陶俑馬鞍左側前端係有一隻三角形馬鐙，是供上馬搭足用的，騎上去之後就甩開不用了，是中國使用馬鐙的最早實物證據。
馬鐙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我國使用單鐙的時間很短，比金盆嶺隻晚了20多年的南京象山7號東晉永昌元年墓就出土了 雙鐙陶馬俑。到 10世紀，伊朗地區還把馬鐙稱為“中國鞋”。正如英國科技史學家懷特說的：“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那樣簡單，而又很少有發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曆史意義。”
陶耳杯，三國 魏，1951年山東東阿曹植墓出土
耳杯，古代的名稱是羽觴，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最常見的酒具，一般為漆器、青瓷器，長圓形，兩側有把，即“耳”。陶質的耳杯是隨葬用品。
1951年，在山東省東阿縣魚山西麓的荒草堆裏，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座不起眼的墳，它的主人就是的曹植。曹植的墓地卻非常簡陋，隨葬的132件物品大部分是陶器，幾件玉器也不是很值錢，比起上麵的那個西晉縣令都差遠了。一方麵三國時期流行薄葬，另一方麵曹植一生的輾轉流離，到後來連溫飽都是問題，說自己“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遷都賦序》，墓葬簡陋可見一般。
在為數不多的陪葬品中，就有這兩件陶耳杯，擺在屍骨的右側。曹植好飲酒，《三國誌》上說“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晚年的曹植一定是手拿耳杯，獨自高歌“人居一世間， 忽若風吹塵”，這時轉頭四望，建安風骨已經高蹤絕唱，再無嗣響。
馬頭鹿角形金步搖，北朝， 1981年內蒙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出土
步搖的基座為馬頭形，馬頭上分出呈鹿角形的枝杈，每根枝杈梢頭卷成小環，環上懸一片金葉。馬頭和鹿角形枝杈上鑲嵌珠飾。這個步搖不是插於發間，而是釘綴於冠上使用。注意基座上有釘孔。1979年在阿富汗席巴爾甘，大月氏金丘6號墓出土了金冠，上麵就有步搖裝飾。
網圖
這件有草原特色的金步搖應為慕容鮮卑的遺物。金步搖不僅限於貴族女子，還包括男性的國王和高級貴族。根據孫機和田立坤的研究，雖然都叫步搖，這種金屬搖葉不同於本土漢代的垂珠步搖，起源於西亞（以上麵的金冠為例），由遊牧民族傳入中國北方地區。田立坤甚至認為小小的金屬搖葉步搖的傳播，可能是解決慕容鮮卑和西方交流問題的重要線索。
往裏走，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陳列靠牆有一麵展櫃，裏麵有四件文物，背景是甘肅敦煌莫高窟259窟，這些放在一起，都是有關當時宗教的。這裏的四件文物，每個都有個二維碼。國博一個展櫃所有文物都有解說二維碼的不多見，國博說明向來惜字如金的，這裏國博真希望你知道這些文物背後的故事。
既然已經走到這裏，四個文物中的前三個簡單介紹一下。
最左邊-四葉八鳳佛獸紋青銅鏡，西晉，1975年湖北鄂城出土
青銅鏡的三瓣柿蒂紋中均置一尊坐佛，佛像有肉髻、頭光，上有華蓋，下有蓮座。另一瓣內是一尊坐於蓮花座上的佛像，後有一侍者持曲柄華蓋，前有一跪拜供養人。
青銅鏡旁邊-黑釉樓閣佛像陶魂瓶，三國 吳 ，江蘇省南京市甘家巷出土
魂瓶，又稱“穀倉罐”，或“堆塑罐”，是流行於三國孫吳至西晉期間的一種形式獨特的隨葬品，多出土於江蘇、浙江兩省。魂瓶貼塑有20餘尊佛像，這些佛像結跏趺坐，均有頭光和背光。魂瓶上的30餘座佛像，均出自一個模子。這些佛像為模製貼塑，是古代中國傳統的陶藝製作方式，表現出佛教藝術在傳入中國初期就與中國傳統藝術緊密結合並開始了中國化進程。
這兩件文物放在一起，是代表佛教早期傳入中國時的狀況。漢魏時，佛教和各種神仙崇拜混雜在一起，在中國很多地區，佛隻是神仙的一種，並沒有從西方昆侖神話體係中剝離出來。和其他仙人（象西王母）一樣，在中國傳統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的環境之下進行傳播。而佛像大都作為裝飾紋樣的出現，是一種降吉祥、保平安的神仙。象這兩件文物上的佛像具有異域風格的裝飾紋飾，不是宗教崇拜對象，而是神仙。魂瓶上的佛像起著引魂升天的作用，青銅鏡上的佛像具有與龍、虎等祥禽瑞獸一樣的含義。
早期佛像甚至是唾壺的裝飾圖案。象江蘇南京板橋鎮出土佛像紋唾壺 。把佛像用作唾壺的裝飾，在佛教興起以後，乃至今天都是難以想像的，也隻有在佛教傳入中國早期的時候才會發生。
但是隨著佛教的深入傳播，到東晉南朝時期，佛教發展成為普通百姓虔信的宗教，當佛教成為廣廣泛傳播的宗教信仰後，佛像不再成為生活用品裝飾紋樣了。
這也就有了魂瓶旁邊緊挨著的這個文物
“張開（）”造石觀音菩薩像，北朝，北魏，1953年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菩薩像用漢白玉雕成，頭戴方形寶冠，臉頰豐滿。左手下垂握玉環，右手上舉持蓮蕾。帔帛自兩肩垂下後於膝前交叉，再向上折至雙臂垂下。菩薩下身著長裙，跣足立於蓮座上。舟形背光為素麵，長方形台座兩側刻發願文。
中國早期佛教造像，受了外來佛像極大的影響，犍陀羅風還是秣菟羅風，都不像中國本地人。這尊菩薩像，麵容清秀，衣文線條陰刻，都是中國藝術元素的體現，是佛教造像中國化的一個代表。
這三個文物講述了佛教形象如何幾百年間從神仙裝飾到虔信宗教，和中國文化一步步結合。信息密度很大，估計參觀的時候，一時半會兒也不注意這個，這裏就介紹一下。原先國博把同屬佛教文物的白雙且造石塔也放在這個展櫃裏陳列，估計為了方便大家觀看，把石塔移出來，單獨陳列，這樣石塔前後左右都看的見。
這裏展櫃靠邊的的第四件文物不是佛教的，放這兒，不留意肯定以為又是一件佛造像，其實這是道教的早期造像。
王阿善造石像，北魏
這尊造像正麵是高浮雕的二位長髯道長和三位頭戴道冠的女官，背麵是乘車和騎馬圖，石上刻文表明此像為女信徒王阿善所造。石上刻文記錄了此像是女信徒王阿善所造。隆緒是蕭寶寅的年號，蕭寶寅是南朝齊明帝蕭鸞的第六子，齊滅亡後，他出逃到北魏，任徐州刺史、尚書左仆射。由於遭到北魏朝廷的猜忌，蕭寶寅起兵反叛，僭號隆緒，僅存在二年。隆緒元年是公元527年。
道教是地道的中國本土宗教，早期道教不造像供奉，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玄學和佛教日漸興起，促使道教發展和完善了教義體係，完成了對老子的神化，這時道教開始仿照佛教製作神像，沒有道教造像參考， 工匠隻好按照佛教造像的路子走，因此在道教造像上還留有佛教造像的影子，早期道教造像流傳較少，珍貴。
這裏可以從展櫃側麵照相，看到背麵乘車和騎馬圖。
各式的陶俑是南北朝展廳的一個主要看點。南北朝作為中國曆史上一個極為動蕩的時期，巨大的社會變革在服飾的變化上就可以看出來，北魏的陶俑就是代表。
侍從陶俑（最右），北魏， 1965年河南省洛陽市元邵墓出土
經過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這裏侍從俑的服飾模仿南朝漢族，頭戴束發小冠，上衣下褲，上衣之襟從左向右穿，不同於鮮卑傳統的披發左衽。
以前漢族服裝的傳統是上衣下裳，象兩漢時，上層人物上麵長衣，袴屬於內衣，在長袍之下，外邊是看不見袴的。到了東漢末年，受周邊北方民族的影響，逐漸出現了上身短衣，名“褶”，窄袖；下身為褲，名“袴”的袴褶裝。到了北朝時期，上層學習漢文化，受南朝褒衣博帶的影響，將原先一直收緊的袖口和褲口，加寬加大，形成了獨特漢化風格的廣袖、大口袴形式的袴褶裝。
這個陶侍從俑身穿典型的寬袖袴褶裝。北朝袴褶裝逐漸流行，秦漢以來流行的“上衣下裳”在此時逐漸過渡到“上衣下袴（褲）”，是中國古代服飾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影響深遠。
鮮卑服陶武士傭（最右邊） ，北魏，1948年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出土
陶俑頭戴風帽，風帽側麵和後麵有下垂的風擋。不說的話看不出是個武士，眉目清秀的還以為是個女士。武士身上穿風衣，風衣裏麵才是軍服。
這裏有意思的是這個風帽，也稱鮮卑帽，是鮮卑族特有的服飾。早期鮮卑人有編發的習俗，而風帽後麵垂下的披幅可以很好地掩蓋住辮子。雖然北魏孝文帝努力漢化，但是反漢化的努力也一直存在。到東魏、北齊時期，鮮卑當政者提倡民族特色，其中鮮卑帽就是重點。不過鮮卑人已不再編發，而是像漢人一樣束髻。鮮卑帽背後的披幅就沒了用，到北周時期，人們將鮮卑帽後的披幅用帶子勒起來，這就是後世盛行的襆頭雛形。到隋代，襆頭樣式基本定型。我們以後常見的襆頭就是這麽演變的，此後影響了中國男裝上千年，成為古代男子頭飾的典型標誌。
彩繪執盾武士陶俑, 北朝 北魏,，1965年河南省洛陽市元邵墓出土
這件陶俑戴頭盔，身穿袴褶裝，外罩明光鎧，左手扶盾牌，右手原持兵器已失。陶俑頭和傭的身軀分別模製以後，插合成整體。執盾武士陶俑陶俑雙目圓睜，嘴角下撇，表情獰厲，表現出無畏的氣勢。北朝陶俑一般頭部較小，多數陶俑的五官不可能加以個性刻劃。在元邵墓清理出土115 件完整的陶俑中，這件執盾武士陶俑體高遠超俑群中其餘陶俑（注意其身後的陶俑），麵部刻劃精細，應是特意加以表現的，以突出鎮墓驅邪氣勢。
這個氣場強大的陶俑主人是北魏孝文皇帝的孫子，常山王元邵。528年爾朱榮攻陷洛陽後，在河陰（河南孟津縣）殺死北魏胡太後，幼帝，以及王公百官兩千多人，將在洛陽的漢化鮮卑貴族和出仕北魏的漢世族大家掃蕩一空，這就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河陰之變”。二十多歲的元邵就在河陰之變中死去。後來元邵墓被盜，這個威武的陶俑既護不了生前的元邵，也保不住死後元邵的墓穴。
西魏殺掉蕭繹前，問他為什麽燒書，蕭繹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個回答他的子民是聽不到了。江陵的居民全被西魏軍虜為奴隸，在冬天裏步行千裏被押到長安。西魏軍為了便於行動，將孩童和身體羸弱的人都先期殺掉。死掉和成為奴隸的人數有十餘萬到一百多萬的幾種說法。這中有個20多歲的年輕人，在冰天雪地中幸運的活到了長安。他老的時候告誡子孫要多讀書，“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用自己親身的經曆做例子，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這個年輕人叫顏之推，寫的書是《顏氏家訓》。
我總相信這些文物是有生命的，幾世幾劫裏和這片土地同命而行，信其所親，無論身處怎樣的黑暗，總能薪盡火傳，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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