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似乎更 習慣於戰爭的環境,而不適應和平的環境。事實上, 我們冷靜地看一看,從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 的吋間裏,我們打了六、七場大大小小的戰爭,這在 二戰後相對和平的環境裏,對於一個新生的國家政權 來說,是不是有點過於頻繁了?過於頻繁的戰爭,消 耗了我們國家寶貴的資源,更嚴重的是,這些戰爭讓 我們黨,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並導致國家體製的 失衡、給民眾利益造成巨大損失。戰爭的負麵影響我歸納了幾點:第一、滋長了我們黨絕對正義的思維習慣。我們 黨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戰之後的國內戰爭中,取得 了巨大勝利。蔣介石國民黨敗逃台灣,而大陸則由我 們黨完全、徹底掌控。這一結果,當然可以證明我們 黨占據著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正義製高點,但如果將其 絕對化,就有可能成為我們黨的包袱,事實上,我們 黨在建國後二、三十年裏的一些折騰,一個重要原 因,就是背上了這個包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 們黨還沒有擺脫成王敗寇這一陳舊曆史觀的束縛。在 人類普遍覺醒的20世紀,堅持正義的一方,最終能夠 在戰爭中獲勝,這可以說是定律;但是,逆定理卻是 不存在的。別說短暫的勝利——如納粹德國1940年在 歐洲大陸的勝利、軍國主義日本194丨至丨942年在太平 洋的勝利,根本不能證明正義在他們一邊,即使獲得 了持久勝利的一方,如美、英、蘇、中(國民黨統 治)等國家,也不能證明,他們就能持久地代表正 義。國民黨在二戰期間代表了正義,但戰後不到四 年,即走向了反麵,最後被代表正義的共產黨打垮。 蘇聯這個龐大的“紅色帝國'戰後雖然還輝煌了 40 年,但也最終走向了反麵,最終導致徹底崩潰。我們 黨在國內戰爭中,雖然代表了正義的一方,但在取得 了戰爭勝利後,如果不能堅持原先的政治理念,而總 認為正義一方做任何事、無論怎麽做,都能體現正義 的話,那麽也是要走向反麵的。毛澤東的曆史教訓, 對我們黨來說,是極其深刻的,我們不能忘記。第二、自覺不自覺地誇大了我們黨的危機感。在 二戰後的很長一個時期裏,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危機感過重,機遇感全無。我們黨在改革時期,對世界局勢的一個重要判斷,就是“和平、發展是主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將發展經濟作為全黨的工作中心。這是鄧小平同誌為我們黨作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貢獻。但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局勢,是上世紀70年代末期才出現的嗎?顯然不是。當我們擯棄了陳腐觀念回過頭去便很容易發現,其實二戰結束之後,世界就已經出現了和平發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戰的情況下,和平發展的機遇,還是存在的。亞洲所謂的“日本複蘇”和“四小龍'不就是在冷戰期間產生的嗎?也就在別的國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對峙下的和平)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卻是在危機重重的感覺下過日子。我們選擇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說明了我們對來自外部的危機感十分強烈。所謂“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也是這種危機感的一種表達。戰爭是戰爭,革命又何嚐不是戰爭?我們總認為如果沒有原子彈、氫彈、導彈,就無法獲得國家安全。我們黨的注意力幾乎全在戰爭上,哪還有“和平發展”的影子?而且,我們當吋認為,大的危機還是來自外部。具體地講就是來自美、蘇。一般來說,一個執政黨有危機感並不是壞事,但問題在於,如果是因為自己局限於以往的經驗和感受,缺乏對世界大勢的正確判斷能力、發生認識上的偏差而形成的過重危機感,就會對我們黨的事業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損失是難以彌補的。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危機感過重,錯失發展機遇,我們黨在執政的前30年,發展狀況是很不理想。第三、國家體製的軍事優先特征過強,產業布局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造成資源利用的巨大浪費。在毛澤東時代,確實發生過民生優先,還是軍備優先的爭論和矛盾。早在1953年,發生了梁漱溟跟毛澤東之間所謂“小仁政”、“大仁政”的爭論,毛澤東認為梁漱溟關於顧及農民利益的訴求,不過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根本的原因,也是為發展軍備服務的重工業和為民生服務的農輕產業發展比例失調。經濟部門幾乎就是中央軍委的總後勤部。到了“文革”期間,國家的基本職能,幾乎就剩下了“繼續革命”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備戰是首當其衝的。可有限的資源用於備戰之後,備荒、為人民也就隻能被擠到一邊去了。到了毛澤東去世時,國家的經濟運行,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判斷基本準確。第四、將軍事指揮的高度集中原則,移植到國家管理體係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專製。這是長期的戰爭環境,給我們黨造成的一個弊端,過於追求國家領導核心的“純潔’’,“路線鬥爭整肅“反黨集團”頻繁,造成治國人才大量損耗,政治局勢動蕩,外部的壓力巨大,而內部的權力又是高度集中,於是最高領導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上下必須絕對“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會引起最高領導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國際交往也被套上“裏通外國”的帽子,毛澤東時代,黨內高層鬥爭如此頻繁,跟毛澤東對外部世界重重威脅的感受是分不開的,不習慣於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見共存、通過民主決策機製選擇最佳意見的體製。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跟領袖意見高度一致的結果就是,成績可以斐然,災禍也必然巨大。用戰爭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非友即敵,造成國際孤立。我們黨在很長一個時期,沒有學會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而當年的冷戰格局、陣營對壘的形勢,似乎很對我們黨的胃口。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陣營情結,於是,世界上幾十個最有實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成了我們的敵人。又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馬列主義情結,又把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劃入必須打倒的修正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我們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純粹意識形態的、虛幻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的正常利益,導致我們國家的正常利益長期受到損失。我們反美反蘇,自以為能夠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結果卻是適得其反,使我們自己陷於極端的孤立......我們忽視了世界文明人類的主流認知,那就是反對形形色色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種族、政治等因素引發的暴力>;反對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戰爭;反對以種種理由實行極權體製。有人說,美國打東打西,為什麽不被孤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