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兩代核心一世情：毛澤東與鄧小平70年的恩怨

毛澤東與鄧小平是中共第一、第二代領導核心。兩人曾經親密共事，也曾因政見分歧而決裂。但鄧對毛忠誠不二，當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跡般地複出主政後，始終反對“非毛”。餘伯流著《毛澤東與鄧小平》一書，勾勒了從1927年毛鄧相識到1997年小平逝世，兩人在不同曆史階段的人生軌跡與恩怨情仇。

 

 

 

1960年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在休息室交談

 

毛澤東與鄧小平，一代天驕，蓋世偉人；兩代核心，同一偉業。

 

他們兩個偉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既有不同的彪炳千秋的豐功偉績，又有類似的大落大起的坎坷經曆；他們既有過患難，親密無間，充滿深情厚誼，又有過分歧，若即若離，存有恩恩怨怨；他們既有偉人高風驚世之舉，又有令人扼腕而歎之事。他們兩個偉人之間的關係，充滿了奇特而又微妙的傳奇色彩，閃耀著傳統而又亮麗的真理之光。

 

毛澤東年長鄧小平11歲。

 

從1927年毛、鄧相識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整整七十年。讓我們以簡短的文字，勾勒一下毛澤東與鄧小平七十年來不同曆史階段走過的風風雨雨的人生軌跡吧。

 

蘇區時期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風雲激蕩、英雄競出的年代。中國革命向何處去？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在哪裏？懷著堅定的信念，肩負神聖的使命，兩個年輕的職業革命家毛澤東與鄧小平，從大山中走出來了！他們審時度勢，殊途同歸，徑自都來到了他們共同的祖籍地--江西，從此登上了中國革命的紅色舞台。他們從漢口初識到蘇區重聚，共同戰鬥在火熱的中央蘇區。豈料，正當毛澤東、鄧小平雄姿英發，為鞏固和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竭智盡力的時候，“左”傾陰霾籠罩中央蘇區上空。一股惡浪洶湧襲來，兩人竟雙雙“落難寧都”：毛澤東於1932年10月在寧都小源村被撤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軍職，在汀州賦閑三個月；鄧小平於1933年5月在寧都七裏村被罷免了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並承受了生活上的種種痛苦。“自古雄才多磨難。”憑借堅定的信念和意誌，曆經種種坎坷和曲折，他們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終於走出了困境，直到遵義會議前後相繼“出山”。

 

抗戰時期

 

“抗日旌旗戰局開，大軍東去薄燕台。”在狼煙四起、硝煙滾滾的民族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經過戰火的洗禮，顯得愈加堅強、成熟！毛澤東與鄧小平，一個在延安窯洞運籌帷幄，一個在抗日前線馳騁縱橫。毛澤東說：“鄧毛謝古死了三個，希望鄧要為黨爭氣。”身為毛澤東麾下的一員大將，鄧小平偕同劉伯承統率八路軍一二九師，一文一武，輕重自如，從血戰晉冀豫，到立馬太行山，演繹出抗戰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鄧小平說：抗日根據地“奇跡的秘訣”，是“有一個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指導原則”。鄧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風時就使用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多次推舉鄧小平擔任重職，七大後又親自致電鄧小平回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

 

解放戰爭時期

 

鄧小平曾說：“在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中原逐鹿，鹿死誰手？毛澤東以戰略家的睿智，確定“出擊中原”的決策，劉鄧大軍銜命千裏躍進大別山，揭開了我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在決定中國革命最後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又以他過人的膽識啟用了三員四川虎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構建成淮海戰役總前委的核心領導班子(三常委)。劉、鄧、陳偕同粟裕、譚震林一道，指揮中野、華野千軍萬馬，以摧枯拉朽之勢，殲滅了國民黨軍55萬精銳主力，隨即揮師渡江，直搗南京蔣家王朝。“戰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擔。”毛澤東稱讚“淮海戰役打得好”。總前委書記鄧小平說：“淮海戰役的部署決策是我根據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決定的。”建國前夕，毛澤東電令“小平準備入川”，劉鄧大軍千裏進軍大西南。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十餘年間，毛澤東與鄧小平相知相親，鐵馬情深。

 

建國後十七年

 

打江山易，坐江山難，此乃中國古訓。建國以後，毛澤東是黨、軍隊和國家的領袖。鄧小平當了兩年西南局第一書記，五年副總理，十年總書記。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他們是核心與成員的關係。他們之間合作共事，親密無間，配合默契，攜手走過了治國安民的風雨十七年。鄧小平後來談到“十年總書記”這段工作經曆時說：“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個時候。”可謂“日理萬機”。毛澤東1951年就對人說：“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黨的“八大”前夕提議鄧小平出任黨中央總書記；1957年在莫斯科稱讚鄧是“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1959年透露說，“我為正帥，鄧為副帥”。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關於“我們黨有五好”的講話，得到毛澤東的讚賞。然而，在這以後糾“左”的進程中，毛澤東同鄧子恢、鄧小平等人在農村“包產到戶”等問題上意見相悖。鄧小平的“貓論”更是令毛不快。總書記與黨主席的分歧，種下了鄧小平“文革”厄運的根苗。

 

“文化大革命”前期

 

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複甚至是痛苦中不斷前進的。“文革”初期，毛澤東已逾古稀。他對外賓說：“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中央幾個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於是，晚年毛澤東拋出了《炮打司令部》的驚世大字報，演繹了“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大悲劇。在災難性的“文革”狂飆中，劉少奇含冤去世，鄧小平也落難了。由於毛、鄧在“包產到戶”等問題上意見相左，加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敢於負責、雷厲風行的一貫作風，使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覺得鄧小平不大聽話，很少請示報告，以致產生不滿。“文革”前夕，毛澤東指責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主持的國家計委。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憤懣地說：“鄧小平什麽事都不找我，幾年不找我。”鄧小平終於被打成全國第二號“走資派”。毛拋棄了鄧，卻不同意開除鄧的黨籍，提出“把劉、鄧拆開來”。於是，鄧小平被放逐江西，羈居三年。鄧小平曾沉重地說：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林彪事件後

 

林彪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心力交瘁。古人雲：“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將。”麵臨國家危難，毛澤東大病一場後，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誰來擔綱治國？74歲高齡的周恩來已於1972年5月18日被確認“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幫”又難以擔當治國大任，這樣，年富力強的68歲的鄧小平被毛選定為“接班人”。是天降機緣，還是水到渠成，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不過，鄧小平在江西中央蘇區時被打成“毛派”頭子，是毛澤東啟用鄧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林彪事件後，鄧小平在江西上書毛澤東請求“做點事”後僅10天，毛即批示：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毛的批示，是鄧的福音。隨後，在周恩來的運作下，鄧小平入京。毛、鄧“文革”分離近7年後重聚首。為了國家利益，毛澤東毅然請出“軍師”鄧小平，治國理政，支撐危局。

 

1975年全麵整頓期間

 

1975年的政局是乍暖還寒，喜中有憂。其時，中央高層鬥爭十分激烈。一方鄧小平複出主政，大刀闊斧，全麵整頓，取得了顯著成績；另一方“四人幫”卻虎視眈眈，拚命攪局，伺機奪權。年已82歲的毛澤東，思慮天下社稷和身後之事時，麵臨兩難：他既要維係國家經濟，又要維護“文革”聲譽。1975年的全麵整頓，是中國改革的預演。毛澤東對此頗為讚賞，但一觸及對“文革”的評價，又疑慮重重。這時，“四人幫”一夥奸佞小人大進讒言，動搖了毛澤東對鄧的信任。圍繞著要不要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毛、鄧發生了生前最後一次政治碰撞，鄧小平義無反顧地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1976年“批鄧反右”期間

 

1976年是個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的多事之秋。由於此前鄧小平婉拒毛澤東關於“文革”三七開的評價，衝決了政治上“毛鄧合作”的最後底線，毛澤東不能容忍，始下決心“倒鄧”，並提議華國鋒為“接班人”。毛、鄧終於最後分手了，令世人扼腕而歎！然而，“天安門事件”後，毛又手下留情，再次保留了鄧的黨籍。其中原委及其曆史作用，耐人尋味。鄧小平後來回憶說：“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我是樂觀主義者，相信問題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在鄧小平危難之際，毛澤東托付汪東興采取措施，將鄧的住地從寬街轉移到東交民巷予以保護，免遭不測。

 

改革開放新時期

 

一代偉人毛澤東逝世後，中央政治局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在人民的呼喚和黨內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誌的鼎力相助下，鄧小平又奇跡般地“東山再起”，重返政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們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論界十分活躍。可是，就在這時，黨內外、國內外出現一股“非毛”思潮。鄧小平高瞻遠矚，豁達大度，高舉旗幟，反對“非毛”，以一個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風亮節，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精心指導起草《決議》，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曆史貢獻”。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一代天驕，蓋世偉人。他們走過了一個世紀，矗立起兩座豐碑。鄧小平沒有走到21世紀，卻為中國打開了通向21世紀的大門，實踐了毛澤東的夙願。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業“始於毛，成於鄧”。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中華民族現代史上兩座雄偉的高峰。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黨光輝的形象，永遠的旗幟！斯人已去，偉績長存！

 

七十多年來，鄧小平同毛澤東確實有著難以割舍的不解之緣。戰爭年代，鐵馬誼篤；建設時期，恩怨情長。論年齡，毛澤東比鄧小平大11歲，鄧小平視毛為領袖、兄長。論情分，鄧小平在江西中央蘇區被打成“毛派”頭子，毛澤東對此念念不忘，刻骨銘心。論友誼，鄧小平從立馬太行到挺進大別山，從淮海決戰到進軍大西南，都是遵循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取得大勝、立下大功的，這種戰火、硝煙中結下的戰友深情是極為堅篤、牢不可破的。論恩怨，毛澤東有恩於鄧，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毛澤東都十分讚賞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多次提攜、薦舉鄧出任要職，甚至一度確定其為自己的“接班人”；同時，毛又抱怨鄧不大聽話，“耳朵聾，聽不見”，對自己“敬鬼神而遠之”，而同劉少奇卻走得很近，尤其讓毛不滿的是，鄧小平再度複出主政時，怎麽也不肯順從他老人家的最後一個心願，維護“毛鄧合作”的最後一道底線，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於是，毛不得不將鄧罷黜。因為他不允許在他在世時或身後對“文革”存有非議，更不允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但毛澤東在兩次將鄧“打倒”的同時，又顧念舊誼，留有餘地，兩次刻意保留了鄧的黨籍。

 

鄧小平曆來對毛澤東極為尊重、佩服，忠誠不二，竭誠擁戴，但他又是一個同毛一樣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肯讓步的人。十年“文革”，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他本人也靠邊了六七年，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製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對毛澤東有看法，覺得毛過於專斷、家長製、一言堂，認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用‘四人幫’，毛主席是有責任的”。但當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跡般地複出主政時，又高瞻遠矚，豁達大度，高舉旗幟，反對“非毛”，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以一個政治家的遠大眼光和博大胸懷，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曆史功績，科學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

 

這就是“恩怨情長”！這就是偉人風範！這就是實事求是！恩也罷，怨也罷，在偉人眼中，都不是什麽個人之間的事情，而是一切以黨的事業和國家的利益為準繩，一切為了黨的事業和國家利益。

 

最後，再說幾句話。

 

偉人也是人。偉人也是性情中人。偉人是偉大的，但也會有失誤；偉人很高尚，看得很遠，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偉人的心難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測的；偉人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們黨力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今天，研究和探索偉人之間的關係、交往和情感，應該不再是什麽“禁區”，而恰恰是一個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很有興味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