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王光美把曆史真相告訴人民：兩位偉人的分歧始末

編者按：
叛徒，內奸，工賊，這三大罪名是中共中央對劉少奇的定性。如果毛澤東不想致劉少奇於死地，他是不會同意上述定性的。其實，涉及任何一條，都是政治上的死罪，何況，有三條之多。

中國人啊，你什麽時候才能完全說真話！

2ndglance
20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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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把曆史真相告訴人民：兩位偉人的分歧始末 百年潮

　《百年潮》雜誌編者按:本刊今年第7期發表了孫興盛同誌的文章《把曆史的真相告訴人民——采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 ，引起較大社會反晌，一些報刊予以轉載。作者提出，該文雖然已經交代了采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過程，但仍有一些重要內容沒有寫進去，十分可惜。有鑒如此，我們請作者寫出續篇，在本期發表，以饗讀者。

　　不可回避的問題

　　前麵回顧了我們采訪、整理、送審等全過程，還有一些沒有寫進文章的問題，是不可回避的。宋文鬱太忙，就由我去補充采訪，繼續請教。那天正碰見少奇同誌的子女們在房間裏商量父親追悼會的事，王光美對我說:“小孫，我們沒有把你當外人，家裏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麽不清楚的盡管提出來。”

　　於是我就說我還沒弄明白，少奇同誌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後來兩人怎麽出現那麽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說從1956年黨的八大他們就有分歧和權力之爭，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是“聯係到 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到底是怎麽回事呢？王光美坦誠相告來龍去脈，使我深受教益，時隔近30年，仍然記憶猶新。

　　少奇同誌1922年和毛主席相識，後來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白區工作，有很長一段時間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誌的睿智卓識、傑出才幹和卓越功績，贏得了毛主席和全黨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調整領導機構，毛主席、少奇同誌和任弼時同誌三人組成書記處，毛主席第一次正式當選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少奇同誌第一次擔任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親密助手，兩位偉人同時成為全黨全軍的第一和第二把手，從此更加親密地合作。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誌主持一線工作。國家這麽大、事情那麽多，情況非常複雜又都沒有經驗，少奇同誌看問題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風格與毛主席不盡相同，難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誌總覺得有點跟不上。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孫興盛中，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有些問題就曾有過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屬於工作中正常的意見差異，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少奇同誌非常尊重毛主席、緊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維護著黨的團結統一和步調一致。

　　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少奇同誌作的《政治報告》是按照毛主席講的《論十大關係》為基準起草的，各項報告和決議都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深入討論通過的，充分體現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是緊密團結、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八大閉幕不久，毛主席認為決議中有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還不夠完善，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是陳伯達在八大閉幕式前提出，經毛主席同意臨時加上的。毛主席此時並沒有否定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後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製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的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毛主席改變八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事）。

　　黨的八大前後，國內外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確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蘇聯領導集團內部的激烈鬥爭，影響極大；接著，國內也出現了不少群眾遊行示威、罷工、罷課，農民鬧退社、鬧缺糧的嚴重風潮，甚至出現毆打鬧事、要“共產黨下台”的事件。這對於剛剛建國7年，一直還沉浸在歡悅、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震撼。

　　為了鞏固新中國和執政地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致決定，從政治思想和經濟建設兩個方麵來解決問題:一方麵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整黨整風，鞏固執政地位；另一方麵是想通過一係列大的改革，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都發動起來，以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快速發展。於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大家都是一致讚成和擁護的。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三麵紅旗”也的確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極大熱情，創造出不少令人興奮的成果。大家都以為找到了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沒想到結果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高指標、強迫命令、瞎指揮、大辦鋼鐵、大辦食堂和浮誇風、“共產風”等，造成很大損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見，但大都認為主要是下麵執行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 “左”，卻又錯誤地批判了彭老總，在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促使“左”的錯誤更加嚴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經濟困難，新中國遭受巨大災難，這才感到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在總結三年困難原因、尋找克服困難的辦法問題上，兩位偉人之間才開始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意見分歧。

　　兩位偉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誌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明顯的不同意見，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後，少奇同誌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包產到戶是一種統稱，實際上包括20世紀60年代初在我國農村形成的各種形式的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生產責任製。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試驗包產到戶。少奇同誌內心是讚成在農村搞包產到戶的，但為慎重起見，沒有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態度。 1962年初，田家英從湖南農村調查回京向少奇同誌匯報工作，提出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少奇同誌表示讚同，並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匯報。在此期間，陳雲、鄧小平等也在不同場合表示了讚同包產到戶的意見。但出乎少奇同誌意料，毛主席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盡管田家英匯報說是個人意見，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誌談話時，仍對少奇同誌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麽沒有頂住。此後，少奇同誌收回了自己的意見，並在接見中央下放幹部的談話中，專門講了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

　　毛主席從反修防修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少奇同誌對此是讚同的，他認為“大躍進”以來黨內和社會上確實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貪汙盜竊等腐敗現象，黨內確實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對這些必須花大力氣整頓，必須對廣大黨員和幹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個教育運動應當怎麽搞，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了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誌在探索，黨的各級領導也在探索。在探索中，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發生。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毛主席和少奇同誌主要在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上出現了分歧。1964年12月15 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多次對少奇同誌進行不點名的嚴厲批評。

　　首先是在運動的性質問題上，少奇同誌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上，主要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等經濟領域問題，並且把出現的問題主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麵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麵。因此，他多次提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複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嚴重形勢。71歲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費請許多人吃飯。他在給大家遞煙時舉例說，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麽有什麽，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了。他堅定地認為，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特別是那些“當權”的腐敗幹部最危險。正是基於這種估計和看法，他決定把農村“四清”（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合在一起，統稱“四清”運動，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他反複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毛主席對少奇同誌也是不滿意的。王光美問我搞過“四清” 沒有，我說在大學的最後兩年參加過兩次“四清”，落實“前十條”和“二十三條”都參加過。王光美又問我，你對“桃園經驗”怎麽看？當著王光美的麵，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雖然一開始沒有對“桃園經驗”表示不同意見，但後來還是不點名地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是批評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 “紮根串聯，搞神秘化”。毛主席強調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鬥爭。

　　這次會議起草和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會後，少奇同誌主動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評。此後，他又在自己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並委托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主席匯報。盡管少奇同誌做了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誌之間的裂痕並沒有消除。毛主席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誌的一條罪狀。1970年12月，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麽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少奇同誌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製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我不禁問: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誌？王光美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二十三條”下發全黨後，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轟轟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這是因為“四清”運動的許多提法都改變了，從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隊和廣大幹部群眾都不理解，都不知道“黨內走資派”是什麽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該如何搞。大家無所適從，顧慮重重，生怕搞錯了犯“反黨”錯誤。農村、工廠發動不起來，連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藝界也搞不起來，《海瑞罷官》也批不起來。毛主席從來沒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氣憤，斥責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閻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線同誌領導不力、右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護和抵製。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裏，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 “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製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開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誌、周總理和小平同誌，派康生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少奇同誌、周總理和小平同誌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嚴肅批評，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 “內外有別”。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誌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裏寫信向毛主席告狀，並以“絕密”件寄去大字報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以學生運動為“好形式”，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極具煽動力的口號鼓動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轟轟烈烈。少奇同誌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製混亂局麵，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製，掀起反工作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誌與康生、陳伯達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誌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誌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誌忍不住當麵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誌又當堂抗辯:“怎麽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誌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麵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誌會當眾這麽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我問，少奇同誌為什麽非要在工作組和群眾運動問題上“頑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毛主席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糾正黨風反對腐敗時，曆來都是熱衷於大搞群眾運動，喜歡轟轟烈烈，而且是“放手發動”。可這是一把“雙刃劍 ”，轟轟烈烈中湧動著無政府主義極左思潮，可以使熱情變成狂熱衝動，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時加強領導、正確引導，就很容易失控，產生極大的破壞力。“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無政府狀態相當嚴重，少奇同誌敏銳地感到極左的危險，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控製局麵，抵製極左思潮。隻可惜，毛主席始終沒有理解少奇同誌，最後連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夥及其極左運動害得很慘。

　　關於毛主席與少奇同誌的分歧及其惡化的來龍去脈，王光美不讚成在孩子們的回憶文章中寫很多。我們很理解、很尊重這個意見。

憑心而論

不過，我還是特別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們是不是特別恨毛主席。人們都以為，少奇同誌的悲劇，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一夥，“文化大革命”不會搞成那樣，造成那麽大的災難。他們能不恨毛主席嗎？！但在整個采訪過程中，我感到他們每次講到毛主席與少奇同誌的分歧，都是相當平和、實事求是的。說他們一點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後來有怨無恨，早已跳出個人及家庭悲劇的拘囿，更為客觀、公正、理智、豁達。

王光美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曆史必然性和複雜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曆史緣由和認識過程的，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們，也必然會有和他們類似的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憑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誌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誌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誌整死。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誌、鄧小平同誌。他們兩個同誌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誌不能一筆抹殺。”他還有針對地說:“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對少奇同誌也是很關心照顧的，少奇同誌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 “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誌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麵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誌。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誌，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誌。當少奇同誌當麵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隻是不停地吸煙。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誌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後把少奇同誌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誌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製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們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誌和家人置於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謝富治他們一夥。他們將中央文革小組淩駕於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著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縱著“群眾運動”，熟練地運用著“階級鬥爭”，又善用“筆杆子”大造輿論，轟轟烈烈地將極左推向極端，既極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違心地不同意他們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規模地“清君側”，孤立毛主席，不僅是要打倒老帥、老將、老幹部，還要暗地裏往死裏整。毛主席越想保誰，他們就越是把誰往死裏整，少奇同誌就是被他們陰謀殘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少奇同誌在常委中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選舉後，少奇同誌表態，願承擔所有責任，並請求辭去常委、國家主席等所有職務。這時，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當即站起來主動要和少奇同誌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會上講，九大時要選少奇同誌為中央委員。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謝富治這夥人非常緊張。他們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誌起家的，特別害怕少奇同誌“東山再起”。一旦如此，他們不僅難以獵取“國家主席”位置，現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們感到少奇同誌活著就是最大威脅，“後患無窮”，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們便立即在毛主席麵前造謠誣蔑，借所謂“二月逆流”事件，說“劉少奇代理人”還在抵抗運動，“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複辟現象”，極力動搖和改變毛主席的態度。他們非常懂得，要徹底打倒少奇同誌就必須“立案審查”，單用毛主席清楚的現實問題是不行的，必須用毛主席不清楚的曆史問題；而少奇同誌從來沒有“曆史舊賬”，和毛主席之間更沒有“曆史積怨 ”的空子可鑽，於是他們就利用毛主席最賞識的“革命小將”“紅衛兵”搜尋“曆史罪證”，將誣蔑少奇同誌策劃和批準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證明少奇同誌有“叛徒”、“內奸”和“工賊”問題的所謂“曆史材料”，都擺到毛主席麵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覺得自己“不知道劉的曆史情況”，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調查”少奇同誌的“曆史問題”。於是，他們把這當作“尚方寶劍”，暗地裏把少奇同誌往死裏整。一是立即成立龐大的“專案組”，由康生、江青、謝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縱和控製處理少奇同誌的大權，用卑鄙殘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證據，甚至將毛主席明令保護的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夫婦逼得自殺身亡。毛主席和周總理得知大發雷霆，責令“嚴肅處理”，而他們隻讓專案組長作個“檢查”了事，仍舊迅速編造《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欺騙毛主席、黨中央和全黨、全國人民。二是切斷電話線，斷絕少奇同誌同毛主席、周總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聯係，嚴密封鎖全部消息，讓少奇同誌沒有任何機會和辦法申訴。三是掌握輿論，先羅織罪名，掀起一輪輪大批判高潮，造成“徹底打倒”的既成事實。四是緊緊控製和不斷策動紅衛兵和造反派多次舉行大規模批鬥大會，借群眾的手，用慘無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誌往死裏整。他們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動幾十萬紅衛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特別是8月5日中南海“批鬥劉鄧陶大會”，康生老婆曹軼歐以“中央文革特派員”身份，親臨現場指揮，覺得“火藥味不濃”，命令打手們“要殺氣騰騰”，將70歲高齡的少奇同誌打得鼻青臉腫腿瘸，再也直不起來。他們按照林彪“一號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誌秘密押往開封“特別監獄”，最後少奇同誌死在那裏。他們還製造王光美“特務”案，林彪親自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毛主席看到“判決書”，立即寫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證據”幾個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這場浩劫中，少奇同誌一家有4位親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關進監獄，連隻有六七歲的瀟瀟也挨過圍攻和批鬥。

　　難怪，有一天我剛到王光美家門口，聽見上麵樓道裏傳來人們的叫罵和捶門聲。王光美把我拉進屋裏說，那是曹軼歐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寶山一號大廳，被人們揭去覆蓋的黨旗，盒上滿是咬牙切齒吐的一層層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煙頭燒燙的累累痕跡，曹軼歐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這座公寓大樓裏，大都是剛落實政策搬進來的老同誌，誰沒有挨過他們的整？於是這些老同誌輪番在曹軼歐家門口抗議，有的還在門口貼上抗議大字報。

永遠的懷念

我們生平最難忘的采訪順利完成，平平、源源、亭亭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已全文發表，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我們感到特別欣慰。使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做了一點份內的事，卻讓王光美始終記在心裏。

此後的歲月，王光美一家都很忙，我不便打擾，很少見麵，但一直保持聯係和深厚友情。王光美特意簽名送我一套《劉少奇選集》，近20年來幾乎年年春節都給我寄她親筆簽名的賀年卡，少奇同誌百年誕辰時還寄我一套少奇紀念郵票，我都珍藏著。1986年我因病住305醫院，王光美帶著源源愛人去看望住院的老廚師郝苗同誌，看見我便親切問候我的病情，還讓源源愛人叫我“叔叔”，我真是不敢當。

1998年冬，在首都機場大廳，我正辦登機手續，王光美匆匆趕飛機，老遠看見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問候，她說是去河南參加紀念少奇同誌的活動，為“幸福工程”看望那裏的貧困母親。我看見她老多了瘦多了。這位和自己人民緊緊相依為命的偉大母親，用她那瘦弱身軀僅有的一點餘熱，溫暖著天下母親，讓人心痛又無限敬佩。

2004年6月，我從報上看到王光美親自召集，由源源親自聯絡，毛主席和劉主席兩家後人相聚一堂，共話友情，使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格外驚喜和感動。這使我想起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時，聽老中辦的同誌講，自從毛主席仙逝之後，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兒李訥身體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醫院，不能上班，獨自帶著兒子生活非常艱難。王光美剛從監獄出來得知此情，就帶著家裏的趙阿姨找到李訥，親自購買廚房用具幫她安家，料理家務，打掃衛生，談心聊天，關心她的身體和生活。可我們采訪時，王光美和孩子們從來沒有提過這些事。後來，李訥新婚，愛人王景清在延安時曾是少奇同誌警衛員，結婚時王光美帶著孩子們熱烈祝賀，兩家來往更為親密。再後來，李訥兒子王效芝結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禮上，源源一席講話，感動了婚禮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裏，至今掛著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們親切談話的巨幅照片。不僅如此，林彪女兒豆豆當年在河南病了，誰也不敢在報告上簽字，也是源源簽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講，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相逢一笑”時還是很講原則是非的，從來不回避那段曆史悲劇。雖然結局各不相同，每個人的親身經曆和感受也不同，但這場悲劇是共有的，是刻骨銘心的，常常成為我們共有的話題。但是，作為後來人，包括我的母親，都不願意總是生活在曆史的噩夢中，去記恨曆史、記恨已逝的人，更不會將仇恨傳到後輩人身上，而是應該用科學曆史觀實事求是地去重新審視那段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發生那場悲劇的曆史背景、曆史條件和曆史原因，多多理解偉人們的真實心跡，多多寬容偉人們的曆史局限和過失，多想想老一輩們親密團結、同心同德、共同創建我們黨和國家勝利輝煌的美好一麵，多吸取那些有益於向前看朝前走的曆史經驗。這場曆史悲劇給我們最大的精神遺產，就是使我們懂得，隻有團結和諧，才有幸福美滿、繁榮富強；如果分裂內鬥“窮折騰”，必然是災難重重、悲劇無窮。現在，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團結和諧、親密合作，用科學發展觀建設我們執政黨，健全民主與法製，既堅決懲治腐敗絕不手軟，又提高執政興國的黨性修養，強調構建和諧社會“不折騰”，證明我們黨更加成熟了。這是爸爸生前的願望，也是母親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從心、時日無多的時候，讓我把兩家後人邀在一起聚聚、吃個飯，共敘情誼。其實，這不是第一次，卻是母親生前最後一次，表達了她的心意，實現了她的願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導和帶領下，兩位偉人的後代拂去曆史的塵埃，友情長存，這既是告慰兩位偉人在天之靈，也是給人民和曆史一個交代、一個示範，體現出王光美的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和無疆大愛。2006年10月17日，我從新聞中得知85歲高齡的王光美在13日淩晨仙逝，急忙趕往劉家，又到305醫院悼念，多年不見的源源迎著我，萬般悲切。靈堂四周，勝利的鮮花簇擁著王光美笑容燦爛的遺像。我眼前浮現出當年采訪時的美好情景，心頭湧起陣陣悲痛，噙著熱淚，向中華民族這位傑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