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郭沫若的五大人格問題

郭沫若的五大人格問題:整個一生幾乎等於零(圖) 網易曆史

昨天是郭沫若誕辰116周年，他在個人義勇行為方麵，整個一生幾乎等於零。

郭沫若逝世已經20年了，但對他的評價，很多方麵尚未定論，特別是他的人格問題，更是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他很偉大，有的說他很平庸；有的說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則說他是投機分子；有的說他是敢於創造的天才，有的則說他是禦用文人；有的說他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有的則不以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樣的人格，他在現代和當代文化界、知識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麽形象，在這裏我們不準備全麵評述，隻想就其有關的點點滴滴的具體問題談點看法，供讀者參考，也請專家學者賜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問題

嚴格地說，信仰並不屬於人格研究範疇。但在本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我們寧可把信仰共產主義視為一種高尚和偉大的人格體現。這時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產主義嗎？不是。共產主義對於郭沫若來說，隻能算作一種傾向，一種想法，一種願望而已，始終未形成為真正的信仰。盡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場合，他也曾喊“我是個無產者”，“我願意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口號，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隻是文字上的遊戲”；瞿秋白也認為這是“吊膀子”罷了。

郭沫若(1892-1978)

下麵的例證也說明這一點：

①1926年初，郭去廣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在政治路線、思想理論上的根本分歧，他也親自參加過與國家主義團體、國民黨右派的激烈論戰；在到達廣州時又發生了蔣介石誣陷、迫害共產黨的“三·二0”中山艦事件， 而且他從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場，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場是中國的官場，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國的官吏”，但他還是很快加入了有實權的國民黨，混入了官場。這時的官場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們搞的是特務政治，是流氓權力。

②1926年他曾兩次要求加入共產黨，可是1927年真的批準入黨後，不足半年他卻又自動脫黨了。這時共產黨處於最危難、最需要黨員堅定信念、團結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間，幾乎從未發表過政治性的言論聲援共產黨，無論蔣介石怎樣圍剿，無論白色恐怖多麽嚴重，即令在接到摯友、共產黨領袖人物瞿秋白臨刑前給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聲；就是建國後在《題瞿秋白筆名印譜》中也顯得蒼白無力，淡然寡味——“名可屢移頭可斷，心凝堅鐵血凝霜。今日東風吹永晝，秋陽皓皓似春陽。”全詩對於殺害秋白的人們未置一詞予以譴責。

④1937年回國後，看不出他有向共產黨的意思。周揚要他去延安，他拒絕；陳誠邀他去武漢，他“立即命駕”。他不僅如此，他還主動請求吳稚暉介紹前往南京拜謁汪精衛、蔣介石，並“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該文對蔣大加讚許和頌揚，此文雖不長，但三次描寫蔣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然而，恰恰相反，這時周恩來正在上海，他卻未與會麵。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脫黨之後，從不要求恢複黨籍，從不主動申請入黨，這好像正如他女兒郭平英所說“與他無甚關係”，他從來也不關心。1958年重新入黨時，他也未寫入黨申請書。（秘書王庭芳語）

當然我們也不據此認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義。他加入國民黨，僅僅是為了升官發財，獲得特權，提高社會地位、穩定和增加經濟收入，以及其他各種好處。

（二）信用中的人格問題

在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史中，曾經發生過六次宗派主義鬥爭，其中兩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鄭振鐸聽說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於聞名的半淞園飯店，請他加入文學研究會，幫助把該會的《文學旬刊》辦好。當時他許諾“盡力幫忙”。可是話音未落，他不僅未予幫忙，反而急急在他主辦的《創造》季刊廣告和《創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責文學研究會裏的人“壟斷文壇”，是“假批評家”，“存在著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聲稱要把他們送“到清水憤(和)坑裏去和蛆蟲爭食物”；並攻擊、醜化茅盾，恥笑他身材短小、牙齒外露，像隻“耗子”，從而挑起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首場論戰，涉及批評、創作、翻譯等多方麵的問題，前後耗時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響了文學的正常發展和實績收獲。

第二次是失信於魯迅。其表現更為不佳，做法更有損於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於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開）不幾天，他即主動派蔣光慈、鄭伯奇、段可情前往魯迅住處，邀請魯迅聯合起來，共同“向舊社會進攻”。魯迅非常高興，欣然同意，並主張不再另辦刊物，恢複創造社過去的《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不久，郭沫若果然於12月3 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刊出《創造周報複活了》的消息，同時公布了特約撰述員的名單：魯迅領銜，麥克昂（郭沫若）居二，其餘還有蔣光慈、馮乃超、張資平等三十餘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載了內容相同的廣告。

根據當時的曆史背景，環境條件，如果郭沫若等出於真誠，聯合起來共同對敵，是再好不過的事了。這中間似乎既蘊藉著對魯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誼，又包含著捐棄前嫌、顧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義，可以說是為郭沫若一個方麵的人格形象繪上了一筆重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那與魯迅合作的廣告墨跡未幹，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蔣光慈等才剛剛創辦的《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就嘩啦啦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圍攻魯迅。（包括人身攻擊）說“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瀅等相提並論，指稱他“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汙豪紳還要卑劣”。

這時的魯迅還蒙在鼓裏，正熱切地期盼著與郭沫若“聯合起來，造一條陣線，更向舊社會進攻”呢！

嗚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魯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後來郭沫若還屢屢辯稱這是因為當時從日本回來的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魯迅聯合，責任全在他們，而與他本人無關。

郭的這種辯解是沒有根據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創造社的元帥，隻有帥旗指到哪裏，兵卒才會奔到哪裏，成、馮等不肯與魯迅合作，正說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們決不會單獨行動的。

再舉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說自身難保，但他卻仍然沒有忘記攻擊魯迅。他一麵安排日本作家采訪，宣稱“魯迅在中國文壇受著清洗”，借國外媒體非議魯迅；一麵用假名假姓撰文對魯迅大肆誣蔑。請看他1928年6月1日寫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是怎樣惡意、刻薄吧：“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諦”。……據此，難道我們還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辯解？還應該說郭沫若對魯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誤會？是受他人左右的嗎？不是的，絕對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認“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見他當時內心多麽陰暗。

（三）婚戀家庭中的人格問題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後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詳，隻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郭沫若傳》北京文藝版，1988）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誌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於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殺，二兒子世英於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後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麵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先看郭沫若與情人於立忱之間的問題。

於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後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 對於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隻是這樣猜測：於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遊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後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餘，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係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象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醜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於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於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麵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拚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裏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麵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於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於思考的話，從於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髒，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青，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麵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民揮灑筆墨，奔走呼號了的淒厲歎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隻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於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後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於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和)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於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誌鴻6 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紮，啼饑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麵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隻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裏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上海灘》1995年11月28日）

這類問題，反複出現在郭沫若身上，對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負麵影響。所以他本人也說：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女學者卻提出與此相反的看法。她認為郭沫若多次背叛愛情，不斷拋棄和更新愛情對象，正表現了他在這方麵的超前意識；並進一步說：愛情是藝術的永恒的主題，沒有愛情，便沒有文學，便沒有詩歌。愛情產生靈感，產生激情，如果沒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間的愛，便不會誕生《女神》，不會出現詩人郭沫若；隻有不斷更新愛之對象，藝術家的靈感和激情才會像泉水一樣不斷湧出，天地間才有可能樹起一座座藝術的豐碑。

這位女學者的演說詞很精彩，觀點也新鮮。不過我們要問：所謂“超前”，“超”誰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後現在的美國總統不還是因為非正常兩性關係而受到追究嗎？多少大英帝國的重臣不也是因為未管好自己的褲帶而被迫下台嗎？這類緋聞直到今天不還是被常稱性開放的歐美斥為“國恥”、“國醜”嗎？怎麽一到我們這裏，郭沫若一幹起來就變成不受時空限製的、先知先覺似的“超前意識”了呢？莫非我們的郭沫若成了衡量萬物的唯一尺度了？這種名人效應式的慣常思維，可以被廣告媒體用來去滿足小市民興趣的需要，但決不應該存在於學者的頭腦之中。不要說起來那麽輕鬆。

至於這位學者所談的激情和靈感與愛情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認為——也許是，但不盡然。莎士比亞有幾個情人？彌爾頓呢？郭沫若曾模仿過的輝煌詩篇《草葉集》是作者在紅唇的擁吻中寫出來的嗎？要知道惠特曼——這位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一生還沒有結過婚呢！何況像郭沫若那種愛的方式，未必都是出於高尚的情感。沒有高尚的情感，便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就不會創作出偉大的作品。醜和惡不會直接產生美和善的。

在這裏請讀者不要誤解，我們並不主張禁欲主義，也不以婚戀次數多少來論是非，不認為婚戀次數少就一定貞潔偉大、次數多就一定卑汙渺小。喬治·桑的戀人不止十個八個，誰能說她卑汙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體女性包圍著的畢加索，他的一張畫不是每每都可換回幾千百萬美元嗎？好萊塢名星離異一百三十多次，不還是追求者塞道嗎？的確，兩性關係隻與當事者有關，其他人是管不著的。我們所談的問題的核心在於你是否進行了性欺騙，性訛詐，性強製，性背叛，或性出賣；在性愛問題上你是否和政客們一樣搞了什麽陰謀詭計，玩了什麽花招伎倆；一旦發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衝突，性危機，或性變遷時，你是否表現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負責任的態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決，也就是告誡人們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樣，飲夠了愛情的甘甜佳釀之後而不惜將杯杯鴆毒硬灌進對方的口中，製造一出出婚戀家庭悲劇。張瓊華是悲劇，安娜是悲劇，於立忱是悲劇，於立群也是悲劇。這四大悲劇，可說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人可與之比肩。

當然，如果更坦率一點的話，讓我們從更廣闊的領域、更豐富的內容、更深刻的意義去認識，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劇。

（四）鬱達夫“冤案”中的人格問題

情人於立忱自殺後十日，郭沫若為她寫了一篇短文《斷線風箏——紀念於立忱女士》。該文中說：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鬱達夫離開東京的前夜，日本筆會招待他，並請我作陪。在散席後，我把達夫拉到澀穀的立忱寓裏去，立忱當晚把一首七絕《詠風箏》寫給了我們看。

我覺得詩還不錯，達夫也說好。

達夫當晚也為立忱寫了一張鬥方，但她沒有和，隻寫了一首舊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辭不能記憶了。

“我回千葉的時候，他們送我到澀穀驛，步行的途中也把輕絲斷線一類的話頭作過笑謔。

“在澀穀驛前一家快要閉店的飲食店裏，達夫一個人還喝了兩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著紅茶陪他。

“我一個人回到鄉下的寓居時，已經是一點鍾過了。

“是沒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懸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三卷第414—415頁）

郭沫若在這裏表麵是談詩，是紀念於立忱；實則不然，其重點是“我把達夫拉到澀穀的立忱寓裏去”，深夜“我回到千葉的時候，他們送我到澀穀驛”，“我一個人回到鄉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訴讀者：這一夜鬱達夫與於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個時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別是新聞和文藝界更屬時髦。不過，在這裏郭沫若並非無意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們將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墳》、謝冰瑩《於立忱之死》綜合起來讀，就可能發現他這一“春秋筆法”的妙處及其“微言大義”之所在。

謝文引用於立忱在醫院墮胎時說的話：“到半月前，他（郭沫若）來找我了，我告訴他，肚子裏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我們再不回上海結婚，我無臉麵見人了！”這表明她從懷孕到墮胎大約有四個月的時間。

郭在《一座荒墳》中寫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國，五月自殺了的。”這也向我們提供了確認於墮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鬱達夫被拉到“立忱寓裏去”的時間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據以上三個時期的加減，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鬱達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裏去”時，於立忱已經懷孕兩個半月左右了。如果此類花邊趣聞真的傳播出去，其可能產生的轟動效應，將不堪予估，原來把他當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會捧腹。鑒於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飾，去遮蓋，去尋找替罪羊。這時正在東京的鬱達夫，無疑便是他達到這一目的的最佳人選。他把鬱達夫拉到於立忱那裏過夜，日後一旦事發，鬱達夫逃脫不掉，而他則可跳出場外。

的確，如果我們隻讀郭的《斷線風箏》而不讀謝冰瑩《於立忱之死》一文，那就會真的以為造成於立忱自殺的罪魁是鬱達夫而非郭沫若。這是郭沫若精心謀劃的“金蟬脫殼”計，鬱達夫是冤枉的。

不難看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賣朋友，不惜背叛愛情的，友情和愛情都被叛賣了！在這裏我們覺得最可憐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備受欺淩的弱女子於立忱——被人玷汙了，褻瀆了，自殺了，死去了，已經躺在墳墓裏了，卻又被掛著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招牌、頭戴名詩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恥辱而又恥辱的黑灰。

於立忱在墮胎時，對她的朋友謝冰瑩說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個這麽卑鄙無恥、人麵獸心的大騙子”這句話，無疑是指鬱達夫被郭沫若拉進她的寓所裏去這件事；同時也包含著對郭沫若整個人格麵貌的品評。雖然話有點偏激，但從他自己寫的這篇《斷線風箏》中似可得到印證。

（五）“文革”中的人格問題

“文革”正式開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會上聽了石西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之後，郭沫若立即發言。他說：我“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說這些話的含義，大家都不理解，包括當時的周恩來。1967年8月25 日他在給讀者徐正中的信中作這樣的解釋：“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以後在接見日本客人時，他也這樣回答。

其實，這種解釋和答問是不真實的，如他說願意把書“燒掉”一樣是假話，是偽而辯；真正的原因是出於恐懼。他感到這場“文革”風勢一定非常猛烈，像他這樣的人，如不徹底否定自己，借以縮小目標，必將在劫難逃。此後整個“文革”期間，他都像驚弓之鳥，終日惶惶然、東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偽裝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證明了這一點。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進六所，“不告訴機關，不帶秘書，不帶司機”，住了一個月，待形勢緩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 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 他不敢過問，見到周總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兒子後來被打死了還是不敢說一句話，隻是默默地抄寫愛子留下的日記。

此外，他對政局的風雲變化，無時無刻不在密切注意著。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權勢上升， 就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討論會上當眾朗誦口號詩：

親愛的江青同誌，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報》）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他馬上又寫了《水調歌頭》：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和)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解放軍報》1976年11月1日）

他對江青是這樣，而對鄧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編《水調歌頭》“狠批”過鄧；（見1976年6月號《詩刊》）旋即又說“鄧副主席的講話，我表示衷心的擁護和熱烈歡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報》）

他在這一時期內言論行為的準則是：有可能遭災引禍的話一概不說，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話都可說，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給他一個“風派人物”的綽號，說他“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諷刺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報》）

（六）人格表現綜述

以上諸多方麵說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偉大人格。如果把他與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則更顯得不足和灰暗，使我們更覺得在他的人格表現中缺乏一種風骨精神，一種道德勇氣，一種人格力量。例如：

——詩人拜倫，不怕丟掉貴族頭銜，在英國議院勇敢地為失業工人辯護；

——站在野蠻而殘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雖已七十三歲高齡，還是堅定地大聲說“地球仍然在轉動”；

——法國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罰款、被流放的危險，為普通猶太籍軍人德雷斯特申冤，寫下了為正義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訴——致法國總統的公開信》，無情揭露法國軍事當局製造謊言、陷害無辜的罪行，使這一臭名昭著的國家罪惡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十月革命後，正當彼得格勒逮捕幾十位極為著名的俄羅斯學者時，正當知識分子被蔑視、排斥、甚至暴力對待，被塞進監獄，被置於“因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而變得蠢笨的白癡們的拳頭之下時”，高爾基立即向列寧發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場。他在信中說：“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我要站在他們（被捕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一邊，而自己寧可被捕入獄，也不參與——哪怕是默默地——對俄羅斯人民的最優秀、最寶貴的力量的殺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寧）

中國也不乏此類光輝的範例。如屈原、譚嗣同、魯迅等。特別是魯迅，他在那大夜彌天、黑暗如磐的時代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和脊梁精神，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類似的個人義勇行為方麵，整個一生幾乎等於零。

在這裏，一定會有讀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陰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無度的十年。國家主席劉少奇身上插著三根管子還要被批鬥，死了連條短褲也沒得穿；北京副市長劉仁鐐銬雙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獄中凍餒而亡；明史專家吳晗，頭發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時，屍骨在哪裏，至今無人知曉；彭德懷元帥一次被打斷三根肋骨，也不準呻吟一聲；賀龍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說真話的遇羅克喪了命；堅持真理的張誌新被割斷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麵臨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時代，我們怎麽還能要求已屆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飛的海燕，去鬥天鬥地呢？我們怎麽還好嘲笑他是“風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們應該寬容，應該為他留點靈活周旋的人生空間！但丁也曾為了得以從流放地回到故鄉，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為了緩和同沙皇貴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靈》第二卷中進行道德說教嗎？就是我們之中的什麽“家”，什麽“戰士”，“諡號”美妙得很，在那時不也三緘其口，或“裝死躺下”嗎？你筆者本人又怎樣呢？在那樣的曆史條件下，社會環境中，誰也不要自吹自擂，誰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傑有幾許人也，現在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是否有勇氣敲敲自己的天蓋，拷問一下自己的靈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嗎？況且，李一氓也說，郭沫若的錯誤是在黨犯錯誤的時候出現的！

是的，“文革”是誣陷成風、暴虐無道、喪失理性的時代，那時的權力無法無天，有無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國上下肅殺恐怖，人人自危，誰要想維護人的尊嚴，保有人的良心，做一個正直的人，他隻有去自殺——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樣去投湖，像翻譯大師傅雷一樣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廣田一樣自沉翠水……

這一切是否能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原諒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態度呢？在國家危機、人民倒懸之時，每一“匹夫”尚有赴難獻身的責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為什麽可以逃避呢？他為什麽不學習高爾基，不學習魯迅？為什麽沒有勇氣“拆下自己的肋骨，當作火把，點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彌爾屯——這個盲者還敢於向把國王送上斷頭台的克倫威爾提出“個人不得獨裁”的警告；海瑞——這個封建時代的官吏還表現出“脫卻烏紗帽，敢作南包公”的大無畏氣概；普希金——這位曾在“這殘酷的時代”歌頌過自由，並且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們，祈求寬恕和同情的偉大詩人，在沙皇的權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頭顱、挺起他的胸膛，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個臣民，甚至做一個奴隸，卻永遠不願做個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麵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共產黨員，受黨的教育多年，膽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詞、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貴的品格，更需要我們敢於自我犧牲，他本人也表白過：“我不進地獄，誰進地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兌現，如果洪水一來，隻知道搶船；樹葉一落，作鳥獸散，將以何麵目立於天地間？

總之，不管於公於私，於家於愛，於子女於親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識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點。他沒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他缺乏個性，缺乏操守，他進退行止的原則是個人利益；為了這種利益，他對環境總是一味適應。無論是新文藝主張的提出，還是對一些問題看法的改變，都是為了適應環境。為了這種適應，他變“為文藝而文藝”的思想為提倡“標語口號”，甘當“留聲機”；為了這種適應，他在武訓批判中違心地檢討；為了這種適應，他否定“百家爭鳴”；為了這種適應，他對“言者無罪”的問題胡亂詮釋。其他又如組詩《百花齊放》、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和難以數清的、言不由衷的講話、文章、詩詞等，無不是為了這種社會適應。適應成了郭沫若的主義，適應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學理念的第一準則。

郭沫若在職高位顯之時，“也沾染了不應有的鄙俗、虛偽的感情和情緒”，（黃侯興《論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說，他經常虛偽造作、裝腔作勢，帶著假麵具表演。

他精神衰變、頹敗、常處於自我抑鬱、苦悶、惶恐和憂懼之中。他雖是文化名人，有時卻顯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憐，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覺不到還有青春火焰的燃燒，還有勃勃的生機存在；他的脈搏似乎停止了跳動，胸間也消失了波瀾起伏的激情；他像海邊的沙石，被無數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無。他對公理、對正義，對於社會的責任，太缺少熱情，太缺少道義精神，我們如要在他的整個人格架構上覓得一根熠熠生輝的“骨頭”，真是難上又難。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確沒有突出的建樹，沒有為我們留下什麽可貴遺產；但念及他在文學、史學、考古、文字學方麵做出的成績，還是應以寬容的態度，把恩格斯關於歌德的名言拿來，就算作我們對他的初步認識和小小總結：“歌德有時候是非常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視的生活環境中，然而他始終被圍在這個他所能活動的唯一環境裏麵。而且年紀愈老，這個偉大的詩人，就愈是疲於鬥爭，愈是向平庸的魏瑪大臣讓步”。

這個評價，也許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靈，因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況。(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