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寐之夜
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為《遇羅克與中學文革報》所作的序言
那顆罪惡的子彈，穿過遇羅克的身體，擊中了遇羅錦和我們。遇羅克在這個殺害他的世界裏，用自己的生命，憧憬著一個奇妙的前途，見證著一個燦爛的前程。遇羅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個人，一個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許有一天”，“血紅的黎明”和“紛紛揚揚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釋和記憶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為他不在了。我們在向殺人者和灰燼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畫要人；但雙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絕望，宣示著邪惡必勝的普世價值。誰殺了遇羅克。政治答案是不難翻找的：《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激動了姚文元，《出身論》見獵心喜著戚本禹，《中學文革報》挑戰了不容挑戰的“文革”及其體製……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當著十萬人的麵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27歲，“臨刑前被強製進行活體器官移植”，受益者是一位“勞動模範”。在東方的曆史中，不難尋找殺人的理由；“正義”隻是呼籲幸存者的注意、閱讀和反正。在這裏缺乏的是不殺人的理由，以及，現場阻攔殺人的見證。但中國一片空白，如宇宙中最大的傷口，如地上瘋長著的塵霾。罪惡和死亡在所有的地方掌權，但隻有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統治是絕對的。十萬人，四萬萬人，沒有一個人說不；一個人受益，一個人受害。
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成功廢掉了反對的聲音，把每一個遇羅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肅殺冬天裏。這是槍殺遇羅克的世界：“千傾雪原泛夜光，天心人願兩茫茫。前村無路憑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長”（遇羅克，1962）；“清明未必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遇羅克，1968—1970於獄中）。反對殺人和抵抗罪惡的能力就是愛的能力，但愛的能力從起初就被滅絕了。“北京工人體育場”上演著永恒的體育競賽：罪對愛競爭，全麵勝利。這場災難不是從1949年才開始的。1919年聖經翻譯的時候，翻遍經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與“神”、“罪”和“愛”對應的象形文字。人從根本上被廢掉了保衛生命、尊嚴和榮耀的能力，沒有對神的敬畏，沒有對罪的懺悔，沒有愛的勇氣，這會使那惡者肆無忌憚和暢通無阻。底線已經崩潰了，剩下的隻是把誰投進髑髏地，烤製成替罪羔羊。但是東方的鬥獸場選擇遇羅克不是偶然的 。再沒有《出身論》這篇經典之作本身的內容和邏輯，更能見證這種必然性了。遇羅克的《出身論》（1966）包含三部分內容：“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重在表現問題”；“受害問題”。這三方麵內容分別揭示了罪在中國的行動邏輯或黜愛工程；但同時，這也正是遇羅克一生的三個基本階段。遇羅克是中國政治的先知，也是自己命運的先知。
一、家庭：樂園的破碎
《出身論》首先聚焦當時的政治原則：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遇羅克談到的“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首先可以還原為“家庭”這個主題，“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家庭是創造的中心，是愛的根基。人類第一個家庭是被蛇拆毀的，從此以後，凡是罷黜愛情的罪惡行徑，都會將家庭作為首要的侵略目標。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惡最後的堡壘，家是對殺人說不最後的防線。正因為如此，搶劫者必須拆毀家庭。革命領袖在戰爭年代家破人亡的遭際，使別人的“家庭幸福”成為他犧牲的價值否定；這成為一種個人動力，強化了對家庭的三光政策。“血統論”首先針對的就是家庭關係，並將親子關係變成怨恨關係。包括那些聲援和施行血統論的“人民文革”與“毛的孩子們”，不過是對親子關係在曆史上的“不公正”做出的報複性反應而已。血統論首先根植於兩個曆史背景。一方麵，家庭倫理為政治倫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學的原則基礎之上；其中血統論，不過是等級社會最原始的分層策略。另一方麵，“家天下”傳統造成了社會封鎖和不公正，曆史積怨蓄勢待發。而這兩個曆史積怨連同當下政治的需要，使恨大規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為地在家中製造衝突。愛被逼迫，離家出走；全麵專製主義成功將自己建造在每一個家庭的廢墟之上。
羅克的論文有很強的定位能力，這是超越時代的思想敏感。不過，這場衛家戰爭是未盡的事業。一方麵，羅克隻能通過縮小家庭影響的方式來迎戰這個入侵者；另一方麵，羅克自己的家開始在這樣的入侵中支離破碎。掌權者用誇大的方式，而受害者以縮小的方式，將親子之愛邊緣化了。羅克說，“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這是非凡的勇氣。羅克繼續說，“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隻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父愛”是“戚本禹”拆毀的對象，而在遇羅克這裏，被迫使家庭之愛成了犧牲。這個犧牲當然不是全麵的，遇羅克要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保護樂園免遭政治的全麵踐踏和徹底淪陷。他在為家庭作無罪辯護：“家庭影響也罷，社會影響也罷，這都是外因。過多地強調影響，就是不承認主觀能動性的機械論的表現。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感召力”。羅克在這裏是背對著家庭的，他的注意力不在背後，而在前麵，那個家庭入侵者，是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慌張。革命者和大饑荒的始作俑者以及絕不認罪者，由於拒絕民選和代議這最不壞的選擇，剩下的隻能是撒謊。群臣父子，這是儒家的彌天大謊；血統論是馬家的曆史詭計；判決書是一道毛家菜。
二、自由：羅克的出走
罪犯和革命對家庭的圍攻，逼迫家庭成員突圍，與家劃清界限，在社會中尋求安全和自由。這是《出身論》第二部分即“重在表現問題”所涉及的內容。羅克說，“在表現麵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換言之，當局及其意識形態喧囂指著家庭和父愛所加諸於青年的控告以及不公正待遇，逼迫娜拉離家出走，離開家庭這個重擔，靠自己尋找出路。“重在表現”包含兩個方麵的努力。一方麵，個人自由，包括個人責任與個人權利。這個觀點即使在今天，也是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另一方麵，個人的不自由。“重在表現”，這裏的“表現”指向一群觀眾和評委，而他們，有權力、有意願、有能力根據你的表現作出符合公義的評價。但是，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時羅克將個人自由寄托在別人自由之中；而這些人就是在北京鬥獸場上宣判他死刑立即執行的人，就是十萬墳墓一樣沉默的人民，就是活活奪去他眼角膜的勞動模範……此時的羅克隻是認識到“姚同誌”的無聊和局限，但還不認識人。向人表現和向人求自由，已經落入了人的牢獄。人就是地獄和鎖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沒有意願、沒有能力在意、論斷和平反你的“表現”。羅克在思想中與娜拉一起出走了，他們隻是到了一個比家庭更加黑暗和無恥的“公共空間”或公共廁所。他們等到的，是公共領域的毀滅。要過了許久之後，遇羅克和他的人民以及同伴，才會逐漸認識到，向任何人求自由已經不自由了；自由的國度根本不在這世界上。
但是，遇羅克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重在表現”這個階段上。翻閱《出身論》之後和之外的讀書筆記和日記，能夠看見遇羅克對“顯在人前”的那種“群體自由”已經開始卻步了。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位先行者。遺憾的是，傷痕之後的作者沒有能力辨認這個深刻的方向。羅克在他的日記裏寫道：“我們架空的東西真是太多了”（四月三十日），這不僅指文革政治說的，完全可以針對500多年來整個漢語思想文化界的全景。“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五月三日）。羅克應該知道，《出身論》也是有極限的。在八月三日的日記中，羅克談到自己麵對暴雨中被毆打審判的宋玉鑫之時的矛盾心情：“我若有傘我就想去給他打一下。魯迅說：敢摸著叛徒死屍痛哭的是中國的脊梁，……我同情他嗎？不……”這是非常真實而深刻的內心獨白。1970年3月5日，羅克自己站在了宋玉鑫的位置上，看見了下麵黑壓壓的“當年的自己”。宋玉鑫的殉難抓住了羅克的靈魂：“我想，假若我也挨鬥，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八月二十六日）。到這裏，“表現”的對象已經不再是觀眾或者人民，他們是靠不住的，他們用在場的方式不在場；羅克開始仰望超驗的關注或神聖的支撐。這並非指向羅克的宗教信仰問題，但涉及到了他的信仰。
羅克一直在思想自由。40多年後，自由在遇羅克蒙難的地方啟程，返回這樣兩個原則：第一、自己首先不要像神一樣審判人。第二、絕不接受任何人像神一樣審判我。這是羅克的畫外音：“正是生活上養尊處優，精神上自認為高人一等，再加以長時期口是心非的說教，使一些人的靈魂變得醜惡了，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人為的階級鬥爭使他們不知愛為何物。”羅克一直在自由的道路上。他很幸福，有一個叫羅錦的妹妹。如果說羅克主要麵對的是權力的專橫和多數的暴政；那麽羅錦在更長的時間裏，更充分地經曆了人民的冷血和人性本身的監獄。如果羅克不是死於權力的子彈，今天必然要毀於人民的流言。中國沒有能力維係對自己英雄長久的尊重，就像習慣反目成仇的淫婦，不能始終堅守一場愛情。羅錦比羅克有機會更切身更細致更全麵地經曆人。對人的認識使羅錦在人間曆盡滄桑。不安從家庭到北京到海外，蔓延滋長，開花結果。這個果子被羅錦稱為“外星人”。羅錦對地球人已經完全失望，隻剩下“我和我的外星人”之間的柏拉圖愛情。羅錦在羅克的祝福中繼續前行，“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著奇妙的前途”（好哥哥羅克，1961年8月）。其實羅克自己一直也在“憬著奇妙的前途”，正如海子說的，“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這燦爛的前程，這奇妙的前途，超越了血色的黎明，超越了邪惡必勝的世界，真實，永在，越來越近。
三、報複：醜惡的靈魂
羅克的離家出走引起了權力的恐慌，自由之路上埋伏著截訪的狼群。《出身論》第三個問題，“受害問題”，一方麵是在講述掙脫血統論鎖鏈的人所遭遇的苦難；另一方麵也說明，那拆毀家庭的惡者，將在半路瘋狂懲罰和報複所有不就地投降的浪子。事實上，羅克自己就是死於這種蓄謀的報複。蛇將愛消滅在家庭這個萌芽狀態，而將自由截殺在離家出走的半路。羅克將半路截殺者的麵目指給我們看，讓我們看見，他們真的很醜：“具有野獸般的性情，特務一樣的心靈，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六期《中學文革報》，記錄著遇羅克與他的夥伴們“對血統論生死博鬥的整個過程”（遇羅錦）。路上的野獸長存，這個基本常識提醒一切追找真理、特別是被真理找到的人，在這人間，愛唯一的歸宿就是殉難。遇羅克是一種自由選擇：“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 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這是遇羅錦的感慨：“他即使不死在文革，也絕對不會幸運和長壽的——除非他真能逃離那塊國土。假如他不想離開國土， 除了監獄和死刑沒有別的在等著他”。在耶穌降生之前，希臘的哲學家就說過：如果一個完全人降臨世界，他唯一的結局就是被全體人類處死。但耶穌釘十字架之後，給真理的跟隨者的安慰之一就是：耶穌比我更“可憐”，因此我勉力前行。
遇羅克不僅因為拒絕傷害也因為見證傷害，受到了加倍的傷害。這是《遇羅克死刑判決書》中的部分內容：“遇羅克……父母係右派分子，其父是反革命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自1963年以來，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汙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和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並揚言進行陰謀暗殺活動，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遇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經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判處現行反革命分子遇羅克死刑，立即執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70刑字第30號)，一九七O年三月五日）。中國式的傷害本身也成為一種儀軌，“示眾”表達的不僅是一種報複的快感，更是一種普遍的威懾；刑場不僅是對凶手內在恐慌的壯膽或安慰，也是對受害人的雙倍羞辱。上麵的判決書首先用語言暴力羞辱和控告遇羅克，從家庭株連到內心；而且，再用“立即執行”的鏗鏘有力與現場示眾，發泄魔鬼般的激情。連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再審判決書 》一起，人就這樣報複性地把自己扮演成對別人生命生殺予奪的上帝（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再審判決書 （79）中刑監字第1310號）。
值得注意的是，“再審判決書”中提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來，遇之父遇崇基對原判不服多次申訴”。罪企圖藉著拆毀家庭之愛而全麵掌權的努力，遭遇到最後的抵抗，仍然是家庭。他們怕的有理，但恢複已經開始，複歸樂園的人已經啟程。血統論要離間父子關係，但正是“遇之父遇崇基對原判不服多次申訴”。愛可能被傷害，但帶著傷口和眼淚的愛，那腳上有傷心中有愧的愛，從未在宇宙的中心完全退場。愛的力量在尋找一個季節，一片草原，繼續向天空開放。家之愛最後凝聚在兄妹之愛上。這是愛與死亡的爭戰。羅克的死像巨大的黑暗吞沒了這個家庭，但這黑暗的勝利不是完全的。羅克的墓地有一束野花，40餘年一直在生長。羅錦對羅克的記憶已經超越了政治和親情的範疇，成了麵對冷漠和死亡的迎戰。這場記憶的抵抗也是一條殉難之路，也是遇羅克的道路，麵對的也是十萬無動於衷的人民。越來越孤獨的記憶，越來越絕望的無人在場，需要一種屬天的恩賜，才能警惕怨與恨的卷土重來。因此，記憶之花的“表現”要調整一個綻露的方向，一個與“他們人類”怎樣回應都無關緊要的方向，那個“好哥哥”囑托過的方向。哥哥絕對不願意他成為妹妹生命中最大的重擔，並將殺害和旁觀他殉難的人類、包括後來用口水和石頭將妹妹驅逐出境的人類，視為傾訴、追討和自傳的對象。相反，哥哥願意他成為弟弟妹妹生命最大的祝福：“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著奇妙的前途”。燦爛的前程也不在指著下一代人而虛構出來的不朽幻象或輪回意象中。前途在別處，雖然生活不在別處。我們的世代有兩位哥哥，遇羅克與海子。然而春天來了，“春天，十個海子全都複活；在光明的景色中”。春天，羅網如夜的碎片紛紛揚揚；清晨的日光如清晨的翅膀，四麵照耀著；祝羅錦和這本書的讀者在曙光中，有似錦的前程。
任不寐2013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