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流亡者日記

謹將此文獻給我的爺爺；當我繼續在南方自我流放的時候，突然得知他於一周前不幸去世的消息——2000年6月29日中午

在上帝考驗我的一個夜晚，我不幸成了流亡者。

這是一個懦弱而卑怯的靈魂，一個貪婪而充滿可憐的情欲的肉體。但他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他因深感有罪而夜不能寐。願主看顧他。

又是一個有野花開放的夜晚，誰在敲我的門，是主耶穌嗎？還是羅馬那些發不出工資的士兵？

判斷門外的是誰，首先是“認識你自己”。

（一）

一個多病的孩子，在北方寒冷的冬天裏，蜷縮在草屋窗台下可憐巴巴地沐浴著中午的陽光。我活下來是一個奇跡。但這個世界對這種事情見多了，它對我不屑一顧。不過這也正好是我對這個世界的態度。

後來命運把我拖進城市，城市裏所有的高牆相互板起陌生的麵孔，直到後來我也一同板起一樣的麵孔，直到後來這些麵孔風化並點點剝落。

牆不能用牆去融化，而需要軟弱。我自己就是這牆上的一塊冰涼的石塊。

遺憾的是，我理解這個道理太晚，以至浪費了太多的抒情和血汗。

（二）

我出生的地方叫北大荒。

爺爺隨他的父親來到北大荒的時候，那一年，他七歲。

那時北大荒還沒有我們這個村子，逃荒到這裏來的，隻有兩戶人家。那時荒野裏有很多狼，夜裏常常蹲在我們家的窗戶下麵嚎叫。

爺爺來自南方，為了吃飽這個目的——正如今天我來自北方，為了同樣的目的。

我想他關於北方的夢和我關於南方的夢一定驚人的相似。我們沒有曆史，也沒有空間。

（三）

10年前爺爺遠遠超過了他當年父親的年齡，而他的父親，早在村南頭的地裏安息了。夏雨秋蟲，草長鶯飛，孩子時的我總在他的“房子”前充滿敬畏之情，仿佛自己的一部分也被埋到了土裏，變成了自己無法想象的事物。我也常常想象那位未曾謀麵的老人在長滿蓬蒿的咫尺以外的寓所裏的表情。他在聽著他的兒孫們繼續舉著他用過的鎬頭，在地裏刨食，叮叮咚咚，已過了很多年。

北大荒的農民的數量超過了狼的數量，這代表著40年的曆史變遷。其中有新墳默默崛起，有舊墳被風鏟平。其中有我的位置，我從小就這麽想，有莫名的恐懼。

爺爺老了。這是我那次匆忙回鄉最深切的感受。他叼著煙袋蹲在冬天的牆角裏曬太陽。看我回來，拉著我的手抹眼淚（眼淚已幹了）：“我還尋思活著見不到你了呢……”爸爸從外麵回來，老得象爺爺，放下肩上的鋤頭，看著我，也竟大聲哭嚎起來：“都說你死了啊”。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

（四）

同樣是黑黑的土炕，補丁鋪蓋是那麽的溫馨，我的雙腿那末的疲憊。我渴望一個溫暖的小窩，慢慢卸下超過我年齡所能承擔的重負。然而，我發現，放飛的風箏既不屬於藍天，也不再屬於大地。

故鄉死了，在我剛剛有故鄉意識的瞬間。我，從此成為流亡者，故鄉和祖國隻能在精神世界裏不斷被建造和推倒。

最後的故鄉。

最後的夜晚，最後的星空。

有一滴淚從這星星眼中滴落，我們彼此吻別。苦難而充滿夢幻的20年，從中生長出唯一的果實是夭折的蒲公英，她養育了它，卻主動掐斷了與它的血脈聯係。

悲劇在於，無家可歸者既無舟輯可泛，也無停船的彼岸。

（五）

離家的時候，爺爺已不能起炕了。我默默地站在炕邊，又默默地推門走出來。

東北的早晨空氣很清新，有充滿醉人的涼意。我站在爺爺的父親的墳前，燒紙，透過煙火能看見藍天在山嶺上顫抖，空氣中有古老的肅穆，有些蒼涼，有些溫暖。

眼淚終於流出來了，入雪，入黑土，為一個普普通通的老農，和這個老農普普通通的兒孫們，為我可能永遠再也不可能回到這片土地上來了。

村莊還在沉睡，雞犬之聲稀落。

哥哥送我到車站，臉上有了很多皺紋，青春在他的身上早已過去，盡管他才剛滿二十七歲。懷裏抱著小侄女兒，鼻涕凍僵在臉上，小眼睛呆呆地看著車輪。

媽媽沒有來送我，車站使她絕望。

（六）

媽媽是一個最能忍受負重的人，拉扯大四個孩子，而今，她已象一個被榨幹了的煤油燈，慘淡地明滅著。而因我的“狂妄”，我的祖國幾乎毫不猶豫地把這盞燈熄滅。祖國是母親的敵人，這種意識令我恐懼。

20年來，在寒冷的冬夜裏煤油燈是唯一可供取暖和照明的，一邊照著媽媽手裏的針線，一邊照在伏在飯桌上讀書的孩子們——這也是村裏熄得最遲的燈。在不幸來到北京之前，我以自己今天後怕的“自我剝削”在這燈光裏讀書，我以自己考上大學安慰著中國農民的母親和他們的子孫。現在，我卻榮幸地變成了他們的反麵教材。我不敢正視那盞油燈，她太慈祥，太善良。我有同樣多的理由在這微弱的燈火中懺悔，代表年輕的我自己，代替我那強大的祖國。

（七）

母親的命運是良心的命運。因而是日後遠行的孩子的命運。

媽媽也是村裏起得最早的人，因為她有四個孩子，先後整整十年，要步行到三十裏外的鎮裏去上學，她必須起早摸黑地做飯，為我們準備幹糧。大雪封山的時候，

媽媽就站在村頭，等候著在風雪中歸來的兒女們，日益發白的頭發在風雪中亂舞。

我上大學那年，全村人擺宴慶賀，鄰居的老太太說：這些年可苦了他媽……

從小似乎有兩種觀念讓我感到很驕傲，活得也自信。一種是我們是社會主義，一種是我們可以幫助窮人。

記得有一年，一位七十多歲的老頭領著他七歲的孫子，從河南那個地方來討飯，討到大隊書記那裏被趕了出來，他們來到了我家。媽媽把兩個玉米餅子給了那個孩子——我透過紙窗的破洞看著他們在雪地裏遠去了，那個孩子破爛的鞋子露出發紅的小腳一步一步走遠了。

孩子們盼望節日的心情是最強烈的，因為我們餓。中秋節的兩塊月餅一定要分成四塊。四個孩子一人一塊。“媽媽你呐？”有一次當我剛要吃下這塊月餅的時候突然問，“我已經吃過了。”媽媽說完就走了出去。我轉到廚房，看見媽媽在慢慢地喝玉米粥，慢慢地吃著自己醃製的鹹菜。那時我突然才明白：原來，我們，就是窮人。我們“生而平等”嗎？我們不“勤勞勇敢”嗎？一次我過生日媽媽給了我一毛錢，讓我在鎮上的飯店裏吃兩個白麵饅頭。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我和同歲的堂哥在飯店狼吞虎咽時的情景，然而丟人的是，一位好心的服務員給我們端上了一碗肉湯，我們卻怕付錢匆忙地從飯店逃跑了。

我長期不理解小學課本中關於“馬路”和“公園”等概念，它們離我的童年真實的生活太遙遠了。後來我看到很多作家關於“農村插隊”的回憶錄，我並非不同情他們的命運，隻是我不理解，他們為什麽不對農民寄於同樣的同情呢？如果農村生活很苦，那麽農民生來就在那裏“插隊”了，而且長期以來，幾乎無任何“回城”的希望。他們天生就應該在那裏，就如被栽種在那裏的樹木一樣嗎？

媽媽應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人，但她的幸福在哪裏呢？這個疑問被我在農村20年真正的“插隊”生活深深地砸進了靈魂裏，我把它帶到了城市，帶到了南方。

汽車在村頭轉彎處繞行，我可以望見家門口，我親手栽下的樹已長高，落光了葉子，媽媽正站在那裏，白發如秋葉般飄舞……

（八）

汽車經過縣城，我來到初三的班主任家中。過去她對我的關愛鼓勵我在這個寒冷的季節去敲她的大門。

“你使我很失望。”沉默了一會兒她說。“你本來是該很有前途的。你別忘了，你是你們那裏建國以來第一個進京的大學生。”她的眼圈紅了。“你對得起誰？”

當她的房門關閉的刹那，我聽見她的丈夫向她抱怨說：真不為別人著想，這個時候還……

那晚我與一位老同學一起喝酒，喝多了，半夜一個人跑到母校的大操場上高歌不止。

這個同學借給我200 元“盤纏”，這是我欠東北故鄉最大的一筆債務。

還有一筆人情債：我中止了與一位有日本血統的女孩子的書信聯係，我是在她的怨恨和不解的目光中狼狽地告別黑土地的。

我終於一無所有了，但誰知無人揮手的浪子內心的悲涼？

（九）

流亡的道路必然經過北京或必然從北京開始。

到北京，才知道絕望。

我向大學的班主任告別。

“你是一個很倔強的學生。這不是我說的。這是書記說的，這可是很有分量的。”

班主任醉熏熏地。他的出國手續辦完了，終於如願以償，盡管為此他出賣了他四十多個學生和他自己。他終於舒了一口氣，癱倒在床上。我想起了馬戲團裏的狗，為了那塊食物，如何象人一樣表演的。我們生活在這樣的馬戲團裏，已經參加表演的人和拒絕參加表演的人之間存在一種敵意，這正是我的老師和我目前的關係。

“為了活著，你必須委屈自己，沒辦法，我年輕時比你們還認真。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說。

“象人一樣的狗和象狗一樣的人都是錯誤的。”我也摸隻煙插在嘴裏。

“你爸爸給我來信了。求我關照你。”他眯著眼睛看我。

“你得承認，中國的父親是世界上最好的父親，可惜他們未能建立最好的國家。尤其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教授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教授，而這一點，中國的父親們卻還不知道。這是教授所以產生的原因。別指望我求你，盡管我珍惜我自己的學曆。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在寫曆史”。

“曆史不過是一片死亡之海，你我不過是一隻螞蟻。淹沒與被淹沒是曆史與人的關係。曆史已經這樣，還會是這樣。”

“人作為時間之片段為無限所包圍。但人所為人，應與自我相吻合。”

“人區別與動物在於人能夠承認現實，不斷改變自己以自保。”

“人區別於動物在於動物生存，而人生活。承認現實，保留人性。順便說一下，動物往往比人高尚，至少比某些人高尚。”

“我年輕的時候象你們一樣……”

“如果你們年輕時的確象我們一樣——用你們過來人的話說叫什麽來著？對，幼稚衝動或不成熟，那我絲毫不覺得高興。坦率地講，毋寧說在侮辱我們。我寧願你們年輕的時候跟我們不一樣，那樣世界和未來對中國可能還會有些信心。我確信，你說的成熟與無恥和麻木幾乎是一回事。”

他冷笑著，不屑置解。過了一會兒他說：“你將如何生活？”

“是啊……”我沉默了會兒，問：“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又不能投降，您認為該怎麽辦？”

“逃跑。”他說。我們一同笑了起來。

（十）

我揮手告別高高的校門。

這是我20年來一直夢寐以求的聖地啊，我的文學之夢，父母的心血和妹妹用“生日雞蛋”（相當於城裏人的生日蛋羔吧）換來的學費，就這樣被我揮手而去了！

媽媽，這裏不屬於我們，請原諒我。

我的眼睛有些濕潤。

但天上死者的眼睛第一次有些溫暖。我第一次有勇氣仰麵長天。

但我看到了仍然冷靜的黑暗。

街道上一片死寂。這是一座死城。

在這個夏季的清晨，很多年輕的樹被埋在倒塌了的土牆裏。

牆外有一棵樹，在風中靜止。它的形狀象手，這是被活埋在地下的生命伸出來的求救的手——求救於遙遠的天空嗎？不是求救也罷。那是在表達一種固執：僵硬的存在。這正如寒風中落光了葉子的樹，光禿的枝丫擎在冷漠的高空；如那光禿禿的僵立。

據說這座城市綠化的很好。走進長街，會讓人設想沉重的地麵下許許多多被活埋的故事。而今人們隨意踏過。我是這遊客中的一員，盡管我的一部分生命也被埋葬在了這片土地。

一堵高牆正在它倒塌的地方施工，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各種工匠為了“生存權”正從全國各地趕來，表演著各自的匠心獨運，他們爭奇鬥豔。

我的步行方向與這源源湧入之群的正向反。這個方向，離開北京的方向，人跡寥寥。

牆很高，不知是日是夜。   

（十一）

北京西南方向有一個小鎮，我寄宿在一個好心的農家。

“夜深人靜的時候，是想家的時候”。遠方的父母知道我在何方嗎？我將往何方？

與流亡相比，監獄是幸福的。

（十二）

在這無聲的世界裏，四周是燈光漂白了的沉沉的四壁。世界仿佛在諦聽著自己的腳步聲，又仿佛在等待著那駕古老的水車，在那晨霧迷蒙的天光裏，吱吱呀呀開始新的旅程，腥臭的夢隨昨夜一起收縮。

“嚓！”我劃著一根火柴，看著它熄滅，打成卷，變成灰。空氣在燃燒的瞬間顫抖，冰冷得發熱。

這似乎是昨夜流星的故事。劃過長空，劃過嚴冬，在天幕中劃出一道道血痕卻不再滴血；在無邊的暗夜裏燃燒卻不再爆響。

那是在曆史的上空炸裂，在那瞬間留下短暫而不朽的殷紅。

它在孕育著的母體內爆裂，把嬰兒尚未成熟的軀體炸向橫空，讓那純真的造物遭逢裂變，在冷漠的夜光下經受重組生命、連合靈肉的苦難曆程。

黑暗愈合，彌漫在我的眼睛裏。

（十三）

我夢見自己走在沙漠裏，停下來必然死亡，而前行未必新生。終於前行。

我仿佛重新來到這世界上，背後是布滿血汙的天空。

（十四）

沉寂了，這世界沉寂了。

連同靜靜夜裏的那幾聲狗叫。

山村的世界是一首蒼涼的歌。夜如黑壓壓的軍隊淹沒一切無語的愴立。悲壯漸漸退出我心靈的舞台，絕望慢慢從地平線上染白我理念的天空。

一個多月的時光仿佛是一個世紀，這個世紀唯一的生物是我自己。我是我自己的棄兒。

吹麵而來的寒風也多少減輕了肅殺的淫威。獨自一人徘徊在暮冬的小街上，中午的陽光分外溫暖；我在無邊的靜穆中傾聽自己內心切切低語：春天，就要來了……

山從淒冷的茫茫長夜中掙脫出來，站在遠遠的天邊。隻身在這陌生的早春世界裏，打個冷戰後，抬頭去尋找橫在天空的大雁，一邊望我一邊想：那北去，那鳴叫，那周而複始……

身邊是川梭而過的列車，編製著鄉愁的沉重和時光流逝的蒼茫。遠方是一片空白，帶著空空蕩蕩的疲倦。鐵軌交叉著手臂冷笑，送走一批又一批麻木的人群。走了，走得象群候鳥。生存規律高舉屠刀，在檢票口撕裂著恐懼遞過來的靈魂。

支撐生命之燭灼灼不熄的是生命本身。讓思想之光閃耀在冥冥的天幕上，伴陪我的孤獨，照耀我一無所有的豐富。

（十五）

燃燒的夏季後，這是一個漫長的嚴冬。

一個孤獨的流亡者踏在厚厚的積雪上，他可以分辯出熟悉的吱吱的雪裂聲。沉睡的凍土埋藏了幾千年關於豐收和幸福的渴望。遠處幾個老農象幾匹老馬，在古老的鐵犁邊圍坐，煙頭如哭皺的眼睛，在麻木的皺紋間明滅。我抓起一把雪、融化、滴落、這一代一代人的青春和歎息……

我想起塞北深秋的曠野，母親的白發在透骨的清寒中隨原野之風飄舞，如剪影般貼在天高地遠之間，彎曲在黑土秋風之際。老父如拐杖立在村頭，迷離於天際嘎嘎而去的是烏鴉的身影……隻有在鼾聲從四圍傳來的時候，我才能讓眼淚在蚊帳裏漫流。赤裸裸從床上起立的是我的靈魂，長跪山巔麵北啞嘶……

（十六）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我離開了山村陌生的人群，繼續徒步遠行。5 年前我跪伏在母親的蒼老裏打點上京的行裝，今天，我的目標是上山。我不能拒絕，來自冥冥之中關於繼續遠行的呼喚。

遠行中的地平線也一樣單調嗎？如日出日落劃出單調而封閉的光弧。其實，太陽每天都是舊的。腳底磨出血泡，山近了，又遠了。麵包和午睡成為生活的全部內容。每個年輕的夜晚，在枕邊飲泣的是信仰女神，讓她的豐滿和情愛在我疲憊的鼾聲中殘殞、調零。

我想有個家，廚房裏傳來妻子喚起吃飯的聲音，柔和而溫馨；可是有家又能怎樣呢？伸手就能摸到沉重的牆壁，石熒鍾滴滴噠噠地走過每一個蒼白單調的日子。

我又渴望遺忘的救主，以免那如泣如訴、如詩如潮的情懷一湧而出，我被自己淹沒在纏綿悱側、淒清哀惋之中。我讓自己的身體變輕、變小、象一粒灰塵，匯入無邊的太陽光裏，淡泊於虛無。

（十七）

向西是太行山脈，對於我這個平原之子，那裏充滿著各種童話般的誘惑。大山的神秘是它可以折斷獵人的視線，可以折斷未來與過去的聯係，折斷自己與身後事的聯係。

我終於來到了大山的懷抱裏。“逃進山裏”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唯一自由主義的姿勢。

有一隻天鵝從山巔跌落，她跌落在我的眼前，她哀傷的凝望著我，然後死去。

我的心靈仰麵長空，流下熱淚。而我的肉體聞到了天鵝肉的芬芳……

（十八）

廟會是山裏人的大事。美國人搞大選，中國人趕廟會。

很遠、很遠的山後麵的山頂上，有一座破廟。一個殘廢的老農為了到廟裏禱告，在亂糟糟的人群中向山上虔誠地爬行，血跡在山石上依稀可見。一直到廟門。

紙灰飛舞，香煙繚繞。兩個老婦跪在廟前，嚎啕大哭，含混不清地向神靈述說著她們的不幸。

“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裏……”，一個講了很久很久的故事，還能夠講很久很久。

（十九）

山風獵獵。有細小的嫩綠正破土而出。

生命是頑強的。北京的西南有高山，北京的東南有大海。

烏呼，人與人的心靈是不相同的。

（二十）

告別紅磚綠瓦，告別白山黑水，我一路向南。

火車站是一個民族的縮影。我蜷縮在這個縮影裏愈發寒冷，無論肉體還是靈魂。

自由主義在火車站的人群中麵臨最大的挑戰。

昏暗、混亂、肮髒，“擠”是這個人群或這個民族唯一現實存在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形態。我望著列車在連滾帶爬中拉著幸運者（擠上車的人）排著等級（“按力量分配”建立硬坐、軟座、硬臥、軟臥這樣的等級製度）駛去。包括駛向災難。

我幾天來由於力量不濟，不得以“下塌”在火車站。睜開惺鬆的雙眼，突然見一老人，衣裳襤褸，跪在麵前，向我乞討。

半夜時分，警察來了，用腳示意我轉一下“下塌”之處，以免有礙環境衛生和影響國家的尊嚴。

於是我轉移到離永定門火車站不遠的陶然亭公園。

公園的簡介上寫著：“當年毛澤東和高君宇等人在這裏從事過革命鬥爭。”我感到很辛酸，為中國的曆史。

夜晚公園的長椅上可以看星星。白天偶爾可以租船躺在水麵上飄搖。記得有一個遊園的孩子對他爸爸說：“爸爸你看，那邊船上的叔叔好像死了。”“噓，別瞎說，”爸爸說，“那是一個撿垃圾的，你看他的頭發和衣服有多髒？你要好好上學，不然長大了就會和他一樣。”一家人幸福地劃船遠去了。

好在我已經認定喧鬧的北京和我沒有關係了。

好在我已經認定幸福的生活和我沒有關係了。

（二十一）

有一天，當必然的和未然的界限淹沒於血泊之中的時候，思想便與存在分離，逃離苦難的塵世，將人之精神與人之生存痛苦地撕開。作人的榮譽迫我成為遊蕩之鬼。

我們生下來就麵臨著兩次死亡的挑戰，第一次是窒息的沉重，第二次是麻木的輕鬆。第一次造就出一批精神病患者，第二次則生產出大量活動的僵屍。

我超越了第一次死亡，那是自我欺騙的結果。現在我麵對著第二次死亡的突然降臨，與它對峙。背後是低重的旗幟和殘落的手臂。兩腿發酸、微微顫栗。血從我蒼白的雙唇滴出。

人的不幸正是人的偉大。人的心靈往往在大病初愈的時候才煥發出動人的光彩，生命當無路可走的時候才表現出人的尊貴。

這是流亡者的哲學。

它引導我沉思上帝。

（二十二）

“詩人之死”之後，文藝之神徹底墮落，如妓女，引誘著本世紀的民工與流浪漢；政治家剝去光環，露出長滿青春豆的脊背。政客和商人們西裝革履，從每個城市窗口淫笑著走過。這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深圳之窗已被擠破，海南之門剛剛開啟。

豬圈打開了一條小縫，但規定撒歡的人們必須四腳著地。

這是唯物主義勝利的時代，鄧小平和王朔，原始資本主義和官方黑社會。它消滅了偽崇高，也消滅了真崇高。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然後政權裏麵出金錢。然後金錢裏麵出一切東西。

列車向南，我看到無數墳塚在車窗外一一閃過。

他們在想什麽？

他們一定是老經驗了，對於一切人口遷移運動已經司空見慣了，他們有理由閉目養神。

我想，他們是幸福的。

（二十三）

廣州可能是世界上最混亂的城市，但顯然是中國最有生機的城市。如何把生機和秩序結合起來，一直是中國人未能完成的一門曆史課。它分割著野蠻和文明。

中國再一次步入考場。北京的硝煙為這場考試籠罩上了更多悲觀的色彩。

明天過海。

輕輕地把門關上，天已發藍。

收拾淩亂的稿紙，把皮箱裏的一切無淚地倒空。

第一次乘火車睡臥鋪是去年回家，是因“遣送回鄉”而得的恩澤。現在離開大陸，又要第一次見到大海，第一次乘船了。

大海的誘惑力在哪裏呢？

（二十四）

海上漂來一艘船，濃霧在船頭擴散，同黑夜連成一片。遠處有漁歌，象哭象笑。

輪船把我拖起來，扔到孤零零的海上，恐懼多於憧憬。千百年來，五月花號船穿行在已知和未知之間，找到的並不都是新大陸。海水在起伏之間，眩暈了我的靈魂……

本世紀末的全部希望和絕望都擠滿了這小小的船艙，向南湧去。古人上山，今人下海。後麵有追兵掩至，喊殺聲和追悼聲漫過每一個世紀的關隘。

（二十五）

潮水退卻後留下了理智的沙灘。

海闊天空，這或許值得欣慰。苦澀的海水、沙灘如商場，商人在海陸交接處廝殺為瓦礫，磨碎為齏粉。或饑餓成魚或沉澱如鹽。看著這些寄居蟹們拖著各種殼在忙碌著他們的第四產業和穩定壓倒一切的遊戲，魚們紛紛浮出海麵，麵麵相覷；死魚則翻其白眼，默默無語：這些東西真的也來自大海嗎？

蘇聯的那個敏感的女詩人說大海象征專製，我感到大海是一種蒼老。一種停滯。

我能回來嗎？

海口三角地的夜晚，天上有美麗的星星。無邊的宇宙啊，相對而言，我是什麽呢？一粒灰塵，是無。在這令人敬畏的宇宙中，塵世的一切煩惱顯得那麽可笑，為如此可笑的事情發愁不是更可笑嗎？

正當我物我兩忘、神遊太虛之際，突然饑腸翻滾。我得去找吃的。沉重的肉身是我的上帝，它拉著我來到一家工廠，我的“曼徹斯特時代”開始了。

12小時體力勞動雖然辛苦，80人的“宿舍”雖然擁擠，蒼蠅環繞的飯堂雖然肮髒——我的心多少安靜下來了。麵對無罪而死的人，我是有罪的。“詩人之死”為這個罪惡的時代贖了罪，我又有什麽權利展望耶璐撒冷呢？放棄一切物利和虛榮、去尋找苦難，這是我從那個夜晚接受的絕對命令。

這和他人無關，理解不理解和我又什麽關係呢？

啊，海南，中國的淘金島，而我的自我流放之地……

（二十六）

回首的沉重已不是揮手的從容。邏輯在現實生命中被抽出。冬天裏的陽光是憔悴的，象哲學家蒼老的笑。是否把自己昨天的日子遺忘，每夜自己同自己商量，沒有結果。

原以為苦澀的海水可以淹沒冰凍的黑土，窈窕的椰樹會掩過剝落的紅牆——逃不過的是這節日的爆竹，炸裂你緊鎖的窗門，點燃你蒙滿灰塵的煙盒。

殷紅在蔚藍裏擴散，或者沉澱。目送紛紛揚揚的落日，仿佛注視著旋轉的鴿群，在樓間散落。

我把自己流亡了，這就值得安心和誇耀嗎？耶穌走向了十字架，而我逃跑了，——“是逃跑”，而不是自我流放。即使與耶穌一同釘十字架的那兩個強盜，不比我更有榮耀嗎？

（二十七）

家中來信了，希望尋求我經濟上的支持，正當我在海南正準備尋求他人在經濟上對我進行支持的時候。這主要原因在我，我甚至比米開朗琪羅還要驕傲。

但這個忙是必須幫的。舅舅家因種地的問題與村長發生了口角，村長的兒子是在縣公安局工作，村長說要通知他的兒子找舅舅家算帳。當夜一場司空見慣的悲劇發生了，舅舅家“集體服毒自殺”了。搶救是來不及了，最後隻有我的小表妹得以生還，因服毒劑量少。但身體已被摧殘了，在村裏由“赤腳醫生”每日輸液維持著生存。但迄今已無錢輸液了，這想起了比李嘉誠差不多——這是我在家信中為安慰父母的吹噓——的表哥我。

我的老板原來是一位導演，現在海南搞農業扶貧開發。他說導演最適合作老板。

我尚未能理解。我推開老板的門，請老板對我“扶貧”一下，當然，我胡編了一個理由。但我相信，導演的眼睛是雪亮的。老板借給了我500 元錢，條件是以後在公司裏，我要做“他的人”。我真的從心裏感激他。

然而本月十日夜是一個很不幸的夜晚，市公安局為了“清除民工汙染”（即把到大特權地區或大特區蓋房子的盲流趕回大陸）而進行了一場突擊戰鬥。戰鬥在夜裏打響了，我英勇的人民公安戰士把我也抓進了看守所（或是民政收容所），因為我也沒有暫住證。在司空見怪的拳腳相加之後，我貢獻了500 元錢，第二天得以恢複自由。我一位朋友同他內地來的妻子也被同廣大民工群眾關在一起，一個嫖娼，一個賣淫，被判拘留十五天。“國家給他倆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麽定了。”（《中國可以說不》語）我真心感謝那位長官，他說他收我的錢是給我麵子。

然而我的麵子很難保全，救不了可憐的小表妹，恐怕也無法向導演還錢了，雖然他僅僅期望我作一個演員甲或丙而已。我有一種作過小偷般的內疚感。

前幾天晚上看電視新聞，迷人的女播音員微笑著跟全市人民嘮著：前幾天，我市公安幹警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取得了清理盲流的階段性勝利……女播音員很象我的表妹，再仔細看去，有一股紅紅的血從電視屏幕四周溢出來……

昨天小表妹竟然來了一封信，說她身體已經好了，想到北京去當小姐。

農民的女兒的身體真好。然而我真怕她想家：東北的土地很肥沃，東北的資源很豐富。

（二十八）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摸過這麽多錢，而且據老板說，它們都屬於我：天哪，年終獎一萬元。據說資本來到世上，每個毛孔都是肮髒的。看來這有些誇張。勞動價值論和資本價值論為什麽不能相互融合呢？

我走到街上感到自己從此站起來了。有一種誰敢惹我的勁頭。一輛奔馳車迎麵撲來，濺了我一身灰土。

我能從窗口看見老板模樣的憔悴，也能看到資本價值論的進步性和局限性。

改革萬歲。我帶著一種一九四九年的感覺走進郵局，給家裏寄錢……

由於政府也很困難或者因為“綠條子”，家裏半年以後才與我分享第二次解放的喜悅。

（二十九）

老板派我在某市注冊分公司。工商局企業科我跑了十幾次，其中大多數是為了幾份文件的修改，我以和紳在皇帝麵前的謙虛傾聽他們的教誨，內容包括關於標點符號的。最後我實在忍無可忍，第二天未加修改就送了上去。“這回嘛，修改得還差不多。”那天這位主管科員這樣回答。然而“然而，公司的名字不能叫顧問公司，因為隻有政府才有顧問。”於是我作出頓開茅塞恍然大悟狀。

尋租雖然增加成本，但提高效率。這也是至今人們還能夠容忍腐敗的唯一原因。

所以，工商局“還是要說不”。而隨後發生的一次“金融恐慌”幾乎把我嚇得半死：我們通過自帶匯票在本市一家銀行存入了幾十萬資金，在當日下午經查資金已經到位；然而，幾天後，當我們用支票支取現金時，櫃台小姐不屑一顧地教訓我們，經查，你們的帳號上一分錢也沒有！經過哀求和鬥爭，最後查明，這一巨大的“失誤”

是由於這位銀行出納員在用電腦確認帳號時發生了錯誤，而我們的資金自然注入了別人的帳號。感謝銀行的一位領導出麵，我們收回了自己的資金。整個一天的工作計劃徹底打亂了，銀行沒有責任，因為據他們說，這是電腦的責任，而他們幫我們追回了資金，我們還應該感謝他們。

我發誓這不是電腦問題，首先是人腦問題。在這個時候，要是不聯想到“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理論，我們該多麽的遲鈍啊；萬一不小心聯想到這一理論，我們應該多麽地戰戰兢兢啊！

今天公司劉小姐推門進來找我借錢，說家裏出了一點麻煩。我作為難狀。最後“伊”哭了。哭起來“伊”顯得更漂亮。我借給她1000元，我希望她以後在公司裏成為“我的人”。

（三十）

我考慮再三，準備辭退王頂。他竟然揚言要找他表叔（我省任人大副主任）派人來收拾我，如果我敢炒他的話，他貪汙了公司5000元，我找公安局的朋友，他說民營企業不存在貪汙問題。這種人怎麽留呢？不過我真有些怕他，他宣傳他有黑社會的背景，他自稱他就是流氓。

他老婆說如果他沒工作就到我們家上吊。

應該給教育多投點資，我想。

然而，全部問題不在教育。

我不知道該怎麽辦。

（三十一）

闊別多年了，北京。

我胡漢三又回來了，我挺神氣。然而又悲涼起來，北京不見了。在我熟悉的北京之上他們建造了又一個北京，我們彼此都很陌生。

魯迅再回酒樓，如何也找不回當年的那種茴香豆的味道了。回到母校，簡直認不出來。北京長高了。而北京的樹顯得更低，如在鋼筋水泥中苟活的草。樹，代表過去，代表我的過去被活埋在地下以後的掙紮。

記得歐洲有一位文人說，樹的衰老從頭部開始。看來中國的衰老從北京開始，北京的樹讓我絕望，北京的汙染讓我恐懼。在繁忙的落日裏，我能聽見上帝的歎息聲：你們悔過吧。

此岸已淹沒，彼岸……

這個城市建築在“過去”的北京之上，隻有幾株樹還是夢中模樣。仔細觀察，這座城市原來是一個大村子，村長的孩子在城裏讀書，不需要再回來了。

北京不見了。我想回去都回不去了。我已經踏上了不歸路，隻要“妻離子不散，家破人不亡”，就要象陀螺一樣把自己旋轉起來。旋轉很累。不旋轉更累。我以此自慰。

生命本身不會是一種手段吧，我突有此想，不寒而栗。

南方一片汙染。與北方一起汙染。與地球一起汙染。

連絕望都是一種商品了，被“學者和思想家、作家和記者”拿來賣錢，我還有什麽呢？

連懺悔也開始商品化了，我隻剩下黃色笑話。這與這個黃色時代是相匹配的。

魯訊需要的不是包容，而是認識自己。寬容是確認自己與他人同樣是有限者或被造者，而不是自己更博大，可以“大人不記小人過”。黃色的時代是表演的時代，我是“行貨”也是“道具”。

（三十二）

昨夜一夢，自己躲在寄居蟹裏，被封死，如何也出不來。

我為自己是一隻大寄居蟹而慶幸。我聽見了高牆倒塌的聲音。靈魂驚起，遠遁高天，於是世界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

我可愛的小女兒快樂地跑過來，把我象貝殼一樣拾起。

（三十三）

所有的空間在擴大中消失。醜陋的土地堆滿了樓房的垃圾，搖動著蔥蘢的旗幟，晚霞是汙染的清白。

我沒有旗幟，光禿禿的生長，光禿禿的死去。在充滿主義的世界裏也算是一種主義。我堅守住這種光禿，不敢退步。拐杖們樂得顫抖，以為好玩；獵人以我為狼，在角落裏磔磔怪笑。豬以我為豬，我們稱兄道弟。

故鄉在夜裏降臨，同我一起衰老，一起成熟，一起嚎叫在曠野之冬。一起闡釋年輕的屍體在街道上掙紮的意義。在落日的時候，同我一起在暗淡下來的天光裏放歌。

（三十四）

始有蒼涼之感，從英勇的自殺到無為的自殺。時間在無為的奸汙中麻木。隻有天花板如無字的書，壓在你的臉上。

小心翼翼地投身蔥蔥綠林，按說，匆匆分手也便而已而已。野草卻株株滴血，絲絲垂淚；窗口散發的白發飄在村頭；風卷起紙屑，滿天飛舞，如殞落的星辰，鋪落在夏日黃昏。而今黑夜已被漂白，象多年洗過的舊衣。冬雲緩緩流過，擰一把，落下雨來。

（三十五）

仿佛年輕了的時候，年輕的回憶卻在那裏蒼老。

七八個春秋，南北而北南。

回憶是美好的。這就足夠了，因為有些情感隻能在回憶中才是美麗的。但這又有什麽關係呢？那回憶是你的，永遠是你的，象身邊的一本書，隨時可以在疲憊的時候打開，會從你的肩頭卸下很多沉重。

（三十六）

我乞求匆匆中忘掉自己，尤其在這春天又來到的時候，讓我躲進春天單調的綠色中，同這模糊的季節更替一起模糊。

海子在春天裏已死去幾年。任何“理性”的思辯在年輕的屍體緩緩倒下去的時候都顯得蒼白無力。讓我們把希望一同埋進土裏，同這罪惡一同埋進土裏，同這罪惡的春天一起絕望。

人們走在街上，漫不經心地經營著生計。

我還是忘掉的好吧。時間象這大海，吞噬了無數生命的浪花，又舒展出一片虛空。我是那礁石，在沉浮中支撐，等候生命的手臂在水麵伸出，證明畢竟有生命比我更有活力，比我更優秀。

在四周甜睡的夜裏，我拉開窗簾，把自己貢獻給這窗外寂寞的世界。與這世界相互忘卻，然後同這春天一同繁榮。

（三十七）

所有的空間已堆滿了沉重的綠色，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又渴望逃回北方去，然而綠色恐怖仍如洪水般追逐而來。

我憎惡這綠色的世界，我向往大漠孤、長河落日的蒼涼與悲壯。“我酷愛我的地麵；我憎惡這以地麵為基礎而繁榮的野草”。春天，帶著熱帶海洋溫熱的嬌喘，從背後趕將而來、淹沒樹枝、壓過石礫、渡過冰河、城市和村莊、掩過屍體……所有的蚊蟲們一同擁來，爬過我的窗口，在孤零零的燈光周圍叮叮跳舞。

腐爛的靈肉被綠色摧殘、發黴、又生長出綠色的毛、成樹、婆娑起舞。

（三十八）

今天是清明節。外麵的天氣陰沉得很。又是一年春草綠。在遙遠的北京，還是那樣灰色的天空嗎？灰色的雨在冰冷的樹枝間無聲地織出一片茫然。

冬天裏的公園。過去的連同活著的，都在沉默。夕夕相伴，已經十年。仍然是濕漉漉的雲，仍然是這濕漉漉的心情。想在這鬼節、在十字街頭、荒山野嶺，所有的孤魂野鬼從被棄的角落裏湧出，布滿大街小巷，立在夜行者的床頭案上，在雨幕中注視著每個窗口，欲言又止。

悲哀歸於沉寂。隻有滿眼的飛雨將這世界亂成一團混沌。我也便在這混沌中安然，仿佛有些欣喜，為逃避之輕鬆。

（三十九）

反叛者與其反叛的世界在相互衝突中使彼此異化。從此以後，自我消失，得一似我非我者，堅強表現為殘忍與冷酷，開始了幾個瘋子的偉大曆程。

（四十）

半輪月在空中漂浮，象沉在水盆裏的魚。常常在夢醒來的時候問自己：我是誰？

我怎麽會在這裏呢？我這是在那裏呀？

草原上的小村子在流浪的世界裏縮小為零。自己則象一粒灰塵，經常無意識地在茫茫中飛旋。

我沒有家鄉，沒有母校，沒有祖國，也沒有工作，我隻是提著裝滿了空空的記憶的打著補丁的布袋，在不屬於我的世界長街上乞討。

為什麽頻繁的時空輪轉一度在我的意識中是一片空白呢？我又仿佛一直站在一個地方，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起點。車站、碼頭、機場、隻是一枚枚郵票；寄走的，隻是我的衝動，而終留我堅強之骷髏，在北方的天地裏峭立。

靈魂如雨，從這夜裏漫開，躲在你寒冷的院牆下，如野狼長嚎，交出狼的矜持、馴服如狗——精神跳上高牆，隨風沙飛揚。夜風從墳地吹過，露出半付白骨。死亡是唯一的歸宿，足以照示你的將來。

上帝再一次顯現。故鄉在他的光裏緩緩融化。

（四十一）

這是一個無聊的年代。

這樣的生活除了能夠活下去之外，還能夠意味著什麽呢？非旦如此，曾決心埋於地下的往事又不斷被生存恐懼翻找出來，作為你苟活的壓迫，提醒你掙紮於人鬼之間的獨特身份。

現實是一片沙漠，你是其中一滴水；曆史是冰冷的鐵軌，你是路麵上一塊不規則的石頭——理性是什麽呢？一把傘，在王道主義的風雨中遮蓋一棵日漸風化和蒼老的靈魂。

絕望了的人類找到兩個辦法安慰自己：一種是講故事給自己聽（文學、宗教、藝術）；一種是自殺。前者毀滅精神，後者毀滅肉體。

世紀末來臨，講故事的開始胡說，而自殺的仍不見動手。

（四十二）

在一個苦難的時代，或幾乎在一切時代，有人這樣自我安慰：在宇宙的某個地方，心靈遲早會遇到自己的朋友，為此，心靈會心甘情願、歡歡喜喜地忍受千年的孤寂。

我懷疑，這樣的“心靈”也能叫“心靈”嗎？果真如此，千年孤寂不是心靈的節日，而是心靈的悲劇。在“一雙靴子比莎士比亞更有價值”的極端唯物主義的當代，“莎士比亞”如何有興致瞻望未來呢？

更重要的是，此岸世界的千年王國的神話應該結束了，100 多年來，關於2000年的憧憬還少嗎？當它今天降臨的時候，我們不過僅僅是會舞弄計算機的猴群——我們仍然沒有放下從地上拾起的、準備擊向鄰居的石塊。這種政治學從山頂洞持續到中南海。

多少未來的烏托邦象尿布一樣涼在曆史的陽台上，發出了醉人的味道，而我們仍是齧食同類的山頂洞人，區別僅僅是吃人在過去被解釋為饑餓，現在被解釋為是一種“食文化”。吃人是有理的。我們是真愚昧，我們是真野蠻。

線型曆史觀在我的心靈裏存在了30年。它終結於1999年。千年審判對我來說，首先是埋葬了曆史主義的幻像，我目送它象目送一隻風箏消失在無限的天宇裏，而多年來我一直以為它是一隻口含橄欖枝的飛鳥。

從這天宇中同時灑落了無數象形文字，它的名字是文學，而不再是神恩或天啟。

千年審判是唯一的未來，判決書還未寫完，故聖靈永遠臨在。

（四十三）

是啊，我必須努力，以便配得上不斷慷慨獎勵給我的苦難和屈辱。

（四十四）

我曾對一位朋友說，海德格爾的“人之被拋狀態”的說法不夠真實，其實生命經常處於“被拖狀態”：肉體拖曳著靈魂構成生命的基本狀態。靈魂企圖擺脫“被拖”宿命的掙紮，這種努力產生了文學。我的文字是被拖曳者的喊叫。在商海拒絕為商人，為此，“學人”之我與商人之我進行了10年內戰，日日與自己搏鬥，戰爭在生存恐懼中進行。夜夜與自己商量，仍沒有結果。

於是自然“夜裏總睡不著”，“人不寐”由此而出。但看來夜行者非我一人，盧躍剛先生信中感慨：“又遇到一個晚上睡不著覺的人，豈不快哉！”謝泳先生說，“人不寐是一個有深意的名字”，顯然是深有同感。

睡不著的時候“為桌子”堆積了無數象形文字，又紛紛入土；或約一兩個朋友在暗淡下來的天光裏喝酒，為這些拒絕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字一起下葬。

我已經老了。我要“向內求道”。在最後的審判上，我希望能象林彪晃動葉群的短褲一樣揮動著自己的“作品”，為一種並不純潔但企圖證明純潔的那種人性。

（四十五）

1993年喜為人父，且是好事成雙。於是不得不告別滿腔悲憤和咬牙切齒的時代，向慈眉善目和嬉皮笑臉蛻化，並日益一本正經地以曾經最反感的“毫厘主義成熟”

來麵對“激進主義的不成熟”。從此，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什麽理由值得我跟誰拚了，第一個就是我的寶貝女兒。但我仍警惕墮落到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智慧上去，故1999年開始附庸風雅，頻繁冒充青年學者混跡於大方和泰鬥之間。結果差強學意，“人不寐”漸漸以“人不行”或“人不怎麽樣”聞達於市井和殿堂。

懦夫時代的早臨，懺悔意識同時而至。懺悔在道德上是“尊命文學”（尊上帝之命），在理性上是為了實現抒情的平衡。更別有用心的目的是我希望把一切都收拾幹淨，“不給敵人留下一粒糧食”。但在遠行中女兒漸漸取代了故鄉的位置，這是一種更強烈的思念與愧疚。

我有一種折衷的企圖：將來帶孩子去看望故鄉。

然而我畢竟要回來。“回來”？我們去哪裏呢？

上帝是一雙眼睛。

上帝是故鄉。

（四十六）

“無根基性是我們時代的特點”。曾北上西伯利亞，東去美利堅，西上高原，南下大海，皆無我歇腳之地，更非我精神家園。

今夜，我來到草原。

我堅信草原曾是人類的家園，因此草原之行毋寧說是回家之旅。高原是人類的老年，它的意識是宗教。草原是人類的童年，它的意識是詩歌。

我們的童年都有屬於自己的草原，雖然麵積有大有小。那裏有夏草秋蟲，還有叫星星的鄰居的孩子，還有叫月亮的“大眾情人”，我說的“大眾”除了鄉村詩人，更多是孩子們。每個孩子都在草地上向她傾訴過童年的孤獨、憂傷和各種夢想。

我已經近十年沒有使用過“碧空如洗”、“浩月當空”這樣的詞了。來到草原我又想起了兒時作文裏常用的句子。這使我有些傷感，也有些安慰。草原上的月亮依然年輕，依然美麗，還是舊日的風情；而我們城市的月亮已經滿麵灰塵，滿臉皺紋。

我帶著近鄉情怯的心情抖落城市的灰塵。草原上每束野花是我的情人。而每一株小草，是我與野花的孩子，我與野花的女兒。我祈禱來自城裏的獵人（他們已經殺光了城市裏的蜜蜂和蝴蝶，並將僅存的幾隻鴿子關進了鐵籠，而城裏的小草正在一片一片地死亡）不要傷害他們。我記得一位偉大的女方性曾說過，每次她走在草地上都感到很抱歉，因為她能聽見小草正尖聲衝她喊叫。草原是拒絕“成熟”的。

我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從草原到城市是人類在一定時期裏應該選擇的道路。

拒絕城市化作為文學抒情我未敢後非，但它在生活中是一個謊言。我的問題是，我們所走過的通往城市的道路和即將走過的城市之路，是否是唯一的，其代價是否可以再少些，而為了這個目標，我們是否真正盡到責任了？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這個星球的沙漠正在擴展，而有可能最早從華北這個地方腐爛。稍有責任感的人日益生活在末日恐懼中。現在我們就應該反省，“否則永遠也不用再反省了。”我們即將無處遷徙。

我們把城市弄髒了。我們是做錯事的孩子。

我們能誠實地承認牆上亂七八糟的筆跡是我們自己圖抹上去的嗎？

不，我們全部精力被用來說謊。

耶路撒冷曾被毀滅過，這是最後一次毀滅嗎？

（四十七）

90年代是無人懷念的年代。

它在結束之前就結束了。

我第一次有一種蒼老之感，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和20世紀一起自殺。留在舊世紀天空的是還年輕還有熱情的靈魂，它如今已經是一隻無家可歸、傷痕累累的候鳥；“萬裏無雲，是我永恒的悲傷”（海子）。

它將尋找同行者，為這樣一個自私的目的：免除精神的孤獨和死亡的恐懼。

在20世紀喧囂而又寂寥的傍晚，它在尋找“我們”。“我們”是誰？

我們是一群候鳥。我們飛行在大地和天空之間，我們飛行在“1984”（奧威爾）和“末日審判”之間，我們飛行在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之間。

鳥是自由的。

多年前我們從鄉村起飛，又從城市起飛，來到天空。我們不想回到霍布斯和盧梭的森林裏去。我們要尋找“精神的家園”（王小波）。“回家的路”（汪丁丁）指向常識，指向個人、指向心靈，指向“水麵以下”（朱學勤），指向孩子的世界、指向人類的村莊，指向我們自身。

但候鳥是相對自由的。

別爾嘉耶夫說，自由是最沉重的事業。何況“在貧困的年代，詩人何為？”（菏爾德林）

我們至少受到兩種限製：季節限製和我們曾經飛行的曆史高度的限製。

季節的寒暑冷暖迫使我們四處遷徒。候鳥起飛不僅為了人類尋找天空，也為了躲避人世的寒冷和“來自的祖國慷慨投擲的石塊”（布羅茨基）。這是一個狩獵的季節，狩獵成為一種生存方式，力量成為唯一的價值：“一雙靴子比莎士比亞要重要得多”（肖斯塔科維奇）；這是一個因恐懼而和平的季節，恐懼攫取一切道德資源並攫取了自身。

我們試圖尋找自己的季節開花，九十年代不是這樣的季節，它是對那個季節的尋找。

在我們的曆史上，我們從我們的曆史高度上紛紛折斷，這個高度在“月球之下”（古希臘哲學），更在“燦爛的星空”（康德）以下。由於此岸世界的苦難，由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我們失去了終極關懷，斷送了對彼岸世界的追尋。

我們跌落著，帶著救世主的悲憫和唐詩宋詞的虛榮，支撐我們的失落。然而我們仍然跌落著，崇高變成了文學幻覺。揚起的象形文字組成了作家的激情與偏執，卻失卻了思想家的自由與理性；漫長的跌落累積了“來自靈魂的恐懼”（謝泳）和關於“活著”（餘華）的偽智慧，麵對“存在的勇氣”（蒂利希）而“顧左右言他”。

好在90年代，我們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是我們關於90年代最有價值的記憶。

“我們”的定義可以越來越以我們折斷的高度和投向我們身上石塊的重量來分辨。這是自由的命運，這是候鳥的命運。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昆德拉）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之間，我們選擇了生命可以承受之重，選擇了有限的“位移”和有限的“錯位”（布羅茨基）；即我們選擇了候鳥的生存方式與飛翔路徑。

我將永遠矚目黃昏天際中低回的鳥群，並以我參與進去的方式為它祝福。

（四十八）

1999年最後的一天，我帶5 歲的女兒到草坪上去玩。我們躺在草地上，目送20世紀的太陽緩緩西沉。我心中有一種感冒了似的溫柔和傷感。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情：希望盡快為這個荒誕的世紀送葬，又擔心新的一天我們仍然仰望同樣的天空，我們仍然穿著陳舊的衣裳。太多關於2000年的憧憬繁殖在過去的年月，當它如此平常而至，我們已經喪失了再憧憬未來的資格和興趣。

基督是對的，塵世的千年王國不過是一個政治謊言，曆史主義者不過是偽先知。

“爸爸，這天空好危險。”女兒望著這高而藍並望不到底的天空恐懼地說。

我驚詫孩子對宇宙的感覺。望著女兒，我又有一種強大的慚愧之心。把孩子放到一個汙染的，喪失憧憬意義的新世紀裏，我是有罪的。我們這些成年人是有罪的。

多年來，呼籲懺悔我不遺餘力，但總在大師和名流那裏得到“我們為什麽懺悔？他們才應該懺悔！“這樣的反應。自由主義的幽靈從80年前在城市廣場上遊蕩，至今我們仍然無處為其招魂，這種失敗是我們理性的失敗，也是我們道德的失敗。

我們有理性和道德的雙重理由”向自由懺悔“；反過來。也正是由於懺悔精神的貧困才導致20世紀我們交了可恥的白卷——甚至比白卷更可恥，我們向自己的靈魂潑了太多的髒水。

我不敢追隨快樂的豬群蜂擁於跨世紀的門坎，作為一個失敗者，我還沒有資格到新的世紀去。我寧願留在舊世紀的天空，向上帝懺悔，坦露我的靈魂。

（四十九）

托瑪斯- 曼說：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故鄉。

可是哪裏有自由呢，自從我們被趕出伊甸園？

我要回家。家在天外。

（五十）

那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夜晚，1998年冬天的一個夜晚，當我在小酒館裏向我的一位朋友談論“朋友們為什麽總是互相指責”這個令人煩惱的話題的時候，上帝的背影開始向我顯現。

我突然內心無限澄明，豁然開朗。

主啊，我們都是有限者，而你的存在給了我們存在的意義。

一種懺悔意識從此包圍了我，它鼓舞我為自己的靈魂和房子對麵的靈魂一起祈禱。

耶酥以愛報怨，這是以德報怨和以怨報怨的超越。

當羅馬的鐐銬踏著興奮的腳步聲慢慢逼近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到為難：過去英勇、嘲弄和投靠的表情一樣是陳舊和愚蠢的。

認識你自己，梭侖用這句話宣告了文明社會的到來。認識上帝智慧始，拿撒勒人耶穌是“羊的門”。

上帝啊，我還要等多久呢，當你轉過身來？

附錄：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2001年06月22日

我已經多年沒有回東北老家了。我對那片土地的記憶隨時間的流逝也漸漸支離破碎，就像我對自己的記憶一樣。如果一定要說些印象，也不斷變幻無常。從“北大荒”到“東北小姐”，就像從“九一八”到“雪白血紅”或“暴風驟雨”一樣，代表了這種記憶的某種變遷。不過故鄉之情永遠是一種無法用理性割斷的宗教情感，它成為思想走投無路時安頓靈魂的精神家園。又是一年的春夏之交，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我從躁動不安的廣州出發，把自己安置上火車，踏上了回鄉寂寞的旅途。

華北地區幹旱嚴重。從華北到東北，我的總體印象是：“北方很渴”。這塊土地曾誕生過漢字，但漢字已經死了，它對土地的幹渴保持沉默，甚至以導向的名義向自己的母親撒尿。去年南方一份報紙曾經發過一篇“２０００年北方大旱”的新聞稿，但就在我離開廣州的時候，她的喉嚨被割斷了——今天，誰還能為北方發出一聲歎息，難道一定要等“石人一隻眼”這樣的呐喊嗎？“總有一種聲音讓人淚流滿麵”，現在我麵對這掙紮的故土，隻剩下麵對故土的掙紮。誰扼住了我們的喉嚨並在地下堆起了幹柴？

列車過了山海關，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疲憊不堪地伸腿平躺在眼前，她的下體在流血，渾身長滿瘡疤。我確信，這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土地之一，但她也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土地之一。不過由於政府工業的衰敗，這裏的汙染尚不嚴重。望著童年的月亮依舊掛在關外的夜空中，我對這種僥幸感慨萬千。

一路春小麥和淡黃的蒲公英點燃了我關於童年的很多記憶。這種“感冒似的溫柔”在哈爾濱市嘎然中斷。為了抓緊時間趕路，在亂糟糟的長途汽車站我被“騙”上了一輛開往齊齊哈爾方向的中巴，車廂裏煙霧彌漫，腳臭衝天。之所以說“被騙”，主要不是因為發現“豪華”和“腳臭”之間的巨大落差，而在於逐漸發現實際發車的時間和公布發車的時間竟相差了近一個多小時。為了“滿載”（像豬籠一樣在車廂裏塞滿乘客），車主根本不在乎“準時開車”的承諾，更不在乎烈日下悶在車裏或已經進入“彀”中的乘客的感受。是的，這種情況我見多了，不過每次我都感慨，連這樣的普通人都如此平常地無視規範並漠視人的尊嚴，那中國的自由真正的根基在哪裏呢？“人民群眾”和獨裁者之間的區別僅僅是誰坐那把舊椅子的區別罷了。是的，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沒有來自耶路撒冷的鍾聲，這地永遠是貧瘠的。

“為什麽還不開車呢？”我忍無可忍問道。

“我們正在辦手續”，車主一邊用手和嗓子拉客人一邊補充道：“真的，不騙你，——我騙你幹啥呀？！”他臉上還帶著某種得意的微笑。

理直氣壯、若無其事甚至還沾沾自喜地說謊，絲毫也不覺得臉紅，這幾乎是一種民族性格了。與謊言平常心相聯係的是對暴力的平常心。一路上，看到多起因些須小事發生的毆鬥，而司機則用一路髒話陪同我們——您得相信，他除了罵人就不會說話了。

東北人是一族特殊的災民，長期爭搶有限生存資源培養了原始的敵人意識和以狡猾為智慧的民俗。人們常常說東北人豪爽、大氣。這就像說“中華民族地大物博善良勇敢”一樣是一個流行的謊言。如果說豪爽就是指對拳頭的興趣高於對講道理的興趣，那麽，非洲的土狼要比東北人“豪爽”多了。事實上，東北人是典型的災民，自私、貪婪、猥瑣，富有暴力傾向，有時又膽小如鼠。根據我在《災變論》一書中的理論，我認為這種性格和災害、戰亂以及曆代饑民流遷這種曆史境遇有高度的相關性。災民性格是中國的民族性格，但在東北，移民之間的陌生感無意間增加了一些不安全感和敵對情緒，近代以來長期的軍事動員和戰亂則滋生了深刻的恐懼感和暴力精神。當代中國文化生態有兩個精神家園，黃土地和黑土地，在軍事革命和文化革命期間，兩者同時承擔了“老區”和“廣闊天地”這種政治保姆的角色；如果用梅尼日科夫的尺子量一下這種政治文化的文明高度，得出悲觀的結論又有什麽奇怪的呢？不僅如此，對於“戰鬥者團體”而言，無論在部落戰爭、明清戰爭、清俄戰爭、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國共戰爭、朝鮮戰爭、中蘇戰爭等等軍事事件中，還是在屯兵戍邊、土地革命、工業化改造、重構二元社會結構、梯級經濟開放等經濟事件中，東北地區這塊黑土地都成為資源單向輸出的火藥庫和生產基地。這就是東北地區發生“富饒的貧困”這種經濟困境的曆史真相。

是的，“北大荒”的確被征服了，但貧窮並沒有被征服。——當我返回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時，這種問題意識就更加強烈了：幾十年來，這裏惟一可以稱得上繁榮的就是人口，此外一切都沉睡在前清軍隊的馬蹄之下。

我的祖輩來到這個小村子安家落戶時村裏隻有三戶人家。六、七十年的“曆史進步”在這裏體現為三戶人家發展為二百多戶人家。不過這次回來一個特別的印象是，全村像墳墓一樣安靜，街上幾乎空無一人。原來青壯年勞動力都到城裏、南方或什麽工地去打工去了，其中大部分人寧可在城市的水泥管子裏過春節，也不願花錢返回來，因此這幾年春節也冷冷清清。有人被當作盲流“收容遣送”回來，但他們很快又重新踏上征途。

現在村裏隻剩下老人、婦女和孩子了。我在一家屋簷下看見一些老人蹲坐在那裏聊天、吸煙，有的在忙自己手裏的活計。他們輕鬆又無奈地和我談論起這些年村裏的新聞和變故。遠處一些髒兮兮的豬、鴨在我童年“遊泳”的泥坑裏悠閑地尋食——不過那個“大坑”如今已經被歲月的風沙填平，長滿了斑駁的青草。

最令我吃驚的“新聞”是：這十來年，全村有６０多位我熟悉的父輩人已經不在了，他們大多死於貧困、勞累和疾病。而全村隻有３６０多口人，他們過世時的年齡基本上都在五、六十歲。在這些早逝的鄉親中，還有我兩位小學的同學，他們剛剛過三十歲。死因很簡單，生病卻無錢可醫。

這種悲慘的遭遇目前正折磨著我的一位堂哥。這是一個五口之家，伯父摔傷了腿，伯母患了風濕，堂哥和侄兒得了肝炎，而大嫂則剛剛做過癌症手術。對於一個農民家庭來說，這幾乎是滅頂之災。這種境遇離新聞聯播有多遠呢？談到這一家人的情況時，我看見堂哥正從自己家裏走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看上去仿佛已經風燭殘年……誰來幫他們一下呢？我透過農房的屋頂凝視著瓦藍瓦藍的天空，白雲朵朵在那裏舒卷自如。這世界的苦難和它有什麽關係呢！我也想起詩人海子的詩句：萬裏無雲，是我永恒的悲傷……我內心低呼天父，隻有他為這苦難死在我們的前麵了。

他們不勤勞嗎？不，他們幾乎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人了，但最勤勞的人最貧困，這就是這地上苦難的核心問題。不僅如此，這種貧困還滋生著自己的“意識形態”，最突出的就是對巫術的迷信和對偶象的崇拜（如對毛澤東時代的懷戀）。所謂巫術迷信在農村已經流行了幾百年，民間叫“跳大神”。我懷疑從東北地區發端的“鍅耣功”與這種生存背景也密切相關。不過我想，“跳大神”這種“邪教”不僅僅源於無知，更可能是源於貧困——無錢治病的人顯然更樂於接受巫醫神漢的廉價處方。人們曾告訴我這樣一件事，一個小女孩患了心肌炎，家人認為這是“鬼上身”了，就用各種巫醫的法子治療。孩子受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後還是我母親堅持把孩子送到了醫院，否則結果真不堪設想。我從小生長在這裏，實際上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村外野地裏有一些小墳就是這樣建造起來的。至今風從野地裏吹來，仿佛是孩子的哭聲……

談到時下無以複加的腐敗，從村級政權到縣級政權，老人們幾乎爭先恐後了。他們的結論是，還是毛主席那時候好啊。事實上我在城市裏也經常聽見類似的牢騷。但我能說些什麽呢？我隻有更深切的無奈和憂慮。為了證明他們的觀點，老人們紛紛向我“朗誦”著當地廣為傳誦的一些民謠……農民有自己的幽默，他們說，千萬不要再給村裏換新領導來——為什麽呢？舊的已經吃飽了，新的豈不更難填？！當我問到村選舉時，他們則哄堂大笑了，我便覺得臉上發燒，就好像鄉村選舉是我的主意似的。

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確感到中國已經進入了“笑話時代”或“民謠時代”，政治笑話和黃色笑話幾乎成了第二漢語或一種真正的公共話語。我沒有做過統計學上的分析，但基本上可以這樣認為，民謠取代意識形態、所有的人都成為“夜間人”，肯定昭示著一種社會危機，或者說，這個社會係統自我矯正機製嚴重失靈了。孟德斯鳩說：“專製是人反諷”，“路人以目”的狀態憋久了，互相演戲演累了，會突然有一天人們笑得前仰後合。太陽偏西的時候，我向村頭走去。幾個滿臉汗水的孩子正從田地裏回來，她們手臂裏挎著和她們的年齡不相稱的柳條筐，筐裏盛滿了在當地叫“芩麻菜”的野菜。這種有苦味的野菜是這裏的農民春天裏主要的菜肴。十多年了，或者幾十年了，這裏的孩子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春天裏挖野菜，夏天割豬草，秋天起土豆，冬天打柴禾，拉著耙犁一大清早去撿糞……現代國家權力已經成功地延伸到每一個偏遠的村落，但是，“現代文明”離這裏仍然非常遙遠。從孩子的穿戴上我就知道，她們今天的生活並不比我的童年好多少。我的童年有多苦呢？我講一個例子罷。

在我上鎮裏讀初一的時候，我過生日媽媽給了我兩毛錢。我約好和我同齡並同學的堂哥一起到飯館去買了兩個白麵饅頭（那時候隻有到過年才有細糧吃），花了一角錢。我們選了一張桌子坐下便狼吞虎咽地吃起來。也許吃得太急了吧，一位女服務員一定看見我們被噎著了，就從廚房裏端出兩碗有幾塊肥肉的熱湯。我們很害怕，因為我們擔心她要我們為這湯付錢。也許這位好心的阿姨以為我們不好意思吃呢，就轉過了身去，這時我們急忙喝了一口湯，然後把半個饅頭塞在懷裏“機智”地跑了出去，甚至跑了很遠還回頭看是否有人追上來了！

我至今還記得那位好心的阿姨，就像我至今還記得喝那口湯時嘴裏被灼燙的痛楚，以及那肉湯的香味。即使到了高中，我仍然很饞，我常在食堂裏看著有的同學挑到桌上的白肉，——我多想撿起來放到自己的碗裏啊……

這就是我的童年。我想，對一個一個擁有這樣的童年的孩子們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們要幫助天下受苦的人民，這種宣傳的效果的確是很有限的。遺憾的是，我的童年接受的正是這種教育。今天呢？當老師對那個挎著野菜的孩子講述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時，她會怎麽想呢？

我當天趁著夜色驅車返回了縣城。我自己的一家人已經離開了農村，而我出生的那間老屋也以６００元的價格賣給了鄰居，並且已經裝修得幾乎認不出來了。“我在自己的家鄉孤獨一人”，“我已無家可歸”，一路上，這種傷感再一次襲擊了我。我又強烈地思念起遠在海外的女兒，現在我連探望她們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不知不覺間我已經淚流滿麵。我也想起魯迅的《故鄉》來，我突然感到他寫得並不真實，我甚至懷疑他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毒害”了，以致真以為自己離開了故鄉，並以為真有一個英俊的少年閏土呢。

在縣裏聽到的信息同樣是灰暗的。

下崗折磨著很多家庭。縣政府大院裏有兩位天天主動為政府擦洗房屋玻璃的下崗女工，她們的要求是擦洗一遍所有現政府辦公樓房的玻璃要５０元錢。據說目前政府已經答應接受她們，據說這種工作讓更多的下崗工人羨慕不已。一位離了婚的女工更悲慘，她一個人帶著年幼的孩子，全部積蓄是“下崗”時單位一次“贖買”全部工齡發放的５００元錢，此後她和單位再無任何關係，她必須自謀出路。什麽出路呢？她四十多了，沒有文化，當鞋匠競爭太激烈，買三輪出租車又不會開，開飯店嘛，幾乎整個縣城的街道都是飯店，每家都慘淡地經營著……很多年輕一點的下崗女工選擇了南下當“小姐”這條出路，於是東北小姐幾乎成了全國“掃黃”的主要工作對象——但那些道貌岸然者在盤剝和侮辱這些女孩的的時候，多少想過她們背後的辛酸嗎？想過她們是從工業基礎最發達並為“祖國”做出過貢獻的地方來的嗎？想過她們如何瞞著自己的發不出工資父母在等著她們往家裏寄生活費和買藥的錢嗎？不，他們不記得，盡管他們本身很多就是嫖客，盡管他們比誰都無恥，盡管他們也有年邁的父母和下崗的姐妹，但他們仍然打算嚇唬這些女孩子，甚至把“東北小姐”看作是一個特殊的“經濟項目”……

縣裏這些年的治安情況也不斷惡化，搶劫和殺人等惡性案件不斷發生，有些案件多年沒有偵破。政府部門也很不容易，治安經費的短缺也許也是製約破案積極性的原因之一。親戚告訴我走在街上腳步要快，並捂住自己的錢包。事實上夜裏的街道上冷冷清清，一些無家可歸的人躺在路邊，而月亮則板著千古不變的麵孔，高高地掛在樹梢的後麵。

現代化有很多精彩的理論，這些理論的核心思想實際上是“代價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做這樣的選擇：讓社會的某些部門為此付出代價。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社會的弱勢群體永遠是代價的承擔者。我的故鄉就“淪陷”在這些理論中最極端的一種理論的實踐之中。大約４００多年前，英國的農民為蒸氣工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過客觀地說，那場工業革命並不是一場騙局，曼徹斯特以極不人道的方式吸收了部分流離失所的農民就業，並為歐洲帶來了“雙元革命”的黎明。我祈禱市場化在中國不要再像工業化一樣僅僅是一個政治神話，中國的農民實在是太苦了。１００多年前，中國的農民持續幾十年以古典革命的方式表達過他們對民國偽現代化的絕望，擁有故鄉的人們應該長點記性。

我即將告別故鄉了。漫天柳絮楊花下起了“六月雪”。我和一大批民工擠上火車，在咒罵和毆打中我在想：也許，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理論還從未誕生過，因為那些學者們從來沒有在這裏擁擠過。“暴風驟雨”已經煙消雲散，“小崗村”的血手印也已經被漂白。黑土地被革命和改革兩次“內卷”耙梳，然而仍然套著種性製的政治籠頭和井田製的曆史鎖鏈。

自從去年妻子和孩子移民海外以後，我一直麵對這樣的問候而不知所措：任不寐先生，您是哪裏人啊？是啊，我是哪裏人呢？我想現在我有答案了，我是一個東北人。這種回答和一位政治家說“我是一名柏林人”所持的理由應該是相似的。

再見了，故鄉！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當我起飛的刹那，這首歌在萬裏雲空轟然響起……

2001年0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