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選讀：災變論、新語文及大學精神檔案等

尹振球：我所認識的任不寐

認識任不寐，是從閱讀他的《商人流亡者日記》開始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早就聽朋友們說起的他，兩人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臨別的時候，他把一疊打印的文稿遞到我手上。在回程的火車上，我把它摸了出來，最上麵的一頁有一行黑黑的大字——“商人流亡者日記”。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體驗到這種閱讀震撼了。正是從這裏，我才知道他是屬於那一代人，我才開始了解他那一段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曆。關於那一代人，我相信，凡是經曆過那段歲月的人們在內心深處都會為他們保留著一個特殊的位置。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記憶。也許人們小心翼翼的不去談論，但是很多人會在內心默默的惦記，默默的祝福。十幾年了，他們是怎麽過來的？他們都還好嗎？毫無疑問，麵前的文字是一份珍貴的紀錄。

“天使”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從高堂學府被驅逐出來。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回避著他們。幾乎所有的社會主流領域也向他們的未來關上了大門，他們將注定與“人民公仆”

無緣，與高堂學府中的學者教授無緣，與各種機構中的科學家工程師無緣——而這恰恰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小的理想和本來的歸宿。一場噩夢改變了這一切。可是，“魔鬼”也得活著啊，於是一夜之間許多“魔鬼”都成了打工仔，成了商人。帶著累累傷痕在泥濘中掙紮，有的慢慢蓋住心頭的火焰，隻有不滅的火種在那裏時而讓他隱隱作痛；有的卻一直被心頭的聖火燒烤煎熬著。而“人不寐”就是在這樣的“煉獄”中誕生了：

我的文字是被拖曳者的喊叫。在商海拒絕為商人，為此，“學人”之我與商人之我進行了10年內戰，日日與自己搏鬥，戰爭在生存恐懼中進行。夜夜與自己商量，仍沒有結果。於是自然“夜裏總睡不著”，“人不寐”由此而出。但看來夜行者非我一人，盧躍剛先生信中感慨：“又遇到一個晚上睡不著覺的人，豈不快哉！”謝泳先生說，“人不寐是一個有深意的名字”，顯然是深有同感。

這是一段怎樣的心路曆程啊！我甚至都覺得這些文字將會為我們見證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麵。後來我忍不住把《商人流亡者日記》一個一個的介紹給我的朋友們，大家都把它當成一份難得的精神財富。

在任不寐這十年的“搏鬥”過程中，還有一個“副產品”，那就是《災變論》。當我讀到他用十年的時間寫成的這部學術著作時，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他為什麽要寫《災變論》。如果說《商人流亡者日記》是一部痛苦的心靈史，《災變論》則是一部嘔心瀝血、學養深厚的民族文明曆史畫卷，這不是僅有思想與才華就能一蹴而就的。不能跨進學府高堂裏那一座座巍峨的專業圖書館，更沒有專家學者們的書房裏那悠閑的時光；是一種什麽樣的力量指使他用自己的“商業利潤”從書店裏背回一個幾萬冊的私人圖書館？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支撐著這個被清理出高等學府的“高中畢業生”在一個個“不寐之夜”去追問去運思去創作呢？他為什麽有如此強烈的衝動要去追問中國文明形態與中國文化精神的成因？他為什麽要為中國文化建立一個如此獨特的分析框架？他為什麽要去寫作這樣一部既不能評職稱又不能掙稿費甚至在目前根本沒有出版希望的學術著作呢？我不敢把這些問題提到他的麵前，不是因為它們太幼稚，而是因為作為一名高等學府裏擁有圖書館和書房卻隻為職稱、稿費和“學術規範”而寫作的我，實在感到羞愧。於是我隻能到他的文章和生活中去尋找答案。

就在我讀《災變論》的時候，在國內許多學術網站上，他的許多文章好像是突然一下子冒出來的，真讓人喘不過氣來。其中最讓人難忘的首推《孩子之死》。讀《孩子之死》的時候，我終於發現任不寐的寫作與專家學者們的寫作之間一個最大的不同，他是回到常識寫問題，他們則是離開常識寫學問。不能因為是父母，就可以把“不聽話”的孩子打得遍體鱗傷；不能因為是老師，就可以讓“搗亂”的學生吃大糞;不能因為自己掙錢少生活困難，不能因為孩子是“私生子”不能因為孩子是殘疾，就可以把孩子拋棄——這些都是常識。不能因為是“國家財產”，就可以把撲打山火而“犧牲”的兒童樹為榜樣，並讓其他的孩子去學習、去模仿、去繼續“犧牲”；不能因為是“偉大的新時代”，童工、雛妓、拐賣兒童以及種種虐待兒童現象的存在，都是微不足道的“負麵現象”，可以忽略不計；不能因為是“革命前輩”，就有理由剝奪年輕一代獨立的人生意義，非要他們做自己的“接班人”——這些還是常識。一個社會出了毛病，恰恰就是常識出了毛病。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閱讀這些言說常識的文字，卻感到其中有一種驚心動魄的力量。

就是在以《孩子之死》為代表的係列文章中，身兼學人與商人的雙重身份，他常常感到一種被撕裂的痛苦，然而對於他所追求的事業來說未必不是幸事。

1997年，由《北京文學》打頭，教育界和知識界發起了一場忍無可忍的對中學語文教育現狀的大討論。1999年《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的出版，將這場討論推向頂峰。與此同時，一些進行“審視”的人文學者深深意識到：“批判本身並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設。”（見《〈新語文〉問世記》，《中國青年報》

2001年9月5日）有人開始為“建設”做準備。恰在此時，任不寐提出“新語文”的概念，並促成一家出版公司進行投資，最後成功地請出在大討論中最有影響、同時躍躍欲試正在著手“建設”的一位學者主持這項工程。曆經千辛萬苦，2000年《新語文讀本·中學卷》（12冊）問世；緊接著，2001年《新語文讀本·小學卷》（12冊）也誕生了。作為策劃人和編委，任不寐的名字不僅寫在了這兩套書的扉頁上，也寫進了中國語文教育改革的曆史中。目前，據我所知，他所策劃的另一套大學語文讀本正在編寫中，不久即將麵世（編者注：因錢理群等人反對，後更名為《大學精神檔案》）。

當然，2001年在知識界思想界任不寐更大的貢獻是“不寐之夜”思想學術網站的問世。這個網站是2002年3月初創辦的，其間經曆了開開關關多次風波。目前以達到數千人次的日訪問量，其文化上的影響和意義是不可低估的。任不寐曾說自己對網絡很有感情，這可能是因為那裏是唯一能聽見他聲音的地方。這或許對這個時代是一種諷刺，但對於他來說，也算是一種幸運。據我所知，很多學界的朋友因此也成了不寐人，成了這塊虛擬的“洛可克咖啡屋”的常客。當然，沒有人知道辦這樣一個網站背後可能遭受的難以想象的傷害和艱辛。

早在《災變論》追問中國文化的流變、追問中國作為“災民社會”的出路的時候，他就把自由之路的起點設定在信仰之維上。在網絡論壇中，他關於“神學自由主義”的言論以及關於信仰問題的對話受到廣泛關注，當然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我們有理由期待他的思想和學術在這裏獲得更有意義的生長。

對於任不寐來說，《商人流亡者日記》所呈現的生命狀態至今還是他生活的底色。作為流亡者的漂泊與孤寂，作為邊緣人的憂憤與無奈，學人與商人的雙重身份所引起的內心矛盾與生活衝突，今天仍然糾纏著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軟弱”的人。因為不能去探望已經移民他國的雙胞胎女兒，我多次看到他潸然淚下。多麽盼望他的生活中出現更多的亮色啊！在《災變論》一書的自序中，他說：“我是災民！”這讓我想起魯迅先生對自己的解剖。先生說行走在暗夜裏，自己的內心未免也會有夜的影子，有寒氣，甚至有鬼氣，所以我們仍然是這夜的一部分。如何能走到光和愛裏去呢？我所認識的任不寐呀，你能告訴我們嗎？

 

嚴行：《災變論》與民族精神解析

《災變論》是一部研究探討中國文化的專著，但這個書名首先就是“反中國文化”的。中國文化講的是趨吉避凶，追求福氣，受人歡迎的成語是“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吉星高照”、“財源廣進”，“紫氣東來”、“萬事如意”，“步步登高”，“歲歲平安”，肯定不喜歡“災”；中國文化又是安土重遷，求穩求靜的，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以不變應萬變”，“天行有常”，“穩定壓倒一切”，“維持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所以更不喜歡“變”。“災變”是晦氣的詞，很不討人喜歡。當今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作者及出版者為謀取利潤往往要投讀者所好，動之以情，誘之以利，蠱惑人心，吸引眼球……對“災”“變”這樣的字眼更應避諱。因此，以“災變”為書名更是不合時宜。

然而，這個不合時宜的書名，恰恰又是最切合時情的：近年中國大地震、雪災、泥石流、大旱、洪澇、礦難，以及近日的上海火災，就是又“災”又“變”的鐵證。中國人無論怎樣懼怕災變，渴望逃避災變，災變都“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地一次次向人撲來，而且愈來愈殘酷無情、變本加厲。這一係列的末世景象，似乎都在為剛剛出版的《災變論》作注釋，既證明這此書的觀點及論證準確可信，也向人們提示這部書的現實意義。在接近2012年的時候，《災變論》與多災多變的現狀同時推出，互為見證，令人心驚，促人反省。

《災變論》的副題是對這部書主旨的一個簡要說明——“中國人的流離飄蕩與救贖”。作者試圖解釋中國文化的成因、演進以及其特性，進而尋求轉型及出路。“流離飄蕩”一詞表現的是對過去的“災變”之描述，是對中國文化基本形態的概括；“救贖”是對未來有確據的盼望，是對這一文化轉軌方向的認定。

一百多年來，研究探討中國文化的書已經很多了，如何在世界視域中發現並認識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眾多中外學者作出了不同的努力與嚐試。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從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到中國人注重“麵子”、“缺乏同情心”、“不誠信”等26個特性；魯迅從批判中國國民性出發，揭示出中國人“無特操”、“做戲”、“精神勝利法”等特點，並以“無物之陣”隱喻中國文化所構成的氛圍；費孝通從社會學角度提出“鄉土中國”一說，力圖解釋中國文化的農業性和原始性；近年來，又有青年學者吳思的“潛規則”和餘世存的“類人孩”等說法，尋求從社會與族性的角度解析中國文化。這些觀點都從不同的方麵注意到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其見解誠然具有發現性價值。但是，這些論述基本上是在同一個層麵不同範圍和角度的分析與認識，它們或為一些孤立現象的描述，或為某一類問題的綜合，這些思考無論怎樣層層遞進、不斷深入，終究都是平麵化的，難有質的突破。真正能夠全方位地、透辟地、係統性解讀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發現其根本缺失，首推今年由香港國際證主出版的任不寐的《災變論》。

《災變論》改變了過往的認知模式，將這樣一種“以人為本”的反思方向翻轉過來，置換為“以神為本”的認識過程。因此，《災變論》提供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認識模式，是認識論、方法論上的變革。立場、觀點、方法變了，則結論一定會變，因此，《災變論》從族群問題出發，最後卻終結於基督信仰下的個人得救；從中國曆史文化的經驗反省開始，最後歸信在上帝聖言的超驗真理之下。這樣，《災變論》以十字架神學的透視角度，全麵重審、解析中國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為中國文化研究開辟了全新的路徑。

一．重新認識中國社會曆史（下略）

二．重新認識中國精神文化（下略）

三．在基督信仰中尋求拯救

《災變論》對中國社會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犀利解剖是空前殘酷的——雖然它的論據是充分可靠，無可置疑的，它的結論是誠實確切，難以辯駁的。作者任不寐明明白白地讓人看到中國災變及其深刻影響，看到災民真實的失喪狀況，以及四麵懸崖無路可走之絕境，為的就是打破一切自我救贖的可能，從而讓人在走投無路之地，回轉過來，傾聽上帝的呼喚，因信而得蒙上帝的拯救。

與全書其他部分相比，最後這一部分內容神學成份較重。

《災變論》一反華人千年以來所持的“天朝大國”、“中國中心”觀念，代之以約但河為中心的聖經史觀。書中以兩希文明為不同地區的文化比較，以兩約文明為不同曆史的文化比較，並最終以十字架真理為絕對參照，把中國災變文化的根本缺失以及所帶來的問題給予了神學的穿透。在這些比較中，可以清楚看到有上帝的同在和對上帝的信仰如何推動人類文化的進步。在“兩約文化與科學”的比較中，任不寐說明了信仰如何直接構成科學精神產生的前提，並因此導出“東方的文化土壤不支持科學精神”的結論。在“兩約文化與商業文明”的比較中，任不寐引用馬克思•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與新教倫理相關性的經典論述加以說明，又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給予批評，指出“如果沒有信仰，‘看不見的手是不存在的’”。在“兩約文化與政治文明中”，任不寐直接指出：“人類政治文明史所確立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憲政等等核心價值觀念，無一不來自於聖經。”這一係列比較，凸顯出無信仰的災變中國，與上帝通過兩約所賜下的這些祝福是多麽隔絕。

這種隔絕，除了中國災變文化與聖言之間缺乏對接資源外，主要地也與不信上帝的災民內心剛硬有關。中國文化以“肉身成道”為出路，與“道成肉身”的基督教精神完全相悖。所謂“行為稱義”、“偉光正”所表現的不僅是一種自義與狂妄，更是一種以自己為上帝的偶像崇拜。災民知識分子渴望成為聖人，與基督的門徒隻將自己看作真理的仆人，恰成對比。

不能認為中國災變文化是上帝將中國拋在遠東造成的。《災變論》以大量事實說明近代以來災民社會是怎樣合力抵禦基督教傳播的。無論是引進西方文化過程中摒除基督教的內容，還是學者名流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還是一次又一次各路精英聯合的“非基”運動……無一不清晰昭示一個抗拒上帝的民族，如何以基督為敵。至於災民暴力殺戮傳教士更是駭人聽聞，在中國殉難的傳教士是傳教史上的“世界之最”，甚至高於有史以來在非洲殉難傳教士人數的總合。拒絕上帝才是中國長期陷於災變深淵不可推卸的原因。

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模式、經濟結構和文化品質呈超穩定狀態，改變它的力量不可能從災變社會內部產生，隻能依靠屬天的拯救。基於末世論認識，《災變論》不支持國族得救觀，而是把拯救放在個人歸信之中。不是平息災變而得救，而是在災變中被救。即使在擁有強有力高科技手段的後現代社會，中國災變史也不可能完結；而且隨著末世日近，災變隻能越來越多，越來越強。人們不可能免於災變的威脅，但卻可以靠上帝的恩典勝過災變環境和災民憂鬱的自我，在本質上進入上帝所應許的平安喜樂之中，在耶穌基督裏得蒙救贖，獲得重生，“脫去舊人，換上新人”，讓生命根本改觀，最終走出災變，不再做災民，不再是奴隸，而是上帝的兒女了。因為聖經告訴我們：“因真理，得自由”。

這是災民唯一的希望之光。

2010年11月18日

 

老田：任不寐三部作品的災變命運

曾看到這樣一句評論：“繼往開來災變論，感天動地新語文”，這是對旅加華人學者任不寐先生思想成果的一種總結。當然，這句總結不能涵蓋任不寐在基督教裏的貢獻。值此《災變論》出版之際，某不憚疏淺，想說一說任不寐２０餘年來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和他的作品鮮為人知的“災變”曆程。除了政論專著和政論文集以外，也除了２００４年以來所有的教會作品，任不寐在文化上的主要創著和編著是《災變論》、《新語文讀本》和《大學精神檔案》。我今天要簡要介紹的，是這三套書所經曆的故事。這些事實反應了人性令人絕望的黑暗，偽善和冷酷，也反應了在中國作為一個真正的思想者所經曆的孤獨和難以置信的傷痛。

《災變論》的創造前後曆經２０年，考慮作者顛沛流離的生活，可想而知撰寫這部巨著的艱辛。同樣艱難困苦的是出版過程，首先在國內四處碰壁。出版社和民間出版商拒絕此書的理由“眾所周知”。後來到了２００２年在美國出版，但由於出版者專業和營銷方麵的能力的限製，使這本書並沒有為更多讀者所知。人們了解這本書最早還是通過“思想的境界”這個文化網站。然後好像又轉到了台北和香港的一些出版機構，期間風雨飄搖，反反複複。一直到２０１０年，才在香港證主協會出版。這應該感謝香港證主協會的一位老先生，和多倫多證主協會一位編輯，才使得《災變論》終於“正式出版”。但是，出版之後發生了很多怪異的事。一方麵，在香港根本買不到這本書，另一方麵，國內讀者根本收不到從蒙特利爾寄來的《災變論》。這部主要為中國讀者創造的思想巨著，離中國仍然很遠。

關於《災變論》的故事很多讀者多少都有耳聞。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任不寐發起、命名、組織和參與編輯的《新語文讀本》係列叢書背後驚天的秘密。這套叢書在中國大陸已經銷售上億套了，但是，沒有人知道，這１９４９年以來中國第一套民間語文教材的創始人，被出版商、出版社和編委會邊緣化，以至於最後完全將任不寐與《新語文》徹底分割。最早借著《中國青年報》宣傳的時候，這三部分人借口政治敏感掩蓋了《新語文》的來龍去脈；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一個“出境”的人，都把《新語文》描述成“自己的事業”以及“我這些微不足道的貢獻”。後來，整個《新語文》的研討和修訂完全將任不寐置身事外，甚至剝奪了任不寐在《新語文讀本》應該享有的署名權、應得的稿費和股權。這是文人、商人借口“WW”或“任不寐是敏感人物”肆意侵害著作權極為卑劣的惡案。長期以來，任不寐為顧全大局從未為自己權益聲辯，但今天，到了向讀者說明事實真相的時候了。這場醜劇的主要涉案人員是“德高望重”的北大中文係教授、《新語文讀者》主編錢理群；廣東認真企業總經理、《瘋狂英語》盜版商鄧良平，廣西教育出版社前主編李平凡。前些日子得見錢理群等人，我不想在身後審判人，因此，在錢先生尚在人間的時候，將這些事實說出來；也可以給錢等人一個反駁澄清的機會。

第三套書《大學精神檔案》如今已經完全不能在圖書市場上找到了。禍起２０１０年春，……莫名其妙地聯合封殺了這本已經在市場上發行了五、六年的叢書。這套書按任不寐原來的計劃，應該叫《新語文大學讀本》，但在錢理群和新語文讀者另外一位主編的幹擾下（他們竟然不允許任不寐這個新語文的“發明者”使用“新語文”這個名稱），最後定名為《大學精神檔案》。在這套叢書的編輯出版過程中，錢理群多次打電話給這套叢書的一些編委，要求他們退出編委會。但是《大學精神檔案》最後還是正式出版了，出版社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但在出版的時候，主編署名何光滬、秦暉、袁偉時、任不寐。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任不寐這位實際上的主編或第一主編，不能排名在第一的位置上；而相關的報道同樣將任不寐這位實際上的發起人故意隱去了。

上個世紀最後十年，這個世紀開端十年，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貢獻真的乏善可陳。而《災變論》、《新語文讀本》、《大學精神檔案》在任何意義上都是這２０年少有的原創性的文化巨著。離開任不寐，這二十年中國的思想文化運動是殘缺的，不真的。但是，這場“新語文運動”的發起人，卻遭遇著鮮為人知的命運。這是一場聯合的謀殺。首先是無行的中國文人和商人的苟合，然後是這兩種人和……的苟合，最後是這三種勢力和烏合之眾的苟合。這些勢力恰恰就是多年來妖魔化任不寐的始作俑者和推波者。很多人希望任不寐徹底消失。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地自動消失，就用國家機器和市井流言逼迫他消失。但是，誰能清除已經存在的事實呢？

 

胡平：評任不寐的《災變論》

任不寐先生的《災變論》終於在海外出版，這是作者曆時十年嘔心瀝血之作。在文字垃圾泛濫，一次性讀物充斥的當今書市，《災變論》這本三十多萬字厚的書格外顯得珍貴。

不久前網上出現了一位署名劉磊寫的文章"點評中文互聯網絡五君子"，其評價標準有三個：第一是為網絡自由作過貢獻的；第二是網上的文章有水準，並且有廣泛影響的；第三是網絡語言很君子的。作者把任不寐先生放在首位，我以為名副其實。

《災變論》是一部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專著。在這本書裏，作者通過統計學上的資料分析，認為中國的自然災禍遠遠比西歐來得平凡。作者並不認為西歐那裏是絕對沒有災民的。作者強調的是為什麽中國是相對災民的。正是這種連連不斷的自然災害，包括草原遊牧人民的反複入侵，造成了被作者稱為"災民文化"或者"災民理性"的中國文化，影響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

所謂"災民文化"或者說"災民理性"，其核心內容是生存恐懼。而中國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就是災民理性對中國社會的絕對統治。最後作者提出中國的解救在於發現責任。而責任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因而作者把災民社會的自由之路重新設定在信仰上麵。

《災變論》的副標題是"關於中國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發現"。也許有人會批評《災變論》是地理絕定論。不過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要對一種文化追根溯源，探求那些最初影響其性格形成因素時，免不了是要找到地理環境的。否則我們還能找誰呢？另一條可能的思路是研究不同民族遺傳密碼，隻是到目前為止這後一條思路還缺乏自然科學的支持。

任不寐試圖引進信仰解救中國，這種觀點或許會引起一些爭議。我注意到在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持異議的知識分子的中間，歸依宗教者不在少數。在社會其它階層中，各種宗教信仰也以少見的規模和速度勃然而興。在當今中國，信仰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精神現象。這本身就值得研究。

在《災變論》這本書中，一方麵作者力圖使書中的各部分都服務於作者的基本觀點，使全書成為一個整體；另一方麵，許多部分又都可以拆卸下來獨立成篇，有獨立的價值，即便你對作者的理論體係有保留或者有疑議。

《災變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相當尖銳。其中談到中國災民文化的暴力性。作者寫道：不準殺人是絕對命令，然而應該殺人確是中國政治的本質。讀者不防想想毛澤東的話"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想想張春橋的話，"怎樣鞏固政權？---殺人。"再想想"六四"，所謂"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的穩定"的這種話，直到"六四"過後的十四年仍然有不少人反對為"六四"平反。因為他們認為一旦沒有了殺人的威懾效應，中國就會大亂。這就是說他們認為要維持中國的穩定就是必須要殺人。這就是說應該殺人是中國政治的本質。作者指出，災民英雄普遍是殺人高手，而無一道德英雄。像基督這種通過道德力量獲得敬仰的文化英雄在中國是陌生的。

《災變論》不僅僅是對中國文化進行散落的批評，還試圖對中國文化提出一套整體的解釋。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學術野心。如果你願意對中國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我相信你一定會從《災變論》這本書獲得很多刺激和啟示。

 

何清漣：讀任不寐的《災變論》

任不寐的《災變論》一書，輾轉多年後還是隻能在國外出版，隻能說是泱泱大國那種根深蒂固的”災民理性”所產生的邏輯結果–因為缺乏自信而害怕任何批評；因為現實太醜惡因此隻願意粉飾太平，而不想麵對慘酷的現實。前幾天我在網上讀過一篇文章，作者薛先生言之鑿鑿地告訴讀者：”自由派”在中國之所會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厭棄，是因為”自由派”總是要不厭其煩地告訴世人：沒有民主製度保障，你們的好日子不會長久。由是觀之，任不寐這本詳細描述我們中國人”在曆史上的苦難和所犯下的罪惡”的書，在中國注定要遭受到批評和誤解，而且這種批評聲音主要來自於用”愛國主義精神”武裝起來的”民族主義者”。

在學術史上，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神的關係，從來就是見仁見智的。即使是富有天才的馬克思對這兩組關係的論證，也同樣受到各種各樣毫不客氣的質疑。任不寐論證這兩組關係，注定還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質疑，但作為一種思想探討，毫無疑問應該受到尊重。

作為讀者，我認為《災變論》一書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亦可說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稱得上鞭辟入裏。任不寐將”災民理性”概括為幾點：權力恐懼，敵人意識，力量崇拜與狡猾崇拜。具有這些精神特質的國民，正好構成了專製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貴之處更在於，他將中國國民性與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聯係起來–談到這一點，筆者認為，作者比大多數學者更具有學術真誠，因為這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責，我自己就一直認為國民性與生存環境有關，隻在一些文章中點到為止，遠遠不如任不寐那樣痛心疾首，就被認為是”人口決定論”。

作者在第三章第七節中，對中國國民性有一段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質匱乏和生活極端不穩定（”經濟波動”）是災民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征，一切為了生存就上升為人生理想。首先，’活著’和’可以蠻不講理地活著’構成了中國人的兩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習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僅僅出於’活著’的目的，災民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吃飽喝足他們可以做任何殘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無恥的任務，幹任何下賤的營生。由於生活維艱，連打手、太監、特務、獄卒劊子手這樣的職業也應聘者雲集。這種’為稻糧謀可以舔權貴的腳後跟’的災民構成了自然專製主義的群眾基礎。”

這其實是不用多加證明的中國現實。記得在國內時，好幾個位居主管意識形態位置的官員對我講過這類話：”我們雖然不允許發表你的文章，對你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那隻是職業要求；其實作為個人來說，我們還是很喜歡讀你的文章與書的。喜歡讀你的書的也不止我們，不少政府官員私下裏都這樣認為”。類似的遭遇，還有一些朋友也經曆過。這些話讓我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哀，因為這正好說明了中國人的價值分裂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當中，紅衛兵們象狼崽子那樣打人殺人，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真在捍衛”神聖的無產階級革命”，做的一切在道義上都是對的；而現在，所有發布整人命令，負責監視匯報的人，在從事”職業需要”的一切工作時，心裏都知道所做所為未必正確，被整、被監視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麽十惡不赦的事情，隻是為了他們的利益需要，他們不僅要做，而且還要非常投入，才能為自己的升遷、獎金墊上幾塊石頭。他們對我的著作的”認同”，一點兒不會讓他們在”處理”我時變得手軟或”人道”一些。

在論述了窮人與難民為什麽會成為中國人的主體之後，作者分析了中國人為什麽”勤勞”：

“生活的艱難造就了一個’勤勞’的民族，……人與自然處於對立狀態，向自然掠奪完全出於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狂信。由於資源短缺，人與資源的緊張關係同時轉化為人與人的緊張關係和人與自己的緊張關係，前者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普遍敵意’，後者表現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經濟上的’自我剝削'”。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這是我們一直自我表揚的愛國項目之一，特別是當有外國人也如此恭維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越發自我陶醉。也許我們實在沒有什麽可以炫耀於人的了，於是’但我們愛幹活’就成了一種可以驕人的資本。然而世界上哪個民族不’勤勞’呢？這不是一種道德品質，這是一種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國人的’勤勞’更遠離’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它與其說是我們的榮耀，不如說是我們的不幸。”

這段得罪全體中國”愛國主義者”的話，恐怕除了任不寐之外，其他學者都不願意將其形諸文字，充當一根很可能引起一片噓聲的”出頭椽子”。其實我一直認為，中國人現在的生存環境之艱難，中國人自己應該承擔責任，因為這個建立在”人口－資源”基礎上的生態環境，不是別人在我們土地上折騰，而是我們自己折騰出來的。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我們隻有９﹒６３億人口，人均耕地尚有１﹒５１畝；而這２３年過去，人口增至１３億（不包括許多因超生而沒有戶口的漏統人口），當年的農村家庭規模基本上都擴大了一倍，人均土地下降到不足１畝。如果考慮到中國人生活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對生態環境的掠奪性使用，那麽就會知道今後如何喂養天文數字般的、且未受多少教育及技能訓練的人口，是怎樣的一個難題，媒體驚呼的”就業的寒冬”其實還剛開始。

一個當代社會問題的觀察者，隻要將下列幾篇文章聯在一起讀，就會明白任不寐所”宣布”的事實，即”窮人與難民”是中國人的主體，在中國還遠未成為過去，而是全體中國人今後很長時期內要麵對的事實。……

為了生存，中國人還有什麽不能賣的？正如任不寐在書中所說的那樣：”往往僅僅出於’活著’的目的，災民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吃飽喝足他們可以做任何殘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無恥的任務，幹任何下賤的營生”。在《現代化的陷阱》裏，我曾用過”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賣靈魂”來形容目前這種道德崩壞的狀況，但看到《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所登載的”被雞頭改變的村莊”一文，看到那塊土地上的人們為了生存，主動將女兒們送上做娼妓那條生存之路；看到由於女兒們從事的”行業”確實使農民們暫時性地解決了”謀生問題”，因而對拐賣他們女兒的”雞頭”們不再憤恨而是感謝之時，我還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國內既然難以生存，那就”適彼樂土”，到海外去吧，中國人愛出國定居，這是所有外國人都知道的事實。中國人的上層以及有點”辦法”的中產階層，這些年都已經將子女送到國外學習，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留在國外的可靠途徑。但這條途徑最近也已經開始出現問題：《中國青年報》２００２年１月２日刊出該報記者陳鐵源專題策劃文章，記者在眾多國家對中國留學生，尤其是對中國高中出國留學生的采訪中發現，對他們當中一大批人，除了”留學垃圾”，再也沒有更好的詞去形容了。僅從充斥在媒體的各種令人扼腕的留學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諸如留學賣淫、留學拉皮條、留學吸毒、留學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該記者特別強調，”留學垃圾”並不是個別留學生的個別行為或個別現象，而是存在於整個中國留學生這個大群體中–筆者還想指出一點，近兩年，中國華人學者被控有偷盜技術機密的人越來越多，每年都有那麽幾起發生；去年底還有一位貴為大學研究所所長者，竟然非法私收訪問學者房租６萬多美金隱瞞不報，被控以一級盜竊罪收監。我認為這些犯罪行為可說是”災民理性”驅使的結果。隻是國內媒體因為考慮到”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不予報導–如果考慮到”海歸派”隊伍越來越龐大這一現實，可以預見，通過留學定居海外這條”逃生之路”將會越來越狹窄。

條條路不通的時候，政府與國民共同表現了作者所批評的”災民理性”，兩者都越來越傾向於認為：製造社會不安定的人，不是貪官汙吏及麻煩製造者本身，而是批評並指出這種問題根源的人。在他們的政治邏輯觀照下，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是不應該暴露祖國的問題的。與這個思路相伴隨的另一個思路就是，中國人將夢想寄之於毛澤東。９０年代中後期以來，不僅”新左派”懷念毛澤東，工人懷念毛澤東，連”第四代”中國領導人履新之始，也要去西柏坡巡視一番，以示不忘”無產階級革命”之本。不少外國學者對這些現象萬分不解，他們問我：”如果中國人認為毛澤東的統治是好的，那為什麽要改革？如果改革這條路走對了，為什麽上層與下層都要懷念毛澤東？”我告訴他們：中國人最大問題是沒有懺悔精神，至今為止，認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書是被禁止出版的。年輕人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麽，也不知道”偉大領袖”毛澤東到底做過些什麽事情；還因為毛澤東本人，至今也還被中國共產黨高高供奉在神壇上。社會主義製度的謬誤，毛本人的一切錯誤都由”四人幫”承擔，”左”成了共產黨清洗自己的汙水桶。工人們懷念毛澤東，是懷念毛澤東時代那種保護缺乏竟爭能力的社會底層的鐵飯碗製度；政治高層懷念毛澤東，是懷念毛澤東時代那種嚴密控製社會一切領域包括思想控製的鐵腕專製統治，以及在國民心目中無上的威權地位。各唱各的調，供奉的偶像看起來是一個人，但在不同階層的人士眼中，這個偶像代表的政治內涵卻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國人為什麽連反思錯誤的勇氣都沒有，任不寐在”中國人為什麽不懺悔”一節中，有很獨到的分析。我至今也未研究過中國人形成不懺悔的文化源自何時，因為孔子曾說過”知恥者是為勇”，但我對共產黨文化缺乏懺悔意識卻非常了解，這種文化其實影響到受中共”黨文化”教育的整整幾代人。中國政治運動次數之多，堪稱世界之冠。我們聽到的隻是每次運動中政治地位較高的受害者各種形式的控訴，但卻鮮有人懺悔自己親手製造的罪孽。即使有，那也都是在曆數其他人的罪孽，或推諉於時代環境所造成。老一代共產黨人，至今隻有李慎之先生的”革命壓倒民主”一文，對自己參與其中的革命作了反思。也許是在中國”懺悔”太難，所以”懺悔者”往往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譬如瞿秋白先生因出於自述心曲而寫的《多餘的話》，反思他親身經曆的”革命”，因此共產黨至今不肯為他在社會主義禮拜堂裏安放”神位牌”；而方誌敏寫的以中國共產黨為讀者的《清貧》與《可愛的中國》，卻永遠成為共產黨革命時期的獻身楷模。

魯迅當年寫過《阿Ｑ正傳》，認為中國的病根乃在於中國人的精神。其實那時候的中國人還因為傳統道德殘留之原因，盡管崇拜強權，但還沒有可恥地將善與惡一視同仁。８０年代中國人也曾反思過國民精神，但淺嚐輒止，以後又是”中國人如何勤勞勇敢，聰明智慧”的國粹自傲占了宣傳主流。在目前，由共產黨倡導的”愛國主義”與民間與之相呼應的”民族主義”成了主流思潮時–政府甚至要將曆史上的民族英雄嶽飛、文天祥等的功過是非重新撰寫–任不寐的《災變論》隻能在海外出版，不能不說是中國當代思想界（如果還有一個”思想界”存在的話）的遺憾。

鑒於這本《災變論》與當代中國政府倡導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精神的必然不相容，我建議那些不喜歡這本書的讀者去找三部影片來看看，一部是反映蘇聯”十月革命”後俄國社會變遷的《日瓦戈醫生》；一部為”Ｓｕｎｓｈｉｎｅ”，以一位匈牙利猶太裔富人一家三代在２０世紀踣跌起伏的經曆，反映了匈牙利這個國家在２０世紀的命運；還有一部則是張藝謀導演，反映中國一個普通家庭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以後命運變遷的影片《活著》。這三個國家有著相同的經曆：共產主義革命。但因為三個國家的文化底蘊以及國民素質的不同，也就決定了這三個國家的國民在這場曆史浩劫中的表現不同。俄羅斯與匈牙利的社會上層雖然同樣被曆史風暴絞得血肉橫飛，但他們內心深處並不認同這場革命，盡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嚴；而中國國民麵對自１９４９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切所表現的那種自覺與服從，以及浸透這種”自覺與服從”中的畏瑣、卑下，卻是那兩個民族所沒有的。看了這幾部片子以後，我就一直在想，也許就是國民素質的不同，決定了那兩個民族能夠從共產主義陰影下走出來，而中國卻還隻能繼續懷念毛澤東。

一個民族隻有認真地懺悔本民族的罪孽，才能成為浴火重生的鳳凰。任不寐的《災變論》雖然讀起來讓中國人不會那麽愉快，但他對國民性的剖析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民族，認識我們苦難的根源。

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５日 寫於美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其時正值大雪紛揚。

 

一篇逼近靈魂的敘述/羅博學

1

任不寐，講述一個人和一個國家的故事！一個真正遇見大道內在生命的當代青年學者，一個頗具魯迅風骨的民間思想家，一個超脫不被任何官銜束縛的自由人！他的處女作《災變論》對泱泱大國華夏民族的精神缺口進行獨到而淋漓盡致地批判！曆年曆代中華之災無不與精神文化的斷層有諸多蛛絲馬跡的聯係！不寐先生在書中寫道：“反思國人的罪性，我絲毫沒有以此將自己摘出去的輕狂，我知道，我所批判的‘災民理性’同樣內在於我自己的靈魂之中，在這種意義上，‘災變論’首先是我的“精神懺悔錄”，我在拷問自己的靈魂。”。不寐先生自兩千年始，於網路開辟“不寐之夜”思想網站，一時間風起雲湧，但內容多涉及政論及敏感話題，網站被強行關閉達四十九次之多。也因為此，不寐先生所撰雄文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普通平民的代言，他道出了這個時代的真相，說出了我們精神的廢墟！這篇《商人流亡者日記》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作者經過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流浪，但最終找到了回歸家園的通途。

2

閱讀不寐先生的文字，我感受到當代知識分子在進行一種懺悔和反思。和餘傑一樣，他們都是具有深切悲憫意識的當代先鋒作家，他們看出了國人內在的混亂和不安；和魯迅一樣，對於國人洋洋自得的所謂千年文明，他們以理性進行反思和批判。躺在幾千年積澱而成的廢墟之上，國人內在的頹敗已經導致政局的迷離和腐敗！在這樣一個前提下，這些具備良知的思想家雖則言辭犀利，但卻是極具真理內涵，而隻有那些搖旗呐喊鼓吹躁動者，我們試問其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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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流亡者日記》自零貳年發布以來，引起強烈反響！不寐先生在文中表述的關於信仰的沉思，無不令當代學界歎為觀止！他真誠地說出了精神與肉體流亡的苦難真相，從而不斷在流亡過程中尋覓唯一的希望！這是所有人，無論信仰者，或非信仰者，都勢必經過的人生曆練！從某種角度而言，史鐵生先生是在肉身的巨大苦難下沉思靈魂與信仰的問題，而不寐先生則是在雙重苦難重壓下，以朝聖者的心態，一步步走向上帝！在《商人流亡者日記》之後，他真誠地寫下了《走向上帝》！我們慶賀不寐先生能夠完成從商人流亡到回歸故鄉的人生轉變！而這種轉變卻是在上帝第一因的光照下得以完成！我們慶賀他的回歸，慶賀他在回歸之後，更以全部心血完成對中華幾千年精神文化的反思和追問，因此他寫下了令所有官場學者甚覺汗顏的《災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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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先生說：“托瑪斯·曼說：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故鄉。可是哪裏有自由呢，自從我們被趕出伊甸園？我要回家。家在天外。”這是很多人的心聲！對於不寐先生，甚或對於人類，我們永遠都隻是寄居的旅客。當獵農被槍殺的那一晚，20世紀已經結束，海子之後，所有的詩歌都是挽歌！我們仍然在這個日益滑稽而令人絕望的世界存在。對於家鄉，我們都在流亡的途中……道路分叉成兩股洪流，一股是通向毀滅的流亡之路，一股是回歸家鄉的寄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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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相對於流浪，顯出一絲未明之殤，平添幾許蒼涼和頹敗！在個體流亡的事件上，映射出人類的曆史其實正是流亡與回歸的曆史，是伊甸園和逃離的曆史！不寐先生的個人體驗，已經折射出一顆偉大高貴的靈魂，在絕對存在者麵前，又立即顯得如此頹敗不堪！他自身經曆流亡和回歸，他也將這種呼聲向我們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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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先生說：“90年代是無人懷念的年代。他在結束之前就結束了。我第一次有一種蒼老之感，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和20世紀一起自殺……‘萬裏無雲，是我永恒的悲傷’（海子）”我突然間明白，原來，他們是站在同一個世紀同一個年代的守望者！他們共同對時代的創傷有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海子將其付諸詩歌和死亡，我們為他悼一曲哀歌；不寐先生在流亡的途中回歸故鄉，我們為他甚覺慶幸！相信回歸之後的家園，萬般皆好！

7

這是一篇直接逼近靈魂的敘述。我們在聽著一個“同鄉人”的娓娓訴說，他不僅僅說出了個體和故鄉微妙的血緣關係；不僅僅訴說個人在流亡途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家園，一步步向著憧憬的新耶路撒冷邁進；他還說出了真相！要問我真相是什麽？我認為是人類的普遍狀態，我不僅僅將國人看作遠離故鄉的迷離遊子，人類皆然！我們都在一條流亡的死路上匍匐前進，自認為無限生機。“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實則讓人類負傷累累！故鄉不再存在，家園早已被毀！我聽到了最純真最本真的呼喊：“我要回家，家在天外”。如同斷奶的嬰孩。（2008）

 

“不寐之夜”的思想力量/謝泳

任不寐對於當代中國思想界來說，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雖然他還沒有出版過自己的專門著作，但人們可以在每當有大事發生的時候，聽到他的聲音，他的聲音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他是一個在思想不大被人重視的時代裏，還相信思想力量的人，這也就是他為什麽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還要堅持辦一個以傳播思想為主要傾向的網站“不寐之夜”。

作為一個迷戀思想作用的人，任不寐對自己的網站傾注了最多的心血，他想用“不寐之夜”的努力來告訴人們，在當代中國社會，為思想而奮鬥的追求，總會在艱難中有所收獲。

“不寐之夜”的風格是，相信進步是一點一點積累而成的，所以在這裏可以看到的是平和的改革呼聲和漸進的思想傾向，大體說來，“不寐之夜”的理想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選擇，在網絡時代，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重新點燃思想啟蒙的火炬，這是非常難得的，在任不寐這種理想追求的感動下，在他的網站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力量的基本體現，也能聽到他們最新的聲音。

過去，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聲音是通過報紙雜誌和出版來傳播的，但在目前中國思想界的困境中，那樣的時代條件還沒有完全成熟，任不寐是敏感的，他選擇網絡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可以說是最佳的選擇，因為隻有這裏是自由思想的家園，可以有自由的呼吸和獨立的言論。這是一個有思想魅力的地方，如果你走到這裏，會被他那種從容而又散發著理想的空氣所吸引，而留戀忘返。

任不寐是一個努力播種的人，他要收獲的是未來的理想，他的努力和追求，總會開花結果的。任不寐是一個讓人感動的筆名，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這是一個讓人有曆史感歎和聯想的筆名，他所期待的就是讓人們不要忘記，思想努力的征途雖然是漫長的，但還有人要走下去，走到不能再走的時候……

2002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