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湖莊園協議”到“賓夕法尼亞計劃”看美元霸權的亢龍有悔時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股市經曆了超過16年的罕見牛市周期。這輪持久上漲不僅得益於經濟逐步複蘇及以科技股為代表的行業引領，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通過持續擴大國債規模與美元供應，實施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注入大量流動性，催生了一場“流動性盛宴”。這一持續的資金推升，不僅助力股市及其他資產價格不斷創新高，也對美元和美債的信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然而，美元及美債的信用邊界正逼近極限。全球對美元作為核心金融貨幣體係的依賴，更多源於慣性——構建新的國際貨幣替代體係成本極高，周期漫長，短期內難以撼動現有架構。全球貿易和經濟體係深度依賴美元清算網絡，一旦被破壞，勢必引發劇烈衝擊及係統性金融風險。因此，當前全球金融體係的穩定主要依賴慣性維持，而非對美元及美債的絕對信任。

與此同時，美國正麵臨多重挑戰：曆史高位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財政債務規模持續膨脹，製造業空心化問題嚴重，以及全球經濟力量對比劇變。特別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高科技領域的崛起，給美國帶來強烈競爭壓力。2024年11月，斯蒂芬·米蘭在海湖莊園發布了《重構全球貿易體係使用指南》，提出通過貿易政策、貨幣戰略、債務重組和安全政策的多重組合策略，力圖重新塑造美元及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該戰略由特朗普團隊核心經濟顧問和財政部高層共同推動，代表了美國舊秩序中鷹派力量的堅定意誌。

2025年春季，特朗普政府依據該協議開啟了極端強硬的單邊關稅戰，針對中國及多國商品連續大幅加征關稅，力度空前。特朗普聲稱“各國排隊向我低頭”，試圖通過高壓貿易策略迫使全球夥伴屈從。然而，實際國際反應複雜多變，全球貿易摩擦空前加劇，政策試驗風險與不確定性顯著提升，遠非總統預期的簡單服從。

全球供應鏈遭遇嚴重中斷，生產環節混亂，供應鏈效率大幅下降。美國國內麵臨顯著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消費價格普遍攀升，居民生活成本上升。與此同時，金融市場波動劇烈，美股多次大幅調整，美債收益率震蕩劇烈，資本市場隱含著高度不確定性。中國則堅定而有力地采取反製措施：將對有關美國產品加征的關稅提至最高約145%，拒絕無條件重啟無效談判，明確駁回美國的延期和讓步要求。

經過多輪貿易衝突後，美國政府逐漸認識到，單靠單邊“極限加稅”的強硬策略，難以根本扭轉美債需求下降和美元信用縮水的趨勢。以“海湖莊園協議”為代表的激進貿易施壓路徑遭遇嚴重挫折，政策的可持續性和有效性受到廣泛質疑。金融市場和學界普遍認為，繼續堅持單邊強硬路線弊端遠大於利，難以解決深層經濟與金融結構性矛盾。

在內外壓力驟增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表麵上調整態度，宣布暫緩某些關稅升級，推遲與中國等國家的談判時間表，試圖為政策調整尋找“台階下”，緩和緊張局勢。這種軟化表現，實質上反映了政策製定者對極端貿易手段效果的反思和無奈。

與此同時，經曆貿易戰帶來的經濟與金融雙重衝擊後，美國政策圈內部開始悄然轉變。華爾街金融巨頭、頂級經濟學家，以及財政部和監管高層在現實壓力下達成了一種默契：依賴單邊關稅手段和外資大量購入美債的老路已難為繼。維持美國債務安全和美元全球主導地位，需要更務實、多元和係統化的政策路徑，而非繼續走極限施壓的單邊主義。

基於上述轉變，美國政策製定者逐漸形成共識，認識到必須從外部貿易和金融壓力的應對，轉向內生性的結構性調整。具體來說，要激活國內資本儲備，優化債務負擔結構，並依托金融科技創新，推動美元的數字化轉型，以緩解全球資本流出帶來的風險。同時，發揮內部資金吸納美債的潛力，減少對外國投資者，特別是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國央行的依賴，從而增強美國債務市場的韌性和安全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賓夕法尼亞計劃”（Pennsylvania Plan）應運而生。該計劃旨在從根本上調整美債持有結構，減少對海外資本的依賴，轉向由國內機構和個人承擔更多債務，降低外資持有長期債券帶來的久期風險。與此同時，計劃推動美元穩定幣立法和短期國債數字化產品的開發，吸引外資以更安全、靈活的方式參與美國債市。通過監管適度放鬆和強製性資產配置政策，激發美國私人部門龐大的儲蓄池對國債的需求，構建更加穩固且內生的國債融資體係，為美元及美國經濟提供更堅實的支持。

之所以稱其為“賓夕法尼亞計劃”，一方麵是因為這一戰略起草和推動的部分核心會議場地設在賓夕法尼亞州附近，帶有象征意義；另一方麵，“賓夕法尼亞”作為美國曆史和金融傳統的重要象征，意在強調該計劃致力於穩固和重塑國家金融根基，構築具有曆史延續性和現實可行性的美國債務管理新模式。

 “賓夕法尼亞計劃”的提出標誌著美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製政策的重大轉折，預示著從此前“海湖莊園協議”時代的激進與強硬，轉向更加務實、係統化與內部防禦兼顧的戰略布局。盡管計劃仍處於完善階段，已獲得華爾街、國會及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並逐步成為未來美國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的核心議題。政策設計者認識到僅憑外資已難持續支持龐大債務，必須穩固國內融資渠道，提升整體債務結構的可持續性。

 

德意誌銀行首席國際策略師George Saravelos於2025年6月係統化闡述並補充了“賓夕法尼亞計劃”的整體框架和設計思路。該計劃已被美國財政部采納為重要戰略藍本，財政部高層、國會財政委員會核心成員、高盛等主要投行研究部門和部分美聯儲技術官員形成協同推動力量。財政部長貝森特（Bessent）在協調監管資源、爭取國會支持及推動相關法規配套方麵發揮關鍵作用，助力該方案從願景向政策落地轉化，成為調整美國債務結構與維穩美元地位的核心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賓夕法尼亞計劃”作為一套宏觀戰略框架，目前並無單獨成文的、公開的正式政府法案全文。其具體措施多通過現有立法渠道和行政命令分步落實，包括推動美元穩定幣相關法規、調整銀行持債監管規則及推出強製性資產配置等政策改革。其中，諸如《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和《大聰明法案》（GENIUS Act）等配套立法，已成為該戰略架構下具體操作的載體。此類分散的政策推進方式既體現了該計劃的綜合性和靈活性，也反映出美國財政和金融監管體係多方協作逐漸形成的合力。

要進一步厘清從“海湖莊園協議”向“賓夕法尼亞計劃”轉型的背景與邏輯，有必要回顧一個金融貨幣史上的基本結構性悖論——“特裏芬難題”。這一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裏芬（Robert Triffin）於1960年提出，深刻揭示了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所麵臨的根本矛盾：一方麵，為了維持黃金與美元的穩定兌換率，美國必須保持幣值穩定；另一方麵，為滿足全球持續增長的美元需求，美國不得不輸出大量流動性，導致長期貿易逆差與外債積累。

需要指出的是，國際政治與經濟問題的複雜性極高，牽涉多方利益衝突，幾乎不存在絕對完美的解決方案。許多核心議題表現為悖論或兩難困境，這正反映了問題的深層本質。隻有深入理解這些矛盾，才能避免陷入簡單化的解讀。反之，聲稱有“一錘定音”答案的觀點，往往忽視了問題的複雜性，距離真相尚遠。

回到曆史本身，布雷頓森林體係時代的“特裏芬難題”具體表現為一種難以調和的矛盾：如果美國為了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而減少貿易逆差，全球市場上的美元供給將不足，導致國際支付體係流動性不足，嚴重影響全球貿易和金融活動的正常運行。反之，如果美國繼續維持貿易逆差，以滿足全球對美元日益增長的需求，美元的流通量就會遠遠超過美國實際持有的黃金儲備。這就使得美元兌黃金的承諾難以持續，美元信用逐漸受到侵蝕。20世紀60年代，這一矛盾達到頂點，美國黃金儲備從頂峰的兩萬多噸迅速縮水至不足八千噸，市場對美元的兌金能力產生嚴重懷疑，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國際貨幣體係迎來根本轉型。

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後，全球進入以信用貨幣為基礎的新時代。美元不再與黃金直接掛鉤，貨幣供應不再受限於黃金儲備的物理數量，這表麵上增加了美國的貨幣政策靈活性。然而，“特裏芬難題”的本質並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續。作為全球主導儲備貨幣，美元必須持續滿足國際社會龐大的流動性需求，這要求美國保持一定規模的貿易逆差和資本輸出。同時，美國自身則麵臨著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壓力，這種內外矛盾使得美元及其所依賴的國債信用麵臨嚴峻考驗。這種結構性衝突不僅影響美國的經濟穩定，也關係到全球金融體係的安全與穩定，成為深刻製約美元未來霸權的重要風險因素。

從全球貿易的角度看，自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以來，美元逐漸確立了全球貿易中的主導結算貨幣和主要儲備貨幣地位，形成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在這一體係框架下，美國通過向全球輸出美元，購買其他國家的原材料與產品，而其他國家則將獲得的美元資產大量回流美國，用於購買美債，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且高度閉合的循環。這種循環不僅賦予美國“鑄幣稅”優勢，也使其能夠以低成本獲取全球資源與商品，鞏固了美國資本市場和金融體係的領導地位。

然而，這一貿易與金融閉環帶來了顯著的負麵後果。隨著美國利用美元主導地位持續發行國債以支撐消費和財政開支，國債規模快速膨脹，形成龐大的債務“堰塞湖”。美元霸權使美國擁有“印鈔買買買”的能力，但同時也導致製造業空心化、產業工人失業和中產階級壓力加劇。換言之，美元霸權既帶來了財富積累的紅利，也誘發了社會經濟結構失衡的詛咒。

在這場複雜的利益博弈中，華爾街和超級富豪資本成功攫取了美元霸權帶來的紅利，實現財富的顯著增長，而廣大中產階級和基層產業工人則成為空心化經濟的主要承壓群體。美國的政治經濟政策深受超級富豪集團影響，國家決策依然堅定維護美元霸權的全球地位，哪怕這意味著要承擔不斷積累的債務風險及社會分化的加劇。

綜上所述，美元霸權可被視為一把雙刃劍：它賦予美國全球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卻也加劇了內部經濟結構的矛盾和階層差距。美國既是美元霸權帶來紅利的最大受益者，同時也是其詛咒的承受者。這種矛盾深刻映射並構成了當前美國經濟與社會麵對的核心挑戰。

美元作為全球金融貨幣體係的核心地位，自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以來備受關注，曆經數十年的變遷與挑戰。盡管有關美元崩潰的預言層出不窮，但迄今為止，美元依然無可替代地占據全球金融係統關鍵貨幣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美元在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中的地位出現了明顯分化：一方麵，美元依然牢牢掌控國際貿易和跨境金融結算，保持著極為穩固的結算貨幣角色；另一方麵，作為全球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其份額卻正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且這一變化已被越來越多數據和事實所驗證。

近年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衝擊下，美元超發如脫韁野馬，美債規模的快速膨脹觸目驚心，不斷瘋狂測試美元和美債信用的軟極限。部分國家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開始表達對美元及美債信用的懷疑，通過拋售美債來顯示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這一現象被視為“特裏芬難題”在現代信用貨幣體係中的現實體現——美元霸權和美債信用正麵臨極限挑戰，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和不確定性的加劇。

首先，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正經曆顯著削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約72%，下降到2022年的59%左右，並在2024年進一步降至接近30年來最低的約57.4%。這一趨勢反映出各國央行正積極推動儲備資產多元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轉而增加人民幣、歐元、黃金及其他貨幣等多樣化資產的配置。例如，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最大的美債海外持有國均已連續縮減美債持倉，部分國家則通過增加黃金及其他資產持有來分散風險。同時，由於美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和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市場對美債作為“無風險資產”的傳統認知正在遭受挑戰，投資者在麵對風險事件時更傾向於撤離美債，增加了美元資產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美國的淨國際投資頭寸（NIIP）走勢。NIIP反映美國持有的外國資產總額減去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總額，是衡量美國對外淨財富狀況的重要指標。長期以來，美國NIIP持續下降，表明外國投資者大量購買美國資產，尤其是國債，顯示出一定的信任和依賴。然而，近期這種趨勢出現了反轉，NIIP指標開始回升，意味著外國投資者正減少持有美債及其他美國資產，信心開始動搖。這一信號反映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麵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投資者對於美國財政健康和美元信用的疑慮不斷加劇。綜觀整體，NIIP的變化成為觀察全球資本流動變化及美元霸權信心的關鍵風向標。

盡管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正麵臨挑戰，但其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核心地位在短期內依然十分穩固。全球主要跨境支付係統，如SWIFT和CHIPS，仍將美元視為核心結算貨幣，美元在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中的使用比例遠遠超過其他主要貨幣。雖然多個國家和地區積極推動“去美元化”舉措，試圖建立替代性支付係統，但由於美元清算網絡的成熟技術壁壘、廣泛的國際接受度以及全球貿易體係的慣性，美元結算體係的地位難以被快速取代。此外，美國運用金融製裁工具強化了美元支付體係的鎖定效應，使得即使某些國家對持有美元儲備資產心存疑慮，仍在實際操作上高度依賴美元結算體係。這種“權威性綁定”進一步鞏固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不可替代性。

綜觀全局，盡管美元的儲備貨幣功能正被各國央行通過資產多元化策略逐步削弱，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的統治地位短期內卻難以撼動。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兩大職能的分化，暴露出美元現有體係中顯著的內在張力，也揭示了美元“全權貨幣”角色正經曆著曆史性的轉型。這種分化不僅是全球經濟多極化、金融科技創新以及地緣政治競爭的綜合體現，更成為未來國際貨幣體係格局演進的重要線索。可以預見，美元仍將繼續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基石，但其儲備貨幣地位的穩定性與清算貨幣的獨占性將麵臨持續且深刻的變革。

鑒於美國國內產業結構與金融體係深受“特裏芬難題”的長期困擾，特別是在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與結算貨幣地位明顯分化的複雜背景下，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和金融戰略經曆了重大轉折。此前以強硬且單邊主義著稱的“海湖莊園協議”因關稅戰帶來的持續挫折和曲折，逐漸讓位於更加務實和現實的“賓夕法尼亞計劃”。這一轉變不僅反映出美元霸權由日過中天，盛轉衰的曆史進程，也體現了美國應對全球金融格局變遷的戰略調整。

“賓夕法尼亞計劃”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旨在應對美元全球地位分化帶來的挑戰，具有明確的雙重戰略目標。一方麵，計劃致力於穩固並挽救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遏製各國央行減持美元資產和美債的趨勢。通過結構性調整，美債持有重心從外國投資者轉向國內機構和個人，減少對外資依賴，確保美債市場的平穩運行，從而維護美元儲備貨幣功能。同時，計劃認識到美元儲備貨幣地位不可避免的下降，因此積極強化美元作為全球結算貨幣的優勢地位。美金仍是國際貿易與跨境金融結算中的核心貨幣，計劃通過推動美元穩定幣的應用及優化支付清算體係等舉措，鞏固美元結算貨幣的統治力。

總體來看，“賓夕法尼亞計劃”不僅是對美元儲備貨幣地位挑戰的有效回應，也是保障美元在跨境金融活動中持續主導地位的戰略布局。其核心思想聚焦於形成美債的“內循環”，減少對外資——特別是亞洲主權資金的結構性依賴，避免因外資大規模撤出引發的市場動蕩和信用危機。同時，計劃致力於激活龐大的國內資本市場與私人儲蓄，提升債務的內部消化能力，保障債務融資的穩健與安全。通過這一綜合性策略框架，美國試圖在全球金融格局複雜多變中，實現穩固美元儲備貨幣核心地位的同時，強化其結算貨幣霸權的雙軌並進。

基於“賓夕法尼亞計劃”這一項集宏觀經濟結構調整、金融政策創新與技術應用於一體的綜合戰略框架，美國陸續推出兩項核心立法，以推動計劃目標的具體實現。其一是《穩定幣監管和創新法案（Stablecoin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ct，簡稱GENIUS Act），在網上被人戲稱為《大聰明法案》，該法案首次建立了聯邦層麵穩定幣監管體係，規範其發行與運營，旨在保障金融穩定、維護消費者權益，同時促進數字貨幣的創新與合規發展。其二是《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簡稱OBBBA），作為重要配套經濟法規，主要聚焦優化美國國債市場結構，推動債務管理改革，激活國內資本市場活力，支持賓夕法尼亞計劃提出的美債“內循環”戰略。下麵將簡要解析這兩項法案的重點內容和它們在落實賓夕法尼亞計劃中的關鍵作用。

《大聰明法案》於2025年6月25日獲得眾議院批準，7月18日參議院通過，7月31日由總統正式簽署成為法律，標誌著美國首次建立了針對穩定幣的聯邦監管框架。這部法案要求穩定幣發行必須具備聯邦批準的專門牌照，且發行的穩定幣必須通過美元現金、短期美國國債等安全資產1:1全額儲備，確保資產安全與價值穩定。法案還規定發行機構需接受包括聯邦儲備、貨幣監理署（OCC）、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等多部門的聯合監管，定期公開儲備資產審計報告，禁止未注冊實體發行穩定幣，增設部分存款保險以提升數字資產的信任基礎。此外，法案鼓勵金融機構將穩定幣技術納入美元跨境支付與貿易結算體係，推動數字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競爭力。

立法的核心目標在於填補加密貨幣領域監管空白，防止穩定幣發行機構的風險外溢和跑路事件，同時通過規範手段強化美元數字化創新，鞏固美元作為全球基礎貨幣的地位。穩定幣本質上依托區塊鏈技術，具備高速交易與全球流通優勢，被視為數字美元擴展國際影響的關鍵橋梁。從戰略視角看，穩定幣法案是“賓夕法尼亞計劃”頂層設計中的關鍵落地措施，配合該計劃應對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弱化與結算貨幣地位堅挺的分化挑戰，以數字化創新強化美元跨境結算優勢，實現“雙軌戰略”的目標。

“特裏芬難題”揭示美國必須同時滿足全球美元流動性需求與控製本國經濟風險的矛盾。穩定幣法案通過推動數字美元大規模低成本流入國際市場，借助鏈上清算和1:1儲備機製，既增強了美元對外支付能力，又有效緩解傳統美元實體淨流出的壓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美元供應與信用風險”的兩難困局。

對美國國債市場而言，法案允許穩定幣的儲備資產完全投向短期美國國債，有望穩定甚至提升美債需求，增強市場流動性。數字化、可編程且具全球流通性的美元穩定幣，短期內強化了美元作為跨境結算主導貨幣的地位，助力維護美元霸權。但從長期看，隨著更多央行和大型機構通過鏈上數字美元進行資產配置，可能降低對傳統美債的依賴，影響美債作為全球資產配置“錨”的地位，進而加大美國財政調整的壓力。

與此同時，穩定幣法案也被視為金融科技領域的“潘多拉盒子”，技術創新雖推動去中介化並激發金融活力，但傳統銀行體係麵臨邊緣化風險，監管套利現象增多。穩定幣跨境大規模流轉可能帶來數據安全和資本管控新難題。數字美元的無國界特性使其跨境監管複雜化，若監管不足，或引發鏈上風險、信用危機，增加全球金融不穩定因素，甚至削弱美國的全球金融治理能力。

總體而言，《大聰明法案》不僅開啟了美國數字美元基礎設施建設和國際金融領導力的新時代，也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該法案既有望成為美元霸權的新利器，同時也可能因金融創新帶來的不可控因素而成為未來的風險源泉，其最終影響尚充滿變數。

2025年通過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B）是一項極具爭議的綜合性預算調和法案，旨在通過財政、稅收、安全等多方麵舉措推動美國的經濟和社會政策調整。該法案在美國第119屆國會經曆了異常激烈的審議過程。2025年5月22日，眾議院以215票對214票的微弱優勢首度通過，7月1日參議院經過修訂版辯論後以51票對50票通過，副總統投出關鍵決定票。隨後，眾議院於7月3日再次批準參議院版，7月4日由當時總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

法案核心內容涵蓋稅收、國防、社會福利、醫療和邊境安全等領域。國防預算大幅增加約1500億美元，重點投入軍事裝備升級和無人戰鬥係統建設；邊境安全經費亦提升700億美元，強化執法和移民遣返機製。醫療補助計劃則收緊，預計在未來十年使約1180萬美國人失去醫療保險資格。在稅收方麵，法案延續並擴大2017年特朗普時期的減稅政策，永久化多項稅收優惠，且將州和地方稅（SALT）扣除上限從1萬美元提升至4萬美元，顯著惠及高收入群體。與此同時，法案取消了多項綠色能源補貼，轉而增強對傳統能源的支持。美國預算辦公室預計，這些舉措將導致未來十年聯邦債務增加3.8萬億美元。

《大而美法案》體現了“賓夕法尼亞計劃”的頂層設計理念。一方麵，通過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加碼國防和邊境支出，強化內政安全，提高美元資產的整體吸引力，力圖穩定甚至提振美元在國際結算和儲備中的地位；另一方麵，放寬減稅政策、取消環保補貼及提升SALT扣除，提高高淨值和金融資本群體利益，激勵資本回流和美債需求，緩解美元儲備貨幣功能減弱帶來的挑戰。

從解決“特裏芬難題”的角度看，法案通過對高收入階層減稅刺激資本流入，試圖吸引全球資金投資美國債券和資本市場，維持外部對美元和美債的穩定需求，緩和全球對美元流動性需求與美國國內經濟平衡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為美元國際地位的延續提供了資本支撐。

短期內，法案提高國債供給同時強化美元資產的競爭力，有望維持美元和美國國債的全球霸權。然而，長期來看，由於財政赤字的持續擴大、社會福利的削減以及日益加劇的社會經濟分化，經濟和金融體係的結構風險將不斷累積，成為對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潛在壓力。

與《大聰明法案》不同， 《大而美法案》的國會審議極為激烈，黨派分歧明顯，主要爭議點集中在醫療福利削減和收入再分配不公。民主黨強烈反對法案的“劫貧濟富”傾向，批評其大量削弱社會保障和醫療補助，利益傾斜於富裕階層和金融資本，並抬高聯邦赤字。參議院階段，民主黨通過馬拉鬆式的連續16小時全文逐條宣讀抗議，彰顯黨內對法案的激烈反對。最終，法案以微弱票數差距勉強過關，反映出現階段美國政治的高度分裂與社會階層矛盾的激化。

此外，法案為保險公司、養老金等大型國內金融機構配置長期美債提供便利，通過鬆綁銀行杠杆率（SLR）、減稅及監管豁免等措施，配合國會和監管機構的行動，有效增強美國本土資本市場的承載能力，為美債提供更穩固的國內需求基礎，促進美債的“內循環”。

由此可見，《大而美法案》不僅是一項財政預算規劃，更深刻揭示了當代美國社會的階級利益衝突和政治經濟結構。其背後反映出頂層富豪和金融利益集團利用政策維護自身利益，而中產及弱勢群體則麵臨加重的經濟負擔和福利削減。盡管法案短期內保障了美元霸權和資本市場吸引力，但社會分層加劇及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預示著未來美國經濟與社會麵臨嚴峻挑戰。

綜上所述，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問題由來已久，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浪潮和資本逐利的雙重驅動。大量低端製造環節外遷海外，盡管美國在芯片、生物醫藥等高附加值領域仍保持領先，但傳統製造業就業大幅流失，產業鏈變得脆弱。製造業的空心化不僅帶來了工人失業和貧富差距擴大，亦反映出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即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實體經濟被掏空，社會分裂加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受損。此外，製造業回流受製於高勞動力成本和全球供應鏈依賴，難以根本逆轉。

與此同時，美國國債規模不斷攀升，美元及美債信用麵臨嚴峻考驗。受美國財政赤字高企、貿易逆差和政治不確定性的影響，全球對美元儲備貨幣的信心逐漸減退，部分國家央行和主權基金開始減持美國國債。盡管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仍然穩固，依賴於成熟的跨境支付體係和金融製裁機製，其儲備貨幣角色正經曆前所未有的曆史壓力。

美國當前的經濟困境體現了“特裏芬難題”的現代版本：保持全球美元流動性需持續貿易逆差和資本外流，但這侵蝕了國內經濟基礎和債務信用。此前以“海湖莊園協議”為代表的強硬關稅和單邊主義策略雖意圖振興製造業，卻成效有限，暴露美國維係美元霸權的深層困境，標誌著美元霸權的“亢龍有悔”的時刻。

基於此背景，“賓夕法尼亞計劃”應運而生，提出更務實的戰略布局，以應對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的削弱與結算貨幣地位依然穩固的分化局麵。該計劃指導下，美國推出了《大聰明法案》和《大而美法案》，前者建立穩定幣監管體係，推動數字美元跨境支付，後者優化財政政策及美債管理，促進資本市場內循環，力圖穩固美元及美債市場，維係美元霸權。

盡管美元結算貨幣的優勢因其曆史積累和全球金融結構的路徑依賴，在未來仍難以被實質取代，但美元霸權正經曆由盛轉衰的關鍵階段。儲備貨幣地位的下降不可逆轉，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的動蕩日益加劇，預示著美元霸權將麵臨更嚴峻挑戰和深層變革。在此大背景下，美國通過政策創新和法案調控不斷努力鞏固其國際貨幣體係核心地位，但全球經濟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和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