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區別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區別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區別？最大的區別是：《辭職》不幹了，徹底地不為選民服務了。這是什麽行為？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讓選民們去參選？被選上了，就《辭職》了，這算什麽？是背叛？在玩耍選民？對選民不尊重？缺德？又是什麽？而且是“合法“的？是個人的選擇和自由權理？有的當選議員高票當選，不到一周就《辭職》了。有的市長被選上了，在辦公室搞女人暴露了，《辭職》了，揮揮手，我走了。這算什麽？等等，不管什麽原因《辭職》，都沒有任何風險。

而《轉黨》起碼還在《為選民服務》。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都是合法的。

那麽，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不同？差別在於《辭職》後就不服務選區選民了。而《轉黨》後當選議員仍繼續在服務於選區選民的工作的。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不同？

Al回答：當選議員的辭職與轉黨（通常稱為「跨黨」或「跳槽」）在法律後果、議席歸屬以及對選民的影響上有顯著區別。

以下以加拿大、英國等西敏製國家為例的比較：

1. 辭職 (Resignation)

當議員辭職時，他們主動放棄其職位。

議席空缺： 議席立即變為空缺狀態。

必須補選： 為了填補空缺，政府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舉行補選（By-election）。選民將重新投票選出新代表。

議員身分： 辭職者不再是議員，失去所有議會權力和薪資。

2. 轉黨 (Floor-crossing / Party Switching)

當議員從一個政黨轉向另一個政黨（或變為獨立議員）時，他們保留職位但改變了政治隸屬關係。

席次歸屬： 在法律上，議席通常被視為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可以帶著席位「跨越」到另一方。

無需補選： 目前的法律通常不會強製轉黨的議員辭職。這意味著他們可以繼續留任，直到下一次大選。

議員身分： 他們依然是議員，維持在議會中的投票權和薪酬，隻是代表的利益團體發生了變化。

主要區別比較表

特性 辭職 (Resignation) 轉黨 (Party Switching)
席次狀態 立即變為空缺 席位不變，隨議員移動
後續行動 必須舉行補選 通常無需補選，議員留任
對黨團影響 席次總數減少，直到補選結束 一個政黨席次減少，另一黨（或獨立人士）增加

在新聞《剛剛! 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 卡尼又添一員"猛將"!》一文中列出了有五位《轉黨》的當選議員中，唯一有一位叫《馬榮錚(Michael Ma)》的國會議員最為出名。

當代表萬錦一於人村(Markham-Unionville)選區的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馬榮錚(Michael Ma)宣布將轉投聯邦自由黨。馬榮錚在一份聯邦自由黨於周四晚間發布聲明表示：“在過去幾周裏，我認真傾聽了萬錦一於人村選民的意見，並與家人一起思考了我們國家的未來走向。我已經通知國會議長和官方反對黨領袖，我將加入總理卡尼領導的政府黨團。現在是我們團結一致、采取果斷行動，為加拿大保駕護航的未來了。“之後遭到了《聯署批馬榮錚》如下：

例如：《居民不滿馬榮錚倒戈轉陣 發起請願要求辭職補選》有居民近日在請願平台 Change.org 發起聯署，要求馬榮錚就其“跨黨”（floor-crossing）決定作出公開交代，並辭去國會議員職務，透過補選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另外有居民計劃於本周末在其國會選區辦事處外舉行快閃行動，以示抗議。

又舉牌上街《聯署批馬榮錚未有諮詢選民》截至周六（13日）東岸中午 13 時，聯署已收集超過10,000個簽名，對象僅限安省萬錦—於人村選區居民。根據 Elections Ontario 引述2021 年人口普查數據，該區有128,308 人居住。

聯署信中指出，馬榮錚當初以聯邦保守黨身分參選，獲逾 27,000 名選民支持，選民期望他在國會代表保守黨理念，並監督自由黨政府。然而，在未有諮詢選民的情況下突然轉黨，發起人形容此舉為單方麵改變政治立場與代表性，做法不僅影響選區，亦可能對國會權力平衡產生全國性影響。

聯署內容指，議員在未經公眾諮詢或重新選舉下跨黨，削弱民主製度中“透明度、問責性及選民授權”三項核心原則。發起人Leo C 在信中提到，選民投票支持的是一套政綱與價值，而非單一個人；當民選代表放棄競選時所承諾的立場，等同否定選民當初的民主選擇。

居民稱：感到“極度被背叛”

在請願平台上，不少署名選民留言表達不滿。萬錦於人村居民 Yongli 表示，馬榮錚的轉黨行為“背叛了支持他作為保守黨代表的選民”，認為跨黨等同放棄選民賦予的政治授權。他指出，作為曾投票支持馬榮錚的選民，事前並未獲得任何通知、諮詢或有關轉黨意向的說明，有關決定是在未經選民同意下作出，因此他應辭職，讓選區市民重新選出國會議員。

另一名居於萬錦於人村的選民 Daniel 亦在留言中表示，自己是以馬榮錚作為保守黨候選人的身分投票支持他，對其在毫無通知或諮詢下跨黨感到“極度被背叛”。他指出，若馬榮錚並非代表保守黨參選，自己不會投票支持，認為對方已失去繼續擔任國會議員的正當性，應辭職並交由選民重新作出選擇。

有居民發起快閃行動  質疑馬榮錚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

除 Change.org 請願外，另外有人獨立發起快閃行動。計劃於周日（14 日）中午，在馬榮錚位於安省 Markham、Highway 7 East 的國會選區辦事處外集合，表達對其轉黨決定的不滿，並要求他為行為承擔政治責任。行動呼籲參加者攜帶標語，表達要求辭職及捍衛選民意誌的訴求。

行動發起人同時提出，對馬榮錚與中國共產黨相關人士或活動的接觸表示關注，形容有關情況引發部分選民對國家主權及政治忠誠的疑慮。相關說法屬請願方的指控與立場，目前未有司法裁決或官方結論。

哈哈，又是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代理人。應該正確地說與中國有關聯的代理人。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自己都不對外稱為“中國共產黨“了，一些《反共華人》還停留在40多年的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時代。

萬錦一於人村(Markham-Unionville)選區有多少選民？根據2025年4月公布的最新數據，安大略省萬錦—於人村（Markham-Unionville）聯邦選區共有約 80,938名登記選民。該選區總人口為116,972人，是一個華人社區非常集中的選區。

2025年4月聯邦大選馬榮錚得多少票？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舉行的加拿大第 45 屆聯邦大選中，保守黨候選人馬榮錚 (Michael Ma) 在萬錦-於人村 (Markham-Unionville) 選區最終獲得了 27,055 票，得票率為 50.65%。

該選區主要候選人的得票情況：
馬榮錚 (Michael Ma)，保守黨：27,055 票 (50.65%)，成功當選。
源植勉 (Peter Yuen)，自由黨：25,133 票 (47.05%)。
Sameer Qureshi，新民主黨 (NDP)：723 票 (1.35%)。

總共參加選舉的選民人數為：27056+25133+723=52912(名)

而馬榮錚得票：27,055 票。

反對者稱：”聯署已收集超過10,000個簽名“？就算1萬個人，也隻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其1萬人中是不是都是投馬票的人？選區中有近一半的人沒有投馬票的人，這隻是參選的人。還有符合選民沒有去投票的人以及不符合投票的人。弄個”聯署已收集超過10,000個簽名“能說明什麽問題？就如前些年某個邪教弄了個“幾個億的中國共產黨退黨簽名“一樣，無用功，忽悠不了人了。再弄幾個幾十個舉牌上街去國會山莊抗議，隻能說明《反共華人》隻會“窩裏鬥”，轉黨的議員有五個，怎麽不去鬧一下。

文章一開頭就說《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不同？》差別在於《辭職》後就不服務選區選民了。而《轉黨》後當選議員仍繼續在服務於選區選民的工作的。有議員《在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就辭職算什麽？

不過，馬榮錚議員還有“單打獨鬥”的勇氣。馬榮錚議員在“強迫勞動“上的質問：“你親眼見過中國‘強迫勞動’嗎？”，“你去過那裏嗎？”，“就說yes or no！”

當地時間3月26日，加拿大議會工業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上，自由黨華裔議員馬榮錚（Michael Ma）連珠炮式的逼問，讓現場氣氛驟然緊張，對方磕磕巴巴的回應更引發一片嘩然。

這場聽證會原本聚焦加拿大涉華電動汽車政策的調整，卻迅速被拉入所謂“中國汽車製造涉及強迫勞動”的爭議，徹底偏離了軌道。

馬榮錚生於香港，祖籍廣州，去年12月剛剛從保守黨“跳槽”加入執政黨自由黨。而他質問的對象，是頂著“中國問題專家”頭銜的渥太華大學高級研究員瑪格麗特·麥凱格·約翰斯頓。

聽證會上，馬榮錚對瑪格麗特展開了“炮轟式”質詢。

他接連追問對方是否擁有網絡安全高級學位、所在機構是否無中生有捏造“中國風險”，最後直擊核心——“你親眼見過‘強迫勞動’嗎？你去過那裏嗎？是不是隻會道聽途說？”

馬榮錚在聽證會上質問瑪格麗特CBC NEWS。麵對連番逼問，瑪格麗特顯然有些錯愕。“我1979年以來多次去過中國……”話音未落，便被馬榮錚打斷。“你就簡單說，有沒有在深圳見到‘強迫勞動’？”，“有，還是沒有？”，“唉……”手足無措的瑪格麗特，麵露難色。她眉頭緊鎖，停頓了足足四秒，才勉強作答。“我……我和人權觀察組織密切合作，他們曾‘親眼目睹’相關情況……”，“好了，謝謝。”馬榮錚利落地結束了質詢。

瑪格麗特被坦言被問“懵了”。很明顯，瑪格麗特已委婉承認，自己並未親眼見過所謂的“強迫勞動”，確實是道聽途說。會後接受加拿大通訊社采訪時，瑪格麗特才開始回過神來，試圖狡辯。

她抱怨，自己當時確實被馬榮錚“問懵了”，並指責馬榮錚的逼問仿佛是在“開玩笑”，因為“沒有哪個西方人能去中國親眼目睹‘強迫勞動’。他們絕不會讓你靠近那種地方。”她還故作委屈，稱馬榮錚是想詆毀她的信譽，“但我認為他失敗了”。

瑪格麗特還透露，聽證會後，她曾主動遞給馬榮錚一份“人權報告”，對方卻回複“我不相信報告，隻相信親眼所見”，甚至建議兩人一起去中國“看看”是否有“強迫勞動”。但瑪格麗特無奈地表示，自己已被中方製裁，無法再入境中國。

所謂的“強迫勞動”指控，一直以來都是西方某些勢力基於意識形態偏見炮製的荒謬謊言，長期脫離事實、缺乏實證，卻被反複用來抹黑中國。此次爭議發生的背景，是加拿大在中美博弈中試圖平衡經濟利益與政治立場的微妙處境。卡尼政府放寬中國電動汽車關稅，被視為緩解中加貿易摩擦的務實舉措，但也招致國內反對派指責“對華綏靖”。於是，瑪格麗特作為專家證人，再次被推上前台，成為對華發難的炮灰。

至於為何說“再”，是因為此人早已多次以所謂 “專家” 身份，在公開場合充當反華馬前卒。她早期研究側重中加科技合作等務實領域，但後來卻轉向抹黑攻擊中國所謂的“人權問題”，尤其在涉疆涉藏問題上大做文章，成為加拿大臭名昭著的對華強硬派人物，可謂劣跡斑斑。

2024年12月，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對加拿大機構及人員采取反製措施的決定》，包括瑪格麗特在內的20人被列入反製清單。具體措施包括凍結其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和個人與其進行交易、合作活動，以及不予簽發簽證並限製其入境（含香港、澳門）。

但這位政治小醜不以為恥，後來公開將此稱作“聖誕禮物”。麵對加拿大媒體此前對中方相關行業的不實汙蔑，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曾強調，無論在什麽地方、無論在什麽行業，中國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中國是法治國家，已經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等28個國際勞工公約。中方奉勸某些加媒好好照照鏡子，深刻反省本國嚴重的人權問題，不要總是基於意識形態偏見散布虛假信息誹謗中國。

至於瑪格麗特口中“西方人無法靠近”的說辭，則顯得更加站不住腳。就在西方反華勢力人權敘事的聚焦的新疆地區，去年6月，來自23個國家的24名媒體記者參加了由中方組織的“走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主題參訪活動。

“不少西方媒體上關於新疆的報道是扭曲的。”意大利“逆流外交”網站負責人、資深記者梅琳·洛佩茲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直言。她表示，此次新疆之行讓她看到了與西方媒體描述截然不同的現實，其中最令她震撼的，是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體能夠和諧共處、彼此包容，對不同宗教信仰也展現出充分的尊重與接納。

[yongbing1993]

《法來自人》《法治源自人治》






《法來自人》：

《法來自人》的核心在於法律是人類自身理性的產物、社會行為的規範總結，旨在解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保障社會秩序與正義。法律非自然固有，而是隨著社會複雜化，基於人的理性、道德和對權利的需求而製定，本質上反映了特定社會下的人類意誌。

以下是關於《法來自人》的詳細解析：

理性的體現 (理性與自然法)： 古羅馬法學家如西塞羅主張法來源於自然理性和正義，法律是人類運用理性觀察和反思人類社會所得出的規則。法是理性與道德的安排，確保社會秩序與人性的協調。

社會交往與權利需求： 當人類社會進化，財富增加，人際關係變得複雜，為解決衝突（如“人眾財寡”的爭鬥），需要通過製度化的規則，即法律，來規範人們的自然權利。

契約關係： 法律被視為人們為了克服自然狀態的缺陷或更好生活而相互締結的契約。

人性與情理： 法律建立在人性基礎上，包括人趨利避害、有情欲的本性。法律的製訂體現為對社會關係中“理”的把握和對“情”的調和。
曆史與習慣： 法也來自特定民族的精神、曆史傳統或長期形成的行為習慣。

簡言之，法因人而設，為人而作，是人類社會治理的“工具”。

《法來自人》是一個深刻的法哲學命題，通常被解讀為法律的權威和效力最終源於人的本性、理性或社會共識，而非僅僅來自超自然的神諭或純粹的暴力統治。

以下是這一觀點的多維度解讀：

1. 法律來源於人的本性 (自然法學派)

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認為，“法律來自人的本性，源自自然”。

理性與正義：這一觀點主張法律的核心是“自然理性”。真正的法律必須符合人類的普遍正義感和理性。

惡法非法：如果人定法（國家製定的法律）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基本道德準則，它就被視為“惡法”，在法理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基礎。

2. 法律是人性的產物 (社會心理視角)

法律被視為調整人類複雜社會關係的工具，其構建出發點是人性。

人性公式：有觀點提出“法 = 情 + 理 + 力”，認為法律在維護社會秩序時，需要以理為先，兼顧人情，並以力量（強製力）為後盾。

趨利避害：法律的設計往往順應人“趨樂避苦”的本性，通過權利與義務的分配來規範社會行為。

3. 法律是人與人之間的契約 (契約論)

這種觀點認為，法不是某種超然的存在，而是人與人之間為了更好生活而達成的共識。

權利轉讓：為了克服自然狀態下的衝突，人們相互締結契約，放棄部分自然權利交給政府，從而形成了維護公共秩序的法律。

4. 法律反映人的意誌 (實在法與意誌論)

從實證角度看，法是由特定人群（如國家或統治階級）製定、認可並保證實施的行為規範。

物質條件決定意誌：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律反映的是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統治階級意誌。

提到“法來自人”或法律應順應人性的曆史典故，最著名的莫過於中國古代關於“法與人情”的權衡，以及西方“自然法”觀念的起源。以下是幾個代表性的典故：

1. 漢高祖“約法三章”：法源於民心的歸附

秦朝法家思想走向極端，刑罰嚴酷，最終失去民心。劉邦進入鹹陽後，廢除秦朝繁苛的法律，隻與父老鄉親“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典故精要：這個典故體現了法律的精簡與克製。它證明了法律不應是統治者的枷鎖，而應是保護百姓基本生存權益的契約。法來自人的基本訴求（安全、財產、生命），一旦脫離民情，法律就會崩潰。

2. 子產鑄刑書：法律從“神聖”走向“世俗”

春秋時期，鄭國名相子產將法律條文鑄在金屬鼎上，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典故精要：當時遭到了保守派叔向的激烈反對。叔向認為法律應該是貴族根據道德判斷的，不該固化。子產的回應則開啟了法律“人本化”的先河：法律不再是上天或鬼神的旨意，而是由人製定並公示、讓所有人都能知曉的行為準則。

3. 西塞羅與“自然法”：法是最高的理性

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曾講述過一個觀念：真正的法律不是羅馬元老院通過的條文，而是“植根於自然的最高理性”。

典故精要：西塞羅認為，如果法律僅僅是因為統治者製定了它，那麽搶劫和通奸也可以通過立法變合法。他堅持“法來自人的本性”，即人類天生擁有的辨別是非的能力。這成為了後來現代人權法治的基石。
4. “法官是會說話的法律”：法律的人格化

這句話源自亞裏士多德，後來在法律史上演變為一種觀念：法律雖然是客觀的，但必須通過“人”的良知和智慧來執行。

典故精要：在中世紀英國，曾有“衡平法”的出現。當成文法過於死板導致結果不公時，法官會依據“良心”來裁決。這體現了法律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維護條文，而是為了人的正義。

《法治源自人治》

《法治源自人治》是一個極具思辨性的法哲學命題。它打破了“法治”與“人治”絕對對立的二元論，強調任何法律製度的建立與運作，其初始動力、設計邏輯和執行過程都無法脫離人的主觀意誌與能動性。

《法治》製度初創的“人治”印記：

法律並非憑空產生，最初往往是由具有遠見卓識的“賢人”或強力統治者創設的。

典故：商鞅變法與“立木為信”

秦國的法治體係並非天降，而是源於商鞅個人的政治設計。在法度建立之初，他必須通過“立木為信”這種極具個人威望和行政手段的方式來確立法律的公信力。此時的“法”是“人”意誌的延伸，體現了法治的建立初期高度依賴於強有力的人治手段。

2. 法律執行中的“人”之主導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條文是死的，必須通過人（法官、官吏）的解讀和執行才能產生效力。

典故：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明知雅典法庭的判決不公，卻拒絕越獄，堅稱“服從法律是城邦的基石”。這個故事常被看作法治精神的源頭，但其核心衝突恰恰在於：法律的裁判是由“人”（500人陪審團）投票決定的。它揭示了法治在現實中往往表現為“由人運作的製度”。

3. 從“賢人之治”到“製度之治”的演進

曆史學家常認為，法治是人治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為了克服個人智慧的局限性和權力任性而演化出的“人工理性”。

典故：柏拉圖的轉向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推崇“哲學王”的人治，認為完美的賢人優於死板的法律。但他在晚年的《法律篇》中卻轉向主張法治，理由是現實中找不到完美的賢人。這種轉變說明了法治是對人治局限性的反思與製度化沉澱。

4. 中國傳統“禮法結合”的視角

當代學者如 陳景良教授 認為，中國古代的治理是“天理、國法、人情”的統一。

邏輯：法律的權威源於民心（人情），如果脫離了人的道德倫理基礎，法律就會變成無源之水。因此，現代法治的構建應汲取傳統“人治”中關於德治和民心的精華部分。

總結來說：法治不是為了消滅“人的作用”，而是為了規範人的意誌。正如古語所雲：“有治人，無治法”，強調的是若沒有高素質的執行者，再完美的法治也隻是空談。

《三權分立》根本不能防止人治的弊端，如美國總統川普？

Al：這是一個非常深刻且具有爭議的觀察。關於“三權分立”是否能有效防止“人治”或權力濫用，政治學界和公眾一直有廣泛的討論。

針對你提到的觀點，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拆解這個複雜的議題：
1. 製度的設計初衷 vs. 現實運行

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的核心邏輯是通過相互製衡（Checks and Balances）來提高違憲或濫權的成本。

支持者的觀點： 即使出現強勢領導人，製度仍能發揮作用。例如，特朗普任內多項行政命令曾被聯邦法院否決，國會也曾發起彈劾。這說明製度在某種程度上減緩了個人意誌轉化為絕對權力的速度。

質疑者的觀點： 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政黨極化嚴重，立法分支可能為了黨派利益而放棄對行政分支的監督；如果司法機構（如最高法院）被特定傾向的法官占據，製衡力就會大打折扣。這就是你所感受到的“無法防止人治”。

2. “人治”色彩的體現

在現代政治中，即便有法律框架，某些現象確實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

行政命令的擴大化： 當國會陷入僵局，總統往往繞過立法程序，通過行政指令治國，這被批評為“帝王式總統製”。

民粹主義與個人魅力： 像特朗普這樣的領導人，通過直接訴諸選民（社交媒體、集會），建立起超越製度的個人權威，使得傳統的精英製衡機製（如主流媒體、官僚體係）感到乏力。

3. 製度的“疲勞”與局限

任何製度運行幾百年後都會麵臨挑戰：

效率低下： 為了防止獨裁，製衡機製往往導致決策緩慢，這在危機時刻容易讓選民傾向於選擇一個“能幹實事”的強人。

社會共識瓦解： 三權分立的前提是大家還願意遵守同一套遊戲規則。如果社會價值觀分裂，法律就會變成政爭的工具，而非裁判。

總結來說，三權分立並不能徹底消除人治的風險，它更像是一個“減震器”而非“防彈衣”。它能推遲或限製個人意誌對國家的全麵掌控，但製度的有效性最終取決於維護製度的人以及政治文化。

三權分立並不能徹底消除人治的風險，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也譯作納旦雅胡）的情況確實是分析“三權分立與人治風險”的一個極佳案例。他的政治經曆集中體現了行政權力如何試圖突破司法約束，以及製度在極端壓力下的脆弱性與韌性。

以下是針對這一現象的深度拆解：

1. 結構性脆弱：沒有憲法的“三權分立”

以色列的政體結構比美國更脆弱，這為“人治”留下了空間：

缺乏成文憲法： 以色列沒有正式憲法，僅靠一係列《基本法》維持運行。這意味著規則可以通過議會的簡單多數隨時修改。

一院製與權力的部分融合： 以色列是議會內閣製，立法權（國會）與行政權（內閣）高度重合。實際上，最高法院成了製衡政府濫權的“唯一刹車”。

2. 司法改革：行政權對司法的“突圍”

內塔尼亞胡政府推動的司法改革，被批評者視為將“法治”轉變為“人治”的嚐試：

削弱“合理性原則”： 2023年，政府試圖立法剝奪最高法院以“不合理”為由撤銷政府決策的權力。

奪取法官任命權： 改革方案建議讓政府在任命法官的委員會中擁有決定權，從而確保法官能夠符合執政者的意誌。

動機質疑： 由於內塔尼亞胡本人身陷貪腐訴訟（涉及受賄、欺詐及背信罪），反對者認為他推動改革是為了幹預司法，讓自己脫身。

3. 製度的韌性：法院的強力回擊

目前的情況證明，雖然三權分立麵臨巨大挑戰，但尚未完全崩潰：
高院裁定無效： 2024年1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以微弱優勢裁定政府通過的削弱法院權力的法案無效，強行阻止了行政權對司法的蠶食。
審判繼續： 盡管經曆了地區戰爭的幹擾，內塔尼亞胡的貪腐案審判仍在進行中。2026年4月，法院確認將在緊急限製取消後恢複對其案件的審理。

4. 結論：製度是防禦線，而非終點線

以色列的情況揭示了：

當一個強勢領導人（人治色彩）擁有議會多數席位時，他確實可以合法地通過修改法律來拆除“製衡裝置”。

民意與社會契約： 最終阻擋這一進程的，除了最高法院的法槌，還有以色列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抗議。

內塔尼亞胡的案例再次印證了你之前的觀點：三權分立是人為設計的程序，如果維護程序的人或社會共識崩塌，它確實無法單方麵阻擋“人治”的回歸。

[yongbing1993]

《黨是身體》黨領是靈魂和頭腦







編輯這篇博文的靈感來自二個方麵，一是在《反共華人》圍剿轉黨的馬議員時強調的一個理由是，投票給馬議員是因有保守黨的治國理念而為的。二是讀了博文《國民黨最大問題是沒有靈魂》作者：謝盛友 。下麵開始芻議《黨是身體》黨領是靈魂和頭腦。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是加拿大中間偏右至右翼的聯邦大黨，成立於2003年，由加拿大聯盟與進步保守黨合並而成。當時的《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領在2006年聯邦選舉中首次執政組建少數政府，2011年大選實現首次多數執政並蟬聯至2015年。其核心政策包括降低稅率、改革刑事司法體係及反對自由黨碳稅政策 。是成功的。

但是在2025年聯邦選舉時，《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領的核心政策還是包括降低稅率、改革刑事司法體係及反對自由黨碳稅政策 。是不成功的。在對華政策上以“對華強硬”為政治籌碼 。在2025年聯邦選舉中，《加拿大聯邦保守黨》未能奪回政權，黨魁也連任失敗，失去其保持了20年的國會席位，但其還表示將繼續擔任保守黨領袖 。

而現如今的《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還是叫執政時的《加拿大聯邦保守黨》，但是《黨領》換了，《加拿大聯邦保守黨》的“靈魂和頭腦“也變了。照搬之前的《理念》沒有用了。而又沒有自己的“靈魂和頭腦“即黨的《理念》，選民就不賣賬不選你，奈何？！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資產階級的《政黨》都沒有自始至終的《黨》的《理念》，都是隨選民以及資本家的錢來決定《黨》的《理念》的。所以當一個《黨》的《黨領》沒有了“靈魂和頭腦“時，這個《黨》也就不是“活“的了。《XXX黨》就是個代名詞或說是工具，形象地說似乎等同於《人的身體》，《黨領》是《黨》的“靈魂和頭腦“。

《中國國民黨》，《台灣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由孫中山創立，係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其前身是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組成。

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

1923年1月，《中國國民黨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等先後發表 。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由共產黨人起草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

1927年4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達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 。抗戰勝利不久，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僅三年時間就徹底失敗。

《台灣國民黨》也簡稱《國民黨》，1949年底，《中國國民黨》敗退逃亡盤踞在台灣省。1975年，黨首廢除“總裁”製，改稱主席。在黨領李登輝主政期間，導致國民黨理念不清、路線爭議不斷，新黨、親民黨相繼出走。並在2000年敗選，淪為在野黨。2008年5月至2016年5月，作為執政黨再次執政。

《中國國民黨》黨領孫中山的核心政治理念為舊《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主張推翻滿清統治，建立民族獨立的國家，提倡國內各民族平等。旨在解決人民生活問題，強調“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主張社會大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孫中山後期提出的三大政策，指導了國民黨的改組。

《中國國民黨》黨領蔣介石的政治理念以右翼民族主義為核心，主張“反共抗俄”、堅持“一黨專政”，在其統治期間推行軍國主義色彩的軍事集權，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國家統一的威脅，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在國際上奉行反共抗俄政策。自始自終以剿殺共產黨人和信仰支持以及同情共產黨的人民群眾。

在博文《國民黨最大問題是沒有靈魂》一文中有這樣一段：“如果國民黨仍然像當年的蔣公一樣“將反共進行到底!”, 至少可以跟民進黨有一拚，如今的國民黨遠不如民進黨。民進黨起碼堅守台灣獨立建國的理想和原則，能不能實現是另一回事，但人家至少為著這個目標而奮鬥，其政治人物都忠於這個理想和原則。“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黨領蔣介石的政治理念。

而《台灣國民黨》黨領李登輝的政治理念是什麽？是台灣獨立。

再看馬英九政治理念是什麽？

2009年5月，馬英九在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屆滿周年記者會上，向台灣地區民眾報告未來發展方向及重大改革。馬英九稱：一是推動鬆綁重建，振興台灣經濟；二是改善兩岸關係、締造台海和平；三是改采“活路外交”、重返國際社會；四是實施節能節碳、永續台灣環境；五是強化社福體係、照顧弱勢民眾；六是堅持正派清廉、建立廉能“政府” 。

2012年1月14日，馬英九勝選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當日晚間，馬英九向在場的支持者表示：“人民肯定我們拒絕貪腐的努力；肯定我們開放鬆綁振興經濟的努力；肯定我們擱置爭議爭取兩岸和平，把危機轉變為商機的努力；肯定我們采取正確正派有效的‘活路外交’，讓台灣人民能夠有尊嚴地遨遊世界的努力。”馬英九強調，在照顧弱勢之外，未來四年會更重視青年就業的問題，會更重視人民對政府施政的感受 。

說了這麽多，馬英九的政治理念是什麽？

到了最新的《台灣國民黨》黨領時，借用《國民黨最大問題是沒有靈魂》一文中說的：“備受國際注目的“鄭習會”4月10日上午在北京登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人民大會堂握手言笑，這一幕極具政治象征意義——年輕時曾經熱切主張“台獨”的鄭麗文，如今以台灣最大在野黨主席之姿，與中國領導人會麵、互談“和平”。

身高178公分的鄭麗文，身穿一席紫藍色套裝、平底鞋，佩戴國民黨徽的胸針。她與習近平對桌而坐，兩人互稱“主席”、“總書記”。在各自發表致詞後，進入閉門會議。

這是時隔近10年，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會麵，也是鄭麗文睽違20多年後，再次在北京見到中國最高領導人。2005年，連戰成為1949年兩岸分治後、首位拜訪中國的國民黨主席，並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麵，稱為“連胡會”。當時甫加入國民黨不久的鄭麗文，也是訪團成員之一。

在我看來，國民黨的最大問題就是失去了創黨時的初衷，沒有靈魂，提不出一個清晰的理念和目標，沒有清晰的方向，不知道為何而戰，其政治人物大都從個人的利益考量，很少或從不考慮黨的前途，黨不過是這些政治人物獲取個人利益的工具。“

又說“國民黨則拋棄了自己的統一理想，不再為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奮鬥，像民進黨一樣，中國成了一個他者。所以，在相當多的大陸民眾眼裏，國民黨和民進黨不過是獨台和台獨的區別，或者把國民黨叫作華獨。

國民黨曾有的改造中國、堅持統一的理想和目標，在可見將來注定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那麽，要放棄它把自己改造成台灣國民黨也未嚐不可。然而，國民黨似又心有不甘，怕這樣轉變把現有的利益都失去，受人指責，可以說，是既不敢改黨名，又提不出一個新的願景和原則，以及基於新願景的新論述，隻會跟在民進黨後麵鸚鵡學舌，可又學不像。

政黨貴在有魂，有格，堅守自己的基本理念，即便是為了選舉利益。沒有魂沒有格就隻能純粹為利益而投機。國民黨在台灣政黨輪替後，一路走下坡路，黨員不斷流失，吸引不了年輕選民，根子就在於失去了魂，失去了格，這也想那也要，左顧右盼，左絀右支，進退失據。“

《中國共產黨》。創建於1921年7月23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讓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中國共產黨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喚起工農千百萬”，“奪過鞭子揍敵人”，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境地，開啟了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文化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黨領毛澤東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鬥私批修，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3]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走資派特色黨》黨領鄧小平的核心政治理念是：讓少數人先富及貓論模論。

《走資派特色黨》黨領習近平的核心政治理念是：世界命運共同體。

在中國，隻要提起中國共產黨，人們一定會想到中國國民黨，也一定會想到國共兩黨之間的恩怨情仇，隻有分清兩黨之間的區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為什麽能取得勝利，那麽國共兩黨之間到底有什麽區別呢?

一、性質不同。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簡單來說出發點是利黨，利己和利益集團;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利民，利勞苦大眾和基層群眾。

二、依靠力量不同。國民黨從政治上主要依靠外國幹擾和支持，依靠軍閥集團，漠視群眾觀點;而共產黨能變換思想，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群眾，有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

三、治黨方式不同。國民黨重等級管理，以上壓下，層層盤剝，隻有利益，沒有群眾，隻有黨國，沒有民心;共產黨能重視基層群眾的意見，發揮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能自下而上，能從根基上思考和發現問題，並能用群眾觀點解決問題和矛盾，深得民心。

四、思維方式不同。國民黨主要是以城市治理農村，高高在上，根基是空中樓閣，所以無法生長;而共產黨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思維方式和方向都不同，紮根在群眾之中，有生長之源。

五、治理腐敗的手段不同。國民黨以權謀利、上行下效，集體腐敗，自身不硬，壟斷製，裙帶製、世襲製，一言堂;而共產黨權為民謀，個別腐敗，自身過硬，實行民主集中製。

六、用人方式不同。國民黨重物質，看關係、看金錢，看利益和好惡用人，最後導致無人可用;而共產黨是重精神、重能力、重品德，看信仰和作為用人。

七、對待群眾的方式不同。國民黨對群眾冷漠，脫離群眾，甚至危害群眾，呼聲不重視，難題不匯報，民意不上傳，上下不同心，各打小九九，積壓矛盾和問題;而共產黨深入群眾、關懷群眾，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開通信訪渠道，難題上交請示，上傳民情民意，不封閉基層聲音，不積壓矛盾，上下同心，發展有活力。

八、國民黨奉命行事，遵從上級的智慧，而也愛耍小聰明，是軍閥主義接班人屬於山頭主義;而共產黨依法行政，依靠群眾智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講五湖四海。

九、國民黨相信錢能擺平一切，有錢能使鬼推磨，不管群眾背後怎麽說，怎麽戳脊梁骨，不渴求人民說一聲好;而共產黨相信公道正派，有理走遍天下，群眾奔走相告，拍手叫好。

十、國民黨喜歡琢磨人，隻有眼前利益，不幹正事，一心升官發財，隻有利益觀點;而共產黨喜歡琢磨事，謀事發展，為民造富，懷有民族大義。

以上是國共兩黨的十大不同點。其實，說到底，國民黨是有病的，屬於靈魂之病。每個人都是有靈魂的，靈魂就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內心深處是不是善良的，敦厚的，友愛的，利他的，幹淨的，惻隱的，祝福的，光明的，決定著一個人的三觀。靈魂之病隻能通過內心深處認識和看到，如果不能悔過，是不可能康複的！這就是導致國民黨敗北的根本原因。這就證明了任何一個《黨是身體》，而黨領就是這個《黨》的靈魂和頭腦。

[yongbing1993]

中國特色《企業家》代替資本家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其階級本性卻有意地被掩蓋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剝削雇傭勞動工人的生產方式，將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商品化、市場化，就必然形成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社會基本製度。所以，私有製下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市場化就是私有化。雖然，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屬性的私有化的經濟手段。而計劃經濟卻隻能是社會主義公有的所有製相聯係的社會基本經濟製度。簡單的說，市場經濟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計劃經濟當然是社會主義經濟！而走資派鄧小平有意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混為一談，目的就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用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代替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走資派鄧小平南巡時，曾對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說過：“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然而，同在南巡時的不同場合和不同的人胡亂謊造另一個說法，走資派鄧小平卻很“清楚”地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選》第三卷第373頁)。這樣就把這一驚人論斷的前提和結論的內在邏輯關係補全為鄧小平理論，這也就裸露出如下那個胡說八道的狗屁理論：如同貓論摸論一樣攪亂後誰也誰不清楚了。社會主義有計劃，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資本主義有市場，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所以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經濟手段。

因此就得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這樣就可以不問信資信社了，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市場經濟手段，搞市場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犯了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走資派鄧小平把“計劃”偷換成“計劃經濟”。而把“市場”偷換成“市場經濟”，從而形成了前提荒謬、從而推出的結論也荒謬的。

走資派鄧小平同時又犯了違背明顯經濟常識和經濟現實的錯誤——市場經濟是雇傭勞動社會化的經濟，而雇傭勞動私有化，隻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社會基本製度基礎上。把新中國前三十年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被走資派鄧小平搞成雇傭勞動私有化的市場化改革，必然會毀滅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惡果！然而，經過走資派鄧小平變魔術般的概念偷換，最終卻引出了一係列自己想要的謬誤結論：“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市場經濟手段，搞市場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偉大鄧小平理論基礎，就被驚天地泣鬼神地總設計出來了！在走資派和右派們的大量吹捧之後，加上全方位地宣傳忽悠之下，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了。

市場經濟在西方經濟學界總體上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想當初，西方將市場經濟概念作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對立物提出來，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市場化改革的時期，市場經濟居然成了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的“中性經濟手段”!這實在不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產生了什麽畸變，而是因為走資派鄧小平們為複辟資本主義推行漸進式資改時，必須借助社會主義旗號的機會主義政治需要!

誠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必須利用市場調節的輔助手段。但是，搞市場調節，不等於必須搞市場經濟，就像資本主義搞計劃調節，也不是搞計劃經濟的道理一樣。公有製的社會主義與隻能是私有製的市場經濟，是絕不相容的兩極對立——關於這一點，很多官僚精英心知肚明——將二者結合起來，就是把羊和狼圈在一起，就是要讓狼(資本主義私有製)吃掉羊(社會主義公有製)，而絕不會出現羊吃掉狼的情況!

可以睜開雙眼看看現實，世界上哪裏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哪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以後，社會主義不是在本質上被逐步吞噬了?!走資派們激進式市場化改革，已經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得“憲政民主劇變動亂”、肢解了。而漸進式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鼻祖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先河，同樣也沒有避免“憲政民主劇變動亂”和被肢解的命運。而中國特色的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其“特色”實際上並非首創，不過是步南斯拉夫鐵托的後塵而已。所不同的是，鐵托搞市場社會主義改革時，還有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定的革命情懷動機，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主導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的頂層精英，誰還敢拍著胸脯說自己的主導動機不是向往資本主義的西方強國模式?!

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經濟基礎，憲政民主則是其政治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而，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走上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之路，且黨內外健康力量不足以遏製“深化改革”，則“憲政民主劇變動亂”和大國被肢解的命運，就是在劫難逃的曆史定數!共產黨熱衷搞市場經濟，最終必然自己挖掉了自己執政的基礎和存在的合理性。曆史必將刻骨銘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經濟理論謊言和搶劫公有財富的現實騙局！

市場經濟這種隻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按資分配的形式，而按資分配，則內在地包含著生產過剩。隨著資本的運作，市場經濟在資本家獨占和追逐剩餘價值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再生產著其不治之症——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擴張，經濟危機日益嚴重，使其不斷逼近社會總危機的全麵爆發。

市場經濟把勞動力商品化了，而勞動力商品的買賣，必須遵循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圍繞著勞動力的價值進行等價交換。在按資分配中，雇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平均隻能得到勞動力的價值(工資)，資本家則無償占有全部剩餘價值，致使絕大部分剩餘價值產品失去了有支付能力的買方需求，成了過剩產品。

商品的價值構成是：可變資本、或工資、或勞動力價值、或必要勞動價值。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是社會需求與社會供給的價值買賣平衡，但是實際上，連基本平衡都根本不存在。商品的生產成本總量，構成了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的基礎部分。剩餘價值為資產階級無償獨占，由於他們的人數極少(比如說占1%，由其生活消費所形成的社會需求，在日益增殖的龐大剩餘價值量中，隻占很小的比例，餘下的大量剩餘價值產品，勞動群眾有消費需求但無支付能力，資產階級有支付能力但無消費需求，於是構成了無社會需求的過剩產品。這部分過剩產品價值，若轉向投資，並不會真正消化生產過剩，反而會造成更大的生產供給能力，從而造成更多的產品、產能過剩。

在市場經濟中，相當於生產成本部分的商品，可以被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所消化，而相當於絕大部分剩餘價值量的產品，則成為過剩產品。科技和生產力越發展，商品中的勞動力成本越低，剩餘價值量越大；同時，資本的有機構成越高，勞動者的就業率就越低（社會工資總量相對越低），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相對越低。所以，市場經濟隻要一開工，就包含著生產過剩；科技和生產力越發展，生產規模越大，生產過剩就越嚴重兩邊越不平衡。粗略地估計，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的生產過剩量，在不斷地超過勞動群眾的工資總量。也可以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財富越多，勞動群眾越是相對貧困化。麵對嗷嗷待哺的大量貧困群眾，社會卻不得不通過經濟危機和戰爭的暴力手段，消滅生產過剩!

勞動力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規定了勞動者平均隻能得到勞動力的價值(工資)，這使得市場經濟的基本社會需求（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隻能被框定在日益相對降低的勞動力價值量的限度之內（市場經濟在瘋狂生產社會供給的同時，卻在強力遏製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從而引發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這是在維持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還是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刺激需求的“看得見的手”，或者是新自由主義重新祭起的“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等等的所有折騰，都根本解決不了的絕症!

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是一個不斷加劇的過程，從而使周期性經濟危機也成為一個不斷加劇的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外殼悶死不斷發展的生產力;要麽是不斷發展的生產力炸毀市場經濟私有製生產關係的外殼。而勞動群眾和生產力，才是最終的決定者和勝利者，隨著智能化科學技術和世界一體化社會生產的強勢發展，市場經濟時代正在加速走向生命的終點。

當今世界上正在崛起的“互聯網+”智能化生產係統，給陷入空前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供的根本不是曆史機遇，而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這種遠遠超過以往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互聯網+”生產力革命風暴，在市場經濟私有製基礎上，預示著未來十年，大部分今天的人類工作可以被機器所取代，這將使全球的就業形勢空前惡化(銀行業、製造業等將首當其衝)，將給人類帶來有史以來最大的“下崗潮”，意味著社會工資總量將空前相對萎縮，也就是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將空前相對萎縮，而“互聯網+”生產係統，卻在迅猛地提高著社會供給能力。這種社會供給與社會需求的瘋狂撕裂，將會引發更全麵更深刻的經濟危機，再加上地球資源的瀕臨枯竭，恐怕會引發戰爭的“世界性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