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行政區劃分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行政區劃分





AI 概覽：

毛澤東時代（1949-1976）的行政區劃經曆了從“大行政區”過渡到“省縣鄉”三級製，並結合人民公社體製的演變過程。初期設立六大行政區管理地方，1954年後撤銷，確立省、縣、鄉三級，農村隨後全麵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製度。

1. 大行政區時期（1949-1954）

概況：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戰爭剛結束，實施軍事與行政合一的製度，將全國劃分為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區。

機構： 設立大區人民政府（後改為行政委員會），作為中央派出機構，管理區域內的省、直轄市。
 

取消： 隨著全國土地改革完成及經濟建設發展，為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於1954年撤銷六大行政區，直屬省、市、自治區增加。

2. 省、縣、鄉三級製確立（1954年起）

基本架構： 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省下設自治州、縣、自治縣、市；縣下設鄉、民族鄉、鎮。

調整： 逐步精簡了地級一級的設置，確立了中央——省——縣——鄉的垂直管理框架。

3. “人民公社”時期（1958-1970年代中）

政社合一： 1958年起，全國農村全麵推廣人民公社化運動。人民公社不僅是經濟組織，同時行使原鄉政府的行政職能，形成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基層組織形式。

特征： 這一時期的行政區劃高度集中，帶有明顯的“政社合一”特征，直至1970年代末開始改革。

4. 少數民族區域自治

在這個時期，國家致力於在多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設立了多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確保在統一國家內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

總結來說，毛澤東時代的行政區劃從最初的過渡性大區製向高度集中的省、縣、鄉體製發展，並在農村以“人民公社”這一特殊的政社合一形式固化了長達20年之久。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行政區劃分》：

毛澤東時代（1949年—1976年）是中國現代行政區劃體係的奠基和劇烈變動期。這一時期的行政區劃經曆了從建國初期的“大區製”到逐步確立現代“省—縣”體製的演變過程。

以下是毛澤東時代新中國行政區劃的核心演變階段：

1. 建國初期的六大行政區（1949年—1954年）

為鞏固政權和恢複經濟，中央在省之上設立了大行政區（簡稱“大區”），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

六大區劃分：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

管理機構：各區設立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

特點：這一時期行政層級較多，且存在大量省級特殊單位，如行署區（蘇北、蘇南、皖北、皖南等）和眾多的中央直轄市（最高時達10多個）。

2. 行政區劃的大調整與規範（1954年）

隨著國家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1954年進行了重大改革：

廢除大區：撤銷了六大行政區建製，省級行政區直接由中央領導。

合並省份：撤銷了一批小省（如平原省、察哈爾省、鬆江省等），合並了行署區（如蘇南、蘇北合並為江蘇省）。

縮減直轄市：除北京、上海、天津（天津曾一度改為省轄市後又恢複）外，多數直轄市降格為省轄市。

3. 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建立

毛澤東時代確立並實施了民族區域自治製度：

內蒙古自治區：1947年成立，是中國第一個省級自治區。

後續成立：

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

1958年：廣西僮族自治區（後改為壯族）、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

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

4. 基層區劃：從“鄉”到“人民公社”

在縣級以下，行政區劃深受社會變革影響：

鄉鎮時期（1949-1958）：沿用並改造了傳統的鄉、鎮建製。

人民公社化（1958-1970年代）：1958年後，全國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製度，人民公社既是生產組織也是基層政權單位，取代了原有的鄉鎮。

5. 關鍵變動特征總結

特征 描述
層級演變 從建國初的“虛四級”（大區-省-專區-縣）演變為相對穩定的“虛三級”（省-專區/地區-縣）。

專區作用 專區（後改稱“地區”）作為省的派出機構，在此時期並未完全坐實為一級獨立行政區。

三線建設影響 1960年代中期，出於國防需要，在西南、西北“三線”地區設立了一些特殊的工礦區或地級行政單位。

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行政區劃基本形成了現今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格局雛形（除後來設立的海南省、重慶直轄市及特別行政區外）。

新中國成立初期設立六大行政區的曆史原因 ：

中國共產黨全麵執政之初所麵臨的國際環境的製約與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進入“冷戰”時期。在此國際背景下，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宣布即將誕生的新中國要站在蘇聯一邊，1950年2月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同盟關係的確立“不但對新中國的建設有了極大的幫助，而且在反對侵略，維護遠東及全世界和平與安全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但從當時中國的周邊環境看，形勢不太樂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帝國主義勢力在韓國、菲律賓、日本、泰國等國家依然存在，美國通過支持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南越保大集團和法國殖民主義者，從朝鮮半島、台灣、印度支那三個方向威脅中國。

此外，新中國共產黨政權還麵臨著民族分裂主義和邊界糾紛的嚴峻考驗。西方大國出於“分而治之”策略的考慮，繼續通過民族、宗教和領土等問題在中國製造政治上的混亂與分裂。再加之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實際影響力隻限於西北、華北和東北等地，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政之初，麵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需要建立一種能把邊境地區與內地有力地聯結起來的省級以上的行政建製，並設軍政委員會實施軍事管製，集數省之力盡快結束國內戰爭，整合邊疆與內地的資源，消除可能出現的民族分裂和邊境軍事衝突，乃至削彌發生大規模內亂或外敵入侵的可能。

此後，各大行政區的具體設置充分體現了這一因素的作用。西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四個大行政區都包含了解決邊境問題和民族問題的用意，吸納了大量少數民族幹部。

1949～1952年間，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龍雲為彝族，各大行政區政府委員會中有少數民族委員37人。此外，從各大行政區所轄省份來看，也不是出於促進全國各經濟區域的協調發展，而是基於政治、軍事上的考慮，依據解放戰爭中各個野戰軍作戰區域和所解放領土區域而劃定，保持了戰爭年代各大行政區域的相對獨立性。

如由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等省市組成的華東地區，“雖已全部解放，但盤踞在台灣及沿海島嶼的殘兵敗將，尚待肅清，華東軍政委員會的設立，仍然負有嚴重的軍事戰鬥任務”。因此，“華東軍政委員會受中央人民政府和華東人民的委托，執行人民民主專政的職權。首先負擔起支援戰爭，解放台灣、西藏等地，完成中國統一大業。其次是努力經濟恢複方麵的工作，包括城市農村工作的加強，和各級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而其中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來支援解放台灣等島嶼的戰爭，以保證戰爭的徹底勝利。

中南、西南和西北 區無不如此，都是要把內地省份與邊境地區聯結成一個政治實體，以求實現全境解放、剿匪反霸等軍事任務。

處於內地的華北區則未設立大行政區建製，而是由政務院直轄，這是為了能有效地保護中央所在地。至於東北，除大力發展以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建設新東北的考慮外，中共認為，“東北靠近蘇聯。蘇聯是世界和平的堡壘，對一切被壓迫的民族的革命，是一貫的同情和支持”，“尤其在革命勝利的今天”，“中國革命要想達到徹底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加強中蘇的友誼與團結，並且努力學習與吸收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的經驗，把它運用到我們經濟建設中來，以加速完成我們經濟建設的艱巨任務，以鞏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以保衛世界持久的和平”。

中國疆域廣大，如何通過行政區劃來克服空間距離上的限製，建立中央與地方的良性關係，一直是執政者的重要工作，也始終考驗著執政者的政治智慧。中共遵循行政區劃變遷的規律，吸收了蘇共與中國近代行政區劃的優點，因時而變，因地而宜，不僅建立了力量強大的組織係統，還成功地實現了政黨與政權的有機耦合，創設了大行政區一級行政區劃。大行政區的設立，對中共在全麵執政初期有效地實現國家統一、中央集權、經濟恢複都起了重要的曆史作用，並為此後進行全方位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計劃經濟體製鋪平了道路。但大行政區從一開始就是臨時的過渡性行政建製，行政區域劃分上不是出於發展國民經濟的長遠考慮，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職能權限等始終處於一種隨時被調整的狀態中，並且由於轄區廣闊、權力廣泛、與中央聯係的機製不健全等因素使其有明顯的體製弊端。

因此，1952年底，中共認為“即將結束國家經濟的恢複和改建工作”，需要調整與增設中央機構、減少政權層次，以“開始全國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之時，對大行政區進行了調整，並於1954年廢除了大行政區的建製。

[yongbing1993]

《黨是身體》黨領是靈魂和頭腦







編輯這篇博文的靈感來自二個方麵，一是在《反共華人》圍剿轉黨的馬議員時強調的一個理由是，投票給馬議員是因有保守黨的治國理念而為的。二是讀了博文《國民黨最大問題是沒有靈魂》作者：謝盛友 。下麵開始芻議《黨是身體》黨領是靈魂和頭腦。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是加拿大中間偏右至右翼的聯邦大黨，成立於2003年，由加拿大聯盟與進步保守黨合並而成。當時的《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領在2006年聯邦選舉中首次執政組建少數政府，2011年大選實現首次多數執政並蟬聯至2015年。其核心政策包括降低稅率、改革刑事司法體係及反對自由黨碳稅政策 。是成功的。

但是在2025年聯邦選舉時，《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領的核心政策還是包括降低稅率、改革刑事司法體係及反對自由黨碳稅政策 。是不成功的。在對華政策上以“對華強硬”為政治籌碼 。在2025年聯邦選舉中，《加拿大聯邦保守黨》未能奪回政權，黨魁也連任失敗，失去其保持了20年的國會席位，但其還表示將繼續擔任保守黨領袖 。

而現如今的《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還是叫執政時的《加拿大聯邦保守黨》，但是《黨領》換了，《加拿大聯邦保守黨》的“靈魂和頭腦“也變了。照搬之前的《理念》沒有用了。而又沒有自己的“靈魂和頭腦“即黨的《理念》，選民就不賣賬不選你，奈何？！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資產階級的《政黨》都沒有自始至終的《黨》的《理念》，都是隨選民以及資本家的錢來決定《黨》的《理念》的。所以當一個《黨》的《黨領》沒有了“靈魂和頭腦“時，這個《黨》也就不是“活“的了。《XXX黨》就是個代名詞或說是工具，形象地說似乎等同於《人的身體》，《黨領》是《黨》的“靈魂和頭腦“。

《中國國民黨》，《台灣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由孫中山創立，係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其前身是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組成。

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

1923年1月，《中國國民黨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等先後發表 。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由共產黨人起草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

1927年4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達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 。抗戰勝利不久，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僅三年時間就徹底失敗。

《台灣國民黨》也簡稱《國民黨》，1949年底，《中國國民黨》敗退逃亡盤踞在台灣省。1975年，黨首廢除“總裁”製，改稱主席。在黨領李登輝主政期間，導致國民黨理念不清、路線爭議不斷，新黨、親民黨相繼出走。並在2000年敗選，淪為在野黨。2008年5月至2016年5月，作為執政黨再次執政。

《中國國民黨》黨領孫中山的核心政治理念為舊《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主張推翻滿清統治，建立民族獨立的國家，提倡國內各民族平等。旨在解決人民生活問題，強調“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主張社會大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孫中山後期提出的三大政策，指導了國民黨的改組。

《中國國民黨》黨領蔣介石的政治理念以右翼民族主義為核心，主張“反共抗俄”、堅持“一黨專政”，在其統治期間推行軍國主義色彩的軍事集權，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國家統一的威脅，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在國際上奉行反共抗俄政策。自始自終以剿殺共產黨人和信仰支持以及同情共產黨的人民群眾。

在博文《國民黨最大問題是沒有靈魂》一文中有這樣一段：“如果國民黨仍然像當年的蔣公一樣“將反共進行到底!”, 至少可以跟民進黨有一拚，如今的國民黨遠不如民進黨。民進黨起碼堅守台灣獨立建國的理想和原則，能不能實現是另一回事，但人家至少為著這個目標而奮鬥，其政治人物都忠於這個理想和原則。“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黨領蔣介石的政治理念。

而《台灣國民黨》黨領李登輝的政治理念是什麽？是台灣獨立。

再看馬英九政治理念是什麽？

2009年5月，馬英九在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屆滿周年記者會上，向台灣地區民眾報告未來發展方向及重大改革。馬英九稱：一是推動鬆綁重建，振興台灣經濟；二是改善兩岸關係、締造台海和平；三是改采“活路外交”、重返國際社會；四是實施節能節碳、永續台灣環境；五是強化社福體係、照顧弱勢民眾；六是堅持正派清廉、建立廉能“政府” 。

2012年1月14日，馬英九勝選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當日晚間，馬英九向在場的支持者表示：“人民肯定我們拒絕貪腐的努力；肯定我們開放鬆綁振興經濟的努力；肯定我們擱置爭議爭取兩岸和平，把危機轉變為商機的努力；肯定我們采取正確正派有效的‘活路外交’，讓台灣人民能夠有尊嚴地遨遊世界的努力。”馬英九強調，在照顧弱勢之外，未來四年會更重視青年就業的問題，會更重視人民對政府施政的感受 。

說了這麽多，馬英九的政治理念是什麽？

到了最新的《台灣國民黨》黨領時，借用《國民黨最大問題是沒有靈魂》一文中說的：“備受國際注目的“鄭習會”4月10日上午在北京登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人民大會堂握手言笑，這一幕極具政治象征意義——年輕時曾經熱切主張“台獨”的鄭麗文，如今以台灣最大在野黨主席之姿，與中國領導人會麵、互談“和平”。

身高178公分的鄭麗文，身穿一席紫藍色套裝、平底鞋，佩戴國民黨徽的胸針。她與習近平對桌而坐，兩人互稱“主席”、“總書記”。在各自發表致詞後，進入閉門會議。

這是時隔近10年，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會麵，也是鄭麗文睽違20多年後，再次在北京見到中國最高領導人。2005年，連戰成為1949年兩岸分治後、首位拜訪中國的國民黨主席，並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麵，稱為“連胡會”。當時甫加入國民黨不久的鄭麗文，也是訪團成員之一。

在我看來，國民黨的最大問題就是失去了創黨時的初衷，沒有靈魂，提不出一個清晰的理念和目標，沒有清晰的方向，不知道為何而戰，其政治人物大都從個人的利益考量，很少或從不考慮黨的前途，黨不過是這些政治人物獲取個人利益的工具。“

又說“國民黨則拋棄了自己的統一理想，不再為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奮鬥，像民進黨一樣，中國成了一個他者。所以，在相當多的大陸民眾眼裏，國民黨和民進黨不過是獨台和台獨的區別，或者把國民黨叫作華獨。

國民黨曾有的改造中國、堅持統一的理想和目標，在可見將來注定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那麽，要放棄它把自己改造成台灣國民黨也未嚐不可。然而，國民黨似又心有不甘，怕這樣轉變把現有的利益都失去，受人指責，可以說，是既不敢改黨名，又提不出一個新的願景和原則，以及基於新願景的新論述，隻會跟在民進黨後麵鸚鵡學舌，可又學不像。

政黨貴在有魂，有格，堅守自己的基本理念，即便是為了選舉利益。沒有魂沒有格就隻能純粹為利益而投機。國民黨在台灣政黨輪替後，一路走下坡路，黨員不斷流失，吸引不了年輕選民，根子就在於失去了魂，失去了格，這也想那也要，左顧右盼，左絀右支，進退失據。“

《中國共產黨》。創建於1921年7月23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讓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中國共產黨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喚起工農千百萬”，“奪過鞭子揍敵人”，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境地，開啟了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文化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黨領毛澤東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鬥私批修，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3]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走資派特色黨》黨領鄧小平的核心政治理念是：讓少數人先富及貓論模論。

《走資派特色黨》黨領習近平的核心政治理念是：世界命運共同體。

在中國，隻要提起中國共產黨，人們一定會想到中國國民黨，也一定會想到國共兩黨之間的恩怨情仇，隻有分清兩黨之間的區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為什麽能取得勝利，那麽國共兩黨之間到底有什麽區別呢?

一、性質不同。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簡單來說出發點是利黨，利己和利益集團;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利民，利勞苦大眾和基層群眾。

二、依靠力量不同。國民黨從政治上主要依靠外國幹擾和支持，依靠軍閥集團，漠視群眾觀點;而共產黨能變換思想，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群眾，有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

三、治黨方式不同。國民黨重等級管理，以上壓下，層層盤剝，隻有利益，沒有群眾，隻有黨國，沒有民心;共產黨能重視基層群眾的意見，發揮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能自下而上，能從根基上思考和發現問題，並能用群眾觀點解決問題和矛盾，深得民心。

四、思維方式不同。國民黨主要是以城市治理農村，高高在上，根基是空中樓閣，所以無法生長;而共產黨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思維方式和方向都不同，紮根在群眾之中，有生長之源。

五、治理腐敗的手段不同。國民黨以權謀利、上行下效，集體腐敗，自身不硬，壟斷製，裙帶製、世襲製，一言堂;而共產黨權為民謀，個別腐敗，自身過硬，實行民主集中製。

六、用人方式不同。國民黨重物質，看關係、看金錢，看利益和好惡用人，最後導致無人可用;而共產黨是重精神、重能力、重品德，看信仰和作為用人。

七、對待群眾的方式不同。國民黨對群眾冷漠，脫離群眾，甚至危害群眾，呼聲不重視，難題不匯報，民意不上傳，上下不同心，各打小九九，積壓矛盾和問題;而共產黨深入群眾、關懷群眾，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開通信訪渠道，難題上交請示，上傳民情民意，不封閉基層聲音，不積壓矛盾，上下同心，發展有活力。

八、國民黨奉命行事，遵從上級的智慧，而也愛耍小聰明，是軍閥主義接班人屬於山頭主義;而共產黨依法行政，依靠群眾智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講五湖四海。

九、國民黨相信錢能擺平一切，有錢能使鬼推磨，不管群眾背後怎麽說，怎麽戳脊梁骨，不渴求人民說一聲好;而共產黨相信公道正派，有理走遍天下，群眾奔走相告，拍手叫好。

十、國民黨喜歡琢磨人，隻有眼前利益，不幹正事，一心升官發財，隻有利益觀點;而共產黨喜歡琢磨事，謀事發展，為民造富，懷有民族大義。

以上是國共兩黨的十大不同點。其實，說到底，國民黨是有病的，屬於靈魂之病。每個人都是有靈魂的，靈魂就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內心深處是不是善良的，敦厚的，友愛的，利他的，幹淨的，惻隱的，祝福的，光明的，決定著一個人的三觀。靈魂之病隻能通過內心深處認識和看到，如果不能悔過，是不可能康複的！這就是導致國民黨敗北的根本原因。這就證明了任何一個《黨是身體》，而黨領就是這個《黨》的靈魂和頭腦。

[yongbing1993]

中國特色《企業家》代替資本家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其階級本性卻有意地被掩蓋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剝削雇傭勞動工人的生產方式，將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商品化、市場化，就必然形成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社會基本製度。所以，私有製下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市場化就是私有化。雖然，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屬性的私有化的經濟手段。而計劃經濟卻隻能是社會主義公有的所有製相聯係的社會基本經濟製度。簡單的說，市場經濟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計劃經濟當然是社會主義經濟！而走資派鄧小平有意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混為一談，目的就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用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代替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走資派鄧小平南巡時，曾對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說過：“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然而，同在南巡時的不同場合和不同的人胡亂謊造另一個說法，走資派鄧小平卻很“清楚”地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選》第三卷第373頁)。這樣就把這一驚人論斷的前提和結論的內在邏輯關係補全為鄧小平理論，這也就裸露出如下那個胡說八道的狗屁理論：如同貓論摸論一樣攪亂後誰也誰不清楚了。社會主義有計劃，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資本主義有市場，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所以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經濟手段。

因此就得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這樣就可以不問信資信社了，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市場經濟手段，搞市場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犯了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走資派鄧小平把“計劃”偷換成“計劃經濟”。而把“市場”偷換成“市場經濟”，從而形成了前提荒謬、從而推出的結論也荒謬的。

走資派鄧小平同時又犯了違背明顯經濟常識和經濟現實的錯誤——市場經濟是雇傭勞動社會化的經濟，而雇傭勞動私有化，隻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社會基本製度基礎上。把新中國前三十年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被走資派鄧小平搞成雇傭勞動私有化的市場化改革，必然會毀滅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惡果！然而，經過走資派鄧小平變魔術般的概念偷換，最終卻引出了一係列自己想要的謬誤結論：“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市場經濟手段，搞市場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偉大鄧小平理論基礎，就被驚天地泣鬼神地總設計出來了！在走資派和右派們的大量吹捧之後，加上全方位地宣傳忽悠之下，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了。

市場經濟在西方經濟學界總體上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想當初，西方將市場經濟概念作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對立物提出來，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市場化改革的時期，市場經濟居然成了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的“中性經濟手段”!這實在不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產生了什麽畸變，而是因為走資派鄧小平們為複辟資本主義推行漸進式資改時，必須借助社會主義旗號的機會主義政治需要!

誠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必須利用市場調節的輔助手段。但是，搞市場調節，不等於必須搞市場經濟，就像資本主義搞計劃調節，也不是搞計劃經濟的道理一樣。公有製的社會主義與隻能是私有製的市場經濟，是絕不相容的兩極對立——關於這一點，很多官僚精英心知肚明——將二者結合起來，就是把羊和狼圈在一起，就是要讓狼(資本主義私有製)吃掉羊(社會主義公有製)，而絕不會出現羊吃掉狼的情況!

可以睜開雙眼看看現實，世界上哪裏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哪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以後，社會主義不是在本質上被逐步吞噬了?!走資派們激進式市場化改革，已經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得“憲政民主劇變動亂”、肢解了。而漸進式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鼻祖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先河，同樣也沒有避免“憲政民主劇變動亂”和被肢解的命運。而中國特色的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其“特色”實際上並非首創，不過是步南斯拉夫鐵托的後塵而已。所不同的是，鐵托搞市場社會主義改革時，還有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定的革命情懷動機，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主導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的頂層精英，誰還敢拍著胸脯說自己的主導動機不是向往資本主義的西方強國模式?!

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經濟基礎，憲政民主則是其政治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而，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走上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之路，且黨內外健康力量不足以遏製“深化改革”，則“憲政民主劇變動亂”和大國被肢解的命運，就是在劫難逃的曆史定數!共產黨熱衷搞市場經濟，最終必然自己挖掉了自己執政的基礎和存在的合理性。曆史必將刻骨銘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經濟理論謊言和搶劫公有財富的現實騙局！

市場經濟這種隻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按資分配的形式，而按資分配，則內在地包含著生產過剩。隨著資本的運作，市場經濟在資本家獨占和追逐剩餘價值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再生產著其不治之症——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擴張，經濟危機日益嚴重，使其不斷逼近社會總危機的全麵爆發。

市場經濟把勞動力商品化了，而勞動力商品的買賣，必須遵循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圍繞著勞動力的價值進行等價交換。在按資分配中，雇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平均隻能得到勞動力的價值(工資)，資本家則無償占有全部剩餘價值，致使絕大部分剩餘價值產品失去了有支付能力的買方需求，成了過剩產品。

商品的價值構成是：可變資本、或工資、或勞動力價值、或必要勞動價值。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是社會需求與社會供給的價值買賣平衡，但是實際上，連基本平衡都根本不存在。商品的生產成本總量，構成了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的基礎部分。剩餘價值為資產階級無償獨占，由於他們的人數極少(比如說占1%，由其生活消費所形成的社會需求，在日益增殖的龐大剩餘價值量中，隻占很小的比例，餘下的大量剩餘價值產品，勞動群眾有消費需求但無支付能力，資產階級有支付能力但無消費需求，於是構成了無社會需求的過剩產品。這部分過剩產品價值，若轉向投資，並不會真正消化生產過剩，反而會造成更大的生產供給能力，從而造成更多的產品、產能過剩。

在市場經濟中，相當於生產成本部分的商品，可以被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所消化，而相當於絕大部分剩餘價值量的產品，則成為過剩產品。科技和生產力越發展，商品中的勞動力成本越低，剩餘價值量越大；同時，資本的有機構成越高，勞動者的就業率就越低（社會工資總量相對越低），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相對越低。所以，市場經濟隻要一開工，就包含著生產過剩；科技和生產力越發展，生產規模越大，生產過剩就越嚴重兩邊越不平衡。粗略地估計，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的生產過剩量，在不斷地超過勞動群眾的工資總量。也可以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財富越多，勞動群眾越是相對貧困化。麵對嗷嗷待哺的大量貧困群眾，社會卻不得不通過經濟危機和戰爭的暴力手段，消滅生產過剩!

勞動力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規定了勞動者平均隻能得到勞動力的價值(工資)，這使得市場經濟的基本社會需求（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隻能被框定在日益相對降低的勞動力價值量的限度之內（市場經濟在瘋狂生產社會供給的同時，卻在強力遏製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從而引發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這是在維持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還是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刺激需求的“看得見的手”，或者是新自由主義重新祭起的“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等等的所有折騰，都根本解決不了的絕症!

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是一個不斷加劇的過程，從而使周期性經濟危機也成為一個不斷加劇的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外殼悶死不斷發展的生產力;要麽是不斷發展的生產力炸毀市場經濟私有製生產關係的外殼。而勞動群眾和生產力，才是最終的決定者和勝利者，隨著智能化科學技術和世界一體化社會生產的強勢發展，市場經濟時代正在加速走向生命的終點。

當今世界上正在崛起的“互聯網+”智能化生產係統，給陷入空前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供的根本不是曆史機遇，而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這種遠遠超過以往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互聯網+”生產力革命風暴，在市場經濟私有製基礎上，預示著未來十年，大部分今天的人類工作可以被機器所取代，這將使全球的就業形勢空前惡化(銀行業、製造業等將首當其衝)，將給人類帶來有史以來最大的“下崗潮”，意味著社會工資總量將空前相對萎縮，也就是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將空前相對萎縮，而“互聯網+”生產係統，卻在迅猛地提高著社會供給能力。這種社會供給與社會需求的瘋狂撕裂，將會引發更全麵更深刻的經濟危機，再加上地球資源的瀕臨枯竭，恐怕會引發戰爭的“世界性洗牌”。

[yongbing1993]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區別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區別？最大的區別是：《辭職》不幹了，徹底地不為選民服務了。這是什麽行為？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讓選民們去參選？被選上了，就《辭職》了，這算什麽？是背叛？在玩耍選民？對選民不尊重？缺德？又是什麽？而且是“合法“的？是個人的選擇和自由權理？有的當選議員高票當選，不到一周就《辭職》了。有的市長被選上了，在辦公室搞女人暴露了，《辭職》了，揮揮手，我走了。這算什麽？等等，不管什麽原因《辭職》，都沒有任何風險。

而《轉黨》起碼還在《為選民服務》。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都是合法的。

那麽，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不同？差別在於《辭職》後就不服務選區選民了。而《轉黨》後當選議員仍繼續在服務於選區選民的工作的。

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不同？

Al回答：當選議員的辭職與轉黨（通常稱為「跨黨」或「跳槽」）在法律後果、議席歸屬以及對選民的影響上有顯著區別。

以下以加拿大、英國等西敏製國家為例的比較：

1. 辭職 (Resignation)

當議員辭職時，他們主動放棄其職位。

議席空缺： 議席立即變為空缺狀態。

必須補選： 為了填補空缺，政府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舉行補選（By-election）。選民將重新投票選出新代表。

議員身分： 辭職者不再是議員，失去所有議會權力和薪資。

2. 轉黨 (Floor-crossing / Party Switching)

當議員從一個政黨轉向另一個政黨（或變為獨立議員）時，他們保留職位但改變了政治隸屬關係。

席次歸屬： 在法律上，議席通常被視為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可以帶著席位「跨越」到另一方。

無需補選： 目前的法律通常不會強製轉黨的議員辭職。這意味著他們可以繼續留任，直到下一次大選。

議員身分： 他們依然是議員，維持在議會中的投票權和薪酬，隻是代表的利益團體發生了變化。

主要區別比較表

特性 辭職 (Resignation) 轉黨 (Party Switching)
席次狀態 立即變為空缺 席位不變，隨議員移動
後續行動 必須舉行補選 通常無需補選，議員留任
對黨團影響 席次總數減少，直到補選結束 一個政黨席次減少，另一黨（或獨立人士）增加

在新聞《剛剛! 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 卡尼又添一員"猛將"!》一文中列出了有五位《轉黨》的當選議員中，唯一有一位叫《馬榮錚(Michael Ma)》的國會議員最為出名。

當代表萬錦一於人村(Markham-Unionville)選區的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馬榮錚(Michael Ma)宣布將轉投聯邦自由黨。馬榮錚在一份聯邦自由黨於周四晚間發布聲明表示：“在過去幾周裏，我認真傾聽了萬錦一於人村選民的意見，並與家人一起思考了我們國家的未來走向。我已經通知國會議長和官方反對黨領袖，我將加入總理卡尼領導的政府黨團。現在是我們團結一致、采取果斷行動，為加拿大保駕護航的未來了。“之後遭到了《聯署批馬榮錚》如下：

例如：《居民不滿馬榮錚倒戈轉陣 發起請願要求辭職補選》有居民近日在請願平台 Change.org 發起聯署，要求馬榮錚就其“跨黨”（floor-crossing）決定作出公開交代，並辭去國會議員職務，透過補選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另外有居民計劃於本周末在其國會選區辦事處外舉行快閃行動，以示抗議。

又舉牌上街《聯署批馬榮錚未有諮詢選民》截至周六（13日）東岸中午 13 時，聯署已收集超過10,000個簽名，對象僅限安省萬錦—於人村選區居民。根據 Elections Ontario 引述2021 年人口普查數據，該區有128,308 人居住。

聯署信中指出，馬榮錚當初以聯邦保守黨身分參選，獲逾 27,000 名選民支持，選民期望他在國會代表保守黨理念，並監督自由黨政府。然而，在未有諮詢選民的情況下突然轉黨，發起人形容此舉為單方麵改變政治立場與代表性，做法不僅影響選區，亦可能對國會權力平衡產生全國性影響。

聯署內容指，議員在未經公眾諮詢或重新選舉下跨黨，削弱民主製度中“透明度、問責性及選民授權”三項核心原則。發起人Leo C 在信中提到，選民投票支持的是一套政綱與價值，而非單一個人；當民選代表放棄競選時所承諾的立場，等同否定選民當初的民主選擇。

居民稱：感到“極度被背叛”

在請願平台上，不少署名選民留言表達不滿。萬錦於人村居民 Yongli 表示，馬榮錚的轉黨行為“背叛了支持他作為保守黨代表的選民”，認為跨黨等同放棄選民賦予的政治授權。他指出，作為曾投票支持馬榮錚的選民，事前並未獲得任何通知、諮詢或有關轉黨意向的說明，有關決定是在未經選民同意下作出，因此他應辭職，讓選區市民重新選出國會議員。

另一名居於萬錦於人村的選民 Daniel 亦在留言中表示，自己是以馬榮錚作為保守黨候選人的身分投票支持他，對其在毫無通知或諮詢下跨黨感到“極度被背叛”。他指出，若馬榮錚並非代表保守黨參選，自己不會投票支持，認為對方已失去繼續擔任國會議員的正當性，應辭職並交由選民重新作出選擇。

有居民發起快閃行動 質疑馬榮錚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

除 Change.org 請願外，另外有人獨立發起快閃行動。計劃於周日（14 日）中午，在馬榮錚位於安省 Markham、Highway 7 East 的國會選區辦事處外集合，表達對其轉黨決定的不滿，並要求他為行為承擔政治責任。行動呼籲參加者攜帶標語，表達要求辭職及捍衛選民意誌的訴求。

行動發起人同時提出，對馬榮錚與中國共產黨相關人士或活動的接觸表示關注，形容有關情況引發部分選民對國家主權及政治忠誠的疑慮。相關說法屬請願方的指控與立場，目前未有司法裁決或官方結論。

哈哈，又是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代理人。應該正確地說與中國有關聯的代理人。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自己都不對外稱為“中國共產黨“了，一些《反共華人》還停留在40多年的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時代。

萬錦一於人村(Markham-Unionville)選區有多少選民？根據2025年4月公布的最新數據，安大略省萬錦—於人村（Markham-Unionville）聯邦選區共有約 80,938名登記選民。該選區總人口為116,972人，是一個華人社區非常集中的選區。

2025年4月聯邦大選馬榮錚得多少票？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舉行的加拿大第 45 屆聯邦大選中，保守黨候選人馬榮錚 (Michael Ma) 在萬錦-於人村 (Markham-Unionville) 選區最終獲得了 27,055 票，得票率為 50.65%。

該選區主要候選人的得票情況：
馬榮錚 (Michael Ma)，保守黨：27,055 票 (50.65%)，成功當選。
源植勉 (Peter Yuen)，自由黨：25,133 票 (47.05%)。
Sameer Qureshi，新民主黨 (NDP)：723 票 (1.35%)。

總共參加選舉的選民人數為：27056+25133+723=52912(名)

而馬榮錚得票：27,055 票。

反對者稱：”聯署已收集超過10,000個簽名“？就算1萬個人，也隻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其1萬人中是不是都是投馬票的人？選區中有近一半的人沒有投馬票的人，這隻是參選的人。還有符合選民沒有去投票的人以及不符合投票的人。弄個”聯署已收集超過10,000個簽名“能說明什麽問題？就如前些年某個邪教弄了個“幾個億的中國共產黨退黨簽名“一樣，無用功，忽悠不了人了。再弄幾個幾十個舉牌上街去國會山莊抗議，隻能說明《反共華人》隻會“窩裏鬥”，轉黨的議員有五個，怎麽不去鬧一下。

文章一開頭就說《當選議員辭職和轉黨有什麽不同？》差別在於《辭職》後就不服務選區選民了。而《轉黨》後當選議員仍繼續在服務於選區選民的工作的。有議員《在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就辭職算什麽？

不過，馬榮錚議員還有“單打獨鬥”的勇氣。馬榮錚議員在“強迫勞動“上的質問：“你親眼見過中國‘強迫勞動’嗎？”，“你去過那裏嗎？”，“就說yes or no！”

當地時間3月26日，加拿大議會工業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上，自由黨華裔議員馬榮錚（Michael Ma）連珠炮式的逼問，讓現場氣氛驟然緊張，對方磕磕巴巴的回應更引發一片嘩然。

這場聽證會原本聚焦加拿大涉華電動汽車政策的調整，卻迅速被拉入所謂“中國汽車製造涉及強迫勞動”的爭議，徹底偏離了軌道。

馬榮錚生於香港，祖籍廣州，去年12月剛剛從保守黨“跳槽”加入執政黨自由黨。而他質問的對象，是頂著“中國問題專家”頭銜的渥太華大學高級研究員瑪格麗特·麥凱格·約翰斯頓。

聽證會上，馬榮錚對瑪格麗特展開了“炮轟式”質詢。

他接連追問對方是否擁有網絡安全高級學位、所在機構是否無中生有捏造“中國風險”，最後直擊核心——“你親眼見過‘強迫勞動’嗎？你去過那裏嗎？是不是隻會道聽途說？”

馬榮錚在聽證會上質問瑪格麗特CBC NEWS。麵對連番逼問，瑪格麗特顯然有些錯愕。“我1979年以來多次去過中國……”話音未落，便被馬榮錚打斷。“你就簡單說，有沒有在深圳見到‘強迫勞動’？”，“有，還是沒有？”，“唉……”手足無措的瑪格麗特，麵露難色。她眉頭緊鎖，停頓了足足四秒，才勉強作答。“我……我和人權觀察組織密切合作，他們曾‘親眼目睹’相關情況……”，“好了，謝謝。”馬榮錚利落地結束了質詢。

瑪格麗特被坦言被問“懵了”。很明顯，瑪格麗特已委婉承認，自己並未親眼見過所謂的“強迫勞動”，確實是道聽途說。會後接受加拿大通訊社采訪時，瑪格麗特才開始回過神來，試圖狡辯。

她抱怨，自己當時確實被馬榮錚“問懵了”，並指責馬榮錚的逼問仿佛是在“開玩笑”，因為“沒有哪個西方人能去中國親眼目睹‘強迫勞動’。他們絕不會讓你靠近那種地方。”她還故作委屈，稱馬榮錚是想詆毀她的信譽，“但我認為他失敗了”。

瑪格麗特還透露，聽證會後，她曾主動遞給馬榮錚一份“人權報告”，對方卻回複“我不相信報告，隻相信親眼所見”，甚至建議兩人一起去中國“看看”是否有“強迫勞動”。但瑪格麗特無奈地表示，自己已被中方製裁，無法再入境中國。

所謂的“強迫勞動”指控，一直以來都是西方某些勢力基於意識形態偏見炮製的荒謬謊言，長期脫離事實、缺乏實證，卻被反複用來抹黑中國。此次爭議發生的背景，是加拿大在中美博弈中試圖平衡經濟利益與政治立場的微妙處境。卡尼政府放寬中國電動汽車關稅，被視為緩解中加貿易摩擦的務實舉措，但也招致國內反對派指責“對華綏靖”。於是，瑪格麗特作為專家證人，再次被推上前台，成為對華發難的炮灰。

至於為何說“再”，是因為此人早已多次以所謂 “專家” 身份，在公開場合充當反華馬前卒。她早期研究側重中加科技合作等務實領域，但後來卻轉向抹黑攻擊中國所謂的“人權問題”，尤其在涉疆涉藏問題上大做文章，成為加拿大臭名昭著的對華強硬派人物，可謂劣跡斑斑。

2024年12月，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對加拿大機構及人員采取反製措施的決定》，包括瑪格麗特在內的20人被列入反製清單。具體措施包括凍結其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和個人與其進行交易、合作活動，以及不予簽發簽證並限製其入境（含香港、澳門）。

但這位政治小醜不以為恥，後來公開將此稱作“聖誕禮物”。麵對加拿大媒體此前對中方相關行業的不實汙蔑，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曾強調，無論在什麽地方、無論在什麽行業，中國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中國是法治國家，已經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等28個國際勞工公約。中方奉勸某些加媒好好照照鏡子，深刻反省本國嚴重的人權問題，不要總是基於意識形態偏見散布虛假信息誹謗中國。

至於瑪格麗特口中“西方人無法靠近”的說辭，則顯得更加站不住腳。就在西方反華勢力人權敘事的聚焦的新疆地區，去年6月，來自23個國家的24名媒體記者參加了由中方組織的“走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主題參訪活動。

“不少西方媒體上關於新疆的報道是扭曲的。”意大利“逆流外交”網站負責人、資深記者梅琳·洛佩茲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直言。她表示，此次新疆之行讓她看到了與西方媒體描述截然不同的現實，其中最令她震撼的，是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體能夠和諧共處、彼此包容，對不同宗教信仰也展現出充分的尊重與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