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也無用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也無用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是毛澤東於1965年7月3日在對一份關於學生健康狀況調查報告的批示，深刻指出過度教育負擔危害青年體質，強調“健康第一”。毛澤東主張教育要培養堅強青年，反對“注入式”教學，並建議砍掉三分之一的學習活動量，旨在實現德智體全麵發展。

毛澤東關於減負與健康的核心觀點：

健康第一，學業第二： 毛澤東指出，如果青少年體質不重視，很危險，不能鍛煉身體的人不配談革命。他將身體健康視為“三好”之首。

批評“注入式”與高壓教育： 毛澤東批評將學生當敵人對待的考試和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認為這種方式摧殘人才。

主張減輕負擔： 毛澤東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讓青年有時間進行體育鍛煉，培養身體和意誌均堅強的人才。

教育改革方向： 毛澤東主張縮短學製、改革考試，鼓勵自學，重視社會實踐。

毛澤東這一批示表明了當時對於教育質量與學生身心健康平衡的思考，不僅是曆史文件，其“健康第一”的思想至今仍被認為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導原則，為現代教育減負和素質教育提供了曆史依據。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也無用，這句話出自毛澤東於 1965 年 7 月 3 日對一份關於學生健康狀況調查報告的著名批示。

當時，毛澤東閱閱了《團的情況》（增刊）中關於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下降的調查報告。他對此深感憂慮，給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了這封信：

“陸定一同誌：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毛澤東一直主張“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理念。毛澤東認為教育不應隻是枯燥的理論灌輸，主要觀點包括：

體育為基： 毛澤東曾在 1953 年提出“三好”要求，並將“身體好”排在首位。

反對“注入式”： 毛澤東批評當時的教育是“死記硬背”，主張啟發式教學，甚至開玩笑說考試可以“交頭接耳”以促進真正理解。

縮短學製： 毛澤東認為課程太多、學年太長會摧殘青年，主張讓學生更多地接觸社會、工廠和農村。
德智體全麵發展：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有覺悟、有文化、體魄強健的勞動者。

即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毛澤東的這句話依然頻繁被引用。它反映了社會對教育評價體係和學生學業壓力的持續反思：

學生的身心健康是前提： 如果失去了健康的體魄和心理，再優秀的學業成績也難以轉化為對社會的持續貢獻。

效率重於時長： 盲目的“題海戰術”和過度競爭往往導致學生產生厭學情緒，造成“學也無用”的負麵後果。

全麵素質培養： 現代教育改革（如“雙減”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精神的延續，旨在將學生從沉重的負擔中解放出來。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閱《團的情況》（增刊）總第一五五期刊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

文中說：據共青團北京市委在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二年級一個班調查發現，學生由於學習負擔過重，體育鍛煉運動量過大，課餘活動過多，嚴重地影響了身體健康。

毛主席批示：“陸定一同誌：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

1917年毛澤東還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學生時，就寫下《體育之研究》，對當時學校中課程過於繁重的現象提出批判：“吾國學製，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猶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觀其意，教者若特設此繁重之課以困學生，蹂躪其身而殘賊其生。”

1921年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又曆數課程過繁的壞處：“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課堂，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它的壞根，在使學生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在此，毛澤東深刻指出，課程過繁的兩大害處是影響身體健康和個性發展。

1950年6月19日，針對當時學生負擔過重，身體素質下降的狀況，毛澤東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殊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對青少年學生學業負擔和身體健康的深切關注。

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就學生健康問題再次致信給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信中說：“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此後，教育部采取調整學生人民助學金，增設照顧患病學生營養的特種人民助學金，精簡課程、教材和學生的課外活動，整頓學校教學秩序等一係列措施，貫徹毛主席關於學生健康問題的指示。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教育工作，毛澤東主持會議，並作出決定：“要注意青年健康。對大、中學學生要增加助學金。學生健康不好，要增加營養，搞好衛生，減少負擔，克服忙亂現象。”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又對“減負”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他認為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跳跳蹦蹦”，教育教學工作要“適合青年的特點”，要充分兼顧“工作學習和娛樂休息睡眠兩方麵”。“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積極分子開會也太多，也應當減少”。他批評當時“隻抓緊了一頭，另一頭抓不緊或者沒有抓”，“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他認為，是否“為青年著想”，是否“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是一個方針問題，是新舊社會的一大不同之處，“新中國要把方針改一改，要為青少年設想”。與此同時，毛主席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三好”思想。

1957年，毛澤東要求省、地、市三級第一書記要管好“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一事，把第一書記作為減負的第一責任人。同年2月27日，毛澤東同誌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從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麵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方針為“減負”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原則要求，使教育工作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3月7日，毛澤東在與省市教育廳長、局長座談中小學教育問題時，提出“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變，現在這樣還不行。”“學製可以縮短。”“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製、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對於課程，他說：“我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遊戲、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對於考試方法，“現在的考試辦法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做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要完全改變。”他還舉了孔夫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高爾基自學的事例。同年3月，在對北京鐵路二中的校長魏連一請求為學生減輕過重負擔的來信的批示中提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8月29日，毛主席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指出：“以教育製度來說，我們正在進行改革。現行的學製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11月9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時再次指出：“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看了《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材料後，給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信：“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從以上這些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同誌對“減負”工作的高度重視，要求通過改革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促進學生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毛澤東同誌始終認為“減負”問題直接關係到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關係到祖國的未來。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再來研究毛澤東的“減負”思想，應該透過現象理解本質，抓住毛澤東同誌“減負”思想的科學內核。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陸定一〔２〕同誌：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根據手稿刊印。已編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注釋

〔１〕這個批語寫在共青團中央辦公廳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編印的《團的情況》（增刊）第十八期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上。文章說，據共青團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們對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二年級一個班調查，發現學生由於學習負擔過重，體育鍛煉運動量過大，課餘活動多，嚴重地影響了學生的身體健康。

〔２〕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文教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

《要自學，靠自己學》〔１〕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作者：毛澤東

要自學，靠自己學。肖楚女〔２〕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釋

〔１〕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
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2〕肖楚女，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與惲代英一起主編《中國青年》。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協助毛澤東編輯《政治周報》，三月參加籌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並任教員，十月底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並殺害。
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對於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２〕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麽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鍾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曆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裏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後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曆史經驗。

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隻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幹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條，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鍾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讚成，會後又翻案，又說不讚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隻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麽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

但是，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根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出版前曾經毛澤東審定。

〔２〕 高，指高崗。饒，指饒漱石。彭，指彭德懷。黃，指黃克誠。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與張聞天、周小舟被錯誤地定為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

作者：毛澤東

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１〕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裏學得知識，製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二，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的談話節錄。
教育製度要改革〔１〕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行政區劃分





AI 概覽：

毛澤東時代（1949-1976）的行政區劃經曆了從“大行政區”過渡到“省縣鄉”三級製，並結合人民公社體製的演變過程。初期設立六大行政區管理地方，1954年後撤銷，確立省、縣、鄉三級，農村隨後全麵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製度。

1. 大行政區時期（1949-1954）

概況：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戰爭剛結束，實施軍事與行政合一的製度，將全國劃分為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區。

機構： 設立大區人民政府（後改為行政委員會），作為中央派出機構，管理區域內的省、直轄市。

取消： 隨著全國土地改革完成及經濟建設發展，為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於1954年撤銷六大行政區，直屬省、市、自治區增加。

2. 省、縣、鄉三級製確立（1954年起）

基本架構： 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省下設自治州、縣、自治縣、市；縣下設鄉、民族鄉、鎮。

調整： 逐步精簡了地級一級的設置，確立了中央——省——縣——鄉的垂直管理框架。

3. “人民公社”時期（1958-1970年代中）

政社合一： 1958年起，全國農村全麵推廣人民公社化運動。人民公社不僅是經濟組織，同時行使原鄉政府的行政職能，形成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基層組織形式。

特征： 這一時期的行政區劃高度集中，帶有明顯的“政社合一”特征，直至1970年代末開始改革。

4. 少數民族區域自治

在這個時期，國家致力於在多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設立了多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確保在統一國家內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

總結來說，毛澤東時代的行政區劃從最初的過渡性大區製向高度集中的省、縣、鄉體製發展，並在農村以“人民公社”這一特殊的政社合一形式固化了長達20年之久。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行政區劃分》：

毛澤東時代（1949年—1976年）是中國現代行政區劃體係的奠基和劇烈變動期。這一時期的行政區劃經曆了從建國初期的“大區製”到逐步確立現代“省—縣”體製的演變過程。

以下是毛澤東時代新中國行政區劃的核心演變階段：

1. 建國初期的六大行政區（1949年—1954年）

為鞏固政權和恢複經濟，中央在省之上設立了大行政區（簡稱“大區”），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

六大區劃分：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

管理機構：各區設立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

特點：這一時期行政層級較多，且存在大量省級特殊單位，如行署區（蘇北、蘇南、皖北、皖南等）和眾多的中央直轄市（最高時達10多個）。

2. 行政區劃的大調整與規範（1954年）

隨著國家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1954年進行了重大改革：

廢除大區：撤銷了六大行政區建製，省級行政區直接由中央領導。

合並省份：撤銷了一批小省（如平原省、察哈爾省、鬆江省等），合並了行署區（如蘇南、蘇北合並為江蘇省）。

縮減直轄市：除北京、上海、天津（天津曾一度改為省轄市後又恢複）外，多數直轄市降格為省轄市。

3. 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建立

毛澤東時代確立並實施了民族區域自治製度：

內蒙古自治區：1947年成立，是中國第一個省級自治區。

後續成立：

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

1958年：廣西僮族自治區（後改為壯族）、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

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

4. 基層區劃：從“鄉”到“人民公社”

在縣級以下，行政區劃深受社會變革影響：

鄉鎮時期（1949-1958）：沿用並改造了傳統的鄉、鎮建製。

人民公社化（1958-1970年代）：1958年後，全國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製度，人民公社既是生產組織也是基層政權單位，取代了原有的鄉鎮。

5. 關鍵變動特征總結

特征 描述
層級演變 從建國初的“虛四級”（大區-省-專區-縣）演變為相對穩定的“虛三級”（省-專區/地區-縣）。

專區作用 專區（後改稱“地區”）作為省的派出機構，在此時期並未完全坐實為一級獨立行政區。

三線建設影響 1960年代中期，出於國防需要，在西南、西北“三線”地區設立了一些特殊的工礦區或地級行政單位。

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行政區劃基本形成了現今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格局雛形（除後來設立的海南省、重慶直轄市及特別行政區外）。

新中國成立初期設立六大行政區的曆史原因 ：

中國共產黨全麵執政之初所麵臨的國際環境的製約與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進入“冷戰”時期。在此國際背景下，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宣布即將誕生的新中國要站在蘇聯一邊，1950年2月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同盟關係的確立“不但對新中國的建設有了極大的幫助，而且在反對侵略，維護遠東及全世界和平與安全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但從當時中國的周邊環境看，形勢不太樂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帝國主義勢力在韓國、菲律賓、日本、泰國等國家依然存在，美國通過支持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南越保大集團和法國殖民主義者，從朝鮮半島、台灣、印度支那三個方向威脅中國。

此外，新中國共產黨政權還麵臨著民族分裂主義和邊界糾紛的嚴峻考驗。西方大國出於“分而治之”策略的考慮，繼續通過民族、宗教和領土等問題在中國製造政治上的混亂與分裂。再加之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實際影響力隻限於西北、華北和東北等地，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政之初，麵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需要建立一種能把邊境地區與內地有力地聯結起來的省級以上的行政建製，並設軍政委員會實施軍事管製，集數省之力盡快結束國內戰爭，整合邊疆與內地的資源，消除可能出現的民族分裂和邊境軍事衝突，乃至削彌發生大規模內亂或外敵入侵的可能。

此後，各大行政區的具體設置充分體現了這一因素的作用。西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四個大行政區都包含了解決邊境問題和民族問題的用意，吸納了大量少數民族幹部。

1949～1952年間，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龍雲為彝族，各大行政區政府委員會中有少數民族委員37人。此外，從各大行政區所轄省份來看，也不是出於促進全國各經濟區域的協調發展，而是基於政治、軍事上的考慮，依據解放戰爭中各個野戰軍作戰區域和所解放領土區域而劃定，保持了戰爭年代各大行政區域的相對獨立性。

如由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等省市組成的華東地區，“雖已全部解放，但盤踞在台灣及沿海島嶼的殘兵敗將，尚待肅清，華東軍政委員會的設立，仍然負有嚴重的軍事戰鬥任務”。因此，“華東軍政委員會受中央人民政府和華東人民的委托，執行人民民主專政的職權。首先負擔起支援戰爭，解放台灣、西藏等地，完成中國統一大業。其次是努力經濟恢複方麵的工作，包括城市農村工作的加強，和各級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而其中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來支援解放台灣等島嶼的戰爭，以保證戰爭的徹底勝利。

中南、西南和西北 區無不如此，都是要把內地省份與邊境地區聯結成一個政治實體，以求實現全境解放、剿匪反霸等軍事任務。

處於內地的華北區則未設立大行政區建製，而是由政務院直轄，這是為了能有效地保護中央所在地。至於東北，除大力發展以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建設新東北的考慮外，中共認為，“東北靠近蘇聯。蘇聯是世界和平的堡壘，對一切被壓迫的民族的革命，是一貫的同情和支持”，“尤其在革命勝利的今天”，“中國革命要想達到徹底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加強中蘇的友誼與團結，並且努力學習與吸收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的經驗，把它運用到我們經濟建設中來，以加速完成我們經濟建設的艱巨任務，以鞏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以保衛世界持久的和平”。

中國疆域廣大，如何通過行政區劃來克服空間距離上的限製，建立中央與地方的良性關係，一直是執政者的重要工作，也始終考驗著執政者的政治智慧。中共遵循行政區劃變遷的規律，吸收了蘇共與中國近代行政區劃的優點，因時而變，因地而宜，不僅建立了力量強大的組織係統，還成功地實現了政黨與政權的有機耦合，創設了大行政區一級行政區劃。大行政區的設立，對中共在全麵執政初期有效地實現國家統一、中央集權、經濟恢複都起了重要的曆史作用，並為此後進行全方位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計劃經濟體製鋪平了道路。但大行政區從一開始就是臨時的過渡性行政建製，行政區域劃分上不是出於發展國民經濟的長遠考慮，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職能權限等始終處於一種隨時被調整的狀態中，並且由於轄區廣闊、權力廣泛、與中央聯係的機製不健全等因素使其有明顯的體製弊端。

因此，1952年底，中共認為“即將結束國家經濟的恢複和改建工作”，需要調整與增設中央機構、減少政權層次，以“開始全國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之時，對大行政區進行了調整，並於1954年廢除了大行政區的建製。

[yongbing1993]

當選議員辭職轉位敗選黨領算啥






讀新聞：《剛剛! 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 卡尼又添一員"猛將"!》一文後，發現，這次《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沒見有人上國會山莊舉牌反對。好奇，認真學習了一下這方麵的知識，並編輯複習了學到的內容發了一篇《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的博文。算是不吐不快自娛自樂吧。

剛剛！昕了新聞，聯邦保守黨的落選又經補選來的黨領就又一個《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之事，答記者之問時又是指責另一黨領“挖牆腳“不義之外，還強調議員是《選民受權》等等之詞。好一個《選民受權》，安省省長三次組成大多數政府，反複強調是安省選民給於省長的《選民受權》，所以就可以獨裁四年，倒也說得過去。而加拿大聯邦保守黨的黨領算啥？

在 2025 年 4 月舉行的第 45 屆加拿大聯邦大選中，保守黨領袖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遭遇了罕見的“黨領落選”情況，但隨後通過補選成功重返國會。以下是詳細過程：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選區落敗。》說明什麽？作為一個選區的議員都不被承認，有何臉麵還繼續參政？《選民受權》給他了嗎？

然而，還不要臉地《為了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於 2025 年 5 月宣布辭職，騰出其安全選區。》這算啥？讓自己黨內的議員辭職，給黨領補選？這算什麽？當選議員辭職通過選民同意了嗎？就算這個當選議員“自願“辭職？那如何給該選區的《選民受權》給他的選民怎麽交待？這又算啥？算背叛？算叛徒？算騙子？算不守信用？作為該黨的黨領還答應去補選？至少給三個方麵的人為缺德：

一是該議員缺德，好好地高票當選，被迫辭職，算什麽？ 在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庫雷克於 2025 年 5 月 2 日宣布將辭去議員席位，為在自己的選區落選的保守黨黨魁博勵治騰出參選空間，使其能通過補選重返議會。玩遊戲尋開心，《高票當選》！《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宣布將辭去議員席位》？為什麽？是因為《在自己的選區落選的保守黨黨魁博勵治騰出參選空間，使其能通過補選重返議會。》。不說亂化納稅人的錢，就說從哪個方麵說得通理由可以如此政治操作的。

二是對補選區的選民們的缺德，選民無奈，隻得服從而己。

三是對《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選區的選民缺德，這算什麽？“你們不選我，自有別區來選我“？更是對渥太華卡爾頓選區的選民的極不尊重。渥太華卡爾頓選區的選民作出了不給《選民受權》了，還可以轉換一個選區來補選？這算什麽呢？這是“民主選舉“嗎？選民們都是被政客們當玩一人一票選舉遊戲的工具。

再來說說《選民受權》這件事，有多少選民《受權》給議員：

先看前當選議員的選票：《獲得了 53,584 張選票。 得票率： 約 82.8%。》

再看敗選黨領補選的選票：《博勵治以 41,308 票（得票率 80.86%）在該選區成功勝出。》

誰多誰少，該誰當議員，不是瘋子都會懂的。然而事實相反。博勵治有何臉麵說《選民受權》給他？這樣的政客還能當加拿大總理嗎？

當選議員辭職轉位敗選黨領算啥？

Al：這種情況在采取議會製（如加拿大、英國、澳洲）的國家被稱為“讓位”（Seat-clearing），通常是為了讓在選舉中失去席位、或根本沒參加該選區選舉的黨領能夠通過補選（By-election）進入議會，從而合法履行其作為黨領或政府首腦（如總理、省長）的職責。

根據慣例和政治影響，這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理解：

1. 政治運作：必要的“犧牲”與補救

黨內忠誠度測試：通常由該黨在“鐵票倉”（安全選區）的資深議員宣布辭職，騰出席位。這被視為對黨領和政黨的忠誠表現，辭職的議員往往會獲得其他政治補償（如任命為參議員、外交官或黨內高職）。
憲政慣例：在威斯敏斯特體係下，雖然法律不強製要求總理或黨領必須是國會議員，但政治慣例要求他們必須在議會擁有席位，以便接受質詢和領導立法。

2. 民意反應：風險與爭議

選民被“背叛”感：選民可能會認為自己投票選出的是特定議員，而該議員辭職是把席位當成了政黨的“私產”，是對選區選民的不尊重。

補選成本：舉行補選需要耗費公共財政，如果僅僅是為了讓敗選的領袖“複活”，常會招致輿論批評。

對手狙擊：在補選中，反對黨通常會集中火力攻擊空降而來的黨領，如果補選再次失敗，該黨領的政治生涯通常會徹底結束。

3. 常見案例（以加拿大為例）

聯邦層麵：2019年，新民主黨（NDP）領袖 駔勉誠 (Jagmeet Singh) 在沒有國會議員身份的情況下當選黨領。隨後，該黨在卑詩省本拿比南選區的原議員辭職，駔勉誠通過補選成功進入國會。

省級層麵：在加拿大各省選（如魁北克省、安大略省）中，如果當選執政黨的黨領意外丟掉自己的選區席位，這種“讓位”操作極為常見，以確保省長能正常在議會辦公。

總結：簡單來說，這是一種政治技術操作。從法律上講，這是議員合法的辭職權利；從黨派政治講，這是保全領袖地位的必要手段；但在選民眼中，這往往被視為派係政治交易。

AI ：這種行為在西方議會民主製（如加拿大、英國）中被稱為“騰席”或“犧牲席位（Safe Seat/Sacrificial Seat）”行動。當選議員為了讓黨領袖進入國會，會辭去剛獲得的職位，騰出“鐵票倉”選區進行補選。這通常被視為政治操作，反映了黨領袖在選舉中失利，但黨內需其進入國會擔任黨魁或政府職位。

詳細分析：

合法性： 這是合法的政治程序。

實質內容： 當選議員為了黨內最高利益，甘願放棄剛剛得來的民意代表席位，被稱為該候選人的“犧牲”行為，讓黨領通過補選（By-election）進入議會。

評價： 政治上這是一種無奈之舉，凸顯了黨內“人治”高於“民意”的考量，即黨領袖的位置重於特定選區對該議員的信任。這種方式也容易引起選民不滿，認為自己的一票被操作，但通常能快速讓黨領進入核心權力層。

Al：當選議員辭職轉位敗選黨領算啥？

這在議會製國家（如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中是一種常見的政治策略或黨內安排。簡單來說，這叫“讓路” (Stepping aside)，目的是為了讓沒能贏得議席的黨魁通過補選 (By-election) 進入議會。

這種做法雖然合法，但在政治評價上往往毀譽參半：

1.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

在議會製下，一個政黨的領袖如果沒能在自己的選區勝出（即“敗選黨領”），他就無法進入議會領導該黨（擔任總理或官方反對黨領袖）。
為了讓黨魁有名正言順的議會席位，該黨通常會安排一名在“安全選區”（選民基礎極穩固）當選的議員辭職。

席位空出後，國家會舉行補選。

黨魁隨後在補選中代表該黨出戰，利用安全選區的優勢確保“轉位”成功。

2. 怎麽看待這種行為？

支持者認為（黨內視角）： 它是確保黨內領導力連續性的必要手段。沒有議會席位的黨魁在辯論和質詢中處於劣勢，無法有效代表政黨發聲。

反對者認為（選民視角）： 這被視為對民意的某種“操弄”或“背叛”。
浪費資源： 僅僅為了安置黨魁，就需要花費公帑舉行額外的補選。
忽視選民意願： 選民原本投票是給那位辭職議員的，結果該議員還沒怎麽幹活就為了黨內政治利益辭職，會讓部分選民覺得自己被當成了“政治棋子”。

3. 典型案例：

加拿大新民主黨 (NDP) 領袖駔勉誠 (Jagmeet Singh)： 2017年當選黨領時他並非國會議員，直到2019年才通過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本拿比南選區的補選成功進入國會（此前該區原議員辭職）。

英國等其他國家： 這種“棄位保帥”的行為在西敏寺體係中屢見不鮮，如果該黨正處於組閣邊緣，這種操作通常會被視為緊迫的政治任務。
總結： 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是合法的議會程序，但在道義上常被貼上“政治投機”或“特權操作”的標簽。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博勵誌的落選和補選：

在 2025 年 4 月舉行的第 45 屆加拿大聯邦大選中，保守黨領袖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遭遇了罕見的“黨領落選”情況，但隨後通過補選成功重返國會。以下是詳細過程：

1. 聯邦大選意外落選

選區失守：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

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Bruce Fanjoy）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落選原因：博勵治本人將失敗歸咎於他在競選中提出削減聯邦公務員職位的計劃，遭到了公共部門工會的強烈反擊。此外，該選區候選人多達 91 名，也使計票過程異常複雜。

2. 尋求補選重返國會

盡管失去議席，保守黨內部仍支持博勵治繼續擔任黨領。

議員讓位：為了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Damien Kurek）於 2025 年 5 月宣布辭職，騰出其安全選區。

補選大勝：2025 年 8 月 18 日，博勵治在阿爾伯塔省巴特爾河-克勞福特（Battle River-Crowfoot）選區的補選中，以超過 80% 的壓倒性得票率獲勝。

3. 當前現狀

重返議會：博勵治已於 2025 年秋季正式以阿爾伯塔省國會議員的身份重返渥太華，繼續領導保守黨。

黨內地位：雖然在 2025 年大選中未能帶領保守黨組閣，但博勵治在補選獲勝後展現了繼續領導政黨的姿態，並承諾在團隊建設和政策立場上進行調整。

博勵治選區的補選中有多少選民？有多少參選人？

根據 2025 年 8 月份的最新補選信息，保守黨黨魁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參加的補選情況如下：

參選人數： 該選區共有 209 名 確認的候選人，刷新了加拿大選舉史上的紀錄。

絕大多數參選人為獨立人士，僅有 7 人具有政黨背景。

這種極高的人數是由“最長選票委員會”（Longest Ballot Committee）發起的抗議行動所致，旨在通過冗長的候選人名單來抗議加拿大的選舉製度。

選民人數： 補選所在的 巴特爾河-克勞福特（Battle River-Crowfoot） 選區共有 84,515 名 選民。

博勵治最終在 2025 年 8 月 18 日舉行的補選中獲勝，重返國會。

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獲得多少選票？

讓博勵治重返議會，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庫雷克獲得多少選票？

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舉行的加拿大聯邦大選中，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達米恩·庫雷克（Damien Kurek）以壓倒性優勢連任，他獲得了 53,584 張 選票。

其選舉表現的關鍵數據如下：

得票率： 約 82.8%。

領先優勢： 他擊敗了排名第二的自由黨候選人布倫特·薩頓（Brent Sutton），後者僅獲得 7,566 票。

辭職讓位： 在贏得選舉僅四天後，庫雷克於 2025 年 5 月 2 日宣布將辭去議員席位，為在自己的選區落選的保守黨黨魁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騰出參選空間，使其能通過補選重返議會。

隨後在同年 8 月 18 日舉行的補選中，博勵治以 41,308 票（得票率 80.86%）在該選區成功勝出。

《阿爾伯塔省保守黨議員達米恩·庫雷克（Damien Kurek）以壓倒性優勢連任，他獲得了 53,584 張 選票。 得票率： 約 82.8%。》

《博勵治以 41,308 票（得票率 80.86%）在該選區成功勝出。》

《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

《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Bruce Fanjoy）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 得票率： 約 82.8%。》的高票當選議員者，《辭職》了？原因是要將議員的《席位轉讓給落選的黨領》？請問：通知選民了嗎？得到這個選區的 約 82.8%的選民的同意了嗎？這種行為是判徒還是啥？有人反對了嗎？有人抗議了嗎？有人去大鬧加拿大的國會山莊了嗎？有人權人士或人權組織說《不》了嗎？有媒體報導反對聲音了嗎？

請注意：《該選區共有 209 名 確認的候選人，刷新了加拿大選舉史上的紀錄。絕大多數參選人為獨立人士，僅有 7 人具有政黨背景。這種極高的人數是由“最長選票委員會”（Longest Ballot Committee）發起的抗議行動所致，旨在通過冗長的候選人名單來抗議加拿大的選舉製度。》

《這種極高的人數是由“最長選票委員會”（Longest Ballot Committee）發起的抗議行動所致，旨在通過冗長的候選人名單來抗議加拿大的選舉製度。》這種《抗議》引起重視嗎？作過深入宣傳采訪嗎？這種《抗議》有用嗎？這種補選是民主選舉嗎？這種選舉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嗎？這種選舉是啥？

在同一選區一個是：《 得票率： 約 82.8%。》的高票當選議員者，另一個是：《得票率： 80.86%。》，該為淮勝？玩弄選民？

再看《選區失守：博勵治在自己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

選舉結果：自由黨候選人範喬伊（Bruce Fanjoy）以超過 50% 的得票率獲勝，而博勵治的得票率約為 46%。》

注意：《擔任國會議員長達 20 年的渥太華卡爾頓（Carleton）選區落敗。》《得票率約為 46%。》選民們己經給了結論。何以再換個保守黨的鐵票倉社區進行補選？這是民主選舉嗎？這對這個區和補選區的選民是在玩弄政治手段，何談民主？更何淡民主選舉？

而沒有人反對？沒有人抗議？沒有人去舉牌？更沒有人去國會山莊大鬧一下？媒體去哪兒了？人權組織去哪兒了？人權人士去哪兒了？一個馬議員倒是出了名了，本來不出名，一群《反共華人》助他出名了。說明了什麽？這群《反共華人》是有選擇性的。剛剛又有一個保守黨議員轉入別黨了，沒見這群《反共華人》鬧鬧了。說什麽“爭議“？其實是沒有爭議的。都是合法的。這群《反共華人》都是法盲而己。

[yongbing1993]

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






加拿大法律：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

個人席位所有權：在法律上，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在任期內可以隨時宣布離開原屬政黨。

轉換選擇：議員可以選擇加入另一個現有政黨、成為獨立議員，或組建新政黨。

無需辭職或補選：目前的法律並不要求轉換政黨的議員必須辭職並重新進行補選（By-election）。他們可以繼續擔任議員直到下一次大選。

在加拿大，議員當選後在法律上是可以選擇任何黨派的。

法律層麵：可以自由選擇或更換黨派。

加拿大國會議員（MP）是以個人身份當選的，而不是“黨派席位”。

因此：當選後可以加入其他政黨。可以退出原政黨。也可以選擇當獨立議員。這些行為不違法，也不需要重新選舉。 加拿大憲法和選舉法並不禁止“跳黨”。

選票層麵：法律上投的是“候選人姓名”。在正式選票上：最大的、法律意義上的主體是候選人姓名。政黨名稱隻是：附注信息 方便選民識別立場。

選票並不是“自由黨一票”或“保守黨一票”，而是“張三一票”，“李四一票。

選舉之後的法律後果：席位屬於議員個人，不屬於政黨。這是“個人身份當選”的關鍵含義。

當選後，席位歸誰？歸議員個人擁有席位。政黨無權收回、轉移、取消該席位。即使該政黨不歡迎某議員在本黨內存在的發生時：議員可以被政黨開除，或議員主動退黨、跳槽到別的政黨。該議員仍然合法地繼續擔任國會議員。

而政黨對議員的“控製”是政治性的，不是法律性的。對於不聽話的議員，政黨能做的隻有：撤銷黨籍。禁止以該黨名義參選。剝奪黨內職位。但不能：讓議員失去國會議員資格，強迫其辭職，或要求重新選舉。

候選人資格本身也是“個人化”的。即使你是政黨候選人：法律上你仍是獨立候選人。每位候選人都必須：自行提交提名文件，取得一定數量的選民簽名，接受個人財務審計，政黨隻是“背書者”，不是法律主體。

獨立候選人與黨派候選人地位完全相同。計票規則相同，當選效力相同，國會議員權利相同。

為什麽加拿大要這樣設計？議員代表的是“選區選民”。

加拿大憲政理念強調：MP 首先代表 選區的公民（constituents），其次才是政黨。

這就是你經常聽到的說法：“My constituents come first”，“I was 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this riding”。

防止“黨派壟斷席位”。如果席位屬於政黨：黨魁對議員有極強控製力，議員可能隻對黨負責，不對選民負責。

加拿大製度刻意保留了：議員個人良知。在關鍵投票中“倒戈”的合法空間。

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

在加拿大，議員是可以跨黨派轉換（俗稱“跳槽”或轉投他黨）的，這屬於個人政治選擇，不需要立即辭去議席。換黨後，該議員通常會作為新黨成員或獨立議員繼續履行職務。

跨黨派轉換的議員無需辭職。目前加拿大聯邦法律並未規定國會議員轉黨必須放棄議席。

在加拿大議員可以跨黨派轉換嗎？

在加拿大，議員（MP）完全可以跨黨派轉換（這種行為在加拿大政治中被稱為“Crossing the Floor”）。

根據加拿大的議會製度和法律，議員轉換政黨受以下規則和現狀約束：

1. 法律與機製

個人席位所有權：在法律上，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在任期內可以隨時宣布離開原屬政黨。

轉換選擇：議員可以選擇加入另一個現有政黨、成為獨立議員，或組建新政黨。

無需辭職或補選：目前的法律並不要求轉換政黨的議員必須辭職並重新進行補選（By-election）。他們可以繼續擔任議員直到下一次大選。

2. 近期案例與動態（2025-2026年）

最近一段時間，加拿大國會出現了較頻繁的轉換政黨現象：

保守黨轉投自由黨：近期有包括萬錦-於人村選區的馬榮錚（Michael Ma）以及艾伯塔省的傑內魯（Matt Jeneroux）在內的保守黨議員轉投自由黨。

對執政地位的影響：這些轉換直接影響了國會的席位分布，曾一度使執政的自由黨距離“多數政府”地位僅差一席。

3. 目前加拿大議員可以自由跨黨派轉換且不失去議席。在法律上，議席屬於議員個人，而非政黨。因此，議員在任期內可以隨時宣布離開原屬政黨。

加拿大自1867年以來，已有超過300名國會議員在任期間更換了黨派。已知首位轉換黨派的國會議員是斯圖爾特·坎貝爾，這位來自新斯科舍省的議員於1868年離開反聯邦黨，加入約翰·A·麥克唐納爵士領導的自由保守黨。

2020年加拿大議員換黨曆史：

2020年1月16日：格倫加裏-普雷斯科特-羅素選區省議員阿曼達·西瑪德(Amanda Simard)加入安大略省自由黨。此前，她因不滿政府的法語安大略政策，於2018年9月辭去了安大略省進步保守黨黨團的職務。

2021年6月10日：弗雷德裏克頓選區國會議員珍妮卡·阿特溫(Jenica Atwin)離開綠黨，加入自由黨。

2022年3月7日：托恩蓋特山選區省議員萊拉·埃文斯(Lela Evans)此前辭去了紐芬蘭和拉布拉多進步保守黨的職務，加入紐芬蘭和拉布拉多新民主黨。

2023年9月13日：阿伯茨福德南選區省議員布魯斯·班曼(Bruce Banman)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2月22日：哈利法克斯大西洋選區省議員布倫丹·馬奎爾(Brendan Maguire)離開自由黨，加入進步保守黨協會，並出任社區服務部長。

2024年5月31日：卡裏布-奇爾科廷選區省議員洛恩·多爾克森(Lorne Doerkson)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6月3日：素裏南選區省議員埃莉諾·斯特科(Elenore Sturko)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7月16日：托恩蓋特山選區省議員萊拉·埃文斯(Lela Evans)在紐芬蘭和拉布拉多新民主黨任職兩年後，重返紐芬蘭和拉布拉多進步保守黨。

2024年7月29日：列治文北中心選區省議員特蕾莎·沃特(Teresa Wat)離開卑詩聯合黨(BC United)，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9月3日：素裏-白石選區省議員特雷弗·哈爾福德(Trevor Halford)、坎盧普斯-北湯普森選區省議員彼得·米洛巴(Peter Milobar)和三角洲南選區省議員伊恩·帕頓(Ian Paton)離開卑詩聯合黨，加入卑詩省保守黨。

2024年10月22日：北區-西山選區省議員弗雷德·蒂利(Fred Tilley)離開自由黨，加入進步保守黨協會。[18]

2025年6月9日：溫哥華-奎爾切納選區省議員達拉斯·布羅迪(Dallas Brodie)和基洛納-湖鄉-科爾德斯特裏姆選區省議員塔拉·阿姆斯特朗(Tara Armstrong)此前於2025年3月被卑詩省保守黨黨團開除，他們組建並加入“一個卑詩”(OneBC)黨團。 2025年7月17日：因性侵指控而離開蒙特利爾計劃黨的市議員克雷格·索維(Craig Sauvé)加入蒙特利爾轉型黨。

2025年11月4日：阿卡迪-安納波利斯選區國會議員克裏斯·德恩特雷蒙(Chris d'Entremont)離開保守黨加入自由黨。

2025年12月11日：馬卡姆-於人村選區國會議員邁克爾·馬(Michael Ma)離開保守黨加入自由黨。

立場轉換：加拿大換黨議員簡史：

從其它政黨轉入 保守黨（自 1990 年以來，聯邦下院在任議員中的“變節/倒戈”案例）

議員（MP） 原所屬政黨 新政黨（保守黨） 轉換年份
David Emerson（大衛·愛默生） 自由黨 保守黨 2006 年
Wajid Khan（瓦吉德·汗） 自由黨 保守黨 2007 年
Joe Comuzzi（喬·科穆齊） （最初為自由黨；轉入保守黨時曾為無黨籍） 保守黨 2007 年
Leona Alleslev（萊奧娜·阿萊斯列夫） 自由黨 保守黨 2018 年

《剛剛! 保守黨資深議員倒戈! 卡尼又添一員"猛將"!》據CTV News最新消息，長期擔任保守黨議員的瑪麗蓮·格拉杜（Marilyn Gladu）將轉投自由黨。自由黨周三（4月8日）上午在一份聲明中宣布，格拉杜正式加入該黨。她是近五個月內第五位加入自由黨的議員，同時也是第四位來自保守黨的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