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給我隻留下一個教員

毛澤東說：給我隻留下一個教員






毛澤東曾多次表達對“四個偉大”（偉大導師、領袖、統帥、舵手）稱號的厭惡，在1970年與斯諾談話及1967年審閱文件時明確表示，要去掉這些稱號，隻留下“教員”（Teacher）這一身份。毛澤東自稱“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表達了回歸人民、厭惡個人崇拜的思想，這也是“毛教員”稱呼的由來。

毛澤東厭惡“四個偉大”： 在文革期間，林彪等人提出了“四個偉大”，但毛澤東認為這種崇拜搞得過分了，不僅形式主義，還令毛澤東感到很“討嫌”。

毛澤東重申“教員”情結： 毛澤東年輕時曾做過小學教師。毛澤東認為自己這一生歸根結底是教書育人，不僅教書，更是在“教育”中國人民進行革命。

毛澤東認為“教員”的深意： 在其看來，教員意味著與群眾在一起，是平等地傳授知識和思想，而非高高在上的領袖或導師。

曆史與現實意義： 該談話標誌著毛澤東對當時極端個人崇拜風氣的一種反思，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稱呼現今常被青年人用來表達對毛澤東深入淺出講道理、教育人民這一角色的懷念。

毛澤東說：給我隻留下一個教員，這句話出自毛澤東 1970 年 12 月 18 日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

當時，林彪等人提出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口號風行全國。毛澤東在談話中對這種過分的個人崇拜表達了強烈反感，並留下了這段名言： “什麽‘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 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文革中對個人崇拜的降溫是在毛澤東認為“四個偉大”是形式主義，且對此感到“討嫌”。毛澤東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釋放政治信號，表達對林彪等人推行個人崇拜做法的不滿。

毛澤東早年確實從事過教師職業如在長沙第一師範畢業後任教。毛澤東認為自己一生本質上是在“教”中國人民如何革命、如何建設。

對於“導師”與“教員”： 雖然在 1968 年毛澤東曾提出“留下導師吧”，認為導師比教員高明一點，但在晚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更傾向於使用平實的“教員”一詞。

為什麽現在人們愛稱他為“教員”？

近年來，“教員”一稱在社交媒體（如知乎、B站）和青年群體中再度流行，主要原因包括：去神格化： 相比於“偉人”或“領袖”，“教員”聽起來更親切、平等，強調了毛澤東與群眾的互動關係。思想的傳授： 青年人通過閱讀《毛澤東選集》等著作，感覺毛澤東是在手把手教授分析問題的方法論，具有極強的實踐指導意義。網絡語境的避雷： 在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時期的網絡環境下，使用“教員”作為代稱既表達了尊敬，也方便了相關話題的傳播。

 曆史上的“另一類教員”。有趣的是，毛澤東還曾提到過“反麵教員”的概念。毛澤東曾戲稱蔣介石、甚至當時的日本侵略者是“大教員”，因為他們的壓迫“教會”了中國人民覺醒和反抗。

毛澤東說：給我隻留下一個“教員”

毛澤東說：所謂“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留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

蔣介石的一個“曆史使命”是做我們的“教員”

毛澤東說：我們認為，蔣介石也有好的地方。正是由於他的幫助，我們才能夠使民眾團結起來，並對群眾進行再教育。蔣介石做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根本無法辦到的事。因此，除了馬克思主義者外，我們還邀請了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來給我們當“教員”。可以說，蔣介石不僅在過去為我們做了許多事，而且現在他仍繼續在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他仍必須存在“一段時間——以我們的教員的身份”。而為此，我們甚至不必交學費。我們的學費是由美國人支付的，而我們自己隻是無償地利用這個教員。

毛澤東說：我小學教師當不成了，就走上了共產黨這條路

毛澤東說：四十年前，當小學教員。因為中國當時的情況實在太慘無人道，三座大山壓在我們頭上。我小學教師當不成了，就走上了共產黨這條路。

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

毛澤東說：中國這個國家，知識分子太少。對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我們如果看不起他們，如果以為可以不要他們，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我們離不開他們。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國家的財產，是人民的教員。對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論，對他們的進步應該肯定。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有理由的。

毛澤東說：我們黨的—些曆史經驗：

美國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冰島、西德都駐了兵，在北非和中近東也有它的軍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主義。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麵教員。

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麵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麵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如果沒有什麽好處，為什麽是成功之母？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這是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說：.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

毛澤東說：我們有些幹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勞動和生產放在第一位。辦教育也要看幹部。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要看學校的校長和黨委究竟是怎麽樣，他們的政治水平如何來決定。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

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

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中說

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麵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

讀毛主席的著作學毛主席的思想，從井岡山到延安，從西柏坡到北京，毛主席建立了結合國情應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長遠目標，將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廣大人民群體緊緊地團結在一起。

堅定的目標信仰！強大的團結力量！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不可質疑的成為了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人類組織！

這是近代曆史總結出來的結論！！！毛澤東仙去後，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共同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明確對他的稱呼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偉大導師。“導師”即教員、老師之意也，英文同為teacehr。這既不違他本意，也得人民心意，更符合他一生所為。

有網民說：偉人毛澤東在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廣袤土地上，28 歲的他與十幾個人一起創建了一個政黨，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裏贏得了政權，組織和改造了人民，重塑了這片土地。

曆史上沒有比這更偉大的成就了。亞曆山大、凱撒、拿破侖、俾斯麥、列寧，沒有任何前輩能與偉人的成就相提並論，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古老而龐大。事實上，偉人的成就幾乎超出了我們的理解範圍"。

在偉人之前，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村國家，主要由文盲農民組成，大部分土地歸地主所有。

在 4.5 億居民中，有 5000 萬人吸食鴉片，80% 的人不識字，預期壽命隻有 35 歲。

日本人殺害了 3500 萬中國人，蔣介石將軍抱怨說，在他招募的每 1000 名青年中，幾乎沒有 100 人活下來。

婦女被捆綁雙腳，農民將70%的農產品作為地租交給地主，絕望的母親賣掉自己的孩子以換取食物，窮人為了不挨餓隻能賣身。

美國大使斯圖亞特報告說，在他到那裏的第二年，三個省有 1 000 萬人餓死。

然而，當他於 1974 年再次前往中國時，侵略者、土匪和軍閥已不複存在，人口翻了一番，達到約 8 億人，識字率達到 84%，貧富差距消失，電力通達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

基礎設施得到恢複，經濟增長了 500%，吸食鴉片現象被消除，婦女獲得解放，女孩接受教育，犯罪率極低，人人有房住，預期壽命達到 70 歲，從幾個關鍵的社會和人口指標來看，中國與人均 GDP 高出五倍的中等收入國家相比毫不遜色。

盡管美國在糧食、金融和技術方麵對中國進行殘酷封鎖，但偉人在不舉債的情況下，使中國經濟年均增長 7.3%，而美國戰後經濟繁榮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僅為 3.7%。

偉人去世時，中國正在製造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遠洋輪船、核武器和遠程彈道導彈。

[yongbing1993]

社會主義運動及共產主義失敗論






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之後，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們就鼓吹“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在中國的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以及在國外的反共華人們也跟著鼓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製度“空想論，不可行論”等等之後，那麽，在全世界一統式的新舊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資產階級反共分子們得出了如下結論：新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成了落後空想的社會製度，而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成了先進永恒的社會製度！

反觀資本主義製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經在封建王朝的多次複辟中反複失敗過，若按照走資派右派反共分子的鄧小平們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邏輯，封建主義製度是否也是“曆史的終結”?在當時被推翻的封建主義製度之後的資本主義製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製度?而且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私有製代替另一種封建主義的私有製，尚且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反複多次的階級鬥爭和不斷地來回複辟與反複辟的多次較量，難道社會主義公有製代替資本主義私有製，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過複辟與反複辟的甚至是更為長期、更為殘酷的反複的階級鬥爭的較量?!

人類的社會實踐，有成功和失敗之分。而成功和失敗，又各自都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之分，戰役的和戰略的之分，現實的和潛在的之分，暫時的和最終的之分，部分的和整體的之分，根本的和枝節的之分，本質的和表麵的之分，真正的和虛假的之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之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之分，等等。而這種區分，離不開一定的標準。運用正確的標準，正確地分析評價實踐的成敗(成功、失敗)和是非，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問題。

論英雄、評是非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英雄、評是非。同理，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也離不開實踐的成敗，但也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如果僅以首輪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成敗論是非，即真正的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以及引來蘇東劇變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被走資派複辟為例就得出““共產主義失敗論”和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終點的“曆史終結論”。“的結論是否太早了。每一個新生事物都是經過多次反複的失敗再失敗之後才獲得最後成功的。何況社會主義運動是人類社會的巨大工程。

既然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不能僅以實踐的成敗為標準，那麽，究竟什麽才是正確的檢驗標準?這裏涉及到“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既有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認識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而，客觀現實無疑是真理的標準。列寧說過：“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於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選集》第一卷第30頁)這說明，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客觀現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人類誕生以來的客觀現實，不僅存在自然界的客觀現實，而且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人類社會實踐這種新的客觀現實。社會實踐是將人的主觀與現實的客觀結合起來的中介，沒有這種人所參與的客觀現實，根本就無從認識真理。所以，也可以簡要地說，社會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但必須注意的是：“客觀現實”，不但包含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而且也包含無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會實踐”大得多。所以，即使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從精確上說，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實踐和客觀現實作為“真理的標準”，並不涉及檢驗主體，隻是個自在的客觀標準，它不會自動地去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須通過人們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對理論進行檢驗才能完成。這說明，檢驗判定理論的真理性，僅有客觀的“真理的標準”是不夠的，還必須引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即習慣上所說的“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的標準”和“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概念，二字之差卻產生了重大區別，不可混為一談。“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無疑指的是本義的真理。而“檢驗真理的標準”中的“真理”概念，已經引申變異為“理論”概念了。因為，人們之所以要“檢驗真理”，是因為對作為檢驗對象的理論是否是真理存有疑慮，如果沒有任何疑慮，還檢驗它幹什麽?

所以“檢驗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實際上指的並不是本義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內的全部“理論”。因而，“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規範說法應該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不涉及檢驗主體，而“檢驗真理的標準”，則必須涉及檢驗主體。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要求人們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備必要的素質，必須能夠正確地運用真理的標準進行檢驗，就像給人檢查身體的醫生，必須具備醫務人員的合格素質、必須能夠規範操作，是一樣的道理。

因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絕不是唯一的實踐標準，而是個複合標準：既包括客體標準——實踐基本標準(即真理的標準)，又包括規範指導檢驗者的主體標準——真理指導標準(人類已經創立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為統帥的一定真理係統)。在檢驗理論的過程中，實踐基本標準和真理指導標準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辯證標準，離開實踐基本標準，真理指導標準隻是個抽象的標準，根本不能唯物客觀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而離開真理指導標準，實踐基本標準根本不會能動地解決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現的孤立、靜止、片麵的形而上學性與其內在體現的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的辯證性之間的矛盾（即合格的實踐標準同不合格的實踐標準之間的矛盾)，也不會能動正確地檢驗理論的真理性。

總之，如果說，用同一個真理檢驗同一個真理，是自我循環論證的話，那麽，用“真理”指導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就是既合乎邏輯又必需的論證。

在檢驗理論真理性的過程中，正確運用實踐標準的關鍵有兩點：

一是要解決“什麽樣的社會實踐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基本標準”的問題。米尺是測量長度的標準，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自然物經過人類改造的產物，粗製濫造的米尺，不是合格的長度標準。同樣，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標準，而是必須經過人類的理性改造和運用，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指導的理性改造運用，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實踐標準。合格的實踐標準，決不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麵的、歪曲的、甚至是虛構的社會實踐，而是具有普遍聯係、運動變化、係統整體性的客觀真實的社會實踐。且不論虛構的社會實踐，即使真實的社會實踐，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外在表現著孤立、靜止、片麵、表麵等形而上學的性質。因而要掌握合格的實踐標準，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的指導是不可想象的。

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極端，就否認了人類已經掌握的真理係統是進一步認識世界、檢驗理論所必不可少的科學指導標準，就否認了人作為檢驗主體必須具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而在實際運用上必然表現為“實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貓論，隻能為了私利和偏見實用主義、瞎子摸象、指鹿為馬地歪用實踐標準。這樣做，即使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認識不到;即使認識到了，也往往死不認賬。一個政權如果操起這種貓論哲學旗幡，必然會使權力運行墮落化、黑道化!

二是要解決“什麽樣素質的人才能作為檢驗理論的合格主體”的問題。檢驗理論真理性的合格主體，關鍵是必須具備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檢驗主體的人，其技術素質無疑是基礎性的，而其政治素質則是統帥性的。真理，不管是在階級社會還是無階級社會，都是為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在階級社會裏，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真理是有階級性的(無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真理，其運用過程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所以，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領域的合格檢驗主體，首先必須具備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立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作為檢驗主體的人，若達不到真理指導標準對其的基本規範要求，甚至連公正的良知都沒有，還談何正確地運用實踐標準?談何正確地檢驗相關理論的資格?比如說，讓皇帝和官僚來檢驗農民起義;讓資本家及其乏走狗來檢驗馬克思的《資本論》;讓漢奸公知來檢驗普世價值;讓美國鬼子來檢驗抗美援朝;讓孟山都勢力來檢驗中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讓土豪劣紳來檢驗土地革命;讓官僚公知來頂層檢驗文革;讓資改精英和西方勢力來檢驗改革開放;讓尚未暴露的凶手來檢驗作案現場，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結論，豈非異想天開?而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動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所以，人民群眾才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真正主體。

真理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並非是唯心主義的標準，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客觀實踐標準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類社會實踐的不完全性、有限性、相對性、外部聯係的“形而上學假象”等等，決定了其根本不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標準的這些先天不足，必須由真理指導標準予以理性彌補——如果認為隻要有社會實踐，無需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指導，就可以發展理性認識，那麽野人早就個個都是理論大師了!而作為真理體係統帥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經過社會實踐反複檢驗過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根本規律和靈魂，它作為檢驗理論的指導標準，能夠反映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的動態係統的整體現實客觀性，這才是最可靠的現實客觀性。

而很多事情往往是複雜的，沒有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能力，不可能確定地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而且，在社會科學領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質，往往要受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根本製約。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人，即使懂得些許真理，他們也往往不會去踐行。因為，“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列寧)

關於一切真理性的、科學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觀性，列寧曾經精辟地指出：“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列寧全集》第38卷第 181頁)。

而對於客觀實踐標準來說，即使其時空跨度再大，也隻能是無限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存在，並不能代表整個的客觀現實，隻能具有不完全的客觀性。但作為真理標準的客體(包括人類的全部社會實踐和無限自然界在內的整個客觀現實)，卻是一個具有無限性的客體存在係列，具有完全的客觀性。所以，一個不具有完全客觀性的實踐標準，根本不可能成為“唯一”地反映客觀現實完全客觀性的真理標準。就像檢驗“空間是無限的”理論，唯一靠人類的高速飛行實踐，即使其速度再快、時間再長，也永遠得不出空間無限性的必然性結論，隻有借助於唯物辯證的理論思維和辯證邏輯的指導，才能解決這個難題。所以，實踐基本標準與真理指導標準隻有辯證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理論的標準具有盡可能完全的客觀性。當然，由於真理的相對性和實踐的相對性，使得檢驗標準的絕對完全客觀性，隻是一個永遠也達不到的極限;不過，人類在全麵性要求的正確方向上的不懈努力，卻可以使現實運用中的檢驗標準，無限地趨近這個極限，而不是背道而馳!

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辯證關係，也決定了真理指導標準的必要性。

關於這一點，列寧的下列論述很經典：“實用主義……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49頁)

“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如果為我們的實踐所證實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認：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的道路是走向這種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第142-143頁)

“在社會現象方麵，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曆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當然，“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中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麵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全集》第32卷第83頁)

列寧的精辟論述揭示了，正確認識和運用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嚴謹哲學、科學問題，即使認識到其真諦，操作起來也是一個大難題，就像學習武林劍俠絕技一樣，可不是拿到秘籍就能成為武林高手，更不用說不諳武林的真諦了。而一句武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恰恰暴露了實用主義者們在哲學上的愚昧無知和別有用心!

人類認識真理的辯證過程也說明，實踐隻是檢驗真理的基本標準，絕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指導標準，真理理念“舍我其誰”？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實踐的指導，而真理理性認識，是實踐的唯一正確指導。認識真理，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是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人的認識，隻有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認識。而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屬於認識過程中的理性認識階段。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和實踐。但僅僅依靠實踐和感性認識，並不能自動得出真理性認識，還必須根據人類已經獲得的真理理念去指導對實踐材料和感性認識的科學改造，才能上升為真理性認識。也可以說，沒有真理指導標準所要求的合格認識能力、認識態度，想僅僅通過實踐材料(實踐標準)和感性認識去正確檢驗理論的真理性，無疑是異想天開!猴子也有實踐，為什麽檢驗不出真理?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不行嗎?茅於軾之流也有實踐，也有某種認識能力，為什麽卻瞪眼噴漢奸胡話?不就是因為認識能力(理論思維)和認識態度(階級立場和世界觀)卑下嗎?

毛主席經典地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毛澤東：“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隻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理論來。”

毛澤東：“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隻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曆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隻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麵的和表麵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係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的認識，相反，隻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毛澤東：《實踐論》)

可見，離開辯證唯物主義真理理念的指導，不經理性的“科學地改造”，僅僅依靠實踐，永遠也不可能得出真理性認識。

而所謂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卻將檢驗理論的實踐標準唯一化，完全排除了真理理念、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在檢驗理論中不可或缺的統帥指導，割裂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聯係，隻能使認識陷入實用主義的粗野極端。實際上，在所謂的用唯一的實踐標準檢驗真理的過程中，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做到排除任何理念指導，而是隻排斥真理指導，尤其是刻意邊緣化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卻放縱實用主義的理念指導標準——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貓論、摸論、不爭論、唯生產力論”等特色理論——大行其道。他們所極端化的實踐標準，並不是客觀的、科學的、唯物辯證的實踐標準，而是被實用主義扭曲的實踐標準——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劍的、牛頭馬麵的、指鹿為馬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實踐標準。

例如，在走資派鄧小平的二代核心主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哲學輿論風暴中，上演了對四人幫的審判，“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破壞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狀，但是審判結束才五個月，《1981年曆史決議》就將文革全麵否定為“浩劫”，於是，“破壞文革”的反革命罪行，實際上就聯動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功勳。然而，“破壞浩劫”的罪名如何自圓其說?管它呢，再貼上個“文革餘孽”和“極左”的補丁就得了!這真是，同一個實踐行為，一會兒貼上個“破壞文革”的反革命標簽，一會兒又自相矛盾地變化成了“破壞浩劫”的革命標簽，但不管標簽是革命還是反革命，說你有罪你就得有罪——先利用“破壞文革”的罪名從組織上鏟除文革派的中堅，再利用“浩劫”的罪名從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後再用“文革餘孽”和“極左”的罪名從組織上政治上全麵收官。這，就是“用實踐標準唯一檢驗”出來的“真理”!原來，閹割真理指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就是“勝者王侯(正確)敗者賊(錯)”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哲學旗幡!

總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隻能是以機械唯物史觀和精英創造曆史的主觀唯心史觀的二元論混合曆史觀為基礎的、用“實事求是”掩蓋著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哲學貓論!所以，檢驗判定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絕不能將實踐(的成敗或歪曲的成敗)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必須將包括社會主義實踐在內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作為基本標準，將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列毛主義真理體係，作為指導標準。否則，思想政治路線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亂，最終隻能是權力意誌說了算，由權力頂層實用主義地設計“理論思維”，“不爭論”地宣判理論和路線的是是非非。

[yongbing1993]

走資派鄧小平為啥解散人民公社






《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實踐二十年，己經被證實是成功的從來都沒有失敗過，更沒有被走資派鄧小平們汙篾的是在養懶漢，反而是因為《農村人民公社》事實做為最基層的政府機構，承擔了幾千年來中國農民以沒農村建沒中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的很多責任——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實行了《五保戶製度》，將全體的中國幾億的農民們組織起來了，而不是如幾千年舊中國那樣農民們個體私有化成一盤散沙了。這是一個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偉大的巨大工程，而且是成功的，是受到全中國農民歡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集體化道路。整個《農村人民公社》如一座小城市，其中有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社辦各種工廠，農業培訓中心，紅醫站，農科站，種子站，小學中學種農業專科學校，商店，民兵，大禮堂，大食堂，電影院，文藝隊等等，一切都是免費的。這是一個不容質疑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的社會上存在過的曆史事實。然而《農村人民公社》被走資派鄧小平們人為地強行的解散，並非是因為無法維糸，而被人為解散的。沒有任何這方麵的數據和事實。也沒有老百姓廣泛反對的聲音。

那麽，為什麽人民公社會解散了。那是因為在中央走資派鄧小平等一些人看來，農村人民公社是個負擔。因為農村人民公社事實做為最基層的政府機構，承擔了很多責任——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五保戶，農民們組織起來了，而不是如幾千年舊中國那樣農民們個體私有化成一盤散沙了。

《五保戶》是指中國農村中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且無法定贍養義務人（或義務人無能力）的老、弱、孤、殘農民，當時都稱為人民公社的社員，都由人民公社的政府提供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的供養製度。《五保戶》包括老年人、殘疾人或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義務人無能力履行。

《五保戶》的五保供養內容：保吃：供給糧油、副食品。保穿：提供服裝、被褥。保住：保障基本居住條件，包括修繕或新建房屋。保醫：負責患病治療，通常包含有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紅醫站的赤腳醫生治療，如遇重病有赤腳醫生護送到公社的人民衛生院或縣區的人民醫院得到全免費的治疔。保葬：負責死後安葬事宜。保教：對未成年人提供免費的義務教育。

《五保戶》的製度源於195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及《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規定的五保內容，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就開始承擔供養責任 。到了1958年全國各地的農村人民公社化之後全麵延續並健全《五保戶》的五保供養模式。這個《五保戶》的製度到了《文革時期己經很成功，直到1978年己有20年的社會實踐非常成功。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人平等地擁有人權》。

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目的從來不是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而是要減輕走資派特色政府的負擔。隨著農村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往由人民公社包辦的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變成了農民自已的負擔。農村的醫療事業停辦了，上學開始收費了，道路無人管了，農田水利無人投資和管理了。農村人民公社對老弱病殘烈屬軍屬家庭的五保戶取消了。如果不解散農村人民公社，那麽，政府收的錢到了哪裏？到了特色政府官員的腰包裏，辦公樓建新的，走資派特色官員們可以住進新房大房了，出門做車將原來的吉普車換成進口的高級轎車了。

農村人民公社的強行解散，等於是政府扔下了一個大包袱。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實質。

《文革》後期的1975年下半年開始的全國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後，鄧、華、葉反黨叛徒集團於10月6日篡權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後，不僅腰折了，而且走資派鄧小平們還變本加利的瘋狂翻案，發展到高速倒退叛黨賣國複辟資本主義。

把好端端一個以勞動人民能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世人公認的古今中外最腐敗的集封、資、修為一體的美國半殖民地“中美國”。這就是現代中國麵臨的現實，如果真有決心改變這種局麵，恢複和發展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自立更生、艱苦奮鬥，率全國人民建成的科學社會主義，當務之急就是敢字當頭，學習毛主席充分發動群眾和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炮打司令部”：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們反擊翻案叛黨賣國複辟。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而不能嘴上喊走群眾路線，而實際怕群眾起來革賣國走資派鄧小平們的反黨叛徒集團的命。

1958年8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農村人民公社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組織形式，並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議公布後，新中國在全國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浪潮。

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人民公社之後農民的負擔有多重？農村人民公社被強行解體，實行包產到戶，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體中國人民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涉及數億農民生存狀態的一件大事。農民究竟是從包產到戶中受益了，還是受害了？

說明這個問題，隻要看城鄉收入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了。不可否認的是，包產到戶剛剛實行的一二年內，農民的收入，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一方麵由於糧食出口減少了，農民手中的餘糧多了，吃飯的問題大大好轉了。國庫存糧大量外流，使市場上的糧食充裕起來。但是好景不長。隨著全國範圍人民公社的基本解體。農民的甜頭也到頭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1976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 2.06：1；

1985年該比例下降為1.86：1；但之後基本保持不斷擴大的趨勢——

2001 年為2.90：1，

2002 年為3.11：1，

2003 年繼續擴大到3.23：1，

2004年已是4：1。

從這個數據看，1985年的比差好於1976年。這是當時國家財政有意放水給農村的結果。

之後，開始了對農村長達二十餘年的掠奪。

目前中國城鄉收入比之大，是世界第一的。

這不得不說，是中國農民的悲哀。除了經濟政策，長期偏廢農村。

八十年代起，各級政府興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針對農民的“亂收費”。以

至於當年的農民們說，國民黨稅多，共產黨費多。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的“三亂‘問題，致使中國農民的負擔日益加重。

具體表現在收費 項目名目繁多。除了國家規定的農業稅、特產稅、屠宰稅、耕地占用費、提留、統籌等以外，還有各級政府、各部門出台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生產性收費、服務性收費，以及各種集資款、攤派款、“搭車”收費等，征收的部門多、標準多、依據多，農民數不清、道不明，不勝其煩。有的地方違反國家規定，按田畝或人頭平攤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有的地方強迫農民以資代勞；有的地方虛報農民收入，層層加碼，超標準收取稅 費；有的地方基層幹部幹脆采取非法手段，強行向農民收錢收物，釀成惡性案件。

另據資料披露，1985年一1995年期間，有些地區“三亂”費用項目達38項，平均每個農民每年增加負擔85元左右，幾乎占去同期農民增 收額的一半，也大大超過了國家規定的“各項提留不得超過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的規定，少數地方甚至高達15％，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抵製。

九十年代，亂收費受到中央的批評，得以扼製。地方政府便又使出了“打白條”的招術，收了農民的糧，不給錢，隻給一張條子，今年是條子，下一年還是條子。農民苦不堪言。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雖然中央出麵製止，但是直到多年以後，這種現像才逐步消失。

直至今日，針對農民的亂收費等不良現像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著，比如教育亂收費。其實，由於農民基本上不享受社會保障等社會福利，實際上農民的生存狀態經過三十年發展，並沒有什麽大的好轉。能夠享受到改革成果的農民，少之又少。

農村人民公社從來沒有失敗。這是一個不容質疑的曆史問題。農村人民公社的解散，並非是因為無法維糸，而被人為解散的。沒有任何這方麵的數據和事實。也沒有老百姓廣泛反對的聲音。

那麽，為什麽人民公社會解散了。那是因為在中央走資派鄧小平等一些人看來，農村人民公社是個負擔。因為農村人民公社事實做為最基層的政府機構，承擔了很多責任——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五保戶，農民們組織起來了，而不是如幾千年舊中國那樣農民們個體私有化成一盤散沙了。

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目的從來不是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而是要減輕走資派特色政府的負擔。隨著農村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往由人民公社包辦的養老，醫療，教育，基礎建設，農田水利建設，變成了農民自已的負擔。農村的醫療事業停辦了，上學開始收費了，道路無人管了，農田水利無人投資和管理了。農村人民公社對老弱病殘烈屬軍屬家庭的五保戶取消了。如果不解散農村人民公社，那麽，政府收的錢到了哪裏？到了特色政府官員的腰包裏，辦公樓建新的，走資派特色官員們可以住進新房大房了，出門做車將原來的吉普車換成進口的高級轎車了。

農村人民公社的強行解散，等於是政府扔下了一個大包袱。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實質。

一個國家不能變成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人占幾十套房，有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樣，執政當局沒有任何臉麵賴在台上，因為民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就是執政者的責任。

一個國家的執政文明，就表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上，而不是表現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現在經濟增長的數據。

對照走資派特色中國現狀，以上這段擲地有聲的話，一針見血地點在問題要害，既是批評，又是忠告。

毛主席寧願自己節衣縮食，也要讓人民有房住、有學上、看上病，有工作、老有所養，不受壓迫剝削。

世上唯走資派鄧小平們不僅讓老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死了也火葬不起，更殘酷是一而再地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大量是青年、少年。搞到了冤案遍地、屍骨遍野。還不允許上訪申訴、不準批評揭露走資派。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隻允許講“改革”的“偉大成就”、“和諧社會”、“太平盛世”、“生活幸福”、“改革是最大紅利”……。如說個不是，被查封的查封、抄家的抄家、拘留的拘留、軟禁的軟禁、監視的監視……。把好端端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糟蹋成了人間地獄。

而走資派鄧小平們豢養的徒子徒孫，大多腰纏幾億、幾十憶、幾百甚至上千億元人民幣。據報導，一批由走資派鄧小平一手扶持的反馬列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徒子、徒孫們卷欵外逃叛國投敵，無可掩蓋地暴露了以玩弄兩麵派為能事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廬山真麵貌。這個蓋子必須揭開，千萬不能再捂了，也捂不住。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揭露這個反黨、賣國、叛徒集團，是當前鑒別真假革命和真假共產黨員的試金石。

文革期間，直到1975年下半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毛主席、中央一直是把鄧小平作為犯路線錯誤，當作內部矛盾處理的。即便1976年，鄧小平、胡耀邦、葉劍英精心策劃了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反革命動亂，中央也還是把他當內部矛盾處理，以觀後效。

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鄧小平問題的性質，不妨用事實說話。最近拜讀了雲南省一些受迫害的同誌到中紀委上訪的材料，看看走資派鄧小平“揭批‘四人幫’”究竟是幹什麽？可以說雲南省的“揭批查運動”，是鄧小平從中央到各省市、地、縣、公社以及各院校、科研院所、各工礦企業……全國性的層層瘋狂鎮壓革命派的反革命複辟運動一小角，但很值得研究。雲南在全囯是人口較少的省份之一。可是走資派鄧小平在雲南省的“揭批查運動”，被判刑的達5萬多人(包括死刑)，受黨紀、政紀、開除公職處分的15萬人，共審查、迫害達150多萬人。其中不少同誌己含冤去世，但至今仍有20多萬人生活無著落。而走資派鄧小平搞“揭批查”的骨幹分子，在文革期又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走資派，是屠殺造反派的凶手，僅就雲南文山這個不起眼的地方，文革期走資派鄧小平一下就屠殺了1015名造反派。而這些(揭批查)中受迫害的同誌，其中有一些不是法院判的，而是黨委判的刑，甚至沒有任何判決書，是口頭宣布一下就算判刑。從這些年在互聯網揭露的事實，許多省市包括中央許多部委，基本上都大同小異，因為都是走資派鄧、華、葉一手操縱下幹的。這就是一夥走資派反黨分子攻擊毛主席“獨裁”，而在他們的“撥亂反正”、大談“和諧、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社會”的口號下幹的。

[yongbing1993]

毛澤東：必須取消幹部子弟學校




毛澤東：必須取消幹部子弟學校。

當時，上海一市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匿名信，反映新華小學的問題。該校學生全係華東高級首長子弟，隻有二三百名小學生，卻有七八十人服務。學生可以享受洗腳、洗臉，洗衣服等全套服務，然而工作人員未能贏得學生起碼的尊重。有保育員來查看宿舍，一群學生齊聲開始罵下流話，老師不敢管教。開家長會時，家長們全是首長，把全校老師訓了一頓話。最後，這位寫信人要求盡快取消這種特權學校。

幹部子弟學校暴露出的許多問題引起中央的重視。

毛澤東本人對此有著高度的警惕，早前他就有批示：“幹部子弟，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許多工人、貧下中農憤怒地說：“這樣的學校不是給我們辦的，我們進不去！”可見，幹部子弟學校的取消進程並不順利。

毛澤東說：必須取消幹部子弟學校, 不要專為幹部子女辦學校。因為毛澤東對“專為幹部子女辦學校”持強烈的反對態度。毛澤東認為這種做法會產生一個特殊的“貴族階層”，嚴重脫離群眾，並可能導致革命事業後繼無人。

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觀點和曆史批示如下：《廢除貴族學校》

《廢除貴族學校》！《廢除貴族學校》！《廢除貴族學校》！

1952年6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批語中明確提出了對幹部子弟學校的處理意見：第一步： 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 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毛澤東為什麽要反對“專為幹部子女辦學校”？毛譯東為什麽堅決要《廢除貴族學校》？因為：要防止特權階層！毛澤東擔心幹部子女在優越的環境中成長，會產生“優越感”和“嬌生慣養”的習氣。

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下人人是平等的享受各種人權，人人受到教育公平的對待。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府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撥專款為幹部子弟辦學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普通勞動人民子女入學困難的情況下。

在對社會主義革命接班人的培養是不利的，毛澤東強調所有的幹部子女都應該去農村、工廠，與工農相結合，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也就是《知識青年要上山下鄉，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新中國剛成立的50年代初： 就己開始對北京育英、育才等經費開支過高、寄宿製範圍過大的學校進行整改。

到1956年前後： 大批的高級幹部的子弟學校《貴族學校》逐步移交給地方政府，轉為普通學校，取消公費待遇和汽車接送。

1963年後：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中央軍委決定取消軍隊高級幹部的特殊的子女學校《貴族學校》，進一步推行教育公平的平民化。

毛澤東對自己子女的嚴厲要求：毛澤東不僅對對不公平的特殊學校的製度進行徹底全麵的改革，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上也極其嚴厲：不準搞特殊：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上學期間都隱姓埋名，住校並過著普通工農兵學生一樣的生活。

毛澤東嚴禁自己的子女搞特權： 即使在生活極度困難時期，也不允許自己的子女利用職務之便獲取額外的糧食或特殊待遇。

毛澤東曾感歎：“幹部子弟是一大災難”，毛澤東以此警示全體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如果幹部子女不加強教育，脫離群眾，將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能否執政的嚴重隱患。如今這個擔心己成現實，共產黨執政權變了，走資派資本家的《貴族學校》到處都有還合法存在。

中國的《貴族學校》有多少？最《頂級國際學校》截至 2024 年 8 月，中國大陸獲得認證的國際化學校共有 972 所。《民辦國際學校》：約 555 所（占比約 57%）。這類學校多數麵向中國籍學生，是國內高端家庭的主流選擇。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約 157 所（占比約 16%）。這類學校通常隻招收外籍或港澳台學生，學費最高，如德威、哈羅等。《公立學校國際部》：約 260 所。

《私立學校》：如果將所有收費較高的民辦學校都納入考量，規模則大得多。全國民辦學校總數：2023 年統計顯示，中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 16.72 萬所。

各學段分布：民辦普通高中：4,567 所。民辦義務教育（小學+初中）：1.01 萬所。民辦幼兒園：14.95 萬所。

《金字塔尖》：學費“天花板”學校，在 972 所國際學校中，僅有少數處於“金字塔尖”。頂級梯隊：被《胡潤百學》或《福布斯》等機構評選為“全國百強”的學校約有 100 所。這些學校分布高度集中，上海（30所）和北京（23所）占據了半壁江山。學費標準：這些頂級學校的年學費通常在 25 萬至 45 萬人民幣 之間。例如，北京德威或鼎石學校，15 年（K-12）的總學費往往超過 400 萬人民幣。

中國國際化學校結構 (2024年數據)
學校類型 數量 占比 典型代表
民辦國際學校 555 所 57% 包玉剛、平和、鼎石
公立國際部 260 所 27% 北師大附屬實驗、人大附中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157 所 16% 德威、哈羅、惠靈頓
合計 972 所 100%

由於近年來國家對“民辦義務教育”進行了規範（如“民轉公”政策），許多原本頭頂“貴族”光環的私立學校已轉為公辦或更名為普通的實驗學校，實際名義上的“貴族學校”數量正在整合與縮減。

毛主席等中央領導談幹部子女教育：不要專為幹部子女辦學校，要和群眾打成一片。(1952年毛主席指示)

馬克思關於平等、民主、說服和人們的相互關係打成一片的思想，沒有發揮。蘇聯十月革命後沒有做好。舊的法權(等級)製度沒有徹底破壞，勞心與勞力是分離的。教育與生產是分離的。……蘇聯軍隊中的等級製度、官兵關係，受了沙皇時代的若幹影響。蘇聯共產黨員多數是幹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提不起來。所以需要尋找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一定要把幹部子弟趕到群眾中去，不能有近水樓台。……進城後，有人說我們有“農村作風”、“遊擊習氣”，這是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我們。把我們的一些好的東西拋掉了，農村作風吃不開了，城市要求正規化。衙門大了，離人民遠了。要打成一片。要說服，不要壓服，多年如此。這些怎麽都成了問題呢？原因在於脫離群眾，在於特殊化。
(1958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輩，而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毛主席和王海蓉的談話)

這些人（注：指幹部子弟）也是可以分成左、中、右三派的。(毛主席和毛遠新同誌的談話)

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轉摘自江青同誌《為人民立新功》)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對於你，不僅要參加四個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廠去搞上半年“五反”。你對社會了點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能了解農民？不搞“五反”你能了解工人？這樣一個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畢業，不然軍工學院讓你畢業，我是不承認你畢業的。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了，我還要安排這一課。
(毛主席和毛遠新的談話)

你已經大學畢業了。但學的隻是書本知識，隻是知識的一半，你還需要上一個大學，勞動大學。這個大學中國以前沒有，外國更沒有。(1946年毛主席和毛岸英的談話)

我曾對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和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學習。”
(1952年12月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

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命令》)

不要把“師大二附中” (即現在的一〇一中學)搞成特殊化。不要把“師大二附中”辦成“八旗”學校，不要搞成貴族學校。(1953年周總理對一〇一中的指示）

這個學校是培養修正主義的，幹部子弟一切都是特殊化。蘇修軍校搞特殊化沒去看，不知道。我國在前清有這樣學生。還得有人給捧水煙袋，而現在我們竟然還有這樣特殊化的東西。(1967年周總理參觀《摧毀聯動展覽會》時的指示)

幹部子弟學校可以不辦。這是毛主席進城以後，就批判了的東西。幹部子弟學校是舊社會的遺毒，被他們接受過來了。在延安的時候，沒有什麽汽車，小孩子那時在幹部子弟學校裏。有幾個保姆，有幾個教員，那時候我們就感到這個不對頭。現在呢？還坐什麽汽車，大汽車，小汽車，分等級，這是封建的觀點，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地主階級、剝削階級的思想傳給他們。(同學：這是劉少奇搞的一套。)是啊！是他擁護建一套製度的。(1967年5月4日陳伯達同誌與北師大同學的談話)

如果高幹子女在各學校、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領導崗位的話。最好讓工農兵和普通幹部的子女來擔任。我個人認為：在有些學校，有些單位，高幹子女一定要掌握領導地位，是沒有好處的。對我們將來的革命事業不利，對他們自己也沒有好處。當然，如果高幹子女的確很好，群眾的確擁護他，要選他，我也不反對。(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什麽因為是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掌權？難道因為他們的血統高貴嗎？(同上)

高幹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較好的，在群眾的大風大浪裏鍛煉，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義的道路。(同上)

我的孩子學文科，我對我的孩子很有意見。就是老上學，沒有接觸社會，書讀得多好，文章寫得如何好。頂好是個書呆子，不好就成為一個對社會毫無用處的人或對社會有害的人，因此要經過鍛煉。(同上)

我的孩子高中畢業要學文科，我不同意。我建議他下放勞動，這樣就能學得更好，是有把握學好的。如果隻上學，不接觸社會，不接觸群眾，脫離勞動，現在是口頭革命者，將來可能是修正主義。(同上)

八一學校是封建貴族、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三結合。(1967年康生同誌參觀《摧毀聯動展覽會》時的談話)

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私有的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但這隻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誌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誌，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怎麽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誌，少數同誌，太過分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通。這個“重器”是什麽？“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麽？自行車，照相機，收音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麵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麵有社會的影響。……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製。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裏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麽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是，爸爸”有什麽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摘自江青同誌《為人民立新功》)

①目前籠統地提幹部子弟階層或幹部階層不策略。因為幹部中其實有兩條路踐鬥爭：一條是以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有一條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幹部是分站在兩條路線上。幹部子弟也是這樣，你用這兩條線劃開，而不是用階層這個名詞。這樣一方麵更加準確，一方麵更加孤立了一小撮壞家夥。

②幹部子弟某些人提出“血統論”其實本質不是這個問題。實質是保爹保媽派。你們應從這種重大的，本質問題上，批判這種思想。

③參加“聯動”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毛主席，這根本談不上對毛主席有感情。這種感情是假的。不是無產階級的，動機和效果是統一，社會實踐是檢驗主觀動機的標準，你好好學習主席關於這方麵問題的論述。

④幹部子弟的特權思想和他們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在思想上有關係，他們的優越感很強，而這次運動是縮小這個差別。(姚文元同誌談對幹部子弟的幾點看法)摘自《徹底砸爛培養特權階層的溫床.第一集：北京市幹部子女學校材料匯編》，北京市教育革命聯絡委員會、北京市砸爛修正主義幹部子女學校聯絡站編。來自：中國文革研究網掃校。

幹部子弟學校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大多創建於戰爭年代。這些學校享有特殊的地位，學生享有特別的待遇，漸漸暴露出了許多問題，引起中央的重視。於是教育部黨組發出了《關於逐步取消各地幹部子女學校的報告》，要求1956年逐步取消這類學校。

幹部子弟學校的特殊化。1952年，政務院頒布的《幹部子女小學暫行實施辦法》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機關及團體得根據需要，設立幹部子女小學”，“幹部子女小學的設置、人事配備、經費，由設立機關或團體負責解決”，“如限於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機關子女時，得依幹部的職務、工作年限、待遇等條件優先錄取一部分，對烈士遺孤，應給予特別照顧。”

1953年，高小、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學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幹部子弟上學也麵臨不小的競爭。華東局據此作出相應安排“凡已畢業學生願繼續升學者，可在中學招生時，采取保送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從寬錄取。”這使得大批幹部子弟得以如願升入上海中學、中國中學等上海名校。幹部子弟的就學優勢可見一斑，於是全國各地掀起興建幹部子弟學校之風。

幹部子弟學校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大多創建於戰爭年代。這些學校享有特殊的地位，學生享有特別的待遇，漸漸暴露出了許多問題。

幹部子弟學校的特點是：條件優越，學生身份特殊，許多校長都是首長夫人。

北京育英學校就讀的許多學生是中央領導的子女，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給學校帶來了毛澤東的題詞“好好學習”，成為了該校校訓。它的首任校長是徐特立，1956年該校增設初中部，校名正式更名為北京育才學校。

八一學校的學生家長大多是紅軍老幹部，或者是烈士。在學校第一批學生家長中，有174人獲授元帥或將軍頭銜。當時北京101中學的校友，包括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曾山的兒子曾慶紅、伍雲甫的兒子伍紹祖。劉少奇、朱德、譚震林、陳賡等的子女就讀北京第二實驗小學。

當年有人這樣介紹說，育英小學一般招收的是司局級幹部的子女，八一、十一、五一這些學校收的是將、校級幹部的子女。

其中，101中學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長是張太雷烈士的夫人王一知；十一學校首任校長是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東北育才作為一所東北局和沈陽軍區的幹部子弟學校，第一任校長是高崗夫人李立群。

幹部子弟學校的特權色彩，勢必引起群眾不滿。這類學校容易造成學生人格教育上一係列的問題：脫離社會、脫離群眾，不理解社會生活情況，輕視勞動人民，有一種超人一等的優越感；嬌生慣養，不知節儉，不愛勞動，不會管理自己的生活，不愛惜公共財物；不守紀律，沒有禮貌。有的學生甚至放言：“反正老師不能開除我，我爸爸還管著學校呢。”

幹部子女在這種條件優越、生活特殊、設備豪華的學校裏一住就是十幾年，長期地脫離工農兵，脫離三大革命運動。他們住著高樓大廈，吃著雞鴨魚肉，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貴族式生活。

這類學校上山下鄉參加一般勞動的畢業生為數寥寥，嚴重脫離勞動。偶爾有下鄉勞動，也醜態百出。學生們住招待所，坐大轎車，隨身還帶著口罩、手帕、手套、水果、點心和保健醫生。難怪貧下中農說：“這哪兒是勞動啊，他們是享福來了。”

此外，對教師的要求是有“媽媽性”，終日為學生的衣、食、住、行忙忙碌碌，甚至提倡老師給學生釘扣子，洗腳，剪指甲。學生每周每月過磅，不增體重，就說老師沒完成教育任務。

十一學校第一屆初中畢業生僅四個班（每班36個人左右），竟然配備七個語文教師，五個數學老師。校黨委還專門成立“三人小組”，外加一個主任親自“督戰”。

各校為了達到100%的升學率，教師學生起早貪晚，突擊考試科目。考場上還發手表、開電扇、喝汽水，以免學生昏場。

毛澤東：必須取消幹部子弟學校。

當時，上海一市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匿名信，反映新華小學的問題。該校學生全係華東高級首長子弟，隻有二三百名小學生，卻有七八十人服務。學生可以享受洗腳、洗臉，洗衣服等全套服務，然而工作人員未能贏得學生起碼的尊重。有保育員來查看宿舍，一群學生齊聲開始罵下流話，老師不敢管教。開家長會時，家長們全是首長，把全校老師訓了一頓話。最後，這位寫信人要求盡快取消這種特權學校。

幹部子弟學校暴露出的許多問題引起中央的重視。

毛澤東本人對此有著高度的警惕，早前他就有批示：“幹部子弟，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周恩來就得知一些幹部子弟學校大搞特殊化之後，在國務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不要專為幹部子女辦學校，要和群眾打成一片。

周恩來與鄧穎超在101中學看望師生時，告誡這些學校，不要把孩子培養成八旗子弟。“幹部子弟不要特殊化，不要脫離勞動，不要脫離實際。”“無產階級戰士沒有任何遺產留給你們享用，更不會留給你們任何特權。如果說他們給你們留下什麽，那就是一副更艱巨、更光榮的革命重擔。”

周恩來還給育英小學題詞：要艱苦樸素，不要特殊化。

教育部黨組發出了《關於逐步取消各地幹部子女學校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要求1956年逐步取消這類學校。

據《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1952年僅華北、華東、西北、東北4區不完全統計，共有幹部子弟小學42所，學生13084人，教職員工2975人。即使是該通知下發後，全國許多地方和係統，一方麵擺出整頓幹部子弟學校的架勢，另一方麵卻又新建了不少這樣的學校。

《報告》列舉此類學校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專車接送孩子上下學。據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個幹部子弟小學的不完全統計，接學生的小汽車共359輛次。二是辦學條件優越。據1954—1955學年度小學報表資料顯示，幹部子弟小學學生與員工的比例平均為6：1；普通城市小學為28：1；農村為35：1。三是開支極為寬裕。有的幹部子女學校的開支，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根本就沒有標準。另外，此類學校容易獲得來自各方麵的關照。

《報告》認為，從1955年7月起國家全部實行工資製，再由國家撥出專款替幹部子弟辦學，就更不合理了。《報告》列出了改造的辦法與步驟：1956年起將這些學校逐步改為普通學校；各部門辦的學校一律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接管；以“兒童之家”的形式解決烈士等子女就學問題；公費待遇一律取消；節儉辦學壓縮經費；寄宿製改為日托製；軍隊學校另行處理。

《報告》還在思想認識上指出，有些幹部本身的教育態度也有問題，不注意對子女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隻知對子女嬌養溺愛、放任縱容，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的一種反映。

1956年，上海的幹部子弟學校交由地方政府接辦。上海市與華東局所屬的兩所子弟學校，原共計19個班級，650名學生，160名工作人員。自地方接管後，兩校班級減少為11個，學生減為410人，其中幹部子弟170人，工作人員52名。

在幹部子弟學校交給地方管以後，改造過程並不徹底。有的學校為了裝點門麵，收了一個炊事員的女兒上學，但由於她成績不好，影響學校100%的升學率，當權派竟然強令孩子退學。

有的學校利用收生做交易，學校缺少什麽物資，就收主管這些物資的當權派子女入學。而工人、貧下中農三番五次來學校商談子女的入學問題，他們都拒之於校門之外。

許多工人、貧下中農憤怒地說：“這樣的學校不是給我們辦的，我們進不去！”可見，幹部子弟學校的取消進程並不順利。

附：《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　文章來源：《毛澤東文集》 第六卷　 作者：毛澤東　 寫作時間：1952.6.14.

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1]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周總理:

(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

(二)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

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毛澤東

六月十四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關於中小學生費用負擔及生活情況給中央和華北局的報告上寫的批語。北京市委的報告說，目前中小學生所負擔的費用，對於勞動人民的家庭和低薪製工作人員來說，是相當重的。目前中學的人民助學金標準低，名額少，小學根本無助學金。為了改善這種狀況，計劃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學，公私立中小學一律免收學雜費。報告還說，目前幹部子弟學校中，學生所得待遇極不一致，一是學校之間夥食費和津貼費的標準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學校之內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幹部子弟入普通學校的設有公費生，其公費補助按家長革命曆史和職位分為三等。上述差別對幹部子弟和一般學生都影響極壞，應該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