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文化農村土地不荒蕪

《文革》新文化農村土地不荒蕪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強行全麵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忽悠農村青年為“改變命運“離開農村，以至如今的農村日漸凋零老輩人即將荒蕪農田地。

《再無耕讀專家》

我潛意識地發現，村內對子女的教育觀，始終處於一種盲從和搖擺狀態，不管孩子的個性與悟性如何，隻要他(她)們還在讀書就行，至於孩子倒底學到了些什麽?他們是絕對不會去過問的。他們認為，現在大學生多如牛毛，國家又不包分配，畢業後一樣要自己找工作，還不如自己早早出來打工，弄點錢早早成家，結婚生子，完成一生的行程。

大山隔絕了村人的視野，他們不知道，更不關心外界發生了什麽，日久就變得難以明辯是非，通達事理。在農村人眼中，好與壞，是與非的衡量標尺和參照係，是與比他們相對富裕的幾個村民作比較的，認為有錢就有本事，有錢便有一切，殊不知，這群也許是一夜暴富的聰明人，是靠膽量，不擇手段，不計後果，敢於挑戰道義和法律底線之人，但大多村民往往對這些人崇拜之極，把他們做為自己孩子的榜樣。

在村人的思維中，宗族傳統權威早巳被打破，唯有自身錢包很鼓的人，說出話來才有份量，才能服眾，才理應被推崇為德高望重。而從不關心所供內容，所談言語是對是錯，更無須計較發言者的年齡大小或輩份高低。

這種邏輯極為簡單：有錢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最正確的。有位村領導叫阿培的在處理一些民事糾紛中，常說些大道理出來教育人，按理說出發點很不錯的，但雙方當事人背後就滴沾：“腦膜炎一個。”原因是什麽?就因為這位村領導窮唄。

《即將荒蕪的土地》

由於全村土地比較零散，且多為坡地，不易集中耕作和管理，盡管政府強調土地可以流轉，但卻無人問津。所以，每家每戶土地仍由自家耕作，從前是雙季稻，現因受勞力限製，隻種一季稻了，盡管這樣，還是有許多土地荒了。甚至有些將水田當作旱土種，因為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犁水田或插秧要150元至200元一天不等，還不容易請到合適的人，算下來成本比收入還高，於是大多逐漸改種玉米，而今年的玉米價格才7毛錢1斤，大多村民說明年什麽也不種了，劃不來。我問他們吃飯怎麽辦?他們說無所謂，反正米四處有賣，兒子寄回的錢買米還是足夠的。顯然，人口減少或人口流通，吃飯問題更容易解決了。

再者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土退化，土質板結，產量大減，甚至產生土地中毒，種上的莊稼(比如我村多年種植的烤煙)極易發生大麵積自然死亡等多類疾病，造成產量驟降或顆粒無收。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裏是種地啊，我們也知道這樣要不得，但我們老了，力不從心啊。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在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是不會種地的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日漸凋零的老一輩子》

這是一個局限的天地，這裏太貧窮了，擁有50萬以上的家產者廖廖無幾。四麵深山環繞，唯一的一條破水泥路通往鄉鎮，每天早上有二班客車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遠門，還有更多的老人，沒讀過一天書，一輩子沒走出過大山，進過縣城。

沒見過世麵的老人，卻是大山中最後一批寬厚仁慈之人，可是，這些老人越來越稀缺了，我所認識的安民、太財、賢會、清奇等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個個相繼去世了。此後，一個個兒孫滿堂的家庭根基開始坍塌，家風越加敗落，族人之間不再友善和睦，一個尚未成家的小輩不僅可以辱罵自己的叔輩，甚至可以操起家夥砸向自己的父母，兄弟間你爾我詐，妯娌間仇深似海。猶如一株大樹，盡管枝葉繁茂，高聳參天，但掏空樹根後，樹幹和樹椏開始枯落和腐爛。

人之間的家長裏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則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們個個神智健全，沒有任何精神疾患。這些事故的本質，是赤裸裸的人性與一個物質極大豐富，人情味都無比缺失的時代產生的強烈對撞。

《鄉土是否可以重建》

我經常在想，我們農村是否可以還原60、70年代的輝煌，當時，城市青年人都在呐喊：“走，到農村去，農村是片廣闊的天地。”確實，那時我村與全國農村一樣，到處山青水秀，鳥語花香，完全原生態景象。但現在恐怕隻是我一廂情願罷了，現實是，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壓成“空心化”，很多人在為消逝的鄉村文明而呼籲反思，這是因為它走得太快，把文明丟的速度太快。而我的故鄉，它卻在飛速發展的時代中，因為笨重的身軀和閉塞落後走得太慢了，本該為此慶幸，但不幸的是，它卻走向了另一種根斷裂的病態極端。

我深知，我村的敗落已成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而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鄉村的各種能人和資源不斷地外流，村老秘書澤含辛茹苦養育兒女成人，供讀大學，可兒女們成才後全部留在城市工作置業。老譚一生的全部積蓄給兒子在深圳辦廠，可兒子發跡後在深圳買房落戶，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犧牲鄉村繁榮城鎮的格局。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隨著國家精準扶貧等各項惠農政策的深入，理性平衡會越來越明顯，隻要村民的思想不死亡，說不定會有枯木逢春的一天。

在“文革”期間，人民公社的體製和各項政策規定都是1965年以前的，並沒有什麽改變。如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等方麵的政策一直實行著。

“文革”期間農村人民公社的廣大幹部在堅持生產、抵製幹擾、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方麵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是很值得肯定的。

基層群眾絕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是在搞生產。要知道農民群眾最講實際，不管你上麵喊什麽空口號、唱什麽高調，農民們還是該幹什麽幹什麽。農村人民公社這裏不同於機關、學校、事業單位，也不同工廠，沒有人給發工資，因此，想要停止生產更加困難。

根據“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1967年至1976年新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79%，其中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農用化肥增長117.7，棉布增長20.9%等。這樣的增幅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相比並不算小。

而走資派特色黨的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指出：“文革”時期“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

尤其是在1975年，經濟比上年增長15.1%，發展更為迅速。在《中國統計年鑒(1993)》第33—57、444—447、364頁。

“文革”期間我國農業產量之所以一直保持穩定增長的勢頭，其主要原因在於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方麵所取得的成就。

在黨中央“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人民公社發揮了統一規劃、指揮，集中人力物力辦大事的優勢，大搞以治山治水、整平土地、造“大寨田”為主要內容的農田基本建設。

這個時期不僅完成了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而且興建了象“紅旗渠”、“漢北河”這樣的世界聞名的大型人造河工程。

全國修建了7萬多座大中型水庫，還建了許許多多灌溉渠和排灌站。全國機井數1975年比1965年增長935.89%。

直到現在還可以說：“文革”期間所搞的農田基本建設比建國以來任何曆史時期都要多。

與此同時，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步子也很快。在十年中，全國拖拉機增長了6倍，手扶拖拉機增長了65倍，農用電增長4.7倍，農業排灌動力機械增長5.7倍等。

到70年代後期，在廣大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手扶拖拉機、電動機、柴油機、粉碎機等動力機械已很普遍，生產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水電部編《中國農田水利》第25—43頁。

曆史的見證人都知道，農村過去的土地都是高低不平的，絕大部分不能灌溉，不能使用機械耕作，產量很低。正是文革期間六、七十年代的農田基本建設才將其整治成畦田，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

尤其不平凡的是，這一壯舉是在當時物質條件缺乏、生產工具落後、生活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

農村人民公社的廣大社員、幹部發揚愚公移山、艱苦創業精神，苦幹一年又一年，終於使大地改變了麵貌。其功績實在可歌可泣。

如果沒有當時農村人民公社打下的建設基礎和所作的投入，那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農業獲得迅速發展是不可能的。

縱觀六、七十年代我國的農業發展，不僅沒有什麽“發展緩慢”之說，而且更無什麽“瀕臨崩潰”現象，相反，是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升級改造的任務，是農業向水利化、機械化邁進過程中最具有決定性的階段。

任何國家在實現這一過程中無不是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中國靠的是集體農民的勞動和汗水。

在當時條件下，如果不是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而由分散的小農生產方式，要完成這樣的艱巨任務是不能想象的。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在對比中國與印度的經濟發展時說：“中國與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奠定工作的產物，而不是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這一看法不能不說是深刻的。

正是在這段曆史上，人民公社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yongbing1993]

習近平搞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折衷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____“近平政治學”批判。(一)

作者：項觀奇

本篇是《“克強經濟學”批判》的姊妹篇，那裏主要是批判經濟路線，這裏主要是批判政治路線。二者都是研究、分析、批判修正主義路線的。我照毛主席的指示辦，抓住路線不放鬆。路線是綱，其餘都是目。

這樣的批判是有必要的。根據就是一年多來體現執政者政治路線的政治實踐，就是其言和行。

一方麵，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講“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並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紀念堂。但是，另一方麵，又強調所謂“三個自信”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製度的自信，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堅持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

這不是矛盾嗎？既講毛主席，又講鄧小平，既講馬列毛主義，又講修正主義，既講社會主義，又講特色資本主義，這不是矛盾嗎？從馬列毛主義看問題，是矛盾。但是，從修正主義看問題，卻是不矛盾。調和二者的哲學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義。

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搞折中主義，總是用“一方麵，另一方麵”的折中主義的思維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質和主要傾向，否定事物的辯證法。毛主席也有同樣的意見。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評修正主義時，特別強調要批評折中主義，指出當時搞修正主義的人，總是搞折中主義，用折中主義反對政治掛帥，反對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陽奉陰違”，是一種危險傾向，明確指出“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後來批評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也是批評把“三項指示”並列起來的折中主義。革命導師留下的這些曆史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學習和繼承。

現在奉行的“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也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維方式。看起來，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鄧小平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這是典型的折中主義，典型的“一方麵、另一方麵”，是把根本對立的馬列毛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調和起來。在實際上，是並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衝擊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馬列毛主義路線。

這是一種毛主席說的“陽奉陰違”。不管修正主義者的主觀願望如何，結果總是這樣，總是走向反馬列毛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理論的和實踐的問題。

一，我們先簡要探討一點關於修正主義的理論問題。

從修正主義發展變化的曆史過程看，有一條根本的黑線始終貫穿著修正主義，這就是，都是否定階級鬥爭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評德國黨內的修正主義思潮時，曾經特別強調，我們四十多年來，始終認為階級鬥爭是曆史發展的杠杆，尤其是近代資產階級社會曆史的杠杆。甚至氣憤地表示，我們絕不能和試圖取消階級鬥爭的人一道走。

馬恩去世後，伯恩施坦搞修正主義，根本的理論就是取消階級鬥爭，說是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考茨基以折衷主義的麵目，一方麵承認階級鬥爭，但是，在關鍵的另一方麵，在無產階級要不要奪取政權，要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又否定階級鬥爭，否定應該把階級鬥爭貫徹到底、堅持到底，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折衷主義的、也就是修正主義的麵目，被列寧揭露和批判的體無完膚，並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思想，隻承認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局限在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範圍裏，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始終牢牢把握階級鬥爭，靈活駕馭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已經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條件下，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在無產階級執掌政權條件下的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是又一個深刻的思想。實際就是後來毛主席繼承並發展了的繼續革命的思想。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如毛主席所說，“犯了錯誤”，沒有弄懂列寧的思想，沒有繼承，更談不上發展。蘇聯的變修，與斯大林理論上的失誤分不開。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一種曆史必然。赫魯曉夫理論的根本錯誤還是在於否定階級鬥爭。所謂“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就是全麵放棄階級觀點，放棄階級、階級分析方法，國際、國內都不再講階級鬥爭。

毛主席在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鬥爭中，發展了馬列主義。中蘇兩黨論戰，是理論鬥爭。鄧小平參加了這場鬥爭。但是，文章不是他寫的，思想不是他出的。他隻是一名參加者、光榮的參加者。可是後來1989年他在對戈爾巴喬夫講話時，以“空話”二字全盤否定了這場嚴肅的重要的階級鬥爭。毫不足怪，鄧小平自己就是修正主義者。

鄧小平在中國搞了修正主義。毛主席在世時，仁至義盡，讓他重新出來工作。可是，他利令智昏，先是拒絕了毛主席請他主持為文革作總結的要求，後是搞翻案，搞“三項指示為綱”，否定“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還是“白貓黑貓，不管社會主義還是帝國主義”。毛主席批評得很清楚，鄧小平搞修正主義的主要問題就是否定階級鬥爭為綱。

毛主席去世後，鄧小平重新上台，不僅“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且，瘋狂反攻倒算，首先是算毛主席的賬，重點就是推翻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繼續進行革命的理論。炮製出那個顛倒曆史是非的《決議》。由此發端，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代替了毛主席的馬列毛主義路線，這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即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正如我們多次指出的，這條路線沒有什麽新東西，無非就是“三項指示為綱”的翻版，三項並列，折中主義，抹煞階級鬥爭是綱。

值得認真研究的是，鄧小平並不是絕對不提階級鬥爭，而是兩方麵都提，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搞“一方麵、另一方麵”，結果實際上放棄了階級鬥爭為綱。在鄧小平路線領導下，搞過“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調軍隊進京，武力鎮壓，都是打著反對資產階級“動亂”的旗號。鄧小平“南巡講話”，乃至最後的和他兄弟的談話，都一再講了階級鬥爭，都反複說“兩手都要硬”。但是，鄧小平到死也弄不懂，這是搞折衷主義，這樣把事情並列起來，看起來好像很全麵，也沒有完全否定階級鬥爭，但是，曆史的辯證法不是這樣。沒有了綱，沒有了帥，沒有了政治，實際是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最終的實踐結果，隻能是取消階級鬥爭，隻能是搞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這裏有個世界觀、認識論的問題。如同列寧說的，曆史有時喜歡和人開玩笑，你想走進這個房間，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修正主義者常常是這樣。

這裏的曆史教訓是，革命黨、執政黨的路線的核心是要看以什麽為綱。再說得天花亂墜，一旦放棄階級鬥爭為綱，就必然搞修正主義，而堅持馬列毛主義，首要的就是堅持階級鬥爭為綱。這不是極左，這是曆史，這是科學，這是真理，被實踐檢驗了的真理。

列寧和毛主席都強調政治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必須領先。這是領導經濟工作的正確路線，是生命線。說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正是就此而言的。在這裏，政治起著決定作用。這是馬列毛主義的常識。列寧曾就這個問題，嚴肅批評過托洛茨基，毛主席曾就這個問題，嚴肅批評過鄧小平。文革中這樣內容的“大批判”文章多得很，但是被一風吹，修正主義者從來也沒有接受過。

習近平搞“兩個不能否定”，企圖在“前後兩個三十年”上搞折中，實際是在毛主席路線和鄧小平路線之間搞折中。但是，這是行不通的。毛主席講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否定階級鬥爭為綱，二者是完全的根本的對立的。你要肯定前者，就必然要否定後者；你要肯定後者，就必然否定前者。不可能二者同時都不否定。一年多的執政實踐告訴我們，實際執行的還是鄧路線，還是否定階級鬥爭為綱，這自然也就意味著否定毛主席的路線。這裏沒有折中調和的餘地。用肯定後三十年的觀點看前三十年，你就必然得出否定前三十年的結論，《決議》就是這樣產生的一個樣板。反過來說，道理同樣。

我們不以欺騙的惡意去推測執政者，但是，即便是善意的，在實際上隻能起欺騙的作用，可以說，是自欺欺人。革命導師總是強調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這是真理，是付出鮮血換來的真理。最新的一年多的政治路線的實踐告訴我們，口頭上說“兩個不能否定”，但實際上堅持的是中國特色修正主義路線，不講階級、階級鬥爭，不講階級鬥爭為綱，不講政治，不講政治掛帥，各項政策是以修正主義、實際就是資本主義路線為指導出籠的，我們不能不給予嚴肅地批評。看起來中國社會的問題多多，內政外交，到處都存在問題，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綱”的問題，還是一個是不是堅持階級鬥爭為綱的問題。

毛主席是馬克思主義的大師。要相信毛主席看法的正確性。毛主席批評鄧小平，主要就是抓了個是不是堅持階級鬥爭為綱的問題，這是非常正確的，也是非常英明的。這對於我們認識今天的修正主義，具有指導意義。可是，搞修正主義的人，根本不理解、不相信毛主席偉大，眼裏看到的，全是毛主席的“錯誤”，反倒總是以為自己高明，以為修正主義那一套才是真理。這是一種認識上的愚蠢，又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我在《批評克強經濟學》一文中，已經說明了“克強經濟學”路線，離開了階級、階級關係、階級鬥爭去處理經濟問題，是一種修正主義的錯誤，是必然會滑向資本主義的。這裏，不再重複。下麵主要結合一年多來的兩件政治大事，談政治問題、政治路線問題。

[yongbing1993]

實事求是為毛澤東思想的新文化






《實事求是》為毛澤東思想的新文化，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其中，《實事求是》一詞有深遠的曆史淵源。

《實事求是》，此語最早出處是班固《漢書·河間獻王傳》中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句。班固的意思是讚揚皇子劉德，說他重視對古典文獻的學習，出資收藏很多散落民間的古代文獻圖書，並組織一些知識分子進行研究。班固所說的“實事求是”，是指要考證古代經典文本文句的本來含義。

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很早就接觸過《實事求是》一詞。1910年秋，少年毛澤東走出韶山衝來到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東山學堂的前身東山精舍和東山書院，是深受曾國藩格物致知和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影響所建造起來的一所學校，是甲午戰爭後湖南最早具有救亡圖存性質的新式學校之一。在《東山精舍致巡撫部院秉文》中明確把“實事求是”作為辦學宗旨：“苟非實事以求是，即物而窮理，恐書院究成虛設，何以造就人才！”書院請曾兩度任湘鄉知縣的陳吳萃作《東山書院記》以弘揚“實事求是”精神，並將其作為捐款首碑嵌刻在書院正廳的東廊壁上。文中有赫然醒目的激勵學子之語：“用能實事求是，以稱雄於五大洲”。正廳是學堂朝會和課餘活動的主要場所。少年毛澤東的寢室在西齋。毛澤東每天上課或課間休息，都要經過正廳到東齋的教室或自修室去。對廊壁上的《東山書院記》，毛澤東每每駐足流連於此，或揣摩，或吟誦。而且此碑文不僅刻在石碑上，還印發給學生，在課堂上講解學習。可以說，東山學堂是毛澤東最早接受“實事求是”傳統文化熏陶的地方。

毛澤東到長沙第一師範學習後，在楊昌濟先生引導下，毛澤東深受王夫之、顏元、顧炎武、曾國藩四位實學思想家的影響。毛澤東把他們的觀點都抄錄在自己的《講堂錄》中並分析評論說，“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強調“向實踐學習”，主張“既要讀有字之書，也要讀無字之書”。可以說，實學思想家們的影響，是毛澤東從理論上思考實事求是的發端。在1917至1918年春他同蕭子升等先後到湖南一些縣鄉遊學，進行社會調查。可見青年毛澤東已經養成尊重事實、注重調查的習慣。

1918年6月，毛澤東一師畢業後，與蔡和森等寄居在嶽麓書院半學齋，一起實踐建設“嶽麓新村”的構想，同時積極籌備赴法勤工儉學事宜。當時嶽麓書院已經更名為“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懷揣實業報國夢想的校長賓步程將“實事求是”匾額作為校訓懸掛於嶽麓書院講堂，進一步強化了青年毛澤東實事求是的理念。

1925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則是他自覺運用實事求是思想的光輝開篇。1930年5月，毛澤東為反對當時紅軍中教條主義思想而發表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光輝著作。毛澤東在該文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麽，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應該說，《反對本本主義》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巨大挫折和沉痛的教訓，進一步堅定了毛澤東把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決心。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著名的文獻中，從理論上對“實事求是”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賦予了“實事求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新內涵。毛澤東寫道：“‘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毛澤東說：“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顯然，在毛澤東這裏，“實事”不再僅僅指古代文本，而是指“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不再僅僅指“是非”意義下的“是”，而是指“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也不再僅僅是指簡單的考證，而是指深入“研究”，旨在尋找事實規律以指導實踐。

可見，正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哺育下，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改造，毛澤東把古老的“實事求是”命題改造成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從而徹底清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脫離實際、違背實事求是精神的教條主義流毒，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推進奠定了思想基礎，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方法指南。

[yongbing1993]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新文化。關於《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這篇素樸而重要的名著中，為了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利用給張思德開追悼會的場合，作了通俗易懂、簡潔而深刻的闡釋。

毛澤東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誌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誌。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隻要做到這一點，哪怕是燒炭的普通戰士張思德，也值得敬重和懷念。

這裏所引用的關於司馬遷的典故出自班固的《後漢書·司馬遷傳》。司馬遷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作者。他麵對“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漢書·報任安書》）。《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中國史學發展影響極為深遠。然而，誰能想到，這部偉大的著作竟然是司馬遷麵臨生死抉擇後撰寫而成的。司馬遷因替漢朝投降匈奴的將軍李陵辯解而觸怒漢武帝，要麽接受被處以極刑斬首，要麽接受處以宮刑坐牢。司馬遷為了完成其父司馬談的遺願，立誌完成史書撰寫，所以選擇了免死、屈辱的宮刑。他認為自己因替李陵辯解而死輕於鴻毛，隻有“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漢書·報任安書》）這樣死方可重於泰山。因此才發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感慨。司馬遷受刑之後，忍辱發憤，繼續艱苦撰述，受刑前後共曆時14年，完成那不朽的史學名著《史記》。該書記述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曆史。司馬遷看重的是完成自己父親的遺誌、青史留名。而毛澤東看重的是人民的利益，他把對“泰山”的尊崇留給了熱愛人民報效人民的人，而把對“鴻毛”的輕蔑留給了人民的敵人及其幫凶。

毛澤東這種榮辱觀首先是根源於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為人民服務》發表7個月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深入闡釋了黨的根本宗旨：“我們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毛澤東是第一個喊出“人民萬歲”的人民領袖。舜、堯，向來被稱為中國古代最賢明、最受老百姓擁護的部落領袖，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群眾個個都可以成為“舜堯”。

毛澤東在《送瘟神》詩中歌頌人民消滅了血吸蟲，飽蘸濃墨地寫道：“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毛澤東在《七律·到韶山》詩中滿懷喜悅地讚美夕陽下的農民：“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毛澤東這種人民情懷是發自內心的，毛澤東是真正以人民之心為心的領袖，心裏始終裝著人民。

新中國成立初期，淮河發大水，災情嚴重。據淮河水利委員會《中國江河防洪叢書·淮河卷》一書記載，淮河全流域受災麵積達4687萬畝，災民約1300多萬，倒塌房屋89萬餘間。毛澤東得知不少村莊被淹沒，有不少災民和蛇一起逃到樹上，結果人被毒蛇咬死，毛澤東難過得哭了，於是毛澤東發出號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20世紀60年代初新中國連續三年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毛澤東派衛士們下農村了解情況。一名衛士帶來一個又黑又硬、摻雜大量粗糠皮的窩頭，毛澤東費了很大勁掰開一塊放入嘴裏，一邊嚼著，一邊流下了眼淚。毛澤東把窩頭分給身邊的幾個衛士說：“這是農民的口糧，是種糧食人吃的口糧”。毛澤東最後哽咽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從那天起，毛澤東整整7個月沒有吃過一口豬肉。可見毛澤東對司馬遷“泰山鴻毛”之論的改造，早已在心中深深紮下根來，毛澤東的人民情懷是何等真誠而濃重啊！毛澤東是真正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貫徹一生的人民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