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蔣介石鄧小平都是讓少數人先富
走資派鄧小平《讓少數人先富》己講了不少了。新生代的資本家及其權貴和子孫後代們還在過著《大康生活》。
而蔣介石的起家依靠的是江浙滬財團以及黑幫外，蔣介石還是《讓少數人先富》的前輩。比走資派鄧小平要早。
在舊中國近代史中所稱的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在抗戰勝利後，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外資和官僚資本的擠壓中也有發展，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結束後，舊中國資本總值約142億元，國家，包括官僚資本，占54%（抗戰之前隻占32%）。在產業資本裏，官僚資本占64.13%，民族資本占24.66%。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資本裏，一種屬於官僚私人資本，通常人們可以稱為豪門資本。也可以說是在蔣介石國民黨執政黨統治下的《讓少數人先富》的一群人。例如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大姐夫的孔氏家族的揚子公司。還有一種是國家資本，是蔣介石國民黨執政黨所掌管的公司，如資源委員會所屬各企業，在生產量方麵，電力占50%，石油占100%，鋼鐵占80%，中國紡織公司下屬的85家企業，棉布產量占全國74%。
從這些數字來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之後發展起來的，一種是入侵中國的外國資本，另外一種是蔣介石政權名下的官僚資本，還有一種就是《讓少數人先富》的舊中國的所謂民族私人企業。著名的曆史學家傅斯年講過這樣一段話：“中國的國家資本糟的很多，效能兩字談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紊亂著、荒唐著、僵凍著、腐敗著。”蔣介石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也講：“我們應該查一查，黨內的官僚資本家究竟有若幹？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當時有這樣兩句話：“生產不如投機，投機不如囤積。”到1948年，上海工業一直處於長期下降的局麵。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當時有一個政策——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黃金、白銀、外幣。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規定，老百姓包括資本家在內，私人不能夠保存黃金、白銀，也不能保存外幣，所有保存的黃金、白銀、外幣都要賣給國家即蔣介石的私人銀行裏，後來全部運往台灣島上。這個政策當然首先打擊的是舊中國的一些沒有官方背景的中小資本家也就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比如陳光甫，陳光甫在中國近代史上創辦了兩個非常有名的企業：一個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第二個是中國旅行社。這兩個民族企業都是陳光甫創辦的。人們也可以看陳光甫的一段日記，1949年4月21日，國民黨官員穀正綱受蔣介石委派到上海，召集上海資本家開座談會，那時國民黨政權已風雨飄搖，所以穀正綱提出“拚命保命，破產保產”——要求資本家拿出錢支持國民黨，挽救國民黨政權的溺亡。陳光甫日記寫道：“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可以說是一個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沒有幫助、沒有好處）於沒有官方背景的中小工商業。”陳光甫總結蔣介石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認為沒有替沒有官方背景的中小民族資產階級做一件好事。這次會開得很冷清，說話人不多。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把沒有官方背景的中小民族資產階級也弄丟了。
走資派鄧小平《讓少數人先富》之後的特色中國有多少人先富了？
中國千萬級以上的富豪到底有多少？數據顯示，大概在300萬人左右。這些人的私人總財富，加起來大概96萬億左右，數目龐大，相當於中國一年的GDP。如果平均分給中國14億人口，每人可以拿到6.8萬。（不過，肯定沒有人願意。）占比最大的是“創一代”，其次是董監高、職業經理人、專業人士，最後是富二代，全職太太……而時下中國，接下來《讓少數人先富》的潛力依舊龐大，新興產業正在加速崛起，比如新能源、5G、生物醫藥、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消費升級，這都是可以創造“新富”的賽道。但可以確定的是，過去那種，靠挖煤、二道販子、投機取巧，甚至是傳統行業裏創富的概率，無限趨近於0。從數據可以看出，創一代占比下降，但職業經理人和專業人士的比例均上升了3%。意味著，財富將與一個人的認知、學曆、資源，緊密相連。那種“老板小學文化，用的都是博士生”，“沒讀過書，全靠膽子闖天下”的故事，下一代人很難再聽到了。
接下來，《讓少數人先富》的新富群體，分布在哪裏？第一梯隊是沿海地區，長三角、珠三角、福建，外加中部湖北，西部四川。第二梯隊是遼寧、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第二梯隊。第三梯隊是廣西、重慶、山西、山西、海南。第四梯隊是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寧夏、甘肅、貴州。
新富人群的分布，基本跟著胡煥庸線走的，呈“東南-西北”走向，梯隊性衰弱，這也和房價分布高度相似。不難理解，沿海經濟帶是改革開放的“先富地”，人口密度高，港口物流便捷，基因裏孕育著財富；而西北地區，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天寒地凍，自然不適合經濟活動。在這其中，湖北和福建是去年首次進入第一梯隊的。湖北入圍，是武漢帶動下的必然結果，拔高了講，就是我們正在主導的，“強省會戰略、陸權經濟”的時代產物。武漢之前講過很多次，大江大河、高校如雲，區位、人才這種級別的底子，崛起隻是時間問題。所以現在全國炒房客都在盯著這片沃土，以至於武漢拚了命調控，堵截炒房，給樓市降溫，二手房限貸，新房還出了“房票製”。
福建，是跟著江浙第一批享受到改革開放紅利的地區，廈門是標簽，福州是核心，莆田、泉州的製造業廠子遍地開花，富得流油。
這從廈門島內房價可以看出，人口500萬，GDP6000多億，基礎數據怎麽研究，都是一個中等二線城市，但房價就是高。
走資派們的改革開放40多年的曆史表明，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不是讓中國的老百姓先富起來，而是讓當官的和綁官的先富起來，也就是讓權貴資產階級先富起來，而且是讓他們利用權力通過掠奪和盜竊人民用血汗創造的財富暴富起來。這樣的改革開放哪是人民的福音，完全就是一場權勢者巧取豪奪的財富盛宴！
走資派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1985年10月23日，在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他又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重提：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一晃眼40年過去，慶幸的是，走資派小平這一“高瞻遠矚”已然成為現實。在當今中國，一部分人不僅先富起來，而且富甲一方，富得流油，不但自己富起來，還圓滿地把財富傳給了子孫，並轉移到海外。走資派鄧小平顯然沒有把該做的事情做完。比如說，用寬鬆政策讓一些人先富起來，相對而言容易，下一步怎麽辦？如何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後，讓剩下的更大部分、更多的人，也盡快跟著一起富？
從2025年開年的中國現狀來看，這一問題顯然沒有答案。就在蛇年春節將近一個寒冷夜晚，一位播客主播見到一位路邊擺攤的青年婦女，背著一個女嬰，身邊靠著一個八九歲男孩，正在烙煎餅。下麵是他們之間的對話：“怎麽還帶著孩子幹活？多累啊。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不要他們了……”“為什麽？”“大孩子生下來就有先天心髒病，治了好多年也沒治好。爸爸失業受不了，跳河了。”“！原來這樣？你怎麽看著臉上還很陽光……”“當然有陰霾，陰霾留給自己……”。謝謝這位不知名的播主，把人間真相傳到網上，不去親身經曆，絕大部分的事情人們難以想象。
40年來一部分人的先富，似乎沒有帶動大量的窮人。作為佐證，這裏摘錄一段最權威的文字，來自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麵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麵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的焦慮，不言而喻。
相信中共黨魁習近平不會沒有察覺到中國的現狀，貧富不均，差距太大。可是該怎麽辦呢？回答共同富裕。說說簡單，具體的做法呢？最新的做法是給公務員普遍加薪。這是火上澆油，拉大差距。
先富起來以後怎麽辦，各家有各家的妙招，最妙的當屬恒大許家印。許家印富起來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賄賂各級官員，為自己的財富保駕護航。他這些年給各級官員、銀行行長賄送的金錢、房產，據統計價值6643億。許家印有一本清賬，並有三個副本，隻要鬆一鬆口，幾千名共產黨員就要把牢底坐穿。許家印養的歌舞團美女，與各級官員、行長的曖昧都有錄像，一個也跑不了。他不怕被抓，就怕你不抓。因老婆、孩子的錢，該分的分好了，海外的債務，該還的還清了，就等著哪一天悄悄釋放，改個名字到國外團聚去。剩下的一筆爛帳讓國家也就是老百姓背著。
前有賴昌星，後有令計劃（令計劃讓弟弟令完成拿著國家的機密逃到美國，假如令計劃受到生命威脅就把機密公布於世）現有許家印，許家印總結了前人的經驗，綁架了整個黨。有樣學樣的絕不止他一個。
另一個富起來以後的妙方是轉移財產。2013年維基解密“中國密件”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賬戶，三分之二是中共中央官員，從中共的副總理、銀行行長、部長到中央委員，幾乎人人都有一個賬戶。有消息稱，美國正與多國調查來自中共高官在海外10萬億美金資產，擬用於疫情賠償。首當其衝的是江澤民家族，預計總資產過萬億美元。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對250萬份秘密資料進行分析後發現，近22000名來自中國或者香港地區的顧客與離岸中心有關聯。這些人中，至少有5名現任或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京群島和庫克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李鵬以及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調查顯示，在22000名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中，至少有15名中國富豪，全國人大代表和國企高管。國際調查記者同盟指出，一些西方的銀行和會計公司協助中國官員或親屬轉移資產，這些機構包括瑞士銀行、瑞士信貸以及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等。
不僅僅限於富豪，近10年中國向海外的移民也急速增加，達116萬之多，是10年前的14倍。有錢人跑路，成了近年來新的人文景觀。
想問的是，你們這些先富起來的人，悄悄地跑路，把財富轉移走，是為了將來帶動幫助其他人富嗎？絕對不是。中國百姓拿你們有辦法嗎？沒有。想一想真的好絕望。
麵對富人們幾十年來的表現，或腐敗賄賂官員，或轉移資產去國外，人們把希望寄托在18大至今連任三屆的習近平主席身上，眼巴巴地盼著這位職位最高的中共核心，能夠祭出一套殺手鐧來，扭轉乾坤，建一世英明。
等了十二年以後，什麽都沒有等到。年年掛在嘴邊的共同富裕，事實上正向著共同貧窮的方向走去。年年反腐收繳的巨額錢財，不知道去了哪兒，除了給公務員漲薪，沒有一分錢進入弱勢群體的口袋。到頭來方才明白，原來習主席的方略是，先富起來，然後再窮下去。像治亂循環一樣，貧富循環？
並非中國人命裏該窮。中國人命窮的根子在於錯誤觀念。意思是，把一個完全錯誤的想法，當成千古的真理。這一觀念叫做“分蛋糕”。
分蛋糕顧名思義，一切都在人家手裏。人家的蛋糕，人家來分。給多少就是多少，自己做不了任何事情。一當所有人默認了分蛋糕這個邏輯，從這一刻起，便把自己剝奪得幹幹淨淨。隻要你沒有加入拿水果刀的行列，注定就是窮人。
老百姓隻需做牛做馬沒日沒夜地幹活貢獻，創造出的財富隻需交上去讓當官的分配即可，“分蛋糕”嘛。不僅如此，連所得份額也由人家說了算，給你少了那是應該的。曾經有人提議，蛋糕要做得大，才分得多。想得太美。做大你有份，分多可由不得你。
隻有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才能自己作主分配財富。
《共產主義》是個新生事物。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汙腐敗，懲治無力、無效。
從抗戰中後期開始，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情況就越來越嚴重，國民黨、蔣介石對這個問題不是完全沒有認識，也提出來要反貪汙，甚至於也懲罰過一些貪汙的舞弊官員。蔣介石1942年8月16日的日記寫道：“晚，見清泉、希聖與蔚文，批斥林世良（孔祥熙的親信）與許性初（與孔祥熙有關係）舞弊判決文，改重其刑，非此不足以昭信與立國，庸之（孔祥熙）隻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與法律之重要，可歎之至。”結果，蔣介石把林世良槍斃了。從這件事情看來，蔣介石、國民政府曾經想反貪汙，也曾經想懲罰一些貪汙的官僚，但碰到兩個人身上，蔣介石的反貪汙就反不下去了。
其一是孔祥熙（孔祥熙美金公債舞弊案）。抗戰中期（1942年左右）孔祥熙是行政院的副院長，財政部的部長，他發行一種公債叫美金公債，就是說，你可以用當時的通行貨幣（法幣）買，將來還本用美金來還。在發行美金公債的過程裏，有人檢舉孔祥熙有舞弊行為，蔣介石知道後命令軍統查，命令國民政府行政院查，蔣介石自己也查，查的結果確實證明孔祥熙有貪汙舞弊行為，當時的檢察官表示，像孔祥熙這樣的貪汙舞弊行為一定要懲辦，檢察官向蔣介石表示：我願意出麵提起公訴，把孔祥熙交給法庭審判。蔣介石日記裏最後寫了這樣一段話：“晚，檢討中央銀行美債案，處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孔祥熙的貪汙舞弊的嚴重情況，連蔣介石也想象不到。最後是怎麽處理的？讓孔祥熙自己辭職，他當時是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是國民黨的高官，蔣介石讓他辭職，把他所有職務都免了，但並沒有把孔祥熙交付檢察院去審查、審判，也就是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從重慶到南京、上海，搞“五子登科”，分別搶五樣東西：房子、車子、條子（金條）、票子（鈔票）、婊子（女人）。當時民間有一個民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在這種普遍貪汙、腐敗的形勢下，蔣介石把他的兒子蔣經國派到上海解決經濟問題。
當時，孔令侃（孔祥熙的兒子，用今天的話說是“太子黨”）辦了一個揚子公司，有人告狀告到蔣經國那裏去說：“你不能光打蒼蠅不打老虎。孔令侃是大老虎。”在這個情況下，蔣經國派人查封了孔令侃的倉庫。查封當天，蔣介石在北平得到宋美齡的電話以後，就匆匆忙忙跑到上海。當晚也寫了一段日記：“對於孔令侃問題，反動派更借題發揮，強令為難，必欲陷其於罪，否則即謂經國之包庇，尤以宣鐵吾機關報專事攻訐為甚。餘聲斥其妄，令其自動停刊。”宣鐵吾是蔣經國的親信，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他支持蔣經國打老虎，所以他的報紙也在那裏揭發孔令侃。蔣介石很生氣，把宣鐵吾找來大罵一通，而且讓報紙停刊。
孔令侃案件揭發後，國民政府監察院派監察委員到上海調查，蔣介石給上海市長吳國楨打電報：“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檢查，中正以為依法而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營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營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可囑令侃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其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麵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辜受屈也。中正手啟。”這就是說，監察委員要調查孔令侃囤積的不法案件，但蔣介石給上海市長打電報說，不能查。為什麽不能查？因為孔令侃不是公務員，不是政府機關人員，監察院沒有資格查。蔣介石這個電報實際上是抗拒監察院的監察，是在鼓動孔令侃對抗監察院。
一個是孔祥熙的案子，一個是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的案件，這兩個案件都被蔣介石壓下來了。當時，《中央日報》曾發表殷海光執筆寫作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門”貪財橫行。社論說：“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人民莫可如何。靠著私人政治關係而發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依勢豪強如故。”孔祥熙當時在美國，孔令侃在揚子公司被查封後不久也經香港去了美國。社論指認“豪門”為“人民公敵”，斥責國民黨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輕輕彈他們一下”。社論說：“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就看是走多數派的路線，還是走少數派的路線。如果走少數派的路線，隻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那麽盡管口裏喊革命，事實上是反革命。”《中央日報》是當時國民黨的機關報，從剛才的社論裏，很難分清楚這些話和當時共產黨批判國民黨的言論有多大區別。也就是說，由於國民黨的腐敗、貪汙情況得不到製止，特別是豪門受到包庇和保護，國民黨就把人民的希望、人民最後一點希望丟掉了。當時北平國民黨的高級司令官傅作義聽到這個消息後，講了兩句話：“蔣介石愛美人（宋美齡），不愛江山，我們替他拚命幹什麽？”為什麽孔令侃得到包庇？因為孔令侃是宋美齡非常喜歡的一個孩子。在這個過程裏，宋美齡打電話，把蔣介石從北平調到上海，趕快處理這件事。所以傅作義很氣憤，講了上麵兩句話。
1945年8月，中國人民經曆八年艱苦抗戰，終於迎來了最後勝利的一天。然而就在抗戰勝利之時，蔣介石國民黨當局在從日偽占領區接收了相當大一筆物質財富的同時，卻因為接收中大規模的貪汙舞弊而失去了全國的民心，成為其在接踵而至的內戰中迅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戰勝利的迅速到來，多少出乎蔣介石國民黨的意料。因此對於接收問題，缺乏充分而周密的準備，導致接收事務一開始即弊端百出。接收之初，蔣介石令陸軍總部“指導監 督並得全權處理收複區內一切黨政各事務”，而在實際上，是由各戰區接收機關為主、由行政院各部會特派員和各省市政府成員組成的接收委員會負責接收，這就難 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為政，混亂不堪。當時參加上海接收的單位多達數十家，以至於為了一艘輪船，就多達六個單位搶著接收，這本身就為官僚的貪贓枉法提供了方 便。當時隨陸總參加接收的蔣介石侍從室秘書邵毓麟認為：“行政經濟接收情形極壞”，“陸總對於全國收複地區的一般政務，無權亦無力處理，軍與政，既不能配 合，黨也未曾發生作用，而我行政院各部會對偽組織中央各部會的機構與事業的接收，不但事前沒有‘敵情觀念’，而且也沒有一張藍圖，可供我各部會間彼此分工 合作的參考。”曾任上海市市長的吳國楨也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指出：接收沒有任何事先準備好的計劃，事先也沒有設立任何良好有效的行政機關，因此，出現了爭搶 戰利品的一場混戰。所有政府的不同機構都被賦予沒有中央監督而接收敵方財產的權力，結果，他們的行為猶如當年的侵略者。
為了解決沒有統一的接收機關所帶來的一連串問題，1945年10月中旬，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在上海設立了行政院院長駐滬辦事處，以統一接收工作，改變政出多門的情況。 接著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複區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將經濟、交通、金融方麵的全國性事業，交由該會統籌接收。該會由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主 持，並在各重要區域（如上海、北平、青島、廣州等地）設立敵偽產業處理局。這使接收有了相對統一的機構，並發布了有關規章製度，但因為它們成立時間較晚， 以前接收的許多敵偽產業既不可能交還，帳冊亦難以查找，而且由於它們和各機關尤其是有實權的軍政機關在接收上的矛盾，它們的工作仍麵臨著相當的困難。據當 時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孫越琦回憶，要把原有各機關接收的產業完拿過來統一處理，就如同要他們把剛到嘴的肥肉又吐出一樣，談何容易。何況，“接收 辦法公布既晚，且複一再變動，致敵偽產業，先經軍事機關接收，複經地方機關接收，又經主管機關接收，接收一次，損失一次，至於不肖官吏軍警勾結地痞流氓， 明搶暗盜，所在多有，損失更所不貲。敵偽強占或強租強買人民房屋，經各機關接收後，任意占用或封鎖，使人民無屋居，此為各城市之普遍現象。”
關於接收敵偽產業的總數量，現有統計數字不一。因為當時幣值變動劇烈，以法幣計算其價值很難得出確切數字，而且以美元計算，在換算時亦無困難。現有統計低則3億美元，高則8億美元。以接收地區論，據1946年底 統計，接收數量最大的蘇浙皖區，接收總值達到法幣12648億元，僅金銀首飾價即達1650億元，房地產1348億元。
經曆了後方八年艱苦生活的國民黨各級官僚，驟一到達收複區，猶如獅子大張口，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各謀私利，濫用權力，給收複區人民留下極壞的印象，當時稱 之為“五子登科”，即房子、條子（指金條）、票子、車子、婊子，由於這種事情很難有完整的檔案記載，確切的貪汙數字仍有待研究。據當時參加湘鄂贛區接收清 查團的監察委員何文總結，接收中的貪贓枉法可分四種情況。其一是搶，即接收之初公開搶占敵偽房產和金銀珠寶等財產，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敵偽房產中， 被占搶占了5000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單位名義占有，再化公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敵偽房屋，幾乎全由各單位以各種名義占據），其後發展為隻要是敵偽 財產，貼上封條就可據為已有；其三是偷，或是監守自盜（如漢口寶安大樓原存有價值不菲的貴重物品，最後查封時已所餘無幾），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盜竊，不僅竊 走了物資，還對財產本身造成了極大破壞（如上海流氓李興等盜竊團夥）；其四是漏，即日本人為了討接收人員歡心，故意在移交清冊中漏列若幹財產，使之不經任 何手續即落入接收人員私囊（如武漢日本第六方麵軍在移交時留下了百億元地無清冊物資），而移交物資經層層轉手，加造清冊，又有不少被截留。在這個過程中， 接收官員以敵產名義強占民產，或在收受賄賂之後，將敵主發還者，均所在多有。偽政權官員的私產，由於賄賂或強占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落到了接收者手中，其 數額頗為可觀。據稱，周佛海有房屋16所，瓦房100間，黃金95條，法幣現款6535萬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畫價值法幣1224萬元，大多數落入 了接收官員的私囊。
除了上述這些雖然規模很大，但至少名義上還是非法的貪汙外，還有一類通過標賣方式進行的“合法貪汙”。接收產業 經層層截留，最終移交給敵偽產業處理局的仍有相當大的數量。對這些產業，當局以平賣、委托代售、標賣，拍賣、價讓等方式出售以回籠貨幣，平抑物價。雖然有 規定“變賣接收後之敵偽產業（包括逆產）所得價款應悉數解繳國庫不得移作別用”，但由於標售和處理物資可以低於市價的價格並指定商家進行，就又給了接收官 員以合法的機會，從中上下其手，收受賄賂，貪汙實物。如上海標售日人房屋2000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時的占用者獲得，所付隻有標價的一半。有人估計全國標 售敵偽物資總價在5萬億元左右，如以損失一半計算，即有2.5萬億元落入私人手中。
蔣介石國民黨接收過程中最為惡劣、最引起收複區百姓不滿與反感的政策，是法幣與偽幣兌換率的規定。根據9月27日其財政部公布的法幣 與汪偽中儲券的兌換辦法，兩者比例為1比200，這對收複區人民無異一場災難，引起民眾的普遍不滿。因為以當時的物價指數計算，上海物價為重慶的約50 倍，為整個法幣使用區的約35倍，何況當時黑市法幣與偽中儲券的兌換價不過是1比80。“可憐收複區同胞，他們盼到天亮，望見了祖國的旌旗，他們喜極如 狂，但睡了幾夜覺之後，發覺了他們多已破家蕩產，手上所僅有的財產籌碼；偽幣，差不多已分文不值。”即便是一 些政府中的官員，也覺得這個兌換比例不合理。邵毓鱗曾當麵對蔣介石說：“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複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了民心。”然而當局私心自用，堅持 這個兌換辦法不變，使大批接收官員憑本已不值錢的法幣在收複區大發橫財。被當時人形象地描述為：“陪都來滬接收人員，均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之感”。 如果說，官員腐敗尚且是不合法的私人行為的話，法幣兌換率的規定則幾近於國家掠奪，是用公開合法的方式剝奪收複區的財富。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事後也不能不 承認，這一政策使國民黨失盡了民心。陳立夫認為，這個政策“弄得老百姓痛恨我們。”李宗仁認為，在“一紙命令之下，收複區許多人民頓成赤貧了，而攜來大批 法幣的接收人員則立成暴富。政府在收複地區的失盡人心，莫此為甚。”
對於接收中的混亂不堪、貪贓枉法，當時輿論多有報道和批評。 《時事新報》在社評中問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麽？”中國民間輿論的喉舌《大公報》在短短半個月中兩次發表社評：“收複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 失盡人心》，痛斥當局“二十幾天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
周恩來在1943年8月16日發表的《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製主義》一文中，深入分析了當時蔣介石國民黨統治的本質。周恩來指出，“新專製主義”是蔣介石國民黨采取的一種結合了法西斯獨裁手段與傳統封建專製統治的方法，旨在維護其一黨專政，壓製民主力量。這一理論揭示了當時蔣介石國民黨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上實行的法西斯統治。
周恩來認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正處於法西斯主義新專製主義的統治下。這種專製主義不僅包含了舊式的封建壓迫，還引進了現代法西斯手段（如特務統治、文化壓製、黨國一體）來鞏固其權。文章強調了這種統治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負麵影響，阻礙了國家的民主進步與團結抗戰。這篇文章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國民黨統治史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統治批判的重要曆史文獻。
蔣介石是一黨專政、實行個人獨裁。蔣介石在統治期間主導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並以“攘外必先安內”為政策核心，集中權力於一身，被廣泛視為實行個人獨裁。他致力於通過鎮壓異己、控製軍隊和宣傳工具來維持國民黨統治，並在抗日戰爭及內戰期間確立了極高且集中的最高權威。
蔣介石早年就開始致力於“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宣傳和努力。1926年6月7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演講說：“俄國革命所以能夠迅速成功，就是社會民主黨從克倫斯基手裏拿到了政權。”“什麽東西都由他一黨來定奪，像這樣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們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製是不行的。”所以，蔣介石在他的一生裏，始終堅持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
1944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了一個特別代表，叫赫爾利，到延安跟共產黨談判。毛澤東和赫爾利簽訂了一個協定，叫《延安協定》，其中一條是：“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另外一條是，“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當年美國人為了把共產黨力量調動進來參加抗日戰爭，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就跟蔣介石講：你們中國政府絕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民主政府，你們中國應該改造，改變成為聯合政府，要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這是當年羅斯福的希望。所以羅斯福的代表到延安後簽協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議國民政府變為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建議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成為各個抗日軍隊的聯合軍事委員會。協定一共五條，是毛澤東起草的。
文件中，“中國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中正”下麵，留下了空白，讓蔣介石簽字。下麵一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我曾在台北的檔案館發現了這份英文原件，毛澤東在這個地方用毛筆寫下了“毛澤東”三個字，也就是說，毛澤東同意這個協定。“北美合眾國大總統代表”赫爾利在見證人一欄也簽了字。這就是說，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成立各個抗日軍隊的聯合軍事委員會，美國人和共產黨都同意。可當赫爾利離開延安到重慶後，要請蔣介石簽字時，蔣介石不簽。這個空白格始終沒有填上。
蔣介石對“一黨專政”是否有反思？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曾長期尖銳地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的民主人士）也尖銳地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製，蔣介石是不是完全無動於衷？不是，他在1944年12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如現在不死不活之黨務，隻居一黨專政之惡名，而使黨政皆受惡劣滯鈍之影響，則不如早開黨禁，使其他黨派公開成立，如此，或使本黨在競爭中求得進步與發展也。”從這段日記來看，蔣介石在被罵、被批判為專製、獨裁、一黨專政後，受過影響，他想：與其被人家罵，與其蒙上一黨專政的惡名，何不開放黨禁，讓各個黨派合法？這樣大家一起競爭，還可以求得進步與發展。但這種想法隻是曇花一現的認識，終其一生，蔣介石始終未能突破一黨專政的體製。
蔣介石統治時期，國民黨確立了“黨國體製”，即國民黨超越於政府和國家之上，通過“訓政”名義限製其他政治力量的發展。他兼任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黨政軍要職，集最高決策權於一身。為了維持統治，蔣介石運用特務機構（如軍統、中統）鎮壓共產黨人、抗日愛國力量以及國民黨內部異己。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將主要力量用於“圍剿”紅軍和排除內部異己，被認為在維護個人獨裁統治方麵超過了抗日意願。這一觀點基於曆史事實，反映了當時中國政局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
蔣介石國民黨丟掉農民，丟掉資產階級，丟掉全民，貪汙腐化，一黨專政、個人獨裁，這五個原因是國民黨丟掉大陸比較重要的原因。我還是引用傅斯年（著名曆史學家）一段話：“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勢力，而由於它自己的崩潰。”所以，國民黨丟掉大陸，有許多方麵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還在於國民黨和蔣介石自己。
轉載：《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製主義》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作者：周恩來
一 問題的提出和回答
自從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開始抗戰以來，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對於蔣介石國民黨亦即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實質，多缺乏深刻的了解。隻有毛澤東同誌在抗戰前就指出他的動搖性與被動性，抗戰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協性與兩麵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這些都是曆史發展中的重要啟示，而且有其時代意義的。因此，我現在便來講中國的法西斯主義。
在這裏，須先回答一些疑問。
有人問：為什麽早不說蔣介石國民黨是法西斯主義，偏偏現在來說？我們回答：抗戰前一段時間裏，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抗戰，故強調其可變性與革命性，而隻注意其動搖性與被動性就夠了。抗戰初期，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長期抗戰，全麵抗戰，故強調持久戰，強調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於是就要深刻地認識他的妥協性與兩麵性。等到現在，他的抗戰作用日益減少，反動方麵日益擴大，並且著書立說，出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樣下去，必致抗戰失敗，內戰重起。故我們就要公開地揭穿其法西斯實質了。過去隻是因他的發展還沒有象現在這樣壞，故未強調，並不是沒有什麽法西斯派。
於是又有人問：蔣介石國民黨既是法西斯主義，為什麽又能抗戰呢？我們回答：毛澤東同誌告訴了我們，他是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因為他帶買辦性，所以當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的時候，他能依靠別的帝國主義去抵抗，並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著抗戰的革命作用。同時，他又帶封建性，所以當同盟國家漸漸重視中國民族抗戰的時候，他又回到複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著反動的作用。並且正因為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以對內總是反對人民，懼怕人民，壓迫人民的。他的抗戰是決不會徹底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爭取和鞏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決不能成為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這一點，毛澤東同誌在抗戰前蘇區黨的代表大會上就警告了我們的〔211〕。
於是又有人問：法西斯主義是民族侵略主義，蔣介石國民黨既還抗戰以抵抗日本侵略者，為什麽叫他做法西斯主義呢？我們回答：正因為這樣，所以毛澤東同誌叫他做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了。民族侵略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一種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報告中講的法西斯主義的四種特征〔212〕，除了民族侵略主義這一點外，中國法西斯主義都是具有的。蔣介石國民黨在曆史上在現在，都是向人民向勞動群眾施行最殘酷的進攻，以至於進行鎮壓革命的內戰，實行瘋狂猖獗的反動和反革命，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死敵。隻是因為中國已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環境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無力對外侵略。至於他對國內各小民族，還不是充滿了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優越感和傳統的理藩政策〔213〕的思想麽？即在對外，國民黨還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華聯邦應該圈入安南、泰國、緬甸、朝鮮甚至南洋群島麽？季米特洛夫曾經說過，因各國曆史社會經濟條件不同，因各國民族特性及國際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和法西斯專政本身，在各國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說過，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是表明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削弱，資產階級在內政方麵已經不能采用舊的國會製度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來維持其統治，因此，就隻得采用恐怖的手段〔214〕。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不也可以用於解釋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麽？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和官僚資本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亦即特務統治。
於是又有人問：既是這樣，為什麽隻反對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而不反對整個國民黨呢？為什麽隻主張取消法西斯主義，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義的頭子呢？我們回答：這就因為以蔣介石國民黨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兩麵性尚存在，尚未走到隻有反動性的一麵的地步，因為他們的抗戰旗幟尚未倒下，國民黨尚能影響一部分雖然是日漸減少的人民，尚不敢公開以法西斯主義為號召（不僅因為抗戰，而且也由於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不能獨立，因而也不敢公開承認）。故我們隻反對國民黨中的反動派，並不反對那些願意抗戰願意民主的國民黨員，並且還希望他們和我們一道去反對那些反動派。故我們隻主張取消法西斯主義，並且還希望這些國民黨員能自動地起來取消法西斯主義而真正實行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故我們隻主張解散法西斯的特務組織，並不主張取消國民黨組織。由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日漸抬頭，甚至於寫出一本《中國之命運》，提出最反動的取消中共的主張，故我們今天乃必須強調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及其實質。這不僅對於中國人民是一種警醒和教育，首先對於我們黨內也是一種警醒和教育，並且這是最實際的肅清黨內對於大資產階級的投降主義的思想。
於是又有人問：既是這樣，蔣介石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是否有它的思想體係、曆史根源、綱領策略和組織活動呢？我們回答：有的。
下麵，我們就分段來回答這些問題。
二 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體係
打著抗戰旗幟、戴著三民主義帽子的中國法西斯主義，是有其自己的思想體係的。
蔣介石的哲學思想是極端的唯心論。他最喜歡引這幾句古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215〕同時，又強調“心”的作用，將孫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216〕的話，完全解釋成為極端唯心論。於是他要消滅共產黨，便裝著“不誠無物”〔217〕的樣子，很沉痛地說“不解決中共問題，死了也不瞑目”，其實這正是他“無物不誠”之處。於是他要取消邊區，雖經過他在廬山談話會〔218〕承認，經過行政院三三三次會議通過，他也可一手取消，這又是他“有物不誠”之處。
蔣介石提倡力行哲學〔219〕，其中心是要人民於不識不知之中，盲目地服從他，盲目地去行。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的時候，要人民盲從他不抗日而安內。抗戰初期，要人民盲從他片麵抗戰。現在，又要人民盲從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其實，他在內戰時，早誇下海口：“剿共失敗，必將自殺以謝國人。”可是從來也沒見他實行過。失敗時要實行連坐法〔220〕，但也沒“坐”到他頭上。抗戰前，他也曾誇下又一海口，說“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萬以上真正革命軍，能夠絕對的服從我的命令，指揮統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敗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戰爭絕對服從他命令的何止六十萬，也沒看見他有什麽高明策略打敗日本。而現在絕對服從他命令的嫡係軍隊更不止六十萬，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見他的力行哲學，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學，也是牛皮哲學，流氓哲學，與希特勒〔221〕如出一轍！
蔣介石在心理建設方麵，強調“獨立自主”。其實，他的買辦性是依賴外力，最不獨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時候又發展為排外性，而非正確的民族自主。他強調誠，但他是最不誠的。從第一次國共合作到這次抗戰合作，對蘇對共對人民，也就是對革命對抗戰，他都沒有誠意。並且他講誠，是要別人對他誠心誠意地盲從，他對別人卻絲毫也沒有誠意的。
在倫理建設方麵，蔣介石強調四維八德〔222〕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實際，則在他身上乃至他領導的統治群中，真是亡禮棄義，寡廉鮮恥！他們不給孫夫人居住自由，不給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養病自由，得蘇聯幫助而反蘇，得共產黨幫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幫助而壓迫人民，滿朝囤積、遍地貪汙而不懲，通敵叛國、走私吃餉而不辦。抗戰不勇，內戰當先，還談什麽忠孝！捆上疆場，官逼民反，還談什麽仁愛！抗戰業已六年，還和日寇勾搭，對德既已宣戰，還有信使往還，這那能說到信義！挑撥日本攻蘇，飛機轟炸民變，這那能說到和平！所以他這套唯心主義的道德觀，都是虛偽的。同時，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對蔣介石國民黨實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好便利他的壓迫和進攻。
蔣介石的曆史觀，是一套複古的封建思想，反映著濃厚的傳統的剝削階級意識。在《中國之命運》中，有所謂“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義利王霸之分，……辟楊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國三千年來一脈相傳的正統思想之基礎”的話，故《皇朝經世文編》及陳弘謀《五種遺規》兩書〔223〕乃得大用。
蔣介石的民族觀，是徹頭徹尾的大漢族主義。在名義上，他簡直將蒙、回、藏、苗等稱為邊民，而不承認其為民族。在行動上，也實行民族的歧視和壓迫。
蔣介石的國家觀，是偽托民族國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黨專政之實，更確切地說，是新專製主義的個人獨裁，是法西斯主義的特務統治。他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就是因為他愈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軟弱無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資產階級的民主方法，甚至連一黨的專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實行特務的統治和個人的獨裁。
蔣介石的戰爭觀，是唯武力主義。它是近代中國傳統的軍閥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軍傳統思想〔224〕）和拿破侖〔225〕的武力統一思想的結合物，所以又叫做新軍閥主義，也就是新專製主義。因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對外認為不能單獨抗日，必須依靠外援。他公開說：“（日本）不僅是十天之內，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領起來，無論那一個地方，西邊不僅是到重慶，而且可以到成都；南邊不僅是到廣東，而且可到梧州、邕寧。”“他（指日本）要發一個號令，真是隻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占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我們有什麽東西可以打他？不僅是沒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政治，這些作戰的條件，有那一項是具備可以同他現代國家作戰呢？”因此，他的抗戰國策，早就定在日本“現在陸軍的目標是蘇聯，海軍的目標是英、美。日本為要吞並我們中國，而須先征服俄羅斯，吃下美國，擊破英國”的上頭。但現在日本既未征服俄羅斯，又不能吃下美國，反倒壓在中國頭上，於是他便著急起來，一方麵消極抗戰，保存實力，以便內戰，另方麵便要與日本勾勾搭搭了。因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對內堅持武力統一，主張“軍主政治”。他統治十八年，從一九二六年“三二○”事變〔226〕直到今天，他幾乎無一年不在戰爭中，而且無一時不在打內戰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北伐後有寧漢分家，寧漢合作〔227〕。內戰中有黨內戰爭，黨外戰爭。抗戰中又有削除異己，進攻中共的軍事行動。
蔣介石的政黨觀，是要全國各黨各派都統一溶化於蔣記國民黨、蔣記三青團之內。他公開說：“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裏麵的新血輪”；“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故“成年的國民務須加入國民黨，青年的國民，隻有加入青年團”。這是最露骨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還假惺惺地說：“我對於中國的各種思想與組織，隻要他不割據地方、反對革命；不組織武力、破壞抗戰；隻要他對於國家民族和革命建國真有利益；我不但沒有加以妨礙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發展，亦能成功。”不要說中共及其領導的武力和邊區是抗戰的，是革命的組織、武力和政權，就連其他黨派既沒有武力，也沒有政權，為什麽也是一點自由沒有，而且到處受壓迫，更不要說“發展和成功”了。甚至國民黨內其他派係，尤其是真正奉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孫夫人，還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壓迫麽？所以國民黨也好，三青團也好，都是蔣記的，早已不是孫中山改組時的國民黨，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國民黨了。
蔣介石對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為牛馬的。所以他強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要人民聽話守法，任憑剝削，隨他統治。所以蔣介石口中的民權主義，實是黨權高於一切，早就沒有民權。各級參議會、新縣製等，都是粉飾門麵的欺人擺設。進一步說，連黨權也不是，還是軍權高於一切，特務高於一切吧！
最後，蔣介石的經濟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買辦思想。他一方麵侈談工業化的計劃經濟，另一方麵又憧憬於《禮運》大同之篇〔228〕，所以實質上他是在民生主義的幌子下，存在著最落後最反動的封建經濟買辦經濟的思想，也就是農業中國工業外國的思想。他這種經濟思想，不僅不能解決民生問題，而且必然地使中國經濟更加破產，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華民族更難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
從蔣介石這一切思想體係中，我們隻能看出中國法西斯主義，決看不出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觀點、消極因素，被蔣介石拿來發展成為他今天的思想體係；但孫中山的思想中還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觀點，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產黨，采取了俄國革命的某些辦法後，他的三民主義便成為革命的三民主義了。而蔣介石主義，卻是另一套東西，隻能成其為中國的法西斯主義。
三 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曆史根源
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的法西斯主義，是有他們的曆史來源的。蔣介石常誇稱他是孫中山的信徒、學生，其實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經背叛過一次，現在又一次要背叛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呢！
毛澤東同誌指出，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具體說來，就是官僚資本（資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極少數的官僚財閥手裏）與特務製度的結合。在蔣介石身上，便是軍閥、交易所老板和流氓頭子的結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動之大成的。
我們從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來看，蔣出身於封建家庭。辛亥革命〔147〕，他一出手便在軍閥張宗昌〔229〕之下當排長，奉陳其美〔149〕之命殺了浙江革命黨魁陶成章〔230〕，而竊取了浙江光複的革命果實。這時，孫中山是以革命黨和新軍、會黨的結合而成功，而陳其美、蔣介石卻以流氓的行徑，造成革命黨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後直到現在上海灘上在帝國主義庇護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幫會相結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蔣介石、戴季陶〔55〕、陳果夫〔180〕結幫卷入交易所的投機浪潮中。後來這種傳統，更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發展。於是，這一買辦集團，遂成為統治後二十年中國的核心。雖然蔣介石在廣東也反對廣東的英國買辦，可是戴、陳留在上海，一開始便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聯工農的三大政策，而蔣介石一到長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資產階級的懷抱，首先揭旗反蘇、反共、反工農。所以蔣介石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從未真正承認，也從未真正實行過。
蔣介石雖曾一度組織黃埔軍校，指揮北伐，但他的軍閥思想和投機思想卻與他“參加”革命相隨而來。即在去蘇聯考察時，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蘇俄革命，而是拿破侖征俄。在辦黃埔之初，他是反對蘇聯顧問的，等到得到蘇聯軍火幫助，他又高叫第三國際〔66〕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中國應該服從第三國際的指揮。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圍攻蘇聯顧問在廣州的東山住宅的，也就是他。他辦黃埔，不是以革命的戰略戰術思想教育學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語錄》〔231〕及《拿破侖傳》為之先的。他領兵東征，便與許崇智發生地盤的爭執。他趕走汪精衛，更是軍閥行為。他率兵北伐，對待各軍，更是排除異己，擁兵自私。所以，不待寧漢分裂，他已經發展起新軍閥的思想和行為了。不過當他在革命隊伍時，他還是掛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響。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為直接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了。而他所領導的集團，也是亦步亦趨地跟著他走。
十年內戰，便是他這個軍閥、交易所老板和流氓頭子的具體表演。不論是對國民黨的黨內鬥爭、黨內戰爭還是“剿共”，他都用了這一套手法，並且從德、意、日那裏學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新法寶。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黃埔學生去學，並請了德國將軍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白朗堡和德國特務人員直接來教。
從西安事變〔232〕到抗戰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這一套手法。不要忘記蔣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兩麵性的革命性一麵，但更不要忘記他那反動性的另一麵，而且這一麵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內戰的經驗，所以他在這次抗戰當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內戰，同時又能見風使舵，故作懸崖勒馬的驚人之舉。不過，我們不要為他迷住，戳穿這套西洋景，也就沒有什麽奧妙。毛澤東同誌的革命的兩麵政策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及針鋒相對的辦法，便是最好的對策。
四 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政綱和策略
蔣介石雖標榜三民主義，但他在大革命時，並未誠意地實行過三大政策。在內戰時，更將三民主義丟之腦後。抗戰初期，又曾標榜過抗戰建國綱領〔233〕，實際上隻是騙人，並且將其中條文解釋和實行成為反全麵抗戰、反共、反民主的東西，於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綱領，而決不是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綱領。
這綱領我們可以為它歸納成為十二項：
一、實行消極抗戰，準備對日妥協；
二、背叛孫中山三民主義，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反對蘇聯社會主義，排斥英美自由主義；
三、通敵反共，破壞抗戰，利用外援，進行內戰；
四、壓迫各小黨派，欺淩少數民族，不顧華僑痛癢，漠視災民苦難；
五、憑借武力，削除異己，組織特務，篡奪黨權；
六、摧殘民權，剝奪自由，利用保甲，實行獨裁；
七、依靠官僚資本，實行獨占經濟，提倡商業投機，破壞工業生產；
八、濫發法幣〔234〕，抬高物價，壟斷民生，剝削勞動；
九、集中土地，損害民食，捆綁壯丁，損傷民力；
十、放任貪汙，強征捐稅，縱容走私，任意檢查；
十一、焚書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誘，斫喪人格；
十二、紊亂法紀，敗壞道德，摧殘文化，毀滅民族。
中國法西斯主義的這十二條綱領，當然不是公開宣布的，也永不會公開承認的。不過，在實際上，它是一條一條一項一項在實行，而且隻有比這多，不會比這少。這就是中國法西斯主義之軟弱處，也正是它的無恥和卑怯處。蔣介石國民黨拿著這樣綱領在實行，如何能將抗戰領導到勝利？無疑地，要將中國領導到分、到爛、到亂、到垮，將抗戰領導到失敗。
我們共產黨是堅持抗戰團結和民主進步的，我們決不容許抗戰失敗。我們必須如毛澤東同誌所說，加強領導權的爭取，這首先就必須壯大和鞏固自身的力量，然後才能有力地領導別人，製止中間分子的動搖，孤立頑固分子，而堅決地實行我們的抗戰十大綱領〔115〕和“三三製”〔208〕的施政綱領。
講到策略，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策略是依其綱領的方向，依照蔣介石國民黨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兩麵性而靈活運用的。
如對日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協。
如對英美的哄嚇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內戰。
如對蘇的冷冷熱熱，以冀達到為它牽製日本，便其解決內爭的目的。
如對地方勢力、各小黨派威迫利誘，以圖達到離間我們、孤立我們便其各個擊破的目的。
如對民族資本家、開明士紳和國民黨元老時好時壞，來看他們是否對統治者懷有貳心。
如對進步的文化人、知識分子以及學生明壓暗勾，以逼其離開我們，反對我們。
如對工農勞動大眾監視偵察，隔斷其與我們的一切來往。
最後，對待我們，則一切以消滅我們為中心，而其策略亦時軟時硬。不過軟的隻是敷衍一時，決非真正好轉，同時，也是為下一步硬的做準備；在硬的做不通時，也可暫時軟一下。論時期，在內戰時期，蔣介石對我們是硬打、硬捉、硬殺。但“九一八”前後，他也采取了一些軟的輔助辦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內線政策等。抗戰後，表麵上轉向團結，但是先暗鬥而後明爭，這時候，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轉到取消共產黨。他的特務政策，也與這三時期相適應。我們如不了解蔣介石國民黨反共的一貫性，便不能對他有高度的警覺和適當的鬥爭。同時，我們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發展與變化，也就不能對他有適當的分析和認識，來分別對待。
五 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和活動
中國法西斯主義是有它的組織的。它的組織寄生在國民黨內而篡奪了黨，寄生在三青團內而統治了團，寄生在軍隊中而管製了軍隊。這就是特務組織。
特務組織有三個係統：
第一個係統是在國民黨內，那就是CC〔180〕。他胚胎於一九二六年，創始於大革命失敗後，以中央調查統計局為其靈魂和核心。從中央直到地方有調統局、調統室。CC的勢力也就是特務的勢力，籠罩全黨，伸入到全國的民政係統、教育係統，伸入到全國部分的建設機關、交通機關、財政稅收機關、銀行機關（如交通銀行及某些私人銀行）和救濟、華僑、婦女團體。他掌握著文化宣傳機關和出版事業。宣傳方針以反共為第一。國民黨經費，一九四三年度預算為二萬萬八千四百萬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務的黨務活動上，而特別費並不在內。
第二個係統是在三青團內。那就是以複興社為前身而轉成今日三青團內的特務組織。複興社胚胎於孫文主義學會〔140〕和黃埔軍校同學會〔235〕，創始於“九一八”後之力行社，後改複興社，至抗戰初並入三青團，而康澤〔236〕所領導之別動隊及特訓班加入進來，成為三青團的特務靈魂。
第三個係統是在軍事係統內，那就是政訓處和軍委會調查設計局。賀衷寒的政訓處有一批軍隊特務，連軍官都厭恨他們。軍委會調查統計局是戴笠一手組成的，創始於一九三二年，初期為戴笠複興社之特務組，現在羽毛豐滿自成一係了。軍統局的組織最龐大，人、錢均多。軍統局本身分處，下分區、站、組、隊。他的組織觸角最廣，軍隊中有軍令部第二廳直屬的各級情報參謀，軍事機關中有調統專員，邊區有軍事督導組，保安團隊中從保安處長、第三科長直到下層情報人員，全國的整個警憲係統除少數幾省外，都在其控製之下。全國整個稅收係統，有其緝私隊和檢查處來管。全國交通機關，有其監察處和檢查站來管。國內外外交係統乃至武官情報人員，都歸其管轄派遣。全國經濟係統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員。敵偽淪陷區工作歸其管理。破壞我軍、我區的軍事行動和情報工作，也歸其布置。與CC平行進行。
於此可以看出，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已成一特務統治的世界，而且國民黨特務還與日特、偽特勾結在一起。從組織和活動上看，他們也是最反動、最野蠻、最黑暗、最殘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義正走向死亡，中國法西斯主義決難獨存。中國的抗戰有它勝利的前途，中國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盡管蔣介石國民黨要將中國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國人民一定會懂得和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脫離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國決不是法西斯主義的！
中國一定是新民主主義的！
蔣經國的《上海打虎》是指：在1948年8月到11月期間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委派其長子蔣經國前往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督導實行財政經濟改革、抑製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的活動。主要是蔣介石為了打內戰濫發貨幣，所以發了大量的貨幣，支持軍費的支出。因此造成上海的物價狂漲。在這期間，蔣經國立下決心《隻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壯誌，並鼓勵部下六親不認地執法，逮捕了60餘上海經濟界人物。10月，“打虎”涉及孔令侃之揚子公司，蔣中正和宋美齡出麵阻撓蔣經國的調查，該案中蔣宋夫婦對孔令侃的包庇行為備受輿論攻擊。經濟管製在11月1日宣告失敗，蔣經國離開上海。
蔣經國未上任即已趕赴上海、研究形勢，受任命後在上海的中央銀行設立了督導辦公室；接南京電話，被要求處置違法行為、嚴辦投機商人?。此外，蔣經國還接連召見劉鴻生、榮爾仁、錢新之、李馥蓀、周作民、杜月笙等上海經濟界頭麵人物，要求這些人支持政策。因上海活動的投機者多以南京的黨國要人為後台，蔣經國告訴蔣介石：“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係，且作後盾，故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麵，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也。”
蔣經國以原國防部的戡亂建國大隊為自己班子，以親信王昇作為總隊，準備以鐵腕手段進行經濟管製，打擊囤積貨品、投機倒把的行為[20]。蔣經國聯合金管局、警察局、警備部稽查處、憲兵隊、江灣及京滬、滬杭兩路警察局等六個軍警單位組建戡亂建國總隊（簡稱“戡建總隊”）負責執法?。8月下旬，王昇從隊員中選拔成員，成立了經濟管理工作隊，與新成立的經濟警察大隊合署辦公，二者可以檢查倉庫、貨棧、賬目，還可以直接帶走違紀人員、查抄貨物。
蔣經國聲稱這是社會性質的革命運動，將自己在贛南的做法移植到了上海，設立“人民服務站”和檢舉箱，開放人民檢舉。行政院頒布《實施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充要點》，規定個人和商家購買物品用量超三個月以上以囤積論。蔣經國發動“出殯”遊行，在“靈車”前方寫道“誰要是損害金圓信用，咱們就砍他們的頭”。
戡亂建國總隊號召上海青年參加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打擊奸商汙吏，報名者25,428人，獲批準者12,339人。蔣經國在上海體育場向複員青年軍發表《上海往何處去》的演講，率領群眾高唱《兩隻老虎》，並高呼“打倒奸商投機客”等口號。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成立，設立崗哨對行人進行檢查，並和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人員混編成小組，檢查商店、工廠和倉庫，對囤積物資進行登記。
當蔣經國查到黑社會頭子杜月笙長子杜維屏被逮捕?。蔣經國召集上海商人集會，並要求杜月笙出席，杜月笙表示杜維屏“違法亂紀”、“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請求蔣經國查處揚子公司，蔣經國表示會“繩之以法”。事後，馮義寬被派往揚子公司查辦?。上海《正言報》報道《豪門驚人囤積案，揚子倉庫被封》。揚子公司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為董事長而且兼總經理，事件轟動上海。
孔祥熙何許人也？為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大姐夫。與孔家關係密切的宋美齡乘坐專機從南京飛往上海?，並以離開中國為要挾、以兄弟之情為理由，要求蔣經國不得逮捕孔令侃。蔣介石收到宋美齡信件需要前往上海營救外甥孔令侃，到達後卻發現宋美齡已經救回了孔令侃。上海警察局發言人稱揚子公司之資產均已登記?。
到達上海後，蔣中正要求將報道此事的《大眾夜報》停刊，《大眾夜報》社論《請蔣督導為政府立信，為人民請命》中寫道：“哄動一時的滬上豪門大囤積案似有煙消雲散之勢，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對政府的一點‘信仰’之幼芽，恐將因此而連根拔去，同時亦可能給當前的經管工作以致命的打擊，瞻望前途，不勝憂慮。”《大眾夜報》停刊同日，宋美齡親自駕車將孔令侃引見給蔣介石。蔣介石詢問蔣經國如何辦理孔令侃，蔣經國馬上改口答“孔令侃又沒有犯法”，引起經辦人的憤慨與失望?。揚子公司案不了了之。在蔣經國辭職後，上海督導員辦公室發布聲明，指揚子公司案“已轉飭移交市府及主管當局辦理”。蔣經國的《上海打虎》就此以失敗告終。
這就是打老虎拍蒼蠅的由來。2012年以來，走資派習近平：“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要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又要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此話一出，“老虎蒼蠅一起打”如同“八項規定”一樣，迅速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主流話語之一。究其原因，不僅因為此語表明了習近平的反腐倡廉的決心和恒心，也因為這句話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道出了將貪官汙吏一網打盡的民眾心聲。
在“老虎蒼蠅一起打”中，“老虎”喻指巨貪巨腐的高級官員，他們大權在握，高高在上，唯我獨尊，如“百獸之王”，為所欲為，禍國殃民；“蒼蠅”喻指權力看 似不大但禍害不小的基層違法公務人員，他們像蒼蠅一樣，無縫不鑽，麵目可憎。“老虎”和“蒼蠅”雖然級別有大小，禍害有輕重，但都是利用手中權力違規違紀 甚至違法，攫取私利，成為老百姓的敵人，因此要“老虎蒼蠅一起打”。
其實，在漢語語匯係統和中國文化傳統中，“老虎”“蒼蠅”早已是“常客”，曆來大多比喻見利忘義、貪婪可惡的反麵典型。僅成語中就積澱和傳承了很多妙語，如“為虎作倀”“放虎歸山”“養虎遺患”“虎視眈眈”“蒼蠅見血”“蠅營狗苟”“沒頭蒼蠅”“如蠅逐臭”等。
“老虎”體魄強大，凶殘無比，因此要花大力氣練就硬功夫“打老虎”。流傳最廣的是“武鬆打虎”。施耐庵在《水滸傳》第二十三回中細致描寫了武鬆在景陽岡通過“一迎”“一拳”“一腳”將虎打死的精彩故事。武鬆打的是禍害百姓的真老虎，當時也叫“大蟲”。
真老虎要打，假老虎也要打。1946年8月，毛澤東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形象地比作“紙老虎”，號召各界各方同心協力“打倒帝國主義紙老虎”。
1948年，蔣介石國民黨在上海也有“打老虎”的“壯舉”。當時國統區物價飆漲，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為此，蔣經國提出“隻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 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試圖遏製物價，挽回民聲。蔣經國打的“老虎”也不是真老虎，而是喻指囤積居奇的奸商和官僚資本集團。
1951年，成立不久的新中國開展了有名的“三反五反運動”，當時民間就叫“三反五反打老虎”，這個“老虎”就是指貪官汙吏。當時規定，凡貪汙1000萬 元以上者即稱為“老虎”，貪汙數額達到1億元者為“大老虎”（筆者注：“1000萬元”與“1億元”均為當時幣製的計量）。劉青山、張子善就是貪汙腐敗的 大老虎典型，被判死刑。
“老虎”該打，而到處嗡嗡叫的蒼蠅也不能放過。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號召全國人民共同消除“四害”，這“四害”就是蒼蠅、蚊子、老鼠、麻雀，蒼蠅位居榜首。後來雖然“臭蟲”“蟑螂”先後取代“麻雀”，但“蒼蠅”始終是“第一害”，為重點消滅對象。
1963年1月9日，毛澤東在《滿江紅》中寫道：“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字麵是寫真蒼蠅，實際是喻指那些猖狂反華、群聚起哄的國家。
由此觀之，老虎蒼蠅被打的曆史由來已久，但走資派習近平“老虎蒼蠅一起打”首次將“老虎”和“蒼蠅”並提，一開始，“老虎蒼蠅一起打”一語中“老虎”和“蒼蠅”還打上引號和頓號，但很快引號和頓號都顯多餘，“老虎蒼蠅一起打”成為一個有走資派特色意義的熟語。
那麽，為什麽走資派習近平的《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敗”結果是越反越腐？
正是在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己經背叛了《黨章》所規定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的宗旨和原則。不管姓社姓資，不搞階級鬥爭，推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貓論”，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為本、私字當頭、私字無限膨脹的個人發家致富。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實際就是、也必然是發展自私自利叢林法則的資本主義社會。走資派特色政府幾十年來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就是搞了資本主義的複辟，就是徹頭徹尾地整體地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基礎上搞了複辟資本主義的一套。
這樣的社會存在，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決定著人的存在的。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中，黨在腐敗，黨員、幹部在腐敗，整個社會在腐敗，簡直是不腐敗都不可能。看起來是一個個的老虎、蒼蠅，但是，千萬不要忘記，這絕對不是個別人的現象，而是整體的現象，階級的現象，社會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看問題，人民群眾的許多說法，諸如“不腐敗就做不了官”，“反腐必敗，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實際的。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的《反腐敗》隻會越反越腐。這樣的《反腐敗》是選擇性的，隻反不聽話的，不反聽話的，隻為維穩習近平自己的皇帝夢的走資派特權。
走資派習近平政府一方麵，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講“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並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紀念堂。但是，另一方麵，又強調所謂“三個自信”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製度的自信，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堅持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
這不是矛盾嗎？既講毛主席，又講鄧小平，既講馬列毛主義，又講修正主義，既講社會主義，又講特色資本主義，這不是矛盾嗎？從馬列毛主義看問題，是矛盾。但是，從修正主義看問題，卻是不矛盾。調和二者的哲學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義。
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搞折中主義，總是用“一方麵，另一方麵”的折中主義的思維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質和主要傾向，否定事物的辯證法。毛主席也有同樣的意見。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評修正主義時，特別強調要批評折中主義，指出當時搞修正主義的人，總是搞折中主義，用折中主義反對政治掛帥，反對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陽奉陰違”，是一種危險傾向，明確指出“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後來批評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也是批評把“三項指示”並列起來的折中主義。革命導師留下的這些曆史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學習和繼承。
現在奉行的“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也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維方式。看起來，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鄧小平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這是典型的折中主義，典型的“一方麵、另一方麵”，是把根本對立的馬列毛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調和起來。在實際上，是並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衝擊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馬列毛主義路線。
這是一種毛主席說的“陽奉陰違”。不管修正主義者的主觀願望如何，結果總是這樣，總是走向反馬列毛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的斜路上去。
說“老虎、蒼蠅一起打”，決心好像很大，自然也不錯。但是，為什麽要這樣做，這樣做的理論根據是什麽，總要有個說明吧，可是，到現在，我們也沒有看到有個象樣的解釋。不是絕對沒有，就事論事的浮皮蹭癢的解釋也是有的，但那恰恰是對腐敗產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的有意掩蓋。這也是一種思想方法上的折衷主義。隻有表麵現象，隻有“一方麵、另一方麵”的現象羅列，沒有事物的內部的本質聯係，沒有決定事物性質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麵的分析。這是修正主義者在腐敗問題上思維陷阱。
馬列毛主義不是這樣看問題。馬列毛主義對當今中國之所以已發生嚴重腐敗有其科學的深刻的解釋。
第一、正是在修正主義路線統治下，共產黨背叛了《黨章》所規定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的宗旨和原則。不管姓社姓資，不搞階級鬥爭，推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貓論”，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為本、私字當頭、私字無限膨脹的個人發家致富。總綱實際就是、也必然是發展資本主義。三十多年來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就是搞了資本主義複辟，就是徹頭徹尾地整體地在搞資本主義的一套。
這樣的社會存在，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決定著人的存在的。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中，黨在腐敗，黨員、幹部在腐敗，整個社會在腐敗，簡直是不腐敗都不可能。看起來是一個個的老虎、蒼蠅，但是，千萬不要忘記，這絕對不是個人的現象，而是整體的現象，階級的現象，社會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看問題，人民群眾的許多說法，諸如“不腐敗就做不了官”，“反腐必敗，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實際的。
第二、修正主義的法西斯專製製度又為腐敗提供了製度上的保證。一般說來，哪裏有專製，哪裏就必然有腐敗。專製和腐敗是一對孿生兄弟。在修正主義專製製度下，這一特點得到了徹底的發揮。既然不講“姓社姓資”，不講“鬥私批修”，一切向錢看，都在謀私利，那誰手裏有權，誰就會以權換錢，權錢交易、行賄受賄就是這樣來的。而且，在法西斯專製製度下，權力黑箱操作，既無監督，更無製衡，無法無天，這就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有權不用白不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成了官僚們真正信奉的普世價值觀，哪管什麽“公平、正義“。腐敗，是製度性的腐敗。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特征。如果對這樣的製度還要抱著“製度自信”，哪可絕對是欺人之談。
第三、從經濟關係上看，中國現在已經蛻變為官僚壟斷附庸資本主義。這種經濟關係的本質特征之一就是官僚壟斷。官僚在專製體製下，對經濟的各個方麵的壟斷權力，表現為一隻有形的手。這隻有形的手，是一隻籠罩一切的巨手，是一隻無處不在的魔手，從宏觀的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到微觀的各種經濟關係、經濟實體的具體運作，沒有不插“手”的，沒有不掌控的。正是靠了這個權力，既要分內分割剩於價值，又要分外貪汙受賄。這個權力，就是金錢，就是腐敗。這是官僚壟斷附庸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產物。一隻無形的手，資本主義私有製追求利潤和金錢的手，必然地要和另一隻有形的手，修正主義壟斷特權之手，緊緊配合，雙手齊下，以榨幹勞動人民的血汗換來自己手中的巨額財富。法西斯修正主義加資本主義，必然等於最大腐敗。
第四、在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化的世界裏，統帥一切的綱領就是私字，就是資本，就是金錢。“一切向錢看”，不是玩笑，是現實。買官，就是腐敗，就是為了腐敗。買官之路，就是腐敗之路。腐敗，既是腐敗者的命根子，又是向上爬的通行證。私字人生觀，資本人生觀，必然和腐敗人生觀同步。既然複辟資本主義，也就必然複辟腐敗。一個如此猖狂掠奪的資本主義世界，沒有腐敗是不可想象的，腐敗不過是資本剝削的補充方式。這不是一個“老虎蒼蠅”的問題，而是一個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問題。曆史告訴我們，沒有沒有腐敗的剝削製度。
可以看出，腐敗不是個別人的偶然的罪孽，而是一定階級的階級本性的必然表現，是一定社會製度的製度本質的必然表現。腐敗並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不可能消滅的。腐敗是人類進入私有製社會後伴隨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而出現的。腐敗是階級的腐敗，是製度的腐敗，絕不僅僅是個人的腐敗。透過個人的腐敗，我們在更深刻的層次上看到的是，這是由階級的本性決定的，由製度的本質決定的。
修正主義執政者，恰恰是把腐敗僅僅看成是個別人的罪孽，而回掩蓋腐敗的本質，以及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這種認識上的對立，不是偶然的，這是馬列毛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對立在腐敗問題上的一種表現。我們必須揭露修正主義對腐敗認識的淺薄和荒謬。
正因為修正主義執政者對腐敗的本質及其產生的原因的認識不正確，所以，進行反腐敗的作法也不正確。
首先，這明明是階級的問題，尤其是就在共產黨內的問題，是一場貨真價實的階級鬥爭，但是，現在實際進行的反腐敗，卻把這場鬥爭搞成是針對個別腐敗墮落分子、貪汙受賄犯罪分子的清查法辦。“老虎蒼蠅一起打”，就是這個錯誤做法的形象說法。老虎也罷，蒼蠅也罷，都是個別的，不是階級的，打的是個別，不是進行階級鬥爭。問題都出到政治局了，還是個別的，涉案人數已經如此巨大了，還是個別的，貪汙受賄的數額都上億了，還是個別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是個別壞人的問題，都和必然性無關。這個認識的理論的錯誤，正是問題的要害。這是修正主義統治者背叛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鬥爭、必須堅持繼續革命理論在反腐問題上的必然反映。他們是不會從階級、階級鬥爭觀點看問題的，更不會舉起階級鬥爭這個綱，他們的認識的理論的失足就在這裏。
其次，由於他們對鬥爭的性質沒有正確的認識，在反腐的作法上也是錯誤的。
第一、他們是隻反個別貪官，不搞階級鬥爭。已經揪到政治常委了，已經在人人都看得見的事實上，如《五一六通知》所說，存在著“一小撮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了，還是不承認階級的存在，階級鬥爭的存在，不把這場鬥爭作為階級鬥爭去處理。這樣做下去，是不可能達到反腐敗的目的的。
第二、他們采取神秘主義的秘密作法，不發動群眾，不敢公開地揭露黑暗麵，鬥爭不可能深入下去，尤其涉及高層人物，會變成根據政治需要作選擇的權力鬥爭。
第三、他們不會把反腐鬥爭和整黨、和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結合起來，反腐的意義，僅僅停留在揪出個別壞人上，而不是落實在黨的建設和社會的改造上。
第四、他們也不會把反腐鬥爭和政治、經濟體製改革結合起來，把反腐的成果通過製度的改善落實下來。
這種反腐和封建社會裏的提倡清官、反對貪官沒有區別。現在的中央巡視員和手拿上方寶劍的巡疆大吏沒有區別，充其量不過是扮演“清天大老爺”的角色。
這不奇怪。修正主義執政者反腐的目的和曆來剝削階級反腐的目的是一致的。執政者關於必須反腐講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腐敗可以導致亡黨亡國”。這裏說的“國”，就是政權。這樣的反腐目的和曆來的剝削階級統治者的反腐目的，沒有本質區別。都是為了避免“亡國”____失去政權。
事實也正是這樣。修正主義執政者的反腐，無非就是為了鞏固修正主義黨的政權，這就是避免“亡黨亡國”的全部意義所在。
這種反腐敗，有什麽曆史進步作用嗎？沒有。隻有維護修正主義反動統治的曆史反動作用。
這種反腐敗，和真正的共產黨領導的以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為目的的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運動，毫無共同之處。
這不難理解。有曆史可以比較。隻要看看毛主席是怎樣領導“三反五反”、“社教”等運動的，毛主席對這些運動的目的和作法是怎樣論述的，在反腐敗問題上的馬列毛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根本對立是一清二楚的。
搞修正主義就是“共產黨”的最大的腐敗，也是“共產黨”腐敗的根源。隻要堅持修正主義路線，就是堅持腐敗。指望修正主義黨能真正反腐敗，那是幻想；指望修正主義黨能反得了腐敗，那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