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免費醫療取經於蘇聯體製
【AI 概覽】:《加拿大免費醫療(全民醫保)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特別是通過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在1930年代訪問蘇聯後致力於推廣“人人享有的公費醫療”理念。白求恩曾希望在加拿大實現類似蘇聯的免費醫療,推動了加拿大全民健保思想的早期發展。
以下是基於搜索結果的詳細分析:
白求恩的橋梁作用: 1935年,白求恩訪問蘇聯並出席世界病理學大會,深受蘇聯公費醫療及康複製度觸動。他回國後致力於建立蒙特利爾人民保健會,提倡加拿大政府應承擔公民的醫療費用,希望實現“人人都看得起病”的理想。
加拿大健保體係與蘇聯模式的區別: 雖然理念上有相通之處,但加拿大後來確立的體係與蘇聯式的完全國有化、政府直接運營機構不同。加拿大采用的是“單一支付者模式”(Single-payer system),即由政府通過稅收資金支付醫療費用,但醫療機構運作相對獨立(如醫生大多不是公務員)。
最終確立: 加拿大的全民健保體係並非直接複製蘇聯模式,而是後來演變成由各省政府管理、聯邦政府通過資金支持的獨特體製,並成為西方世界最早實現類似理想的體製之一。
綜上所述,加拿大免費醫療的確在發展初期汲取了蘇聯的經驗與理念,但其成熟的製度是結合西方國情進行修正的成果。
【加拿大免費醫療取經於蘇聯體製】:
加拿大的免費醫療體係(Medicare)在建立過程中確實受到過蘇聯醫療模式及社會主義思想的間接和局部影響,但其最終形成更多是基於加拿大本土政治運動和對英國模式的選擇性參考。
1. 思想源頭:白求恩與蘇聯模式的推廣
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是這一聯係的關鍵人物。1935年,白求恩前往蘇聯考察其“謝馬什科(Semashko)醫療體係”後備受啟發。他在回國後積極建立“蒙特利爾人民保健會”,主張醫療應像教育一樣成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並試圖將蘇聯式的“由國家負擔、人人享有”的醫療構想引入加拿大。
2. 製度推手:“醫療保健之父”湯米·道格拉斯
盡管白求恩提出了構想,但加拿大現行製度的真正奠基人是湯米·道格拉斯(Tommy Douglas):
社會主義背景:道格拉斯領導的平民合作聯盟(CCF,新民主黨NDP的前身)是北美首個執政的社會主義性質政府。
率先試點:1947年,他在薩斯喀徹溫省啟動了北美首個全省公立醫院免費醫療計劃。
核心理念:他堅持“公平、公正、團結”的價值觀,認為財富不應決定一個人能否獲得醫療服務。
3. 加拿大模式與蘇聯模式的區別
雖然有社會主義底色,但加拿大並未完全照搬蘇聯體製:
管理架構: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財政撥款製度,而加拿大則是國家立法、兩級出資、省級管理。
公私合營:加拿大醫療體係的本質是“公家出錢、私人提供服務”。政府作為單一支付方(Single-payer),但大多數醫生和醫院仍是獨立的個體或機構,而非像蘇聯那樣全員由國家雇傭。
法律基石:現行體係由1984年的《加拿大衛生法》(Canada Health Act)最終定型,通過稅收支撐,涵蓋門診、檢查和住院等費用。
總結建議:
如果您想更深入了解加拿大醫療製度的運作細節,可以查看加拿大政府發布的官方指南 Canada Health Act Overview。您是想深入了解白求恩在其中的具體角色,還是想對比加拿大與當前俄羅斯/英國醫療製度的差異?》
【加拿大免費醫療曆三十六年完成】:加拿大免費醫療曆經三十六年完成在全國立法通過,從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在前蘇聯於1935年訪問回國後,在1936年春天,白求恩發起成立了免費診所並建議政府給貧困民眾提供免費醫療服務遭遇到政府官員的漠視和來自醫療部門的敵意之後,又有加拿大共產黨議員詹姆斯等不斷努力至1972年,加拿大實現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全麵免費醫療保險的目標。然而如今在不斷減少服務。加上資本主義製度下人工昂貴還能堅持多久,繼續實踐以觀後效。
白求恩是加拿大《全民免費醫保》的早期擁護者,他於1935年訪問並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親眼目睹了那裏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的優點,回國後大力推動全民醫療體係。白求恩於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春天,他發起成立了蒙特利爾保衛人民健康促進會,自任會長,匯集起一批醫生、護士以及社會工作者。在他的領導下,會員們定期開會審查其他國家的衛生體係,以提出一項旨在解決魁北克和加拿大醫療體係內實際問題的改革建議。經過大約六個月的研究和討論,該協會製定了改善現有醫療體係的四點建議,內容包括市政府給貧困民眾提供廉價藥品、推行強製性醫療保險和自願性醫療保險、為失業者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等,並在1936年夏天進行的魁省大選中提交給政府、反對黨和醫療體係的工作人員,然而這個建議遭遇到政府官員的漠視和來自醫療部門的敵意,讓白求恩感到很失望。
是白求恩率先提出應該在加拿大建立醫療保障製度,為的是改變自己的醫術無法幫助窮人的現實。今天,加拿大的醫療保障係統在世界範圍都令人羨慕。盡管白求恩並沒有參與現行這一製度的建立過程,但他最早提出的構想,卻紮實地成為這一係統的基礎所在。現在 加拿大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是在加拿大的所有福利項目中,最讓加拿大人自豪的就是它的《全民免費醫療》體製。這個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讚譽為“世界上最好的社會醫療製度”,是在加拿大政府財政資助下,由私人提供具體醫療保健服務的醫療保障體係。
加拿大第一份省級全民醫療保健立法動議是由加拿大共產黨省議員詹姆斯·利特裏克(James Litterick)在曼尼托巴省議會提出,雖然該動議被否決,但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需求。在加拿大全國實行公立醫療保健的第一份立法是由加拿大勞工進步黨(加拿大共產黨1943-1959年合法身份)國會議員弗雷德·羅斯在國會提出,但同樣被自由黨否決。
加拿大社會主義政治家湯米.道格拉斯 , 以其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獲得選民支持,當選第七任薩省省長, 從1944年到1961年在任十七年,其間他主張的《全民公費醫療法案》獲得省議會通過,隨後其它省份相繼效仿,以致每一位加國居民都可以享有這一重要社會保障。在今天的加拿大,任何人不會遭受有病沒錢治的苦難,這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爭取來的。
60年代冷戰高峰時期的加拿大第14任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李斯特.皮爾遜 (Lester B. Pearson), 倡導《全民醫保》和《養老金計劃》等社會主義的福利政策,對《共產黨國家采取友善外交路線》,尤其對《加拿大國內的共產黨活動極度寬容》,《廢止皇家騎警對共產黨人的監視行動》,以致被當時的美國政府視為“共產主義同情者”,甚至是東方間諜,成為美國反共政客的攻擊目標。
加拿大的《全麵公費醫療保險計劃》也是由薩斯喀徹溫省發起的,該計劃為加拿大人到私人醫生那裏看病提供了公費醫療保險。1968年,聯邦政府製定了醫療保健法。根 據該項法律,聯邦政府同樣以一半對一半的大致比例,分擔各省的醫院外醫療服務費用。截止1972年,所有各省和地區均已將私人醫生門診費用包括在公費醫療 計劃之內。至此,加拿大實現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全麵公費醫療保險的目標。
老特魯多執掌加拿大政權長達15年之久,是加拿大曆史上在任時間第三長的總理。老特魯多總理在加拿大推廣全民醫保,這個政策讓我們加拿大今天所有階層的民眾受惠。因為有全民醫保,加拿大底層民眾,和其他階層加拿大人一樣,擁有基本的平等和尊嚴。加拿大總理老特魯多訪問中國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中的改造時期。看看那時期中國的變化。
老特魯多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創造了一個麵向21世紀的新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是對19世紀發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他評論說:“你們的國家(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試驗已經證明是成功的。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紀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已經越來越不看軍事實力,甚至也不看經濟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對於一個政府的真正考驗,在於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價值、工作的成就和事業的實現。在最終書寫20世紀曆史的時候,能夠被榮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設計並實現了這樣一種製度的領導人,這種社會製度保證了每個人的希望,力圖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這個社會公正的分配社會資源,並允許它的公民有參加活動和作出貢獻的機會。“
老特魯多指出:“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發起人們的興奮之情,是因為你們在組織中國人民應對挑戰時表現的卓越才能,貴國政府在貴國人民中喚醒一種合作、獻身、改善集體和個人生活以及自覺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幾個政府能做到這一點。”
老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製度,你們國家所進行的社會試驗是成功的。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製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麵你們是屬於未來的領導人。”
再看看1976年主席去世後特魯多發來的唁電:“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
老特魯多在加拿大掌權16年。期間,他和他所在的執政的自由黨,對加拿大社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的很多政策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如引進最低工資、推動全民醫保,加大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的福利,建立國有石油公司等等。
晚年的特魯多,每每提及毛主席時,依舊充滿敬仰:“曆史已證明,毛澤東是一個偉人, 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毛都能夠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明白中國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領導,這就是偉人的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特魯多的這些話,不是應景式的逢迎,更不是外交辭令。他是一吐真言。
不過國會隻有五名CCF議員,勢單力薄,難有作為。到了40年底,道格拉斯放棄國會,返回省裏,在薩省(Saskatchewan)贏得省選,組織了北美第一個社會主義省政府。在省裏,道格拉斯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番。他推出了一套社會主義施政綱領,將70%的支出用於公共事業,推出了政府養老金,對老年人的看病、住院、牙醫費用都包下來,又擴建了學校,設立薩省第一個醫學院,建立全省醫療計劃。同時道格拉斯還償還了部分省府債務,修建了道路、電力網和排水係統。
此後道格拉斯又連續當選四屆,總共做了17年省長。在這17年中,他頂住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堅持了自己的社會主義政策。1961 年,CCF改為新民主黨。道格拉斯在擔任省長期間,最值得一提的政績自然是建立醫療保險。當時醫療由私營轉為公營也是受到重重阻力的。阻力主要來自醫生,因為醫生的飯碗會因醫療保險製度而受到影響。薩省的醫生甚至罷工抗議道格拉斯的計劃,但是被他堅決頂了回去。公費醫療保險製度最終在薩省建立,並成為全民醫療保險的模式。
不過,新民主黨成立後,道格拉斯的政治生涯並不順利。起初的國會選舉他在自己的選區居然落選,直到後來另一個議員讓出自己的位置,他才補選獲勝,不過進入國會後建樹也不多。加拿大人引以為傲的全國醫療保險還要等到另一位理想主義者--自由黨的皮爾遜總理才建立。但是人們不應該忘記,現在加拿大的很多福利製度,包括養老金、失業保險等,都有道格拉斯的貢獻。加拿大向來以社會安定、福利優越而聞名,在眾多的福利中,最讓加拿大人引以為豪的是它的全民醫療保健體製。美國第42 任總統克林頓上台伊始,就曾組織智囊機構對加拿大的醫療體製進行深入的研究,試圖對美國現行私人醫療保險體製進行改革,並建立一個類似加拿大的全民醫療保障體係。雖然方案提了一個又一個,最終無法實行其全民免費醫療的設想。
加拿大全民免費醫療的服務範圍包括醫師服務、醫院服務和住院期間的牙科、外科手術等。其中,服務範圍所涉及的項目因省和地區的不同而不同。以加拿大最大的省份安大略省為例,受保的醫院服務項目包括手術室的使用、產科接生室、麻醉設施,必要的護理,實驗室、放射和其他診斷過程,藥物、生化製劑和相關的製劑,住院和飲食等。受保醫生服務包括診斷和治療,外科手術,接生,麻醉,放射和實驗室服務以及免疫、注射和試驗等。醫院內必要的牙科手術包括創傷修複、外科切除、腺瘤的切除,骨折的治療等。在患者要求下延長住院時間、外科整容手術、電話電視服務、私人護理服務、某些特定藥物、針灸按摩、心理治療、急救車的使用等則不在全民公共醫療服務範圍之內。出院後的一般處方藥、牙醫治療和眼科治療也不在保險範圍之內,它們隻能通過私人保險獲得報銷。
在加拿大要享受加拿大全民免費醫療服務的條件必須是加拿大公民或者具有長期居住權的永久居民。他們隻要向當地省或地區的衛生主管部門申請一張醫療卡就可以在該省或地區的任何醫院或私人診所就診。與中國的醫療體製不同的是,在加拿大要想獲得醫生的診治服務,患者首先需要一個家庭醫生,家庭醫生是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私人獨立行醫者,他們是初級醫療的基礎。家庭醫生具有診治患者疾患的全科知識,也負責患者的全部醫療檔案。另外家庭醫生還擔負著將患者向專科醫生推薦的職責。沒有家庭醫生的推薦,患者無法直接求助專科醫生的診治。專科醫生在診治患者後,會將患者的情況及時向家庭醫生匯總。所以家庭醫生構成了加拿大醫療體製的第一道防線,它是加拿大醫療體製中的初級保健服務的重要力量。
加拿大是世界上具有最好的健康保險製度的國家之一。大多數社區都有很好的醫院、診所或醫師辦公室。所有加拿大居民,公民和永久居民,在注冊加拿大國家健康保險計劃後,都可以得到通常是免費的服務。醫療保險是國家從稅收中直接支付給醫院和醫生的。加拿大國家健康保險計劃,有時也稱為medicare,支付大部分醫療費用。你必須從所居住的省申請官方的健康保險卡。申請表可以從醫生的辦公室、醫院、藥店獲得,並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健康保險卡可以在全加拿大使用。健康保險的範圍各省略有差異,有的省可能在申請健康保險卡時要交少量費用。
如果是嚴重受傷或突然生病,可以前往任何醫院的急診室。如果危及生命,可以叫救護車。在加拿大許多城鎮,可打電話911叫救護車,在加拿大其他地區可打0要求電話查詢台幫助叫救護車。如果醫生最後確認沒有必要叫救護車,你要支付費用。有的省規定所有叫救護車,病人都要付部分費用。大城市的醫院可提供翻譯人員,但遇到急救情況時,你或同你一起上醫院的人中有能懂足夠英語的。
在加拿大,大多數人選擇一個醫生作為他們一般疾病時治療醫生,又稱為家庭醫生。這使你可以有一個熟悉你、知道你的病史的醫生,帶來不少方便。你可以請朋友或同事推薦一位他們認為可以信賴的醫生。你也可以從電話薄中根據醫生的診所地址、專長、是否會你的母語等來挑選一位醫生。一些新移民服務中心也可以給予幫助。每位醫生隻接受一定數量的病人。每次看醫生時,須先預約。但也有的診所是先來先看,不要預約。你有權選擇你的醫生,也可以隨時更換。如果你不同意你的醫生的診斷,可以看另外的醫生,尤其是當你被診斷 要動手術或有嚴重問題時。
加拿大社會主義政治家湯米.道格拉斯 , 以其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獲得選民支持,當選第七任薩省省長, 從1944年到1971年在任十七年,其間他主張的《全民公費醫療法案》獲得省議會通過,隨後其它省份相繼效仿,以致每一位加國居民都可以享有這一重要社會保障。在今天的加拿大,任何人不會遭受有病沒錢治的苦難,這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爭取來的。
60年代冷戰高峰時期的加拿大第14任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李斯特.皮爾遜 (Lester B. Pearson), 倡導《全民醫保》和《養老金計劃》等社會主義的福利政策,對《共產黨國家采取友善外交路線》,尤其對《加拿大國內的共產黨活動極度寬容》,《廢止皇家騎警對共產黨人的監視行動》,以致被當時的美國政府視為“共產主義同情者”,甚至是東方間諜,成為美國反共政客的攻擊目標。
加拿大的《全麵公費醫療保險計劃》也是由薩斯喀徹溫省發起的,該計劃為加拿大人到私人醫生那裏看病提供了公費醫療保險。1968年,聯邦政府製定了醫療保健法。根 據該項法律,聯邦政府同樣以一半對一半的大致比例,分擔各省的醫院外醫療服務費用。截止1972年,所有各省和地區均已將私人醫生門診費用包括在公費醫療 計劃之內。至此,加拿大實現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全麵公費醫療保險的目標。
白求恩是加拿大《全民免費醫保》的早期擁護者,他於1935年訪問並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親眼目睹了那裏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的優點,回國後大力推動全民醫療體係。白求恩於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春天,他發起成立了蒙特利爾保衛人民健康促進會,自任會長,匯集起一批醫生、護士以及社會工作者。在他的領導下,會員們定期開會審查其他國家的衛生體係,以提出一項旨在解決魁北克和加拿大醫療體係內實際問題的改革建議。經過大約六個月的研究和討論,該協會製定了改善現有醫療體係的四點建議,內容包括市政府給貧困民眾提供廉價藥品、推行強製性醫療保險和自願性醫療保險、為失業者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等,並在1936年夏天進行的魁省大選中提交給政府、反對黨和醫療體係的工作人員,然而這個建議遭遇到公眾的漠視和來自醫療部門的敵意,讓白求恩感到很失望。
是白求恩率先提出應該在加拿大建立醫療保障製度,為的是改變自己的醫術無法幫助窮人的現實。今天,加拿大的醫療保障係統在世界範圍都令人羨慕。盡管白求恩並沒有參與現行這一製度的建立過程,但他最早提出的構想,卻紮實地成為這一係統的基礎所在。現在 加拿大的全民免費醫療體係是在加拿大的所有福利項目中,最讓加拿大人自豪的就是它的《全民免費醫療》體製。這個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讚譽為“世界上最好的社會醫療製度”,是在加拿大政府財政資助下,由私人提供具體醫療保健服務的醫療保障體係。
加拿大第一份省級全民醫療保健立法動議是由加拿大共產黨省議員詹姆斯·利特裏克(James Litterick)在曼尼托巴省議會提出,雖然該動議被否決,但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需求。在加拿大全國實行公立醫療保健的第一份立法是由加拿大勞工進步黨(加拿大共產黨1943-1959年合法身份)國會議員弗雷德·羅斯在國會提出,但同樣被自由黨否決。
老特魯多執掌加拿大政權長達15年之久,是加拿大曆史上在任時間第三長的總理。其執政期間對魁北克問題果斷出手,壓製了魁北克激進派的獨立勢頭,文化多元及雙語政策維護了加拿大的穩定。
在六十年代初,在魁北克自由黨的領導下魁北克就爆發了“平靜革命”,當地居民要求從經濟到社會進行一場全麵改革,掌握魁北克政權的天主教保守勢力遭到沉重打擊,失去了對省內教育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權,魁北克民族運動隨之抬頭。
特魯多作為一名法裔政治家,他深知魁北克的數百萬法裔始終對加拿大中央政府有所抗拒,擔心自己被英裔同化,所以竭力保留法國文化,甚至不惜武力取得魁北克獨立。如何解決魁北克的獨立風險,便成為老特魯多急需解決的問題。
1970年10月,以獨立為目標的魁北克解放陣線綁架了一名英國貿易官員和魁北克省勞工部長。他們要求釋放支持魁北克獨立的政治犯、出版解放陣線的宣言書。
當記者提問該如何應對恐怖分子威脅時,老特魯多簡潔且堅定地表示“看我的”。雖然勞工部長遇害,但加拿大政府成功解救了英國貿易官員。
在此期間老特魯多引用《戰時措施法》,軍隊開入魁北克,迅速穩定了當地的局麵。雖然反對派指責老特魯多此舉“違背自由的原則”,但正是老特魯多堅決果斷的行動讓魁北克迅速走出了亂局,魁北克人的獨立熱潮也逐漸降溫,從支持武力獨立轉換到通過政治途徑解決。
為了消除加拿大國內的族群對抗,老特魯多推行多元主義政策,他將英語和法語同時列為加拿大官方語言,雖然反對者認為該政策造成了不必要的行政資源浪費,比如在英語區的政府機構強加法語官員,但從長遠角度來看,雙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英裔和法裔之間的裂痕,借此加拿大也成為全球文化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老特魯多於1970年代表加拿大政府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此時的中美之間尚未建交,加拿大作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的一員,敢於打破意識形態藩籬,不得不說是“逆天之舉”。
老特魯多在1973年訪問中國,受到了毛主席與周總理的親切接見。其對華的友善態度也讓他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稱呼。
美國總統尼克鬆認為老特魯多的行為無疑是在推動社會主義發展,他在白宮會議中謾罵老特魯多,認為他冥頑不靈。老特魯多聽說此事後表示“有比他好的人拿更難聽的話罵過我”。
皮埃爾·埃利奧特·特魯多,1968年至1979年任加拿大總理
。1960、1973、1979年曾三次訪問中國。1993年5月在上海參加第11屆國際行動理事會期間,接受中央電視台為拍攝大型電視紀錄片《毛澤東》而進行的采訪。以下就是有關的采訪內容。
老特魯多1919年他出生在蒙特利爾一個律師及富商家庭,他爸爸是法裔,媽媽是法國和蘇格蘭混血。蒙特利爾大學法學學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並曾入讀巴黎政治學院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老特魯多年輕時是個思想激進的活躍的知識分子。他同情工人,支持社會公平,反對保守勢力。他甚至曾經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去莫斯科考察過。1950年,31歲的特魯多在蒙特利爾辦了一本雜誌《自由城市》,這本雜誌成為魁北克反對天主教和英裔商人保守勢力的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42歲時,老特魯多做了蒙特利爾大學的副教授,思想轉為自由主義。1965年,已經46歲的特魯多加入了加拿大聯邦自由黨,並於當年成功當選國會議員,被皮爾遜總理任命為內閣司法部長。老特魯多總理是起草加拿大憲法,並加入《自由與權利憲章》,讓老英女皇於1982年簽署,從此加拿大獲得修憲權,標誌加拿大真正從英國獨立。
老特魯多總理多次維護《自由與權利憲章》,讓人權憲章在加拿大深入民心,成為加拿大今日成功的基石。它在保護原住民、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免受社會歧視中起了很大作用,也為加拿大多元文化國策奠定了基礎。
老特魯多總理在1970年魁北克十月危機中,果斷采取行動,逮捕了以暴力手段實現魁北克獨立的恐怖分子集團,粉碎了極端的魁北克獨立勢力。在1980年魁北克獨立公投中,施加影響,維護了加拿大國家統一。特魯多是魁北克獨立的堅決反對者,所以他在魁北克民眾中並沒有那麽受歡迎。
老特魯多總理在加拿大推廣全民醫保,這個政策讓我們加拿大今天所有階層的民眾受惠。因為有全民醫保,加拿大底層民眾,和其他階層加拿大人一樣,擁有基本的平等和尊嚴。
老特魯多總理引進最低工資,讓加拿大底層勞工民眾,有基本的收入保障。
老特魯多總理縮減軍隊規模,主張與美國保持距離,試圖增加與歐洲國家的貿易關係,讓加拿大不過於依賴美國,在美國麵前保持獨立性。
老特魯多總理走訪北約、華約國家,遊說他們削減核武器,獲得1983-1984年的愛因斯坦和平獎章。
老特魯多訪華演講中有一段話,大致意思是: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評價一個國家成就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在多大程度上給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參與政治的能力。
老特魯多認為,毛澤東的中國創造了一個麵向21世紀的新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是對19世紀發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他評論說:“你們的國家(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試驗已經證明是成功的。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紀裏,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已經越來越不看軍事實力,甚至也不看經濟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對於一個政府的真正考驗,在於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價值、工作的成就和事業的實現。在最終書寫20世紀曆史的時候,能夠被榮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設計並實現了這樣一種製度的領導人,這種社會製度保證了每個人的希望,力圖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這個社會公正的分配社會資源,並允許它的公民有參加活動和作出貢獻的機會。“
老特魯多指出:“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發起人們的興奮之情,是因為你們在組織中國人民應對挑戰時表現的卓越才能,貴國政府在貴國人民中喚醒一種合作、獻身、改善集體和個人生活以及自覺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幾個政府能做到這一點。”
老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製度,你們國家所進行的社會試驗是成功的。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製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麵你們是屬於未來的領導人。”
再看看1976年主席去世後特魯多發來的唁電:“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
特魯多在加拿大掌權16年。期間,他和他所在的執政的自由黨,對加拿大社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的很多政策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如引進最低工資、推動全民醫保,加大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的福利,建立國有石油公司等等。
晚年的特魯多,每每提及毛主席時,依舊充滿敬仰:“曆史已證明,毛澤東是一個偉人, 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毛都能夠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明白中國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領導,這就是偉人的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學的永垂不朽的紀念碑。他的曆史作用是,調動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他們擺脫貧窮、奴役、分裂和戰爭。新的中華民族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盡管我們的社會製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讚賞這種在毛主席指引下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平等和集體主義創新精神。”特魯多的這些話,不是應景式的逢迎,更不是外交辭令。他是一吐真言。
加拿大總理老特魯多訪問中國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中的改造時期。看看那時期中國的變化。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階級對立是:毛澤東是共產黨。鄧小平是走資派。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而走資派是為資本家服務的,為人民幣服務的,為資本服務的,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對內剝削壓迫鎮壓工農百姓的,對外投降帝國主義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正象一首民謠中唱的:“毛主席象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小平象黑夜,初一十五不一樣。”
毛主席為什麽是紅太陽?因為毛主席用一個偉大的理想實理了中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在這樣一個偉大的理想的鼓舞下,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趕走了小日本,打垮了蔣委員長,建立了新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向著共產主義前進、前進、再前進!
當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為了這樣一個理想而鬥爭的時候,而是成了真實的曆史運動,是一種創造曆史的運動。因此,在為理想而奮鬥的過程中,當然會有高歌猛進,也會遭遇走資派們的篡權。重要的是,不要喪失了那個偉大的理想。
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此,人是有理想的,人並且通過理想來確立自己的價值,為理想而鬥爭,通過把理想變成現實來創造著人的曆史,人的曆史就是從虛無到實有的過程。
嚴格地說,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並沒有可比性,毛澤東是太陽,毛澤東更多地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是一個統轄全局的領袖。而鄧小平則更多地是一個現實機會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別說鄧小平就什麽也不是,不過是一隻能抓老鼠的貓。就是中國共產黨也一樣,不會成功建立新中國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歸根到底是精神境界的差異,毛澤東的精神境界通達於大公無私之高處,而鄧小平則沒有境界可言,隻是一個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者。正是由於這種根本性的差異,毛澤東的偉大與豪邁,可能恰恰不適合世俗和無明的人,並且必然要遭致人的不理解、曲解和誤解。而鄧小平的投機取巧兩麵派嘴臉謊話連篇忽悠說左行右,則可能比較容易得到騙取人們的一時。但,鄧小平的造謠謊言卻更可能把人們引入一個泥潭欺騙不了人們的一世。因為失去了理想的務實,拘泥於自私自利中的蠅營狗苟,必然要遮蔽共產黨人的根本的價值,在修正主義魔鬼的誘惑下墮入泥坑。
所以,不能把鄧小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更不能把鄧小平淩駕與毛澤東之上。否則就從根本上顛倒了共產黨的理想與現實走資派的自私自利的關係,也必然會導致一個荒唐的不三不四的假共產黨結果。如今的中國,也稱特色中國,是走資派特色黨在執政。雖然名稱上仍稱為是“中國共產黨,但實質上是一個假共產黨,是一個實足的修正主義走資資派特色黨。
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中國人及世界的人都看到,走資派鄧小平推倒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改而用世俗的、實際的、現實的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利益來誘導中國人。其結果是:共產黨革命的理想喪失了,人倫道德崩潰了,貪官汙吏橫行九州,賣淫嫖娼席卷中華,犯罪現象四處蔓延,妖魔鬼怪空前泛濫。顯然,這些都是在走資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之後所發生的這些黑暗現象,這些黑暗現象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所必然地產生的醜陋現象。。
走資派鄧小平用兩麵三刀的修正主義來否定共產黨革命的理想,來嘲笑為理想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第一次的社會主義過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失誤,把機會主義淩駕於共產黨革命理想之上,想用毛澤東時代幾億勞動人民積累的共同國營財富來買通少數人心,讓少數人先富成為資本家,其結果必然是對幾億勞動人民來講是悲哀的。走資派鄧小平把人當作了動物,以為碗裏有幾塊肉就可以打發了,結果“少數人先富“的資本家碗裏有了肉,而少數人先富成為資本家的占了便宜照樣罵娘,而且罵得更凶,更可悲的是這些先富的帶著財富出國定居了。到了國外還不忘反中反華反共產黨。
由於走資派鄧小平的眼光短淺,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結果卻造成了中國及中國人民和子孫後代們長期的痛苦,必然要由後代中國人付出慘重的代價。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路線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的中國特色走資派政府,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的中國了,可以說已經進入到一個後社會主義社會即走資派的特色資本主義,又或是特色社會主義時代。而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完整性被解構了,如今特色社會中信仰危機、邪教叢生、道德淪喪,中華幾千年的文明正在被毀滅。在經濟方麵,中國已經喪失了獨立性,被納入到國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特色中國正在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的牛馬奴才奴隸。在政治方麵,當然也就喪失了中國人的尊嚴,特色中國正在可憐地淪落為一個馬崽國家,成為帝國主義的文化和經濟的殖民地。
當然,共產黨不是說要簡單地回到毛澤東的時代,中國人民已經不可能回到那個毛澤東時代了。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中國人民應當從這段曆史中汲取足夠的經驗教訓。
AI:獨裁、專製、霸道通常被視為特定國際關係中霸權主義或壟斷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特征。學術和政治話語分析中,此類特征常與尋求國際秩序主導權、推行思想控製、幹涉他國政權以及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相關聯。特別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體係中,獨裁、專製、霸道的資本力量利用執政的權力直接影響資產階級內部的民主實踐,導致治理“資本化”和國際關係中的霸權行為。
主要觀點分析如下:
霸權主義與思想控製: 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可能伴隨帝國主義政策,通過操縱國際輿論、文化滲透、意識形態輸出實現對目標國家的思想殖民。
資本支配下的民主變異: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製度被批評為“錢舉”與資本化,體現了資本力量對政治的支配。
地緣爭端與國際失序: 資本擴張行為可能導致在國際政治中推行霸權,引發地區混亂。
總結而言,這些特征在當今全球地緣政治研究中常被用來描述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利益驅動下所采取的強權政策。
關於資本主義與“獨裁、專製、霸道”之間的關係,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存在多種維度的探討和爭議:
1. 核心特征的界定
資本主義的基本定義:通常指一種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通過市場機製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體製。其核心支柱包括競爭、自利驅動和政府角色的有限化。
獨裁與專製的定義:指權力集中在個人或少數集團手中,不受憲法或法律約束的政體。
2. 資本主義與非民主體製的結合
威權資本主義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曆史上和現實中都存在資本主義經濟與非民主政治共存的模式。一些學者認為,當統治精英為了維持權力或應對經濟危機時,可能會利用資本主義創造財富,同時通過強力手段壓製社會異見。
企業內部的“獨裁”:有觀點指出,雖然國家層麵可能是民主的,但資本主義下的企業內部結構往往是層級製和高度集權的,決策由所有者或管理者下達,這種微觀上的不民主常被批評者視為“資本專製”。
3. 不同的觀點碰撞
批判視角:馬克思主義及相關批判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從而引發經濟權力的壟斷。這種經濟上的“霸道”會侵蝕政治民主,使政府淪為服務於大資本家利益的工具,即所謂的“資本獨裁”。
共生視角:另一種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是民主的必要前提。認為自由市場帶來的財富增長和資源分散最終會催生中產階級,從而對政府產生製衡,推動社會向更加問責和民主的方向發展。
緊張關係論:許多學者認為兩者處於一種動態張力中。資本主義追求效率和不平等(根據資本分配),而民主追求平等(一人一票),這種邏輯上的衝突可能導致社會在不同時期向其中一端傾斜。
4. 總結
“獨裁、專製、霸道”並非資本主義在教科書定義上的特征,但在實際運作中,由於權力分配的不均和利益集團的幹預,資本主義體係確實可能表現出這些特征,或在特定曆史條件下與專製政體結盟。因此,這一描述更多地體現了對資本主義運作過程中負麵衍生現象的批判。
民主,是人類共有的政治文明成果,也是當今時代最時髦光鮮的政治概念!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為向全世界推廣兜售其民主理論和民主製度,將民主變成“鮮花”掩映下危險的概念陷阱:將“普世價值”、“民主價值”、“西方民主價值”、“西方民主製度”、“美國民主製度”、“投票選舉程序”、“普適製度”劃等號,誘導人們以西方標準檢視、否定本國民主理論及實踐。反對西方標準的民主就被認為是“反民主”,不同於西方主流民主理論就被認為是“異端邪說”,不實行西式的民主製度就被認為是“獨裁專製”。
民主是一個分層的概念,人們常在不同層麵談論民主,以致邏輯混亂,跌落“陷阱”。因此,搞清楚民主的概念內涵尤其必要,全部問題在於確定民主的真正含義。
從民主價值追求層麵來說,民主就是主權在民,一切權力來自人民、為了人民,人民對涉及自己的公共事務自己作主。古希臘語“民主”一詞的意思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自己統治自己。法國哲學家盧梭等提出,民主的真諦在人民主權,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從這個層麵來說,民主具有突出的正義性,是現代政治權力的重要合法性來源,推動了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當然,對民主的追求不能停留在理念上,而要以務實的態度探索實踐民主理想。
從民主政治安排層麵來說,民主就是政治,即確定哪個階級主導權力運作的政治安排。從這個角度,民主可分為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前者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為基礎,資本家為自身利益主導國家和地方決策,本質上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是“富人有、富人治和富人享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以公有製和按勞分配製度為基礎,人們不分出身、性別、種族尤其是經濟實力,平等參加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和決策,實行最廣泛的人民民主。
從民主製度設計層麵來說,民主是一種政體選擇,即人們設計怎樣的製度、方法來實現民主價值和民主政治安排,民主選舉、民主協商等都屬這個層麵的概念。製度層麵的民主具有工具性、手段性,需基於各國自身的曆史、文化、宗教、政治傳統、現實國情及自然地理條件,不能絕對化、神聖化某一種民主政治製度。
從民主權利保障層麵來說,民主指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在所享有的民主權利,也隻有人民有權才能保障當家作主。民主政治權利包括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即依法對國家和社會事務進行民主決策、管理、監督的權利。看待人民的民主權利不能特指是否有直接選舉執政者的權利,而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以及是否享有實實在在的民主權利果實。
從民主觀念素養層麵來說,民主指行為主體的一種觀念意識、能力素質、方法作風。比如,民主指參與意識,人們尋求參與涉及自身和公共利益決策的自覺;比如,民主指一種理性、包容精神,人們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包容妥協,依法依規、理智平和表達訴求、爭取利益的精神、素質;比如,民主指開明作風,表明某行為主體在決策中廣泛吸納各方意見,不搞一言堂。民主觀念素養與民主政治進程相伴隨,既是實現民主的要求又是民主實現的表現。
將民主價值追求矮化為民主選舉程序,不搞“一人一票”競選就是“不民主”。作為一種價值追求的民主理想,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但西方製度實踐與民主理想之間有著巨大差距,如何填滿鴻溝?靠西方理論家“舞文弄墨”!
“另一種民主理論”,將民主價值轉換為“一種政治方法”,即“舍棄民治,代之以由人民批準的治理”,人們如何批準?“把選舉作出政治決定的人作為最初目標,即人民的任務是產生政府”,“民主的精髓是最高決策者通過普選產生”。就這樣,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理想就與作為一種程序的投票選舉劃上約等號。從實際操作來說,將選舉作為實現民主的一種方式具有重要意義。但是,西方理論家、政治家們有意模糊民主價值與西方實踐之間的區別,並借民主價值的“普世”光環向全世界推廣西式民主製度,以選舉與否評判他國政治文明程度,顯然是別有用心。
將西方民主原理神化為絕對的、普世的民主價值,不同於西方的民主觀就被當作“異端邪說”。上世紀中葉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後,西式民主被包裝成“神話”、“絕對的善”,能帶來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有效治理、社會和諧、公平正義、世界和平,能反腐敗、能保人權,能“滿足人類獲得認可的根本精神需求”。世間一切美好,皆因民主而生。然而,西方社會並非完美的“天國”,西式民主在實踐中也並不完美,甚至問題重重、表現糟糕。對此,福山等狡辯,是因為西式民主實行得不到位、不徹底,“並非原理本身的缺陷”,西式民主完全可以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至此,西式民主終於“羽化成仙”,成為一種政治宗教,變成先驗的、完滿的、絕對的理念,不容懷疑、不用思考,隻需相信、隻需實踐。並且,隻有西式民主“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人類其他政體均具有嚴重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從而導致其衰落,西方民主之“善”必將戰勝其他政治製度之“惡”,人類終將統一於西式民主全球化的“曆史終點”,這完全是強詞奪理的腔調。
將美式民主製度幻化為“普適”製度模式,與西方政治製度不同就是“專製獨裁”。作為製度層麵的民主,是民主理念、民主政治安排與一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具有特殊性和多樣性,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製度。同一顆果樹上尚無法長出同樣的果實,廣闊的世界上自然沒有所謂“普適”的民主製度。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故意混淆民主價值的一般性與一國民主製度的特殊性之間的區別,通過大眾傳播、學術交流、隱秘滲透、軍事幹涉等,給西方尤其是美式民主製度抹上“普遍性”的“聖油”,並向全世界大肆推廣。美國的民主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但其核心內容代議製、普選製、多黨製,在理論上、實踐上均存在頗多問題,難稱“普適的”甚至“最不壞的”製度。但是美國等將自身製度作為民主的標準和化身,與之不同便被稱作“專製”,似乎隻有白馬是馬,黃馬、黑馬必須被染成白色方能稱之為馬,典型的強盜邏輯。
將民主概念泛化為包含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的政治文明理念,與西方理解不同就是“假民主”。西方理論家們為使民主擔起“普世價值”的重任,極力擴大民主的概念內涵。一方麵,將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裹挾入民主內涵之中,並且隻能是西方標準的理解,強行捆綁銷售。否則,自由、平等、人權、法治均不真實,自然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另一方麵,把西式民主說成是自由、平等、人權、法治能否實現的條件。否則,自由麵臨威脅,平等隻是空談,人權無法保障,法治無法實施。實際上,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與民主尤其是西式選舉民主本質上不存在包含與被包含關係,其存在也不互為條件,尤其是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既不由選舉民主產生,也不由選舉民主維持,更不是西式民主的內涵。將西式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與西式民主捆綁,不過是要用雙重標準否定他國的民主政治實踐,可謂“橫蠻霸道”。
西方有關曆史發展的線性思維和一元思想,以掌握真理的“救世主”自居,以意識形態舊眼光和冷戰思維看待民主問題,堅持要以西方民主“化”世界,從而被自負遮蔽了雙眼。但根本原因在於,這些概念有助於西式民主的推廣,而西式民主的普及對他們最為有利,亞當·斯密就認為西式民主共和“更有利於資本的統治”。西方以民主為資本開路,力圖建立確保其“獨家處在社會生物鏈最高端”的國際秩序,維護西方國家對世界的統治,讓後來者、跟隨者隻能在後麵仰西方鼻息、為其所用。在西方的推動下,國內某些所謂“公知”、西方民主信徒、似懂非懂者,為西式民主鼓呼呐喊,故意美化西方、神化民主,引誘人們跌入“鮮花”掩映的西方“民主”概念陷阱。
中西方民主的鬥爭和競爭是長期的,共產黨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領域是沒有硝煙的重要戰場,而民主問題則是雙方交鋒的前沿陣線。西方潛心挖掘“民主”概念陷阱,使用“民主”大炮輪番轟炸,極力推銷推廣西式民主價值理念和製度模式。共產黨務必進行有力回擊。
共產黨緣何會跌落西方民主陷阱?因為西方的理論“包裝”、輿論“轟炸”,以及人們對民主概念理解片麵、邏輯混亂。因此,要加強理論辨析,厘清民主概念,避免以西方概念邏輯簡單套用、檢視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要區分民主本質內涵和民主製度實踐、區分民主價值追求和民主選舉程序,區分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區分中國東方民主和西方民主。要講清楚民主是具體的、曆史的、發展的,沒有所謂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和“普適製度”;講清楚西方民主價值觀不等於民主,西方民主製度、美國民主製度不等於民主,投票選舉製度更不等於民主。要在學術研究、課堂講授、書籍出版、新聞報道、網上傳播過程中,充分宣傳這些觀點,滴水穿石、久久為功,引導跌落陷阱的跳出陷阱、逡巡在陷阱邊的警惕陷阱、遠處張望的遠離陷阱。
揭批西方民主的虛偽本質。破除西方民主“神話”。指出曆史上的西方民主不過是西方人、男性白人作主,美國黑人享有白人一樣的民權。指出現在的西方民主實踐已“腐敗變質”,民主變“選主”、選舉變“錢舉”、選賢變“選秀”、製衡變“拆台”,民主選舉“遊戲化”、民主運作“資本化”、民主決策“短視化”、民主治理“低效化”。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國借推廣民主謀求自身利益的不良居心,指出西方民主在亞非拉的失效及在中東等地帶來的混亂後果,讓國內外清楚認識西式民主的本來麵目。
《民主、自由、人權》在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共產黨理論中被視為追求的信仰和目標,旨在實現人的全麵解放,但其內涵與西方資本主義理解不同。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主張在保障生存權、發展權基礎上,通過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即社會主義民主)來維護廣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強調這些權利是具體的、曆史的、受法律保護的。
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視角是共產主義信仰所追求的目標是全人類勞動人民的解放和自由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隻有廢除生產資料私有製、消除剝削和壓迫,才能實現真正的人的解放,從而實現真實的自由與平等的權利。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理念是強調中國共產黨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立黨之本和治國理政的重要目標。主張人權是一個曆史範疇,將生存權和發展權視為首要人權。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認為民主不僅是形式上的選舉,更強調通過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體係,實現人民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經濟權利。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的民主與人權是基於國情,將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結合,強調在社會主文社會秩序中保障個人自由。 在共產主義信仰中,堅持無神論是共產黨員的核心信仰,即不信仰宗教,這與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有區別的。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實踐的角度來看,民主、自由、人權確實被視為共產主義追求的崇高理想和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定義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是有著本質的區別:
如自由:是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將共產主義理想定義為:“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共產主義追求的是擺脫剝削和壓迫、擺脫物質匱乏後的“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共產主義並不追求西方的競選式民主,而是強調“人民當家作主”。 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語境下,這體現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即涵蓋全體人民能參加各級政府的民主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的全鏈條。
人權:生存權與發展權為首要。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人權是具體的、曆史的,而非抽象的天賦人權。 中國共產黨立場明確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並堅持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人權。
價值定位:共同價值而非“普世價值”。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實踐區分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與西方的“普世價值”。 前者被視為人類文明的共同追求,而後者往往被批評為資產階級用來幹涉別國內政的政治工具。
信仰核心:消滅私有製與人的解放。民主自由人權是目標,共產主義信仰的核心是通過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消除階級對立,最終實現人的“共產主義社會”。
因此,共產黨是最有資格談民主。連當年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時也承認,“整個來講,不論是對中國的民眾(特別是農民),或者是對國內國外的觀察家,共產黨都能給他們這樣一種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於人民事業的,它真正希望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希望中國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獲得一個真正獨立而強有力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取得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強調的首先是民主。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說,就得靠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依然強調民主。毛澤東時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中國共產黨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形成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製度。這是民主的製度保障。中國共產黨不僅重視選舉民主,建立和完善有關投票、選舉製度,擴大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國共產黨還創造了協商民主,中國有世界最大的協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級人民政協組織,各黨派、階層、界別、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內外華人代表,按照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要求,通過政協組織參與政治協商。選舉民主加協商民主,是民主形式的創新。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更切實”,是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麵臨的不僅是民主的問題,更是按什麽樣的道路和方式實現民主的問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一度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希望通過激進的改革,效仿西方。經過諸多曲折之後,那裏的政治人物和民眾都意識到,盡管民主政治值得追求,但如果民主不能同時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會導致社會的不滿和動亂,而政權也會處於低度合法性。
《共產黨宣言》中說,取代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資本論》中說,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為未來的社會奠定現實的基礎,未來社會將是“一個把每一個人都有完全的自由發展作為根本原則的高級社會形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旗幟鮮明地包含著、追求著、高舉著“自由”。
舉個典型例子。旗幟鮮明地規定自己的黨員不得信仰宗教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維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共產黨不信神,在指導思想上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包括無神論),與一切唯心論(包括有神論)相對立。但不信神的共產黨,為什麽能把信教群眾團結起來,把他們的意誌和力量,與廣大不信教群眾凝聚在一起,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
這是因為:共產黨真誠、全麵、正確地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講真誠,能說清真誠的理由讓別人也讓自己信服,能拿出真誠的措施促別人也促自己落實。
中國共產黨堅信物質第一、客觀第一、存在第一,就必然堅信客觀事物的發展和變化是由其內在規律所決定的,任何違反其內在規律的外部幹預,任何對複雜問題的簡單處理,都是不能奏效的。所謂客觀,除了自己的思想,其他都是客觀,宗教的存在也是客觀。宗教作為人類精神生活中的一種普遍、長期存在的現象,有其發生和發展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有其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將長期存在,其消亡可能比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我們既然是唯物主義者,就要承認、尊重這一客觀存在和客觀事實,立足長遠、著眼當前,按規律去做宗教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了多數人,團結多數人,依靠多數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努力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其中當然也包括了人民群眾對自己信仰的自由選擇權利。人民群眾(包括信教的群眾)不僅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其實踐活動也是社會精神文明發展的源泉和動力。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一致性,就在於正確看待、對待信教群眾,相信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千方百計把人民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為自身的根本利益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認為宗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長期存在,既然信教者為數甚眾且都是我們必須爭取、必須依靠的基本群眾,當然就要引導宗教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是釋放消極作用。無神論者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思想信仰上的差異是次要的。堅持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就能夠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中的積極作用。
這也是與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相一致的。中國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全國性政權,也沒有發生過歐洲曆史上那種宗教戰爭。中國又是一個講求“和合”文化的國家,主張“以和為貴”,對各種文化兼容並包,包括看重若幹宗教經典、教義,宗教道德、藝術中所積累著的人類生命繁衍的文化信息,所滲透著的曆史積澱的體驗和哲理,所孕育著的民族優秀文化因素,所鐫刻著的人類精神文明發展的軌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符合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符合信教群眾的要求,也為占人口大多數的不信教群眾所接受。
人所以為“人”就應享有人權。人所以為“本”就要保障人權。以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所宣稱的“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為起點,世界上有三條各具特點的人權實現途徑:一,形成於美國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激勵個人意識高揚,鼓吹個性解放,重在保護公民自由免遭政府專橫之害;二,形成於俄國革命、蘇維埃政權時期,政府積極幹預社會經濟生活;三,形成於第三世界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富強時期,外爭國權,內保人權。雖側重不同,但反映一個邏輯: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製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馬克思語)
中國共產黨保障人權,不僅因其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更在於能自覺按照曆史邏輯,立足中國國情,在爭取民族解放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選擇正確的人權實現途徑。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推進了一場推翻三座大山壓迫、爭取人民當家作主的偉大人權運動。新中國成立後,人口多、底子薄、外部壓力大,首當其衝是保障生存權、發展權等集體人權。
社會主義民主是指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製度,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對立物和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主義民主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群眾經過革命鬥爭並通過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而實現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其具體內容有:
一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廣大人民群眾有權管理國家事務,有權對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各級幹部實行監督。
二是對人民民主和對敵人專政的辯證統一。
三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各族人民都平等地享有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並享有法律的、物質的保證。
四是遵守社會主義法製的民主。人民既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的紀律和法製。
五是社會主義民主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同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資產階級民主有本質區別,同無政府主義也有本質區別。
六是要求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有必要的分工,但都是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相互協調地進行工作,不同於資產階級國家的“三權分立”製度。
七是社會主義民主是群眾自我教育的重要方法。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就是要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民主。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製度基礎之上的民主製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製度。
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體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組織國家機關,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管理各項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並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人民依法享有人身、言論、通信、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權利,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這些民主權利不僅在憲法上明確規定,而且國家還提供實現這些權利政治上的保證和物質上的幫助。
作為國家形態的民主,也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最終也必將隨著階級和國家的消亡而消亡。社會主義民主是人類曆史上新型的、最高類型的民主,也是人類曆史上最後一種民主形態,它在消滅私有製和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把人的權利從資產階級狹隘的財產限製中解放出來,目的不限於消滅階級特權,而是消滅階級本身。
當然,社會主義民主本身是一個長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勞動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社會主義民主也日益擴大和完善,逐步吸引和組織越來越廣泛的勞動人民以至於全體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
將來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了所有人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機關和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那時,作為國家形式的民主,也就會自然消亡。民主發展的辯證過程就是這樣,從奴隸社會民主到封建社會民主,從封建社會民主到資本主義民主,從資本主義民主到社會主義民主,從社會主義民主到原來意義上民主的消亡,這就是民主在曆史演變上的必然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