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關乎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大計
教育關乎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大計,一個國家的人才儲備越多,這個國家的潛在發展力也越強。新中國在剛成立之初,毛主席就語重心長的對教育部長馬敘論說道:
“新中國剛成立,打了這麽多年戰爭,也是許多年輕人在適齡的時候得不到教育,現在國家安穩了,教育你得抓好。”
毛主席十分重視國民教育,1949年,中國文盲占到全國人口的八成之多,許多群眾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全。為此,新中國逐步開始了掃盲行動,為了提升國民教育素養,毛主席也曾多次去北京各大中小型學校視察,並提出指示,適齡兒童青年應該進入學校接受教育,而不是把這些黃金時期都用來賺錢養家,同時政府也要主動幫助適齡群眾有機會讀書。
從1949年開始,一直到本世紀中後期,中國的文盲率從80%逐步降低到20%左右,而文盲的逐步減少,伴隨而來的就是各行各業的人才不斷充實,新中國開始朝向健康形勢發展。
毛主席抓教育第一步,從掃盲開始,他指出教育是國之根本,各地政府要協助教育部門做好掃盲行動;掃盲行動並不是掃除盲人,而是掃除文盲。幾十年的國家動亂致使無數群眾活著隻為了生存,對於精神層麵的追求,群眾們不敢想,也不能想,他們認為隻要能活著就十分不易了,除此之外,哪裏還有閑錢去送孩子讀書。
另外,舊中國的私塾和新學堂教育收費極其昂貴,一個孩子從小學教育讀到大學教育,至少得花費非常龐大的一筆開銷。為此,舊中國的教育事實上隻是為了達官貴人、富商地主們服務,因為他們有錢,出得起昂貴的學費,而窮苦大眾即便想送孩子們去讀書,都心有餘而力不足。
那麽,搞教育第一大攔路虎就是文盲率,先不談其他的,首先群眾們得識一些字,會簡單的計算數字吧?然而,識字、算數這類最基礎的教育內容都難倒了許多的群眾,由此可見,新中國剛成立之時,國內文盲群體是極其龐大。
那麽,毛主席是如何進行掃盲行動呢?掃盲行動首先要從幹部、黨員著手,毛主席要求所有幹部、黨員都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如果幹部黨員都是文盲,那麽,其他有文化的黨員幹部們就帶著他們利用休閑時間學習,什麽時候會識字會算數,才算合格。
於是,大到中央小到各地鄉鎮政府,紛紛成立了掃盲突擊班,突擊班的老師都請的是當地的老師或者是單位的大學生,由他們來教導政府的公職人員。
可以說,政府公職人員是掃盲行動的第一步,在掃盲突擊班的教導下,公職人員文盲率開始快速下降,許多大老粗幹部開始變得有文化了,並且隨著文化教育的深入,各地政府的麵貌和風氣都煥然一新。
那麽,公職人員和黨員的掃盲行動取得了較好的成果,接下來就是讓幹部、黨員深入基層,親自帶著農民們學習知識,這就是有名的幹部下鄉扶貧行動。雖然名義上扶貧,但是實際上卻是來教導農民識字算數,一些地方政府專程請來了一些農業專家,讓他們幫助老百姓搞好農業生產,而農閑時候,就帶著大家學字認數。
那時候的中國農村以大隊為單位,每個大隊都配備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黨員,由他們帶領大隊的農民們學習文化。短短幾年時間,中國的文盲率開始逐步的下降,甚至許多農民不僅學會了基本的算數寫字,就連說話都開始變得有文化了許多。
而毛主席對掃盲行動的評價是“群眾們學好文化,受益終生,學不好文化,很大程度就是老師的問題,我們的農民同胞都是艱苦過來的,他們明白和平安定得來不易,所以,他們很珍惜,搞教育,不是做麵子工程,關鍵是要落到實處。”
抓教育的第二步,做好適齡孩子上學,現代適齡孩子上學是國家規定,社會需求,這一點政府和家長都是早已達成共識。然而,在早期的中國,適齡孩子上學可沒那麽容易,因為教育成本太高,直接導致了學費較貴。也因此這使得許多家長都沒錢把孩子送入學堂。
那麽,為什麽會這樣呢?毛主席曾經一針見血地點評如今的教育:
“老百姓們為什麽不願意把孩子們送入學校呢?不是舍不得花錢,而是我們國家教育成本太高了,這導致了學費降不下來,我們中央政府每年撥的錢,看起來數目不小,但是咱們中國有多少學校,少說也有近萬所,這些錢撥下去,學校拿不到多少,學校還得付老師工資,所以這也導致了他們不得不收費高,因此,群眾們掏不出錢給孩子上學。那麽歸根結底到底是什麽原因呢?我覺得就是我們國家太窮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一窮二白,政府經費有限,撥發到教育部門的資金都不高。於是各地學校為了生存下來,隻能夠提高學費。
然而,廣大的貧苦群眾哪裏交得上那麽多錢送孩子讀書,特別是農村,與其送孩子上學,還不如讓孩子早早地承擔農活,為家裏分憂。
群眾思想觀念和政府的無奈,也導致了即便國家喊發展教育,但是,學校每年招生的人數卻並不多,這不怪學校,也不怪家長,隻能說我們國家還沒有實力讓孩子免費讀書。
不過,即便國家財政十分緊張,毛主席每年都要求財政對教育經費要逐步增長,不管國家經費再怎麽短缺,借錢都得把教育搞起來。在毛主席的倡導下,新中國的教育經費每年都在上漲,而上學的孩子人數也是每年不斷提升。國家所打出的讓適齡孩子都讀書的口號,正在逐步變成現實。
毛主席抓教育第三步:做好大學教育,大學是國家專業領域人才的搖籃,大學教育關乎社會人才結構的穩定。而對於大學教育,毛主席十分關注,甚至親自批複教育部門:
“搞大學教育就不要怕花錢,我們國家需要大量的人才。現在雖然高校麵臨著師資力量的短缺,這隻是暫時的,我們大學要敢把學生送出去留學,讓他們學習外麵先進文化,等他們回國了,就是國家棟梁之才”。
新中國初期的留學熱,想必大家都未曾知曉,那時候中國各大高校,每年都挑選出一些學子,由高校出錢,讓他們出國留學,於是這就形成了一股高校留學熱。當然了那時候的留學熱和現代的留學熱區別很大,早期的留學熱更多的是國家親自出錢讓大學生外出學習,而現在的是家庭出資讓孩子留學。
毛主席一直認同辦好大學教育就是辦好國家教育,大學生對口的是未來中國先進人才,如果不重視對這些青年的培養,那麽中國何談未來?僅僅清華大學,每年都要向國外輸送幾十人以上的留學生,讓他們在蘇聯、美國、歐洲國家的高校學習。並且大學對這些留學生畢業去留沒有過多要求,如果畢業後想要回來,那國家伸開懷抱。
如果畢業了想留在其他國家搞科研,那麽國家也支持學子的想法。這一點也是毛主席所提倡的,他認為教育最根本的改變就是青年思想改變,留下和回國都是青年們自己的想法,這一點不可以過多幹涉,不回來有不回來的好處,因為國外的科研環境較好,如果回國反而會阻礙了一些高素質人才的發展成材。
當然了回國自然更好,國家百廢待興,急需大量的高素質人才的加入,有他們的加入也讓中國的民族複興有了更多的底氣。所以做好大學教育,躬耕於高素質人才培養是毛主席一直提倡的理念。
教育的深刻性,毛主席是深有體會。出身農民的毛主席,早年差點就讀不成書。因為那時候讀私塾和新學堂所需要的費用太貴了,而毛主席的家庭雖然稍微富裕一些,但是承受一個孩子念書,這對家庭而言也是極大的負擔。毛主席的父親曾打算讓三個孩子都從事農活,隻要養活好自己,繼承家業就足夠了,並不指望靠著他們飛黃騰達。
而毛主席之所以能夠得到求學的機會,很大程度還是親戚求情的功勞,再加上毛主席表示生活費用由自己來賺,父親隻需要幫忙交一些學費就可以了,這才有了毛主席的求學之路。
而年少時期的艱難求學也讓毛主席印象深刻,他這樣的家庭上個學都極為費勁,那麽其他貧苦家庭上學不更加困難?也因為親身體會,毛主席明白教育對一個人的改變有多大,因而,在新中國成立之時,毛主席就提出了教育為先的理念,而中央政府也一直秉承毛主席教育理念,所以,中國才能創造如此之多的教育奇跡。
新聞:《韓國第一夫人金建希是“紅顏禍水”?韓版“武則天”?》文中說:“衝冠一怒為紅顏,總統出兵搞政變。”
尹錫悅宣布“戒嚴令”風波後,類似的打油詩盛行。但是,金建希真的是“紅顏禍水”?她在韓國政治裏的角色到底如何?
是華文世界裏的妲己,還是韓媒評價的“韓國政治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夫人”、大韓帝國明成皇後,她更接近哪個角色?可能都不是。
應該《都不是》。
《奴才獨裁戒嚴令》中的奴才,是民選的。但有主子支持。奴才沒得到主子默認,敢獨裁下《戒令嚴》嗎?反過來證明:民選的,當選後也可以獨裁下令做事的。可以,西方的民選製度:一日民主,四年獨載。和中國的,俄羅斯,朝鮮,或宗教式產生的國家如伊郎及中東一些國家中的,《獨裁者》沒有什麽特別優越的地方。全世界的各國各黨派各民族社團的《頭頭》個個都是《獨裁者》。那些《反共華人》噴出的專製獨裁,民主國家的臭味應該用清潔劑洗滌幹淨了。
《奴才》在國內可以獨裁實行《戒嚴令》,但在國際上得聽《主子》的。就是在自己的國內能獨裁實行《戒嚴令》,也必須要得到主子的允許或是默認。為什麽?因為《奴才》的國家是殖民地國家。主子有幾萬的軍人駐軍。而且有明文規定:《戒令嚴》要由聯合指揮部下達,而聯合指揮部以主子的總司令為主官。這就很明確了這次奴才玩《戒嚴令》,不可能是奴才自己想玩。更不可能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總統出兵搞政變。》還說什麽《總統出兵搞政變》?是總統了還要出兵搞政變?把自己革命下台?還不如體麵辭職下台?!這樣搞對奴才和奴才的家人有何益處?
隻有極端忠於《主子》的《奴才》,才會為《主子》作出獻身,不惜《奴才》的一切貢獻給《主子》才會甘心情願去做。
這是一盤大棋:
原因是新《主子》的一句話:二十四小時內讓《俄烏停戰》!
這是一可大話,又或是戲言。宣傳語。因為大多數人都不要戰爭。誰能《停戰》!選民們就選誰。成真。贏了!
舊《主子》不高興了。
舊《主子》的習性就是:當麵一套,背後另一套。當麵說和平交接。背後卻攪動戰爭。
以巴戰爭,新舊《主子》都讚成打下去。
而俄烏戰爭,新《主子》要24小時停戰。舊《主子》卻開放給烏軍用重型導彈及禁用地雷打俄本土。使戰爭升級。
敘利亞內戰,主子支持的一方開打後,又一戰場來了。
亞太,《奴才》因老婆家人醜聞纏身,民意很低,本人又很聽話,更是一個無腦的草包。何不拉《奴才》陪玩一下。
這個玩法,稍一不小心,就會被玩大的。
《奴才》玩這個《戒嚴令》,不是那麽容易的,這次之所以沒被玩大,在於反對黨在國會中占多數。而反對黨領袖的迅速反應快速來到國會召集國會開會作出決議,並號召民眾上街反抗以阻止。
反之,假如反對黨領袖被抓,迅速被定罪“通北“關進牢裏。就被玩大了。那麽後果就變大了。
試想想:下《戒嚴令》之前,駐韓美軍及韓軍己處“戰備“狀態。《戒嚴令》下達後,美軍,朝鮮,日本,中國等一定有所動作。隻要有某一方的某一個點上衝動一下,戰爭即可發生。亞太戰爭。
這不正是舊《主子》想要的結果。
看新《主子》如何去《停戰》?又如何享受《和平》名譽?
新《主子》之贏,舊《主子》之輸。個人恩怨,攪動世界動蕩亂劇。
新《主子》之贏,舊《主子》之輸。《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
《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這是獨裁專製還是民主?
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和“打倒獨裁政權”。
“我們將與民眾一起保護民主。”
保護民主?保護誰的民主?
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嗎?
不是“民主國家“嗎?
《反共華人》在天天狂吠的“民主國家“嗎?
從英國的幾個月內換三個頭,到美國選出的“拜登民主“?還是“川普民主“?到今天的“民主國家“韓國還不到四年,就有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打倒獨裁政權。》
《反共華人》不想說點什麽?
《民主》是方法。《民主》不是目的和結果。《民主》更不是標簽。
毛澤東在紅軍大學作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時,台下有人提問: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麽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澤東風趣幽默地說:你們看,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鬥爭。
西安事變後,毛澤東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複雜和混亂,隻會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麽不可以一擒一縱呢?毛澤東的話在情在理,使大家自覺接受並擁護黨中央的決策。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後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然後他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麽是“天”?他指著“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邊說邊在黑板上把“工”和“人”兩個字上下連起寫出一個“天”字,又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我看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又極其鮮明、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轉載》:毛澤東自創的《說服教育藝術》
量體裁衣
毛澤東善於根據說服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語言內容和表達方式,因人施言、對症下藥,激起教育對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他常講,“到什麽山唱什麽歌”,又強調“看菜吃飯,量體裁衣”。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後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然後他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麽是“天”?他指著“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邊說邊在黑板上把“工”和“人”兩個字上下連起寫出一個“天”字,又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我看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又極其鮮明、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寓情於理
西安事變後,毛澤東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複雜和混亂,隻會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麽不可以一擒一縱呢?毛澤東的話在情在理,使大家自覺接受並擁護黨中央的決策。
在大生產運動中,針對當時“抗大”有些從大城市來的青年抱怨說“什麽軍政大學,幹脆叫勞動大學”的思想問題,毛澤東非常誠懇地說,“抗大”在不斷擴大,學員數量成倍增加,學校配備了一些必要的勤務人員,不夠用也不能再多補充了。那麽,大家的吃、穿、用、燒,大量的服務性工作由誰承擔?如果從前線調一些戰鬥部隊回延安,來代替“抗大”的學生擔負這些日常的勞動,這樣做是增強了抗戰力量,還是減少了抗戰力量呢?我們辦“抗大”是為了抗戰,那種減少抗戰力量的事情,我們能辦還是不能辦?毛澤東的話,使這些有抱怨情緒的學員解除了思想上的問題,自覺投入到生產勞動中去鍛煉自己。
妙用比喻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毛澤東為了堅定戰士的革命必勝信念,勉勵大家說:“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可我們這塊小石頭總有一天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為了使廣大紅軍指戰員認識到革命路線的重要性,毛澤東意味深長地給蕭克等領導幹部講了一個神話故事:有一回,八仙之一的張果老去蓬萊朝聖。他是個仙人,騎毛驢和我們不同,是倒騎的。走著走著,遇到另一個仙人呂洞賓。呂洞賓問張果老要到哪去?張果老說:“上蓬萊朝聖。”呂洞賓驚訝地問:“蓬萊在東,你騎毛驢往西,怎麽能到?”張果老反而不高興地反駁說:“我的臉是朝著東方的蓬萊啊!”以此說明革命的隊伍如果路線、政策不對,革命就不能勝利。
抗戰時期,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題寫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校訓,他曾用《西遊記》中的人物譬喻。毛澤東說: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點,麻痹、警惕性不高,敵人換個花樣就不認識了。豬八戒有許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能吃苦。孫猴子很靈活,很機動,但是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方向不堅定,三心二意……毛澤東還特別提到那匹白馬:它不圖名利,埋頭苦幹,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了回來,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
幽默詼諧
毛澤東在紅軍大學作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時,台下有人提問: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麽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澤東風趣幽默地說:你們看,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鬥爭。
1938年,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為了動員革命青年離開糧食缺乏的延安轉戰洛川,他就以“肚先生”為話題說:就有那麽一個人不同意。整天嘰裏咕嚕的,這個人是誰呀?毛澤東接著風趣地說:這個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們的肚子嘍!頓時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你們別笑了,毛澤東又接著說:不相信試試看,誰敢同這個“肚先生”較量較量?中國古代有一個道學家叫老子,他非常信這個邪。他說:“民以食為天”,我說是吃飯第一。接著,毛澤東把話轉入正題:我要講的“小事”,就是動員同誌們去洛川“就食”。把飯吃飽,解決“肚先生”問題。所謂“就食”,就是古人所說的“就糧”,也就是把人帶到積糧甚多的地方去找飯吃……今天,我們黨中央也學點古人的做法,動員同誌們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讓大家吃飽肚子,學習好,訓練好,做好抗日的準備。毛澤東語言風趣幽默,道理實實在在。在笑聲中,大家思想都通了
毛澤東:“《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
毛澤東:“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毛澤東:“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毛澤東:“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位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和翰林。就是當了進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太學生,而劉邦則是個大草包。“
毛澤東:“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正當人們欣賞《光明日報》刊登的毛澤東詩詞墨跡的同一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關於教育革命的座談會,後來人們往往稱之為“春節座談會”。參會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林楓等中共中央要員,還有郭沫若、黃炎培、章士釗等特邀人士。
毛澤東主持座談會,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毛澤東請鄧小平談學製問題。毛澤東的插話就是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稿的第一句:“(我看)學製可以縮短。”在鄧小平談罷學製問題之後,毛澤東說了一大段批評現行考試方法、評分標準的話: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毛澤東甚至認為考試可以交頭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這當然是極而言之,頗有矯枉過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試試點。”
盡管當年毛澤東提倡和實行的“教育革命”已被走資派們徹底拋棄,但是再細心看看如今目下走資派特色政府治下的教育狀況,毛澤東當年苦口婆心所責難的《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似非捕風捉影。
也是出於自身的學習體驗,毛澤東對於自學成材的傑出人物特別欣賞。談話中一連列舉了中國的孔子、祖衝之、李時珍,外國的富蘭克林、瓦特和高爾基,強調他們“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毋庸諱言,毛澤東確實有著強烈的反知主義傾向,但是強調啟發,強調自學,充分肯定實踐,總不失為真知灼見。
與傳抄稿相比較,毛澤東審定的節錄稿所刪節的最重要的一段話,是關於狀元無學問與評論幾位帝王的內容:
“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位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和翰林。就是當了進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太學生,而劉邦則是個大草包。”
毛澤東在1958年,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一直到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一再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這一年發動的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標誌的“教育革命”,一度轟轟烈烈,但隨著走資派和右派們的消極對抗,這場“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
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呼籲,其中對知識分子的“陽過來,陰過去”特別警惕,文藝和教育因此成為格外關注的領域。毛澤東召開春節座談會,成為新一輪“教育革命”的發端。
1964年3月10日,毛澤東就北京某中學校長關於減輕學生負擔的信件作出批示:
“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談話的兩小段,一段是關於“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論述;另一段是關於“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論述。
大體上可以說搞工業的知識分子比較好一些,因為他們接觸實際。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純科學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還好一些。最脫離實際的就是文科。無論學曆史的也好,學哲學的也好,學經濟的也好,都太脫離實際了。他們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這就不難理解,毛澤東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個“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的批示。(該批示其實是間接地表達“不必辦文科大學”這一固有的觀念。)
9月27日,毛澤東對中央音樂學院某學生給他的信寫出“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的批語,指示中宣部部長、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副組長陸定一“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
據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中央文獻研究室披露,這位學生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由於長期地、大量地、無批判地學習西歐資產階級音樂文化,資產階級給了我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我們迫切希望能引起領導的極大重視,采取堅決的措施,從根本上製止資產階級思想的繼續泛濫。
這位學生還說:“我對學校工作的最大意見是學校沒有能夠堅決貫徹階級路線,院內師生的階級成分十分複雜,工農子弟少得可憐。”
這位學生還說:“學校的辦學方針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究竟培養什麽人?在我們的教材中、舞台上,應不應該徹底趕走帝王將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換上我們的工農兵?”
郭沫若的兒子郭民英作為該學院小提琴專業的學生,在此後不久該學院發起的“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聲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學。
順理成章,“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其實,在1964年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言論中,最能體現第二輪“教育革命”特點的,是7月5日與其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毛遠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當年簡稱“哈軍工”)的學生,毛澤東在談話中特別考問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的具體內容。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毛澤東召開主題是“教育革命”的春節座談會,卻在開場白裏提到“各個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搞政治部,加強政治工作”。
《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和摧殘青年》,還《學生遭老師體罰》。這在文革中受過嚴肅批判過,包括在文革中《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迷外的思想》。
在當今走資派中國特色社會,《崇洋媚外》己成盛世時代。而有一個領域似乎常常被指為《崇洋媚外》的重中之重的重災區,那就是走資派中國特色社會的高校。
走進一些高校,人們不難發現部分令人深思的現象。首先,在師資引進方麵,某些高校對海歸人才過度追捧。仿佛隻要有海外留學背景,就天然地高人一等,在招聘中給予特殊待遇,從高額的安家費到職稱評定的快速通道,而本土培養的優秀人才卻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同等的機會。
在課程設置上,也存在對國外教材和教學模式的過度依賴。一些專業課程幾乎完全采用國外教材,而對國內優秀的學術成果和教材視而不見。這不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對本土知識體係的了解和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國內學者的積極性。
還有一些高校在國際交流活動中,表現出過度的謙卑。對國外高校的來訪人員熱情過度,各種高規格接待,而對國內的交流活動則相對平淡。甚至在一些合作項目中,不惜犧牲自身利益,隻為能與國外高校 “攀上關係”。
為何高校會成為崇洋媚外的重災區呢?一方麵,曆史原因不可忽視。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在科技、教育等方麵確實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這使得一些人形成了國外的月亮更圓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高校中也有所延續。
另一方麵,部分高校為了提升自身的國際排名和聲譽,盲目追求國際化指標。國際學生數量、國際合作項目等成為了衡量高校水平的重要標準,這導致一些高校在發展過程中過於注重表麵的國際化,而忽略了本土文化和教育的核心價值。
此外,一些師生個人的心態問題也是原因之一。部分學生認為留學歸來就自帶光環,在就業等方麵更具優勢,於是紛紛向往海外留學;部分教師也存在對國外學術成果過度崇拜的現象,缺乏對國內研究的自信和支持。
高校中的崇洋媚外現象帶來了諸多負麵影響。首先,它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價值觀。讓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產生對本土文化的不自信,甚至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不利於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和文化自信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其次,它阻礙了國內教育和學術的發展。對國外的過度依賴使得國內優秀的教育資源和學術成果得不到充分的重視和利用,影響了我國教育和學術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新聞:《中國多名小學生遭老師體罰 寫信給警察叔叔求救卻…》
中國多名小學生遭老師體罰 寫信給警察叔叔求救卻…
浙江省瑞安市錦湖實驗小學廢棄校區,有網友探險時發現“警察叔叔信箱”裡的多封信件都指稱遭到老師體罰。(圖擷自微博)
小孩求救卻無人知曉!浙江省瑞安市錦湖實驗小學廢棄的沙河校區,1日有網友在探險時發現留在原地的“警察叔叔信箱”,裡麵有多封信件指稱遭到楊老師體罰,或者是被同學霸淩,但這些求救信顯然沒離開過信箱,當局表示目前正在了解狀況當中。
從中國微博上流傳的影片可以看到,有學生寫下“我是6年6班的陳同學,我的班主任楊老師將我的臉捏青又捏紫,還打了幾巴掌(用力打的)”;還有其他學生舉報楊老師“用書打同學的臉”、“用手捏同學的臉變紫”,部分信件則說明自己遭到校園霸淩的情形,希望警察叔叔能幫忙。
不過.錦湖實驗小學沙河校區已經廢棄,這些信件就留在信箱內無人在意,若不是有民眾探險找到恐怕就此石沉大海。據了解,錦湖實驗小學已在今年9月將師生分流到其他校園,這名楊老師目前可能在瑞安市安陽實驗小學教書。
瑞安市教育局今天(2日)表示,當局已經展開調查,楊老師若有違規違紀行為將會有相應處理,安陽實驗小學則指稱校內並未發現體罰情況。
中國網友對此議論紛紛,有人感歎這件事隻有小孩認真了,“學校和警察叔叔都是做做樣子的”,還有人直指“這在中國很正常不過了”,不少民眾則要求當局一定要嚴查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