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文革》中的1968年，在黃土高原上的甘肅會寧出了一個新聞人物，這個新聞人物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城鎮居民，因為她的那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波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這場曠古未有、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在中華大地上綿延了20餘年，全國近20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祖國各地都留下了下鄉知識青年的身影和足跡、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歡樂和痛苦、光榮和夢想。他們在農村的廣闊天地裏經曆錘煉了意誌。首創了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和王大娘的那句話一夜之間在全國出了名。
王大娘名叫王秀蘭，1915年生，會寧縣五十鋪河西坡（今甘溝鄉）人。王秀蘭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文化不識字，39歲丈夫去世後一直含辛茹苦的撫養幾個孩子。她心地善良，為人正直，經常幫助親朋好友，與鄉鄰們相處的很好。
1965年王秀蘭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吃苦耐勞，經常積極參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動，一有空閑就幫助縣麵粉廠抖掃麵袋，從來不要一分錢，經常義務積肥，無償支援農業生產，“文革”中她被樹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表示要帶頭下鄉。當時50歲的王秀蘭在動員其兒媳下鄉時說：“貧下中農在鄉下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麽一定要住在城市裏吃閑飯，靠別人養活？”這個動員會開罷不到10天，她就帶領全家人到當時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隊四百戶生產隊(現白草原鄉一帶)安家落戶,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
在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年代裏．城鎮居民下鄉參加農業生產，自然是一件特大的“新生事物”。王大娘帶領兒媳下鄉落戶的事跡在會寧縣立即被作為典型，號召全縣居民學習。後來王秀蘭的事跡為什麽會傳遍全國，並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呢？這件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複雜的曆史背景。“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
五十年代初期，新興的共和國剛從連年的戰爭環境中走出來，工業、手工業、商業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城市的就業水平隻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１９５３年，中國經濟建設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新階段，在這個工業經濟起飛的關鍵時期，卻麵臨一個尖銳矛盾：一方麵教育事業發展較快，但規模、結構不盡合理，中小學生入學率雖較高，而高等教育的發展卻不能滿足他們的升學要求，一部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凸現出來，且愈來愈突出，1953年，全國小學畢業生260萬人，而初中所能容納的學生卻十分有限；另一方麵，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又需要大批的勞動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識青年。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社論，要求各地積極幫助青年人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向知識青年提出下鄉的號召。
接著，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上批語：“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9月4日，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批下了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名句：“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從上述曆史背景看，五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固然有解決城市就業難題的一麵，或者是說解決當時的“糧食短缺困難”問題，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時的決策者要加快改變當時農村的落後麵貌，解決農村缺少文化的現實問題，爭取“幾年之後，就可以掃除一億多文盲。”（見共青團曆史大事記.1955年）也是較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開始精簡下放城市和企業人員，知識青年下鄉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來。“大躍進”運動中，全中國有2600萬人被精減下放，中國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
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1958年~1965年之間，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鎮居民下放，完全是源於三年自然災害引起的當時的國民經濟極度困難，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果斷措施，動員和組織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為此發布了通知。從此，上山下鄉被列入黨和國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範圍，並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這一階段由於政策適當，步子穩妥，工作進展比較順利，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５年內全國共有１２９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當時中央再次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為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方針，其深層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加強農業，直接原因是當時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造成了經濟形勢，城鄉人口比例失調，加強農業、增產糧食、大規模壓縮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成為當務之急。
後來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山下鄉被稱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和防止修正主義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一體》的社論。
毛主席、黨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把上山下鄉運動促成高潮，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紅衛兵曆史使命結束，就需要動員他們到農村去；而中蘇關係緊張，為了備戰，動員城市裏的人到農村去，可能也是一個因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並加了編者按。在”文革”的年代裏，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估價、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評論，一般都是以“二報一刊”的形式及時披露出來，以供人民群眾學習、貫徹。《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在《人民日報》發稿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及全國各個報刊先後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一文。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媒體,也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道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了推動上山下鄉的典型，作為“黃土高原上的一麵紅旗”，全國有許多省縣派人來參觀學習。王秀蘭也因為那句豪言壯語，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核心人物。廣播上有聲，報紙上有名，電影記錄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會寧縣，更認識了“王大娘”。王秀蘭成了當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大名人。她還被選為定西地區（現會寧縣屬白銀市）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兩名代表之一，於1975年1月赴北京參加全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回縣後不久，在河畔公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8年1 2月23 日，會寧縣革命委員會做出了《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下鄉落戶的決定》，將城鎮人口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改為知識青年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1969年1月11日，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在會寧縣召開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現場會議，總結會寧縣知識青年、城鎮居民安家落戶的經驗，要求全省掀起一個上山下鄉的新高潮。會議期間組織城鎮居民2700多人和城區66、67、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794人，汽車裝家具行李，人員整隊從會師門出發，下農村安家落戶，並拍攝了現場記錄片。
1970年5月以後，下鄉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知識青年上，並形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製度。知識青年、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從1968年開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才停止。
10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23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曆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係在一起。
走資派上台後的1978年10月“揭、批、查”運動中，下鄉居民要求返城。從70年代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1978年底，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實行“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城市安排”的四個原則。並提出舉辦大學分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為更多的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創造學習和就業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妥善就業。此後，隨著政策的落實，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告一段落。
促成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既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和平演變這樣的宏觀戰略動機，也有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實際考慮，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紅衛兵運動，穩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有它積極的一麵。一方麵緩解了城市就業困難，支援了農業建設，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同時也使知識青年本身得到了鍛煉。從另一個角度講，上山下鄉使他們更早地投身了社會，受到了磨煉，增長才幹，體驗了民間的疾苦。由於有這段經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了社會的精英。
《文革餘孽》就是走資派和右派，就是一切反文革的牛鬼蛇神，磚家叫獸，洋奴才，馬戶又鳥們。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華大地上依然徘徊，似乎呈現燎原之勢。走資派和右派等各路妖魔鬼怪為了對《文革》進行圍剿抹黑顛倒黑白，全中國的乃至全世界的一切反動複辟舊勢力都聯合了。包括封建餘孽的和買辦資本主義的，還鄉團的和帶路黨的，無良奸商和無恥文化精英，愚昧的法輪功和自以為是的民豬柿油黨都聯合起來了，曾經的死敵華國鋒一派和胡耀邦一派也聯合了。
現在有哪些社會上的醜惡不被罵為文革餘毒或文革破壞呢？哪怕這些醜惡在文革期間是根本沒有的。又有哪些勢力不用文革餘毒或為文革翻案攻擊對手呢？走資派和右派們自己都把孔老二的醜像立在天安門廣場，反而攻擊誣蔑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是封建餘孽，把一切反對走資派和右派的人罵為文革餘孽，天底下有比這更無恥的嗎？
不明白某些人何以如此惡毒地咒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許是沉迷於封資修文化太久中毒太深，單純掉酸腐書袋不足以發泄，或許習慣於孔儒仁愛的鬼火般的昏暗，無法適應毛澤東思想太陽般的光輝。或許是出於複辟後不再在山溝跑地質的個人自私狹隘。或是因為憑借權力貪腐了些錢財就幻想自己也是洋賣辦，也跟著鼓吹什麽普世法則，從印第安人幾乎被滅絕到阿富汗的殺戮。哪有什麽普世。不管什麽理由，任何人對於毛主席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詆毀，終將會被曆史證明是一個跳梁小醜。
當中國走資派們的特色社會因失去信仰正在潰爛，為了爭先富而不擇手段，當中國走資派們的特色社會的製度不能保證公平和正義，隻能成為特權階層剝削和壓榨民眾的工具打工仔，當真理和思想因現代年輕人的墮落和庸俗而蒙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難道錯了嗎？難道沒有正義性嗎？難道不是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了嗎？
曆史的事實就是文革有文革的英雄和史詩，那就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指導下，堅守共產主義信念誠實勞動，建設新中國。
《文革》那十年是有史以來，軍民，幹群關係最融洽，婦女最受尊重，各民族之間最團結，教育相對最平等的時期。
《文革》那十年不論在科技上還是在經濟上精神文明上，目光最遠大，精神麵貌最嶄新，各行各業成果最豐碩，風清氣正。
《文革》那十年中有兩彈一星，大慶大寨，紅旗渠，窮棒子合作社，雜交稻，雜交小麥，青蒿素，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成昆鐵路，鐵人，雷鋒，焦裕祿，陳永貴，紅色娘子軍，黃河協奏曲，珍寶島，戰西沙這些都成為中華民族記憶的經典，那個年代有對誠實和認真的敬畏和崇奉。
《文革》那十年中的事跡叫“餘毒“的話，那就用熱情擁抱繼續發揚文革“餘毒”，那是純真，那是理想，熱情，那是道路，那是公正和平等，那是強權和流俗的墳墓，那是對一小撮貪官汙吏戰鬥的號角。
形成對比的是在走資派的資本主義複辟後的四十多年，特別是走資鄧小平南巡後以來，有多少罪惡，自私，無恥假改革之名而行，有多少利益無恥讓領導先富先走。無官不貪假冒偽劣泛濫，三聚氰胺，張悟本，陳進漢芯一號高歌猛進，偏偏要扼殺運十於搖籃。一些思想貧乏道德缺失，行為虛偽，人性貪婪之輩當道，利益成團炒作成風，沒有底線，隻有拜金墮落，沒有精神，一副末日的浮世繪。
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鄧小平們可以背叛它的建黨宗旨，可以腐敗墮落，可以潰爛，可以滅亡，人民大眾也可以走向迷途。當中國的工農群眾高唱十月裏響春雷時，他們絕沒有想到自己的子女若幹年後會走進血汗工廠、黑磚窯，會走進夜總會賣淫。工農自己也老無所依。
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可以蒙塵，但絕不會被湮沒。
毛澤東思想必將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信仰的精神圖騰而永存。
正是今天封建官僚資本主義複辟後的一切醜陋和罪惡，反證了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和英明。
今天的許多中國人也正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所預言過得許多殘酷現實麵前驚醒的。
毛主席像天神一般神勇帶領那時真正的共產黨人經曆了史詩般的長征，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摧枯拉朽的解放戰爭，建立了朝氣蓬勃各民族大團結的新中國，徹底改變了傳統中國的一盤散沙。
以如日初升般的氣概打贏了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抗美援朝。為中華民族找回了久違的自信。
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先知般的聖明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官僚，官僚剝削階級文化和封建小農意識。教育和啟蒙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為中國的民權文化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文革是毛主席成為偉人中的偉人成神成聖的根本原因，文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文革所確立的價值和精神必將發揚光大和永存於人類的精神。
文革所批判或顛覆的舊文化或腐朽思想那怕會有所反複，但終將會被人類的發展所拋棄。
怎樣評價文革是區分真假毛主席信徒的試金石。
崇拜毛主席的很多，比如有的奸商學毛主席的戰術做銷售賣腦白金欺騙百姓。
文革精神就是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針對官僚封資修的繼續革命的造反精神。毛主席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創業精神，帶領中國人民艱苦風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新中國完備的工業體係。
《老兵新傳》建立了東北商品糧基地，由於建設周期，良種培育推廣的時間延後的原因，這些奮鬥效果的顯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之後，一些別有用心喪盡天良的人居然把中國人吃飽飯歸功於小崗分地。改革不過是官僚士大夫的政客把戲，精英集團和奸商集團的利益膨脹，是走資派還鄉團反攻倒算，侵吞全民資產的代名詞。其全部內涵絲毫沒有超越李鴻章。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執政當局實際上已完全舍棄了毛澤東思想，隻堅持什麽鄧江湖。
所以毛澤東思想武裝人民大眾的最好途徑就是毛澤東思想宗教化，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全民化就會書齋化，隻能為一小部分人所掌握解決有限的問題，時間久了就會成為下一個墨家，要用宗教的形式把毛澤東思想盡快在最大範圍內傳播開來，政治觀點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觀點的正確，邏輯合理更在於誰說的，號召力如何？能否實施，化為行動。單純部分人的思想或語言的力量是蒼白的，必須結成共同信仰的組織化為行動的力量，才能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製度是果，文化是因。政治，社會，經濟是被製度所決定，而製度是被文化所左右，中國的文化方向和道路選擇無非是三種,也就是說中國的道路隻有三條：
投降之邪路，模仿做附庸---西方基督所謂的普世，走西方世界的路，中國成不了歐美隻能成為利比亞，伊拉克或拉美；複辟之老路，複古傳統的儒教-----李鴻章所走過的，自私的小康理論所指導的，恢複官僚社會也就是現在的特色之路。
前進之路，自主創新------走毛澤東思想之路，前三十年的發展證明這條路是人民當家作主之路，發展之路，自強之路。
脫離了毛澤東思想，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的今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天，印第安人的今天就是中華民族的後天。隻有一個宇宙，一個上帝，一個信仰，一個毛澤東。
上帝，毛澤東思想，毛主席三位一體，才是中華民族複興的必由之路。
以上所總結的屬於所謂的中國的廟堂文化傳統，他們所覆蓋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他們掌握著中國的話語權，道德評判權。絕大多數時候決定著中國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國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是屬於和廟堂文化風馬牛不相及的鄉土文化，也有少數人的江湖和俠客文化。這種文化上的割裂為中國製造了革命的土壤。複辟後的中國又繼承了這一封建傳統文化的衣缽，從幹部群眾的魚水關係變為官民對立。這種對立的形成是對無數先烈以平等獨立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國的背叛。這種對立同樣可能成為再一次爆發革命的隱患。
什麽時候爆發決定於下述兩點：第一有沒有一個繼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組織的成立，第二，中國現在的經濟還是增長的，但是，資本的貪婪和資本家嗜血的階級本性決定了製造資本向更貧窮國家轉移的必然，這種打工經濟的停滯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國傳統鄉土宗族文化的風情畫描述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我是反對孝道，尊老和敬老的，我認為老年人年紀大各種功能衰退，應當關心和愛護。孝，尊，敬其實裏麵包含著無條件服從。服從隻能服從正確，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職位，年齡等，孝道簡直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萬惡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於鬥爭，如舜接位後，舜的弟弟魚肉百姓，舜豈不是會更不管不顧嗎？二十四孝恐怕光孝還不夠，還得愚蠢，心地邪惡歹毒才能做到。裏麵沒一個正常的。不評論也罷。與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國的宗法基礎，也是一盤散沙，隻有私德沒有公德的基礎。
在中國社會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兩個朝代，周朝作為乘虛而入以一個小國推翻大國的朝代，出於維穩的需要，廢除了前兩代對上帝的信仰，以一籠統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時也取締了聯係神和人的貞人集團，開了政治上一元化領導之濫觴。使得中華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統社會，據說老子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妄稱天意，褻瀆神明不滿，做了《道德經》。
商周之變是一個貌似進步的文化反動。正如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一知半解的哲學思考把人導向於無神論，但是對宇宙與哲學的深刻思考，卻必然使人皈依於上帝。”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會（事實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時間範圍內，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國人沒有信仰，較為功利，隻注重現世，保守，不冒險，沒有邏輯思維，中國的音樂多數是歡快的，沒有沉思。
中華民族沒有經曆統一的人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築，提前進入了一個人本社會，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病態的人本倫理和功利人生價值觀的低等等級社會和政治文化大一統的社會。就如同一身體沒有完全發育的兒童提前進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麵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信仰，所以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逆淘汰社會。西方社會以上帝為媒介，建立了一個公德的文化係統，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價值倫理。
中國的傳統社會屬於倫理親厚，中國的國民是被禮法管教成長起來的，所以當充滿逆反心理的中國國民違法或占了便宜逃脫懲罰之後，是竊喜和愉悅的心理，而非心靈懺悔的檢討的心態，官民的對立以及社會的不平等又為這種違法或暴力提供了正義的道德性。儒家並非完整的人生觀，因此儒家無法抵擋道和佛對中國社會的思想占領，導致儒釋道共存於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其中成佛之路是教人忍耐，麻木，追求來生，認為今世萬物皆空-----下輩子做男人。
（佛有機靈沒智慧，有願望沒方法），儒學成聖教人體位迎合，做可以管理妾的正妻，希望做人上人，隻講現實利益，對主子是奴，對奴又是強主。追求陰溝裏的事，不談超越，沒有精神導引。道教成仙教人意淫，自慰，追求虛無縹緲的事，道教無任何科學和邏輯就一大雜燴。中國隻有人生如夢的莊子，卻沒有哪怕是人生如夢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的尼采。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一種思想哲學是可以指導或啟迪人們建立合理平等的一夫一妻製度，胸懷理想正義，追求地麵上，陽光下實在的道義，真理和科學。
綜上所述，中國的所有問題無不指向製度問題，而製度的失衡則由於文化的問題，文化的根源在於信仰，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無力支撐中國的現代化使命的。
中國的文化革命和重建勢在必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其精神和本質和宗教改革並無二致。
然而在中國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卻被一些極端自私自立的官僚還鄉團所顛覆所複辟。
使得中國人民新型的民權公德文化的建立半途而廢。
使得目前中國的社會和官場完全變本加厲地複辟回到比陳獨秀所批判的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壞的更是貪賄賣國，盜公肥私。
更甚，準院士貪汙科研經費包二奶，尼姑香火錢買房，和尚布施嫖娼無奇不有。
《毛澤東的每個周年祭拜》《大批中國民眾》《每逢毛澤東冥誕或忌日》《到其湖南韶山故居祭拜》《高度讚揚毛澤東》............。
一些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酸溜溜地表示：“民間對這位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是非功過的評價褒貶不一“雲雲。
對毛澤東共產黨評述該聽工人農民士兵。
《民間》！《民間》就是一個混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忽悠。
《民間》有工人農民。
《民間》有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
《是非功過》！幾億個工人農民一定能分辨得清楚的。
而幾個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就別有用心了。是非不分，顛倒黑白，無中生有，造謠抹黑。
在階級社會中，存在著階級鬥爭。對工人農民的《是》，就是對資本家地主的《非》。對工人農民的《功》，就是對資本家地主的《過》。兩者不可能有共識，各自的《評價》隻有各自的階級會聽。
《褒貶不一》！顯然是的。還用爭論嗎。
所以，從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嘴中說出來的事，有多少是真實的事呢？能有公正的評述毛澤東共產黨所做的事嗎？
毛澤東共產黨的曆史，要讓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來寫嗎？
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常常用某一個從中國逃亡分子定居美國後的來說事。
但真正的美國洋人如：文革中的洋人造反派美國人李敦白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
從監獄出來後，李敦白對文革的看法沒有改變：“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稱：“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
美國人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監獄中，他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
又如美國人陽和平：陽和平，美國羅格斯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特拉華州立大學、西切斯特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拉菲亞學院等大學。現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教授。 他的話這些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根本不聽的。
幾個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隻從陰暗角落地偷窺一些，造謠傳謠一些負麵垃圾，再添油加醋地調糊一下後，來忽悠，來胡說八道抹黑攻擊毛澤東時代，抹黑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
《講理》？《罵》？要看是誰？
《講理》是跟同誌、朋友、親人。
《罵》是跟敵人，跟反共產黨反毛澤東分子，跟走資派，跟新老右派，跟牛鬼蛇神，跟磚家叫獸，跟馬戶又鳥。因為這些首先罵人的。
而《講理》要跟工人、農民、一切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
《講理》如果是跟資本家？跟地主？跟一切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跟帝國主義？跟封建主義？跟資本主義？當白癡罵毛澤東時講理還管用嗎？
應該跟信仰馬列毛主義者講理才能行。除外跟誰講理？結果就是一定會被《罵》，被反對。為什麽會是這樣？當白癡罵毛澤東時講理還管用嗎？
階級立場不同！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主席又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迫不及待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就是為了忽悠工人農民不要搞階級鬥爭，隻準走資派搞階級鬥爭。
毛澤東、鄧小平二人不懂階級鬥爭嗎？都懂！而且都很懂，還很會搞。
但，毛澤東講出來想告訴誰？顯然不是他自己，是告訴工人農民們。
鄧小平說沒有階級鬥爭了，是事實嗎？想忽悠誰？顯然是工人農民。
走資派和右派反對《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為是毛澤東抓階級鬥爭搞亂了中國。真的是這樣麽？到底是誰搞亂了中國，是毛澤東抓階級鬥爭還是走資派在中國全麵推行資本主義製度？
沒錯，毛澤東時代的確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對資產階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那時候中國並沒有亂，城鄉社會秩序良好。就是被走資派定性為“浩劫”的文革十年，中國也沒有出現動亂。
曆經文革的人好多還都健在，大家有目共睹。那時候城鄉都有民兵組織，民兵們手裏都有槍支和彈藥，除了個別城市偶爾發生幾起敵對分子煽動引發的武鬥外，全國城鄉都很穩定。假如現在民間依然有那麽多的槍支彈藥，大規模的武裝暴亂不知道會發生多少次，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為什麽呢？因為毛澤東時代社會秩序良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基本平等，幹部沒有特權，幹部家庭也不是特別富有，普通老百姓對“走資派”並沒有仇恨，有些善良的農民甚至與他們成了朋友。
而現在當官的貪腐嚴重，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新貴族，很多老百姓對他們都恨之入骨，如果他們手裏有那麽多槍支彈藥，不鬧事才怪。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
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為什麽有些人一提階級鬥爭就會跳出來罵，是因為這些人大多數都是既得利益者，是新權貴。
走資派唯恐天下不亂，授予所有的幹部一種特權——帶頭先富。怎麽先富？瓜分國有資產和集體財產，近水樓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幾乎凡是有點權力的幹部都有了生財之道。就連他們的親友也搭上了發財的順風車，高額貸款做生意、上項目。幾年下來，原本和平民階層處在一個經濟水平線上的幹部，全都風光起來，買豪華轎車、買高檔住宅、包情人、養二奶。
為了撈取更多的錢，他們買官賣官、行賄受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了共產黨人的影子。
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的論述沒有錯，以抓階級鬥爭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是他的英明決策。事實上，這正是走資派對毛澤東恨之入骨之處。
走資派表麵上反對階級鬥爭，而事實上他們曆來十分重視階級鬥爭。改革開放後，他們一麵以“階級鬥爭熄滅論”的理論迷惑中國百姓。
一麵以發家致富為誘餌，讓老百姓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而犧牲自己未來應有的權力。同時走資派還逐步在黨、政、軍及上層建築諸多領域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安插親信保皇派，把那些代表人民利益，主張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人才邊緣化、趕下台。
這是一種什麽現象？明明白白就是一場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拚殺的階級鬥爭，雖然看不見硝煙和刀光劍影，那衝天的殺氣卻是震驚全世界。不過這場鬥爭，毛澤東陣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失敗了，因為他們失去了領導權，喪失了話語權，已經成了走資派肆意攻擊的對象。
毛澤東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盡管走資派把他們的資本主義複辟美化成“特色社會主義”，其實隻不過是給資本主義貼上了一個好看的商標，骨子裏還是資本主義。
走資派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搞亂了中國，把文革稱作“十年浩劫”，可是那十年老百姓過的卻是衣食無憂幸福快樂的日子，家庭和睦、尊老愛幼、助人為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與人之間沒有爾虞我詐、巧取豪奪。
再看看現在，走資派們說中國富了，中國老百姓都過上了小康的日子，這純粹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哪些人富了？普通的工人、農民有多少人成為小康人家？更多的老百姓過的卻是拋家舍業、妻離子散、家庭破碎的淒涼日子。
醜惡的資本主義製度泯滅人性喪失道德，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已經沒有別的。為了錢什麽罪惡的事情都幹得出來，不孝子孫越來越多，夫妻反目殺人碎屍屢見不鮮，離婚如同兒戲，男女私通備受吹捧。特別是一些官員，不僅幾個幾十個包養情人，而且為他們提供大量金錢肆意揮霍。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越來越多。
毛澤東時代，不必擔心被富二代的飛車撞死。不必擔心住在家裏或走在路上被豆腐渣建築砸死。不必擔心有毒酒、毒米、毒菜、毒家具、毒飲料、毒藥、毒棉花、毒牛奶、毒肉把你毒死。
不必擔心私企工廠排放的有毒物質造成空氣汙染，讓你患上某些不治之症。不必擔心有黑社會暴徒來打你、殺你。不必擔心有強盜半夜光顧你家，撬開門窗進屋宰了你。不必擔心有砍手黨、敲頭黨、飛車黨、碰瓷黨突然襲擊你，把你弄成殘疾。不必擔心你的孩子會在上學路上一去不回。不必擔心你的女性親友半夜出門會被強暴殺害。
毛澤東時代不會因為沒錢上學去自殺，不會因為沒錢買房去跳樓，不會因為父母包辦婚姻而和戀人殉情，不會因為巨大的生活壓力讓你無路可走而自殺，不會因為籌措不到孩子上大學的巨額學費而去賣腎。
毛澤東時代是真正的為老百姓謀福利的時代，那個時代沒有貪官汙吏撈錢，沒有黃、賭、毒泛濫，沒有黑社會勢力橫行。因為毛澤東抓了階級鬥爭，資產階級複辟不能得逞，人民的權力沒有喪失，所以老百姓才能過上無憂無慮幸福快樂的好日子。
盡管走資派編造了許多冠冕堂皇的理論文章大肆宣傳，但是誰都知道那是狐狸唱曲給樹上銜著肉的烏鴉聽。烏鴉被唱暈了頭，一張嘴肉掉了下去，狐狸得到了一頓美餐。
中國的老百姓被走資派右派們忽悠暈了，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特色社會主義”，結果工人農民們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失去了家庭幸福，失去了無憂無慮的生活，留給工人農民們以至他們的子孫後代的是沒有窮盡的困苦和憂傷。
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改革開放時期的特色階級鬥爭。之所以冠之以“特色”，是因為這場鬥爭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吃著共產黨的飯，砸著共產黨的鍋”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說過：“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主席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汙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抗大成立1937年，前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後來改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稱為“抗大”。作為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建立的一所大學，主要對標國民黨的黃埔軍校，來培養我黨的軍事和政治人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對中國發起全麵進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生死存亡之際，無數有誌青年放棄城市裏的舒適生活，懷揣堅定信念，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
延安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革命青年們沒有退縮。他們服從組織的安排和領導，跟著部隊住在艱苦的涵洞裏，與大家吃著簡單的食物，一邊參加生產勞動的同時，一邊在抗大裏麵進行學習和培訓。這些青年裏麵，還有大批是其他學校的學生。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喪心病狂的日寇在中國境內進行大肆轟炸。國內許多學校受到波及，如今著名的高校都在這時期進行過遷移，搬到大後方避難。比如清華北大就有一部分搬到了雲南，建立起西南聯大，浙大搬到了貴州湄潭。也有相當一部分大學搬到了陝西，他們在這裏建立了西北聯大，重新開展教學，其中，有部分學生加入“抗大”。當時許多來延安的青年，都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
但抗大的教育條件簡陋，不僅沒有寬廣的教室，也沒有合適的黑板，更別說標配的課桌木凳和粉筆了。不過即便是一無所有，他們沒有條件也會創造條件。眾人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沒有教室，他們就把簡陋的窯洞重新修整，規劃為“教室”沒有黑板，他們就用木炭灰把牆壁塗黑成了“黑板”沒有課桌板凳，他們就自己砍來木頭，將小板凳改造成“標配聽課椅”……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抗大”的教育成果意外地豐碩!
從1937年到1945年，抗大及其分校為我黨培育了近20多萬名優秀的黨政軍管理幹部，有效地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撐。剛來時，他們既有稚氣未脫、懷揣革命理念的青年學生%3B又有身經百戰，在戰場上經過艱苦考驗的軍人和戰士。他們為了理想齊聚一堂，學成以後，為了人民和新中國的事業添磚加瓦。抗大的成果，不出意外地引來了國民黨的忌恨。
在蔣介石的安排下，反動派往各城市發放報紙或者通告，試圖在輿論上對抗大進行抹黑和攻擊。對此，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演講會上，發表《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極大地鼓勵了延安的學生和老師們。
194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秘密來到延安。對於培養了大量人才的抗大，蔣介石可謂是恨之入骨卻又慕名已久，但他怎麽也沒想到，抗大的教學環境會如此簡陋。他在“教室”裏沒有看到一個正常的黑板和課桌板凳。
蔣介石心中百感交集，他對旁邊的人說道：“你們也都看見了，論設施，黃埔軍校比這裏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但真論起打仗，反倒差了不知多少倍，我想聽聽你們的高見，陪同人員聽問話，全都陷入了沉默。其實，蔣介石看到的，也不過是抗大的冰山一角罷了，這裏最重要的革命精神，他是看不到的。
對於抗大人的精神，毛主席十分讚揚，他曾說過：“你們是石器時代的人，但學的是最進步的科學。”敵人越是反對，越說明我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轉載《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
《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劉 暢 《 環球人物 》（2008年第14期）
近期，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被逐漸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驟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風捉影者稱：“抗震救災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費”。各種猜測一時風起，從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一直蔓延到毛澤東的財產來源、家庭開支。
這些不實說法傳到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那裏，他們義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來講話，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太對不起主席了！”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簡出的老人，決定一起出麵，“還毛主席一個清白！”
《吳連登，給毛主席管家12年》
在北京南長街，離故宮西門不遠，有一個名叫“澤園酒家”的餐廳，其名字是為紀念毛澤東曾居住生活過的豐澤園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澤園酒家”規模不大，掛滿了毛主席的珍貴曆史照片，這裏更像是毛主席的一個小型紀念館，每逢毛澤東誕辰，毛主席的親屬都會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到此，一起追思。
見到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便是在“澤園”。從1964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吳連登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在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吳連登算是較為年輕的一位，也是“保養”得最好的一位。他說自己68歲，但說他48歲也有人相信。人們猜測，吳老是在毛主席身邊學到了“養生秘籍”，他也不否認，還笑稱，“是學了那麽點”。
吳連登告訴記者，關於毛主席遺產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毛主席不夠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誌也常找我，讓我給他們談毛主席的生活。他們對毛主席的理論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對主席的生活，知道得還是不夠。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麽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吳連登是江蘇鹽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個“常年為地主當長工”的窮苦家庭。很多人好奇，這個和毛澤東遠隔萬裏的窮小子，為何能走進中南海，走進毛家？他又憑什麽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財政大權？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便在鹽城農機廠當雜工。不久，他考入鹽城地委招待所，成為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麽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開始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吳連登所在的鹽城隻有一個名額。領導挑遍了7個縣城，最後注意到了吳連登，開始默默觀察他。“突然有一天，領導把我叫進去，告訴我被選中去北京當服務員。北京在哪裏？有多遠？有多大？我都搞不清楚。”
吳連登就這樣“稀裏糊塗”地來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來到如此繁華的首都，吳連登“傻了”。他還沒有回過神，嚴格的訓練開始了：“現在的服務員和我們沒法比。我們一個托盤裏要放菜盤、湯盆和各種酒，我們要端著跑，如果掉下來，你就不能進餐廳服務。”不僅如此，吳連登還要學習各種知識，“了解每位中央首長的生活習慣，要手勤眼快，能從領導細微的表情動作中，體會到他們的需求。”
吳連登哪曾想，剛剛熟悉了人民大會堂的環境，他又被“盯上了”。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要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他們在我們那裏守了幾天，看每個人的資料，從周邊了解情況，暗中觀察領導在與不在時，每個人的表現有無差別。”
吳連登又被選中了，他永遠忘不了走進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麵，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進入中南海的吳連登“熱血沸騰，覺得什麽都新鮮，什麽都沒見過”。“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熟悉中南海的地理情況、每位首長的情況、首長夫人和孩子的情況、每個活動場所的崗哨情況用很短的時間，全部熟悉，全背下來。”
不久，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麵對麵交流的機會。”這天，毛主席來後，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平常業務熟練的他，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麵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麽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鹹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鹹城嗎？”毛主席這麽幽默，我就沒那麽緊張了。”
此後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吳連登有點發愣，不敢相信。“見到主席，他堅持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上。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鹹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喲。’我有些惶恐，又介紹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說：‘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想請你到我家去工作。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麽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用《反共的華人》的“官方“機構大妓院《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在2023年9月7日正式向全世界宣揚的數字是：“近20年來，截止到今年10月，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統計的退出中共黨團隊（簡稱三退）人數已經超過4.2億。“那麽這《4.2億退黨》人數怎麽來的呢？（2023年9月17日，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XX向現場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士頒發證書，包括兩個看完影片後上台表示要退出少先隊的小朋友。《《四億人的覺醒》全球公映 大陸可下載》）《近20年來》《4.2億退黨》
《反共的華人》的“官方“的主官解釋，（當時為3.6億，時間為2020年10月。）如是說：“這是全球三退義工十五年來的努力結果。中國有15億人，3.6億多其實是挺少的，因為除了特別老的人，和特別小的小孩外，絕大部分大陸人都是入過黨團隊的，你一上學就讓你要戴上紅領巾，就要入少先隊呀。戴了紅領巾，那也是邪黨的一份子了，也是需要退出的。這個三退是包括了退黨退團退隊的所有的人，所以這個數字很大，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來參與。”（“退黨”火爆 單日辦理人數增幾十倍 中共能撐多久？2020年10月14日）《十五年來》《3.6億多退黨》《中國有15億人》《3.6億多其實是挺少的》
先說數字：以上的數字，用不著高等數學。小學生就行。
《中國有15億人》？這個數字怎麽來的？這個《中國》指那些地方？這《15億人》包括哪些人？是不是將台灣地區的人也包括？是不是全世界的中國人？定義不清，張口就造個謠《中國有15億人》。
《近20年來》《4.2億退黨》，《十五年來》《3.6億多退黨》。這個《3.6億多退黨》的基數從何而來？相隔近三年，即2020年10月14日到2023年9月7日之後，怎麽就成了《十五年來》，直接到《近20年來》了？其實為三年，張口就是近五年，近三年說成近5年，張口就來造謠。
近三年的退黨人數就從3.6億多增加到4.2億，三年間0.6個億的人退黨怎麽計算出來的？退黨不是發《證書》嗎？能否公布證據？當然，借口早準備好了，隱私，保密。然而，在《2023年9月17日，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蓉向現場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士頒發證書，包括兩個看完影片後上台表示要退出少先隊的小朋友。（林丹／大紀元）》的表揚大會上讓12個成人和兩個兒童雙手舉著《退黨證書》怎麽不是隱私，不保密了？經過走線的“有兩個剛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的小朋友，當場走到台上，公開退出少先隊，與10多個大人一起領取證書。“這幾個十幾個如何湊到4.2億，張口就來造謠。
《退》，有《入》才有《退》。兩個兒童還沒上小學，也列為《退》？這種謠造得太低俗了。
《加入中國共產黨》有條件的，要求很高要有無私奉獻的精，還要嚴格審查，表現又好，按共產黨的入黨條件顯示，還要有老黨員作保再作介召人才行。再查資料顯示，《退黨》也是有一套繁鎖的手續的。這才是完正的《共產黨》的《入黨》《退黨》的常識。更重要的是要在同一級的黨組織內完成這套程序，才有效。這是常識。不懂可以上網查查學習一下也行，也不致於搞這些低俗的謠言。
然而，就是這些低俗的謠言。造謠傳謠了二十年。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蓉表示，美國移民局發布了新增移民政策指導文件，文件規定，除非有特許，共產黨或其他專製政黨及附屬機構成員將不能移民美國。此消息頒布後，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辦理三退證書的人數激增幾十倍。===沒有《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辦理三退證書的人》就是共產黨員。就不能移民美國。走線來的大陸人一上岸美國土地，一個坑就給你們挖好了，先交錢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去開《退黨證明》。那些先來美國的要想表示《反共》也要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去開《退黨證明》。《你》是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要有《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說了算。《你》來開了《退黨證明》，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如《你》不來開《退黨證明》，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那麽，《你》要小心，隨時會有被監控被舉報《你》做了“通共“的事，或說了不“忠心“美國的話了。隨時準備好美國警官來抓捕《你》。多麽可怕的《白色控怖》。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麥式白色控怖》持續了近五年。還不到一百年又將上演。不同的是這一次的《白色控怖》的發起者是《反共的華人》。
轉載《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作者：asribarragan 於 2024-9-17
通用分類:網絡文摘
過去幾年，“法輪功”邪教組織一直將所謂的“器官活摘”謠言，作為他們持續反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點。
一個由國際知名人體器官移植專家組成的團隊對這些謠言進行了全麵調查。該團隊於2017年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後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國各地，與醫生、醫院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會麵。雖然我也是這個團隊的一員，但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完全代表我個人。
首先，我認為“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截至2019年，我並未發現任何能夠證明“法輪功”成員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證據。
盡管已有上述結論，“法輪功”卻仍在繼續遊說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想僅靠幾趟中國之行就希望國際社會相信，他們的成員在中國被大規模謀殺。個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輪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把所謂的“器官活摘”打造成爭端的主題，因此他們必須想方設法讓這些謠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國際社會丟臉。
無獨有偶，某些個人和團體也一直處心積慮地試圖破壞和顛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因此所謂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為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時也被一些西方政客當成把反對中國提上議程的有利契機。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法輪功”極有可能繼續通過各種政治和學術場合，向“特定觀眾”放映所謂“器官活摘”的宣傳“紀錄片”，以博取同情。對“法輪功”來說，這是獲得公眾支持性價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輪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給世界植入一個假象，即中國存在所謂的“器官活摘”。
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作者：asribarragan 於 2024-9-17
通用分類:網絡文摘
過去幾年，“法輪功”邪教組織一直將所謂的“器官活摘”謠言，作為他們持續反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點。
一個由國際知名人體器官移植專家組成的團隊對這些謠言進行了全麵調查。該團隊於2017年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後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國各地，與醫生、醫院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會麵。雖然我也是這個團隊的一員，但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完全代表我個人。
首先，我認為“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截至2019年，我並未發現任何能夠證明“法輪功”成員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證據。
盡管已有上述結論，“法輪功”卻仍在繼續遊說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想僅靠幾趟中國之行就希望國際社會相信，他們的成員在中國被大規模謀殺。個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輪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把所謂的“器官活摘”打造成爭端的主題，因此他們必須想方設法讓這些謠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國際社會丟臉。
無獨有偶，某些個人和團體也一直處心積慮地試圖破壞和顛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因此所謂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為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時也被一些西方政客當成把反對中國提上議程的有利契機。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法輪功”極有可能繼續通過各種政治和學術場合，向“特定觀眾”放映所謂“器官活摘”的宣傳“紀錄片”，以博取同情。對“法輪功”來說，這是獲得公眾支持性價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輪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給世界植入一個假象，即中國存在所謂的“器官活摘”。
“法輪功”一直處心積慮地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並始終用這種姿態，以弱者對抗中國強權的方式展示所謂的“器官活摘”。“法輪功”的作品裏充斥著“大衛與歌利亞”式（譯注：David and Goliath，聖經故事中以弱勝強的典型）的政治表態。“法輪功”的這種定位確實頗具諷刺意味，一方麵，該組織聲稱擁有數以百萬計的活躍成員；另一方麵，它又將自己定位為弱小者、劣勢者。本文通過對“法輪功”組織及其支持者的分析，探討這種受害者心態下的具體表現。
“法輪功”組織概述
“法輪功”組織的來龍去脈和信仰教義在其他許多論述中都有詳細介紹，這裏不再贅述。不過，我為“法輪功”組織不同層級的成員進行了分類，這在其他報道中沒有提過，下文將進行介紹。需要注意的是，“法輪功”組織不認可、不接受、不讚同這些分類。
雖然“法輪功”將所有信徒都稱為學員，但結合實際，我們將“法輪功”成員分為三個不同的層級。“法輪功”的基礎是一級學員，他們與組織的關係鬆散，對組織的投入有限。這些人主要是受“法輪功”的修煉和冥想所吸引。一級學員對“法輪功”政治不感興趣，在進入或退出組織時幾乎沒有障礙。然而，這些人確實為“法輪功”的政治屬性提供了重要掩護。
“法輪功”的第二層級修煉者承諾朝著“圓滿”的最終目標努力，並嚴格遵循“法輪功”教義，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他們致力於“修煉”——這是“法輪功”的重要教義，要求個人為組織的政治利益作出犧牲。他們積極參與各種活動，目標是最大限度地損害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聲譽。
“法輪功”的最高級別成員是三級領導層。他們控製“法輪功”網站和媒體，並為“法輪功”組織提供政治指導。三級領導層不需要遵循“法輪功”教義，但因其領導地位和引路人身份受到二級修煉者的尊敬。他們由大學教師、政客人士等受過教育的個人組成，在“法輪功”的核心圈子裏大展拳腳。李洪誌是他們公認的精神領袖，而負責執行政治戰略的則是這群知識分子。“法輪功”主要媒體《大紀元時報》則負責大肆吹捧這群人。一係列展示這群領導層的宣傳材料已在國際上廣泛傳播，以紀錄片形式呈現，製作精良。
三級領導層利用網絡技術開發了一套與學員溝通的有效方法，該技術能夠實時更新主要政治文件。他們安排“法輪功”學員在網絡上閱讀電子版教義，而非紙質版。這使得那些控製著“法輪功”媒體的人能夠隨時改變成員的特定信仰，並將預期政治行為及時傳達給他們。領導層還管理著其他許多負責散播謠言的團體。2017年，“醫生反對強製摘取器官組織”（DAFOH）發出的聲音可能是這些分支團體裏最響亮的。
然而，無論“法輪功”成員層級如何，主題都是將自己呈現為受害者的姿態。因此，該組織似乎堅信，真實陳述事實、真正體現透明度隻是對社會的正常期望，但不包括自己。“法輪功”認為，自己作為受害者和弱勢群體，騷擾任何妨礙其政治目標的個人或組織都是合理的。
“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2019年1月的情況
國際“法輪功”激進主義經常攻擊參與器官移植的醫學專家，他們在全球發起運動，各地相互配合，通過所謂的“器官活摘”博取全世界的同情。這儼然已成為該組織賴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2015年1月，中國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贈體係。截至2016年9月，在中國成功獲得器官移植的外國人顯著減少。事實上，鑒於中國目前器官短缺，我還遇到了前往其他國家進行移植的中國公民。截至2019年1月，隻有極個別外國人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均發生在未經政府批準、私自經營的黑診所裏。盡管鐵證如山，但“法輪功”的骨幹成員依然嘴硬——因為如果所謂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麽“法輪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論也將站不住腳。
上文講過，我是一個國際團隊的成員，在器官移植的各方麵都具備專業知識，並經常與中國移植專家合作。該團隊與中國醫生合作，他們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治療服務，為患者進行移植手術做好準備，並在患者接受供體器官後為他們提供終身善後護理。該團隊還與一些外科醫生合作，這些外科醫生從捐贈者那接受供體器官並將其移植到接受者體內。此外，他們還與負責獲取、保存、運送和分配供體器官的中國器官獲取組織（OPO）合作，該組織會基於臨床需求和名單上的等待時間來決定誰先接受供體器官。最後，該團隊還與醫院管理人員、衛生部代表和患者倡導團體合作。
但是，我並沒有找到能證明中國“器官活摘”的證據。因此，我本人會繼續支持和鼓勵還在進行中的器官移植改革。雖然新的器官移植體係在很大程度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但確實已經取得了重大改進。
盡管提供了上述證據，但“法輪功”仍然堅持認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都是“器官活摘”的受害者。他們在許多地方仍然開展此類宣傳活動，均有記錄。但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麽“法輪功”選擇“器官活摘”作為他們的核心話題。
首先，“法輪功”的教義對醫學持普遍懷疑態度，而這一點被“法輪功”三級領導層利用到了極致。在他們的教義之下，修煉者對移植的整個概念充滿懷疑。在香港器官移植會議上，我就曾被“法輪功”學員抗議——他們認為器官衰竭的人都該死，器官衰竭是因果報應的結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隻能帶來排異，隻會破壞移植的器官。“法輪功”三級領導層之所以在政治宣傳中以器官移植外科醫生為目標，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故事很容易被二級修煉者理解和接受。它在“法輪功”內部影響力很大，符合其一直以來的敘事風格。
然而，國際社會一直歡迎中國移植專家的參與和融入，而此舉更是促成中國與其他器官移植體係早已成熟的國家間密切且高水平的接觸。2016年至2017年的參與更是促成雙方的合作，按照國際標準在中國發展器官移植，這些合作大大加深了外界對中國器官捐贈和移植的了解。正是通過這種接觸，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
這種國際參與對“法輪功”來說是一場公關災難。他們的反應極其激烈，分別在2016年9月香港國際器官移植大會、2017年2月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和2017年9月日內瓦“國際器官捐獻與獲取大會”上演了歇斯底裏的抗議。
2017年末，對於國際專家訪問中國，“法輪功”似乎在挖空心思贏得更廣泛的支持者。例如，當西方政客或記者想要發表反華評論時，他們就會提到所謂的“器官活摘”，以此作為他們的論據。在這樣的圈子裏繼續傳播謠言是“法輪功”現有的一個重要策略。然而，這一策略並非萬無一失。2017年10月，同情“法輪功”的媒體報道稱馬航MH370飛機墜毀悲劇與所謂的“器官活摘”有關。但這種離奇的謠言不可能幫到“法輪功”，尤其是MH370遇難者家屬迫切希望找到親人的線索，這種言論隻會給他們帶來痛苦。
真相VS“真相”
雖然所謂的“真”是“法輪功”核心教義之一，但“講真相”概念的產生似乎隻與其政治目的相關，與其說它是“法輪功”的核心內在價值，不如說是針對全球受眾精心策劃的宣傳。
由於“法輪功”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所以他們的“研究”和“證據”通常很難達到常規大學研究人員需要達到的水平，往往經不起審查和推敲。一些西方記者和學者告訴我，他們之所以沒有對“法輪功”的“研究”結果挑毛病，是因為他們直接就將“法輪功”視為“受害者”。還有一些西方記者和大學教師也不願意去質疑“法輪功”的所謂“真相”，因為他們擔心遭到報複，甚至攻擊。
我對此類攻擊有過親身經曆，其他幾位研究“法輪功”的獨立學者也未能幸免。此外，大多數研究機構開展研究要求經過倫理審批程序，但“法輪功”的“研究”不受此約束。“法輪功”使用的研究方法缺乏所有公認的嚴格標準，他們在國際會議上提供的數據也不是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進行收集。
基於“法輪功”的所謂“真相”，我與幾個“法輪功”成員進行了交談，他們於2016年8月在香港一個國際移植會議外分發《大紀元時報》，每次都說《大紀元時報》代表著“真相”。2017年，《大紀元時報》的總體目標是動員大量政治活動人士，招募境外有影響力的人士和組織來支持他們的所謂“事業”。而所謂的“器官活摘”充當了便捷、高效、極具衝擊力的工具，推動著“法輪功”事業向前發展。
我不接受“法輪功”謠言的最後一個重要方麵是，任何敢於質疑所謂“器官活摘”的人，都會自動變成所有人權活動人士的敵人、中國政府的合謀。這個邏輯簡直荒謬至極。據我所知，質疑“法輪功”“器官活摘”謠言的移植專家，或批評“法輪功”教義的宗教研究學者，都與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政治聯係。“法輪功”的這些謠言之所以人人唾棄，是因為它們是虛假和捏造的，而不是因為它們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或國家治理體係相衝突。
“法輪功”的受害者
雖然“法輪功”有意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但值得探討的是，對於“法輪功”這種受害者形象的形成，其三級領導層負有主要責任。2017年9月，我遇到了前“法輪功”成員。在與這些人的交談中，我發現他們承受了來自“法輪功”領導層的高壓——即使遵守領導層的要求意味著可能違反中國法律並將受到法律製裁。
無論“法輪功”學員對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有何看法，但現在總部設在美國的“法輪功”領導層明確向中國境內的學員施壓，要求他們違法犯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也顯然不符合個體的最佳利益。“法輪功”不顧學員們麵臨法律製裁的風險，不惜代價將他們塑造成“受害者”，以達到自己的政治宣傳目的。這些二級修煉者出於對“法輪功”的盲目忠誠和奉獻參與政治活動，並相信參與政治活動有利於自己的修煉提升。然而，當學員們參與政治活動時，三級領導層卻迅速逃離了中國，在美國重新定居。到了美國，再招募新的三級領導層來領導戰略轉型，成為一個政治活躍組織。三級領導層必須對二級修煉者在中國的犯罪行為負直接責任。
最令人擔憂的受害者群體也許是“法輪功”信徒的家庭成員。2016年，我在紐約和中國台北與“法輪功”成員的家庭進行了私下交談，發現許多二級修煉者的成年子女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其中以失去母親居多。他們聲稱，母親將自己的愛獻給了“法輪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一些“法輪功”成員將“放下執著”的教義解釋為放棄家庭，將愛、感情和歸屬感轉向“法輪功”。
紐約的“法輪功”組織大肆宣揚，稱與家庭脫離關係不一定是突然發生的，與其他邪教不同，它不會公開譴責家庭生活。但是成年孩子卻說，他們的母親慢慢地退出了家庭生活，導致他們失去了家庭的關愛。奇怪的是，似乎也沒有人嚐試將家庭成員納入“法輪功”修煉中。這或許是因為家庭成員被視為執著和負累。因此，與僅僅拉攏家庭成員相比，“放下執著”在修煉提升方麵更有成效。另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他的“法輪功”母親拒絕與自己說話，因為母親懷疑他是同性戀（“法輪功”教義中禁止同性戀）。還有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她的“法輪功”母親責備她，因為她嫁給了外國人。對虔誠的“法輪功”學員來說，跨種族通婚是不被允許的。
中國台北的“法輪功”家庭成員揭示了一係列特別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法輪功”學員拒醫拒藥——不僅是他們自己，也包括他們的孩子。“法輪功”拒絕醫學是眾所周知的，但拒絕為兒童提供醫療服務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必須予以譴責。這些無辜的受害者不僅失去了家庭提供的關愛和安全，而且還可能因得不到醫療直接受到傷害。
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法輪功”
在從準精神組織向政治組織過渡的整個過程中，“法輪功”作為受害組織的戰略定位始終沒變。“法輪功”登上政治舞台後，成千上萬的一級學員對政治激進主義毫無興趣，於是便離開了。留在“法輪功”的二級修煉者成為了中堅力量，雖然人數少，但投入程度更高。2017年，除了“法輪功”這一名稱和幾條教義，組織最初的東西所剩無幾，而這些教義現在被操縱，賦予了這個新的政治組織截然不同的意義。
隨著中國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西方政黨、政府和媒體組織，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爭辯和討論聲越來越大。作為對中國崛起的總體反應，“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的出現正當時，也為“法輪功”的有利報道提供了素材。適逢西方媒體機構預算削減，資源壓縮，難以開展長期調查性新聞報道，於是便未經任何驗證，就對一些“法輪功”的文件簡單“粘貼複製”。對於媒體宣傳來說，這既方便又廉價，一方麵能夠對中國的發展及其國內事務產生負麵影響，另一方麵也是“法輪功”宣傳機器的一筆意外收獲。
外，“器官活摘”謠言還給“法輪功”吸引了不少同情者，讓這些人無償為其提供政治、宣傳和教義方麵的谘詢。與此同時，這些顧問們則被《大紀元時報》大曬特曬，成為了“法輪功”的英雄。有一些年長的政客、律師和學者利用《大紀元時報》為自己積累反華活動的資本。雖然他們本身不一定有酬勞，但他們將法輪功學員變成自己的忠實粉絲，以此提高自己的國際形象，在社交媒體上積累大量人氣。隨後，乘著這種大受歡迎的東風，再參加全球範圍內的有償演講活動——這筆賬不論怎麽算，其潛在回報都相當可觀。
“法輪功”是邪教嗎？
我在公開論壇上多次表示，我認為“法輪功”就是一個邪教。原因很多，但將“法輪功”定義為邪教的首要因素是：對任何敢於批評他們的團體和人員，該組織的態度和反應。“法輪功”向我的雇主提出了幾項正式投訴，還處心積慮地想讓我退出國際人體器官移植會議。“法輪功”不敢以正常且公認的學術方式，就他們的不同意見與我進行辯論，而是選擇了卑鄙的方式阻止我發言。他們的這種行為是我將其判斷為邪教的原因之一。
此外，“法輪功”領導層還將《大紀元時報》作為另一種報複手段——常見的做法是在《大紀元時報》或其他幾家“法輪功”網站媒體上發表抨擊文章，抹黑詆毀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他們的典型報複行為是，妄稱該學者沒有資格了解“法輪功”，所以他們寫的都是錯的。學者們在會議上遭到他們的侮辱質問，在公開場合被罵“愚蠢”，並在公開演講時被罵“沒人把你當回事”。“法輪功”這種尖酸刻薄的反應，再次成為他們邪教特征的生動寫照。除此之外，這些攻擊通常還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過來。我本人每天都會收到來自“法輪功”及其支持者的電子郵件。
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法輪功”便可以攻擊任何人或組織，而如果攻擊失敗，也不會產生任何後果。然而，對於大多數專業學者來說，如果對一位學者的行為進行正式投訴，如果這個投訴最後被認定毫無依據，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可能會嚴重損害學者的專業聲譽，也可能導致法律訴訟。然而，對於“法輪功”來說，卻不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因此，批評“法輪功”的學者們知道，他們將不斷、反複收到各種投訴，被要求對每一個投訴作出全麵回應。對於所有批評“法輪功”的作者來說，這些已經司空見慣，並已成為他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結論
在這一章中，我探討了“法輪功”是如何利用受害者策略來推行其政治議程，來反對中國政府或任何敢於公開反對他們的政黨的。盡管國際專家多次到訪中國展開調查，卻並未發現所謂“器官活摘”的證據，但“法輪功”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所謂的“研究”避開了倫理機構的嚴肅審查，因此，根據世界各地絕大多數研究機構遵循的協議，這些“研究”將無法發表。“法輪功”遂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媒體網絡來傳播這一“研究”，鼓吹他們的議程。此外，他們還得到了西方記者和學者的支持，後者忌憚中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中作用日益凸顯。任何質疑“法輪功”“研究結果”的學者都會受到持續不斷的報複性攻擊，既有專門報複，也有個人攻擊。
但無論“法輪功”如何阻撓，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專家都將繼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盡管處理這些反複投訴和抗議確實需要一些時間，也確實惡心人，但這隻會反過來激勵那些相信客觀真相而不是“法輪功”“真相”的人繼續前行，並與中國器官移植專家建立更密切的聯係。
西方媒體界和學術界對“法輪功”的支持，更多的是為了針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而非真正支持“法輪功”的謠言。因此，隨著世界適應全球新秩序，對“法輪功”的支持必然會減弱。“法輪功”已經好些年沒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新證據了。事實上，雖然他們慶祝鼓吹“器官活摘”謠言的書籍出版十周年，但這也證明了，除了十年前老掉牙的荒誕說法，他們已經沒有什麽新把戲了。
隨著中國器官移植越來越融入國際移植界，“法輪功”毫無根據的謠言也將越來越難以為繼。國際移植界必須與中國持續合作，努力解決全球移植器官短缺問題，並製定有效的解決方案，以利於所有需要及時獲得器官移植服務的患者。
“法輪功”的生存空間將取決於能否吸引新的年輕人加入該組織，尤其是年輕華裔。然而，它很難吸引更多的年輕新成員了。我與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進行了廣泛接觸，總的來說，他們似乎對“法輪功”不屑一顧。因此，“法輪功”無法成為一股可持續的政治力量。散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似乎特別質疑“法輪功”，特別是質疑其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影響。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法輪功”的規模會不斷縮小，並最終像之前的許多邪教一樣，在幾年內不複存在.
否定過去的錯誤是正確的，否定過去的正確是錯誤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正確的，要否定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史實。當時是正確的選擇。
為什麽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正確的呢？
一、人都是一樣的，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一點，恐怕除了個別地主和資本家都是同意的。既然如此，農民祖祖輩輩在農村勞動生活，市民為什麽就不能去農村勞動生活？市民中的知識份子就不能去農村勞動生活？我看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
農民是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朝黃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其辛苦盡人皆知。正是由於農民的辛勤勞作，我們才有糧、肉、蛋、禽、奶、油和蔬菜吃，否則城裏人吃什麽？而受過中等、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去農村勞動鍛煉三年五載，體驗一回“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什麽不對？有什麽不應該的？
有些知識份子真的連韭菜、小麥、青草都分不清，隻知道貪圖享樂，讓他們到農村勞動生活，不僅對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養成勤勞節儉的習慣有好處，而且對他們的一生都大有益處。這就說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方向沒有錯，是正確的。而且當時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知青就是培養的對象之一，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如今，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我看這還是一個問題。
二、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說到底還得依靠知識，依靠科學技術。可是由於我國的國力較弱、城鄉發展不平衡、傳統思維習慣和曆史上不重視農村教育等多種因素，造成農村學校少、上學讀書的人少，受過中等、高等教育的農民則更少。這一點，恐怕左派、右派和中派，中國人、外國人以及崇洋媚外的人都沒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口從剛解放時的4萬萬5千萬，增加到現在的13億多，20世紀70年代大約是8億，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即使農村受教育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但仍然是極少數。就拿現在來說，七八億農村人口，有多少上過中學、大學？而且上過中專、大學的，大部分都留在城裏了，有幾個回農村勞動生活呢？據我所知，中學畢業生在農村勞動生活的也不多，大部分當了小學老師、進了鄉鎮縣城謀生，或者外出打工去了。
要想在短期內改變農村人口的知識結構是不可能辦到的，而農村發展又需要知識，需要科學技術，但有知識懂技術的人都不願意在農村勞動生活，這怎麽辦呢？建設新農村靠誰呢？
都說農村落後，又都不願為農村建設出力，這個現象是很不正常的。需要決定出路。農村需要知識份子，動員知識份子上山下鄉顯然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農村需要人才，而城市人才閑置，那就應該讓人才到農村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必須是，不僅知識青年應該到農村去，與社會科學沾邊的、涉農的領導、專家、學者、教授、研究員等更應該到農村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聽一聽農民的心聲，看一看農村人民公社的現實，找一找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搞清楚中國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方向，回到城裏認真研究一些日子，然後再發表自己的“對策”。
雖然這樣做費勁一點，但也更慎重一點，更接近於真理一點。坐在大樓裏，關在屋子裏，閉門造車，造不出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民心的車來。也許你造出來的車很現代，但在城裏跑堵車，在農村跑顛簸，總之是跑不快，還容易將車碰壞或翻車。等發生了事故再來追究責任，不僅也很麻煩，而且也晚了，造成的損失難以挽回了。
到農村人民公社去勞動生活、調查研究，知識青年可以帶個頭，給那些領導、專家、學者、教授、研究員等帶個頭。因為明天是屬於年輕人的。
三、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前，農村是比較封閉落後的，有一些習慣很不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給農村人民公社帶來了新文明，形成了新風氣。
過去，農村很少有像樣的廁所，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後，建議農村人民公社裏修了公用廁所；過去，農民是不刷牙的，個別愛幹淨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隔幾天用鹽水、茶水漱漱口，知識青年來到農村人民公社後，一些青年人跟著他們學，紛紛買來牙膏、牙刷開始刷牙了；過去，農民是不經常洗澡的，甚至頭髒了也不洗，知識青年來到農村人民公社後，一些青年人跟著他們學，從經常洗頭做起，越來越愛幹淨、越來越講衛生了。
最重要的是，知識青年充滿青春的活力，活潑、愛動、大膽，經常唱歌、彈吉他，把一部分喜歡吹拉彈唱的農民帶動起來了，經常聚在一起搞文藝活動。貪下中農的孩子讀書的小學，受其影響，每學期都舉行文藝表演。
個別知識青年還與貪下中農裏的姑娘、小夥子談戀愛、結婚，在城鄉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密切了城鄉關係，建立了魚水深情。
就我的親身體驗來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期，是農村人民公社發展的最好時期之一，糧食連年豐收，社會新風蒸蒸日上。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很多知青是貪下中農家的常客，還有一個知青就住在貪下中農家，貪下中農們像親兄弟、親姐妹。有很多貪下中農等農戶過節日或平時做好吃的，都要請知青來家一起吃。
既然知識青年為農村發展發揮了“知識”的作用，起到了“文明”的表率，特別是為縮小城鄉差距，消除兩極分化，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發揮了積極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那麽就是正確的，而且對後世具有許多值得總結、值得借鑒的經驗。
總之，知識青年對農村的文明啟蒙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四、知識青年在農村人民公社鍛煉成長，走上重要的領導崗位。
一些知識青年不怕吃苦，髒活、重活、累活搶著幹，與農村人民公社的小夥子、“鐵姑娘”開展勞動競賽，從不示弱，成為農村人民公社當地的楷模。在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入團、入黨、提幹。有一個上海知青，從農村人民公社副書記破格提拔為縣委副書記；還有一個天津知青擔任農村人民公社大隊團支部書記不到三年，就被提拔為農村人民公社副書記。那個時期，從政治上來說，知識青年是有出路的、有前途的，而且不用請客、送禮、行賄，隻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深感到，那個時候提幹，的確是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而不像現在這樣明碼標價地公開買官賣官。
當然，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力勞動是要流汗的，是很艱苦的，但付出總會有回報，而且這個回報是基本平等的。
既然農村人民公社為知識份子的健康成長提供了舞台，創造了條件，而且對那些成績突出的知識份子給予重用，沒有浪費人才，沒有埋沒人才，說明上山下鄉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政策是沒有錯誤的。
還須說明的是，知識青年到農村的確是有安置費的，大部分是二三百元，有的是四五百元。當時，國家拿出幾百元就相當於今天的幾千元，單身一人在農村安家，有這麽多錢是花不了的。有些農村人民公社還專門給知識青年修建了一排“知青宿舍”，配備了專門的炊事員。
1977年恢複高考，農村人民公社的小隊、大隊、公社都為願意報名參加考試的知青提供方便條件，讓他們回家複習備考。
在知青大返城時期，有個別知青不願意走，還想留在農村繼續幹，真有紮根農村的想法，村幹部、村民們還勸他們回城。
應該大聲地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正確的，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中國在今後，還會出現第二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此，中國將真正走上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