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文革》中的1968年，在黃土高原上的甘肅會寧出了一個新聞人物，這個新聞人物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城鎮居民，因為她的那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波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這場曠古未有、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在中華大地上綿延了20餘年，全國近20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祖國各地都留下了下鄉知識青年的身影和足跡、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歡樂和痛苦、光榮和夢想。他們在農村的廣闊天地裏經曆錘煉了意誌。首創了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和王大娘的那句話一夜之間在全國出了名。
王大娘名叫王秀蘭，1915年生，會寧縣五十鋪河西坡（今甘溝鄉）人。王秀蘭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文化不識字，39歲丈夫去世後一直含辛茹苦的撫養幾個孩子。她心地善良，為人正直，經常幫助親朋好友，與鄉鄰們相處的很好。
1965年王秀蘭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吃苦耐勞，經常積極參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動，一有空閑就幫助縣麵粉廠抖掃麵袋，從來不要一分錢，經常義務積肥，無償支援農業生產，“文革”中她被樹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表示要帶頭下鄉。當時50歲的王秀蘭在動員其兒媳下鄉時說：“貧下中農在鄉下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麽一定要住在城市裏吃閑飯，靠別人養活？”這個動員會開罷不到10天，她就帶領全家人到當時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隊四百戶生產隊(現白草原鄉一帶)安家落戶,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
在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年代裏．城鎮居民下鄉參加農業生產，自然是一件特大的“新生事物”。王大娘帶領兒媳下鄉落戶的事跡在會寧縣立即被作為典型，號召全縣居民學習。後來王秀蘭的事跡為什麽會傳遍全國，並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呢？這件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複雜的曆史背景。“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
五十年代初期，新興的共和國剛從連年的戰爭環境中走出來，工業、手工業、商業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城市的就業水平隻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１９５３年，中國經濟建設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新階段，在這個工業經濟起飛的關鍵時期，卻麵臨一個尖銳矛盾：一方麵教育事業發展較快，但規模、結構不盡合理，中小學生入學率雖較高，而高等教育的發展卻不能滿足他們的升學要求，一部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凸現出來，且愈來愈突出，1953年，全國小學畢業生260萬人，而初中所能容納的學生卻十分有限；另一方麵，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又需要大批的勞動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識青年。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社論，要求各地積極幫助青年人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向知識青年提出下鄉的號召。
接著，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上批語：“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9月4日，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批下了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名句：“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從上述曆史背景看，五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固然有解決城市就業難題的一麵，或者是說解決當時的“糧食短缺困難”問題，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時的決策者要加快改變當時農村的落後麵貌，解決農村缺少文化的現實問題，爭取“幾年之後，就可以掃除一億多文盲。”（見共青團曆史大事記.1955年）也是較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開始精簡下放城市和企業人員，知識青年下鄉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來。“大躍進”運動中，全中國有2600萬人被精減下放，中國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
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1958年~1965年之間，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鎮居民下放，完全是源於三年自然災害引起的當時的國民經濟極度困難，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果斷措施，動員和組織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為此發布了通知。從此，上山下鄉被列入黨和國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範圍，並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這一階段由於政策適當，步子穩妥，工作進展比較順利，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５年內全國共有１２９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當時中央再次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為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方針，其深層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加強農業，直接原因是當時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造成了經濟形勢，城鄉人口比例失調，加強農業、增產糧食、大規模壓縮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成為當務之急。
後來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山下鄉被稱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和防止修正主義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一體》的社論。
毛主席、黨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把上山下鄉運動促成高潮，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紅衛兵曆史使命結束，就需要動員他們到農村去；而中蘇關係緊張，為了備戰，動員城市裏的人到農村去，可能也是一個因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並加了編者按。在”文革”的年代裏，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估價、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評論，一般都是以“二報一刊”的形式及時披露出來，以供人民群眾學習、貫徹。《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在《人民日報》發稿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及全國各個報刊先後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一文。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媒體,也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道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了推動上山下鄉的典型，作為“黃土高原上的一麵紅旗”，全國有許多省縣派人來參觀學習。王秀蘭也因為那句豪言壯語，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核心人物。廣播上有聲，報紙上有名，電影記錄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會寧縣，更認識了“王大娘”。王秀蘭成了當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大名人。她還被選為定西地區（現會寧縣屬白銀市）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兩名代表之一，於1975年1月赴北京參加全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回縣後不久，在河畔公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8年1 2月23 日，會寧縣革命委員會做出了《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下鄉落戶的決定》，將城鎮人口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改為知識青年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1969年1月11日，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在會寧縣召開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現場會議，總結會寧縣知識青年、城鎮居民安家落戶的經驗，要求全省掀起一個上山下鄉的新高潮。會議期間組織城鎮居民2700多人和城區66、67、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794人，汽車裝家具行李，人員整隊從會師門出發，下農村安家落戶，並拍攝了現場記錄片。
1970年5月以後，下鄉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知識青年上，並形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製度。知識青年、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從1968年開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才停止。
10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23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曆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係在一起。
走資派上台後的1978年10月“揭、批、查”運動中，下鄉居民要求返城。從70年代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1978年底，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實行“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城市安排”的四個原則。並提出舉辦大學分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為更多的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創造學習和就業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妥善就業。此後，隨著政策的落實，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告一段落。
促成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既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和平演變這樣的宏觀戰略動機，也有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實際考慮，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紅衛兵運動，穩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有它積極的一麵。一方麵緩解了城市就業困難，支援了農業建設，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同時也使知識青年本身得到了鍛煉。從另一個角度講，上山下鄉使他們更早地投身了社會，受到了磨煉，增長才幹，體驗了民間的疾苦。由於有這段經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了社會的精英。
轉載《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
《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劉 暢 《 環球人物 》（2008年第14期）
近期，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被逐漸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驟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風捉影者稱：“抗震救災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費”。各種猜測一時風起，從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一直蔓延到毛澤東的財產來源、家庭開支。
這些不實說法傳到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那裏，他們義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來講話，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太對不起主席了！”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簡出的老人，決定一起出麵，“還毛主席一個清白！”
《吳連登，給毛主席管家12年》
在北京南長街，離故宮西門不遠，有一個名叫“澤園酒家”的餐廳，其名字是為紀念毛澤東曾居住生活過的豐澤園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澤園酒家”規模不大，掛滿了毛主席的珍貴曆史照片，這裏更像是毛主席的一個小型紀念館，每逢毛澤東誕辰，毛主席的親屬都會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到此，一起追思。
見到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便是在“澤園”。從1964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吳連登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在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吳連登算是較為年輕的一位，也是“保養”得最好的一位。他說自己68歲，但說他48歲也有人相信。人們猜測，吳老是在毛主席身邊學到了“養生秘籍”，他也不否認，還笑稱，“是學了那麽點”。
吳連登告訴記者，關於毛主席遺產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毛主席不夠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誌也常找我，讓我給他們談毛主席的生活。他們對毛主席的理論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對主席的生活，知道得還是不夠。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麽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吳連登是江蘇鹽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個“常年為地主當長工”的窮苦家庭。很多人好奇，這個和毛澤東遠隔萬裏的窮小子，為何能走進中南海，走進毛家？他又憑什麽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財政大權？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便在鹽城農機廠當雜工。不久，他考入鹽城地委招待所，成為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麽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開始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吳連登所在的鹽城隻有一個名額。領導挑遍了7個縣城，最後注意到了吳連登，開始默默觀察他。“突然有一天，領導把我叫進去，告訴我被選中去北京當服務員。北京在哪裏？有多遠？有多大？我都搞不清楚。”
吳連登就這樣“稀裏糊塗”地來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來到如此繁華的首都，吳連登“傻了”。他還沒有回過神，嚴格的訓練開始了：“現在的服務員和我們沒法比。我們一個托盤裏要放菜盤、湯盆和各種酒，我們要端著跑，如果掉下來，你就不能進餐廳服務。”不僅如此，吳連登還要學習各種知識，“了解每位中央首長的生活習慣，要手勤眼快，能從領導細微的表情動作中，體會到他們的需求。”
吳連登哪曾想，剛剛熟悉了人民大會堂的環境，他又被“盯上了”。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要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他們在我們那裏守了幾天，看每個人的資料，從周邊了解情況，暗中觀察領導在與不在時，每個人的表現有無差別。”
吳連登又被選中了，他永遠忘不了走進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麵，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進入中南海的吳連登“熱血沸騰，覺得什麽都新鮮，什麽都沒見過”。“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熟悉中南海的地理情況、每位首長的情況、首長夫人和孩子的情況、每個活動場所的崗哨情況用很短的時間，全部熟悉，全背下來。”
不久，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麵對麵交流的機會。”這天，毛主席來後，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平常業務熟練的他，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麵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麽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鹹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鹹城嗎？”毛主席這麽幽默，我就沒那麽緊張了。”
此後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吳連登有點發愣，不敢相信。“見到主席，他堅持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上。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鹹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喲。’我有些惶恐，又介紹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說：‘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想請你到我家去工作。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麽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用《反共的華人》的“官方“機構大妓院《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在2023年9月7日正式向全世界宣揚的數字是：“近20年來，截止到今年10月，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統計的退出中共黨團隊（簡稱三退）人數已經超過4.2億。“那麽這《4.2億退黨》人數怎麽來的呢？（2023年9月17日，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XX向現場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士頒發證書，包括兩個看完影片後上台表示要退出少先隊的小朋友。《《四億人的覺醒》全球公映 大陸可下載》）《近20年來》《4.2億退黨》
《反共的華人》的“官方“的主官解釋，（當時為3.6億，時間為2020年10月。）如是說：“這是全球三退義工十五年來的努力結果。中國有15億人，3.6億多其實是挺少的，因為除了特別老的人，和特別小的小孩外，絕大部分大陸人都是入過黨團隊的，你一上學就讓你要戴上紅領巾，就要入少先隊呀。戴了紅領巾，那也是邪黨的一份子了，也是需要退出的。這個三退是包括了退黨退團退隊的所有的人，所以這個數字很大，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來參與。”（“退黨”火爆 單日辦理人數增幾十倍 中共能撐多久？2020年10月14日）《十五年來》《3.6億多退黨》《中國有15億人》《3.6億多其實是挺少的》
先說數字：以上的數字，用不著高等數學。小學生就行。
《中國有15億人》？這個數字怎麽來的？這個《中國》指那些地方？這《15億人》包括哪些人？是不是將台灣地區的人也包括？是不是全世界的中國人？定義不清，張口就造個謠《中國有15億人》。
《近20年來》《4.2億退黨》，《十五年來》《3.6億多退黨》。這個《3.6億多退黨》的基數從何而來？相隔近三年，即2020年10月14日到2023年9月7日之後，怎麽就成了《十五年來》，直接到《近20年來》了？其實為三年，張口就是近五年，近三年說成近5年，張口就來造謠。
近三年的退黨人數就從3.6億多增加到4.2億，三年間0.6個億的人退黨怎麽計算出來的？退黨不是發《證書》嗎？能否公布證據？當然，借口早準備好了，隱私，保密。然而，在《2023年9月17日，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蓉向現場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士頒發證書，包括兩個看完影片後上台表示要退出少先隊的小朋友。（林丹／大紀元）》的表揚大會上讓12個成人和兩個兒童雙手舉著《退黨證書》怎麽不是隱私，不保密了？經過走線的“有兩個剛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的小朋友，當場走到台上，公開退出少先隊，與10多個大人一起領取證書。“這幾個十幾個如何湊到4.2億，張口就來造謠。
《退》，有《入》才有《退》。兩個兒童還沒上小學，也列為《退》？這種謠造得太低俗了。
《加入中國共產黨》有條件的，要求很高要有無私奉獻的精，還要嚴格審查，表現又好，按共產黨的入黨條件顯示，還要有老黨員作保再作介召人才行。再查資料顯示，《退黨》也是有一套繁鎖的手續的。這才是完正的《共產黨》的《入黨》《退黨》的常識。更重要的是要在同一級的黨組織內完成這套程序，才有效。這是常識。不懂可以上網查查學習一下也行，也不致於搞這些低俗的謠言。
然而，就是這些低俗的謠言。造謠傳謠了二十年。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蓉表示，美國移民局發布了新增移民政策指導文件，文件規定，除非有特許，共產黨或其他專製政黨及附屬機構成員將不能移民美國。此消息頒布後，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辦理三退證書的人數激增幾十倍。===沒有《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辦理三退證書的人》就是共產黨員。就不能移民美國。走線來的大陸人一上岸美國土地，一個坑就給你們挖好了，先交錢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去開《退黨證明》。那些先來美國的要想表示《反共》也要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去開《退黨證明》。《你》是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要有《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說了算。《你》來開了《退黨證明》，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如《你》不來開《退黨證明》，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那麽，《你》要小心，隨時會有被監控被舉報《你》做了“通共“的事，或說了不“忠心“美國的話了。隨時準備好美國警官來抓捕《你》。多麽可怕的《白色控怖》。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麥式白色控怖》持續了近五年。還不到一百年又將上演。不同的是這一次的《白色控怖》的發起者是《反共的華人》。
轉載《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作者：asribarragan 於 2024-9-17
通用分類:網絡文摘
過去幾年，“法輪功”邪教組織一直將所謂的“器官活摘”謠言，作為他們持續反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點。
一個由國際知名人體器官移植專家組成的團隊對這些謠言進行了全麵調查。該團隊於2017年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後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國各地，與醫生、醫院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會麵。雖然我也是這個團隊的一員，但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完全代表我個人。
首先，我認為“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截至2019年，我並未發現任何能夠證明“法輪功”成員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證據。
盡管已有上述結論，“法輪功”卻仍在繼續遊說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想僅靠幾趟中國之行就希望國際社會相信，他們的成員在中國被大規模謀殺。個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輪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把所謂的“器官活摘”打造成爭端的主題，因此他們必須想方設法讓這些謠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國際社會丟臉。
無獨有偶，某些個人和團體也一直處心積慮地試圖破壞和顛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因此所謂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為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時也被一些西方政客當成把反對中國提上議程的有利契機。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法輪功”極有可能繼續通過各種政治和學術場合，向“特定觀眾”放映所謂“器官活摘”的宣傳“紀錄片”，以博取同情。對“法輪功”來說，這是獲得公眾支持性價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輪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給世界植入一個假象，即中國存在所謂的“器官活摘”。
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作者：asribarragan 於 2024-9-17
通用分類:網絡文摘
過去幾年，“法輪功”邪教組織一直將所謂的“器官活摘”謠言，作為他們持續反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點。
一個由國際知名人體器官移植專家組成的團隊對這些謠言進行了全麵調查。該團隊於2017年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後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國各地，與醫生、醫院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會麵。雖然我也是這個團隊的一員，但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完全代表我個人。
首先，我認為“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截至2019年，我並未發現任何能夠證明“法輪功”成員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證據。
盡管已有上述結論，“法輪功”卻仍在繼續遊說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想僅靠幾趟中國之行就希望國際社會相信，他們的成員在中國被大規模謀殺。個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輪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把所謂的“器官活摘”打造成爭端的主題，因此他們必須想方設法讓這些謠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國際社會丟臉。
無獨有偶，某些個人和團體也一直處心積慮地試圖破壞和顛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因此所謂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為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時也被一些西方政客當成把反對中國提上議程的有利契機。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法輪功”極有可能繼續通過各種政治和學術場合，向“特定觀眾”放映所謂“器官活摘”的宣傳“紀錄片”，以博取同情。對“法輪功”來說，這是獲得公眾支持性價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輪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給世界植入一個假象，即中國存在所謂的“器官活摘”。
“法輪功”一直處心積慮地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並始終用這種姿態，以弱者對抗中國強權的方式展示所謂的“器官活摘”。“法輪功”的作品裏充斥著“大衛與歌利亞”式（譯注：David and Goliath，聖經故事中以弱勝強的典型）的政治表態。“法輪功”的這種定位確實頗具諷刺意味，一方麵，該組織聲稱擁有數以百萬計的活躍成員；另一方麵，它又將自己定位為弱小者、劣勢者。本文通過對“法輪功”組織及其支持者的分析，探討這種受害者心態下的具體表現。
“法輪功”組織概述
“法輪功”組織的來龍去脈和信仰教義在其他許多論述中都有詳細介紹，這裏不再贅述。不過，我為“法輪功”組織不同層級的成員進行了分類，這在其他報道中沒有提過，下文將進行介紹。需要注意的是，“法輪功”組織不認可、不接受、不讚同這些分類。
雖然“法輪功”將所有信徒都稱為學員，但結合實際，我們將“法輪功”成員分為三個不同的層級。“法輪功”的基礎是一級學員，他們與組織的關係鬆散，對組織的投入有限。這些人主要是受“法輪功”的修煉和冥想所吸引。一級學員對“法輪功”政治不感興趣，在進入或退出組織時幾乎沒有障礙。然而，這些人確實為“法輪功”的政治屬性提供了重要掩護。
“法輪功”的第二層級修煉者承諾朝著“圓滿”的最終目標努力，並嚴格遵循“法輪功”教義，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他們致力於“修煉”——這是“法輪功”的重要教義，要求個人為組織的政治利益作出犧牲。他們積極參與各種活動，目標是最大限度地損害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聲譽。
“法輪功”的最高級別成員是三級領導層。他們控製“法輪功”網站和媒體，並為“法輪功”組織提供政治指導。三級領導層不需要遵循“法輪功”教義，但因其領導地位和引路人身份受到二級修煉者的尊敬。他們由大學教師、政客人士等受過教育的個人組成，在“法輪功”的核心圈子裏大展拳腳。李洪誌是他們公認的精神領袖，而負責執行政治戰略的則是這群知識分子。“法輪功”主要媒體《大紀元時報》則負責大肆吹捧這群人。一係列展示這群領導層的宣傳材料已在國際上廣泛傳播，以紀錄片形式呈現，製作精良。
三級領導層利用網絡技術開發了一套與學員溝通的有效方法，該技術能夠實時更新主要政治文件。他們安排“法輪功”學員在網絡上閱讀電子版教義，而非紙質版。這使得那些控製著“法輪功”媒體的人能夠隨時改變成員的特定信仰，並將預期政治行為及時傳達給他們。領導層還管理著其他許多負責散播謠言的團體。2017年，“醫生反對強製摘取器官組織”（DAFOH）發出的聲音可能是這些分支團體裏最響亮的。
然而，無論“法輪功”成員層級如何，主題都是將自己呈現為受害者的姿態。因此，該組織似乎堅信，真實陳述事實、真正體現透明度隻是對社會的正常期望，但不包括自己。“法輪功”認為，自己作為受害者和弱勢群體，騷擾任何妨礙其政治目標的個人或組織都是合理的。
“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2019年1月的情況
國際“法輪功”激進主義經常攻擊參與器官移植的醫學專家，他們在全球發起運動，各地相互配合，通過所謂的“器官活摘”博取全世界的同情。這儼然已成為該組織賴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2015年1月，中國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贈體係。截至2016年9月，在中國成功獲得器官移植的外國人顯著減少。事實上，鑒於中國目前器官短缺，我還遇到了前往其他國家進行移植的中國公民。截至2019年1月，隻有極個別外國人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均發生在未經政府批準、私自經營的黑診所裏。盡管鐵證如山，但“法輪功”的骨幹成員依然嘴硬——因為如果所謂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麽“法輪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論也將站不住腳。
上文講過，我是一個國際團隊的成員，在器官移植的各方麵都具備專業知識，並經常與中國移植專家合作。該團隊與中國醫生合作，他們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治療服務，為患者進行移植手術做好準備，並在患者接受供體器官後為他們提供終身善後護理。該團隊還與一些外科醫生合作，這些外科醫生從捐贈者那接受供體器官並將其移植到接受者體內。此外，他們還與負責獲取、保存、運送和分配供體器官的中國器官獲取組織（OPO）合作，該組織會基於臨床需求和名單上的等待時間來決定誰先接受供體器官。最後，該團隊還與醫院管理人員、衛生部代表和患者倡導團體合作。
但是，我並沒有找到能證明中國“器官活摘”的證據。因此，我本人會繼續支持和鼓勵還在進行中的器官移植改革。雖然新的器官移植體係在很大程度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但確實已經取得了重大改進。
盡管提供了上述證據，但“法輪功”仍然堅持認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都是“器官活摘”的受害者。他們在許多地方仍然開展此類宣傳活動，均有記錄。但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麽“法輪功”選擇“器官活摘”作為他們的核心話題。
首先，“法輪功”的教義對醫學持普遍懷疑態度，而這一點被“法輪功”三級領導層利用到了極致。在他們的教義之下，修煉者對移植的整個概念充滿懷疑。在香港器官移植會議上，我就曾被“法輪功”學員抗議——他們認為器官衰竭的人都該死，器官衰竭是因果報應的結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隻能帶來排異，隻會破壞移植的器官。“法輪功”三級領導層之所以在政治宣傳中以器官移植外科醫生為目標，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故事很容易被二級修煉者理解和接受。它在“法輪功”內部影響力很大，符合其一直以來的敘事風格。
然而，國際社會一直歡迎中國移植專家的參與和融入，而此舉更是促成中國與其他器官移植體係早已成熟的國家間密切且高水平的接觸。2016年至2017年的參與更是促成雙方的合作，按照國際標準在中國發展器官移植，這些合作大大加深了外界對中國器官捐贈和移植的了解。正是通過這種接觸，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
這種國際參與對“法輪功”來說是一場公關災難。他們的反應極其激烈，分別在2016年9月香港國際器官移植大會、2017年2月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和2017年9月日內瓦“國際器官捐獻與獲取大會”上演了歇斯底裏的抗議。
2017年末，對於國際專家訪問中國，“法輪功”似乎在挖空心思贏得更廣泛的支持者。例如，當西方政客或記者想要發表反華評論時，他們就會提到所謂的“器官活摘”，以此作為他們的論據。在這樣的圈子裏繼續傳播謠言是“法輪功”現有的一個重要策略。然而，這一策略並非萬無一失。2017年10月，同情“法輪功”的媒體報道稱馬航MH370飛機墜毀悲劇與所謂的“器官活摘”有關。但這種離奇的謠言不可能幫到“法輪功”，尤其是MH370遇難者家屬迫切希望找到親人的線索，這種言論隻會給他們帶來痛苦。
真相VS“真相”
雖然所謂的“真”是“法輪功”核心教義之一，但“講真相”概念的產生似乎隻與其政治目的相關，與其說它是“法輪功”的核心內在價值，不如說是針對全球受眾精心策劃的宣傳。
由於“法輪功”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所以他們的“研究”和“證據”通常很難達到常規大學研究人員需要達到的水平，往往經不起審查和推敲。一些西方記者和學者告訴我，他們之所以沒有對“法輪功”的“研究”結果挑毛病，是因為他們直接就將“法輪功”視為“受害者”。還有一些西方記者和大學教師也不願意去質疑“法輪功”的所謂“真相”，因為他們擔心遭到報複，甚至攻擊。
我對此類攻擊有過親身經曆，其他幾位研究“法輪功”的獨立學者也未能幸免。此外，大多數研究機構開展研究要求經過倫理審批程序，但“法輪功”的“研究”不受此約束。“法輪功”使用的研究方法缺乏所有公認的嚴格標準，他們在國際會議上提供的數據也不是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進行收集。
基於“法輪功”的所謂“真相”，我與幾個“法輪功”成員進行了交談，他們於2016年8月在香港一個國際移植會議外分發《大紀元時報》，每次都說《大紀元時報》代表著“真相”。2017年，《大紀元時報》的總體目標是動員大量政治活動人士，招募境外有影響力的人士和組織來支持他們的所謂“事業”。而所謂的“器官活摘”充當了便捷、高效、極具衝擊力的工具，推動著“法輪功”事業向前發展。
我不接受“法輪功”謠言的最後一個重要方麵是，任何敢於質疑所謂“器官活摘”的人，都會自動變成所有人權活動人士的敵人、中國政府的合謀。這個邏輯簡直荒謬至極。據我所知，質疑“法輪功”“器官活摘”謠言的移植專家，或批評“法輪功”教義的宗教研究學者，都與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政治聯係。“法輪功”的這些謠言之所以人人唾棄，是因為它們是虛假和捏造的，而不是因為它們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或國家治理體係相衝突。
“法輪功”的受害者
雖然“法輪功”有意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但值得探討的是，對於“法輪功”這種受害者形象的形成，其三級領導層負有主要責任。2017年9月，我遇到了前“法輪功”成員。在與這些人的交談中，我發現他們承受了來自“法輪功”領導層的高壓——即使遵守領導層的要求意味著可能違反中國法律並將受到法律製裁。
無論“法輪功”學員對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有何看法，但現在總部設在美國的“法輪功”領導層明確向中國境內的學員施壓，要求他們違法犯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也顯然不符合個體的最佳利益。“法輪功”不顧學員們麵臨法律製裁的風險，不惜代價將他們塑造成“受害者”，以達到自己的政治宣傳目的。這些二級修煉者出於對“法輪功”的盲目忠誠和奉獻參與政治活動，並相信參與政治活動有利於自己的修煉提升。然而，當學員們參與政治活動時，三級領導層卻迅速逃離了中國，在美國重新定居。到了美國，再招募新的三級領導層來領導戰略轉型，成為一個政治活躍組織。三級領導層必須對二級修煉者在中國的犯罪行為負直接責任。
最令人擔憂的受害者群體也許是“法輪功”信徒的家庭成員。2016年，我在紐約和中國台北與“法輪功”成員的家庭進行了私下交談，發現許多二級修煉者的成年子女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其中以失去母親居多。他們聲稱，母親將自己的愛獻給了“法輪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一些“法輪功”成員將“放下執著”的教義解釋為放棄家庭，將愛、感情和歸屬感轉向“法輪功”。
紐約的“法輪功”組織大肆宣揚，稱與家庭脫離關係不一定是突然發生的，與其他邪教不同，它不會公開譴責家庭生活。但是成年孩子卻說，他們的母親慢慢地退出了家庭生活，導致他們失去了家庭的關愛。奇怪的是，似乎也沒有人嚐試將家庭成員納入“法輪功”修煉中。這或許是因為家庭成員被視為執著和負累。因此，與僅僅拉攏家庭成員相比，“放下執著”在修煉提升方麵更有成效。另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他的“法輪功”母親拒絕與自己說話，因為母親懷疑他是同性戀（“法輪功”教義中禁止同性戀）。還有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她的“法輪功”母親責備她，因為她嫁給了外國人。對虔誠的“法輪功”學員來說，跨種族通婚是不被允許的。
中國台北的“法輪功”家庭成員揭示了一係列特別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法輪功”學員拒醫拒藥——不僅是他們自己，也包括他們的孩子。“法輪功”拒絕醫學是眾所周知的，但拒絕為兒童提供醫療服務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必須予以譴責。這些無辜的受害者不僅失去了家庭提供的關愛和安全，而且還可能因得不到醫療直接受到傷害。
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法輪功”
在從準精神組織向政治組織過渡的整個過程中，“法輪功”作為受害組織的戰略定位始終沒變。“法輪功”登上政治舞台後，成千上萬的一級學員對政治激進主義毫無興趣，於是便離開了。留在“法輪功”的二級修煉者成為了中堅力量，雖然人數少，但投入程度更高。2017年，除了“法輪功”這一名稱和幾條教義，組織最初的東西所剩無幾，而這些教義現在被操縱，賦予了這個新的政治組織截然不同的意義。
隨著中國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西方政黨、政府和媒體組織，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爭辯和討論聲越來越大。作為對中國崛起的總體反應，“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的出現正當時，也為“法輪功”的有利報道提供了素材。適逢西方媒體機構預算削減，資源壓縮，難以開展長期調查性新聞報道，於是便未經任何驗證，就對一些“法輪功”的文件簡單“粘貼複製”。對於媒體宣傳來說，這既方便又廉價，一方麵能夠對中國的發展及其國內事務產生負麵影響，另一方麵也是“法輪功”宣傳機器的一筆意外收獲。
外，“器官活摘”謠言還給“法輪功”吸引了不少同情者，讓這些人無償為其提供政治、宣傳和教義方麵的谘詢。與此同時，這些顧問們則被《大紀元時報》大曬特曬，成為了“法輪功”的英雄。有一些年長的政客、律師和學者利用《大紀元時報》為自己積累反華活動的資本。雖然他們本身不一定有酬勞，但他們將法輪功學員變成自己的忠實粉絲，以此提高自己的國際形象，在社交媒體上積累大量人氣。隨後，乘著這種大受歡迎的東風，再參加全球範圍內的有償演講活動——這筆賬不論怎麽算，其潛在回報都相當可觀。
“法輪功”是邪教嗎？
我在公開論壇上多次表示，我認為“法輪功”就是一個邪教。原因很多，但將“法輪功”定義為邪教的首要因素是：對任何敢於批評他們的團體和人員，該組織的態度和反應。“法輪功”向我的雇主提出了幾項正式投訴，還處心積慮地想讓我退出國際人體器官移植會議。“法輪功”不敢以正常且公認的學術方式，就他們的不同意見與我進行辯論，而是選擇了卑鄙的方式阻止我發言。他們的這種行為是我將其判斷為邪教的原因之一。
此外，“法輪功”領導層還將《大紀元時報》作為另一種報複手段——常見的做法是在《大紀元時報》或其他幾家“法輪功”網站媒體上發表抨擊文章，抹黑詆毀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他們的典型報複行為是，妄稱該學者沒有資格了解“法輪功”，所以他們寫的都是錯的。學者們在會議上遭到他們的侮辱質問，在公開場合被罵“愚蠢”，並在公開演講時被罵“沒人把你當回事”。“法輪功”這種尖酸刻薄的反應，再次成為他們邪教特征的生動寫照。除此之外，這些攻擊通常還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過來。我本人每天都會收到來自“法輪功”及其支持者的電子郵件。
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法輪功”便可以攻擊任何人或組織，而如果攻擊失敗，也不會產生任何後果。然而，對於大多數專業學者來說，如果對一位學者的行為進行正式投訴，如果這個投訴最後被認定毫無依據，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可能會嚴重損害學者的專業聲譽，也可能導致法律訴訟。然而，對於“法輪功”來說，卻不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因此，批評“法輪功”的學者們知道，他們將不斷、反複收到各種投訴，被要求對每一個投訴作出全麵回應。對於所有批評“法輪功”的作者來說，這些已經司空見慣，並已成為他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結論
在這一章中，我探討了“法輪功”是如何利用受害者策略來推行其政治議程，來反對中國政府或任何敢於公開反對他們的政黨的。盡管國際專家多次到訪中國展開調查，卻並未發現所謂“器官活摘”的證據，但“法輪功”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所謂的“研究”避開了倫理機構的嚴肅審查，因此，根據世界各地絕大多數研究機構遵循的協議，這些“研究”將無法發表。“法輪功”遂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媒體網絡來傳播這一“研究”，鼓吹他們的議程。此外，他們還得到了西方記者和學者的支持，後者忌憚中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中作用日益凸顯。任何質疑“法輪功”“研究結果”的學者都會受到持續不斷的報複性攻擊，既有專門報複，也有個人攻擊。
但無論“法輪功”如何阻撓，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專家都將繼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盡管處理這些反複投訴和抗議確實需要一些時間，也確實惡心人，但這隻會反過來激勵那些相信客觀真相而不是“法輪功”“真相”的人繼續前行，並與中國器官移植專家建立更密切的聯係。
西方媒體界和學術界對“法輪功”的支持，更多的是為了針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而非真正支持“法輪功”的謠言。因此，隨著世界適應全球新秩序，對“法輪功”的支持必然會減弱。“法輪功”已經好些年沒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新證據了。事實上，雖然他們慶祝鼓吹“器官活摘”謠言的書籍出版十周年，但這也證明了，除了十年前老掉牙的荒誕說法，他們已經沒有什麽新把戲了。
隨著中國器官移植越來越融入國際移植界，“法輪功”毫無根據的謠言也將越來越難以為繼。國際移植界必須與中國持續合作，努力解決全球移植器官短缺問題，並製定有效的解決方案，以利於所有需要及時獲得器官移植服務的患者。
“法輪功”的生存空間將取決於能否吸引新的年輕人加入該組織，尤其是年輕華裔。然而，它很難吸引更多的年輕新成員了。我與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進行了廣泛接觸，總的來說，他們似乎對“法輪功”不屑一顧。因此，“法輪功”無法成為一股可持續的政治力量。散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似乎特別質疑“法輪功”，特別是質疑其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影響。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法輪功”的規模會不斷縮小，並最終像之前的許多邪教一樣，在幾年內不複存在.
否定過去的錯誤是正確的，否定過去的正確是錯誤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正確的，要否定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史實。當時是正確的選擇。
為什麽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正確的呢？
一、人都是一樣的，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一點，恐怕除了個別地主和資本家都是同意的。既然如此，農民祖祖輩輩在農村勞動生活，市民為什麽就不能去農村勞動生活？市民中的知識份子就不能去農村勞動生活？我看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
農民是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朝黃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其辛苦盡人皆知。正是由於農民的辛勤勞作，我們才有糧、肉、蛋、禽、奶、油和蔬菜吃，否則城裏人吃什麽？而受過中等、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去農村勞動鍛煉三年五載，體驗一回“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什麽不對？有什麽不應該的？
有些知識份子真的連韭菜、小麥、青草都分不清，隻知道貪圖享樂，讓他們到農村勞動生活，不僅對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養成勤勞節儉的習慣有好處，而且對他們的一生都大有益處。這就說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方向沒有錯，是正確的。而且當時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知青就是培養的對象之一，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如今，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我看這還是一個問題。
二、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說到底還得依靠知識，依靠科學技術。可是由於我國的國力較弱、城鄉發展不平衡、傳統思維習慣和曆史上不重視農村教育等多種因素，造成農村學校少、上學讀書的人少，受過中等、高等教育的農民則更少。這一點，恐怕左派、右派和中派，中國人、外國人以及崇洋媚外的人都沒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口從剛解放時的4萬萬5千萬，增加到現在的13億多，20世紀70年代大約是8億，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即使農村受教育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但仍然是極少數。就拿現在來說，七八億農村人口，有多少上過中學、大學？而且上過中專、大學的，大部分都留在城裏了，有幾個回農村勞動生活呢？據我所知，中學畢業生在農村勞動生活的也不多，大部分當了小學老師、進了鄉鎮縣城謀生，或者外出打工去了。
要想在短期內改變農村人口的知識結構是不可能辦到的，而農村發展又需要知識，需要科學技術，但有知識懂技術的人都不願意在農村勞動生活，這怎麽辦呢？建設新農村靠誰呢？
都說農村落後，又都不願為農村建設出力，這個現象是很不正常的。需要決定出路。農村需要知識份子，動員知識份子上山下鄉顯然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農村需要人才，而城市人才閑置，那就應該讓人才到農村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必須是，不僅知識青年應該到農村去，與社會科學沾邊的、涉農的領導、專家、學者、教授、研究員等更應該到農村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聽一聽農民的心聲，看一看農村人民公社的現實，找一找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搞清楚中國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方向，回到城裏認真研究一些日子，然後再發表自己的“對策”。
雖然這樣做費勁一點，但也更慎重一點，更接近於真理一點。坐在大樓裏，關在屋子裏，閉門造車，造不出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民心的車來。也許你造出來的車很現代，但在城裏跑堵車，在農村跑顛簸，總之是跑不快，還容易將車碰壞或翻車。等發生了事故再來追究責任，不僅也很麻煩，而且也晚了，造成的損失難以挽回了。
到農村人民公社去勞動生活、調查研究，知識青年可以帶個頭，給那些領導、專家、學者、教授、研究員等帶個頭。因為明天是屬於年輕人的。
三、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前，農村是比較封閉落後的，有一些習慣很不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給農村人民公社帶來了新文明，形成了新風氣。
過去，農村很少有像樣的廁所，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後，建議農村人民公社裏修了公用廁所；過去，農民是不刷牙的，個別愛幹淨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隔幾天用鹽水、茶水漱漱口，知識青年來到農村人民公社後，一些青年人跟著他們學，紛紛買來牙膏、牙刷開始刷牙了；過去，農民是不經常洗澡的，甚至頭髒了也不洗，知識青年來到農村人民公社後，一些青年人跟著他們學，從經常洗頭做起，越來越愛幹淨、越來越講衛生了。
最重要的是，知識青年充滿青春的活力，活潑、愛動、大膽，經常唱歌、彈吉他，把一部分喜歡吹拉彈唱的農民帶動起來了，經常聚在一起搞文藝活動。貪下中農的孩子讀書的小學，受其影響，每學期都舉行文藝表演。
個別知識青年還與貪下中農裏的姑娘、小夥子談戀愛、結婚，在城鄉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密切了城鄉關係，建立了魚水深情。
就我的親身體驗來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期，是農村人民公社發展的最好時期之一，糧食連年豐收，社會新風蒸蒸日上。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很多知青是貪下中農家的常客，還有一個知青就住在貪下中農家，貪下中農們像親兄弟、親姐妹。有很多貪下中農等農戶過節日或平時做好吃的，都要請知青來家一起吃。
既然知識青年為農村發展發揮了“知識”的作用，起到了“文明”的表率，特別是為縮小城鄉差距，消除兩極分化，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發揮了積極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那麽就是正確的，而且對後世具有許多值得總結、值得借鑒的經驗。
總之，知識青年對農村的文明啟蒙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四、知識青年在農村人民公社鍛煉成長，走上重要的領導崗位。
一些知識青年不怕吃苦，髒活、重活、累活搶著幹，與農村人民公社的小夥子、“鐵姑娘”開展勞動競賽，從不示弱，成為農村人民公社當地的楷模。在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入團、入黨、提幹。有一個上海知青，從農村人民公社副書記破格提拔為縣委副書記；還有一個天津知青擔任農村人民公社大隊團支部書記不到三年，就被提拔為農村人民公社副書記。那個時期，從政治上來說，知識青年是有出路的、有前途的，而且不用請客、送禮、行賄，隻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深感到，那個時候提幹，的確是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而不像現在這樣明碼標價地公開買官賣官。
當然，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力勞動是要流汗的，是很艱苦的，但付出總會有回報，而且這個回報是基本平等的。
既然農村人民公社為知識份子的健康成長提供了舞台，創造了條件，而且對那些成績突出的知識份子給予重用，沒有浪費人才，沒有埋沒人才，說明上山下鄉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政策是沒有錯誤的。
還須說明的是，知識青年到農村的確是有安置費的，大部分是二三百元，有的是四五百元。當時，國家拿出幾百元就相當於今天的幾千元，單身一人在農村安家，有這麽多錢是花不了的。有些農村人民公社還專門給知識青年修建了一排“知青宿舍”，配備了專門的炊事員。
1977年恢複高考，農村人民公社的小隊、大隊、公社都為願意報名參加考試的知青提供方便條件，讓他們回家複習備考。
在知青大返城時期，有個別知青不願意走，還想留在農村繼續幹，真有紮根農村的想法，村幹部、村民們還勸他們回城。
應該大聲地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正確的，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中國在今後，還會出現第二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此，中國將真正走上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