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新中國》《發展新農村》

《建設新中國》《發展新農村》

 

 

建設新中國，發展新農村，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有幸參與、認識、體味、弄明白這個過程，是我作為曾經知青一員無怨無悔的不竭動力。

轉載《我是知青，無怨無悔》
 
作者: 範洪利

兒童時代，長輩就對我們進行熱愛祖國的教育。踏入校門，印象最深的是《少年報》上的“小靈通”和“知心姐姐”，覺得他們就是生活中的好夥伴，為我們介紹愛國主義英烈誌士的事跡易懂易記。長大中，影響最大的是方誌敏烈士和他《可愛的中國》這部遺作，還有魏巍老師《誰是最可愛的人》那篇報告文學，恨不得掐死那個為虎作倀的“肥大頭”，殺盡那些窮凶極惡的美國狗強盜。

回鄉務農後，學習了毛主席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按語》等著作，“熱愛祖國”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遍地英雄下夕煙”所構成的一幅幅壯麗圖景，慨然覺得：祖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值得珍愛，祖國的父老鄉親男女老少都值得敬重，誌願為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寫出最新最美的文字”而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的紅色種子。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所以，回鄉務農，支邊赴疆，“獻身革命即為家”，我毫不畏懼，從無悔意，改變“一窮二白”，想想我們的前輩為之付出了多少，做成了多少，就會覺得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躺在他們的基業上坐享其成，碌碌不為。支農援邊，在廣闊天地裏學習、體驗和鍛煉，經風雨，見世麵，接地氣，增知識，長才幹，堅意誌，熱愛祖國從自己做起，從點滴做起，怎麽可能浪費青春呢？把自己看成一朵花，置身於時代之上，遊離於群眾之外，像個蹩腳的體育節目講解員那樣，“看人挑擔不吃力”，指手畫腳自以為是，誇誇其談不著邊際，甭說在農村在邊疆，就是在城市在機關在條件最優越的環境裏，充其量也隻能是個“大事做不來、小時做不好”的“南郭先生”，用農民伯伯的話說，叫“造糞機”，那才是把自己的一輩子都糟踐了。

為了新中國的創建，革命先輩南征北戰戎馬倥傯，浴血奮戰在所不辭；新中國誕生後百業待興，改天換地中，他們有的在邊疆屯墾，有的成為鐵道兵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有位叫甘祖昌的將軍，還回鄉當了農民。因為他們的流血流汗無私奉獻，祖國才日新月異欣欣向榮。現在的年輕人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新人，沿著先輩的道路，賡續先輩的事業，承傳先輩的精神，把祖國建設得更加美好，是不負韶華，不辱使命，承先啟後，意義深遠。

建設新中國，發展新農村，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有幸參與、認識、體味、弄明白這個過程，是我作為曾經知青一員無怨無悔的不竭動力。從記事起，進入黃昏，我們點過燈草，點過羊油燈、煤油燈和蠟燭。六六年，電杆豎入我們村，家家戶戶都點上了電燈，再也不必擔心微弱的燈火被鑽入屋內多少風兒熄滅了。通了電，農機械化作業就成為現實。稻麥脫粒，祖祖輩輩憑力氣靠手工，擱上門板，一把一把使勁甩，全隊勞動力一道出動，撲下身子幹得熱氣騰騰，那年都得忙個十天半月才能完。這個活我曾經幹過，火辣辣太陽的熱，麥芒飛入背脊後的癢，還有膀子的酸脹，滋味很不好嚐。

一九六七年，隊裏買來了脫粒機，按上馬達，接上電線，脫粒機瞬間轉了起來，九名女青年、兩名男中年一字兒排開，鬥誌高昂、神采飛揚，那快速，那效率，社員個個拍手稱快。後來，又買來“大喉嚨”，大把大把麥子塞進去，轟隆隆一聲，吐出的是麥子，飛揚的是柴草。王隊長與“小會記”估算了一下，這兩個大件搭檔著幹一個小時，能抵得上全隊勞動力半天的工作量，脫粒不再是重活難活了。第二年，隊裏買來了手扶拖拉機替代老牛，解放了好幾個男勞力。社員們歎為觀止，興高采烈地說“點燈不用油，種地不用牛”，如今不都到來了嗎。

農民煮飯燒水，曆來“就地取材”，從河裏拎上來，倒入缸裏，一用數天。六五年起，建衛生隊衛生村，七戶人家打一口井，改善水源防止病從口入，衛生員和赤腳醫生用小瓶子裝上漂白粉，放入井裏消毒。為遏製蚊蠅孽生，經常出動團員青年鏟除雜草，填平坑坑窪窪，為糞缸加蓋，不久又實施糞便集中管理，一係列生活方式除舊布新，加上一年數度為男女老少注射預防針，什麽麻疹、天花、霍亂、瘧疾、血吸蟲等駭人的流行病都相繼絕跡了。我們老家海風大，沙質地多，隻能種植山芋和元麥。人民公社統一規劃部署，發動社員熱火朝天大幹六五、六六年“臘底春頭”，修成了貫南北的八條主渠和連東西的四十多條分渠，清流引來，沿海八個大隊的沙泥地全部改造成為水灌地，能輪番間種水稻和棉花，結束了我們每年至少有兩個月以山芋為主糧的食料曆史。

麵對“稻菽千重浪，棉田白茫茫，五穀堆滿倉，社員心歡暢”的蒸蒸日上，與社員們分享“漸變”帶來的成果和喜悅，我想：如果全國農村，都能像上海郊區那樣發展，“誓把祖國變成天堂”還會在話下嗎！讀書學習，俯身田頭，感受發展，引發、催生了我“當好新農民的決心和熱情，拓寬了“胸懷祖國”的視野和境界，更要感謝的，是許多長輩、領導的指引和點撥，為我的健康不斷注入高於生活的元素。一次，挑著棉花上供銷社，看到江鎮去新生大隊的岔路口有塊語錄牌，寫的是“世界上的事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什麽是大道理，什麽是小道理，小道理為什麽要服從大道理？什麽情況下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回家後我琢磨了許久。

教我逐漸明白這個道理的，首先是我的外婆。回鄉不久，跟著年過半百的老年組學割水稻。望著黃燦燦一片，開鐮一會兒，我們幾個才走出校園的小年輕就累得熱汗滿身，直不起腰來，皺起眉頭發起了牢騷：這麽熱，這麽多，老年人幹活慢吞吞的，割到日頭歪西也完成不了。可是，別看大娘婆婆們動起來不緊不慢，但一刀接著一刀不停歇，一把接著一把還互相幫助，不到十一點，兩畝多稻子全割完了。回家的路上，外婆對我說，幹什麽活，做什麽事，不論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是重是輕，是難是易，你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去完成，去幹好，去做得比別人出色，如果明明是拈輕怕重而討價還價，這也有難度，那也做不到，老是強調客觀，讓別人去做了，那就隻是“不起路”的一堆廢話。別人為什麽能、為什麽行、為什麽做得好，你可是沒少指頭沒缺心眼。一事當先，推三阻四的後果，是丟失顏麵，得不到信任，讓人家瞧不起。有了任務，與其繞著彎子推卻，不如爽爽快快承擔，開動腦筋做好。外婆目不識丁，話語卻富有哲理，讓我又想起了一條導師語錄：“困難總是與解決困難的條件一起產生的”，而今聆聽外婆這麽一說，聯係起來參悟思想，頓似雲開日出，豁然明朗。這不是外婆把“什麽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這條毛主席教導“活學活用”了嗎？！再想想，講愛國主義是大道理，到田裏割稻是小道理，因為熱，因為腰腿酸痛，就寧肯在田埂上歇息與小夥伴一道怨天尤人，而不情願幫老人們多割下一株多割下一把，私下裏還附和著責備他們動作緩慢，我這不是犯下了“小道理”不能服從“大道理”、言行不一致的過錯嗎？

指點過我的第二人，是在建設兵團裏，我們七連的事務長老陳。老陳讀書不多，很有智慧，為人誠懇，做事踏實，吃苦耐勞身體力行。為了我們擺脫“菜荒”困境，他經常隻身翻山越嶺，到猛捧鎮挑回乳腐酸菜，平時晚飯後，組織大家盡點義務澆水施肥拔草，為蔬菜助長。加入團組織的前一天，他約我談話。當時我想，這又不是入黨，你老陳是黨支部的組織委員，要與我談什麽呢？黃昏時，我們麵對而坐，我有點不以為然，他卻很認真地說：“你是響鼓，我是重錘，直話直說吧”，就開門見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多二話”的“毛病”，告誡我不予改進，就不利於個人進步，不利於團結同誌。所謂的“二話”，是指包括牢騷怪話在內的不該說、不當說的“廢話”。老陳這麽說，令我一怔：覺得確實存在，平時雖不犯人，但衝動起來，就免不了不看場合頂上，不顧影響抗命，不留麵子斥下，鬧得對方尷尬難堪下不來台。老陳輕聲細語，由淺入深，逐字逐句，令我背脊發涼，難以自己。回到宿舍梳理細想，覺得根子還是在於自己的幼稚膚淺，雖無目空一切但有傲骨驕氣，是必須改、堅決改、非克服不可的小資產階級“狂熱通病”。

指點過我的第三人，是我們五營的高營長。之前，是我們連的麻指導員（滿臉麻花）自討沒趣，以批評“無政府主義”為由，公然以“在民族地區工作的人有沒有違反紀律”的誹謗性言論，在大會上旁敲側擊，指桑罵槐，惹得我怒火中燒，奮起反擊。因為，我們連在民族地區堅持著工作的就我一人，另外一人因為比“同吃同住同勞動”多了個“同睡”而早被遣走了。而今我這才回來兩天，你就陰陽怪氣，憑什麽“尋”我的“吼廝”？也怪自己血氣方剛，還沒學會“包容”，就毫不客氣地與他針鋒相對論了起來：老百姓給的是什麽樣的評價，咱心裏可透明著哩。為人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上門，你說話別沒腦心沒肺沒舌，請你收起“刁得一”陰陽怪氣那一套，趕明天去紮蘇板挨家挨戶搜腸刮肚，請教和你一樣擔任著支書的老三同誌、大隊長安赳同誌和全寨子男男女女老少爺們，逐個逐個刨根究底問個明白，扯長了兩隻耳朵別遺漏一個字，也別忘了帶著文書幫你做筆錄。一陣子連珠炮，職工們哄堂大笑，麻指導威風掃地，咆哮了兩聲“你等著”，就溜暗處去了。

贏了“口水仗”，痛快是痛快了，回宿舍坐定，覺得有點不對味，想了許久。這麻指導畢竟是組織任命的，毫不留情連諷帶嘲，弄得他灰頭灰臉，全然沒有了“落場勢”，他本來就水平不高能力不強，出了這麽大的洋相，讓他今後還有什麽顏麵對待職工安排工作？自己的做法，也很不妥當呀。於是，我托人給高營長捎去了一封檢討信。也巧，因為猛臘縣要我去麻木樹公社再度參加複查，領導正好要召我談話，就來到了高營長家裏。高營長和顏悅色，先是拿出猛臘縣委的通知說：聽說這次要安排你到瀾滄江畔的寨子裏工作，很遠，條件也差，希望你能增強信心，克服困難，保證任務完成。我連忙接著說：請高營長和組織上放心，我會加倍努力，保證完成任務。高營長隻字未提檢討書，我就忑忒不安地試探著問他，是否收到了我的認錯信。他說：收到了，看過了。年輕人成長，犯錯難免，可你這是犯了不該犯的錯，是不可原諒的。但你能知錯，還能挖出犯錯的思想根子，這是進步。事情發生了，知錯改錯就好。要提醒你的有兩點，一定不能犯過失性錯誤，一定不能犯重複性錯誤。事情過去了，你就別產生心理負擔，背上思想包袱。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幹幹工作應該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但要學會自我控製，自我否定，善於吸取教訓，善於把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在遇有複雜情況時多問幾個為什麽，善於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於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實踐中去，才能沉穩、老練起來，團結同誌，凝聚力量，下去後大膽工作吧。

兩個“提醒”，“四個善於”，是批評更是鼓勵，是啟發更是期待，是匡正更是指引，長這麽大，還是第一次聽到，讓我又慚愧，又感激，振聾發聵，心潮起伏，與他告別後，一直在耳際回響著。埋頭走了大半小時，才長長地舒了口氣，心中所有的不爽、不快、不適、不樂，風吹雲散，消失殆盡。

外婆教我對待工作要樂觀要自信；老陳教我為人處世要謙虛要謹慎；高營長教我“莫叫巴掌把眼擋”，實際上，都是在給我講述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要學會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令我刻骨銘心，沒齒難忘，在我的成長路上具有著“加油站”、“裏程碑”意義。隨之以後，我經常思考如何用“大道理”管住自己的“小道理”。尤其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閱讀《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著作中，進一步體悟到了大道理是客觀規律的揭示，是指導小道理的“正確思想”，應用“正確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問題，說明問題，解決問題，就是在用大道理指導小道理，說明小道理，征服小道理，就能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淨化自己的主觀世界。“喝過了知青這杯酒，什麽樣的酒都能對付”，在以後的工作中，雖不是一帆風順，但到那裏都能受歡迎，得好評。

“良藥苦口利於病”。在農村，在兵團，讓我接受過多次“非正式再教育”、為我“治過病”、“療過傷”的，還有許多長輩、領導和同事，他們一個個語重心長，鞭策我“有則改之”；一次次坦誠相告，督促我“懲前毖後”。這種“不是親人勝親人”的關心和熱誠，愛護和溫暖，我想，當年能有幸感受和體味過的，決不會僅僅隻是一個“我”，而應該是兵團（農場）中的“一大批”“我們”！

[yongbing1993]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重大戰略部署






盡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就業安排等客觀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曆史資料已經證明，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重大戰略抉擇。

培養什麽樣的接班人？怎樣培養接班人？事關黨和國家的事業成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遏製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對中國進行四麵圍剿，聯合打壓的同時，又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十條誡令》第一條就包括“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等內容。

毛主席敏銳地看到了美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變”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黨不變色、國不變質。而後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更證明了毛主席的有關預見絕非杞人憂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並且指出：“在中國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曆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這裏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不論新黨員還是舊黨員，都有一些品質不純潔和作風不純的人。那些人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還有變質了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組織有關人員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1964年，針對蘇聯對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背離，毛主席又提出“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談到：“我們現在的青年人沒知識了，沒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所以要請你們當教員，給他們講講，告訴他們，不要忘記你們還在受苦。吃蜜糖長大的，我們趕他們下農村，他們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現在下去了。我告訴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閃閃，你就說我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笨了，要向你們學習請教。”毛主席這裏所說的女兒，實際上是指大女兒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邊長大的小女兒李訥到農村去插隊，卻更動人。

李訥在大學畢業後，被安排在《解放軍報》社上班，毛主席對身邊的人說：“一個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辦得了報？”於是，李訥先是被安排到井岡山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勞動鍛煉，後來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兒，處處照顧她，鍛煉不大，她想和廣大青年一樣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便給主席寫信提出要求。主席積極支持愛女的這一行動，於是李訥便來到了江西的一個山區農村，成為生產隊的一名普通社員。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偉大胸襟。這無異於給了那些認為“讓插隊”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澤東在和另外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見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時又指出：“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綜合上述一係列講話、談話可以看出，防止黨和國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變顏色，是毛主席所考慮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變最危險的群體，是“資產階級分子”，但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卻是產生“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潛在因素。因此，要防止黨的各級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一代產生上述“三個主義”，從而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時期提出的“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種相結合的過程，不僅是了解群眾疾苦，聽取群眾心聲的過程，更是建立和培養與群眾深厚感情的過程。因此，當時不僅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括機關幹部和領導幹部、專家學者、文學藝術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軍官等，每年也必須有一定的時間到農村、下基層，到車間，下連隊，與第一線的群眾打成一片，以了解群眾呼聲，解決群眾難題，增進與群眾的感情，激發事業靈感。

一項偉大的戰略，往往需要若幹年後才能看出其曆史價值，且時間越長，看得越清晰。接班人問題，需要逐代過渡傳承，更是需要在幾十年後才能顯現其真正的價值。黨的十八大後，當年的知青逐漸進入高層政治舞台。據官方統計，十八大選出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經曆，占這一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有過知青經曆，占比28%；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中，則有4人曾有知青經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層中知青占比也相當高。這種比例，是任何一個群體所沒有的。

從專家學者的角度看，不少有過知青經曆的人，與沒有這一經曆的人也有著明顯區別。他們盡管身處高位，但時刻不忘為最基層的農村老百姓鼓與呼，受到了普通群眾的熱烈。這與那些發布“現在的人，哪家沒有50萬元的存款？”“不能剝奪低收入階層的納稅權利”等言論的所謂“磚家”們，所站的立場截然不同，當然歸根結底還是與人民群眾的感情不同。而現階段許多政策嚴重不接地氣、且越來越走向官僚化、資本化，也與出這些餿主意的“磚家”們沒有深入實際，與老百姓沒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運的深厚感情有著極大關係。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一些參與政策策劃論證的“海歸派”和“公知”們，已經成為西方顛覆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別動隊”。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作為人類一項最偉大的千秋偉業，不僅需要一大批與人民群眾有深厚感情和實幹精神的帶頭人和社會精英，更需要千千萬萬誌同道合的普通人的價值認同和行動支持。而全國1700多萬有過知青經曆的人，無疑是當今這一隊伍中的強大生力軍。回想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後，不僅在毛澤東時代苦幹實幹加巧幹，迅速成為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不少人麵對下崗失業的困境，仍然識大體、顧大局，沒有氣餒、沒有躺平，他們用插隊時期培養出的艱苦奮鬥精神和忍辱負重品德，默默地告別企業，背起行囊，開始了自己重新創業，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縣的一位知青曾經所說的那樣：“正是由於有知青生活這碗酒墊底，才使自己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麵對下崗失業等艱難困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場，由於有著和群眾建立起來的深厚感情為基礎，繼續心係百姓，成為老百姓稱讚的“清官”“好官”。黨的十八大後，山西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先後有十幾名省部級領導幹部被查，但在山西有過插隊經曆的6位省級領導，無一人涉案。呂梁更是塌方式腐敗的重災區，據公開報道，僅2014年前，呂梁就有百餘名縣級以上幹部涉案，此後又查處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們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曆的13名縣級以上幹部、28名科級幹部，無一人涉及其中。

出現這種狀況絕非偶然，而是與知青特殊的經曆有著必然的聯係。

一是有過知青經曆的人，與其他群體的最明顯區別，就是從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維和城市意識，使他們比之純粹在農村長大的人眼界更為開闊；而對最底層老百姓艱難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養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長大的人所不及的。這種特殊的經曆，對這部分人的成長過程影響是巨大的。

二是大多數知青都是在二十歲以前就開始插隊的，這個年齡段，正是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刻。他們通過在農村的艱苦鍛煉，不僅體會到基層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與老百姓結下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這極大地影響到以後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

正像一位有過知青經曆的領導幹部所講的那樣：“隻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會走得太遠”。前述山西以及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曆的領導幹部，在塌方式腐敗中沒有人被卷入，與此有著極大關係。

三是農村生活，使他們學會了麵對實際，也學會了克服困難，培養出百折不撓的精神，這在未來事業的發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之說。縱觀毛主席的一生，除去為民族、為人民艱苦奮鬥外，別無他求。盡管在這種奮鬥過程中，特別是在“文革”運動中，包括毛主席的戰友在內的一些領導幹部受到過傷害，但對於主席來說，他考慮的隻有人民立場和革命需要，沒有任何個人利益，沒有一個私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經受到傷害的老同誌，看到了毛主席的偉大及自己的短淺。

因此才有了王震將軍“毛主席至少比我們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羅瑞卿將軍從秦城監獄出來後，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門前對著毛主席像虔誠地敬禮，才有了許多高級領導人晚年因自己對毛主席誤解而萬般懺悔、痛哭流涕。

而毛主席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遠見和實踐道路，在當時自然也會有人持有異議。特別是毛主席逝世後，一些抱著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種政治潮流，對此進行了無情詆毀和惡毒攻擊。

總而言之，怎樣正確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問題，說到底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是共產黨立黨為公還是為私，是為“絕大多數人”還是為“小部分人”，是謀千秋偉業還是圖一時之利？燕雀永遠難知鴻鵠大誌，侏儒永遠難及巨人偉岸。

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遠理解不了偉人之高尚和高遠。他們所能做的，隻是用瘋狗般的狂吠來玷汙偉大的靈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隻能讓越來越多的人們，更加清楚地看清這些小人的醜陋！

[yongbing1993]

青年人與工農相結合接受再教育



那時代青年人沒人《躺平》。

轉載《我是知青，無怨無悔》

作者: 範洪利
　　
留在城市也好，奔赴農村邊疆也好，知識青年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根本目的是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粉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把複辟希望寄托在第四代第五代身上的陰謀。青年人與工農相結合，接受再教育，既能經風雨，見世麵，得到多方麵的鍛煉，又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增添力量，是“樹人育才”的百年大計。隻有毛主席這樣關注“四海翻騰、五洲震蕩”、裝著世世代代人民福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無產階級革命家，才能雄才大略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深思熟慮，把人民江山為人民、人民江山人民葆、人民江山不變色這樣的千秋大業，通過組織千百萬年輕人在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勞其筋骨，苦其心誌”，“空泛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實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通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立誌勵誌，宏圖大展，生命不息，衝鋒不止，並且一代一代往下傳，一代一代接著幹，“要為那天下的窮人爭自由”，“不滅豺狼誓不休”。

反修防修，敲響警鍾，但從下至上，一開始就有人對毛主席的戰略決策、戰略部署不以為然，不能站在戰略高度上去認識、理解和執行，對子女上山下鄉與工農結合持抵觸、排斥、反對的態度，有的通過權力，有的通過關係，千方百計把子女上調回城。所以，批林批孔時才“三箭齊發”，批林彪批孔老二還多出了一個“批走後門”。

上山下鄉，潮流所至，熱血兒女衷心擁護，迎流而上，“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時刻聽從黨召喚，活著就要拚命幹，一生獻給新中國”，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但也有些了沾染小市民習氣的子弟，從小就安逸於“飯來張口，茶來伸手”，內心世界中的邊疆農村，是“苦海”“苦缸”，對上山下鄉壓根沒有過印象和好感，在迫於現實、卷入浪潮之後，也從未安下心來參加勞動，念念不忘的，唯有如何伺機回城。進入兵團，遊手好閑，偷雞摸狗，在外麵鬼混；探親回到城裏，一呆就是半年三月，家長麵前叫苦不迭，牢騷滿腹不思歸隊。在兵團這麽多年，他們的出勤率經得起考查嗎?這些自以為是的“高大上”者，在邊疆這山望著那山高，回城以後，能洗心革麵不再吊兒郎當了嗎？

按當時政策，父母中有人支內，可以把一名子女調在身邊。其中有個在二團的，他老爸親自拿著上海市勞動局的函件到團部辦調離手續。經辦人員答複：這人一年多不見蹤影了，發信函，上門打探，都沒回音，我怎麽能為一個失聯者辦理調轉？據說，這項手續延了兩年才辦成。能指責這是二團有關人員在刁難人家嗎？再問一句；要是都像這類“城裏人”那樣害怕艱苦，逃避勞動，邊疆的發展又何從談起？

置勞動鍛煉於身外，視人民群眾如草芥，在廣闊天地裏怨天憂人，不思進取，既不想學，也不想幹，卻把自己眼高手低、虛度年華的責任一棍子歸咎於時代和兵團（農場），這不符合知青隊伍勤學苦幹的本質和主流。許多困難，諸如男女比例失調等，黨組織不是一籌莫展、不予重視的。在當時的背景下，因為牽涉到戶口、身份等政策性很強的現實問題，單憑兵團（農場）自身的實力，是難有作為、難以解決的。至於“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等，用老工人的話說起來，那叫“躺在金山上伸手討飯”，夥食問題，糧食有國家供應，蔬菜得自己動手。領導班子不求作為，懶惰蟲自己不願動手，靠偷能解決嗎？

四季如春，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資源豐富，西雙版納自然條件的優越和獨特，幾乎是得天獨厚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七一年隨行帶了些種子，沒有什麽不能長、沒收成的。七四年，我們五營組織連隊幹部到七營三連參觀，這個連隊撘了好多棚架，爬滿了水瓜(我們上海郊區稱為夜開花）藤，大大小小的水瓜，懸掛著的少說有150隻；近十畝菜地，茄子刀豆卷心菜，蔥薑韭菜空心菜，綠旺旺的一大片；豬圈裏，喂養著的苗豬肥豬架子豬有四、五十頭，圈外的場地上，還有一群雞在啄食，這個連隊也是知青居多，割膠為主，沒人對夥食不滿意呀。帶隊的張副營長問大家；我們有些連隊為啥至今連一塊像樣的菜地也有不起？他指的是十連、十一連兩個連隊，尤其是十連，連續幾年經常喝“玻璃湯”，幹部匯報時都不好意思抬頭說話。有個副連長私下裏搖著頭對我說：不是我們不種，是因為種下去等不到收獲，就被偷得隻剩秧颺頭了。“隻有成夜做賊的，哪有成夜防賊的”，你防黃昏他偷半夜，你防半夜他偷拂曉，偷盜成風，逮住了又能怎樣？講起來叫“隻有落後的幹部，沒有落後的群眾”，但無政府主義殘餘的影響和表現，用湖南老鄉話說，這叫“死豬不怕開水燙”、“人不要臉，鬼都害怕”。頑劣之性，屢教不改，偷得幹部沒精打采，偷得隊伍人心渙散。你說，夥食長期得不到改善的黑鍋，就該有農場幹部給背著嗎？

有些公知的心胸中，從來沒有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總是以討伐者、批判者的教師爺嘴臉，站在被人民剝奪了“天堂”的“剝奪者”立場上，極端仇視新中國的一切，對上山下鄉運動更是顛倒黑白，大肆撻伐，極盡誹謗汙蔑之能。之所以要撕下那些無良文人的偽善包裝，揭露他們的邪惡之心，是因為他們從動機、目的、語言到手段，都是在赤裸裸地造謠撒謊，對西雙版納數十萬知青的淩雲壯誌、家國情懷、成長成才、青春奉獻視而不見，隻字不提，而對那些根本不入流的所謂“陰暗麵”，那些“雞鳴狗盜之徒”的所謂“受苦受難”，如同蒼蠅逐臭般地饒有興味，抓住不放，無限放大，煉成毒箭，箭箭射向兵團（農場），射向那個時代，這難道隻是他們的食痂之癖嗎？

與此相呼應的是，個別知青也不問問自己在邊疆蹉跎歲月，是怎麽過來的，多幹了些什麽，回城後，又是告狀，又是控訴，為無良文人否定知青生涯、尋找“落難傷痕”脫褲子，裸身子，遞刀子，送炮彈，以一麵之詞鳴冤叫屈，洗白自己。懶漢懦夫，儼然成了“反迫害”“反潮流”的蓋世英雄。挺立在西雙版納群山上的橡膠樹在抽泣滴血：翻轉麵皮忘恩負義、虛無曆史否定過去，對得起當年櫛風沐雨披荊斬棘、心手相連盡心盡力的老職工和戰友們嗎？

一棵膠樹一顆心，一片膠林一片情。去西雙版納，我是以種植橡膠為己任的。但栽得不多，隻有１７８株，１９７3年雨季裏栽下的。75年８月去七連，順便看了一下，長大了，高度有一米七，莖粗有四、五公分，山腰間，亭亭玉立，陽光下，熠熠生輝。５０年了，現在估計該是一抱多粗。那時說，苗兒長到第七年就能產膠，估計出膠至今，產量累加，能以“噸”論了。

栽種橡膠樹，是我們新建連隊的首要任務。七一年咋到，老職工指著北、東兩處山上砍下的竹木野草，說這是他們奮戰了四個月的成果，叫“砍壩”，接下來是“燒壩”。三月中旬（大概是23日）的一個傍晚，連長指揮我們進入“防火隔離帶”，幾個排長用旗語打著手勢後，由二排長老鍾哥率先點火。火光竄起，四處響應，火勢嗶嗶啵啵地快速蔓延，烈焰升騰，火柱衝天，成了火的海洋，火的世界，持續到九點半才逐漸熄滅。燒壩後熱冷空氣對流，淩晨四點來鍾，又打雷又刮風，迎來了入疆後的第一場大雨、第一個雨季。

接下來的任務是清壩，為下一道工序挖梯田作準備。就是把滿山橫七豎八、燒剩的殘餘樹竹清理一遍，有的一燒了之，有的集中在一邊，陸續扛到夥房作柴火用。燒山隻需一夜，清壩頗費功夫，這活幹了差不多一個月時，

接下來開始育苗。育苗不難，移來沙土，建了苗床，領來了有鴿蛋那麽大、顏色和形狀與蓖麻籽一模一樣的橡膠籽，挑揀、曬過後，一顆一顆均勻地安放在苗床上，個把月就發芽了。還先得移植到另一塊地上，長到一米來高鋸斷主幹，有專人來嫁接，待到第二年才能再次移植種入穴中。橡膠苗不嬌生慣養，成活率還是相當高的。

因為我被派遣到地方上搞階級複查，回來已經是七二年的七月初，趕上了“打穴”。就是在整平了的梯地上，每隔二十米開挖一隻六十公分占方、五十公分深的洞穴，清一色男子漢，一天的任務量是45隻，包幹到人，必須保質保量，且有專人驗收，進度有快有慢，但沒有不完成的。

打了穴，就是栽種了。這是再次嫁接過的樹苗，嫁接處有一枝嫩芽，那得好好保護的。我領著全排人馬，跟著老陳，到三連的那塊苗圃地裏，小心翼翼地挖出了幼苗，樹樁大約30公分高，根係倒有25公分圍園，挑回連隊，置放在陰涼處。下午先是“醬根”，一株一株地把根係浸沒在用豬牛糞和的稀泥坑裏，稍後挑上山，放入穴裏，豎直了，按照根須“長相”一層一層理直、理平，不可斷，不能曲，保證根根完好，捏碎土壤逐層慢慢撮入，不能操之過急，是頗費功夫的。近乎精雕細琢的操作程序，有利於膠苗入穴後在短時內融入水土，發揮根係合力，吸收養料，保證種一株活一株和成活後的茁壯成長。老陳是手把著手為大家做演示的，告訴我們農場初創時期，領導和職工對膠苗培育的重視和精細，有人曾經因為把三株膠苗扔入山溝而被判過徒刑。所以，從刨出苗床到植入洞穴，我們都十分認真，覺得這是在履行一份責任，滿足一份心願，沒有掉以輕心的，更沒有偷工減料的。七五年我去看的時候，周圍山上一片一片的綠油油，旺盛著哩。

栽樹不足兩百，少了。一是因為在連隊隻趕上一個能栽的雨季，其餘從事的，大多是服務性工作，苗圃地護苗，膠林除草，蓋茅屋，修公路，開菜地，等等，都是圍繞主業開展的。其次，是因為我崗位變動，調到了營部，雖然要下連隊參加勞動，訪問采風，但鋤頭畢竟扛得少了。

開荒，砍壩，挖梯地，打穴，這些活計不算輕，但也不算重。1970年12月，我隨大隊民兵連參加川沙縣組織的馬家浜疏浚工程，北起淩橋，南至孫橋，就是一個生龍活虎、熱火朝天的大戰場。披星戴月，挑燈夜戰，35天的工作量，我們24天就完成了。好幾個晚上，回到宿舍，我還趕寫表揚稿送廣播站，為大家鼓勁加油。連續作戰，不怕疲勞，開河工地上，我們東濱大隊的民兵，誰也沒休息過一天，得了公社的第一名，縣裏的第三名。進入兵團後，挖梯地，修公路，砍壩，經曆了好多次“大會戰”，露宿在山嶺裏，大家的積極性都很高，但平心而論，所有繁重忙碌的勞動，還沒有遇到過其強度超過家鄉三個“農忙高峰”和馬家浜疏浚工程。那時雖然沒有《勞動法》，但是正拉八經的八小時工作製，節假日和星期天都能休息，沒聽說有什麽“疲勞作業”，“超負荷運轉”，更沒有什麽“白加黑”或者“九九六”。生產任務按年度、季度、月度編製後下達到連隊，每周、每天的工作量，一般按月度計劃分配和執行，具體操作時輕重分類，男女搭配，一年四季，沒有閑著的時候，除了應對突發性自然災害外，也很少需要加班加點。有時候，為完成某項特殊任務必須搶時間，爭速度，團組織義務突擊，一般不會超過兩小時，青年們踴躍參與，有的因為沒輪上還不開心呢。不知《我要回家》那本書中，所言的知青如同流放者般地遭懲罰“服苦役”的現象，究竟發生在什麽時段、什麽地點、什麽單位、什麽人、多少人身上？我們江鎮、川沙縣的老鄉，除了個別因為遇到意外而不歸，決非是幹活而累死的。79年回老家，誰也沒缺胳膊少腿，告別邊疆，牽兒攜女，重新創業，都活得好端端的嘛。

要說完成的工作量和辛苦程度，除了挖梯地之外，我覺得原屬水利兵團的戰友們要比我們累得多。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嶺中，他們憑雙手用鋤頭和鐵耙,掏出了一筐又一筐堅硬的沙礫，修築了總長達49.6公裏水渠道；在波浪滔滔的南蠟河上，靠鐵鍁攪拌和推車運送，澆鑄出底寬7米、高4米、頂長74米的攔河大壩。衝鋒陷陣，英姿颯爽，攻堅克難，神采飛揚，狂風吹不倒，巨浪打不散，水利兵團中有近半數的女青年，進入施工現場，重活累活技術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使足十分勁，頂著半邊天，巾幗不讓須眉！修渠築壩曆時四年，他們群策群力，還自己動手，開墾了5460畝荒地，種糧豆，栽果蔬，喂養雞鴨豬牛，肉菜基本自給。

“旌旗在望，鼓角相聞”，除弊興利炮聲隆，造福於民同心幹，實現了猛臘縣“要把山河重安排，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誓言，把豐厚的水資源開發成為發電和灌溉綜合利用的現實。建成以後，不但消除了邊寨缺水的困難，改善了生活條件，更利於地區的快速發展、規模發展和長遠發展，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是上海熱血知青與邊疆各族人民攜手並肩，頑強不屈，戰勝艱難、征服自然的輝煌成果和精神象征。傣樓瑤寨哈尼村，龍仔咪濤老阿琵，各民族百姓都由衷感激，盛讚頌揚，知青美名，流芳百世。為祖國強盛，勞動光榮；為人民服務，奉獻崇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創造者默默無聞，“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yongbing1993]

《內卷》《躺平》為何屢刹不止







《內卷》與《躺平》是當下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治理下年輕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詞。一個指向“過度競爭”，一個代表“退出競爭”，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詞語折射出年青一代對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社會，又或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競爭》白熱化的挫折感。2021年《躺平》被評為年度十大流行語，2022年初《擺爛》又衝上熱搜。如今中國的年輕人《躺平》《內卷》《擺爛》有多少？為什麽？有誰思考過？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不斷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走資派忽悠說：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多麽好。以致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全民經商》，人人參與《投機倒把》官商勾結官倒成風，的確，成就了一小部分貪官汙史及他們的親朋好友先富起來成為資本家了。而大多數人淪為資本家們的《打工仔》。之後，走資派和資本家及右派們忽悠人人尤其是年輕人大學生們都去《創業》致富爭取先富。然而，成功者屈指可數。幾次忽悠後人人失去信任了就都去《考公務員》找國企外企互聯網大廠的工作。得到的結果是幾百人上千人爭一個職位，就開始《內卷》了。隨之又《躺平》了。

改革開放之後的二三十年間，對於享受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各種免費及資本的累積，以及“改革開放”實然歸私有化《紅利》的幾代“少數人先富“的中國人來說，早有房有車、極少數己成富可敵國的大資本家，而“少數人先富“中的又一部分人及頭腦靈光投機取巧的人也己成為中產階級，這已經形成一條既定的中國人在社會地位或富有階級上升通道，甚至不少是白手起家、成為千萬富翁的“勵誌”故事也比比皆是。

但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們很快便意識到，市場的飽和與競爭的激烈超出年輕人的預期，想要賺錢已經不像祖父母或父母那一輩人那麽容易了。大品牌和外賣平台幾乎掌握了行業規則，年輕人即使開個小店進入市場也已經太晚。

一些小吃店為了競爭在外賣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們隻能盡量壓低商品價格。標價50元人民幣的一單訂單，減去各種活動折扣後，顧客可能隻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動折扣價格、外賣配送價格以及平台服務費。

“所有新商家為了活下來都在倒貼錢做生意，一個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樣難。”哪怕每天早上六七點起床，淩晨三四點回家，他們的小生意仍然沒有起色。

2020年，有一家小店麵對虧損100多萬的現實，他們最終選擇關掉這間店。在他們看來，自己的經曆與許多同齡人在不同領域麵臨的困境一樣，是“社會內卷化”的一種表現。“大家考慮的不是怎麽真正去提高質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夢一樣”，他們說。“結果就是大家都是輸家”。同時，降價可以拿到台麵上說，降低質量數量就不能說。

在一些年輕的公務員口中也能聽到：“幹得好不如躺得好”，“路見不平，繞道而行”，“毀滅吧，累了”……久而久之，消極情緒不斷蔓延，人生軌跡也發生偏離。有的年輕幹部剛邁進“機關門”就開始混日子，見到工作兩手一攤，碰到問題兩眼一黑。有的剛被提拔就打起“小算盤”，隻想當官不想幹事，隻想攬權不想擔責。還有的深陷腐敗漩渦，甘心被“圍獵”腐蝕，破罐破摔變本加厲，靠贓款奢侈消費來自我麻痹。玩女人賭博參與黑社會出賣情報當間諜等都有。

如今國內外形勢複雜，又因缺乏信仰，不知如何要幹，各行各業“內卷”日益加重，巨大的生活成本讓年輕人感到“壓力山大”。但更為關鍵的是，一些年輕幹部在努力之後又無目的，因而產生了懶惰思想，遇到挫折產生了畏難情緒，在麵對得失時怨天尤人、自暴自棄。

“內卷化”的背後，是已來自中產階級的年輕人麵對錯過機會窗口期的一種挫折感。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眼見父輩分享中國從公有製轉為私有製之間的紅利，暢想自己也會麵臨這樣的機遇，但現實已非如此。

現在的人們之所以擔心是因為他們發現有太多競爭，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紀最早幾年那樣，隻要有一個想法就有機會去創業迅速致富，那個發展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在數十年吃完“紅利“後，中國已經實現幾代領導人希望的“與世界接軌”，走資派特色中國己出現典型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狀態。然而，與西方工業革命相比，中國實現這一階段的過程十分短暫。這短暫到它仍停留在人們鮮活的記憶裏。這些年輕人的父母，甚至隻比他們大10歲的鄰居可以在這個年紀獲取那麽多利益，但如今這個窗口對他們卻關上了。某種程度上，這是中國幾千年中曆史性的一刻。

對於“被卷” 感到不滿的年輕人發現，他們的沮喪無法被已經獲得成功的上一代資本家們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打工仔與他們的雇主也是資本家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

在最受中國年輕人青睞的互聯網行業，一群程序員因為不滿行業常見的高強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點一直工作到晚9點，每周工作6天），他們在網絡上發起一場抗議運動。他們提議所有人準時下班回家，還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單。中國年輕人與資本對立的情緒也日漸高漲。資本家將“內卷”解讀為“欲望與惰性的差距”。而許多的年輕人認為，這代表了“資本家”的典型觀點。

一個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經創造中國式成功神話的馬雲。他曾支持“996”，稱這種工作模式一種“福報”。而這幾年間，他已跌下神壇，不僅阿裏巴巴收到中國政府開出的182億元反壟斷罰單，他本人的形象也從“馬爸爸”變為“吸血鬼”與“資本家”。

在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同時，這種“仇富”心理存在範圍的擴大似乎不出意外。根據《福布斯》發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與澳門在內，中國有698位億萬富翁，數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億萬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國家都多。與此同時，中國前總理曾在去年公開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僅1000元左右。

《內卷》在流行半年多以後，一個與“內卷”截然相反的新詞——“躺平”橫空出現。《躺平即是正義》的帖子吸引了許多目光。“兩年多沒有工作了，都在玩，沒覺得哪裏不對，壓力主要來自身邊人互相對比後尋找的定位和長輩的傳統觀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寫道。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隻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隻要我躺得夠快，資本就剝削不到我”，“社會險惡，先躺為敬”，許多人紛紛這樣附和。躺平是年輕人對“內卷”的一種反抗，是以放棄他們認為無意義的努力來退出競爭。“隻要我還在工作，內卷就會一直存在於我的生活，“雖然這個概念並沒有提供不同的行動方案，但總體來說“這是一個好事，說明大家開始反思過去的發展模式。

為什麽一個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販問題上那麽嚴格的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勞工條例不認真看一眼？最重要的不是哪裏出了問題，而是怎麽才能形成一種社會合力。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來吃飯的。就如《勞動法》白紙黑字明文規定就是明目張膽地違抗。當然要從根本上來解決這些問題，還得走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中，除了沒有私有，沒有資本家外，還有為年輕人量身定製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涉及千家萬戶的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更是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

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是毛澤東思想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講話，講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為此，毛澤東認為“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24頁，詳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530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毛主席身體力行，讓自己的兒子成為走這一道路的帶頭踐行者。1946年，為了讓從蘇聯回來的愛子毛岸英適應中國革命的環境，了解中國的真正國情，毛主席把剛從蘇聯回國的毛岸英送到農村，拜當時最有名的延安勞動模範吳滿有為老師，去當農民。主席對毛岸英說：“雖然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但是你學的隻是書本上的知識，你還沒有上過中國的‘勞動大學’，因此我希望你能夠去農村拜農民為老師，在這所農村大學裏，你能學到之前課本之中學不到的很多知識，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親的良苦用心，服從了父親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繭，才從“農業大學”畢業。

新中國成立後，鑒於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毛主席一直關注著中國青年的發展方向。1955年，毛澤東在看到許昌地委報送的《大李莊鄉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材料中，談到郟縣大李莊、邱莊、吳堂、楊莊四個村的7名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這在當時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回到村裏參加農業合作社，有效地解決了合作社缺乏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時，敏銳地捕捉到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條極佳途徑，於是批示道：“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495頁。 此後“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成為影響整整一代人的口號。

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指導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

此後，從50年代底開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誌願報名到農村去插隊落戶。2009年9月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100位感動中國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奮鬥者”榮譽稱號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隊；同樣於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奮鬥者”稱號的天津寶坻縣知青侯雋，是1962年插的隊。在這些先進典型的帶動下，全國各地的廣大城市青年紛紛報名到農村、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據不完全統計，毛主席的批示和黨中央的《綱要》下達後，山西省就有51個縣的8萬多青年自願響應號召積極報名參與，團省委在其中挑選了1038名優秀青年組成誌願者墾荒隊，由各地團幹帶隊，到內蒙古的河套地區支援邊疆建設。喬晉湘《對山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曆史考察》， 知青問題研究 2017.9.2

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進一步明確提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義專門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發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培養“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聯係起來。

此後，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如火如荼，從60年代初開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達到一個新高潮。所以成為上山下鄉的高潮期，是由當時的曆史條件和客觀情況所決定的。一是建國以後，由於國內環境穩定、醫療條件和生活條件相對改善等原因，使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現井噴式增長。而在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普及，受教育人數急劇增長。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當時情況下，中國國內經濟基礎還相當薄弱，客觀上難以安排這麽多的青年在城市就業。因此，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就成為必然選擇。二是在“文革”開始後，1966至1967兩年，國家沒有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中央《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萬知青的任務，集中到1968年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