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今天是祝針灸萬歲！

毛澤東說：今天是祝針灸萬歲！

 

 

加拿大首個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將在昆特蘭理工大學開設。預計將於2025年9月開始招收首批學生。卑詩省政府與昆特蘭理工大學7月26日宣布上述消息。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後，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醫藥機構，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實現了毛澤東的夙願。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１９５５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

為了全麵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衛生部於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發出《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製。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衛生部發布了《關於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並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１９５８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並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

毛澤東不僅關心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還與許多名醫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誌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遊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麵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

最後，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誌擔保了的，我不怕！”

於是，舒同的夫人石瀾便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擔當起了為毛澤東抓藥、煎藥的特殊任務。

３天後，毛澤東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毛澤東感到特別高興。

毛澤東問起劉大夫的藥方裏有一味“酸棗仁”是起什麽作用的，為什麽要“生、熟合起來搗”。

舒同夫人石瀾回答：“藥用的酸棗仁，數陝北的最好。當年在延安，主席您住過的那個楊家嶺滿山都是酸棗樹。我們常去摘一些酸棗回來，放在衣兜裏當水果吃。酸棗仁這東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搗碎入藥，就能同時發揮兩種作用，平衡中樞神經。所以您不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這正是劉大夫的高明之處呀！”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對坐在一旁的舒同說：“看看，你的夫人講得多細，將來可以改行當醫生了！”１１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劉惠民為毛澤東診治感冒。在開處方時，毛澤東忽然提了個問題，問劉惠民民間常說的“上火”怎樣解釋。劉惠民用中醫理論解釋後，毛澤東笑著說：你講的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麽辦？劉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說：“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主席就懂了。”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說：“對嘍，所以我說，關鍵的問題在於西醫學習中醫。”

毛澤東接受中醫治療最精彩的一幕是針撥治療白內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毛澤東知道後，欣然同意做手術。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示意播放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做了白內障手術後，需要休息幾天，但毛澤東隻隔一天就忙著看起書來，唐由之勸阻不住。毛澤東看了一會兒，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來說：“唐由之啊，我們的爭論，你勝利啦！”他還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Ｖ”字形手勢。唐由之說：“主席，您亦勝利了，因為您要我們用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今天給主席做的白內障手術，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澤東聽後會意地笑了。

中國的針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曆史。針灸的起源，可能比藥引還要早，是我國最寶貴的醫學遺產之一。針灸療法以操作簡單、應用廣泛、療效迅速、安全經濟等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針灸療法在中國人民對疾病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我國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但是，自西醫傳入中國以來，由於崇洋媚外思想的影響，有一些人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對針灸治病的實際需要，一味地說中醫針灸“落後”、“不科學”，是“土東西”，全盤加以否定。

毛澤東熟讀史書，對曆史上針灸的治療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讀司馬遷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時就知道，約在公元前５世紀的扁鵲，用針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屍蹶”病人蘇醒過來，經過其他綜合治療，使病人完全康複，被譽為“起死回生”的妙術。《後漢書?華佗傳》裏，也記載有華佗用針灸治曹操頑固的“頭風”。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時，熟悉名醫甄權的傳記，當時魯州刺史庫狄苦於“風痛”，兩手無法拉弓射箭，雖經不少醫生治療均未奏效，後請甄權診視。甄權認為隻需針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針刺“肩髁”穴後，兩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許希傳》裏也講到宋仁宗的病被許希用針刺醫好。這些史書所述，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紀以後，清政府對針灸療法蠻橫地加以排斥和打擊，並於１８２２年下令永遠停止在“太醫院”中施行針灸療法。從此針灸被當成“土東西”而被忽視。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張對包括針灸術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繼承。他認為：“針灸是中醫裏的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廣。”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讚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麵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麽祝酒詞呢？

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他打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著說道：“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啊。”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在毛澤東“針灸是科學的”正確思想指引下，中國的針灸療法獲得了飛躍發展。針灸不僅在民間廣泛地流傳和應用，滿足了人民群眾醫療上的需要，而且不斷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和信賴。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詹姆斯?雷斯頓來華訪問。《紐約時報》是美國的一份大型傳統日報，以及時、準確、權威而著稱。該報十分重視選擇頭版要聞，對於較長的文章，經常是第一段登在頭版，其餘部分則登在後麵。詹姆斯是美國資深記者，擅長時政報道，獲過多次新聞大獎。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國采訪，在北京參觀了很多單位，包括到中醫院參觀針灸治療。他在訪問中不幸患上闌尾炎，在北京一家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治療。當時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手術做好，千萬不能感染。術中使用的是常規藥物麻醉。術後他感到腹部不適，便接受了針灸治療。回美國後，詹姆斯於７月２６日在《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手術》，頭版隻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題為《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闌尾切除手術》，文章占了將近一整版，並配有作者訪問北京一家中醫院針灸診療室的照片。詹姆斯當時已經６２歲，由於他的不平凡的經曆和《紐約時報》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國人心中，像這樣的記者寫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極高的。動手術可用小小的銀針來麻醉，病人不覺疼痛，還可治療好多病，沒有毒副作用，這在西方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神奇事。當時又正值白宮剛剛宣布尼克鬆總統將於１９７２年訪華，美國公眾對東方大國——中國有一種神秘感，從而使針灸醫術的神奇療效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了濃厚興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參觀了中國的“針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術，神經外科做顱腦腫瘤的切除手術，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狀態下接受開胸、開顱等大型手術，感到十分驚奇，難以理解。在向尼克鬆贈送的禮品中，還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針刺麻醉》一書。代表團返美後紛紛宣傳“針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國民眾的濃厚興趣，特別是美國醫務界對中國針灸醫術開始有學習的願望。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

[yongbing1993]

毛澤東談：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麵要同他們作鬥爭，另一方麵要團結他們。要向幹部講明這個道理，並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麵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對知識分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就是那些唯心論者，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他們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有些知識分子老了，七十幾歲了，隻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就把他們養起來。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麵要同他們作鬥爭，另一方麵要團結他們。要向幹部講明這個道理，並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麵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現在我們需要采取這個策略。不要四麵出擊〔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

必須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於災民的救濟工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　　　　

鑒於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鬥員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況，為了要完成偉大的新任務，就必須提高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的文化科學與技術水平，並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央決定，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鬥員，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幹部，參加文化學習。　軍委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一九五○年　　八月一日）　　　　

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１〕（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１〕（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一　《書記動手，全黨辦社》〔２〕一文按語　　

我們要在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中宣傳和獲得辨〈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我們將會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而這是我們極為需要的，這又是一件大好事。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的提綱〔１〕（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對於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對於隻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不應該將他們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而應該采取嚴肅批評和耐心教育的方針，使他們逐步地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對於這種人，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　　

為了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進一步地進行對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過去六年中，各地黨組織都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必須糾正。中央組織部應當負責訂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年度計劃和幾年計劃。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對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１〕上發出的號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同誌講了話。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根據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新聞稿刊印。　　

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　　　　

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他們說中國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資產階級的命。照那樣辦，就搞錯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個道理他們沒有搞通。革命辦法沒有搞對，黨內關係沒有搞對，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勝利。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對資產階級的辦法，中國就與蘇聯不同。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人數雖少，但是他們有近代文化，我們現在還是要團結他們。地主階級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幾句舊詩，做幾句桐城派〔６〕的文章，今天用不著。拿工人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但還不能當工程師，比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差。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們大多數不識字，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麵，比其他階級要高，因此必須團結他們，並且把他們改造過來。資產階級掌握的文化，有些是舊的、用不到的，但是許多東西用得到。音樂家中的許多人在思想上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我們這些人過去也是這樣。但是我們從那方麵轉過來了，他們為什麽不能過來呢？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人過來了。團結他們是有利於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的。要團結他們，幫助他們改造，把他們化過來。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麽政治，什麽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麽行時了。　　　　

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　　

由於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幾十年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這樣說“苦”就恰當了。就另一方麵說來是不對的。　　

[yongbing1993]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諸多法寶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的知識分子要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

一切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應該受到尊敬。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知識分子必須逐步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感情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需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專家學者們一方麵幫助群眾、指導群眾，另一方麵向群眾學習，使自己的專門知識不致成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專門家隻有代表群眾，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的人民群眾的意見和經驗，是黨製定政策的基礎。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作中決定的因素，是發現哪些政策是人民大眾接受的，哪些是有意見的、反對的。

隻有證明為大眾擁護的政策，才能成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的政策。革命的政治家是千千萬萬群眾政治家的領袖，革命政治家的任務是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的群眾路線是黨的基本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凡屬正確的領導，就是經過研究，將分散的無係統的群眾意見化為集中的係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把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隻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

要了解情況，惟一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沒有調查，實際工作者無法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是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了解情況就是認識世界。

全黨進行係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調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而不是昂首望天。沒有滿腔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一定不能做，一定做不好。要當人民的先生，先當人民的學生;隻有當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隻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按照群眾的需要領導群眾前進。

一切為了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超過群眾覺悟、違反自願原則的命令主義是錯誤的，遷就群眾中少數人的不正確意見，落後於群眾、違反領導群眾前進原則的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

有些群眾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長遠的、全局的、集體的利益。

不少青年人不容易深切了解中國人民怎樣經曆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期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並且把發生的困難作真實的說明，和人民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革命戰爭偉大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存在於人民群眾之中。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是吸引革命人民的旗幟，黨所領導的軍隊是真正的人民軍隊。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是這個軍隊的惟一宗旨。

每一個指戰員以至每一個炊事員、飼養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不但是戰鬥隊，而且主要的是工作隊，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會生產，無往而不勝。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著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係。

在革命戰爭中，群眾是打不破的銅牆鐵壁。正是由於人民的真心誠意的支持，從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到人民解放軍，從大刀長矛、小米加步槍到現代化裝備，從消滅小股敵人武裝、消滅日本侵略軍和蔣介石反動武裝到擊敗號稱無敵於天下的美國軍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的軍隊，成為一支令剝削階級和外國侵略者聞之膽寒的傳奇般的軍隊。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勝利的法寶之一。

在國內，喚起民眾，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聯盟，長期合作。統一戰線包括在一定條件下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有區別地對待各種中間勢力。

但是，必須堅決地揭露和清除民族叛徒，必須保證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

關門主義是錯誤的，投降主義和對別人采取排斥和鄙棄態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在國外，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結成國際統一戰線。這就是國內國際的兩個絕大多數。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關於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工人階級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階級，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團結在自己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一種政治製度，是保衛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它要求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反動派實行專政。

它的第一個作用是壓迫國內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剝削者、破壞者，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

第二個作用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人民民主專政保證著人民在國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築。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文化是群眾的。基本的問題，是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歌頌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使帝王將相老爺太太少爺小姐統治的舞台恢複曆史的真麵目。

中國共產黨獲得政權，一草一木歸人民。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如果沒有這些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的手裏，由誰來發議論，都屬於權利問題。

人民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

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隻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正確區分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內部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除了對抗性的一麵，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麵。

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應該采取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所謂民主的方法，就是討論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

從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人民群眾曆史地位、關於黨同人民群眾關係問題，提出了一係列的獨創性見解。

這些要點所顯示的，不是若幹互不相關的觀點，而是一種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理論體係的大廈。

對於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對於忠誠的共產黨人來說，在任何意義上，“人民群眾”都不是一種政治標簽、文件術語、競選口號和表演姿態，而是滲入血液和神經的安身立命的根基。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曆史上的每一次勝利，都來自人民群眾的支持、信賴、智慧和英雄主義。

毛澤東和黃炎培1945年討論的曆史周期律問題具有深刻的內涵，是一個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沒有任何黨敢於麵對和找到破解之路的問題。

一個政治集團和它所代表的階級，一旦通過鬥爭和反抗擺脫壓迫和剝削，就發生社會地位向對立麵轉變的情形，成為新的壓迫者和剝削者。

於是開始新一輪的壓迫和剝削，開始新一輪的反抗和鬥爭。

隨著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這種在私有製基礎上已經循環重演數千年的曆史，喪鍾敲響了。這就是毛澤東所講的“新路”。其理論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關於人民群眾曆史地位、關於黨同人民群眾關係問題的係統學說。關於《文革》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十年《文革》的社會實踐。《文革》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馬列主義的發展和社會實踐的第一次試行。

在世界馬列主義運動史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地位和作用為全球所關注，中國共產黨的使命神聖而艱巨。曆史告訴人們的真理就是：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隻有群眾路線能夠救共產黨。隻有《文革》繼續革命的理論才能使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得更遠。

[yongbing1993]

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近代以來，中醫飽受爭議。

支持者甚眾，反對者亦不在少數。

許多重量級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對過中醫，如曾國藩、梁啟超、嚴複、孫中山、陳獨秀、魯迅、胡適、陳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錢鍾書、巴金、李敖等等。這些人物都是大人物，在民國時代都是響當當的人物。

其中不乏過激之詞，如啟蒙思想家嚴複就把中國的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

大學者陳寅恪說：“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魯迅說：“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連同一向用詞平和的巴金也曾這樣說：“幹淨徹底消滅舊醫，平生所願，活得長些再長些，一定要親眼看到它的死亡，親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認識到舊醫就是巫術，像老鼠過街一樣人人喊打”……。

那麽，一代偉人毛澤東是如何看待中醫的呢？這個話題相信許多人都會感興趣。

毛澤東學貫古今，對中醫辨證施治的理論與實踐自然有著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寫作與談話中談到過中醫，多次接受中醫治療，並與不少中醫名家交往過。

早在1913年，毛澤東就曾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對中西醫學方麵的最早論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

那時，在井岡山紅軍醫院裏，有西醫也有中醫，許多內科病都是用中醫治療，多數是采用自製中草藥。毛澤東曾經指出：鑒於根據地缺醫少藥，必須發揮中醫中藥的作用。毛澤東說：“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敵人是封鎖不了我們的。”當時，紅軍醫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參加反“圍剿”的傷員，全部采用中醫中藥治療病傷。

長征到達延安後，毛澤東曾患風濕性關節炎，發作時往往痛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仍不見效。一次，開明紳士、陝北著名中醫李鼎銘到楊家嶺來看望毛澤東。他為毛澤東切脈之後，很自信地說：“吃四服中藥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藥叫您胳膊抬得起來；吃了第二副藥叫您胳膊能轉動；吃了第三副藥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藥就能讓您爬單杆了”。那時，中西醫之間矛盾尖銳，毛澤東身邊的醫生都是西醫，他們不同意毛澤東服用中藥。

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持把李鼎銘開的四服中藥吃了下去。吃完後，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動自如了。這更使毛澤東認識到中醫藥的神奇功效。毛澤東又介紹李鼎銘為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謝覺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軍的幹部、戰士治病，都收到了滿意的療效。很快，中醫中藥成了八路軍必不可少的醫療方式。不久，李鼎銘還為八路軍培養了一批中醫，他們活躍在各個部隊。

在毛澤東中西醫結合思想影響下，陝甘寧邊區醫務界在延安最先開展了西醫學習中醫的活動。許多西醫虛心拜中醫為師。例如，魯之俊、朱璉等就曾拜老中醫任作田為師，學習針灸知識。陝甘寧邊區政府表彰了任作田與魯之俊團結中西醫所取得的成績，並授予他們特等模範獎。

1949年9月，在中央軍委總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和各大軍區衛生部部長作了明確的指示：你們的西醫隻有一兩萬，力量薄弱，你們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這一題詞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製定衛生工作方針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

1953年，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小憩時曾談笑風生地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第三是麻將牌。不要看輕了麻將，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係。麻將裏有哲學……”盡管當時可能是隨意一說，但他把中醫放在“三大貢獻”之首，充分表明了對中醫的看重。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1954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

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接著，毛澤東作出重要批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曆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他又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院。”（中國中醫研究院於1955年12月成立，毛澤東還接見了第一任院長魯之俊。）

1954年，毛澤東還發出“西醫學習中醫”的號召，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進措施：要抽調100名至200名醫科大學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他們的臨床經驗。

1955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關於中醫工作的講話中說：中國6億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醫，不是靠西醫，因為西醫的人數很少，中醫對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國醫藥有悠久的曆史，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要建立機構研究中醫藥，應按對待少數民族政策那樣對待他們，各機構中應有他們的成員。對有本事的中醫要當專家看待，按專家的待遇對待。

同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原因是中醫在野西醫當權。中醫藥是人民群眾賴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應當看到中醫有本事，要當專家來看，按專家待遇。今後醫科大學畢業生要學兩年中醫。

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指出：“應該學外國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要發展中國的新醫學。”並說：“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套用外國的東西。”他還說，曆史上中醫的一個很大特點是從不拒絕接受外來的好東西，比如中藥胖大海，實際上是進口貨，但中醫拿過來了，現在誰能說它不是中藥呢？中醫得到發展，是由於兼收並蓄，博采眾長。

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對衛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毛澤東不僅對中醫藥情有獨鍾，而且還與許多中醫名家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1955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誌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中醫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3月23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讚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大家都舉起麵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麽祝酒詞呢？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建國後，毛澤東還幾次接受中醫治療。1950年，毛主席發燒，一個多星期了，打了些針，吃了些藥，燒還是不退。毛主席對保健醫生、京城四大名醫之一的孔伯華說：“麻煩你給我吃點中藥吧”。孔伯華給毛主席診了脈，看了病，開好藥方，請毛主席吃兩到三付。結果，毛主席吃了兩付，燒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遊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最後，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誌擔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劉惠民開的藥3天後，毛澤東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11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1974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第一次見麵時，毛澤東詢問唐由之叫什麽名字，得知其名字後，毛澤東立即風趣地說：“這個名字好。你的父親一定是位讀書人，他可能讀了魯迅先生的詩，為你取了這個‘由之’的名字。”接著，毛澤東就背誦了魯迅悼楊銓的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閉上眼睛在聽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