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領袖毛澤東與走資派鄧小平

人民領袖毛澤東與走資派鄧小平

 

 

 

說毛澤東是偉人，是基於毛澤東（當然包括他領導之下的群體，而毛澤東是這個群體當之無愧的代表和旗幟）對於民族、國家、社會、曆史和時代的建樹、功績，基於他的思想、政治、理論、軍事、文學的功力、才華，超越了同時代的和曆史上的任何人。

毛澤東在建功立業過程中經曆過無數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流血犧牲，無數的明刀暗箭、圍剿追殺，無數的歧義紛爭、殘酷打擊，以及無數的指責謾罵、塗汙抹黑。

正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種種磨難不僅無損於其毛澤東的革命意誌，反而鑄就了毛澤東其事業的輝煌和功名的遠揚。

毛澤東胸懷遠大自不待言，尤其可貴的是在眾人還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不知所終時，毛澤東卻能夠清醒地獨具慧眼，如洞觀火般地剖析中國社會現實，胸有成竹地確立了誌向高遠的奮鬥目標以及腳踏實地地解決了依靠什麽力量實現奮鬥目標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那種黑暗、混亂、鬆散和落後的社會現狀中，唯獨毛澤東能夠靠著其堅定信仰、深邃思想和人格魅力將亂世英雄、草莽強人和普羅大眾團結於麾下，為著建立一個強國目標共同崛起奮鬥。

當中國共產黨人初起於青萍之末，人數不過區區幾十人的時候，誰能知道就是這個默默無聞的政黨在二十八年之後，會成為領導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強大執政黨？

其中的艱難困苦、跌宕曲折，現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夠品味出來？

毛澤東窮其一生，始終表現出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和色彩。

毛澤東鄙視困難，蔑視強權，從不屈服於壓力，打擊越烈鬥誌越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從不止步直至生命的終點。

毛澤東認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像巨人安泰不可須臾離開大地一樣，毛澤東視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社會中下階層為自己須臾不可或離的立足之地，並從中汲取無窮無盡的力量。

在奪取了全國政權、初步健全國家經濟體係之後，毛澤東不屑於西方社會那種操縱於少數政治經濟寡頭的政治體製，深刻洞察了西方社會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虛偽性，他欲跳出曆史桎梏，在更高層次、更廣泛範圍內探索一種全新的民主社會新形態，並嚐試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改革社會管理結構，使最聰明的卑賤者得以參與管理素來隻有最愚蠢的高貴者才能管理的社會事務並使之成為常態。

毛澤東勇敢實踐著理想，使一大批卑賤者進入了國家管理階層，湧現出像陳永貴、王進喜、吳桂賢、李瑞環、倪誌福、郭鳳蓮等一大批來自於草根階層的代表人物。

然而，“神龜雖壽，猶有竟時”，偉人遲暮枯竭，英雄垂垂老矣。當毛澤東晚年吟誦著《枯樹賦》時，極少人能夠理解毛澤東內心那種壯誌未酬、心比天高的無奈、蒼涼和孤獨。

毛澤東未及實現夙願，這一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和富於深遠意義的偉大社會改革嚐試最終失敗了。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斷言資本主義政治製度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其固步自封和鼠目寸光的短視，實在是對人類社會發展潮流既狂妄又無知的挑戰。

資本主義政治製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遠遠稱不上是一個好的製度。

可以肯定，人類社會形態必將終結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向前發展，人類終將繼續沿著探索改善社會製度的道路前進。

毛澤東發起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在方式上雖然失敗了，但明確的改革目標不僅並未由此動搖，反而留給了後人以可貴的啟示和方向。

後人終將沿著毛澤東嚐試的政治製度改革方向，繼續邁開探索步伐。

在你跟隨著當下社會浪潮隨波逐流，輕易對文化大革命做出否定判斷時，請你捫心自問：

你對毛澤東真正了解了嗎？

你對文化大革命真正了解了嗎？

如今偉人遠逝，一群無恥宵小卻得意忘形肆無忌憚地跳出來惡毒咒罵逝去而永無自辯機會的偉人。它們像一群蒼蠅圍繞著曾經令世間震撼、而今仰臥無語的虎屍狗苟蠅營、熙熙攘攘，爭相質詢指責逝者的種種不是，以彰顯它們表麵上無懼虎威的膽量和氣概，其實在他們內心深處隱藏著的是對社會前進的巨大恐慌、對曆史責任的可恥逃避、對思想巨匠的狹隘無知和對人生意義的虛無渺茫。

對於這一群蒼蠅般的無恥宵小，人們不屑於辯駁以降低自己的人格，隻會投以蔑視和厭惡的目光。

走資派鄧小平是“偉人”嗎？許多人會問：這難道還有疑問嗎？有。從1979年鄧小平實際掌握大權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不能不說與鄧小平所實行的政策導向有著極大關係。一個對於中國社會變化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人，稱其為反麵教員式“偉人“也許並不為過。

可是，如果與巨人毛澤東相比，走資派鄧小平建樹了什麽呢？政黨，國家，軍隊，政治經濟體係，國際地位，外交格局，思想體係和社會信仰，等等等等，鄧小平基本上隻有修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製度，複辟資本主義舊製度，而甚少有新的建樹。

論政黨政治，走資派鄧小平從來就沒有居於過中國共產黨的黨職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職位上，卻實際行使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不在其位卻謀其政，有權無責，開了一個破壞共產黨內民主集中製度的惡劣風氣之先（這裏補充一句，當初趙紫陽下台對鄧小平最為不滿的就是這一點。但趙紫陽是作繭自縛，一點也怪不得鄧小平，因為正是趙紫陽本人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宣布黨內所有重大問題都須請示鄧小平並得其首肯才能決策）。

論思想，走資派鄧小平更是毫無建樹，一句“摸著石頭過河”包括了他的全部理論內涵。據說在南巡時他曾經私下透露過他從來就不讀馬列的書。

與毛澤東的強烈理想主義特質相較，走資派鄧小平表現出的是強烈的現實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實用主義傾向和嚴重的利己主義機會主義重色彩。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展開的對真理問題的大討論本來深具思想理論意義，主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惜這場思想大討論在僅僅證明“實用”的有限和局部價值後就被冠以具有無限和普遍價值的“實踐”之美名，即完成了從“實踐檢驗真理”到“實用就是真理”的偷渡，從此實用即真理風行於天下。就如同僅僅從“2+2=2×2”這樣局部正確的結果就推導出普遍公式“y+y=y×y”一樣，對真理問題的討論在僅僅將實用冠以“實踐”的美名後即走入實用即真理的死胡同，得到的結果可能有條件正確但方法絕對錯誤，必然招致層出不窮的失誤。

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社會四十多年來發展實踐結結實實地證明了這一點。一切向錢看，無視傳統道德觀，全國上下一片烏煙蟑氣。

走資派鄧小平那句《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至理名言，相當準確地刻劃出了他的價值觀核心。

按照走資派鄧小平的理論邏輯，狗抓耗子不是多管閑事，因為在他眼裏那條能夠抓住耗子的狗形同好貓。

由此許多事情的本質出現了渾淆。

於是撇開政治論經濟，重實用而輕理論的社會價值大改觀：誰掙錢誰英雄，誰落窮誰狗熊取代了傳統社會是非道德判斷標準，全民皆商的社會大潮洶湧而至。

社會上層一批又一批的官倒致富的新貴階層得以產生，社會下層坑蒙拐騙致富者層出不窮，當然一批所謂的民間私人企業將國營企業私吞改製後，也隨之如同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的貨本家未嚐不是好事。

因為狗也可以堪稱好貓，軍隊公然經商成為走資派鄧小平時代的一大亮點。

一切為經濟發展讓路的改革開放思路，主導了國家經濟資源重新分配，一場少數權貴瘋狂掠奪瓜分國有資產的大戲登場了。

在大河有水小河滿的連鎖效應下，部分財富資源流入尋常大大小小的當權者的家庭，同時也使少數社會百姓普遍連帶受益，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一時令走資派鄧小平在部分得到改革實惠的民眾心中儼然成為“最偉大的改革家”，又是“總設計師。

另一方麵，潛移默化地溫水煮青蛙讓整個社會迅猛進行著貪富兩級分化，工農階層相對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鬥和流血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新中國、被社會民眾普遍認同的共產主義理想、共產黨的信仰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價值體係，在走資派鄧小平時代開始成為社會生活的累贅和盲腸，幾與空談無異。

現在一朝喪失，令人扼首痛心！整個社會由於失卻了共產主義的大目標和明確的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指導，走資派鄧小平理所當然找不著方向，隻好“摸著石頭過河”；百姓自然跟著糊塗領頭人失去信仰支撐，吃肉罵娘，精神空虛，為了赤裸發財連遮羞布都撕得精光。

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與現實社會的巨大距離，通過對理論的徹底否定達到暫時解決，但失去理論指導的現實也失去了方向，“摸著石頭過河”成為新的走資派鄧小平理論，受到新貴的熱捧。

當部分人們對改革開放給社會生活帶來巨大變化大唱讚歌、種種美譽加身給走資派鄧小平時，卻往往忽略了以下兩大基本要點：

一是走資派鄧小平賴以改革開放的巨大物質基礎並非憑空而降，而是繼承了前任毛澤東等一輩的創業者領導人民經過多年節衣縮食勤儉奮鬥，甚至是痛苦煎熬積累下的家底財富，人們受益的正是這些巨大財富的紅利釋放。

其次是改革開放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包括國家資源的大量流失，環境的嚴重汙染，理想的徹底放棄，社會道德的淪喪墮落，等等。

改革開放好不好？好！毛澤東時代國家立足於積累財富、準備打仗，國家經濟發展重重輕輕（重視重工業、輕忽輕工業），上下同心同德，老百姓跟著勒緊褲帶過窮日子沒有話說。

而且毛澤東時代的後期已經開始了開放的準備，與西方的交往交流的門扉已經啟動。

如果毛澤東時代後期對形勢的判斷是二、三十年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政府一樣會將社會積累的紅利發放到尋常百姓手上。

隻是改革開放必須在堅定明確的理論指導下有序地進行才能保障國家和人民的最終利益。

失卻了政治目標和理論指導，改革開放就會出現大問題。

再論軍事，鄧小平功勞、才能、資質實屬平平。

九十年代初軍事相關部門在為淮海戰役寫史時，客觀公允地評價了粟裕在該戰役中所起的關鍵指揮作用時，鄧小平憤憤不平，出來強調自己才是當時戰役的最高負責者，讓人看到在功名麵前走資派鄧小平隻是凡人一個。

誰都知道，最高負責者和具體的戰役指揮者通常是有區別的，我們不能因為你是最高負責者就取代實際指揮者的功績。

特別是走資派鄧小平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之尊，卻不惜自降品格抹殺他人實際指揮的史實去爭曆史上一場大戰役的功名，有點屈尊降格、略顯失態的小肚雞腸意味。

相較於巨人毛澤東的綜合建樹來，走資派鄧小平應該享有同等曆史地位而被世人尊稱為“偉人”嗎？不，鄧小平相形見絀得太明顯了，我們隻能視其為“強人“。篡權者！強行複辟者！而己。

[yongbing1993]

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






毛澤東詩詞欣賞

漁家傲　反第二次大「圍剿」(1931夏)

作者：毛澤東

白雲山頭雲欲立，

白雲山下呼聲急，

枯木朽株齊努力。

槍林逼，

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裏驅十五日，

贛水蒼茫閩山碧，

橫掃千軍如卷席。

有人泣，

為營步步步何及！

【注釋】

白雲山：在江西吉安縣東固鎮西南方。

飛將軍：《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題解】

蔣介石認為第一次大“圍剿”敗在“長驅直入”，因此第二次大“圍剿”改為“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緊縮包圍”。五月十六日，紅軍在吉安縣東固伏擊蔣軍公秉藩部二十八師。接著在十五天內，從西向東橫掃七百裏，五戰五勝，打破了第二次大「圍剿」。

【賞讀】

該詞創作於1931年，真實再現了反第二次大“圍剿”的戰鬥曆程。此詞雖同樣是寫戰爭場麵，但與《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及《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不同，它描寫了一次戰鬥的整個過程，比其它兩首要具體、詳細、正麵，而不像其它兩首那樣從大寫意出發，從一兩個側麵出發，從虛處傳神韻。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猶若指揮作戰，可以駕輕就熟采用各種不同的藝術手法寫同一個題材，可實可虛，可輕可重，可大處著眼，可細處勾勒。

上闋寫反第二次大“圍剿”中的白雲山戰鬥。一開始就直接切入激戰畫麵，而且非常形象，仿佛白雲山上的白雲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怒，怒發衝冠，拍案而起，這屬擬人化的修辭方法，在此收到奇效。與此句工仗相對的第二句作了互為呼應，既然雲欲立，那自不消說，紅軍戰士更是殺聲震天，奮勇殺敵。前是“雲欲立”，後是“呼聲急”，一物一人，一景一心交相映襯，一浪高過一浪，迫人心急。

就在這個焦急的當口，高潮迭起、直趨向前，再次使用擬人手法，請看正義之師的確感天地泣鬼神，不僅有白雲助陣，而且連枯木朽株都在為紅軍拚命努力。上半闋最後二句使此戰勝利的高潮到達頂峰。相持激戰有了結果，讀者的心平複下來，這勝利兵貴神速，作者在此化典，沿用漢時名將飛將軍李廣來形容紅軍戰士，他們不懼刀槍如林直逼敵陣，仿佛從天而降，立馬得勝。

下闋用倒筆追敘反第二次大“圍剿”戰役的全過程。從寫輾轉作戰，到擴大勝果，直至最後一舉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大“圍剿”。其中“七百裏驅十五日”是寫實，從江西富田鎮到福建的建寧縣約七百裏，戰鬥從5月16日開始至5月30日結束。十五天中，紅軍邊打邊迂回挺進，總共五戰皆獲勝，行軍作戰七百裏。在這七百裏方圓之內，橫掃敵軍如卷席，共殲滅敵部三萬餘眾，繳槍二萬餘支，酣暢淋漓若下了一盤好棋，一舉破了第二次大“圍剿”。“驅”字十分形象地描寫了紅軍長驅禦敵無可抵擋的英雄氣概。

隨後，作者以山清水秀之景烘托出內心勝利的愉悅，仿佛在大戰中得閑暇，品評妖嬈江山，以日月天地之精氣貫通心靈，以逸待勞再行大戰，而且“贛水蒼茫閩山碧”同後一句“橫掃千軍如卷席”又形成巨大反差。作者內心大震蕩，筆法也是大起大落，所到之處隨意拾來無不是詞。最後兩句，是寫實，屬陡然急轉但又氣韻悠悠，以一個輕輕調侃，諷刺了敵人步步為營之戰術，這樣的結尾可謂異峰突起，耐人尋味。

全詞畫麵雄闊，語氣跌宕，風格豪壯，韻致無窮，生動概括了反第二次大“圍剿”戰役的全過程，堪稱是一首壯麗的史詩。

【談詞說史】

1930年10月，蔣介石集合7個師約10萬人的兵力，以國民黨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陸軍第18師中將師長張輝瓚為總指揮，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主力近6個師於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樟樹(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豐、宜黃等地進攻。紅軍第一方麵軍約4萬人，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采取誘敵深入、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以1個團牽製東麵源頭、洛口、頭陂等地之敵，以小部兵力牽製西麵進攻約溪之敵，主力於30日分路向龍岡之敵發起猛攻，晝夜激戰，俘國民黨總指揮張輝瓚以下9千人。後在東韶地區又將國民黨第五十師殲滅一半。餘敵紛紛潰退。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

第一次反“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不甘心於第一次“圍剿”的失敗，糾集二十萬大軍，對蘇區發動了第二次大“圍剿”，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東西八百裏，布成一條弧形陣線，采用“緊縮包圍”的戰術，向蘇區步步進逼。毛澤東為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行動作了精心的設計和部署，親自指揮中央紅軍，選擇進占富田之敵王金鈺、公秉藩為首戰對象，“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先將紅軍主力集結隱蔽於吉安縣東固一帶，等待戰機，秘密埋伏二十五天。5月15日，王金鈺部脫離其富田陣地，分三路向東固進犯，16日進入紅軍伏擊圈，紅軍出其不意地發起攻擊，痛殲敵軍，並乘勝進擊，直指富田，經一天戰鬥，殲敵一整師。繼而迅即轉入戰略進攻，由富田而東，奮力橫掃，“十五天中，走七百裏，打五個仗，繳槍二萬餘，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

第二次反“圍剿”

此詞創作於1931年夏，第二次反圍剿勝利之時。全詞氣勢雄偉，構思巧妙，語言生動形象，運用了具體描繪和概括敘述相結合的方法，首先通過景物的描繪歌頌了白雲山戰鬥的勝利，接著連用幾個動詞，準確地概述了“七百裏驅十五日”的情景，從而寫出了反第二次大“圍剿”的整個勝利，還采用對比的方法，生動地寫出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驍勇善戰的氣勢，辛辣地諷刺了敵人軟弱無能、窘迫尷尬的狼狽，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yongbing1993]

知識分子為哪一些階級《服務》






《知識分子》為哪一些階級的個人幸福和集體幸福？範圍是全世界呢？還隻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數的工人、貧苦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呢？“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走資派的知識分子們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奪回去。　

毛主席：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對知識分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對於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麽政治，什麽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麽行時了。　　　　

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又在同工農群眾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有所了解，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麵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製度方麵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麵的共同語言。如果這樣，大家的工作就一定會做得好得多。　　　　

這個從城裏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鬥爭，是波浪式的，高一陣，低一陣，再高一陣，再低一陣，直到這一場鬥爭徹底熄滅為止，那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政治影響最後消滅的時候。　　　　

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態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有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有括弧裏麵的“共產黨人”，即共產黨的右派——修正主義者。人們反對扣帽子，這隻是反對共產黨扣他們的帽子。他們扣共產黨的帽子，扣民主黨派左派中派和社會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則是可以的。幾個月以來，報紙上從右派手上飛出了多少帽子呢！　　　　

我們應當聯合哪一些階級？壓迫哪一些階級？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知識分子，例如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教授、教員、作家、藝術家、演員、醫務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或者附屬於資產階級或者附屬於無產階級。對於知識分子，是不是隻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團結呢？不是的。隻要他們愛國，我們就要團結他們，並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題目是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整風的目的是把鬥爭方向引導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點，團結廣大群眾，孤立和分化資產階級右派和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這裏所說的資產階級右派，包括混入共產黨內和青年團內的一些同黨外團外右派分子政治麵貌完全相同的人，他們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向黨猖狂進攻，因此必須充分揭露，並把他們開除出去，借以純潔黨團組織。中間派仍占大多數，他們一方麵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於接受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而在從資本主義立場到工人階級立場的長距離路程中前進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麵，基本上還沒有拋棄資本主義立場，對於交出企業，對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並不甘心和心服，對資本主義還有留戀。　　　　

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幹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新部隊（這個新部隊，包含從舊社會過來的真正經過改造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這是曆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　　　　

應當肯定十幾年來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的成績；另一方麵還必須看到這種改造的長期性，即使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改造成為勞動者或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我們同他們在思想上有時甚至是政治上的兩條道路的階級鬥爭，也還要繼續一個很長的時期。另外，由於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長期存在，小生產者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還沒有消滅，必然會恢複和再生長出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對於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必須堅決予以打擊。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　　　　

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麵，培養出一些完全脫離工農兵，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和生產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學製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頭說說騙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把工人階級當作“自己”人，當作人民群眾中最先進、最有覺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戰士、學校中革命的積極分子“三結合”，就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證。那種把工人當作“自己”以外的異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塗，他自己就是工人階級的階級異己分子，工人階級就有理由專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

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 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　　　　

我們不但政治要摸底，技術必須摸底，業務必須摸底。也是十年計劃，十年內必須精通工業、農業各種技術業務，將自己和許多人都變得“又紅又專”，基本上完成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偉大任務。　　　　

建立這樣一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必須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走從工農兵中培養技術人員及其他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從有生產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中選拔學生；同時，還必須對大量從過去舊學校出來的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爭取和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麽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危險的情景啊！.　　　

為哪一些階級的個人幸福和集體幸福？範圍是全世界呢？還隻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數的工人、貧苦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呢？還是以“全民”為幌子，進行欺騙，實則隻是為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呢？

[yongbing1993]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真實經濟概況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的經濟概況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從約 142億元成長到4 681億元，成長32倍。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有迅猛增長。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發電量由43億度增加到2 820億度，增加了65倍。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原煤產量由0.32億噸增加到6.35億，增加近19倍。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鋼產量由15.8萬噸增加到3 448萬噸，增加211倍。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棉紗產量從32.7萬噸增加到263.5萬噸，增加7倍。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29.5億元增加到1979年的1,698億元，以可比較價格計算，增加8倍多。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主要農產品產量也有明顯成長。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中，特別是糧食產量在30年中由1.12億噸增加到3.048億噸，平均每年增長3.5%，大大超過人口每年2%的成長速度。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國民所得從358億元成長到1978年的3 350億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價格計算，30年約增長4.5倍，年平均增長15%，按人均數額計算，從66元增到343元。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國民所得中用於消費的部分也增加較快，1952年隻有477億元，1979年增加到2,195億元，增加4.6倍。

1949～1979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扣除人口成長因素，近30年人均消費額成長1.6倍。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1949～1976）經濟發展成就，綜合體現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增長，從1952年到1979年，新中國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8%～9%，國民收入平均每年遞增7 %（見表2）。新中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為中國現代化的推進打下了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實現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曆史性變遷。

在現階段特定的內外社會背景和條件下，一種貶抑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和社會進步的言論總是若隱若現。西方產權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籍張五常教授不顧主要事實，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建設成就采取曆史虛無主義態度，聲稱「共產製度在中國推行幾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實。 」新中國「是人類曆史的大悲劇」等。張的荒謬之言遭到國內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左大培、李炳炎、顧征民等人的實證性批駁。在與張五常的論戰中，程恩富教授如此寫道：「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多年，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對外援助較多和缺乏經驗的條件下，盡管沒有完全扭轉一窮二白的遺留狀況，但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過去快，與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差距在縮小。

相比在走資派鄧小平“貓論“指導下的改革開放的今天是：

吾笑貧不笑嫖娼小姐爺叔同床睡

搞活特色市場下密友親朋結成黨

經濟掛帥向錢看 保護環境往後放

國財更名變私產 那顧道德耍淪喪

先富起來一小幫 遊戲規則資商量

盡早把錢弄到手 黑貓白貓皆無防

[yongbing1993]

生在福中不知福生在危中不知危






有許多不了解中國近代曆史的人們，生在福中不知福，生在危中不知危。看看加沙200多萬名巴勒斯旦人被滅絕大屠殺，被狂轟爛炸四處逃命幾乎無處可逃。前些時候中東地區的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都是被狂轟爛炸過，之後又被封為“最自由“的國家，那裏的“自由“的人們生活的又是如何?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自己國家的領袖被處死，軍隊被瓦解之後，人群成為一盤散沙，隻能被挨打，被滅絕大屠殺，被狂轟爛炸，人民被迫四處逃命但幾乎無處可逃。

《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人民自己的軍隊和強大的人民自己的領袖，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隨時都可能淪為難民!

新中國成立前就是如此。即使中華民國有領導，有軍隊，但不是人民自己的軍隊和人民自己的領袖，一樣是一盤散沙被瓜分挨打。

眾多中國共產黨的元老晚年開始理解：例如科學家錢學森說：“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完蛋了。”

目睹蘇聯解體、資本主義複辟等行為後，陳雲等人更加理解晚年的毛主席。90年代以後趙的人馬如李銳、茅於軾、高尚全、吳敬璉等人瘋狂宣傳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近幾年更是十分張狂，他們召開會議，簽署憲章，試圖搞顏色革命。　　

陳雲等人不僅反對私有化，還提出要限製市場經濟的範圍，提出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鳥的理論。　　

陳雲晚年還提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要高度重視。其實一大批革命元老在晚年都有所悔悟，比如當年中顧委的大批革命元老都極力抵製胡、趙、萬等人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遺憾的是胡、趙的這些措施都在97年後被他潛伏下來的手下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實行了，在吳敬璉、高尚全等漢奸學者的誤導下，中國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產業化、接受WTO苛刻條款、大力引進外資，中國搞起了比美國、歐洲還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再比如晚年李先念曾對陳雲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胡、趙像不像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麽像不像，他倆就是走資派，他倆搞的那一套，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政見，證明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文革中被當做劉少奇死黨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懷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相並列，他提出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綱，改革開放不能高於四項基本原則。而王震死前遺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至少五十年。要知道，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生前，資改派搞的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化改革開放的惡果還沒有充分顯現。如果他們活著，隻要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一定是堅決的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

陳雲在更晚的時候說過的一句話，那是在改革開放十周年左右的時間說的:"中國離開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必將亡黨亡國。"

【陳雲談毛澤東】毛澤東同誌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建立起來的。在中央領導同誌中間，沒一個人能夠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恩來同誌。即使在毛澤東同誌晚年文革中的時候，許多老幹部被整得那麽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毛主席。

【一位老將軍晚年的痛苦與迷惘】這是兒子張勝對父親張愛萍的回憶。張愛萍老將軍晚年無比感慨地說：“什麽是社會主義? 第一，人民有發言權; 第二，共同富裕。這兩條，我們都沒有做好！”張勝為父親讀報，念到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張愛萍說：“哪個社會不是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區別於其他社會的本質特征，應該是公正與公平!” ，“我們為之奮鬥了一生的這個社會，難道不應該更公正、更公平一點嗎?”

張勝說：“文革結束後，父親全心全意呼喚改革。可是，改革開放一方麵帶來了經濟繁榮，另一方麵也帶來了貧富懸殊，帶來了賣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結的黑社會的恃強淩弱等等，帶來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經被他們徹底消滅了的社會醜惡現象。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輩子的父親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難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語地說：‘難道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 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我當初就不該參加革命。’”

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晚年對兒女說：“毛主席一向比我們看得遠，這次可能他還是對的。”少奇曾跟我（鄧小平)說：“如果我的路線真的把中國帶上資本主義道路，群眾鬥垮了我，我都認了。”

羅瑞卿大將出獄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齊齊，到天安門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後敬了個標準的軍禮。他的女兒說：給毛主席鞠什麽躬，就是他把您送進監獄的，把咱全家害得好苦嗬！羅瑞卿掉過頭，狠狠地就是一把掌，說：你知道什麽？你還沒有資格評說領袖！回到家中，對毛主席立了一個牌位，時常走到毛主席牌位前恭恭敬敬地默哀。　　

周恩來總理說：“我要求大家永遠銘記的是：毛澤東思想是永遠唯一正確的思想，她來源於人民，紮根於人民，靈魂是為人民服務！因此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權力都是來源於人民的授予，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誰與民爭利我們就要反對誰，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反對誰，誰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我們就打倒誰”！　　

周總理曾對薄一波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棄權，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曆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後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後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反對，但在以後的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的。”

楊成武上將更是聲稱：認識毛澤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　

王震將軍在“去毛化”很凶的時候斥責一些軍隊幹部曾說：“現在社會上有人汙蔑和否定毛主席，你們都不說話。告訴你們，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養的和雜種野獸，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王震，也沒有你們這些將軍！”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覺到世道不對了，向後人留下三句話：一句是：“我對不起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婊子養的畜生”一句是：“毛主席比我們早看至少50年。”一句是：“丟了毛澤東思想，丟了公有製，馬克思主義者受難的時候就到了。”

錢學森的預言：如果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製，中國就完蛋了。　　

李先念生前曾幾次對別人講：“自己軍事上是從徐向前同誌那裏學來的，經濟上陳雲同誌是我的老師，外交上是周總理直接指導的，而毛主席則是我一輩子的導師。”

楊尚昆寫道：“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關到1975年，確確實實沒有動搖過對毛主席的信念，……現在有些人覺得奇怪，說你們這些人受了這麽嚴重的迫害，出來工作以後還講毛主席好。”　　

習仲勳同誌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 題詞寫道：『堅持毛主席親自詮釋的毛澤東思想』。這是習仲勳同誌留給後代的寶貴的思想武器。

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文革中又一度受到衝擊。1980年，為梁撰寫傳記的美國作家艾愷在拜訪他時問：中國曆史上偉人很多，“你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梁漱溟既沒有說是孔子，也沒有說其他人，而認為是毛澤東，盡管毛澤東晚年犯有所謂的錯誤。他說：“毛主席實在了不起，恐怕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他創造了共產黨，沒有毛澤東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這就是一位獨立性很強、熟諳中國曆史、受到過毛主席嚴厲批評、在思想上與毛主席有諸多不同認識的老人對毛主席的看法。　　

梁漱溟晚年對共產主義、對中共領袖特別是毛主席的認同，表現在一些細節上。1957年，他的長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元”，寓意長孫。1960年，次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東”，寓意崇敬毛澤東。1964年，第三個孫子出生，梁漱溟為之命名為“欽寧”，寓意為崇敬列寧。這些細節，大致可以反射出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的思想轉變。

[yongbing1993]

敢問誰最害怕文革？是走資派。






敢問誰最害怕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未死，勢將重生。

自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聲稱警惕文革餘孽以來，以文革作為大棒打擊社會正義及所謂左派成為新的時尚。近四十多年來對於以“優秀共產黨員”自居的資本大鱷資本家們張狂向共產黨叫陣的種種評論，更在網絡掀起滔天大浪，以致中國政壇有“文革”回潮的預測不絕於耳。

這些對於形勢做出預測的人對於“文革”了解多少不得而知。不過，倒是覺得改革開放這些年來中國走資派特色社會的種種亂象還真像極了“文革”初期社會上出現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憑實而論，時下網絡的言論自由度相比於“文革”初期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早已遠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網絡的某些以言論自由為幌子其實是以混淆是非、顛覆善惡、捏造曆史、無中生有為目的的文章早已超越當年文革初期的無政府主義，正在撕裂、腐蝕社會，擾亂、破壞秩序，攻擊、傾覆社會。

他們的言論一旦受到質疑、批評、揭露和批判，走資派右派們及馬戶又鳥就會馬上又祭出“文革來了”的殺手鐧保護自己，給對方扣上“文革複辟”的大帽子，說明白一些就是隻有他們攻訐、打擊、指責、抹黑別人的自由，沒有別人批評、反擊、揭露、起訴他們的自由。

有些海外無知的“人權分子“，民運人士，馬戶又鳥們就是指責文革是以鉗製言論自由（禁言）為開端的。這種說法是對文革曆史的無知。

事實恰恰相反，文革之前的北京那叫做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的獨立王國，它才是鉗製言論自由的禍首。不是麽？一個共產黨的主席連在諾大的北京發表一篇文章的自由都沒有，還得小心翼翼地迂回到上海才得以發表文章，當時的禁言程度可想而知。這是文革前。

看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治下的又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的鉗製言論自由的獨立王國。

所以說，《文革》期間絕對不是以禁言的。而是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廣開言路的形式為開端的。

既然時下網絡的言論自由早已超越文革初期的“四大”，社會上不同於主流倡導的思想、觀念早已以排山倒海之勢充斥於耳，在資本家叫陣之後連黨校叫獸蔡霞都那麽無視自己的米飯班主，勇敢地擺出一副向黨進攻舍我其誰的尊容，儼然文革造反派現世，更別提有人主張隻要生活自由，領土可以劃歸外國的人都還可以大搖大擺地在街頭在會場趾高氣揚。

無政府狀態嚴重到如此地步，那麽是否可以認為，文革不是即將回潮，而是早已開始並且遠遠超越了曆史上的那場文革？

“四大”導致了當年無政府主義思潮，致使當年政府對於社會亂象被走資派右派們否定為“束手無策“。然而事實是：毛澤東收放自如。《抓革命促生》《要文鬥不要武鬥》《鬥私批修》《原子彈爆炸》《廣交會》《與多數西方國家建交》等等多方不誤。

而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也正恰似時下政府對於左右之爭、是非難辨、正誤難分、信仰缺失的無能為力。難道特色走資派執政黨就不該麵對亂象有所作為嗎？如果一定要說執政黨如今整治亂象、規範言論的決心就是“文革“再現的話，那隻能說文革還真是大有必要欲火重生。

敢問誰最害怕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要反的正是這些《走資派》。

所以答案是《走資派》最怕《文革》。

像如此多的高官，中官，小官等等的腐敗，尤其是中央內的高官難道不就是中國共黨內貨真價實的走資派嗎？如果溫家寶也是屬於走資派的話，他害怕文革自屬必然。

那位自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鄧小平本就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人物，哪裏像他自詡的那樣能與文革撇得清關係？他一旦大權在握，於情於理都會對《文革》全麵反攻倒算。而大步走資本主義路，曆史清清楚楚證明了他的內心世界和所作所為。

這些走資派人出於本性害怕文革，中國那些小老百姓跟著他們的餘唾瞎摻和什麽呢？如今反腐首先反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內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無異的腐敗的當權派，這對社會對人民對發展有什麽不好？

像資本家這種打著紅旗——自稱是“優秀共產黨員“——反紅旗——反對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共產黨理應將其掃地出門，毫不猶豫地清理出自己門戶。

資本家本身既然還自稱“共產黨員”並且冠以“優秀的”這樣冠冕堂皇的副詞，資本家理所當然地要有遵從黨紀黨規的自覺性。

資本家利用共產黨的名號和資源拚命謀取私利本就屬於違反黨紀黨規，再翻臉罵娘，這就難免有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嫌疑。

假如資本家具有與共產黨不一樣的政治理念，資本家全身退了黨再發表資本家的反黨言論啊！

資本家賴在共產黨內死活不走還要當街向黨叫陣，這就失卻了英雄氣慨，近乎於潑皮無賴了。

為什麽近四十年來人們詬病共產黨變了質，就是因為共產黨的廟裏像大資本家乃至中資本家，小資本家這樣不信共產黨，而己經開始念歪經的假和尚太多的緣故。

文革走了。其原因有領導者走了，有《四大武器》方式方法走了，有共產黨領導工農兵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製度走了，更有我們每一個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個人的信仰走了。

當然，也有走資派右派們的勢力雄厚、極力頑抗、多方擾亂的原因。

馬戶又鳥們總以為“武鬥”、“無政府主義“、“停工停產“等等是《文革》自身的產物，其實不然。

那些都是走資派擾亂《文革》以自保的產物。

《文革》本身清除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的目的並沒有錯。

曆史上新生事物從來不會一蹴而就而不經曆數次失敗的，但她也必定會頑強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就像人們看到的，今天《文革》不是以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號令下發生。而正以新的曆史麵貌，新的方式，新的方法出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現實社會中嗎！盡管不能成為真正的《文革》。然而，一些類似的行為和言語也能以《似文革》來讓走資派右派馬戶又鳥們驚嚇一下：《文革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