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蕩滌幾千年文化糟粕

文化大革命蕩滌幾千年文化糟粕

 

 

 

自從盤古開天地，毛澤東時代人民當家作主。史無前例。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動派難受之時。這就是為什麽走資派反動文人顛倒黑白醜了，爾等越是歇斯底裏地詛咒，就越證明當年毛主席領導人民作對了，做好了。

以後將來還會繼續做，不管經曆多少次生死較量反複，前邊有多少艱難曲折苦難，多少血與火生死搏鬥，永遠走這條路，海枯石爛不移其誌，必須的，一定的，因為這是正義的事業，人民得解放的事業，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走資派鄧小平這個反麵教員當得很稱職，很好很好，好就好在通過正反兩方麵用血的事實徹底教育了人民，讓老百姓徹底明白了什麽是正路新路。什麽是邪路老路。否則，不少善良的老百姓，還在做著個人奮鬥發財致富的南柯夢，是走資派給他們當頭棒喝，警告工人農民們先富不了。

告訴工人農民們此等良好的願望是通向地獄之門，最終結局隻能是被走資派資本家奴役變成房奴，車奴，性奴，社畜，跳樓，跳崖，服毒，不婚，不育，斷子絕孫…..!所以，應該給走資派鄧小平發一個一噸重的大獎章，純金的。

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蕩滌了幾千年封資修文化糟粕，打倒了一小撮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僵屍磚家叫獸，砸碎了思想桎梏，為華夏文化精華發揚光大推陳出新，為真才實學青年才俊“小人物”的脫穎而出開辟了道路。那些留學歸國的大知識分子和國內的知識分子如錢學森，李四光，浩然，陳景潤，袁隆平………..教育界，思想界，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人才輩出，大師巨擎，群星燦爛。

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破除了思想禁錮，身心得到徹底解放，刺激了科技成果噴發，突飛猛進，胰島素(1966)，青蒿素(1967—1973)，雜交水稻(1973)，數控車床(1970)，原子彈爆炸成功(1964)，大飛機運10研製試飛成功(1970—1980)，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968)，成昆鐵路建成通車(1970)…….國民經濟以兩位數字持續高速增長，一日千裏，國家麵貌日新月異，政治清廉，社會風清氣正，中青年人意氣風發，老年人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共產主義的旗幟飛揚。而且影響波及全世界。

語言文化淨化，使得人的心靈純潔起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簡單明了起來，互相信任，萬眾一心，古老中華民族變得年輕朝氣蓬勃，煥發了青春。優秀的文化在塑造民族人格方麵的力量實在是太大了;相反，反動的封資修腐朽沒落文化糟粕沉渣泛起泛濫成災，也足以把人變成鬼，徹底弄殘毀掉一個民族。

當時語言文化淨化到了什麽程度呢?舉個小的例子管中窺豹，上世紀70年代版本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那麽厚的書，竟然無一個錯別字，標點符號錯誤都沒有一個。而前幾年的本草綱目，裏麵中藥材名稱錯漏百出，若中醫功力淺的人讀了，照方抓藥是要死人的。

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隻要無產階級工薪階級勞苦大眾發動起來了，組織起來了，那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所有的社會亂象一掃而光。

道理講得再透徹也沒用，道不同不相為謀，不過是蠟炬成灰淚始幹罷了!馬克思：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說毛主席一支筆抵得上百萬兵，那是因為井岡山有幾千哀兵，幾杆鳥槍土炮，這是能讓敵人害怕的東西。否則，毛潤之文章再好，一個兵也抵不了。

古今中外的反動派都是崇尚暴力論者，與黑道劫匪野獸沒任何區別，最喜歡你跟他們講道理了。你慷慨陳詞講完了，哢嚓，一刀砍掉你腦袋。然後掛在城門上，寫一張告示。讓屁民們知道這就是跟老爺作對的下場，曆朝曆代曆來如此。

那個時代當然不能說是一切都好，任何時代都存在問題，何況僅僅是初試的一場演習呢?亟待總結經驗，提高，完善。但那個時代的主流是無法否定的，文化革命時代年輕人在一起談什麽呢?談學習，談工作，談理想，談祖國，整個社會呈現一種積極健康向上，生機勃勃充滿朝氣;

現在年輕人在一起談的都是什麽啊?談女人，談掙錢，談房供，談房價，談房租，談欠薪，談臥槽泥馬，吊絲，闊少，月光族，躺平，遊戲，996.007，詛咒社會不公，怒懟加班老板，凶殺，警匪，莫言的豐乳肥臀，嫖妓，不婚，不育，絕望，央視裏整天播放的我愛你呀你愛我靡靡淫淫讓人骨酥筋麻成一灘爛泥的“正能量主旋律”……整個社會是一種拖著人往下墜的頹廢風氣，一種世界末日即將降臨的絕望。

麵對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作為封資修文化糟粕人格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感覺到了自己末日降臨，他們耍陰謀玩詭計策劃與密室挑起群眾鬥群眾，頻繁製造武鬥流血事件，玩陰的下三爛，以挽救他們退出曆史舞台行將就木的命運。是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政治血案的沉渣泛起，曆史重演。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曆史悠久的文明，但正因為博大浩如煙海，所以就難免精華與糟粕並存，明珠埋於塵埃，善與惡，是與非，正義與邪說混雜共生。

進步，正義，上升的新生革命力量必能從古老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深井裏探索到精神和物質的力量，推陳出新，使正義真善美的旗幟高高飄揚;而那些倒退，腐朽，黑暗，反動勢力就每每從曆史垃圾堆尋覓糟粕作為苟延殘喘的殺人武器，複古守舊，馬戶驢又鳥雞攪屎，假醜惡沉渣泛起。

西方文明軸心是宗教，宗教革命推動了西方的進步。而華夏民族是個無神論民族，維係社會運轉的精神圖騰是先祖先賢文化。

所以博大精深的古老中華文明需要一場徹底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徹底地蕩滌清洗千年堆積的封建專製文化糟粕餘毒，承繼精華，推陳出新，脫胎換骨，使我中華文明浴火重生，邁開大步走向世界，這正是學貫古今中西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所看到的中國問題症結所在，也是他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一搏的內在動機!

心念毛主席，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偉人今何在?古國何處去………

毛主席逝世後，人民的權力又被走資派磚家叫獸奪走了，於是一切語言概念亂象又重新泛濫成災，”黑白顛倒愈演愈烈。“

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這種被徹底批臭了的反革命妖言，又一次在網絡上沉渣泛起。

官僚買辦資本披一件“國企”新道袍，私人資本戴頂“民營企業”新瓜皮小帽，盡皆沐猴而冠，它綠繡雞冠金鑲蹄,它紅描翅，那個黑畫皮，遠觀像人，近看是鬼。

他們一邊在虛偽地高喊“不搞意識形態”，一邊在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思想界，政治，經濟，曆史，哲學等所有領域卻刮起了一股瘋狂宣揚封資修曆史意識形態沉渣的妖風：

經濟領域四十年構築了盤根錯節的一丘河，苟苟營，封殺不同學術觀點，禁錮真理。鼓吹神馬西方庸俗市儈經濟學是“主流經濟學”，竟用這種反動的意識形態取代了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學的地位，占領了大學課堂，培養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偽經濟學家。

徹底顛覆了社會主義人民所有製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複辟了私有製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廢除了毛主席製定的“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經濟發展總體思想，胡搞神馬“房地產支柱行業”以房為綱，一網打盡，結果搞成了密不發喪;廢除了“發展社會經濟逐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物質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惡搞什麽罪惡“以資本家利潤最大化”為生產目的，搞得貧富懸殊，民怨沸騰，天怒人怨。

廢除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製度，胡搞什麽“市場配置資源”盲目性無政府狀態的邪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搞得生產過剩，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頻發，危機四伏。

廢除了毛主席提出的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正確指導思想，胡搞什麽以出口為導向的半殖民地經濟模式，導致資源大規模流失枯竭，環境嚴重汙染，更嚴重的是通過外匯結匯製度導致本幣基礎貨幣天量非經濟發行，貨幣主權遭到綁架而名存實亡。

廢除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胡搞什麽“廉價勞動力優勢戰略”導致工薪階級絕對貧困化中國被捆綁在世界產業鏈低端;破壞了毛主席時代“財政信貸外匯物資四大綜合平衡”物價穩定經濟穩步增長體係。

胡搞什麽赤字財政，赤字金融，飲鴆止渴濫用凱恩斯弗裏德曼資產階級財政貨幣理論，濫印鈔票，以房地產泡沫為主的GDP泡沫虛增虛胖虛假繁榮增長數字，掩蓋經濟衰退欺騙民眾，搞得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廢除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亂搞分田單幹小農經濟，搞得三農問題嚴重，農村凋敝，吃糧靠進口。

經濟這個詞，本意就是經綸濟世。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嗎?四十年正反比，毛主席還真是經濟大家，心係蒼生，大展經綸濟世補天手，算無遺策。

“毛主席的“實踐論”著作是中華哲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讀遍天下武功秘籍，也是紙上談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吃幾口。否則，讀一萬本關於梨子的書，也永遠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要在遊泳中才能學會遊泳。不與白匪軍打幾仗，就不會看穿八百萬武裝到牙齒的蔣匪軍是紙老虎，就不可能總結出遊擊戰運動戰精髓。

沒有與倭寇幾次交戰，就不知道中日長，短，強，弱之所在，就不能寫出“論持久戰”那樣的軍事哲學論著;不經過三麵紅旗的高歌猛進，三年困難的挫折，就不能寫出“論十大關係”那樣的經濟哲學論著。

不經過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人民當家作主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烏托邦。毛澤東思想就是毛主席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結晶，是人類曆史上唯一的一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完美著作。

[yongbing1993]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毛澤東詩詞欣賞

《清平樂.六盤山 》 (1935.10)

作者：毛澤東

天高雲淡，

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

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

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

何時縛住蒼龍？

白話譯文：

長空高闊白雲清朗， 南飛的大雁已望到了天邊。不登臨長城關口絕不是英雄， 算下來已征戰了二萬。

六盤山上雄峰再拔， 烈烈西風漫卷著紅旗。今天我長繩之武裝緊握手中， 哪一天才會將那蔣家狂龍捆縛？

【注釋】

六盤山：寧夏南部，甘肅東部。

紅旗：一九五七年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時作「旄頭」。一九六一年九月為寧夏幹部書寫此詞時改為“紅旗”，手跡發表在該年十月七日的《光明日報》。

長纓：見《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注釋。

蒼龍：《後漢書·張純傳》，「蒼龍甲寅」。注曰，「蒼龍，太歲也」。古時以

太歲為凶神惡煞，太歲在地上，與天上歲星相應。

《清平樂·六盤山》是現代思想家、革命家、詩人毛澤東於1935年創作的一首詞。此詞上闋從眺望遠景起筆，寫了登上六盤山所見到的北國清秋的景色，回顧了長征的勝利，表達了紅軍北上抗日的堅強意誌；下闋則寫近處，如火的紅旗在高山之巔，迎著西風舒卷，烘托了紅軍將士勝利的英姿。上下兩闋相對獨立，卻又緊密相連、一脈相承；在表現手法上，全詞景中有情，情中有景，達到了情景交融、剛柔相濟的妙境。

1935年8月，毛澤東主席粉碎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路線後，率紅一方麵軍繼續向陝北根據地挺進。9月中旬，紅軍攻克天險臘子口，奇跡般越過岷山草地，進入甘肅南部。10月7日，紅軍在寧夏六盤山的青石嘴，又擊敗了前來堵截的敵騎兵團，掃清了阻礙，擺脫了追敵，當天下午，一鼓作氣，翻越了六盤山。此詞即是作者翻越六盤山時的詠懷之作。此詞最早發表於《詩刊》1957年1月號。

這首詞回顧了萬裏長征的行程，表達了紅軍戰士們勇往直前的鋼鐵意誌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這是一首在戰鬥中前進的勝利曲，是一篇振奮人心，激揚鬥誌的宣言書。

上闋“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起筆境界遼闊，寫站在六盤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見。兩句詞緊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淨朗，雲層疏淡，大雁往南飛。“望斷”二字涵義豐富，寄意尤深。“望斷”，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見還望。因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過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會勾起作者和紅軍對南方革命根據軍民和故鄉父老鄉親的無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斷的神情。這兩句雖是寫景，但景中寓情。接下來“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兩句，抒情顯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紅軍所行的路程已經兩萬裏前麵已經沒有險峻的高山了，預定目的地是一定會到達的。“不到長城非好漢”，還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北上去抗日前線的堅強意誌和決心。隻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兒。

下闋的結構同上闋一樣，也是前兩句寫景，後兩句抒情。“六盤山上高峰”，點明六盤山題意，並告訴讀者，作者當時是在六盤山高峰之上。高峰是作者描寫的一個大的背景，這個背景前麵的景物很特別：“紅旗漫卷西風”。紅軍的紅旗漫卷於西風之中，這個特別的景物，象征著勝利。從畫麵中能體現出紅軍將士的豪壯之情，這就是景中寓情。“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是直接抒情。意思是長征勝利了，革命的主動權已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縛住蒼龍”隻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作者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全詞大氣磅礴，雄渾豪放，雋異挺拔，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

“全詞造語樸實自然，意境高遠，感情充沛而又生動形象。毛澤東用高妙的手法輕鬆寫出了自己悠閑中又有些沉重、自信中又有些悲涼的複雜情緒。”

“《清平樂·六盤山》生動地表現了毛澤東及其統率下的英雄紅軍勝利地登上六盤山後，遠望雲天，抒發了徹底打垮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堅強決心，發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壯誌豪情。”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筆名子任。生於湖南湘潭韶山一個農民家庭。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詩人、書法家。被《時代》雜誌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之一，被視為現代世界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沁園春·雪》等，有《毛澤東選集》。

[yongbing1993]

不信馬列卻在共產黨旗幟下宣誓








是誰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是走資派們經四十多年的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謊稱“改革開放“，實則《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還號稱“信仰“馬列主義的謊話，以假亂真顛倒黑白，以精致的絕對的利己主義者，兩麵派機會主義手段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

正是大批走資派們既不信馬列卻仍要在共產黨旗幟下宣誓的官員，蛀倒了支撐社會核心價值的脊梁。要嘛真心信仰共產黨, 要嘛信仰資本主義私有大方方向全世界宣布, 現在這樣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掛羊頭賣狗肉, 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一時還可以, 長久欺騙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惡果將會遺臭萬年的! 幾十年來真是這批一代接一代繼承著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

在曾經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改革開放後的官員說一套，做一套，何其可怕：買官賣官，驕奢淫逸，官商勾結互動……當達到一定社會普遍性，以示範、以感染、以傳遞，「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是看一個人權力的大小和金錢的多少」社會之風就會流行；「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甚至不惜生命」的社會風氣就會形成。事實上，道德的形成既發生在個體間傳遞，也發生在社會機製對個體的影響與轉化。

公平正義的社會容易培養品行兼優的公民，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公民不會認同社會價值觀，相反容易滋生灰暗心理報複社會。什麽抽去了我們社會道德的脊梁，是這樣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掛羊頭賣狗肉, 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因而沒建成和維持好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不公平不正義」一點點蠶食掉社會核心價值的支架。

這些年，上層頭頭們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 人們利用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改革，無意成了權益集團假改革之手，行集團利益最大化之實，諸多改革，受益的總是體製內，受害的總是百姓。至以造成底層人對改革的恐懼症－今人感歎的是，就在今日今時，還能見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官員嗎? 還能見到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的影子嗎?

「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如此庸俗化的「功利主義道德觀」作為理論，作為一個政黨的指導思想, 作為一個國家的建國方針簡直可笑到了極點! 而「共同富裕」的「約定」卻被「淡化」：一方麵GDP至上，透支環境，透支後代，甚至采取了不公平不道德損害百姓利益手段；另一方麵，隻講“抓老鼠”不講“合理分配老鼠”，一個資源屬於全民的國家，極少數人利用資源壟斷或權力，獲取絕大部分利益，尋常百姓隻得到小部分利益或無利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老百姓“生不起，讀不起，娶不起，住不起，死不起”，而要全民經商全民競爭, 在窘迫的生存空間中，每個人都要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 完全走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道路, 而口頭上宣稱是共產黨的信仰, 實際上做的是另一套! 人世間最可恨的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大騙子!

共產黨是自認為是相信唯物主義同時又崇尚科學的，然而，改革開放後的民俗民風又恢複到舊社會的四舊之中, 很多政府官員如同普通民眾一般燒香拜佛算命相鳳水成風, 因此各類大師前仆後繼層出不窮, 婚喪黑白大操大辦.........搞得整個社會汙煙障氣俗不可耐! 全社會道德無底線出現了許多如黑磚窯童工, 有毒奶粉, 豬瘦肉精……，假, 詐, 騙，......遍地開花。

源自共產黨信仰的道德，連結文化、政治，其實也關聯經濟。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多年裏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促進了社會主義理性化發展，那麽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來，一個抽去脊梁而坍塌的社會道德體係，隻能阻礙國家經濟的理性發展。當人們憎恨官員說謊話、空話，痛恨餐飲業無良，抱怨製造業浮燥時，無妨看一看前三十年的所作所為! 從現實來看，做正確的事比做不正確、不符合道德的事更難。

現在我們除了錢外什麽都沒有，精神確實很虛無。道德連結文化、政治，是大命題，忙碌於生計的百姓不會對之做學究式探求，隻會感知現實來調節自身的道德底線，重要的，他們是以各種管道來相互傳遞各自生存法則。以職業道德為例，在《社會主義職業道德》書裏，對道德「傳遞性」給予了大致如下的描述：

一個受到領導不公平對待的醫生，可能將怨氣撒給病人；一個滿腹怨氣的售票員，可能將怨氣撒向乘客；一個有怨氣的老師，有可能將怨氣撒向學生…

今天的現實恐怕遠比上述圖像惡劣：一個愛受賄的領導幹部，他手下的醫生可能敢向病人索賄；一個被索賄的老師，可能坦然接受學生家長行賄……所有「被潛規則」的人，都可能要去「潛規則」他人；當占有社會主體的崗位任何人都能腐敗時，全民道德崩塌危機就在眼前。

中國共產黨有政治信念的政黨，政治信念是對政治體係及其理論認同、敬仰基礎上，形成的自己言行價值觀，並且身體力行。按說，透過製度推行的信仰，能發揮對社會的凝聚、導向和感召力。

想其初，不正是中國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饑不擇食時得到的一杯羹，衝著未來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後一個兒子，用最後一顆糧，用小推車，去換一個新國家嗎。

然而，情何以堪，一個有著政治終極追求的中國共產黨，由改革開放後在”貓論” ”先富論” ”摸石頭論”......謊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會道德大滑坡！

我們沒有上帝，我們有5000年的古代文明，其核心儒家思想對後代影響最大。始終走不出封建專製循環的中國，讓許多新舊知識分子憤怒異常，有道是“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

缺德的人和事首先出現在新聞裏，幾乎所有的新聞都是無聊或搞笑。政治可以編段子，有人把新聞聯播概括為：前 十分鍾領導人接見，訪問; 中間十分鍾中國人民生活很幸福; 後十分鍾，國內外的搞笑和國外的普世價值。在經濟數據新聞裏幾乎多是謠言，一會兒房價一定要降，另一會兒房價必定要降，房價不降，......房價還在漲，......誰看見了真相? 新聞就像電視劇，年季有影帝。

缺德的人和事其次出現在各級各類謀體上的是陰暗，憤怒。官員腐敗，金融大鱷又侵吞巨款逃離大陸，演藝明星二胎，裸照，竊聽門，黃賭毒，網癮…

缺德的人和事再次出現在各級各類謀體上的是無情，寒冷。老人倒了不敢扶，裝死裝病碰瓷，計程車司機奸奸女學生，小學生跳樓，教師自殺，井底住了二十年…

所有的新聞謀體報導的多是負麵訊息，給人負麵感受。人看著這些訊息，心裏可不是滋味了。

回顧改革開放幾十過去的曆史，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是「民心倒了，就扶不起來了」。民心為什麽倒了?

還有早年的一句，「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人心為什麽散了? 這都是誰鬧的?

從建國到文革結束，三大改造，生產隊，合作社，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黨和人民齊心協力奔向社會主義?!

從八一年的三中全會為拐點，改革開放吹響了號角，特區破冰；到大刀闊斧鼓勵走出去，引進來，城鎮化; 到進一步深化改革，殺出一條血路; 到鐵路私有化，外資進入國命脈產業; 到農民分田到戶......一路走來越來越背離了共產黨的初心, 人心散了, 民心散心, 還能扶起來嗎?

天 下為公，世界大同，正是為公，才有無數先烈為公有、共產主義拋頭顱，灑熱血!

正是為公，那個時代才湧現出了無數的公仆，黨員，勞模！正是為公，才從一窮二 白的爛攤子上，營造出驕人的業績;

正是為公，人們才不敢也不願腐敗;

正是為公，才讓跪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人，站了起來! 正是為公，人們有信仰 ，有理想，才有了讓人無限懷念的那個時代! 人心為公，天下大同!

而今，私字當頭。

要問什麽是萬惡之源，有人說，金錢不是，金錢隻是私字利用的掩護工具。私字才是萬惡之源。

私字鬧得人心倒了，私有鬧得人心散了! 那麽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共產黨無根而為能不倒嗎?

私有化觀念，就像毒蛇，緊緊纏著人心。

因為私有化，國企宣布破產，工人解散下崗;

因為私有化，該退休的 老人不能退休，繼續打工，該上崗的青年，無崗可上;

因為私有化，黃賭毒重返華夏，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再次活躍;

因為私有化，人心膨脹， 物欲橫流;

因為私有化，七、八十歲的老人被迫賣菜、蹬三輪;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黨員忘記黨章黨綱，官員忘記為人民服務，人民活的沒有尊嚴;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農民 工辛苦一年討薪無果痛哭流涕，服務員離鄉打工無故失蹤;

因為私有化，中國人民肩上又擔負起一座座大山;

因為私有化，才有 了貧富懸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因為私有化，中國人才活不起，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一心隻為人民幣;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白領每月賺萬元覺得不夠花， 有危機感，過勞死;

因為私有化，中國才成了人們口中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兩國是夫妻關係”；

因為私有化，站直了的中國人為了錢，為了生計，又跪了下去…

痛哉中華!

公有，私有，公道自在人心。

[yongbing1993]

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






《1972年，這種走後門的狂潮........》

《文革裏的走後門。這些幹部子女為所欲為，娘老子也放縱他們，毒化了社會空氣。》

《高級幹部子女，下鄉的寥寥無幾，至今仍留在農村的為數更少。》

《整個社會成了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的狂歡場所。》

《幾乎清一色的是軍以上幹部的子女。》

《他們表現如何？“懶散、特權思想、玩世不恭是那個時代軍隊高幹子弟的通病。”》

《長期不請假，經常私自外出，一連幾個月讓部隊找不到蹤影。》

《已經連續幾個月不在部隊，沒有向任何人請假。》

《這幫高幹子弟，在34師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轉發《文革期間的“走後門”問題》

來源: 博客

作者: 杜鈞福

現在一些人討論腐敗或者說特權是什麽時候開的頭。有人說文革前的情況還是很好的，都是文革把風氣搞壞了。這話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也有人說，從延安時代就有了，當初丁玲蕭軍他們反對的就是這個。這話也對，腐敗之風源遠流長。根本原因就是這幫幹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以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沒很大差別，不能期望他們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我們年青時讀到先烈方誌敏的文章，讀了《紅岩》這樣的書，全都感動得淚流滿麵。其中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如果方誌敏和《紅岩》那裏麵的犧牲者活到“解放”以後，他們的命運還很難說呢。

50年代風氣確實比較好。上層的生活老百姓看不到，中下層還是比較平等的。一般來說，極左越猖狂，社會風氣越壞。我的同學李吉士回憶1958年以後，領導機關下基層，就普遍的吃吃喝喝了。但是文革這個運動，確實把腐敗上了一個台階。

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腐敗從“紅一代”傳遞到“紅二代”。

就某種意義說，文革就是為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1964年，提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口號，而且，針對外部環境的惡化和對外戰爭的可能性，層層布置了確定各部門各單位“第二梯隊”的具體措施。權力中樞已執政十幾年，可他們的兒女輩年齡尚幼，絕大部分還是中學生（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兒子也是中學生）。如何實現這個政權的代際傳遞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種思慮反映在他們的兒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紅衛兵運動起源的思想基礎。

正如一些老紅衛兵所反思的，在當時的學校裏，“黑五類”子女已不構成威脅，他們根本上不了大學，有些連中學也上不了。他們無法在學業上競爭的是中間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類”子女剔出去的戰略不管用了，必須把“紅五類”擇出來。這就是紅衛兵的組織原則。“紅八月”的屠殺和驅逐也是針對城市中間階層的，因為經曆頻繁的政治運動後，北京城裏真正的“黑五類”人員已不多。

當然潘多拉盒子打開後，形勢就不是他們所完全掌控的。這場風暴，到了“九大”以後，特別是“九一三”以後，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實際上宣告了文革的失敗、舊製度的回歸。老幹部這才回過神來，開始對文革進行清算，也就是力圖恢複他們在文革前的位置並為他們的子女尋找出路。這時他們已經沒有什麽顧忌，因為大風大雨他們已經經過了，況且他們憑借著“被林彪迫害”的道德優勢。

這種依靠權勢謀自家的利益的行為由來已久，但1971年以後大爆發。例如《鴻》的作者張戎自述1969年中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區插隊。但她在那隻待了26天。期間所幹過的較重農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覺背了63公斤，而現場稱量結果為2.25公斤。然後她以偽造證明的方式轉到成都郊區。在此期間她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城裏，在農村時也很少幹農活。1971年張戎母親通過後門將其調入成都國營工廠。1973年再經其母的關係進入四川大學外語係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由於其母的積極活動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幹預下獲得公費資助到英國留學。

到了1972年，這種走後門的狂潮已經讓國家領導人無法容忍了。在得知從山西選拔來送北大為科學院培養的學員都是幹部子弟時，周恩來怒不可遏，但是又無可奈何。因為他知道，不能得罪這幫地方幹部，穩定和維持九一三以後的局麵，還全靠這些幹部。毛和周的手裏已經沒有多少牌了。

1973年6月國務院召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披露：“中央機關，各省市領導機關的高級幹部子女，下鄉的寥寥無幾，至今仍留在農村的為數更少。”

於是，整個社會成了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的狂歡場所。請看當時空軍34師人員的回憶。為什麽是34師呢？

“34師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軍隊高級幹部子女，一是由於空軍是陸海空三軍中待遇最高的軍種；二是由於34師是運輸機師，事故率、死亡率相對較小；三是由於34師是中央專機師，可以有機會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長；四是由於34師的駐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會。”（浪花《三十四師的高幹子弟》，《紅袖添香》，2002）

誰來了？“僅僅在我的視野之內，34師就有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劉伯承元帥的孫子，彭紹輝大將的兒子，韓先楚上將的兒子，許世友上將的女兒。軍師長一級、中將、少將、大校級軍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1973年分到34師的第四期女飛行員二十多名，幾乎清一色的是軍以上幹部的女兒。”

他們表現如何？“懶散、特權思想、玩世不恭是那個時代軍隊高幹子弟的通病。”

“前麵提到的葉劍英元帥的小兒子，就是因為長期不請假，經常私自外出，一連幾個月讓部隊找不到蹤影而惹惱了他所在的102團2大隊的行政副大隊長。他在全大隊的會上，將葉帥的兒子點了起來說：‘我不管你是誰的兒子，今後再這個樣子，該去那去那，不要回來了。’”

“飛行大隊的幹部戰士，當然支持這個副大隊長的正義行為，他們聯名給葉帥寫信，說他的兒子是‘一個隻拿錢，不幹活的飛行員’。”

“這件事，不知為何被江青獲悉。於是，引發了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向葉劍英發難。造成了全國‘批林、批孔、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的局勢。”

知道“批林批孔”運動中這件著名公案的來由了吧？

“不光葉帥的兒子如此，許世友將軍的女兒許華山同樣如此。1972年許華山已經連續幾個月不在部隊，沒有向任何人請假。一天，許世友將軍的電話打到了部隊。問34師師長‘你們把我的丫頭派到那去了，怎麽幾個月沒有音訊？’。這一下可急壞了34師的大員們。他們原以為許華山在家裏，誰知，家裏反倒向部隊要人。於是，34師調動所有的關係，滿世界的找人。最後，還是從海軍司令部的一個高幹子弟那裏得知，許華山這幾個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團學習跳舞。把34師的領導們氣的臉一個個憋的活像豬肝……”

“這幫高幹子弟，在34師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韓先楚上將的兒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隊想幹空勤。胡萍師長，親自下令改為空勤領航員。領航員幹了沒幾天，又要學飛行，於是又成了飛行員。這些普通人要經過幾年航校培訓的事，在他們身上，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換來換去。”

後來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後門，直到現在被認為是想搞亂軍隊。究竟誰在搞亂軍隊，是很清楚的，就是這幫不法的幹部子女。

當然，不是所有幹部子女都這樣。也有相當優秀的，堪稱表率。“34師的高幹子弟表現有好有壞，差異極大。其中，劉伯承元帥在修理廠的孫子，有極好的口碑；獨臂將軍彭紹輝大將的兒子，是102團一名看似極普通的機械師，十分和氣，沒有一點幹部子弟的架子。類似的高幹子弟很多，這些極清高的人物，給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師注入了一陣孤傲不群的清風……”

為所欲為的都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幹部的子女；表現好的都是那些不當權甚至邊緣化幹部的子女。我也接觸過一些幹部子女，也感到有這種規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將軍的女兒，著名曆史人物高崇民的孫女。她在哈軍工讀書期間就表現極為優秀，上過報紙，文革期間下放，後落實政策調到我單位，為人極為謙和。文革期間物資非常匱乏。我家偶然機會買到一輛小輪自行車，不想要，問誰要。幾個女同事議論，說高凡遇事向來謙讓，問她要不要吧。一問果然要，就讓給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沒任何特權，也不爭。可惜這樣的好人前幾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這樣的“紅二代”接班，就沒有什麽值得憂慮的了。

可惜，實際情況完全相反。怎樣造成這樣的結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變修”了，還是本來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時的部隊和社會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輩留給子女的‘遺產’，決定著他們人生的道路是順利還是坎坷。”

再回來說文革裏的走後門。這些幹部子女為所欲為，娘老子也放縱他們，毒化了社會空氣，給解放軍丟了臉。更值得憂慮的是，這樣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會把中國帶到什麽地方去？所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抓這個問題，有什麽不對？“三箭齊發”，隻有這一箭發得對頭，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我想，也符合解放軍空34師官兵們的情緒和願望。除此其它兩箭，什麽“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這件事後來如何發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毛的一句話“走後門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毛的話，當然不錯，但是用在這裏，簡直是混賬邏輯。所以，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反走後門，以及毛對這個反走後門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澤東這樣的態度，是為幹部們進一步腐化，以至於文革後實行集體世襲製開辟了道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這也是廣大參加文革運動的群眾對毛的擁戴開始崩潰的起點。以前，他們將毛看作紅太陽，看作救世主。社會上的一切苦難、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他們都認為是“走資派”幹的。“經是好經，就是給歪嘴和尚念歪了。”現在，他們終於認識到，這個偉大領袖不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和曆代的皇帝沒什麽區別。他們進而開始懷疑從少先隊時期所被灌輸的一切，理想主義完全破滅，隨即開始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曆程。

黑龍江造反派學生領袖範正美寫了一本《秋夢追思》，總結文革曆史。從書內容來看，屬於左派思想範疇，算個毛派。但是他對毛在反走後門問題上的立場表示強烈質疑。他說：“毛澤東在我思想上屹於泰山的地位，第一次發生了動搖。”他還說：“人們對於毛澤東的批示公開的如此強烈的非議在我知道的這還是第一次。”“我當時認定，走後門問題是幹部利用特權破壞正常紀律和合法程序，與黨的傳統格格不入。以後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與後來不正之風的進一步惡性膨脹，不能說沒有關係。”他把這歸於毛老了，糊塗了。

毛當然不糊塗。毛和學生領袖一樣，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麵。但是毛知道，這個理想主義不能當飯吃。毛坐在這個位置上，就是眾多正在走後門的幹部們把他擁戴上的，特別是軍隊幹部是他最終的靠山。而葉劍英、許世友、韓先楚這些元帥將軍，你跟他們說理想主義的話他們是聽不懂的。他們之所以擁戴毛、跟隨毛，就是為了他們可以走後門。

扯遠點，秦國大將王翦率軍出征楚國。大軍出了國門二三十裏，不走了。王翦派一個參謀回去向秦王要求再賞賜給他一些田畝。大臣們憤怒了，說這人怎麽這樣貪婪。秦王卻不惱，如數賞賜給他，大軍隨即開拔了。王翦傻嗎，貪嗎？他知道，一國之君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將帶兵在外。所以他必須裝出貪圖小利，胸無大誌的樣子，叫秦王不起疑，不會在後方掣肘。

所以，你想，葉劍英、許世友的兒女成天玩鬧、跳舞，林彪的兒子成天和幾個謀士在小屋裏籌劃國家大事，還自稱什麽“聯合艦隊”，作為一國之君的毛，對哪種幹部放心呢？九一三以後，毛徹底走向現實。所以，江青反走後門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聲，但是毛否定這個，也是必然的。

江青說，走後門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其實毛的治國之道和馬列主義沒多大關係，馬列主義隻是個招牌。但是在這件事上，江青惹了大麻煩。如果江青沒有反走後門這出戲，她的下場不會有那麽慘，因為幹部是得罪不起的。這就注定了江青及四人幫的滅亡。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中西醫結合醫療服務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yongbing1993]

工人農民義務勞動工作熱火朝天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工作熱火朝天地幹起來了。我和五位同誌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幹活。按照‘領頭’同誌的指揮，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輪對，在我們的肩膀和兩個吊杆的推壓下，輕快地從一條線路跳到另一條線路上。一對車輪撤掉之後，就換上一對新的。放好所有的輪對，我們就把那些磨損了的舊家夥順著軌道迅速地‘打發到’棚子裏去……一、二、三，——它們被一台旋轉式鐵吊杆吊到空中，軌道就騰出來了。那邊，在黑暗中，響著手錘聲，同誌們在自己的‘病’車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著。既做木工，又上油漆，還蓋車頂，工作幹得熱火朝天，我們和政治委員同誌都很高興。那裏的鍛工們也需要我們幫忙。

在一座移動鍛工爐上放著一根燒紅了的‘導杆’，也就是車輛上用的鉤杆，鉤已經撞彎。白熱的鉤杆被鉗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經驗豐富的同誌的指導下，我們靈巧的錘擊使它漸漸恢複了原狀。它還放著紅光就被我們迅速地抬去，冒著火花安進鐵孔裏，——錘了幾下，就把它安好了。我們爬到車廂底下。這些車鉤和導杆的構造並不象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那裏有一整套東西，有鉚釘、彈簧……

工作熱火朝天，夜幕降臨了，爐火燒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誌靠著一堆輪箍在‘憩息’，慢慢地‘品’著熱茶。清涼的5月之夜，一鉤美妙的新月懸在天空。人們有說有笑，互相開著玩笑。

——格·同誌，收工吧，修好13輛不少了！但格·同誌還沒有心滿意足。喝完了茶，我們唱著慶祝勝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開展“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的地方，不隻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報》報道：“5月31日在特維爾進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有128名共產黨員到鐵路上勞動。三個半小時裝卸了14輛車，修好了3台機車，鋸了10立方俄丈木柴，還做了別的工作。熟練的工人黨員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著，6月8日《真理報》又寫道：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薩拉托夫6月5日訊。鐵路上的共產黨員職工響應莫斯科的同誌們的號召，在黨員大會上決定：為了支援國民經濟，每星期六無報酬地加班勞動5小時。”

我詳盡無遺地援引了關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消息，因為我們從這裏無疑地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建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對於這個方麵，我們的報刊沒有充分地加以重視，我們大家也還沒有給予應有的評價。

少唱些政治高調，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並經過生活檢驗的共產主義建設方麵的事情，——我們大家，我們的作家、鼓動員、宣傳員、組織者等等都應當不倦地反複提出這個口號。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的初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即擊敗資產階級的反抗，戰勝剝削者，粉碎他們的陰謀（如從黑幫和立憲民主黨人[1]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2]都參加過的企圖出賣彼得格勒的“奴隸主的陰謀”[3]），這是當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這個任務以外，同樣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提出——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即從積極方麵來說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的經濟關係，建立新社會。

我曾屢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會議上講話時就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隻是對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礎，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代表著並實現著比資本主義更高類型的社會勞動組織。實質就在這裏。共產主義的力量源泉和必獲全勝的保證就在這裏。

農奴製的社會勞動組織靠棍棒紀律來維持，勞動群眾極端愚昧，備受壓抑，橫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靠饑餓紀律來維持，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內，盡管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的進步，廣大勞動群眾仍舊是一群愚昧的、受壓抑的雇傭奴隸或被壓迫的農民，橫遭一小撮資本家的掠奪和侮辱。共產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其第一步為社會主義——則靠推翻了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來維持，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由善良的願望產生的，它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而且隻能是從這種條件中生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就不可能有這種紀律。代表或體現這種物質條件的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啟發和鍛煉出來的一定曆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如果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原出拉丁文的、曆史哲學的科學用語譯成普通的話，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推翻這種壓迫的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創建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的事業中，在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隻有一個階級，即城市的總之是工廠的產業工人，才能夠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我們要順便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科學區別，隻在於第一個詞是指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第二個詞是指它的下一個階段，更高的階段。）

“伯爾尼”國際[4]即黃色國際的錯誤，就在於它的領袖們隻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卻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和絕對不能接受的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個階級鬥爭時期，隻要階級沒有消滅，階級鬥爭就不可避免，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在推翻資本後的初期變得更加殘酷，更加獨特。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鬥爭，而是繼續階級鬥爭，直到消滅階級——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在另一種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滅階級”是什麽意思呢？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的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過它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製，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製，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無數小生產殘餘的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特別難於克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聯係的巨大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

認為一切“勞動者”都同樣能勝任這一工作，那是純粹的空話或馬克思以前的舊社會主義者的幻想。因為這種能力不是自行產生的，而是在曆史上生長起來的，並且隻能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隻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所以能夠完成它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是因為它是各文明社會中最強大最先進的階級；第二是因為它在最發達的國家中占人口的多數；第三是因為在象俄國這樣一些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大多數人是半無產者，就是說，這些人總是每年有一部分時間過著無產者的生活，總是某種程度上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雇傭勞動來維持生活。

誰想根據什麽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派的平等這類泛泛的空話來解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象考茨基、馬爾托夫和伯爾尼國際即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做的那樣），誰就隻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麵奴隸般地跟著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儈的本性。要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隻有具體地研究已經奪得政權的那個特殊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之間的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在空想和諧的、“理想的”環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的和多種多樣的反抗的現實環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包括俄國在內，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都千百次地親身遭受過，他們的親屬也遭受過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和各種各樣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為決定由英國資本或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而屠殺千百萬人的戰爭——更異常地加劇、擴大和加深了這種困苦，使人們認清了這種困苦。所以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資本的壓迫，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辟一條創建不容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動搖，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資產階級“卵翼”下去的傾向不論如何嚴重，如何不可避免，他們也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的道義上政治上的威信，因為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並鎮壓他們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會聯係，新的更高的社會紀律，即聯合起來的自覺的工作者的紀律，這些工作者除了他們自己的職合組織的權威以外，除了他們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的權威以外，是不承認任何束縛和任何權威的。

為了取得勝利，為了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在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中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吸引他們，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徹底鎮壓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所有階層引上新的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勞動紀律、新的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勞動組織把科學和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就同創造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大規模的聯合聯結在一起。

這第二個任務比第一個任務更困難，因為解決這個任務決不能靠一時表現出來的英勇氣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最持久、最頑強、最難得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又比第一個任務更重要，因為歸根到底，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隻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隻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