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讀一封《群眾反映》信

毛澤東在讀一封《群眾反映》信

 

 

毛澤東在讀一封《群眾反映》信後作批示，時間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教育的同誌每人一份，團中央三份。並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事情是這樣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十幾位校長對學生負擔過重的情況意見很大，強烈呼籲“減負”。魏校長受大家所托，將會上的討論整理成文，上交領導。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長這個報告的《群眾反映》送到了毛澤東的桌上。毛澤東很快做出反應，寫了上述批示，並要求將信件發至宣傳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團中央等所有有關機關的領導成員，可見他有多麽重視。魏校長做夢也沒想到，她的這個報告會以有名的“二月來信”載入新中國的教育史，更沒有想到會受到最高領袖如此重視。

其實，毛澤東對當時的教育狀況早就很不滿意了。隨著群眾呼聲的日益高漲，毛澤東在“二月來信”的前後，發表了一係列對教育現狀的嚴厲批評。

1964年2月13日，正值農曆正月初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及北大清華校長和教育部長等16人參加的座談會。如此高規格的會議，重點就是談教育。他說：

—— 學製可以縮短。

——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

毛澤東以十分嚴厲的口氣總結道：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在此之後，一發而不可收，毛澤東又連續發表了對教育現狀的看法。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所載：

1964年7月5日，毛澤東同他的侄子、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生毛遠新談到：

——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談到：

—— 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在團中央《團的情況》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談話時說：

——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如此高頻率、大範圍地強調教育問題，用語又那麽嚴厲，足見這個問題在毛澤東心裏已經憋了好久，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對於已經七十多歲高齡的毛澤東來說，接班人的問題迫在眉睫。他從來都把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來，那種“摧殘人材，摧殘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製度，不是造就 “書呆子”，就是培養出 “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就會使他手創的事業後繼無人。這成為他在生命最後年代下決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個重要動因。

在這位偉人逝世以後，毛澤東當年那些振聾發聵的話漸漸被人們淡化了，淡忘了，還有走資派右派行撇開毛澤東那些談話的核心思想，斷章取義地就一些具體做法貶低為“違背教學規律”的外行話，甚至有“輕視知識傳授”、“衝擊教育秩序”等指責。

毛澤東對於教育學是個外行嗎？說這種話的人大概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毛澤東是正兒八經完成了師範學校的學業的。

毛澤東曾以考試第一名被錄取在省立第一中學，這是當時當地的一所大學校，但毛澤東覺得該校“課程太少而規則繁瑣”而毅然離開該校，

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度過了“極端可寶貴的” 半年自學生活。

毛澤東考察過好幾個學校，都不滿意，最後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在這所學校裏完整地學習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並且確立了“教育學”為自己的“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教育事業”為自己的“終身欲從事之事業”。

[yongbing1993]

毛澤東能做到的為何別人做不到






毛澤東能做到的，為何別人做不到？

毛澤東所解決的問題，所做到的事，有些是別人做不到的。 戰爭時期就不說了，因為情況特殊，不是人人能碰到的。 那就說解放後吧。

一是解決匪患了。 土匪為患在中國曆史上長期存在，從來沒有消除過，在有的地方，有世代為匪的家族，到解放初已有幾十代了。

然而解放後在短短的三年內就徹底清除了匪患，而且是根除，從此中國再也沒有了令人毛骨聳然的土匪作亂了。

這不僅在中國是功德無量的奇跡，在全世界也是不可思議的奇跡。

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仍然未能解決恐怖主義和黑社會問題。

在美國，恐怖攻擊和槍擊案仍然讓人們日夜恐慌。

二是消滅了娼妓現象，隨之消滅了性病，這也是在曆史從來沒有解決過的問題，全世界至今也再也沒有人解決過。

三是解決了耕者有其田和失業問題。

這是解決匪患和娼妓問題的基礎。 如果不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就業吃飯問題，就必然有人去當土匪和娼妓。

解放之初，有大量的災民和流民需要救濟和安置，有大批前政權的軍政人員包下來需要安排，但是國家又是國民黨留下積貧積弱的爛攤子，不法資本家又在百般搗亂，帝國主義 又在封鎖幹涉。

帝國主義的預言家曾經斷言，毛澤東帶領的泥腿子們撐不了三個月。

在這種情況，隻花了三年時間，就恢複了國民經濟，社會從此走安定。 這也是令舉世為之震驚的奇跡。

直到今天，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仍然沒有一個國家能解決失業問題。

西方國家失業率普遍在5%以上，他們的政客在竟選時從來隻敢說控製失業率而不敢說消消滅失業。

而隻要有失業現象的存在，社會就不可能安寧和諧。

當然，這些問題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解決的，而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共同解決的。 正因為毛澤東順應了人民的意願和史發展的規律，所以才創造了曆史性的豐功偉績。

毛澤東時代不是沒有問題，有舊社會遣留下來的大量難題，有敵對勢力不斷的破壞和搗亂，也有內部的不同意見和工作中的失誤。

但是這些問題都能夠及時發現並迅速解決。

例如文革中的打砸搶，武鬥等等，都很快被製止了。

毛澤東針對李慶霖在來信中所反映的知青問題，回信答複說，此類問題甚多，當統籌解決。

當時對種問題，都是在統籌中逐步解決的。

有問題不怕，隻要去解決而且能解決，那麽人民就有了希望。

有些所謂菁英專家，挖空心思反毛澤東，說什麽毛澤東不懂經濟，治國無方。 這真是螳螂臂當車，狂犬吠日。

不要說毛澤東解決的這些世界級難題，就是一般的經濟問題他們又能解決哪怕是一個麽？

這麽多年了，失業問題解決了嗎？

房價問題解決了嗎？

三農問題解決了嗎？

環保問題解決了嗎？

腐敗問題解決了嗎？

黃賭毒問題解決了嗎？

食品安全問題解決了嗎？

醫療問題，欠薪問題，交通擁堵問題，眼麵前的種種問題，他們一個也解決不了，而且也看不到解決的希望，難得他們自我感覺良好，還有臉自吹自擂，還有臉說毛澤東的 不是。

如果他們能解決哪怕一個問題，人們也不至於如懷念毛澤東。

有人說毛澤東是人不是神。 同樣是人，毛澤東能做到的你為何做不到？ 毛澤東也是從一點一滴做起的。

我們一般人做不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在我們日常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也會碰到種種問題，如何去解決的呢？ 例如考學校，考資質，找工作，找對象，辦手續，做生意，包括求醫問藥，鍛煉身體，是求神拜佛，托關係走門子，投機取巧，相信“大師”廣告，還是靠自己的 真本事和艱苦努力奮鬥？

這麽多年了，有誰敢說自己從來沒有受過騙上過當走過彎路？

這麽多的慘痛教訓，讓人們怎能不懷念毛澤東？

試問這些專門反毛澤東的所謂菁英專家，你們可做過一件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對得起社會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事麽？

[yongbing1993]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






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１〕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一歲到七歲，接觸事物很多。

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

這就是觀察世界。

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

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

現在的哲學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

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

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部分

[yongbing1993]

年輕人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掃盲》，這是幾千年來的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工農教育》。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工農教育》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可以問問你們的工人農民的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幾代年輕人，在享受著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工農教育》紅利，經幾十年後的今天，再來看看貧富差距不斷加大，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之後，那些固化後的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上學讀書嗎？還能參與高考上大學嗎？即便大學畢業能找個好工作嗎？走資派們用“改變命運“來忽悠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還信嗎？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設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學和識字組，孩子教媽媽識字、夫妻互教互學的動人場麵隨處可見。您現在聽到的這首《夫妻識字》就來源於著名作曲家馬可在延安時期創作的秧歌劇。

歌曲《夫妻識字》：識字牌牌兒好比明燈一盞，牌牌兒上的字兒我記心間。什麽字你記心間？這兩個字兒叫“生產”，你把那生產講一講，邊區的人民怎麽生產……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以上，成為製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後，一場大規模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其中，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在全國範圍廣泛推行。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1952年《新聞簡報》：使文盲在150小時裏，會認1500到2000個字。“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使很多戰士、工人，在短時期內脫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先後四次開展掃盲運動，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運，為新中國建設以及各項事業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約有人口5.5億，那時的文盲率高達80%。文盲成為新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掃盲成為擺在新政權麵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1956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國人民向現代科學文化進軍，於是，第二次掃盲運動又掀起高潮；兩年後，陳毅元帥在有關會議上說：掃盲是使6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非幹好不可，第三次掃盲運動吹響了號角。從1949年到1960年約有1.5億人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餘學校的學習。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從1949年到1969年，新中國通過4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先後有1億多中國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規模並卓有成效的掃盲運動，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奇跡。

第一次掃盲高潮：“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現狀將會給建設一個新中國造成多大阻礙。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城市、工廠的掃盲班多辦於夜間，農村的掃盲班則多開辦在冬季農閑時節，也被稱為“冬學”。

為了盡快地提高識字水平，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創造了《速成識字法》。同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推廣，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的掃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據東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到25.8萬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任命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

由此，速成識字法逐漸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一時間在全國工廠、農村掀起了運用速成識字法掃盲的高潮。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在掃盲教師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

第二次掃盲高潮：“把掃盲作為國家大計”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山東東南部一個僅有30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隻有9個人識字。村裏安排記公分的記工員，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經常就寫不出來了，有的做記號，有的幹脆就直接用腦子記，到了結賬時候往往就成了糊塗賬。

麵對現實迫切的問題，村青年團支部研究出了對策：先讓村裏的年輕人識字學文化，儲備記工員的後備資源。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劃分學習小組，並聘請高小畢業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級，即高年級的小學)擔任教員。學習班的教學內容與“培養記工員”緊密地結合起來，教授姓名、地名、農活、農具、牲畜等有關的字詞。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村裏115名青年，19人當上了記工員，92人能夠記自己的工賬。

高家柳溝村的成功經驗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訊》雜誌上。1955年9月，毛澤東在讀過這篇文章後，當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認為，在當時我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低、成人多數文盲的情況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指出：“這個經驗應該普遍推行”。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

由此，全國範圍內再次掀起了掃盲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第三次掃盲高潮：毛主席批評掃盲浮誇

1958年2月，在“大躍進”的背景下，掃盲工作也出現了“大躍進”。3月，全國召開了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但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要在5年內完成掃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躍進形勢下，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

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後，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幹，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為了完成指標，各地出現了浮誇、虛報的現象。據當時報道，僅1958年1至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對於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第四次掃盲高潮：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高潮後，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後要突破的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複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他們決定在全縣推行漢語拚音方案，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一鼓作氣，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拚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毛澤東看後，十分高興，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並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這一指示。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高潮。大規模的注音掃盲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並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麵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yongbing1993]

教育是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






《教育》是為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服務的。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對於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２〕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麽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鍾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曆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裏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後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曆史經驗。

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隻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幹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條，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鍾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讚成，會後又翻案，又說不讚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隻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麽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

但是，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根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出版前曾經毛澤東審定。
〔２〕 高，指高崗。饒，指饒漱石。彭，指彭德懷。黃，指黃克誠。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與張聞天、周小舟被錯誤地定為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yongbing1993]

批判舊教育製度樹立新教育製度





批判舊教育製度，是為了樹立新的教育製度。毛澤東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澤東起草《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開篇闡明宗旨：“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點，釆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周流於社會”，除強調自主學習之外，《大綱》還特別提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

1926年，毛澤東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重視培養學生獨立閱讀和鑽研能力。他讓學生閱讀28種書籍，由教師先列出書中主要問題，讓學生自己閱讀，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澤東起草《士兵政治訓練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

（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

（2）由近及遠；

（3）由淺入深；

（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

（5）說話要明白；

（6）說話要有趣味；

（7）以姿勢助說話；

（8）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

（9）要提綱；

（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這《十大教授法》對後來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幹部教育與民眾教育，包括《抗日軍政大學》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41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重申：“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采取啟發式的、研究的、經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和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國成立後，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以一種職業教師的本能，仍然始終高度關注著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強調：“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

毛澤東：“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

毛澤東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

毛澤東那種迫切的語氣飽含著對青少年的嗬護之情。

從此，新中國的青少年都記得了毛澤東他老人家要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實際情況並沒有使毛澤東感到滿意。

雖然教育事業的規模，包括學校與學生人數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全國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顯提高，但是學校的教育方法卻與毛澤東所期望的相去甚遠。

毛澤東這種不滿在“二月來信”的批示中集中於：未能讓學生“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這會使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落空。在毛澤東隨後的一係列講話中又進一步指出，教育現狀的突出問題是脫離實際，脫離社會，脫離勞動群眾；尤以文科大學最為嚴重。

與毛澤東青年時代對舊教育製度的批判比較一下，就會看到，64年前後毛澤東對教育現狀大聲疾呼的批評絕不是心血來潮，小題大做，標新立異，而是毛澤東教育思想一脈相承的反映。

在毛澤東看來，“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批判的舊教育方法，在已經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國還在大行其道，“摧殘人材，摧殘青年”，這是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應該如何評價？社會實踐是檢驗教育成效的標準。

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維漢、易禮容、羅學瓚、毛澤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大革命時期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幹。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抗日軍政大學》培養了十多萬抗日幹部，為後來的解放戰爭提供了強大的幹部力量。

但是，當毛澤東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年代準備把中國的未來交付給新中國的青年一代，期望著如同當年他們那一代革命者一樣，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湧現出新一批棟梁之材時，毛澤東卻深深地失望了。

正如毛澤東在《文革》中批判的舊教育製度時所擔心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在學校的象牙塔裏呆了十多年，“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青年學子們，一旦走上社會，就表現得極不成熟。《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孩子》。

盡管走資派右派們他們滿口“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甚至可以背誦毛澤東的語錄，卻犯下毛澤東曆來批評最多的錯誤，如毛澤東召見學生領袖時所說的：“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走資派右派們他們沒有想著為人民做什麽好事，卻熱衷於 “以我為核心”，那“怎麽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

結果就成了“群眾不信任走資派右派們，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走資派右派們，學生不信任走資派右派們，走資派右派們的大部分也不信任走資派鄧小平的孤家寡人。

客觀地說，相對於文科大學，理工科大學的情況要好得多。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理工科大學生，為新中國的科技發展和建設事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這點在毛澤東的談話中也有所反映。

但是這些理工科學生一旦進入社會活動領域，也表現出因脫離社會而導致的同樣弱點。

好在那些後來按照毛澤東的號召下到農村，與農民同甘共苦的一批有誌青年，在那種艱苦的經曆中，了解了社會實際，了解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訴求，磨煉了艱苦奮鬥的意誌，終於在今天能夠擔當起推動新時代的中國繼續前進的重任。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他——毛澤東！

[yongbing1993]

毛澤東：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青年學生這段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教學實踐。

毛澤東曾擔任學校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長，並主持創辦《農民夜學》（1917年）。創辦《農民夜學》的目的，

一是“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者能力之材”。

二是提供“實習之場”，更重要的是克服學校與社會“相隔相疑”的弊端，實現“疏通隔閡，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

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1917年9月），毛澤東曾在一師附小教育實習，現在還可查到當時毛澤東的一篇國文教學教案，其中將這節課分為環環相扣的5個環節，

一是讀(字)，

二是講文法，

三是做選例，

四是補助教授未及之知識，

五是練習。

教案通篇體現了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適應個別差異，擴充內容，與社會相聯係，將知識教育、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融為一體的教學思想。

畢業後（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附小當主事(相當於校長)，毛澤東發動學生組織自治會，提出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參加教務會議，對教師、教學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見。提出發揚學生自治精神，發展學生個性，不開除一個學生等建議，均被采納，對湖南一師營造民主自由的校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成為共產黨員後，毛澤東仍然傾力於《教育》。

毛澤東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務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學須知》中明確宣布“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

學員應“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招生隻憑學力，不限資格。

學習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為主，強調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

《自修大學》還附設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室，收集當時國內可能收集到的進步書刊報紙，供學生自學用。

《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公開招生，招收進步知識青年和工農青年。

《自修大學》的學生來自13個縣，最多時達200多人。

這所大學社會反響很大，連著名教育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也予以積極支持，讚揚《自修大學》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並任該校名譽校董。

1923年11月，該《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封禁，毛澤東又辦了一所正規中學——《湘江中學》，原來在《自修大學》的二百多學生，大部分轉到了這所學校。

這樣的履曆難道還不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教育家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舊中國教育製度》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極富創新價值和遠見卓識的改進方向。這使他遠遠高於一般的職業教育家。

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總結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製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隻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隻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有心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壞處，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之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來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無數學生們，經曆過學校教育的人們，當你們讀到這些評論的時候做何感想？難道沒有一種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靈？難道沒有感覺到，盡管時代已經不同，可舊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靈一樣在你們身邊遊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