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反對注入教學法不要把分數看重
毛澤東：”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毛澤東：”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毛澤東：”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教育製度要改革〔１〕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
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
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
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
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
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
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
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同他的侄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生毛遠新談話紀要的節錄。
“1958年，毛澤東視察南開大學、天津大學，高度肯定了天大的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聽說天津有60多所中學。辦起了生產車間或校辦工廠，說：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要講實際，科學是反映實際，是講實際的道理。不知道實際，老講書本上的道理，怎麽成？（《毛澤東年譜》3，406，1958.8.13）
幾年後，毛澤東在與哈軍工學習的侄子毛遠新的幾次談話中指出，“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毛澤東年譜》，5，380，1964.7-8）
幾天後，毛澤東明確提出，“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毛澤東年譜》，5，401，1964.8.29）”
教育應該重視實踐（尤其是理工科），而文科應該是情懷和思想上的培養，現在的分數教育確實嚴重，都是想成為人上人，一定程度造成了內卷，而教員的絲路是對的，應該與生產勞動結合，與基層實踐者結合。確定是為集體服務的教育，而不是人上人和自私，官本位等。
有人把毛澤東思想精髓概括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如此概括很難體現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特征，也使毛澤東思想變得抽象空洞，實際上是在歪曲毛澤東思想，因為古今中外，但凡稍有成就，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政治家，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科學家、專家教授學者，都會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這裏的“人民”指的是以工人、農民、解放軍為代表，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而不是當下以官員、老板、買辦和依附於前三者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精英。
毛澤東思想非常具體，如他在工業領域提出以“一參二改三結合”為主要內容的“鞍鋼憲法”，在外交領域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等，他的《論十大關係》更是治國理政的經典文獻，對當下同樣極具現實意義。聯係新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正反兩方麵實際，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理解將更透徹，領悟將更深刻，收獲將更豐富。
這篇《毛主席論教育革命》，是毛澤東1964年7月和毛遠新談話紀要的節錄，他在談話中提出“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 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等觀點，對當下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鑒意義。事實上，當下教育之所以問題頻出，就是因為偏離了毛澤東思想。
當然，對毛澤東思想我們也應堅持曆史地、辯證地理解，如他提出“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這裏的階級鬥爭主要指社會實踐，雖然也包括對敵對勢力的鎮壓，但更主要的是指無產階級思想、共產主義理想與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思想及上層建築進行辯論鬥爭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過程，當然也包括以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改造過程，絕不是某些公知和無良學者宣揚的所謂“肢體鬥爭”、“殘酷迫害”和駭人聽聞的“打砸搶”行為。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理論成果與巨大成就，為新的曆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這是走資派官方的十八大報告的上述論點完全一致，科學、正確、準確地評價了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偉大功績，深得黨心、軍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義。
毛澤東時代《過窮日子》的主要緣由之一
新中國建立後到毛澤東去世時的二十七年，毛澤東有六大貢獻：
一是先後打贏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緊接著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的《大三線》、《小三線》的經濟建設，軍工建設及工業體係的完善。成功化解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新中國進行的《核打擊》。這其實相當於打贏了三場較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有力地捍衛了新中國的主權和神聖領土。
二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艦》。 1964年10月，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6年12月《文革中》，新中國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文革中》，新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1971年9月《文革中》，新中國第一艘核子潛艦下水，並於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軍戰鬥序列。在成熟的核子潛艇的基礎上，1981年4月，中國第一艘戰略核子潛艇下水。不少人對《兩彈一星》關注多，對《核子潛艦》與《戰略核潛艦》了解較少。這裏所說的《戰略核潛艇》，意思是說中國陸海空全都具備了第二次核反擊能力，這是最後製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企圖威懾中國和平發展的最有力的《殺手鐧》。如果六十年代以來新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第三是《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與研發技術，而《兩彈一星一潛艦》的研發，又全部是中國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國計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礎設施》。高官李先念明確講過，基本建設是投入七塊產出一塊，而加工工業是投入一塊產出七塊。在毛澤東時期的短短27年中，新中國主要靠人力建造的84,000多個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基礎性和中堅性作用。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經濟與社會發展水準的一個最根本的指標。毛澤東時期，在人口增加4億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整整比新中國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種種阻繞《重返聯合國》。由於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正確指導，中國與美國、歐洲諸國和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國的嚴酷封鎖，真正跨入了大國的行列，並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六是毛澤東時期，新中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當然，新中國不借外債，一度沒有內債。從當時的客觀情況來看，那時還不具備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國際環境。從兩分法的角度看，沒有內外債，也就沒有為後人留下還債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過窮日子》、從嗓子眼裏摳出食物和節省必要日常生活開支而積攢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所換來的。這也是當時的中國人民即今天中國年輕人的爺爺奶奶們大家在毛澤東時代《過窮日子》的主要緣由之一。
正麵回應，正視曆史，正確評價毛澤東。
目前，社會上有些個人、有些媒體、有些組織對毛澤東有誤解，扭曲史實，有曆史虛無主義傾向。應該正視曆史，正麵回應，正確評價毛澤東。
一是有人說，在新中國三年困難時期，蘇聯不隻沒有對新中國逼過債，對新中國十分友好，這不是事實。 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赫魯雪夫領導集團為實現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戰略的需要，先後提出並堅持在新中國領土共同建立、共同擁有《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上、政治上控製新中國。在遭到中國嚴詞拒絕後，1959年6月，蘇聯單方麵撕毀中蘇雙方1957年10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新中國提供某些核技術的樣品及其生產技術資料。 1959年9月30日，赫魯雪夫訪美結束後，即匆匆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華，要新中國放棄台灣，並要求新中國釋放在中國的美國罪犯。這理所當然遭到新中國堅決的抵製。 1960年7月16日，蘇聯對新中國發出照會，單方麵決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個月之內，全部撤回在華的蘇聯專家1390人，並對新中國逼債。這裏僅舉一例，說明蘇聯當年曾對新中國逼債並尤甚。周恩來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有一次，蘇聯的一個外貿部副部長在人民大會堂與總理談判，要我們還錢。總理說，我們現在暫時有困難。談完後，總理送他出來，他看見門口有一塊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對總理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新中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 要用新中國的蘋果、花生米等農副產品來償還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說，1957年反右中我們處死了某某人，這當然不是事實。不僅在1957年反右時新中國沒有處死一個人，而且在1955年肅反時新中國也沒有處死一個人。這是有檔案可查的。 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肅反中出現的擴大化的深刻教訓而采取的重大舉措即《不殺》的政策。有的同誌對此很不理解，找到毛主席問，”審幹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認自己是叛徒，並出賣過我們幾個同誌，血債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認自己是打入我們內部的國民黨特工，來刺探我們的情報，為什麽不能殺？“毛澤東回答， 肅反時，就有不少同誌是屈打成招的。我一個王實味'，並說當初要把王實味放在你們359旅就好了，你們會很好使用他，他也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化教員。殺人的決不放過一個的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做法。
三是針對所謂的史達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這「兩個三千萬」地球人都知道。但這「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質疑。所謂史達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這是連戈爾巴契夫和葉利欽都承認是虛假的“事實”。針對“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的'事實'” ，專家們近年來運用數學、社會學、曆史學等多學科知識，完全自費專心研究的係列成果。先後查閱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國死亡率最高的600多個縣的縣誌和大量的其他文獻，發現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絕大多數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數據都是虛假的。書中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3,600萬人」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檢視曆史，絕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必須跳出個人局限，站在人民和曆史乃至最終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諦與本質。不能因為自己曾經在毛澤東時代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甚至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受過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國後毛澤東時期前27年的艱辛奮鬥與後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
現在回想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講，許多爺爺奶奶們也曾為當年吃過草籽和榆樹皮而感到自豪和驕傲，這也是自己為我國研製出“兩彈一星一潛艇”等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忍饑挨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而作出的個人極為微薄的貢獻。我也想提醒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一些年青人，千萬不要不了解情況，就無端指責當年的我們的爺爺奶奶們“蠢”、“笨”甚至是大鍋飯養“懶鬼”，就否認當年的爺爺奶奶們為新中國其中包括你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礎而付出的艱辛與血汗。
新聞《大齡考研人，掉進另一個“內卷”大坑》文章來源: 財經故事會 於 2024-05-15 。
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在最近幾年，考研人數持續攀升，從2015年的165萬，激增到2023年的474萬。
2024年雖然回落到438萬，但是內卷的本質似乎並沒有改變。更何況，2024年研究生錄取率隻有20%左右，這意味著每10人中，就有8人麵臨著落榜。
將鏡頭對準大齡考研人，他們究竟為啥要逆向大齡考研？備考期間遇到哪些難題？生活來源如何保障？在這場無聲的考研賭局中壓下籌碼，這一切的努力都值得嗎？
大齡考研，必須麵對的一個現實問題是，錢。雖然重歸學習角色，但是仍然要生活。房租、吃飯、生活用品、複習資料，甚至是輔導班、自習室……日常支出難免，那麽錢從何而來呢？
有人認為即使準備考研，也不能斷了收入來源，所以她選擇的是在職備考。所以她除了每天晚上下班到家晚八點到十一點的學習時間外，隻能抓緊一切時間“見縫插針”學習。她將專業課筆記電子版導入到微信讀書上，然後利用上班通勤的時間來“聽書”。在公司，開一些無聊的大會時，插空背幾十個單詞。
她心安理得當起了“全職女兒”，吃住都在家裏。決定考研之後，她跟父母很好的溝通了一次，想要趁著自己還有衝勁兒的時候，再拚一把。司念念從小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家庭，她的決定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三十歲在家啃老，她也不好意思，就跟父母說，自己可以做飯。可是這廚藝實在是難以恭維，便承擔了每頓飯刷碗的活。從小，她最討厭的事就是刷碗，但是現在每次都洗得幹幹淨淨。用勞動換房租，她在安慰自己。
同樣是在家全職備考，一向好麵子的他實在是難以再向爸媽張口要錢。所以，他選擇去夜市擺攤。從1688和拚多多上進一些便宜好看的小飾品，每天晚上擺2個小時，好的時候能有一百多的收入，雖然和自己辭職前月入過萬的收入沒法比，但是買點生活用品、學習資料的錢是足夠了。
有人則選擇了回到農村奶奶家備考，沒有什麽社交，也沒法點外賣，這樣生活成本更小。所以花費基本上也就是考慮資料的一些花費，她就秉承著，“堅決不報班，也堅決不花冤枉錢。
她的考研經濟賬本一攤開，除了報名費200之外，隻買了兩本英語的曆年真題和30塊錢的網課視頻。
和她不同，雖然也是脫產備考，但是工作前幾年，他手頭攢了10萬塊錢。這次考研是抱著必上的決心，所以他花了15,000塊錢報了一個1對1保過的輔導班。他覺得這筆錢是花得比較值，起碼是有專業的人去給你指導，不必像無頭蒼蠅一樣沒有方向浪費時間。
她還有一筆額外的花費，就是在家附近包了一個考研自習室，一個月是1800塊錢。因為在家學習，誘惑太多，自控力實在是個問題。書桌離床的距離很近，很容易就學著學著就想躺在床上。但是到了自習室，她起碼可以做到心無旁騖的讀書，畢竟是花了真金白銀，也更有動力學習。
落了考研的榜，上了生活的岸。小魚在30歲生日的前一天，收到了清華的擬錄取通知。她動情地寫道，“18歲的風越過了重重山崗終於來到了今天。我依然是最好的年紀。敬青春,也敬重啟的勇氣。"
而幾年前，和她來自同一個小縣城的黃璿，也做出了大齡考研的決定。31歲考研，33歲畢業考上北京高校的事業編。在她看來，人生沒有白走的路，如果沒有當時決定考研的勇氣，她也就沒有機會見識到更廣闊的世界，開啟不一樣的人生。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會成功上岸。可是，所有人都上了生活的岸。
30歲的劉某就在考研輔導班裏認識了自己的老公，開始了一段相差6歲的姐弟戀。雖然並沒有考研成功，但是三觀一致，情投意合的兩人邁入新婚的殿堂。一年的時間裏，她解鎖了妻子、母親多重角色。更開心的是她的父母，一年前還在為女兒任性要考研卻拒絕相親而生氣，現在天天抱著小外孫笑得合不攏嘴。雖然當了媽媽，但是她還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我從來沒後悔去考研，說不定哪一天我又重新備考。”
那個說自己在自習室才能學進去的馬某。她並沒有上岸，但是，她開了家名叫“上岸”的考研自習室。“我這人啊，還是喜歡折騰。我看我那個自習室天天滿員。我一琢磨，這事能幹啊。”她是個行動派，說幹就幹，在小區裏盤了個150平的房子，簡單布置之後，便對外招租。生意火爆得很，一個月回本不說，還賺了小兩萬。
這不，不到一年的時間，她已經從找不到工作的“大齡求職狗”搖身變成了小老板了，據說下個月就準備開第二家店呢。而有些人，已經做好了二戰的準備。一戰她比北大錄取線隻低了1分，十分遺憾。“那可是北大啊，難道就不值得再去奮鬥一次嗎？”
而且可喜可賀的是，備考期間，她一直在社交平台上記錄自己的考研曆程和複習方法。一年的時間，不知不覺漲了1萬多粉絲。如今，“考研博主”的身份讓她每個月有兩三千塊的廣告收入。這讓她的脫產備考沒了“後顧之憂”，也要為自己的北大夢再衝一把。
大齡考研值得嗎？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單純算經濟賬，大齡讀研似乎並不那麽劃算。
一位2023年屆Top3名校應屆博士生，就後悔多讀了幾年書，“我今年博士畢業，拿到最高的Offer也就年薪60萬，再看看比我早工作幾年的本科同學，如今年薪百萬不罕見，手裏還攢了幾百萬，很羨慕”，他向《財經故事薈》訴苦，“要走學術道路可以讀博，但殘酷的是，讀完博士進高校也很難。”
而對於職場老炮兒來說，全日製讀研還意味著職場的中斷。
更何況，如今不少985高校，特別是一二線城市的院校，已不再為專碩生提供宿舍，這無疑增加了求學的經濟壓力。
按照市場價，每月額外的兩三千房租，三年下來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讀研的總成本可能會飆升至20萬。
再來看研究生教育的趨勢。近年來，研究生報考人數持續上升，專碩生的錄取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從2010年的學碩與專碩3:1的招生比例，到2023年專碩報考人數超過6成，甚至在清華大學這樣的頂尖學府，專碩與學碩的比例已經達到了74%與26%。這無疑顯示了專碩教育的日益受重視。
回到職場現實，對於許多專業來說，本科學曆加上三年的工作經驗，可能在職場上比剛畢業的研究生更具競爭力。
而對於試圖通過讀研，來擺脫35歲中年危機的大齡職場人，““讀研之後馬上快40歲了，更不好找工作了吧”，這也是文刀的顧慮。
然而，人生從來沒有標準答案，正如那群逆流而行的大齡考研人一樣，聽10000種聲音，但終究隻能走自己的路。
毛澤東成為共產黨員後，毛澤東仍然傾力於《教育》。
毛澤東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務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學須知》中明確宣布“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
學員應“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招生隻憑學力，不限資格。
學習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為主，強調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
《自修大學》還附設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室，收集當時國內可能收集到的進步書刊報紙，供學生自學用。
《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公開招生，招收進步知識青年和工農青年。
《自修大學》的學生來自13個縣，最多時達200多人。
這所大學社會反響很大，連著名教育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也予以積極支持，讚揚《自修大學》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並任該校名譽校董。
1923年11月，該《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封禁，毛澤東又辦了一所正規中學——《湘江中學》，原來在《自修大學》的二百多學生，大部分轉到了這所學校。
這樣的履曆難道還不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教育家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舊中國教育製度》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極富創新價值和遠見卓識的改進方向。這使他遠遠高於一般的職業教育家。
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總結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製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隻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隻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有心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壞處，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之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來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無數學生們，經曆過學校教育的人們，當你們讀到這些評論的時候做何感想？難道沒有一種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靈？難道沒有感覺到，盡管時代已經不同，可舊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靈一樣在你們身邊遊蕩？
《教育》幾千年來一直是剝削階級的“世襲領地”，正如列寧所說的“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偏見特別頑固。”資產階級偏見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現，就是“知識私有”、“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理論至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新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教育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幾經反複，每進行一次重大改革，資產階級總是伺機反攻倒算，力圖使舊的東西複辟。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教育界又出現了一些奇談怪論，“上大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階級轉換“等忽悠年青人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理論書將知識私有化。說什麽批判“知識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講學文化知識，開門辦學就是不要學理論，工農兵上大學“質量低”，學校要有磚家叫獸內行來領導等等，已將教育為複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服務。
毛澤東：“什麽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隻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
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是革命的主力軍，曆史的創造者，因此，知識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創造的經驗，至多隻不過起了一個總結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這種曆史的顛倒是怎樣發生的呢？本來，在原始社會，並沒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隻是到了原始社會後期，產生了私有製，出現了剝削，產生了階級，原始社會解體，進入了奴隸社會，才出現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
恩格斯說：“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可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體現了階級的對抗。
沒落奴隸主代言人孟軻叫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識也不例外。
資產階級“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國“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在舊中國知識是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私有財產，被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反動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和靈魂一道出賣給反動統治階級，作了反動派的忠實爪牙。有些人則把知識作為商品進行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爭名奪利，因而“知識私有”觀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國成立後，反動政權已經被打倒，“所有製變更了”。被作為“私有財富”的舊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知識，卻不能象對待地主資本家的土地、工廠那樣處理，既不能剝奪，也不能沒收。因此，解放後，新中國對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並給予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這正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製痕跡的反映。
新中國成立後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費用大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負擔的，即《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的成果應歸社會所有。“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個人不應當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國剛從舊中國過來，有些人對舊中國遺留過來的“知識私有”觀念也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在中國，雖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已經基本上變為公有製，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原有對立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資產階級法權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別仍然存在，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處於優越的地位。反映這三大差別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對人們還起著腐蝕作用。新中國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因而在分配領域裏資產階級法權還占統治地位，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高，是所謂複雜勞動，有權從社會領取較多的消費品，因而生活上處於優越的地位。這些就給“知識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存在和泛濫，提供了客觀的經濟條件。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相當“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幾千年剝削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私有”的傳統觀念，在社會上不少人的頭腦中也有一定的影響，並且一下子變不過來。原來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更是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雖然已經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廠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卻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識”為資本，繼續向上爬，做騎在工農頭上的精神貴族。
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之類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少奇、鄧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販賣“知識私有”論，教唆青年把知識當作私有財產，當作個人成名成家的資本，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知識私有”作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精神支柱，為其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服務。這就是“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和泛濫的思想政治條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後承認了錯誤，鄧小平向毛澤東保證：改正錯誤！永不翻案！當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鄧小平用實際行動坐實了走資派的皇冠。
總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抓《教育》恢複高考，還是老一套讓知識私有化。不過換了一個名稱叫“上大學改變命運“或叫“知識改變命運。就是讓少數人先富先有知識，然後離開農村工廠低層人群，轉流到城市富有階級做上等人。這個“知識私有”觀念是在長期的私有製社會形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有它賴以存在和泛濫的經濟、政治條件。
因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應當是針對“知識私有”這種傳統觀念在各個方麵的表現和危害，對症下藥地進行無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資派鄧小平們掌權後就造謠說：文革所謂批判“知識私有”就是“不講學文化”，就是提倡“文化無用”或“知識無用”的奇談怪論。其實，“文化無用”論是“知識私有”的反動理論受到批判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私有”觀念，決不是說“知識無用”、“技術無用”、“文化無用”。無產階級非常需要知識，如列寧所說：“隻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但關鍵問題是對知識持什麽態度。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是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還是作為個人獵取名利的資本？這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集中表現。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同剝削階級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作徹底的決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教育戰線曾經已經取得過偉大的勝利，教育陣地的變革是深刻的，但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還剛剛開始，教育革命並沒有搞過頭。在中國教育領域裏，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修正主義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開放後變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資產階級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用馬克思主義把教育陣地完全占領下來，改造過來，要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堅韌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擺脫了私有製的鎖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己逐步發展起來。但是，在所有製方麵，當時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並不都是全民所有製。因此，文革中要徹底清除教育領域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是要必須繼續完成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把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文革進行到底的。
尤其是對教育革命的 “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少數人對知識的壟斷。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觀念，必須打破這種狀況，實行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文革就是這樣做的。
文革期間造反派紅衛兵們是必須熱情地扶植和發揚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滅三大差別的宏偉綱領。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能文能武、亦工亦農的共產主義新人。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實踐中去。
廣大革命師生走“五·七”道路，下鄉下廠開門辦學。
工農兵業餘理論隊伍的成長。
三結合的寫作組或批判組的成立，等等。
所有這些新生事物，對於無產階級占領和改造教育陣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有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中國的勞動人民一定要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壯成長，加速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目標。
上層建築各個領域，資產階級的勢力和舊的傳統觀念是相當頑固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必須把上層建築各個陣地牢固占領下來，改造過來。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牢牢掌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堅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文革》之初，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本文節選自《歌未竟，東方白：毛澤東在1964》，原載《同舟共進》2010年第10期
正當人們欣賞《光明日報》刊登的毛澤東詩詞墨跡的同一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關於教育革命的座談會，後來人們往往稱之為“春節座談會”。參會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林楓等中共中央要員，還有郭沫若、黃炎培、章士釗等特邀人士。
毛澤東主持座談會，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毛澤東請鄧小平談學製問題。毛澤東的插話就是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稿的第一句：“（我看）《學製可以縮短。》”在鄧小平談完學製問題之後，毛澤東說了一大段批評現行考試方法、評分標準的話：
毛澤東說：“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毛澤東甚至認為考試可以交頭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這當然是極而言之，頗有矯枉過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試試點。”盡管毛澤東提倡和實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拋棄，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狀況，毛澤東當年所責難的“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似非捕風捉影。（改開後的整個的“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
也是出於毛澤東自身的學習體驗，毛澤東對於自學成材的傑出人物特別欣賞。談話中一連列舉了中國的孔子、祖衝之、李時珍，外國的富蘭克林、瓦特和高爾基，毛澤東強調他們“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毋庸諱言，毛澤東確實有著強烈的反知主義傾向，但是強調啟發，強調自學，充分肯定實踐，總不失為真知灼見。
與傳抄稿相比較，毛澤東審定的節錄稿所刪節的最重要的一段話，是關於狀元無學問與評論幾位帝王的內容：
毛澤東：“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位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和翰林。就是當了進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太學生，而劉邦則是個大草包。“
筆者勘對了“文革”初期傳抄的幾種傳達記錄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筆者猜度，之所以刪去這段話，大約同多年來批判所謂“封資修”文藝、批判帝王將相不無關係罷。1967年出版發行《毛主席論教育革命》，這番對封建時代文學家肯定，以及對封建帝王品評的話，似難與虛無主義彌漫的時代氛圍相適應。毛澤東賞識朱元璋、劉邦，也許不無原因吧。
為著發動“大躍進”運動，毛澤東在1958年，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一直到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一再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這一年發動的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標誌的“教育革命”，一度轟轟烈烈，但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式微，這場“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揚拜訪“教授的教授”陳寅恪，遭到這位史學大師的嘲諷，其緣由便在於1958年“教育革命”中對教授的貶損和打擊。
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呼籲，其中對知識分子的“陽過來，陰過去”特別警惕，文藝和教育因此成為格外關注的領域。毛澤東召開春節座談會，成為新一輪“教育革命”的發端。
1964年3月10日，毛澤東就北京某中學校長關於減輕學生負擔的信件作出批示：
毛澤東：“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談話的兩小段，一段是關於“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論述；另一段是關於“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論述。與“文革”初期的傳抄稿相比較，刪節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毛澤東：“大體上可以說搞工業的知識分子比較好一些，因為他們接觸實際。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純科學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還好一些。最脫離實際的就是文科。無論學曆史的也好，學哲學的也好，學經濟的也好，都太脫離實際了。他們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這就不難理解，毛澤東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個“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的批示。（該批示其實是間接地表達“不必辦文科大學”這一固有的觀念。）
9月27日，毛澤東對中央音樂學院某學生給他的信寫出“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的批語，指示中宣部部長、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副組長陸定一“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
據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中央文獻研究室披露，這位深受階級鬥爭思想影響的學生，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由於長期地、大量地、無批判地學習西歐資產階級音樂文化，資產階級給了我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我們迫切希望能引起領導的極大重視，采取堅決的措施，從根本上製止資產階級思想的繼續泛濫。“
信中還說：“我對學校工作的最大意見是學校沒有能夠堅決貫徹階級路線，院內師生的階級成分十分複雜，工農子弟少得可憐。”
信中還說：“學校的辦學方針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究竟培養什麽人？在我們的教材中、舞台上，應不應該徹底趕走帝王將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換上我們的工農兵？”
郭沫若的兒子郭民英作為該學院小提琴專業的學生，在此後不久該學院發起的“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聲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學。
順理成章，“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其實，在1964年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言論中，最能體現第二輪“教育革命”特點的，是7月5日與其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
毛澤東：“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毛遠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當年簡稱“哈軍工”）的學生，毛澤東在談話中特別考問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的具體內容。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毛澤東召開主題是“教育革命”的春節座談會，卻在開場白裏提到“各個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搞政治部，加強政治工作”。
附：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
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7日複信林彪，信中說：
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是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
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隻能兼一項或幾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
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文革中。
上海的形勢是好的。大學、中學、小學如何搞好教學改革，上海是否可以了解一些情況，搞些調查研究，創造一些典型材料。
（文革中大學的鬥批改）一種可能是徹底翻身，一種可能是走回頭路，一種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階段打硬仗了。
鬥批就是破，改就是立。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徹底改革，否則是改良，和過去一樣，到後來是搞不下去的。
過了夏天屁股要坐下來。
中學文化大革命要走向正規。軍訓還要搞，中學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比較嚴重，複課鬧革命，有的單位搞得好，有的單位搞得不好。這是關係到革命問題。對於大學生來講，是關係到把青年人培養成接班人，變不變色的問題。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學製可以縮短。
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
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出版前曾經毛澤東審定。
在舊中國知識是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私有財產，被作為商品進行交換。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和靈魂一道出賣給統治階級，作了統治階級的忠實爪牙。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磚家叫獸們則把知識作為商品進行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爭名奪利。
自從人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人類《知識》的積沉隻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人類如何生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有知識的人是如何剝削壓迫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者是如何反抗的。
這《生產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兩門知識是工人農民們必須要懂得的。共產黨是工人農民們的先鋒隊。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共產黨是工人農民們的先鋒隊。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以毛澤東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工人農民們要懂得這《生產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兩門知識。
毛澤東沒有要求資產階級或別的什麽階級學習這兩門知識。但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做事的人必須要懂得這《生產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兩門知識。
新中國成立後，反動政權已經被打倒，“所有製變更了”。被作為“私有財富”的舊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知識，卻不能象對待地主資本家的土地、工廠那樣處理，既不能剝奪，也不能沒收。因此，解放後，新中國對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並給予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這正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製痕跡的反映。
新中國成立後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費用大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負擔的，即《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的成果應歸社會所有。“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個人不應當有“任何額外的要求。”可是新中國剛從舊中國過來，有些人對舊中國遺留過來的“知識私有”觀念也相當嚴重。
這是因為，在中國，雖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已經基本上變為公有製，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原有對立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資產階級法權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別仍然存在，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處於優越的地位。反映這三大差別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對人們還起著腐蝕作用。
新中國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因而在分配領域裏資產階級法權還占統治地位，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高，是所謂複雜勞動，有權從社會領取較多的消費品，因而生活上處於優越的地位。這些就給“知識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存在和泛濫，提供了客觀的經濟條件。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相當“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幾千年剝削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私有”的傳統觀念，在社會上不少人的頭腦中也有一定的影響，並且一下子變不過來。
原來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更是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雖然已經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廠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卻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識”為資本，繼續向上爬，做騎在工農頭上的精神貴族。
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之類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少奇、鄧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販賣“知識私有”論，教唆青年把知識當作私有財產，當作個人成名成家的資本，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知識私有”作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精神支柱，為其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服務。這就是“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和泛濫的思想政治條件。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後承認了錯誤，鄧小平向毛澤東保證：改正錯誤！永不翻案！當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鄧小平用實際行動坐實了走資派的皇冠。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抓《教育》恢複高考，還是老一套讓知識私有化。不過換了一個名稱叫“上大學改變命運“或叫“知識改變命運。
就是讓少數人先富先有知識，然後離開農村工廠低層人群，轉流到城市富有階級做上等人。
這個“知識私有”觀念是在長期的私有製社會形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有它賴以存在和泛濫的經濟、政治條件。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應當是針對“知識私有”這種傳統觀念在各個方麵的表現和危害，對症下藥地進行無情揭露，深刻批判。
走資派鄧小平們掌權後就造謠說：文革所謂批判“知識私有”就是“不講學文化”，就是提倡“文化無用”或“知識無用”的奇談怪論。
其實，“文化無用”論是“知識私有”的反動理論受到批判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私有”觀念，決不是說“知識無用”、“技術無用”、“文化無用”。
無產階級非常需要知識，如列寧所說：“隻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
關鍵問題是對知識持什麽態度。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是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還是作為個人獵取名利的資本？
這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集中表現。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同剝削階級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作徹底的決裂。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教育戰線曾經已經取得過偉大的勝利，教育陣地的變革是深刻的，但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還剛剛開始，教育革命並沒有搞過頭。
在中國教育領域裏，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修正主義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開放後變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
資產階級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用馬克思主義把教育陣地完全占領下來，改造過來，要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堅韌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擺脫了私有製的鎖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己逐步發展起來。
在所有製方麵，當時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並不都是全民所有製。
文革中要徹底清除教育領域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是要必須繼續完成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把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文革進行到底的。
尤其是對教育革命的 “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少數人對知識的壟斷。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觀念，必須打破這種狀況，實行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文革就是這樣做的。
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文革期間造反派紅衛兵們是必須熱情地扶植和發揚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滅三大差別的宏偉綱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能文能武、亦工亦農的共產主義新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實踐中去。廣大革命師生走“五·七”道路，下鄉下廠開門辦學。工農兵業餘理論隊伍的成長。三結合的寫作組或批判組的成立。所有這些新生事物，對於無產階級占領和改造教育陣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有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中國的勞動人民一定要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壯成長，加速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目標。上層建築各個領域，資產階級的勢力和舊的傳統觀念是相當頑固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具體回答了為什麽要學習？學習什麽？怎樣學習？如何推動學習？和如何鞏固學習？等五個問題，是毛澤東幹部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獻。
為什麽要學習？毛澤東：“再不進貨隻有關門大吉”。
一是要領導革命，沒有學問是不成的。早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就指出，要領導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沒有學問是不行的。毛澤東突出強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門大學問，可以大大提高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戰鬥力。
二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毛澤東說：“我們隊伍裏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毛澤東形象地說：我們的好多幹部本領隻有一點點，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不進貨，隻有關門大吉。“進貨”就是學習本領，這是我們許多幹部所迫切需要的。
三是要建設一個有戰鬥力的大黨、強黨。毛澤東指出：“黨、政、軍、民、學各種機關的在職幹部，均應一麵工作，一麵學習。”隻有學習，才能培養大批的有學問的幹部做骨幹，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有戰鬥力的中國共產黨”。
學習什麽？毛澤東提出學習的三大任務。
1938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學習的三大任務：
一是要係統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對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曆史遺產給以批判的總結。
三是要研究抗日戰爭（民族戰爭）的特點和規律。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再次指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固然很難，但共產黨員必須讀通其中的道理。同時對黨的建設、聯共黨史等，“要長期地學下去”。而對黨的政策看一眼就丟掉亦是不對的，“應該把黨的政策經常地研究”。一切皆在變化之中，“不研究黨的政策，單學習那些理論是不夠的，會跟實際脫節的”。一句話，既要研究理論，又要研究實踐，要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怎樣學習？毛澤東：“擠”和“鑽”
全麵抗戰時期，共產黨的幹部既要生產又要作戰，還要完成其他日常工作。
“沒有功夫”成為許多幹部不學習的理由。針對這一點，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不學習理論是不對的，有問題就要想法子解決，這才是共產黨員的真精神。毛
澤東指出，“擠”是一個好辦法，“我們現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就用‘擠’的法子叫它讓讓步，在每天工作、吃飯、休息中間，擠出兩小時來學習，把工作向兩方麵擠一擠，一個往上一個往下，一定可以擠出兩小時來學習的。”
延安時期，部分黨員幹部限於自己的識字水平，以“看不懂”為借口抵觸學習。
對此，毛澤東給出的方法是“鑽”，毛澤東指出，對我們不懂的東西，不能隻取守勢，不取攻勢，“如果我們把不懂以仇人的態度不講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攻無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壘攻下來”，“頑強的敵人，正麵攻不下，就用旁襲側擊，四麵包圍，把它孤立起來，這樣就容易把它攻下。”
如何推動學習？毛澤東：要進“無期大學”
毛澤東提到，在職幹部教育製度很好，“是一個新發明，是一個新發明的大學製度”。
這個大學是天下第一，是“無期大學”，是延安的獨創，任何人都可以進。各級政府、各個民眾團體、各類學校，乃至軍隊都應該設立類似的教育機構，建立學習製度，使黨員幹部有組織地學習。
但組織的學習不能傷害黨員幹部學習的熱情。
“學習運動的基礎，是我們同誌們自覺的熱情”。
學習運動的開展要有組織地進行，亦必須充分發揮個人積極性、主動性，要給黨員幹部自由看書的時間。
“我們的方法是采取個人活動與組織活動互相配合起來”，既要約束幹部完成“規定動作”，又極力提倡幹部做好“自選動作”。
如何鞏固學習？毛澤東：都要“學到底”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不要再學習了，這滿足就是我們學習運動的最大頑敵。”全黨的同誌，研究學問，都要“學到底”。
“學到底”，在毛澤東看來，至少有三層含義：
一是活到老學到老、長期學。毛澤東勉勵年長的同誌學習時說，“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
二是學習的內容要廣泛，理論問題、時事問題、政策問題都要學習，“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如果在世界上有許多自己不懂的東西，那共產黨人就不算最好的革命者。
三是學習要刻苦，“把學習的一切困難都克服下去”。毛澤東指出：“從什麽年月學好了、或者什麽天才，都是騙人的。有用的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具體環境與具體策略，用點苦功。”采取“學到底”方針，一定能克服自滿的壞現象。
毛澤東的“學習觀”：
學用統一觀：
在毛澤東看來，“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為重要的學習”。
毛澤東認為學和用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學是基礎，用是目的，用也是學習的過程，學習是為了將學到的知識觀點轉化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更好地改進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即學而能用，學而會用，學用統一，不可脫節。
毛澤東形象地指出，學習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一些同誌，學習目的不明確，隻是為了學習而學習，為了完成任務而學習，停留在單純的學習上，所以書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隻會片麵地引用馬恩列斯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實際問題，毛澤東嘲笑這種學而不用的人隻不過是“古董鑒賞家”而已。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毛澤東就擅長學以致用，如毛澤東一生酷愛讀史，對中國古典文學頗具研究，並能借鑒其中曆史經驗，來救國治國平天下。毛澤東還常常古籍新解，活用古籍名著中的地名、人物、語言，來為現實政治服務，這種活學活用的精神，值得每一個人學習。
毛澤東的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觀：
首先，毛澤東在我黨曆史上很早就認真關注和研究學風問題。
毛澤東揭示了學風的本質和內涵：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誌的工作態度問題。
毛澤東把學風納入黨的建設的理論框架，指出學風也是黨風，並且學風是“關係到中國革命事業興衰成敗的問題”，把學風問題擺在黨領導中國革命“第一個重要的問題”的位置上。
其次，毛澤東大力倡導理論聯係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
毛澤東在運用馬列原理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明確地把理論聯係實際確定為黨的學風，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學風觀，為黨的學風建設奠定了基石。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再次，毛澤東同各種不良的學習風氣作堅決鬥爭，特別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還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文章，從理論上對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對於糾正黨內不良學風、改造全民族的學習起到了正確的引導作用。
毛澤東的全民學習觀：
今天中國《全民學習》己成一個文化現象。而這種思想萌芽在毛澤東的學習觀中早已有之。也是從毛澤東開始形成的。
毛澤東從戰爭年代起，就十分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啟蒙教育運動。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號召人人都要努力學習，並針對不同對象提出不同的學習要求：
首先，教書育人的知識分子要繼續改造學習，並且強調要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
其次，年輕人比成年人更需要學習，要學習成年人已經學會的許多東西。
再有，農民要抓緊識字學文化，以適應從事生產勞動的需要。
還要廣大幹部應把工作以外的時間和精力主要放在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上，形成學習上你追我趕、比學趕幫的好風氣。
毛澤東在強調學習時，著重針對黨的領導幹部，指出領導幹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幹，他們是否學習以及學習的好壞，對實現黨的曆史使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此強調各級黨政領導要帶頭學習，成為群眾的表率。
此外，毛澤東還提出，學無止境，一萬年以後還要學習。
毛澤東的全麵學習觀：
首先，在認識的來源上，毛澤東重視書本知識，也重視實際知識。
既提倡讀“有字之書”，也提倡讀“無字之書”，
甚至把讀“無字之書”看得比“有字之書”更重要。
“無字之書”就是群眾，就是社會實際和社會實踐。
在許多講話和談話中，毛澤東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反複說明一個道理：
毛澤東強調光有書本知識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會生活中去學習實際知識，這是最豐富生動的知識。
毛澤東曆來反對死讀書，讀死書，提出要多向社會學習、向實際學習、向民眾百姓學習，才能成為既掌握了書本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比較完全的知識分子。
其次，在學習的對象上，毛澤東主張，無處不學，無事不學，無人不學，“要學習和研究當代和曆史上的各種東西”。
既提出“要向古人學習”，做到“古為今用”。
又發出“向外國人學習”的口號，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做到“洋為中用”。
最後，在學習的內容上，毛澤東認為，學習要有寬度，要博覽群書，有一定的知識麵，構建一定的知識結構。包括哲學、經濟、政治、軍事、文學、曆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等。
毛澤東：“學問很多，大體要稍微摸一下”，“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