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讀《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
讀《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一文有感。文中說：“文革中在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號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數學教師寫了一本高等數學上下冊。曾被評為優秀教材。因為該書把毛的哲學思想，把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對立統一，矛盾的觀點融合在微積分的理論中了。
文革後上大學，學校說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隻做為學生的參考書，可買可不買。主要聽老師講課。
由於對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很排斥，心想那本書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沒有購買。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本當時倍受歡迎的蘇聯專家吉米多維奇的《高等數學習題集》來學習。該書雖然好，看後習題也會做，但對微積分的理論和對微積分的應用還是覺得隔靴搔癢，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學裏的初等數學和大學裏的高等數學有何聯係。
一天聽數學老師講課，老師也是那套高等數學教材的作者之一。“
文中又說：“聽完老師一席話，我突然領悟在”顯微鏡”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數學變”活”了，把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有機地聯係起來了，微積分的應運開竅了。
我趕緊到學校的印刷廠買下了這套原以為是政治掛帥的書。細讀和精讀，受益很多。後來慢慢明白書中講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紀起源的古典微分幾何的分析方法。隻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在寫書時把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
遺憾的是這本書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後這本書已經改得麵貌全非了。此後我再沒有發現在國內高校的高等數學教材中有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理論，讓它淺顯易懂，讓學生深入了解其內核的。大多過雨煙雲，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最後說：”後來為人之父，為人之師。我嚐試著用老師傳授給我的用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覺得孩子們和我一樣對此易懂，易學，初等數學變”活”了。
看來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對立統一的。“
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不僅是辯證法理論大師，而且是辯證法實踐大師。辯證法是研究矛盾對立統一的學說，而矛盾普遍存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天下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的原生動力，“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
早在1937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矛盾論》，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唯物辯證法理論。這是一部深刻的有著重大理論價值的哲學論著，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標誌。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全麵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普遍性表現為矛盾鬥爭的絕對性，“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
《文革》中毛澤東說：“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
毛澤東又說：“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不是哲學自發的形成，是人為的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僅僅是從本體論角度，也就是從“世界的以物質還是以精神為本源”來做區分的。這個區分方式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簡稱《費爾巴哈論》。
這裏恩格斯所要指出《哲學基本問題》是有著深刻的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當時的國際局勢是，工人組織經常受到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修正思想，改良主義的侵蝕。
這種侵蝕使得工人階級內部出現分裂，而這種分裂往往是由於一些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將自己偽裝為工人革命的指導思想。如果按照這種思想進行革命鬥爭，隻能將革命引向失敗。
類似的思想包括：無政府主義（立刻消滅權威和政黨，構建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先走資產階級革命，借助資產階級的力量和平的完成社會主義過渡）、激進派（反對一切妥協，立刻掀起革命）、超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因此隻要帝國主義國家可以攜起手來訂立和平協議，世界就可以進入長久和平期）、拉薩爾主義（忽視現實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狀況，要求不折不扣的分配勞動所得的理想主義）。
其中，中國也有以胡適為首的社會改良派，宣稱階級鬥爭隻能引起階級仇恨，不應該用武力的方式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正是由他信奉的“實用主義”哲學所導致的。
現在我們看得到，這些思想，或多或少都偏離或完全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而對當時局勢的解決，不是缺乏變通就是過於懦弱，要麽則是過於理想主義而脫離了現實。
因為有相當多的思想家，都認為應該等待統治階級自我反省，主動幫助人民實現解放。
然而很明顯，這都是基於唯心主義的看法。他們認為，思想是高度獨立於現實的，甚至是思想支配現實，因此隻要統治階級“想”這樣做，他們就可以解放人民。並且他們相信人的理性天生趨向於自由民主，隻要統治階級覺醒了這種天性，自然會推動社會向更文明的方向發展。
但是唯物主義的觀點則是，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完全由自身決定的，更是由社會狀況和經濟條件決定的。因此寄希望於統治階級自身的覺醒，無疑是緣木求魚。
很明顯，這兩種基本觀點之下，各自提出的政治觀點也必然是不同的路線。
在這種背景之下，恩格斯就必須提出一種高效的辨別方法，來將一切“唯心主義的思潮”從黨內驅逐出去，堅定科學的理論指導，否則革命一定會失敗。
於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就誕生了。
這一理論，寄托著全世界工人組織能否堅定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導，反對一切修正主義的侵蝕的願望。其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政治背景。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一些人出於“宗教狂熱”一般的情感，非常武斷的在任何研究方式中大談特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忽視了“哲學基本問題”這個學說提出本身的目的和背景，這實際上把這個劃分庸俗化了。
因為雖然絕大多數的各婁學派都可以以此劃分，但是它們的研究側重未必是這些基本問題。如果上來就大批特批，就屬於人家要做個蛋糕，你不品嚐蛋糕反而說它托盤的花紋不好看。
另外一些人讀了一些哲學史，認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論純屬無稽之談。這實際上也是不了解這個理論所提出的背景，導致評價片麵化。
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劃分哲學基本派別，本沒有問題。因為基本上所有派別，都要提到“何者為本源”的問題，即使聲稱超越二者分立或者二元論的學派，也會最終落腳於物質和意識之一。因此片麵強調基本派別劃分是僵硬的，而片麵否定基本派別劃分則是帶有強烈個人偏見的，這同樣是狹隘。
但是如果因此而過度貶低唯心主義，或者過度貶低唯物主義，則是另一種狹隘。
一、哲學的基本派別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物質是本原，意識是派生的，先有物質後有意識，物質決定意識。
《唯物主義》有三種基本形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
《唯心主義》的基本觀點：意識是本原，先有意識後有物質，意識決定物質。
《唯心主義》有兩種基本類型：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
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派別
(一)唯物主義：
1、古代樸素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金、木、水、火、土等是世界的本原。
進步性：否認世界是神創造的，認為世界是物質的，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根本方向，本質上是正確的。
局限性：A.是一種可貴的猜測，沒有科學依據。
B.它把物質歸結為具體的物質形態，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2、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屬性就是物質的屬性。
進步性：豐富和發展了唯物主義。
局限性：仍然把物質的具體形態等同於物質。具有機械性、形而上學性、不徹底性。
3、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物質是世界的本原，物質的本質屬性是客觀實在性。
進步性：終結了唯心史觀，創立了唯物史觀，做到了自然觀和曆史觀的統一。
(二)唯心主義
主觀唯心主義：把人的精神當成世界本原。
客觀唯心主義：把獨立於人之外的“客觀精神”當作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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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
文/萬湖小舟
文革中在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號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數學教師寫了一本高等數學上下冊。曾被評為優秀教材。因為該書把毛的哲學思想，把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對立統一，矛盾的觀點融合在微積分的理論中了。
文革後上大學，學校說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隻做為學生的參考書，可買可不買。主要聽老師講課。
由於對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很排斥，心想那本書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沒有購買。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本當時倍受歡迎的蘇聯專家吉米多維奇的《高等數學習題集》來學習。該書雖然好，看後習題也會做，但對微積分的理論和對微積分的應用還是覺得隔靴搔癢，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學裏的初等數學和大學裏的高等數學有何聯係。
一天聽數學老師講課，老師也是那套高等數學教材的作者之一。他這樣講到(大意):
同學們大家在初中時就學過梯形麵積公式: (上底+下底)x高/2。但梯形的邊如果是曲線就不能用這個公式，因為直和曲是矛盾的，不能互換。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曲邊梯形分成有若幹個小的梯形。由於這些小梯形的曲邊比大梯形的曲邊彎曲程度小，接近直線。 我們能夠用梯形麵積公式求出這些小梯形的麵積，在把他它們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大曲邊梯形的麵積。
同學們一定有疑問，這樣會帶來誤差，不精確，因為那些小梯形的邊仍然還是曲的。誤差和精確是矛盾的，不能相互代替。誤差的產生是因為我們把這個大的曲邊梯形隻做了有限次地劃分。設想我們把這個曲邊梯形劃分成無限多個細小的梯形。細小的程度連我們肉眼都看不見它的曲邊了。讓我們在顯微鏡下看，在這樣無限細小地劃分下梯形曲邊從量變發生了質變，曲線變成了直線，矛盾統一了。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可以放心地使用梯形麵積公式，求出每一個無限小的梯形的麵積，然後在把這些無窮多個的無限小的梯形的麵積加起來，其結果就是精確的曲邊梯形的麵積。積分的理論就是求無窮多個無限小量的和。
積分的過程體現了從有限到無限，從誤差到精確，從曲線到直線的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矛盾的規律)、質量互變(量變到質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現在讓我們來講述積分的理論和求積分的方法。....
聽完老師一席話，我突然領悟在”顯微鏡”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數學變”活”了，把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有機地聯係起來了，微積分的應運開竅了。
我趕緊到學校的印刷廠買下了這套原以為是政治掛帥的書。細讀和精讀，受益很多。後來慢慢明白書中講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紀起源的古典微分幾何的分析方法。隻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在寫書時把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
遺憾的是這本書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後這本書已經改得麵貌全非了。此後我再沒有發現在國內高校的高等數學教材中有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理論，讓它淺顯易懂，讓學生深入了解其內核的。大多過雨煙雲，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後來為人之父，為人之師。我嚐試著用老師傳授給我的用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覺得孩子們和我一樣對此易懂，易學，初等數學變”活”了。
看來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對立統一的。
在華利益最複雜的是蘇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滿清政府的懦弱和無能，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劃走了大片中國國土，並在東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1898年，沙俄政府強迫清政府把旅順和大連灣“租借”給俄國，獲得了沙皇所夢寐以求的“不凍良港”。不多久，俄國侵略者就攫取了在東北南部地區的一切特權。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海上大戰以“對馬海戰”最著名，而陸地戰場卻在中國東北，戰爭持續1年零5個月，最後以俄國的失敗而告終。戰後，根據雙方簽訂的《樸次茅斯和約》，沙俄將關東州（中國遼南旅大地區）的租借權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北滿鐵路仍然留在沙俄手裏。
日俄戰爭失敗後，俄國改為侵略蒙古地區，並推動外蒙古獨立為國。中華民國成立後，時任大總統袁世凱為獲國際承認，與俄羅斯發表《中俄聲明》。然後兩國簽訂《中俄蒙協約》，中國可保留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但明顯已損失了國家利益。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北洋政府追隨協約國拒絕承認蘇俄新政權，為了爭取比鄰的中國，蘇俄宣布無條件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又取消兩國間的秘密協議。列寧也親自表示要廢除中俄兩國全部的不平等條約。列寧還領導各國共產黨成立了“共產國際”組織，專門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
這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核心的一群知識分子，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進而，他們成立了信仰這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其次是喚起了孫中山對蘇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國主義列強都不肯幫助他的時候，中山毅然改組國民黨，與蘇俄合作，接納幼小的中國共產黨，走上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道路。
曆史常常在關鍵的時刻被重要人物導入某個方向。把中國的命運與蘇俄聯係在一起的，是列寧和孫中山。但是，這兩位在各自黨內的絕對領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寧由於被暗殺的槍傷嚴重損害了健康，於1924年1月24日與世長辭，年僅54歲；僅隔了一年多，孫中山因患肺癌不治，於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間，也不過59歲。這樣，中國的國共兩黨與蘇俄的關係就取決於他們的後繼者了。而列寧的後繼者，是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經過鬥爭產生的。
托洛茨基在蘇共和蘇軍中的資曆更深，也更得列寧的信任。他是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揮者、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和第一任總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間的俄國內戰期間，他領導紅軍對抗支持沙皇的白軍，反抗14個協約國的武裝幹涉，最終贏得內戰。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論和觀念上有些與眾不同的味道，早期與列寧有過分歧，但後來兩人的合作遠遠大於分歧，到列寧的最後時日，托洛茨基卻成了列寧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歲，但在早期的俄國革命中比後者級別低，在紅軍中也接受後者的領導。他的革命手段更激進、更無情。但在蘇共中央內，與不太討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較多的支持。斯大林說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從不在列寧麵前堅持與老師不同的主張，甚至在列寧去世後也一直不承認什麽“斯大林主義”，隻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列寧病重後，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頗有接班人的勢頭。
列寧在晚期發現了斯大林缺點，於是在遺囑中寫道：“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同時列寧通過妻子的聯係，尋求與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後，在電話裏辱罵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得知後曾憤怒寫信給斯大林，並以絕交威脅他道歉。斯大林選擇低頭認錯，最終事情平息。
從1923年3月中旬起，列寧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則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共同反對，不僅沒能樹立起權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並列為蘇共（布爾什維克）主要的6名領導人。
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逝世後把丈夫的遺囑交給中央政治局。在蘇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的遺囑沒有被公布於眾，而僅僅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傳達了。斯大林根據列寧遺囑的建議提出辭職，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列寧的建議是不合適的，並一致選舉斯大林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托洛茨基對政治鬥爭很不在行，在《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的兩篇文章裏，竟然直言不諱地批評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促使兩人與斯大林聯手，形成共同對抗托洛茨基的局麵。他們3人發表文章，稱“托洛茨基主義”並非真正的列寧主義；斯大林還表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鬥爭中失敗，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蘇俄國內的政治變化對中國產生了長期的重要影響。
在俄國內戰期間，白軍敗退到國外，蘇俄紅軍就進攻到國外。不少白軍敗逃到了中國新疆境內，蘇軍也就追殺到了新疆，並同當地的政治勢力聯係到了一起。這樣，不僅舊沙俄在中國北方的權益沒有歸還給北京政府，新蘇俄反而進一步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1923年底，在中國西北地區起家的“國民軍”軍閥馮玉祥，受到孫中山《建國大綱》等書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思想的影響，開始傾心於蘇俄，仰慕社會主義，還在室內懸掛列寧肖像。1925年，馮玉祥邀請中共中央的李大釗擔任國民軍政治部主任，後由中共黨員劉伯堅代理。馮還結識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邀請蘇俄軍事顧問進入國民軍，開始接受蘇俄的武器援助，並派遣一批年輕的軍官赴蘇聯留學。
不過，馮玉祥的部隊在奉、直軍閥聯合進攻下被打敗，不得不於1926年元旦通電下野。但馮的主要部隊並沒有散，他本人繼續保持對蘇俄的好感，並於同年前赴蘇俄考察。
當然，蘇俄對中國的關鍵性影響還是在南方的廣東。而將深受歐美民主思想影響的孫中山推向蘇俄一方的，其實是那些受其他列強支持的各路軍閥。其中一個廣東軍閥所起的作用至為關鍵，他名叫陳炯明。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1年3月的黃花崗起義中，陳炯明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孫在後期能以廣州為基地開展護法運動，陳的軍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孫曾讚陳“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
但是，陳與孫的政治理念不同。陳炯明接受了梁啟超提倡的“聯省自治”的理念，主張建立與美國相仿的聯邦政體，首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逐步向全國推廣，再走向和平統一。孫中山經過了建國和護法的種種失敗，堅信必須采取“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重新建立全國政權。兩人最終產生激烈衝突。
1922年夏，孫中山公開罷免陳炯明的職務。陳炯明的親信大將葉舉，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孫中山撤退之際，夫人宋慶齡不願與孫同行，認為“目標太大，容易被叛軍發現”，並對孫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我請求你先走吧！”隻身出走的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
在此之前，孫中山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過接觸，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了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此刻，中山對自己的失敗極為失望，在其他列強各國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際，他終於下決心尋求蘇俄的幫助。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之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
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下，蘇俄援助他建立黃埔軍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實可行的統一國家的道路。盡管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從廣東大本營出發北伐，打倒所有的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給繼承者們的曆史重任。
蘇俄僅僅為了黃埔軍校，就援助了300萬盧布的經費，飛機9架，大炮幾十門，機槍幾十架，約萬枝步槍，還有配套的彈藥等等。另有一筆1000萬元的援助經費，供廣州國民政府建立中央銀行。可以說：沒有蘇俄的援助，就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本錢。
而在資本主義列強看來，社會主義蘇俄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廣州國民政府則是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因此，當國民革命軍向北方進攻時，他們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內部的爭鬥，團結對抗這個南來的“洪水猛獸”。
列寧的逝世對國共前途的影響是逐漸顯現的。列寧本人雖然堅持世界革命的理論，但在國家關係的處理上並沒有放棄本國利益。斯大林繼承了大位以後，暫時延續過去對中國的政策，可大國沙文主義變得越來越赤裸裸。列寧那些帶有國際主義道義的話，從斯大林口中再也聽不到了。
由於過去托洛茨基在蘇共和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寧去世後的幾年裏，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當時在蘇俄有很多中國留學生，他們也被卷進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政治鬥爭，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遺恨終生。
同樣，在中國的共產黨人也無法幸免。托洛茨基開始就堅決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此，“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不僅是蘇共政治鬥爭的對象，而且中共也必須跟著念這個“緊箍咒”。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之初的40多年前，一曲“不搞階級鬥爭，不搞意識形態”，“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運動”奏響了中華民族有識之士以“天下為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子操守精神和古道熱腸俠義文化的挽歌。
在走資派的號召下，一打牛鬼蛇神右派分子放出來後，附和著萬分威嚴地說：“什麽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閉嘴吧! 我們正在進行思想解放大討論哩，一律不爭論!”
隨之更多血淋林的事實資料以及更深刻的研究，會看清楚走資派右派們所謂“不搞意識形態”就是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要社會主義，而要搞修正主義，不正大光明，而要搞陰謀詭計。
從那一刻起，中華民族中就出現了一群磚家叫獸的集體叛變，而莫言的“豐乳肥臀，濫交，入微露骨地描寫女人乳房和屁股，以及性交‘哼哼’‘尖叫’細節，白描烹食嬰兒、大書酷刑細節的窺"陰"癖患者........”無疑就是一座背叛墮落的豐碑，一個時代的人性惡墮落至巔峰。相應地禮儀之邦的中華民族就墮落成了一個“自私自利字當頭照，禮義道德放一邊”的盛況，中國成了沒有精神和文化隻有物欲橫流的荒漠荒蠻之地。
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格往往是政治製度塑造的結果。
毛澤東把意識形態看作“理論上的現實社會”。毛澤東又提出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深刻描述了社會主義階段的階級鬥爭特征，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澤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幾千年的封建專製，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則造就了“孔乙己，祥林嫂，閏土，阿Q，尼姑，阿長……”一群渾渾噩噩，怕官，羨富，逆來順受的國民奴隸式的劣根性。
如果僅僅是建立了法律意義上的公有製，而沒有一場徹底的“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把那些作威作福的國民黨的官僚軍閥老爺打倒在地，也要把共產黨內當官做老爺的走資本主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老爺打翻在地，讓它們橫行霸道了幾千年的威風掃地，激活人天生流淌在血液裏的“反潮流精神”，確立人人平等，主權在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意識形態，跟一群膽小怕事，怕官，羨富，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孔乙己，祥林嫂，閏土，阿Q，尼姑，阿長……”談什麽社會主義，公有製，平等，民主，自由，無異於趕鴨子上架。
從前，有個叫花剌子模的中亞古國。該國有一種古風，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要大大的獎賞。凡是帶來壞消息的信使，要丟進籠子喂老虎。人們據此揣測君王的腦回路：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
於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搞學術的人，尤其是人文學者、藝術家，法學家，就像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就是一個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的小說就是“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最好的文學注解和次生性文化，是這個古老民族背負著罪感和恥感文化走入曆史虛無主義最值得誇耀的文學。
莫言們既要引進先進西方先進私有製，就要首先對東方“天下為公”文化妖魔化，於是有了“河殤”和莫言。
走資派既要改革，就要先把文革妖魔化，於是“傷痕文學”這個花剌子模信使受到君王的獎勵。
走資派右派們既要告別革命，那就要先侮辱先烈，把他們描繪成青麵獠牙的魔鬼。
走資派右派們既要否定公有製集體經濟，那就先要把公有集體經濟妖魔化，描繪成“扼殺自由”的無間地獄。
走資派右派們既要搶劫全民財富，法學家就先要把毛主席時代人民法學妖魔化為“人治”，為“搶來的財產受法律保護，房地產公司可以爛尾，買房者不能斷供”的 “法治”開辟道路。
走資派右派們在政治學領域就要先妖魔化“階級鬥爭為綱”。對所有領域的“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匯聚到一起，就是一個資本家養活了多少工人。官貴民賤，笑貧不笑娼。極端自私自立欲壑難填而又塗脂抹粉打扮精致的利己主義。不管白貓黑貓，權錢色就是好貓。在思想上控製和奴化人民的時代就誕生了。
有哪一個對“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有微詞者，不被當政走資派右派們罵為“極左”呢?
又有哪一個走資派右派們不拿“反改革開放”這個罪名，去彈壓質疑私有化，醫療教育產業化，市場階級，爛尾樓…….的人呢?
僅僅小學二年文化的莫言粗鄙露骨文字獲得諾獎，則純粹是跌了一跤撿個大元寶。時值當年走資派鄧小平訪美，開啟中美蜜月，戰略夥伴，夫妻關係，卿儂妾蜜，如膠似漆。西方頒獎給莫言，可謂是屎裏覓豆，吹毛見疵，用心良苦。
莫言說：“我有一種偏見，文學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而是揭露黑暗和人性之惡的。”通過這句話，莫言看似把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鬥士，卻實際上是封建專製馴化後的奴才和犬儒之順從爭寵諂媚阿諛的表現。
莫言在“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開啟的一片聲討“前三十年的群情激憤”氛圍中，跟風上了傷痕文學的這艘末班車。
所謂的“揭露黑暗與反映人性之惡”，都隻是事後的看客和不公允的主觀臆想，以己及人、以偏概全、管中窺豹、盲人摸象，毫無道德操守，以坐井觀天的思維來審視，抹黑革命和新中國建設波瀾壯闊的曆史。
這種人有的隻是趨炎附勢的伎倆，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奸佞小人之風。莫言的言辭和小說，沒有對工人下崗失業，道貌岸然貪腐之徒、資本家壓榨，經濟危機，蝸居，爛尾樓，說一句話，沒有對自己眼巴前的醜惡作任何一絲一毫正義的揭露，也沒有為民請命，更惶論對黑暗的反抗。
而反觀魯迅，在“風雨如磐”的黑暗年代，橫眉冷對千夫指，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以筆做投槍的猛士，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魯迅與莫言，戰士與蒼蠅，高山與糞土，雲泥之判!
刀郎的羅刹海市之歌是第一聲春雷，把這個社會美醜顛倒，善惡混淆，正邪不分，廟堂登豬狗，鞋拔作如意，牝雞司晨，半扇門楣上裱真情，勾欄扮高雅，公公好威名，群魔亂舞，描寫得淋漓盡致。
而莫言風波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人們看清了那一小撮竊取了革命果實的封建官權代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右派政客，貪官汙吏，官僚，買辦，資本家，富豪。各種資本代表如：房地產奸商官商勾結聯盟代表，資本私權專製改割既得利益集團複辟勢力代表，帝國主義外資在華利益的買辦代表。以及雇傭豢養的磚家叫獸反動文人，這些竊取立法，司法，行政，媒體社會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權力的改割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占總人口0.1%，社會財富2：8分配中的2的“上流社會”，龐大的，占據著有利位置。他們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的勢力來自哪裏? 看清楚了經濟，文化，教育，傳媒，法律被封資修意識形態深度改造後的殘酷現實。
思維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怎麽思想就怎麽行動。政權國家對個人的支配，除了製度，法律，軍事暴力之外，最為常見的支配形式，首先通過意識形態的支配來實現。它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不得不在“自由競爭”的資本增殖遊戲中承受人之生命本質的全麵異化和普遍不幸。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國家製度是“政治上層建築”的核心結構，意識形態則是“觀念的上層建築”的核心內容。這種獨特作用在黑格爾國家學說那裏就是“依照思想構築現實”
當被問到“莫言會不會被判刑?” 這樣的問題時，結論是：莫言不會有事情，他和柳傳誌一樣都不會有事情。
因為“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時代還沒有徹底結束，新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到來。盡管他們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樣，但是距離徹底爛掉還需要時間。他們過去40年關於“資本家養活了工人，官貴民賤，英雄創造了曆史”的所有啟蒙努力全部都失敗了，他們和共產黨人都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時代。
鳥瞰天下，極目世界，隨著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由於內部修正主義得無恥叛變而導致失敗。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製度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占有之基本矛盾，愈益地凸現出來：貧富懸殊痼疾，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全球經濟集體疲憊、空氣環境汙染疫病流行，以及挽救經濟危機而引發爭奪資源市場的戰爭遍及全球，衝突不斷、中美競爭加劇、民族矛盾激化，世界大戰兩大帝國主義陣營正在醞釀，第三次世界核大戰日益迫近，人類陷入生死存亡前夜，人類社會運動迷失前進方向，前途渺茫，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悲觀，頹廢，迷茫泥潭。國內房地產支柱崩毀、經濟泡沫持續破裂、下行周期席卷各個領域、三駕馬車趴窩、內需嚴重不足、貨幣循環阻塞、有錢人紛紛拋售資產、還有一部分潤出海外.......
這波巨變的發生，標誌著過去一個虛假繁華時代的落幕。
以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方式，一個時代徹底地終結了。
人類靈魂在漸漸失去最寶貴的東西：安全感與希望。
危機正在讓踏上資本主義末班車的ts社會油盡燈枯，隨之統治中國幾十年的特色意識形態正在走入末日時刻，所有不甘心成為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思想上受奴役的人們，正在掀起一場公開的審判，為曾經遭受的經濟和文化劫掠尋求一個公道，是重回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還是繼續走私有化的封建官權資本主義老路?這才是莫言風波最真實的背景。
所以，起訴莫言風波的源頭，不是右派的神馬“中西方文化衝突論”，更不是右派的神馬“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之爭的河殤論”，與“美國民主價值觀的衰落”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中國雖然經濟製度上全盤西化了私有製貧富懸殊經濟危機，政治製度上卻從未接受美國民主價值觀的絲毫影響。起訴莫言風波骨子裏是一個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條粗大的封建專製資本主義辮子，正在反思和拷問自己的靈魂。
大變局正在醞釀，這個大變局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的巨變，同樣也蘊含著豐沛的精神文化的變革衝動。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不是經濟問題，不是科技問題，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文化哲學問題。莫言走下了神壇，標誌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拂曉時刻。
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是為什麽人的？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誌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頁）。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誌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誌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著共同事業努力工作著。依靠這些同誌，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曆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但是為什麽還說即使這些同誌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為什麽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為著人民大眾而是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
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
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麽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
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
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
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
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
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
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
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
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麵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
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麵。
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誌對於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群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為是這樣。
有許多同誌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
有許多同誌，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隻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麵。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麵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麵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誌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麵，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這樣，為什麽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麵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麵來。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誌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麽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地說，這些同誌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隻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
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隻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隻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
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著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裏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裏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
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麽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隻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麽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隻能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隻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隻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
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
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隻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麵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起訴莫言的風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聲音都很強烈。真正的民意是什麽，信仰和立場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幟下麵，意見一定會截然相反。要想終結爭論，就一定要尋找到這場風波的源頭。
莫言的小說一度被認定為是中國文學的一座豐碑，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巔峰。不過那是一個中國社會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別人思維模式中的走資派時代;那是一個中國知識精英對美西方極度崇拜並視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國的時代。
莫言今天從神壇上跌了下來，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時代變了。莫言風波本質上是西方話語霸權走入了黃昏，西方的道德形象開始碎裂，西方文化和價值觀走下神壇的同時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壇。隻有讀懂今日世界，才能讀懂莫言風波和這場風波最終會走向哪裏。
中國是低著頭融入這個世界的。36年前的那個夏天，一曲“河殤”奏響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從“河殤”流出的那一刻起，中華民族就麵臨著一場知識精英的集體背叛，就成了一個“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國占領的國家”。
莫言的小說就是“河殤”最好的文學注解，是這個古老民族背負著罪感和恥感文化走入曆史虛無主義最值得誇耀的“河殤”文學。他的小說同所有領域的“河殤”匯聚到一起，一個全盤西化，最終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製和奴化的時代就誕生了。
“河殤”和莫言的小說，都是文化殖民化的產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別國控製後的次生性文化。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麵懷疑自己，就是給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價值觀。在摧毀中華民族的精神意識，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麵，“河殤”和莫言可謂難分伯仲，異曲同工。
當一國知識分子全盤否定自己，甚至為自己是個中國人而自慚形穢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文明自信就徹底崩潰了。希拉裏說過，“通過巧妙運用美國文化軟實力，就可以輕鬆地控製中國”。當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徹底收編之後，這話還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有過這樣一個段子：“中美各驅逐了對方五家媒體，請問美國失去了多少媒體?答案是十家”。無論你把這個段子中的媒體換成作家、經濟學家、教育家，還是法律專家，最後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這就使美國在中國形成了強勢的話語權，通過經濟買辦和文化買辦完成了中國經濟和文化主權的悄然轉移。
幾十年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殖民地色彩無法視而不見。中國的人文和道德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化滲透麵前已經是千瘡百孔，中國社會的傳統信仰和崇拜內容已經被徹底顛覆。在這方麵，“河殤”和莫言功不可沒。美西方頒獎給莫言，可謂是目光如炬，慧眼識人。
斯大林說過，當曆史的火車頭轉向的時候，一定會有人被甩出去。今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巨變，在“東升西降”中西方霸權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當西方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莫言跌落凡塵和“河殤”的幹涸枯窘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四年前馬克龍在哀歎西方霸權走入終點的時候就說過，“當這些新型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對於這一點，我們的很多人還真的沒有這位顏值很高的“小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機正在讓資本主義油盡燈枯，隨著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價值觀的完全破產，“河殤”和莫言的時代過去了。所有不甘心成為西方經濟和精神奴隸的人們正在掀起一場公開的審判，為曾經遭受的經濟和文化劫掠尋求一個公道，這才是莫言風波最真實的背景。
統治中國思想和文化界幾十年的西方價值觀正在走入末日時刻，猶太跨國資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憤怒，並且做好了和他們鬥爭的準備。莫言風波骨子裏是一個時代的碰撞和覺醒，是一個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條粗大的美國辮子，正在反思和拷問自己的靈魂。
莫言風波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人們看清了那個龐大的，占據著有利位置，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的“河殤派”來自哪裏;看清楚了我們的經濟，文化，教育，傳媒，法律被深度滲透後的顏色;同時也看清楚了這些人讓中華民族活在西方價值觀當中有多麽可怕。
正是這種覺醒，才能讓橫行無忌的“毒教材”“毒插圖”“毒字典”“毒小說”多年後被一個個地扒了出來，放到了陽光下麵。這不僅僅是社會性的應激反應，而是思想領域最珍貴的民族抵禦力量，是21世紀中國擺脫精神壓迫的一場文化解放運動，是國本國運國脈的覺醒。
被西方稱為“良心之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目睹蘇聯解體的悲慘之後痛徹心扉地說，“我的所作所為，對不住蘇聯和蘇聯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國”。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有過錯的人，但也是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人，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中國的“河殤派”精英會有這樣的反思嗎，我估計不會。1945年日本戰敗後，朝鮮半島上自殺“殉國”的朝鮮人比日本本土還要多。這就是奴隸的悲哀，他們的心靈脫離了主子已經無處安放，他們最大的解脫就是帶著主子強行為自己注入的靈魂離開這個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成為人們對這個世界發展的主流認識。這個大變局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的巨變，同樣也蘊含著豐沛的精神文化的變革衝動。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不是錢的問題，甚至不是科技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莫言走下了神壇，標誌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拂曉時刻。
莫言不會有事情，他和柳傳誌方方一樣都不會有事情。因為“河殤”時代還沒有徹底結束，新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到來。盡管他們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樣，但是距離徹底爛掉還需要時間。他們“過去30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他們和我們都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時代。
中國正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脫胎換骨和真正繁榮同樣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夠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識形態。文化認同才是最深層次的國家認同，我們隻有踏著“河殤”的屍骸才能走上一個新的起點。
今天中國正在經濟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漸遠離幾十年來依附型次生性的經濟和文化結構。莫言風波正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場文化和精神洗禮，隻有搞清楚這一爭論牽扯到的重大理論是非，才能同曾經像空氣一樣包裹著我們的“河殤”文化鄭重地道別。
當然，隻要“河殤派”仍然占據著優勢地位，就不能醫治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創傷，也無法產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強勢文化。中國文化也就無法在精神上由被動轉入主動，由自卑走向驕傲。莫言風波也許僅僅是一個前戲，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從來都是經濟結構的折射，中國正在糾正之前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乾坤旋轉也必然會隨之發生。中國要維護自身的純潔性和正義性，就不能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投降。這就使“河殤派”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亡國者，他們的潰敗已經無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戰，這在美國已經成為共識。中國雖然沒有亮明態度，但是也在積極準備。中美決勝的關鍵就在於誰的糾錯能力更有效，在這些準備當中，文化準備是其中重要的內容。要擺脫來自西方的精神束縛，一團和氣顯然解決不了問題，一場衝突和對決已經開始熱身。
今天的中國不但要進行經濟建設，更要建構精神國力，積累文化軟實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響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殤”和莫言的時代結束了，中國走入了重建“道統”這個國家最高價值觀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奪回已經喪失的文化話語權。
莫言風波更像是一個探路者，是尋找新文化必然經曆的一段路徑。一個民族的文化信仰，決定這個民族的前途。隻有充滿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擁有未來的民族，才能在21世紀傲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變局當中“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稍為有一點良心的中國人都可以讀得出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莫言的頒獎詞，是一篇典型的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的“傑作”。
頒獎詞露出反共反華的凶相，把“日本侵略”和“共產黨的恐怖”混淆在一起，“從來沒有見過毛澤東時代標準化的城鄉、市民”，毛主席和共產黨員領導下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個崛起的新中國，在莫言和頒獎詞筆下，英雄烈士的結果是死在糞坑裏，中國人民過著“豬圈般的生活”，中國人“自我和貪婪”、“冷酷無情”，“20世紀中國”，是一個“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
他們為了汙蔑和詆毀新中國前三十年，突出1958年代“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以及反“右派分子”的鬥爭。
特別惡毒的汙蔑“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中國人“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中國“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
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反思，你讀到這些反毛、反華、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你接受得了嗎?
中國人要告訴諾獎評委們：“共產黨的恐怖”在中國是不存在的，是你們橫加在中國共產黨頭上的莫須有罪名。
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獲得解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過著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幸福生活。毛澤東時代，創建了一個古今中外沒有過的清廉政府，創建了一個團結和睦，朝氣蓬勃的新社會，創建了一個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的經濟製度，等等。
有人覺得“恐怖”是自然的。覺得“恐怖”的是少數人，是帝國主義覺得恐怖，它們夾著尾巴逃跑了。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覺得恐怖，它們跑到一群小島上去了。是那些地、富、反、壞、右以及反鄉團們覺得恐怖，無產階級專政限製了它們的自由，隻許它們老老實實，不許它們亂說亂動。毛澤東時代這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必要的，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大多數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莫言用小說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出賣祖國有功，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青睞，2004年獲法國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獲第30屆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6年獲日本第17屆福岡亞洲文化獎。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獎時，頒獎詞通篇噴糞，充斥著對中國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對中華民族的汙蔑、詆毀，麵對如此侮辱，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國人，都會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莫言沒有，他帶著三生有幸的喜悅，深深鞠躬接過了他的獎狀和獎金。
有人說：諾委會的頒獎詞，就如同一份“DNA鑒定書”，DNA鑒定的是血緣關係，頒獎詞鑒定的是政治立場。
莫言自己坦言：“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把自己當罪人寫”。莫言的這句話才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
是莫言把曆史顛倒了一個過兒，他的作品都是把“侵華日軍”，“國民黨及偽軍”，“返鄉團”，“漢奸”，他們所幹的一切壞事，一股腦兒地安排在共產黨員、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和土改工作隊及英雄烈士的身上;反之，把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幹出的好事，都變成了壞人的光環。喜歡讀莫言小說的莫粉們，要牢記莫言的自我寫照：他的筆法是顛倒著寫的。
“把自己當罪人寫”，我們怎麽理解?筆者認為，莫言“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這樣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用“魔幻主義”手法，抹黑毛主席、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人民軍隊、抹黑英雄烈士，美化人民的敵人，給西方反華勢力迭刀子，這就是罪人!
對莫言這樣的“罪人”，為什麽不能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去起訴他??
附一：反毛頒獎詞
莫言是個詩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凸顯而出。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曆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麵，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這些故事和曆史進入一個這樣的國度，那裏驢子和豬的叫囂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呈現了超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個人類。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饑餓的所有含意。
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從來沒有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以及堅強、不屈不撓的母親們那樣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這一苦痛的證據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在莫言的筆下，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隻有他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試圖加以闡釋。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這一譏諷的對象正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女嬰被流產，規模之眾多達天文數字：女孩子不夠好，都沒人願意吃她們。莫言就此話題還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蛙》。
莫言的故事都偽裝成神話和寓言，將所有的價值觀置於故事的主題中。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充滿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規的步驟和方法來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曆史，而是他用誇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
在他最傑出的小說《豐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據主導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他嘲笑試圖用兔子精液讓母羊受孕的偽科學革命派，他們把所有對此表示懷疑的人斥為右派分子。這部小說的結局是90年代的新資本主義，所有的騙子因為兜售美容產品而致富，仍在試圖通過異體受精孵化出鳳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在我們的眼前崛起、生機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氣體也讓人心曠神怡，雖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無情卻充滿了快樂的無私。他的筆下從來沒有一刻枯燥乏味。這個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並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種手工藝、鐵匠活、建築、開溝、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詭計。他的筆尖附著了所有的人類生活。
他是繼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後，也是繼我們這個時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後比很多人都更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寫中國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掛毯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裏呆了太久。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是人類的自我中心和貪婪卻永存。所以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莫言的家鄉是一個無數美德與最卑鄙冷酷交戰的地方。那些敢於去的人，等待你們的將是一次踉蹌的文學冒險。中國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詩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發出的巨吼淹沒了很多同代人的聲音。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