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人權的階級性民族性以及國家性
當讀到這條新聞時：美國高官《佩洛西麵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人群時，大罵“滾回中國去”，抗議者一臉懵》。美西方如今的這些高官還懂得《人權》為何物嗎？滿腦子裝的都是反對中國人。何談人權？
當美西方這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聽信了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控訴，極力幫助發聲為他們爭取“人權“時，美西方這群高官不想一想，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這群中國人的基本人權是有的。更沒有去看在舊中國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員隻關心這些中國來的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人權“。而非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人權。
當美西方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時，關心這些被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的《人權》嗎？
當納粹德國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對六百萬歐洲猶太人實施的係統性、國家支持的迫害和種族滅絕時，猶太人的《人權》在哪裏？
當以色列瘋狂到歇斯底裏要求加沙地帶北部的110萬人在24小時內離開，就要進行無差別的狂轟爛炸。本來加沙地帶200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萬人，平均每平方公裏超過1萬人人口高密度。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下達了最後通牒，通過大屠殺再來掠奪加沙的大片領土。這樣的話，3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在哪裏？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在當代國際舞台上，《人權》成了美西方對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寶”。美西方總是擺出一副世界《人權警察》的麵孔，到處指手劃腳，隨意指責別的國家《無視人權》、《侵犯人權》。
美西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等世界其他國家的攻擊由來已久，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府和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有屈服過，而是進行了有理、有利的反擊。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如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有很多認識，其中有一些論述是相當的深刻。李大釗和陳獨秀後來成為我們黨的創始人。
可以說，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也可以說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國化的進程。
從所查到的資料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了人權問題，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到當時在北京、廣州、上海、山東、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權》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這樣非常明確的口號。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根據地，製定了憲法性的文件，製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勞動法》。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進行根據地建設，頒布了一係列的《人權》條例。
應該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在中國革命中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且做的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解放以後的社會主義確立階段。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首先解決民主革命遺留的問題，就是要解決政權問題。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機器，這是馬克思主義人權實踐非常重要的必經階段。
《人權》概念,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都是為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政府利益服務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為普通人民和平民階級實現和保障的。
人活著的人權，成為人世間一切人的《人權》的源頭，人因而成為唯一具有自為性的真實的有《人權》者。
任何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離開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成了一種虛幻的《人權》。
自古人類分化為階級之後，剝削階級和權貴階級等富人們缺少過從基礎到高級的任何《人權》需求嗎？沒有，從來沒有缺少過《人權》。
而缺少《人權》的是窮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
《人權》！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詞藻之一，也是目前聯合國的中心議題。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算得上一個流行的偉大的名詞。
審視當今世界，發現《人權》其實是一個多變的概念。人們往往從不同的意義上使用《人權》一詞作為“武器“來用。
其實，《人權》這個詞的表述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張。在《人權》概念的解釋和運用上，總是存在著某種混亂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複雜的曆史與現實根由的。
大體說來，這是由於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階級、各個派別和各個個人，在經濟利益、政治立場、文化背景、價值取向以及發展水平等方麵不盡相同。《人權》本身過於寬泛和複雜。對人權及其曆史的解釋，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宗教、倫理的諸多問題乃至整個人類曆史的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人權概念在現代的過度膨脹，導致《人權》概念呈現各說各的複雜性。
當1945 年6 月26 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時，“促進和鼓勵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1 條第3 項)，僅僅是聯合國的一個宗旨，僅僅是促進和鼓勵“尊重”人權和基本人權， 連“保障”之語也沒有，更不用說上升為“ 法律”的原則。
縱觀中外人權概念，其種類之多，陳述之雜，足以令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同學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基於自己的學識和認識水平, 對不同社會的時代、不同文化類型、曆史傳統、經濟製度等產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現簡繁不同的人權概念。由此還產生在觀念形態和實際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權概念。
從人權概念的起源來看，通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權本身變成了人類的共同理想，《人權》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於人類的本身。通過新社會對舊社會的改造，使人類去除受私有製異化了的舊思想、舊觀念、舊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權、民主相聯係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諧社會主義製度。使人真正成為人權中的權利主體，才是同人權中有關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權利內涵相統一的人。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宗教中新教掌權者，利用人權取得統治地位後，將人權中正當的權利異化了，使人權成為統治階級或領導集團的特權，成為享有資本和財產的特權，原本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自覺自願的勞動也變成了異化勞動。
反映在中外人權觀念上，就是漠視人與人之間的富與窮的地位、文化、財產等差別，僅僅賦予人權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權利、自然權利或普遍權利，以平等的、無差別的“人”的表象，實質上掩蓋了人權概念中真正的本質和內涵。
在美西方等發達國家的人權概念中，都標榜人權是世界上人類與生來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剝奪的男女無差別的道德權利，實際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實例是，中國曆史上，八國聯軍侵占中國時的嚴重踐踏人權情況。1885 年法國在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豎起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道的人權招牌，無不表現出西方人的種族觀念。他們把人權僅僅視為“歐洲人權”或白種人的特權。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權概念理解和運用上的狂妄、野蠻和異化性。這種人權概念異化性, 在近現代的殖民主義者，對外擴張侵略者和美國霸權主義者的“人權外交” 政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把人類對自己應當享有權利的同化概念變成了權利異化的概念，從而將人權概念異化了。
對人權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眾多的人權概念中，除了極少數對人權析義表述較為清晰外，尤其在簡單的人權概念裏，大多不僅在語法和邏輯上表述過於模糊性，就是在語法和邏輯基本正確的前提下, 人權概念中必備的主體、形態、客體等內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領，無法明白人權概念最起碼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權界定為“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或說人權即“人格”或資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權”，或說人權“是得到社會承認的權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體。因為人權主體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即使認為人權的主體是“人作為人”或“人之所以成為人”等表述，也會引起模糊的爭議，必須要作出適當的說明。
關於人權的客體，不少人認為人權就是做人的權利，作為客體的“權利” 到底指什麽？沒有作出必要的說明。即使說明人權是“以人的自然屬性為基礎、社會屬性為本質的權利”，對該“權利” 的認識還是模糊的, 因為我們無法了解與人權概念有關聯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具體含義是什麽。
人權的具體形態，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權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倫理) 權利”， 或“應然權利”，或“基本權利”，或“應然部分和實然部分”、或“ 法律權利”等等。但沒有說明是否人權源於人的本性、尊嚴、人格、需要或者行為等。也沒有開列或至少列舉出具體的權利形態，無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較大包容性。因為人權的具體形態是人權概念中的重要問題，由此可看到給出人權定義的學者，對人權理論了解的多寡、深淺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見的智識。在這一問題上, 不同學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論。
目前歐美西方各國實施的“人權外交” 政策來看，美國在全球謀求霸權地位和獲取自身利益，聯合西方強勢方的各國推行人權的雙重標準。
從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國際人權狀況報告，矛頭針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存在的“人權問題”，實行其所謂“人道主義”，幹涉處於弱勢方的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和內政。如美國攻擊中國存在著壓製勞工權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勞改營、出口勞改產品、執行強製性墮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謀殺、失蹤、迫害政治犯等嚴重人權問題。
中國的報刊不時披露美國的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如種族歧視、貧富不均、流浪街頭人員、虐待俘虜( 囚犯) 、用電擊手槍對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人權外交”的本質之餘，也看到這樣的事實: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強勢方以“人權”為口實指責作為弱勢方的發展中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權問題，號稱“人權衛士” 的美國也不例外，作為強勢方的國家、政府、有權有勢有錢階層者不時對處於弱勢方的勞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實施人權侵犯，從這些意義上講，最需要人權保護的是弱勢方。因此，人權的本質是保護弱勢方的權利。
從近、現代人權的發展史看出，發達的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侵略他人和實行殖民統治時，比如1840 年的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占、瓜分中國, 他們從來不講人權。
二次大戰之後，雖然有了國際《人權》標準，但美西方歐美列強以“人道主義幹涉”為借口，經常對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國家進行軍事幹涉，確立了世界性規模的殖民地體製。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打著“人權外交”旗號，實行人權的雙重標準，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國利益，特別是2003 年3 月20 日發動侵略伊拉克，還爆出震驚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關塔那監獄存在嚴重侵犯囚犯人權問題。
由此看出，美西方發達國家和霸權政治構成對世界《人權》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權》實現的重要阻礙的國際條件。21 世紀應當對強國的《人權》主張進行批判性檢討，弱勢的國家和民族向霸權政權和強國抗爭和訴求《人權》實現的條件。
從世界各國來看，包括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內的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大量貧困人民、下崗職工、生活無著落的乞討人員、男女性別歧視、貧富兩極分化、地區差別、社會保障的普及程度問題、冤假錯案難以伸張、官場腐敗、行政權力侵犯普通公民權利、特權泛濫成災、缺乏有效民主體製、口號監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個國家對人權實現的承諾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作為評價各國在什麽程度上具體和實現了廣大人民享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個人權利的有效基準，也就是作為檢驗各國政府對人權實現履行其何種程度義務的條件。
因此，國際人權兩公約在“前言”中都規定：“各國負有義務, 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權宣言》中要求：“各成員國業經誓願與聯合國同心協力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行”。這是各國承擔實現《人權》的義務。
由此看來，作為人權主體的弱勢者( 平民百姓、弱勢群體、弱國小國和處於劣勢的民族) 是人權實現的決定性條件， 各個國家、執政者、聯合國和社會( 包括國際社會) 是人權實現的重要條件。這些條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類的人權的保障才能最終實現。
然而，《人權》在口頭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現實社會中一直是存在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色列有狂轟爛炸的人權》《加沙人隻有逃跑積死亡的權利》。《強權國入侵弱國》。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三個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夥食賬”。
紅軍三灣改編時《夥食尾子賬》
“夥食尾子”指夥食費用的節餘，是人民軍隊最早的津貼形式，最早出現在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的報告(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井岡山的鬥爭》)中：“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此時“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已替代了軍餉製度，且這種分配製度是有效的。
“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礎是規範的賬簿，這本夥食賬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親自創建的。
秋收起義的部隊受挫後，悲觀情緒彌漫其中。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部隊撤退到三灣後，“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這個局麵，毛澤東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縮編人員，先淘汰“當兵吃糧”的動搖分子，既純潔革命隊伍，又減輕經濟壓力。
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是建立士兵委員會製度。毛澤東當時給士兵委員會設計了兩條職責，第一條職責是“參與軍隊的經濟管理，派人到夥房監廚，與司務長結算夥食”。
從夥食和經濟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觸動：9月29日晚上，何長工給毛澤東匯報工作，言及三團有個連隊的“司務長帶著兩個夥夫半路上開小差跑了，鍋子也丟進山溝裏，五六十號人隻得東一夥、西一夥地到處找飯吃，被蘇團長一頓好罵。那些人也回罵說：當兵的也是革命，連飯都吃不上，你們做官的偏要吃幾菜一湯，這是哪裏來的道理。蘇團長不曉得有多氣，要用皮帶揍這說話的人，被大夥勸住了”。有過半年當兵經曆，對舊軍隊中的官兵不平等和夥食差異深有體會的毛澤東，決定先從夥食入手，廢除軍官“四菜一湯”待遇，在部隊中推廣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
士兵委員會參與連隊經濟管理，也是由當時連隊的主要經濟支出是夥食支出所決定的。監管夥食必須在夥食單位—連隊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夥食賬。這既是士兵委員會監管夥食必須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讓製度落地的方法。毛澤東創造性地在舊軍隊賬簿“記賬、算賬”的後麵加上一個分配功能，創建出具有“記賬、算賬、分賬”核算功能齊全的“夥食尾子賬”：夥食費按人頭撥到連隊，夥食支出全部入賬，結餘的夥食費(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給官兵，替代軍餉，滿足官兵們的日常生活需求。這就為解決當時麵臨的軍費短缺、吃飯、津貼發放以及官兵平等、經濟民主等係列問題，提供了公平、準確的賬簿核算數據。
1927年10月1日，“從這天的晚餐起，工農革命軍實行了一項重大的管理製度變革—廢除軍官小灶，官兵同吃夥食。從前委書記、團長到士兵，無人例外。”
三灣改編時做出的決定，很多“是在部隊離開三灣後才逐步貫徹執行的，團的首屆士兵委員會也是在離開三灣以後才選舉產生的”。但賬簿記錄必須依據“日清月結”的規則及時記賬，不然就不能保證記賬的準確性。1號開始記賬，也便於結清舊賬，設立新賬。由此推斷，“夥食尾子賬”應在10月1號當天開始記錄收支。
“夥食尾子賬”是一本相對簡單的收支賬。方強在《我在連隊當政治委員》一文中回憶：“那時，紅軍的夥食錢都是按十天或一個月發下來，銀圓用米袋裝著，由連長背。”這背回來的銀圓就記在“夥食尾子賬”收入方。核定的夥食費數額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關—打的土豪多，夥食費就高些;經濟困難，夥食費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錢。士兵委員會的監管重點是夥食支出、月底結賬和節餘分配。
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後，“夥食尾子賬”很快推廣到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朱德的部隊上井岡山後，也開記“夥食尾子賬”。彭儒在《從湘南到井岡山》一文中證實：“毛黨代表規定無論官兵每人每天隻有五分錢的菜金……工農紅軍裏根本無餉可發的，隻是每個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錢的‘夥食尾子’作為零用錢。”
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動以後無論官兵每月發給光洋12元，繼續發都是一樣，穿衣吃飯亦都是一樣……現在的生活力求勞動化，每月的夥食決定一元五角，廢除餉銀製度，變為發零用錢。”證實彭德懷的部隊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岡山後，也立即推行了“夥食尾子賬”核算製度，官兵夥食費每天核定為5分錢，用節餘發零用錢。
黃連秋在《憶畢占雲起義》一文中還證實，從國民黨部隊起義的畢占雲也“取消了幹部小廚房”，執行“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建立“夥食尾子賬”。
方誌敏的《在獄致全體同誌書》記述：“每天要站八小時的崗，一個月連夥食尾子隻得兩元，每站一小時的崗，隻得兩個半銅圓……”證明“夥食尾子賬”已推廣到了紅軍各個部隊。
這本簡單的收支賬，除了分配“夥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當時還起到了試金石的作用。方強到七團十一連當政治委員時，了解到“連長結了小團體，和他的幾個親信天天到菜館裏去吃喝”。就通過算“夥食尾子賬”，搞清了連長貪汙，讓連長退賠後，“把‘夥食尾子’分給大家做零用錢”。方強說：“連隊在算夥食賬後，又加上整個紅軍的政治影響，連隊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戰士們覺得政治工作不是講空話，心裏有底了。”
士兵委員會取消後，紅軍隊伍依然保留著“夥食尾子賬”。據曾誌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鬥生活》一文中記述：“後來明確了士兵委員會隻管紅軍戰士生活。以後又取消了士兵委員會，隻成立夥食委員會，專門監督管理紅軍夥食，算夥食賬，分夥食尾子等，這已是後來的事了。”由此可見，“夥食尾子”津貼製度是經過實踐檢驗後保留的有效製度。
上井岡山後，在“夥食尾子賬”的基礎上，紅軍部隊也逐步建立了越來越規範的會計製度。據範樹德回憶：“湘南部隊上山後，我們部隊擴大了，就規定過會計製度，有‘銀錢換算簿’，主要是因為貨幣不統一。”他還詳細記述了他的管賬工作：“當時有少數現款是由我們供給機關掌握的。我們供給機關便根據現存的款子和部隊人數算出維持一天要多少錢，休整一個禮拜總需要多少錢。確實算出我們的存款可維持一個禮拜，再將真實數字報告給毛澤東同誌。他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不能光注意敵情，而不注意吃飯問題。”
“夥食尾子賬”作為毛澤東的創新，為廢除雇傭性質的薪餉製，改革舊軍隊後勤供應製度，創建具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度，奠定了重要的會計核算基礎。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製度體係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製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製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製，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農村人民公社的設想和具體製度安排，是把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工業、商業、文化教育、軍事國防等統一於農村基層社會組織之中。
1958年，當一些農村在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中自發合並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此寄予承載中國農村發展前景的厚望：幾十年之後，我國的鄉村將有許多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傳達了毛澤東對於公社的設想：“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當譚啟龍匯報曆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在他看來，“農場”隻意味著一種純農組織，而人民公社要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俱全。
農村人民公社凝結著毛澤東對於中國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承載了毛澤東深遠的期望，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在它存續的二十餘年當中，支援了工業化建設，促進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發展了農業生產，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了廣大農村對醫療衛生保障和基礎教育等方麵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戰略設想與戰術實現之間的配置等問題，毛澤東在推廣農村人民公社時所賦予它的價值訴求沒能充分顯現出來，但卻為今天的農村發展道路留下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
人民公社解體、利益聯結機製消失後的這些年來，農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塊承包，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小生產單位，責任到戶，形成了碎片狀的“井田”或“西瓜田”，農戶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麵，由於生產單位小，每家每戶獨立核算，生產分配完全自主並各自為政，從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麵，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同一地區相互分立的農戶在生產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質同構，因而在出售農產品時常常相互競爭，這就加劇了利益的衝突。
並且，單個農戶在購買生產資料時，交易成本高，還因勢單力薄的弱談判地位常常受中間商的欺詐和盤剝。這些既是農戶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過來也加劇這種碎片化程度。
由於農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導致了當下一係列的“三農”問題。
其中最突出是農村公共設施失於維護和公共事業建設難的問題。以水利為例，賀雪峰對其家鄉湖北荊門5個村的調查材料顯示：自1958年開始，曆時8年，調集4縣10萬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庫，最高可以灌溉200萬畝以上農田，5個村的幾乎所有農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現在該水庫灌溉能力不足百萬畝，這5個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到漳河水了。”另外還有一個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萬畝農田的新賀泵站，曾經為其中4個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長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毀，可灌溉耕地不足千畝。
水利是一項隻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在農民利益分立的情況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設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劇”而無人問津。每一塊農田對水的渴望並不能自然帶來建設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龐大水利工程設施，也因與利益碎片化的農戶組織生產之方式有衝突而得不到維護，即水利的維護和興建失去了組織支撐。
水利設施建設如此，其他公共事業（如村莊道路、供電、初級教育、初級醫療等）也類似。山林也同樣存在因劃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於保護甚至毀林開荒等問題。
農戶利益碎片化已成為當下農民增收的製約瓶頸。無論是購買生產資料還是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個體農民並不具有市場的溢價能力與籌碼，極大地製約了農民勞動成果價值的實現。
同時，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更無力與資本抗衡。最為明顯的是單個農戶與投資者的信息極度不對稱，無法判斷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難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經營權流轉情況更不容樂觀。
例如廣東某縣山地使用權的流轉期限為30年，第一個十年，每畝山地農民得到6元，第二個十年得8元，第三個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專業種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畝僅為1-2元。再者，農民進行集體勞動的體製性條件已不存在，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開發的產業幾乎成為不可能。
當農民在“一畝三分地”上的純農勞作無法滿足基本生計的時候，隻能離鄉背井進城打工尋找出路，這實際上是許多農民拋地並惡性循環的起點。
由農戶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種種問題，彰顯了組織起來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體經濟瓦解後，集體經濟的負麵影響被誇大，使得不少人“談合色變”。
今日農村，雖然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工商業，但在農業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因為不能組織起來，而致他們無法改善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供給問題，成為當今不少農村破敗不堪的一個重要原因。
走資派鄧小平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製，不可能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製為主體。一家一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
劉少奇的兒子也是一位大官的劉源在談論其父劉少奇錯誤問題的文章稱：“我認為，他（劉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都是經長期逐漸積累造成的。
第一件，就是‘大躍進’，以及之後三年的調整不力。
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從一開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很快又開始抵製，但收效甚微。”
“反毛小醜們打著我父母的旗號反毛，其用心是險惡的，中國人民要擦亮眼睛千萬別上當！再說我父母從來沒反毛，對毛是很尊敬的，隻是路線不同，經這三十年檢驗，我父親的方法有問題。”
“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同情劉少奇的名義反對毛澤東的家夥。”
劉少奇的最後一位夫人王光美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真理往往不在多數人手中。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質，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候，他能夠看到、看清楚本質，並且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說，關於毛澤東的檔案之所以沒有完全公布，不是擔心有損毛澤東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損某些人（走資派）的形象。如果說有利於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關於毛澤東的檔案"中的內容存在的話, 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第一時間就會公告出來了。
文革中一號走資派是劉少奇。二號走資派就是鄧小平。然而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在被批判打倒免職後的生活待遇是住將軍樓、喝茅胎酒、每天有人倍著打橋牌、天天看報紙。外加有夫人倍伴、配有廚師、司機、秘書、警衛及少量通風報信的官員倍著打橋牌等。二號走資派有此待遇而一號走資派卻沒有? 說明文革中沒有對走資派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隻是免職批判而一切生活上的待遇是按原的。就是下麵的官員知識分子下農場五七幹校參加勞動被後來稱作為"住牛柵"的官員們都是帶"俸祿"的。何況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大官們。對俘虜都優待, 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戰犯投誠的還重用, 抓到的也不殺關在一起接受改造,生活上享受人民解放軍的幹部待遇。
再看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的官方文件中說的《重病在身的劉少奇》由於《病情迅速惡化》，11月12日晨，劉少奇《"含冤"》?逝世。含什麽冤? 劉少奇夫人、兒子都沒有說《"含冤"》?走資派鄧小平說是《"含冤"》是為鄧小平他自己篡權後執政"合法性"服務的。你及你們為劉喊冤為了什麽意圖?
就用百度注釋中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話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被免除一切職務。1969年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著，空運到河南省開封市，監禁在一個嚴密封鎖的小院內。由於病情迅速惡化，11月12日晨，劉少奇含冤逝世。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給劉少奇予以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添加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恢複他的名譽作了專門的決議。"
這裏沒有說到"劉少奇是被冤枉整治的。而是說"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被免除一切職務。"在走資派鄧小平口中的所為"政治陷害"還成立媽? 走資派鄧小平用實際行動證實了"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人身摧殘和重病在身都可至死, 何以還要勞命傷財地《用擔架抬著，空運》到另一個地方去進行"人身摧殘"? "監禁在一個嚴密封鎖的小院內"中的"監禁"何意? 即便在位時的這麽大個官下到地方也不是要"監禁"的? 這個"小院"可沒說成是牛棚? 這個"小院"和鄧住的將軍樓比如何? 可惜沒詳細說。
走資派官方文件中說的《重病在身的劉少奇》由於《病情迅速惡化》，11月12日晨，劉少奇《"含冤"》?逝世。含什麽冤?劉少奇夫人、兒子都沒有說《"含冤"》?走資派鄧小平說是《"含冤"》是為鄧小平他自己篡權後執政"合法性"服務的。走資派的吹鼓手們為劉少奇喊冤為了什麽意圖?
現在的網上, 中國官方網都是被走資派控製的, 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國外的網上幾乎也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互聯網剛開始普及時的網上還能看到一些不同看法。可能是因為還沒有開發設立禁止的軟件。很快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網上開始大量關閉不喜歡的網站, 刪除不喜歡的文章。如今官方媒體幾乎一致了的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而走資派的幫凶們出書的演講的百度的狗的貓的妓院的等網站上的注釋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隻有少數的國外的華人網站上還可以看到有關共產黨社會主義毛澤東的各種不同的聲音。
毛澤東為什麽要寫《別了，司徒雷登》等評論？《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澤東當年為批駁美國政府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為新華社撰寫的五篇評論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書到底是怎樣的一部“書”呢？這還要從白皮書出台的經過說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就中美關係問題發表了一部重點介紹從1944年至1949年期間美國對華關係的報告書，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著重1944—1949年時期》。
這部報告書（即白皮書）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征得了杜魯門總統的同意後，組織國務院工作人員編纂的。全書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錄在內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及《中美關係大事紀年表》，共1054頁，100多萬字。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用五分之一的內容，介紹了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50年各個不同曆史階段，美國對中國局勢的看法及政府的對華政策。其餘五分之四的篇幅等於是文件匯編，收集了近200篇美國政府官方發表過或未發表過的、與對華關係有關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國總統有關的演說詞、與國民黨政府往來的函件及電報、聲明，以及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條約、協議、法案，也有相關的會談紀要、任命、國民黨和其發表的社論、聲明和文告等，還有相當一部分美國派駐中國的特使及大使給國務院寫的例行報告。
與白皮書同時見之於公眾的還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在信中，艾奇遜把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其自身的無能，以及聽不進美國的意見。從這封信中，人們輕而易舉地就可了解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用心所在。
由此可見，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主要是出於三個方麵的考慮：
其一，對內平息國會中反對黨派和美國公眾就總統對華政策失敗而發出的指責，為自己辯護。
其二，揭露蔣介石政府過去幾年與美國的實際關係，以表明國民黨政府的倒台主要責任不在美國政府方麵，而是由於國民黨本身的無能。
其三，推卸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責任，對外重塑和平者的形象。
白皮書一經問世，便在中美關係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甚至包括那些美國政府內部與國務院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意見相左的人，都對白皮書的發表做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烈反應。
白皮書裏關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完全是歪曲事實的，特別是司徒雷登有關中共方麵的片麵的報告更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周後，新華社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緊接著，在從8月14日到9月16日一個月的時間裏，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
毛澤東認為，通過對白皮書的討論，人們可以對中美關係、中蘇關係、100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等，有一個全麵的、清醒的認識。因此，白皮書的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一件好事。
可見，毛澤東在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麵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多達21億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麵目，從而一方麵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對共產黨的支持，一方麵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誌和決心。
《無可奈何的供狀一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別了，司徒雷登》
《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
《“友誼”，還是侵略?》
《唯心曆史觀的破產》
百年前中國的先人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醜陋進行批判，而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進行繼承。
在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句俗語，叫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一種典型的儒家學說教義，在中國傳統文化裏，一直強調忠君思想，如果皇帝叫一個臣子去死，那麽做臣子的隻有以死謝恩，這才算一個合格的忠臣，即使這個皇帝的想法是錯誤的，然而當臣子的也隻有去執行，因此在中國古代也出現了很多愚忠的現象，哪怕寧願一死，也絕不背叛朝廷。這種中華傳統文化就是醜陋的文化。是現代文明民主文化所不容的。這種文化就是封建獨裁文化。
那麽這句話最早出自哪裏呢？其實這句話出自孔子之口，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者，一直強調忠君思想，孔子曾說：“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後來這句話被後世逐漸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了漢朝，董仲舒正式將“忠君”納入三綱五常的範疇，從此三綱五常思想便逐漸約束著人們的思想。
其實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後麵還有另外一句，這句話同樣和三綱五常思想掛鉤，它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三綱五常思想中，父親和兒子之間也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作為子女，必須絕對服從父親的命令，父親在家庭中有著絕對的權威，因此在古代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類的婚姻就十分普遍了。
在三綱中，除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外，還有一條是夫為妻綱，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而這三綱也組成了三綱五常思想中最基本的框架，而三綱五常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約束限製了人們如臣臣、子子、妻子思想的發展。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總有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頗多微詞，認為它破壞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當予以否定。這個看法是不客觀的。
那麽，當年的批孔或者說反傳統文化中的醜陋，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是有的，當然被一些老古董老頑固老守舊分子認為有些偏激、有些過頭。然而，他們不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種偏激或過頭是有其思想的和曆史的必然性的。
對於思想上的原因，毛澤東曾在1942年做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曆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實正是這樣。
除了像胡適這類全盤西化派以外，即使是一些國學修養深厚的愛國學者，也難免這種偏頗。例如魯迅，激憤之下也曾提出要“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而在錢玄同看來，則是連漢字都要不得的。
盡管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過孔子和“孔學優點”(例如李大釗曾說：“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製政治之靈魂也”)，但是這種表態很快被淹沒在對孔學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
批孔是當時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學者是當時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學者吳虞，就是因批孔而聲名大震，以至被胡適譽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從曆史原因上說，則是因為孔學被一切反動勢力所利用，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那時的孔學，占第一位的不是學術意義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存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卻未能推翻封建專製。
封建地主階級仍然盤踞在廣袤的鄉村。
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成為束縛廣大農民的四條繩索，讓他們備受剝削、壓迫而無力反抗，也無心反抗。
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閏土等等，絕非純粹的藝術虛構，而是辛亥革命以後底層眾生的真實寫照。
至於上層，孫中山之後的總統、總理之類，無一不是改頭換麵的封建統治者。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複辟倒退、禍國殃民的醜劇假孔子之名而行!
袁世凱稱帝要尊孔，張勳複辟要尊孔，軍閥爭權要尊孔，土豪劣紳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要尊孔(如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曾於1913年出版《尊孔》一書)。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也尊孔。立孔像，興修孔廟，孔子學校開到世界各地。借著“傳揚中華文化“的幌子，販賣孔老二的封建獨裁統治。而在世界各地同時又喊著“民主“？豈不怪哉！
當時為給守舊勢力張目，康有為於1916年公開發表《致總統總理書》，要求憲法立孔教為國教，並複行拜聖之禮。
事實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孔學原典中的那些崇實、進取的優秀文化已經消耗殆盡，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則被放大到極致，此時的孔學已經變成異常腐朽的學說，此時的孔子則被梳妝打扮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守護神。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們以一種學究的態度來對待孔學，一邊批判它的缺點，一邊又充分鋪陳它的優點，那就根本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思想文化格局。
要終結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就必須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
而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就必須對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勢所趨，情緒偏激、說話過頭，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我們在看到這些問題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如果沒有這種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華傳統文化就有可能因為毒素的持續擴散而趨於消亡。
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破壞而是挽救了包括孔學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
作為享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今人，人們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用它的某些偏頗來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曆史進步性。
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麵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頁)
正是因為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麵獲得解放”，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正是因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正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忠實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同時，也糾正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些片麵性。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19年以後，毛澤東就提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53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曆史的邏輯就是這樣吊詭，能夠糾正五四新文化運動偏頗的，能夠讓中華傳統文化煥發青春的，正是帶有某種偏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培養起來的新的文化力量。正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鬥私批修，批右傾翻案風。毛澤東逝世後，一切醜陋文化都複辟了。有人想當皇帝，官員資本家們，以及一切權貴名人明星都在做著“世襲“的中國夢。
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也。”(《孟子·公孫醜下》)
在今日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國，占居主導地位的早已不是社會主義文化。而是資產階級腐朽的封建主義特色文化。共產黨的理想早已被趕到邊緣地帶。
在沒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裏，中國的工人農民懂得了什麽？
在沒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時間裏，毛主席的形象在現實的教訓麵前變得血肉豐滿，時時刻刻都在工人農民底層老百姓心中。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已經深刻懂得珍視毛澤東思想的珍貴遺產。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已經知道毛澤東的名字就是中國的代名詞。
中國，因為有了毛澤東，才叫新中國!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知道中國的中國的工人農民永遠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人民使中國擺脫了一千多年來備受帝國主義侵略，一步步擺脫崩潰的危局，重新走向民族複興的道路，而在今後，我們仍然迫切需要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才能突破困局。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知道人民永遠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人民打破了幾千年來封建思想、製度對人民的束縛，以及近、現代以來中國官僚買辦剝削集團對人民的壓迫，創建了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人民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但曆史的發展總是會有迂回的現象出現，今後勞苦大眾的幸福還要靠每一個共產黨員不忘初心、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中國的工人農民們知道世界永遠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人民在一個極端落後的國家開創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進而在朝鮮、在越南擊破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的人民的肆意侵略，為幾百年來一直受到新老殖民主義侵略的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昭示了方向、增強了信心和力量;為50、60年代以來全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運動的興起和舊的殖民主義體係的徹底破產提供了光輝的範例。
在毛主席之後，再沒有誰如此真心實意地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國家。
毛主席的出現，是中國的幸運，是中華民族的幸運，是所有被欺負的落後國家的幸運。
曆史將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融匯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毛主席為了實踐自己的理論，為了發展自己的理論，實現自己的理想，進行了偉大的實踐活動。
是毛主席使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最大的可能是與非洲國家一樣，人民遭受苦難。
毛主席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功績在於：他看到了並用實踐證明了一個真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
毛主席的理想太宏大了，他在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一切敵人——日本侵略軍、國民黨反動派、美國侵略者後，他通過光輝的示範形象改造中國的知識分子，培養了與人民始終保持有血肉感情的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
思想家與政治家一般應當是保持著一定距離的，毛主席卻是一個例外，既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又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正如中國老百姓所說的：毛澤東是“神”，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了這麽一個真“神”，其他人，有誰可以和毛主席相比呢?
那麽，他這樣的“神”，正如他所說的，是一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傳說中的“神”，沒有理論，但毛主席說出的話寫出來的文章包含著極深的理論，就像《老三篇》，語言樸實無華，可是裏麵包含著的內容，卻有著任何一部百科全書也不及的豐富的思想，再例如《論持久戰》等等，舉不勝舉。
毛主席是怎樣的“神”?經濟困難時期，他和他的全家人，和全國人民一起餓肚子;抗美援朝時期，毛主席派他的大兒子上前線，血灑異國他鄉，而不是讓自己的兒子當高官;毛主席一家，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六位親人。這，足以證明，毛主席不是普通的人。
毛主席，具有偉大而堅定的理想，他出口吟出的詩詞，都是大境界的，常人想不到，也吟不出來。
毛主席隻有一個，但作為巨大的曆史存在，愛也好，恨也罷，讚美也好，詛咒也罷，總之，對他，你必須是直麵的，想繞都繞不過去，你必須直麵他的眼睛，正如今天他還在天安門正中每天都用他那炯炯的目光審視著神州和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
毛主席隻有一個，但毛澤東的化身卻不隻一個。以前，是萬歲的毛澤東，之後，是妖魔化的毛澤東。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最早是從人民中間，掀起了第一輪毛澤東熱。
多年過去了，毛澤東熱卻沒有降溫，而是越來越熱了，於是，那些妖魔化毛澤東的人士如坐針氈。這些妖魔化毛澤東的人，遲早會死去，但毛澤東卻常在人間，與他深愛著的，也是深愛他的億萬人民一起。
對於毛主席，需要通過對中國曆史和現狀的深入學習與探討，通過對毛主席的全部理論與全部實踐的深入研究，通過與廣大勞動群眾的密切交流與聯係，才有可能取得對於毛主席及毛澤東思想的全麵而正確的理解。
鄧力群同誌非常重視毛澤東思想研究工作，他組織編印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並在湖南韶山召開了專家研討會，力求從曆史遺產中發掘有利於今天的豐富精神營養。
鄧力群同誌雖然走了，但他給我們留下了重要的三本書，《導師毛澤東》《新中國往事》《五十年來》，這三本書均為鄧力群同誌主持編寫。它們都是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流好書，是渴望了解真實情況、學習理論的讀者的好書。是喜歡思考、探求真理的實際工作者難得的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