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正文
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幹涉久也
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
在這裏，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
隻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麽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
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麽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
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
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
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
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
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係，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汙，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係極不密切。
《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
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關於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我們業已在三篇文章（《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中給了批評。
這些批評，業已引起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他們並發表了許多正確的和有益的聲明、談話或評論。各種討論白皮書的座談會正在開，整個的討論還在發展。討論的範圍涉及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這種現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曆史上的偉大意義。
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麵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
過去關於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區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側麵充分暴露的緣故。
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麵都已充分地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幹涉。
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偉大的勝利的中國革命，已經迫使美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一個方麵，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幹真實材料，並作出反動的結論，去答複另一個方麵，另一個派別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
公開暴露代替了遮藏掩蓋，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
在幾星期以前，在白皮書發表以前，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盡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
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及其它幾個小帝國主義國家，至今還是如此。
後起的，暴發的，神經衰弱的，一方麵遭受人民反對，另方麵遭受其同夥中一派反對的美國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國主義係統，認為以公開暴露若幹（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來和他們同夥中的對手辯論究竟哪一種反革命方法較為聰明的問題，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他們企圖借此說服其對手，以便繼續他們自認為較為聰明的反革命方法。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了，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幹（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
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後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它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麽一回事。
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的信的開頭，提起他編纂白皮書的故事。他說他這本白皮書編得與眾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沒有刪略，盡管那裏麵有些話是批評我們政策的，盡管有些材料將來會成為批評的根據。我們政府對於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能夠感應，這便是我們的製度的固有力量。這種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正是右派和共產黨的極權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某些聯係是存在的。經過兩國人民的努力，這種聯係，將來可能發展到“極親密的友誼的”那種程度。
但是，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係，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汙，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係極不密切。
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
在這裏，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
隻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麽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
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麽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
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
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
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
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
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幹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
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
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於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
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於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自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後，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
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三國的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夥的幫手。
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鬥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
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雲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遜一開口就錯了這許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是反動派。
至於說，他的白皮書是怎樣一個“坦白記錄”這一點，我們認為坦白是有的，也是沒有的。艾奇遜們主觀上認為有利於他們一黨一派的東西，他們是有坦白的。反之，則是沒有的。裝作坦白，是為了作戰的目的。
【胡耀邦是怎樣搞亂西藏新疆的？- 鄧力群 】
作者：鄧力群
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
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
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
另外，本來陰法唐（時任西藏第一書記）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
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
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
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
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
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
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
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胡耀邦反對安全生產，80年代初提出所謂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本來屬於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後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質條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資，導致最近20多年來，中國每開采百萬噸煤的生命代價急遽上升五倍多。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時，原煤炭部部長韓英（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堅決反對這一決定，並找胡當麵提過意見，但一切都沒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麵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並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62]，期間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裏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占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並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
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但最後由於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國確定了蒙古語標準音，圖蘭語標準音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拉丁圖蘭文及蒙古語音標。中央1984年5號文件關於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即“兩少一寬”）。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正式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間，還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規定》、《關於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給予低息貸款的通知》，每年遞增10％民族自治區定額補助的《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製的暫行規定》等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新增了很多自治縣。
年初五，福建一艘近海又是淺海作業區的小艇，在金門海域收漁網時，被台灣軍方驅離撞擊後翻艇，導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死亡。這種小艇不是漁船，適用於近海淺海放網收網時使用。
對此，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時強調：“多年來，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為保障兩岸漁民正常作業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在沿海多地設立台灣漁民接待設施，為台灣漁船和漁民提供避風、補給、搶險、救助等相關幫助。反觀台灣方麵，一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以各種借口強力查扣大陸漁船，以粗暴和危險的方式對待大陸漁民，這是導致這起惡性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兩岸一家親》？！隻是中國大陸走資派的一廂情願。先回憶一下曆史事實：
台灣當局再扣我五漁民：永遠記得那些年對岸製造的血案嗎 ？
不久前，台當局通過了《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正式賦予了海巡部門的自主確定時機，在執行公務時開槍用炮的權利。其自主確定的兩個條件是:受到武力威脅和聯係不上上級，現場指揮官有權命令射擊。
從這個法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清晰的事實，那就是台當局為彌補軍隊不足的困境，開始將海巡這樣的行政執法部門武裝化，其打著有利執法的口號下，到底是針對誰？一目了然。
在1990年的平潭縣，清晨趕海的漁民，在海邊發現一艘擱淺的漁船，船體上寫著“閩平漁5540號”，當好奇的人們，走進船隻，卻發現空無一人，而船體完好，又不像是遭受了什麽海難，於是有幾個膽大的人登船查看，結果他們發現，原本裝魚獲的艙室被人用木板在外麵死死釘住。在撬開木板之後，裏麵的氣息和現狀讓一眾人瞬間嚇尿。屍體，滿倉的屍體。我公安人員聞訊趕到後，立刻安排將全部木板拆下，半個小時之後，兩個船艙展露在人們麵前，其中一個有11具屍體，另一個有14具屍體，和一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麵對如此重大慘案，大陸公安機關立刻進行了法醫鑒定，確認這些人員無外力損傷，全部死於窒息。而經過救治，已清醒的幸存者林裏誠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原來他們是常年遊走兩岸的漁民，因為大家都是同胞，語言也相近，於是就和對岸的漁民做起了小生意，這一次他們裝載著中藥材和酒水等小商品，前往交易。結果遇到了台軍的檢查，當時他們被對岸軍警用膠帶綁住了雙手，全副武裝的軍警用木棒把他們趕到艙室，其中一個軍官模樣，背著衝鋒槍的軍官，拿來一包鐵釘，交代下屬，將艙門從外釘死，任其自身自滅。
船艙最矮處僅有0,76米，幾十個關在狹小的空間裏，很快就缺氧，盡管他們大聲呼救，但最終還是一個一個的倒下，林裏誠靠著船艙邊一個微小的縫隙，支撐到獲救。
雖然不知道是否是台當局的命令，但參與該行為的台軍執行人員的行徑來看，完全是赤裸裸的有預謀，有組織的謀殺~
而對此，時任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嘉獎台軍，並宣稱他們的行為沒有問題，要求島內民眾體諒一線執法人員的難處。並把大陸漁民的不幸歸結為是他們自己的械鬥和分贓不均。而我法醫部門在第一時間就查驗過，無任何表麵傷痕，械鬥說根本是推卸責任的伎倆。
一波未平，緊接著一個月後，又發生了閩平漁5202號事件，當時這艘船載著50名被島內遣返的偷渡客，送回大陸。因為一個月前的慘案引起島內嘩然，這次還派了兩艘巡邏艇和6名立法委員，記者隨船監督。
可就在航行途中，突然台軍文山艦全速駛來，發生碰撞，當時小小的漁船瞬間被撞成兩半，而奇怪的是，隨行監督的巡邏船隻在旁邊觀望，完全不予以施救，不知道是向上匯報，還是另有目的，總之兩個小時後，救援開始，但最終導致了21人遇難，僅有29人被解救。
而這次，台當局再次強調是因為作業困難和現場環境不好，等等因素。岩裏政男仍然是為當事者站台，要求島內體諒執法者的艱難，等等。
總之，這兩項事件，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均沒有得到最終的真相，亡魂依舊飄蕩難安。
有了台當局的偏袒，前線的執行者更加肆無忌憚。從1990年至1994年5月僅4年的時間裏，因為遭到台軍警的突然射殺，大陸漁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傷112人。
另一項統計顯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間，台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去台人員時，悶死、撞船淹死大陸人員計46人，越過所謂“中線”闖入大陸這一側強行抓走大陸漁民的作業漁船達223艘，非法逮捕關押漁民3160餘人。
更邪惡的是，台島當局允許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漁船入港避風，卻唯獨不允許大陸漁船入港，因此每年發生暴風時，幾乎都有大陸漁民因被拒絕入港而發生船翻人亡的慘劇。
2006年之後，隨著中國大陸海軍海監力量崛起，加上兩岸三通、服務貿易等惠台政策和項目開始啟動或落實，這類情況才開始減少。
但是隨著蔡英文的上台，有計劃的獻媚美日主子，同時又為了掩蓋自身實力不足，不敢在軍事上挑釁的現實。色厲內荏的他們，又再次規模的打著執法的外衣，有計劃的針對大陸漁民開始了攻擊。
2017年1月16日，日本漁船大量闖入搶奪大陸漁業資源，但台灣海峽另一側的海巡則一方麵要求台島漁民禁止駛入該傳統漁場，給“皇軍”讓路。一麵對大陸大陸漁民越線著給予水炮攻擊。
2017年5月7日，台澎湖海巡隊6日清晨再次闖入所謂“中線”海域的大陸一側查扣一艘中國大陸漁船，並且還公然開槍傷打傷兩名大陸漁民。
2018年8月23日，一艘自福建省泉州市祥芝港出港的大陸漁船被強製登檢扣留，船上漁獲約2000公斤海產品以及部分漁業設備被台島軍警全部拋入海中，其餘用具和18名船員被台方麵非法扣留。
而這已經是當月台島方麵對大陸漁民進行的至少第6次襲擊事件了。
2019年1月10日，以“越界”為由，強行扣走一艘大陸漁船及逮捕船上6名漁民。7月9日，在台中港外約28海裏，再次扣押大陸漁船，將船上300公斤漁獲實施海拋，並將船上35歲黃姓船長等11人逮捕，然後勒索120萬元人民幣必須交齊才肯放人。
2020年7月24日深夜，在大陸地區疫情肆虐的災難時刻，對岸又非法扣押大陸漁船，將魚獲和設備拋棄大海，然後扣留全船漁民。
..........還有很多很多，統計的隻是冰山一角，這裏就不一一列舉。
2023年4月16日，一艘大陸漁船在苗栗外海作業，被台海巡部門強行要求檢查，在遭到拒絕後，台海巡部門窮追不舍，強行登船，並將海貨2000公斤海拋，大陸11名船員被抓走。
這件事也是台灣海巡部門此次設立開火權利的由頭，他們的理由是，萬一追不上，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執法，所以要求開槍開炮。
2023年5月17日中午12時許，馬組海巡隊，在東引水域查扣大陸漁船“霞下滸水0323”，並扣押大陸5名漁民。
樁樁件件，哪有親中愛台，哪有“兩岸一家親““？政客的話術權謀，掩蓋不了數十年來大陸沿海漁民的斑斑血淚。大陸走資派的強勢崛起，解放軍的日益強大，嚇阻不了這些魑魅魍魎，至今天，及將來，台灣海峽上空恐怕還不知道還要增加多多少大陸漁民的冤魂。
最後，我們隻想問一句，大陸漁民在中國台灣省海域進行漁業作業，有問題嗎？空喊口號有什麽用？為了“兩岸一家親““？要用多少大陸漁民的血淚和命來祭。
人性中所體現的世俗、貪婪、醜陋、乖張、孤獨。如何解決？在一切向錢看的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己成癌症。
世俗化：是指魔鬼撒旦統治下的此世。世俗化一詞的使用，也曾有一個變化的曆史。它最初用於宗教戰爭結束之時，表示原被教會控製的領土或財產從教會手中的轉移。在羅馬教會法規中，這個詞又表示有教職的人回歸世俗社會。後來，在反教權主義的圈子裏，它開始被用來表示現代人脫離宗教保護而獲得自由，而在與傳統教會有關的圈子裏，它則作為異教化、非基督教化的代名詞因此受到攻擊。
貪婪是一種強烈而自私的欲望，想要擁有更多的東西，通常是金錢或權力。聖經中有很多警告，告訴我們不要屈服於貪婪並渴望財富。耶穌警告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路加福音12:15)。"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瑪門"(馬太福音6:19,24b)。耶穌追求賺取金錢嗎？不。相反，他為我們的緣故成為貧窮(哥林多後書8:9)，並且"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馬太福音8:20)。耶穌也沒有追求權力。他又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服侍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仆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10:43-45)。
貪婪和對財富的渴求是陷阱，會帶來毀滅和破壞。"貪財是萬惡之根，"基督徒被警告，"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見提摩太前書6:9-10,17-18)。貪婪，或者有想要更多的過度或貪婪的欲望，就是偶像崇拜。以弗所書5:5說："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汙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是無份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需要記住的原則包含在希伯來書13:5中："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問題在於愛錢，而不是金錢本身。愛錢是一種罪，因為它阻礙了對神的崇拜。耶穌說，有錢人很難進入神的國。當這位富有的年輕統治者問耶穌他應該做什麽來繼承永生時，耶穌告訴他賣掉他所有的財產，把錢分給窮人。"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見馬太福音19:16-22)。通過教導他放棄他的金錢，耶穌指出了這個年輕人的主要問題：貪婪或愛錢。這個人不能追隨基督，因為他在追隨金錢。他對這個世界的愛妨礙了他對神的愛。
貪婪拒絕滿足。通常情況下，我們得到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物質的財產不會保護我們——在今生或永遠。耶穌在路加福音12:13-21中關於無知財主的比喻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再說一次，金錢或財富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對它的態度。當我們對財富有信心，或被貪得無厭的欲望所消耗時，我們就不能給神應得的榮耀和敬拜。我們要侍奉神，而不是浪費時間去發財(箴言23:4)。我們內心的渴望應該是積攢財寶在天上，不要憂慮我們將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見馬太福音6:25-34)。
目前社會中的問題：普遍存在的醜陋與粗鄙化，以及人們對此問題的漠視，乃至反審美傾向下對“醜陋”的推崇。當然，這些問題不僅僅屬於那些特定年齡特定階層的中國男性，也同樣屬於同一社會體中的女性，以及文藝圈、作家圈和大眾學術圈。看看正襟危坐的走資派官員們，看看體製內生存造就出的烏泱烏泱的擁有諂媚麵孔和鄙俗靈魂的知識分子、作家們。看看教育製度下塑造出的一撥撥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說謊者，欺騙者。這些無論是身體還是靈魂都傷痕累累的人們，都呈現出某種反審美特征。這種醜陋是全方位的醜陋，既關係身體，也關係精神。
對於資本主義的審美趣味更是頗多批判：消費時代通過傳媒表達出審美意識形態，塑造出的美麗原型依然尤其階級屬性。那些“帥氣”的人往往不是底層而是精英。不論人種，一個人，無論長相如何，擁有營養充足充分發育身體保持健康的身體，以及自由生長的靈魂和人之為人的起碼尊嚴，都是看起來像模像樣的前提，也是建良善的正常生活必須的前提。但這些，在當下中國社會依然是稀缺品。所以，現實的問題是，即便中國富有階層或者知識分子努力健身，去美容院，買貴的衣服，所有這些都做到了，他們會看起來帥些嗎？深表懷疑。
性格暴戾、乖張的人，不一定麵相凶狠，而是喜好用這3種語氣說話。一個真實的案例，在2018年的6月份，中科院一名碩士研究生謝某收到了很久都不聯係的高中同學周某的信息，謝某興高采烈地接待了周某，並且請周某在飯店吃飯。
就在吃飯的時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發生了，周某突然想毫無防備的謝某連刺數刀，在將謝某撲倒在地之後，又連捅了數刀，就這樣，原本興高采烈出來見老友的謝某倒在了血泊之中。
是什麽導致了多年不見的老友做出如此窮凶極惡的行為？
原來，在高中時期，周某和謝某都是班上的頂級學霸，但周某的成績更勝一籌。高考的時候，周某順利地考入了四川大學，結果，大學生活還沒過幾個月，周某便退學複讀了，因為他發現自己的誌不在此，清華北大那樣的大學才是他應該讀的大學。
但是，在第二年高考的時候，還是沒能如願，考到了西安交通大學 。
自此，周某每日鬱鬱寡歡，在上大學期間，沉迷於遊戲無法自拔，成績日益下滑，還有數門掛科的學科，由於一再掛科，周某也失去了本碩連讀的機會，而當年與自己一同高考考入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謝某，卻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中國科學研究院的碩士研究生。
問題的根源出在了2年前的一次大學同學聚會，當時謝某得知周某的學習狀態不好之後，曾經規勸過他幾次，沒想到好心的規勸竟把自己送上絕路。
在警方抓獲周某之後，問其殺人動機時，周某表示，就是因為謝某的話深深地刺傷了自己。
這個案件最可怕的就在於這個荒誕的起因，僅僅因為幾句規勸的話語就對同窗好友痛下殺手，曾經那個一起讀書吃飯，一起把酒言歡的同學，在多年之後竟把自己送上絕路，這是一般人都無法想象的。
也許看到這裏你會感到震驚，因為你的潛意識已經理解了我的意思，這個案件最根本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出在語言上，而是出在心理上，人心即鬼蜮，你是否開始感覺到自己再也無法判斷自己的那些話會不小心觸動他人內心的禁地了？
但是，現實生活中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麽的暴力，在心理學範疇之內，有一種叫做邊緣型人格的人格缺陷，這種人格缺陷是指一種人際關係、自我形象、感情不穩定和顯著衝突的心理學模式。
在《天才變態狂》一書中，將影響個體成為這類人的因素總結為以下三點：1、腦部受過外力損傷，造成例如前額葉皮質損傷；2、與成長環境、父母教育以及受教育程度相關；3、基因的突變，人體內有一種基因突變被稱作是戰士基因。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鑒別這類人呢？
首先，我們可以通過對他外在形象的觀察來看，人類的內心活動是隱藏的，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通過他的眼神、語言、動作等方麵進行一個簡單的判斷。
而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就是通過他的語言來判斷。
從語言心理學的層麵來看，真正攜帶暴力的人，並不一定是麵露凶光的人，但是他們的語言一定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1、在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情況下，對他人發出命令式的語言；
2、在與人交談的時候，不斷地引導對方順著自己的思路走；
3、在談話期間情緒起伏比較明顯。例如聲音的變化，動作幅度的變化等等。
孤獨是一種主觀自覺與他人或社會隔離與疏遠的感覺和體驗，而非客觀狀態； [1]是一個人生存空間和生存狀態的自我封閉，孤獨的人會脫離社會群體而生活在一種消極的狀態之中。
人們在社會中生活，具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需要，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當某種社會需要得不到滿足，或者對社會關係的渴望與現實擁有的實際水平產生差距時，人們就會感到孤獨。孤獨是一種主觀自覺與他人或社會隔離與疏遠的感覺和體驗，而非客觀狀態。一個人可在眾人參與的生活環境中，或者在眾皆歡樂的熱鬧社交場合而仍深感孤獨，也可在漫長的獨處中毫無孤獨感。孤獨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的負性情緒體驗，在孤獨心態下人們往往會感到寂寞、鬱悶、焦慮、空虛、無助、冷漠甚至絕望，常伴有銘心刻骨的精神空落感。心理學家弗洛姆認為，人也許能夠忍受諸如饑餓或壓迫等各種痛苦，但卻很難忍受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種——那就是全然的孤獨。雖然輕微的、短暫的孤獨不會導致心理與行為的紊亂，但長期的或嚴重的孤獨則可引發某些情緒障礙，降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因之而出現的各種無聊發泄的攻擊行為或其他行為問題，以及各種心理疾病和思想問題理應引起人們的關注。
孤獨產生的原因很複雜，它是一種綜合因素的產物，是每個人所遭遇的內外環境中的種種不利因素雙重作用的結果。比如外環境因素的不利影響 ；有的環境很容易讓人感到孤獨，在人煙稀少的環境中，或獨自一人處在某種環境中，即使有與人交往的願望，但卻沒有交往的對象，如長期在工作、勘探的人，駐守邊防的軍人，單身獨居的人，都會經常感到孤獨。在陌生的環境中也同樣如此，有些環境盡管熱鬧，但對某個人而言卻是陌生的、不熟悉的，因為沒有朋友、沒有熟人，卻要獨自麵對許多問題，承受許多壓力，無法從他人那裏得到幫助，也無法同他人進行必要的交流聯絡，於是就會感到特別孤獨。
情感缺乏。在一切成熟的人際關係中，都免不了失望的成分。每個人都應該學會麵對失望。但為什麽有人做不到呢。心理治療師莫·勒阿在巴黎主持一家心理咖啡館，她解釋說 ：“罪魁禍首就是這句抱怨：‘沒人喜歡我’。”在她看來，這樣的抱怨總是來自那些童年時期缺乏愛，或至少覺得沒有得到足夠愛的人。她認為：“沒有哪家父母不愛自己的孩子，但可惜有很多父母並不懂得如何表達他們的愛。”
溺愛：那麽溺愛呢，“被溺愛的孩子也會造成同樣的後果：溺愛環境下長大的孩子習慣了有人寵護著。成年之後，他們會向別人成倍地索求，覺得人人都該對他好。”他們對愛的無度索求和永不滿足，往往嚇跑身邊的人。當然，毫不奇怪，其他人的這種反應更是讓他們確信：“沒人喜歡我”
自戀：不習慣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總是歸罪於他人，怪別人沒有對自己付出更多，這就會形成惡性循環。勒巴斯蒂認為：“他們對一切的解釋都是從自己出發的。”在這種自我中心的背後，隱藏著深深的自我陶醉和過度敏感。艾麗·昂貝則認為，對他們來說，被人愛總意味著“最受寵愛”。她說：“他們尋求的不是愛，而是最愛。”為了保護自己，這種人往往不自覺地將自己的遭遇歸咎於人，就像勒巴斯蒂所說：“跟自責相比，責怪他人不愛自己當然更為容易。”
缺乏自信因為不自信而感到孤獨。
與周圍保持不好合適的距離（“哲學因素”）。
美學、社會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各個學科著作中“可以”找到無數有關論述。具體地說，也是一種見不得別人變好的心態，原因在於：沒有跟身邊人建立起信賴關係（或說確立自己的交往信賴製度）。
《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作者：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曆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曆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麽呢？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曆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斐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麽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麽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蒙古土地那麽廣大，人口那麽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
按照艾奇遜的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隻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為什麽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隻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麽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美國在中國的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麽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隻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5]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幹幹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隻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隻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使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麽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麽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麵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麽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麽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看啊，多麽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隻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裏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係，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係，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曆史唯心論的曆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麵和黨的組織方麵，有相當的影響”。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麽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顯然不是。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麽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為什麽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製”，“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並正在複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麵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什麽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除夕夜，電視開著，家人一致集體吐槽春晚越來越沒意思了。是啊，製作規模倒是越來越大，可內容倒是越來越不敢恭維。
不隻“才子佳人”早已回到春晚，近幾年更是添了不少新花樣。今年春晚對唐朝獨霸天下的輝煌可是很欣賞，幾個節目都與唐朝有關。
一群現代人，穿著唐朝的衣服，教導現代人溫良和禮儀，實在是有點搞笑。在唐朝，老百姓在馬路遇到官老爺們的轎子，還得跪著迎接哩！如果唐朝李氏能做到對農民溫良，也就沒有黃巢的事了。
當然，這樣的吐槽也隻是過過嘴癮，抱怨幾句，對於想探尋本質的人，顯然是沒有力度和。切西瓜就得用刀砍，劈一刀，左一瓣，右一瓣，拿根繡花針捅來捅去，實在是沒啥勁。
從表麵來看是導演、編劇、明星們對人民群眾的生活不了解，對老百姓的訴求不關心，導致春晚逐漸流於形式，成為了一項為了完成而完成的任務。
畢竟站著和坐著的不少人，12小時的收入就抵得上普通老百姓家庭一輩子積蓄，一頓飯就是打工人一年工資，他們是不曉得老百姓的艱難，不曉得有些大娘為了省三兩塊錢，寧願在寒冬裏多走兩裏地去便宜的菜市場買更便宜的打折菜。
從根本來看是工人逐漸成為弱勢群體，成為社會的底層，哪個會看底層的眼色？我自己滿意就好，老百姓，哪懂什麽是藝術、什麽是表演。
我認為比較好的春晚節目是早期牛群的一些小品，比如1990年《小偷公司》和1988年《巧立名目》，小時候過年時期經常放映。
《巧立名目》裏國企科員通過編造原因申報，拿人民的錢消費，吃完國外科學家紀念日，又準備吃國內科學家紀念日，諷刺簡直拉滿。
《小偷公司》裏100個人的“小偷金融有限公司”，隻有兩個小偷負責偷竊，剩餘98個全是領導幹部，小偷意識到危險，上報領導，領導層層上報，結尾小偷公司被整個抓鋪，小偷歎息“官僚主義害死人”，對於諷刺社會現象深刻又生動。
裏麵那副對聯，“上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聯：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不服不行”，對社會實是真實寫照。
想想看，這些小品已過去了30多年了。春晚從80年代末到現今，作品中的群眾立場和藝術水準總體是逐年下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熒幕上工人的形象變化根本原因是工人階級在現實社會中地位的變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具體體現。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剛踏入“春天的故事”，資產階級還在萌芽，階級對立還不凸顯，思想界和文藝界還留有較濃的毛主席時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立場，文藝工作者和導演們對於人民群眾的生活還是較為了解，工人階級還有一定的力量，所以春晚的一些作品挺受當時群眾歡迎，現在看還有較好的藝術批判力。
到了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1999年黃宏小品《打氣》裏“咱國家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搭配1997年劉歡《從頭再來》“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辛辛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進風雨，……看成敗人生豪邁，隻不過是從頭再來。”真是好戲連連。
像劉歡、黃宏這樣的名人是不會擔心下崗撿爛菜葉吃，吃爛白菜葉的隻有下崗失業的工人。
國企麵臨改製，幾千萬的工人被辭退自謀生路，工人成為被挑來挑去的雇傭商品，東北逐漸成為一些黑勢力的理想家園，工人成了“個體萬元戶先進代表”們的耗材。
春晚比較有典型代表的是趙本山。趙本山從早期1990年《相親》中飾演徐老蔫這個還算淳樸老實的老百姓到1995年《牛大叔提幹》中為人正義的牛大叔，到21世紀前後的2001年《賣拐》、2002年《賣車》2005年《功夫》中飾演的角色成了職業忽悠人為生的騙子，劇情中徒弟們“苦肉計”給範偉下跪的場景體現了濃厚的封建師徒製，這和平等實在相差甚遠，這跟趙本山本人收徒，徒弟要下跪“三拜”，此刻藝術和現實重合！
以至於現今電視劇、電影等作品中窮人幾乎消失，要不就是被貼上愚蠢、素質低、沒文化、好吃懶做等的標簽。而與之相反的是，曾經的鎮壓對象資本家們，成了個個富有涵養、品味高雅、聰明智慧、謙遜有禮、關心員工、救濟窮苦的大善人形象。這跟打工人在現實裏遇到的996資本家們，好像是倆種生物。
工農兵在影視劇中形象的變化，是隨著中國的企業產權而變化的。
中國的企業大概經曆了這樣的階段：
一階段（1949—1956）清點改造
建國初，扣押原國名黨官僚資產階級和阻礙解放，逃亡海島的資本家占有的企業和資產，（稍值錢的基本都被帶往東南邊的海島、香港、國外，帶不走的機器被毀壞、炸毀），同時在全國推進土地革命。
1953年後實現三大改造，其中對農業、手工業實行合作化，推進農業和手工業的大發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通過贖買的方式購買私人資本家企業股份，迅速把生產資料少數人私有的方式轉變成為了社會主義大多數人掌握生產資料的公有製。
這個時期雖然原私人資本家還掌握著大量分紅現金，但已經不能通過購買生產資料和雇傭工人的方式去獲得利潤，增值資本！
二階段（1957—1976）工人領導
摒棄了蘇聯的一長製（由廠長全權處理工廠所有事，隻上級負責），實行鞍鋼憲法，加強政治掛帥（突出企業的生產的目標是更好的服務工農兵群眾，而不是服務少數人），對過去那種隻信任和依靠廠長、主任、專家少數人的方式進行了全國的批判，搞群眾運動，提高工人對企業的領導權。
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是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是改變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三結合”是企業領導幹部、技術或管理人員和工人相結合。“鞍鋼憲法”體現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管理企業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穩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
到1975年，全民所有製占81.1%，集體所有製占18.9%。需要說明的是，這時候的企業叫國營企業，國家隻有經營的權力，產權屬於全體人民群眾。
1949到1976年，影視中工人的形象大都是正麵，自立自強、熱心能幹、聰明活潑，參與管理工廠企業，充滿了社會主義當家做主人的自豪感。
以1972年《海港》為例，影片刻畫青年工人韓小強對自己的工作不以為然，在裝運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稻、麥過程中，不慎造成錯包事故，被敵人錢守維趁機將玻璃纖維放在麥包內，企圖破壞中國國際聲譽。
黨支部方海珍一麵教育批評韓小強，一邊帶領大家連夜翻倉，查清散包，追回錯包，勝利完成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工農爭取當家作主的偉大任務。
三階段（1977—1992）放權讓利
具體內容為前期擴大經營自主權，廠長（經理）負責製，中期推行經營承包製，後期轉換企業經營機製（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1986年7月12日，國務院發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製暫行規定》，國營企業工人正式成為簽訂合同的雇傭工。
工人失去鐵飯碗，工廠成為依靠廠長、專家領導和治理。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鋪平了企業進入市場經濟的道路。
四階段1993—2002所有製改變
1992年10月，十四大，會議正式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向歐美學習，對國有企業實行公司製、股份製，引導國有企業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規則和製度。國有企業領導體製逐步從廠長負責製轉向由股東會、董事會和經理會治理的市場經濟。
於1993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誕生，於1999年8月30日修訂通過，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五階段（2003—2012年）國資委管理
以2003年國資委成立為標誌，主要任務是由國資委負責監督管理國有企業。
六階段（2013—至今）資產資本化
國務院國資委從以管理企業資產為主到以管理資本為主，並且出現一批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
總體來說，是從建國初對原官有（國名黨官僚資產階級所有）、私有（私人資本家所有），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的行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後逐漸形成了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以及很小比例的個體——再到1977年後成為大家所熟悉的國企和私企。
現今，普通人想出頭是實在難於上青天。春晚對描寫996打工人的勞累、農名工排著長隊在勞動仲裁所等候登記、資本家們隨意罰款和辭退、醫院走廊裏蹲的看不起病的病人、偽劣的產品用了幾次就冒煙、手機上退不完的“砍一刀”、官老爺們數壞十幾個驗鈔機堆滿整輛整輛卡車的人民幣，這些人民群眾關心、貼近打工人生活的事情是不感興趣的，節目組更多感興趣的是鶯歌燕舞，衣著光鮮的“俊男靚女，模範家庭”演繹的幸福生活。
曆史在前進，新的風暴在醞釀，烏雲遮不住太陽，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