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為什麽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評語：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
維護民族團結，必須相信依靠和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少數，但絕不是農奴的全部。放到國家大戰略方麵，毛澤東共產黨超過國民黨，甚至超過任何曆史統治者。
一就是國家意誌的統一，對防止外來侵犯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團結，這在任何曆史階段都是難題，讓千年以來的奴隸主和農奴平起平坐，而且讓少數民族一夜越千年，極大地縮短了本民族的曆史自然演變過程，從原始部落、農奴製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
三就是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鏟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權力的影響。
四就是民族的婦女解放。如中東婦女至今還在包頭。
而《胡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農奴主的道路，否決了奴隸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胡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嚴重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雖然《胡亂邦》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導。《胡亂邦》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胡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現如今的疆獨、藏獨成因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係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為什麽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政策：依據“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亂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亂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亂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熱比婭》已逃亡國外。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亂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誌和當地維吾爾同誌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而《胡亂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 。
揭開了批判毛澤東的蓋子，丟了毛澤東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
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
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中國合法統治，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
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 “喇嘛書記”。
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國模式，否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作者：張春橋
凡是略為知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曆史的人，都會知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內部，從工農紅軍到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從井岡山根據地到後來廣大的解放區，在那裏，從來就是以軍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為處理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根本原則的。這個原則，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井岡山，在毛澤東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創立起來的。
在 " 井岡山的鬥爭 " 這篇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毛澤東同誌寫道：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製，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麽正規的薪餉製，隻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
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 " 夥食尾子 " ，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軍隊內部的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相互關係，成了革命根據地內部相互關係的模範。在軍民關係上、在政民關係上、在軍政關係上、根不相互關係上、上下左右的相互關係上，也同樣遵守這種同誌式的平等關係。人們不是靠手裏有權、有槍，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風，而是靠為人民服務，靠說服，靠真理，處理相互關係。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也學著人民解放軍的樣子，處理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外來的人，一踏上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會發現：在整個革命根據地內部，由於正確地處理了內部關係，大家的生活雖然很艱苦，但是， " 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一樣苦 " ，大家過著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生活，雖然因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別，但相差不多。同時到處講政治、講群眾路線，因此，工農兵學商，團結一致，親如家人，艱苦奮鬥，英勇殺敵。大家還記得解放戰爭時期大兵團作戰的情景嗎？為了支援人民解放軍，成千、成萬的民兵跟隨大軍南下，他們同軍隊一樣地過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一不為升官，二不為發財，甚至也沒有想到要發工資，更沒有想到要實行什麽 " 計件工資製 " ，他們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糧食來幹革命的，他們一心一意，隻為打倒三大敵人，解放全中國。整個革命根據地，男女老幼，前方後方，心連著心，結成了戰鬥的集體。正是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的思想作風，在億萬人民中已經紮了根，開了花，結了果。而這種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戰鬥鍛煉的軍隊和人民，是無敵於天下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曆史不是早已作了證明嗎？
在全國解放以後，這種以 " 供給製 " 為特點的一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還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給製 " ，如同說到老革命、說到艱苦奮鬥等等一樣，人們認為是光榮的。一些革命青年剛剛參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給製 " ，表示自己象老同誌一樣，是真心實意地來革命的。原來過慣了供給製生活的同誌，也並不羨慕什麽薪金製，人們喜愛這種表現一種平等的相互關係的生活製度。
但是，沒有多久，這種生活製度受到了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攻擊。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製度。在堅持這種思想的人們看來，供給製的一套，實在毫無可取。他們輕蔑地說它是 " 農村作風 " ， " 遊擊習氣 " 。這種議論來自資產階級，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們黨的幹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在他們中間，談論供給製的缺點的議論漸漸多起來了，談論薪金製的優點的議論逐漸占上風了。
到後來，供給製幾乎成了一個壞名稱。有人工作不積極， " 幹不幹，二斤半， " 這要記在供給製的賬上。有人用了公家一個信封， " 公私不分，供給製作風！ " 又記在供給製的賬上。工廠、商店沒有經營好，賠了錢， " 供給製思想！ " 又是記在供給製的賬上。總之，共產主義的供給製，保證了中國革命勝利的供給製，被某些人攻擊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處死刑不可。
人們攻擊供給製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給製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他們的理論根據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 " 物質利益的原則 " 。據說，由於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保留著不少舊的分工的殘餘，即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工人勞動同農民勞動之間、熟練勞動同簡單勞動之間的差別，因此， " 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和生產發展的原則 " 就被說得神乎其神。什麽 " 等級工資製 " 、 " 計件工資製 " 可以刺激工人 " 對自己的勞動成果表現最大的關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因為勞動生產率高，工資也高 " 呀，這種製度是 " 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極了。不過，說穿了，說得通俗一些，還是那句老話： " 錢能通神 " 。隻要用高工資 " 刺激 " ，就象花錢買糖果一樣，什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能夠立刻買到手的。
對於這樣的理論，我們能夠說些什麽呢？在 " 供給製 " 的情況下，千千萬萬的人進行了幾十年的武裝鬥爭，爬雪山，過草地，兩萬五千裏長征，有誰發過工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難道也是靠工資刺激出來的嗎？聽到這種議論，每一個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種侮辱，還能說什麽呢？就說在建設事業上吧，不是別人，正是那些被經濟學家認為最關心自己工資高低的工人們，說出了同經濟學家根本相反的意見。
上海的工人們，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尖銳地指出了這種理論和辦法是 " 鈔票掛帥 " ，而不是政治掛帥。真是一語破的，還有比這說得更清楚的嗎？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如同馬克思在 " 哥達綱領批判 " 中所正確指出的， " 它在各方麵，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麵，都還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 資產階級的法權 " 的不平等，還不能立即取消。隻能 "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 " ，還不能 "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 。
但是，馬克思的這段話，有沒有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的不平等的等級製度，根本不能破壞，反而應當把它製度化、係統化、更加向前發展呢？是不是隻應當片麵地強調 " 物質利益 " 原則，而不應當從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強共產主義的教育，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行鬥爭呢？不是別人，而是馬克思本人，答複了這種問題。他在 " 法蘭西內戰 " 一書中，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他特別著重地讚揚了巴黎公社的英雄們采取的這種措施： " 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隻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及支付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請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難道不恰恰是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等級製度，並不講究什麽物質利益原則嗎？難道馬克思以及後來的恩格斯列寧都再三強調這條經驗的時候，他們不記得還有資產階級的法權等等嗎？看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沒有給這些 " 見物不見人 " 、 " 見錢不見人 " 、 " 錢能通神 " 的經濟學家幫忙。
列寧在 " 國家與革命 " 一書中，倒是憤慨的指責： " 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乾乾淨淨。 " 而許多人在提到這條經驗的時候，總把它看作是 " 已經過時的 ' 幼稚行為 '" 。那些攻擊供給製、主張鈔票掛帥的人們，不是也說什麽供給製是 " 遊擊作風 " 、 " 農村習氣 " 、是 " 已經過時 " 的東西了嗎？他們不是也 " 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乾乾淨淨 " 了嗎？
經過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對 " 供給製 " 、對 " 農村作風 " 、 " 遊擊習氣 " 的攻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為了保護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動人們內部相互關係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一切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都是保護嚴格的等級製度的。他們不惜捏造各種神話，說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間的主人。
蔣介石這種人間的醜類，在 " 中國之命運 " 一書中，就不知羞恥地自稱他的血統是文王的子孫，他的一本傳記更具體地說他是文王的兒子－－周公的子孫。這種神話雖然隻應編入 " 笑林廣記 " ，卻可以看出：他們是多麽急於把自己化裝成一個天生的中國 " 最高 " 。上海的買辦們，也是以 " 高等華人 " 為榮的。阿Ｑ隻因為說了一句他 " 和趙太爺是本家 " ，挨了趙太爺狠狠地一個嘴巴： " 你怎麽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 在舊時代，整個社會上，從配不配姓趙，到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煙的姿勢，哪一條不要講究身份、等級？哪一項沒有 " 禮 " ？合乎禮、不合乎禮，也就是合法、不合法，處處都有資產階級的法權。攻擊供給製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的人們，實際上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等級製度的禮、法來代替無產階級的平等關係。他們說這樣可以刺激生產積極性。是不是真是這樣呢？推行他們這一套的結果，我們黨的幹部中，原來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狀況改變了，有些早已對艱苦樸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學會了紳士派頭、高等華人派頭、趙太爺派頭來了。有些幹部見麵不稱什麽什麽 " 長 " ，就不舒服起來了。這確實起了刺激作用。
但是，並不是刺激起了生產的積極性，而是刺激起了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積極性，刺激起了鋪張浪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刺激起了脫離群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有些最不堅定的分子就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貪汙腐化分子。原來有人說供給製度會使人們懶惰起來。現在證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級製度把人弄懶惰起來了。有的幹部多作一個小時的工作，也要計算加班費了。而在供給製的條件下，在革命戰爭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貢獻出來的人們，他們計算過什麽什麽費嗎？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風氣發展起來，幹部同勞動人民的相互關係變化了，領導幹部的 " 三風 " 、 " 五氣 " 有了發展。政治掛帥，平等待人，對待群眾隻能說服、不能壓服，同群眾打成一片，所有這些，在有些人，已經完全忘記了，甚至當黨中央發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以後，還遇到他們的節節抵抗。這難道不是我們所親身經曆的事實嗎？
回想一下這一段，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義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每個人讚成什麽、反對什麽的情況雖然不同，受到的影響深淺也不同，但是，都可以從這中間找到必要的教訓。
因為黨的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在我們黨的幹部和人民群眾中紮下根的，它雖然遭受到某種破壞，恢複起來並不困難。現在，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號召下，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又把它恢複過來了。但是，我們還不能說已經做得很徹底。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國民黨的官氣，還影響著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還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們的前麵還有一個長期的反複的鬥爭過程。但是，既然大躍進的形勢迫切地要求我們在調整相互關係方麵躍進、再躍進，一切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同誌們，一定能夠站在運動的前頭，把我們黨的這種光榮傳統，在新的條件下，徹底恢複和發揚起來，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同群眾建立起平等的相互關係，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工作，一致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這難道能有什麽懷疑嗎？
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麽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個貼子的原文了，這是憑記憶自己寫出來的）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製，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複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六十年代，解放軍兩次出境入緬圍剿國民黨殘兵。此為第二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國邊防部隊與緬甸國防軍在中緬邊境“金三角”地區前後兩次實施了聯合清剿國民黨殘軍的作戰行動，史稱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這是我軍曆史上特殊的、鮮為人知的越境作戰行動，作戰目標和目的是清剿國民黨反動集團武裝。為中緬聯合勘界掃除障礙。
應緬方請求中國部隊越過紅線解救緬軍。
按預定的作戰方案，戰鬥應在11月22日打響。然而20日，總參接到中央軍委的指示，通知王尚榮，要他向秦基偉轉告毛澤東、周恩來在看到最新材料後所產生的一些擔憂：毛澤東今晨看了昆明軍區報送的材料，發現紅線南側的緬軍兵力過於單薄，難於履行堵截配合作戰的任務。要秦基偉趕快同負責與緬軍聯絡的丁榮昌商議。在適當的場合，以妥善的方式，把中方的關注與擔憂轉告緬方。
21日晚21點30分，我軍22支突擊隊迅速向國民黨殘軍的16個據點移動。據偵察，總參要求重點捕殲的敵軍、師級軍官，有5名在紅線附近，而周恩來“誰活捉柳元麟誰就可以當將軍”一句玩笑中說的敵首柳元麟，卻不在紅線區域內。坐鎮昆明前線指揮部的秦基偉發出新的命令：“戰鬥打響後，如敵逃跑，命令部隊，馬不停蹄，跟蹤追擊!”
按預定計劃。戰鬥應在22日淩晨6點30分打響，然而，這次對中國軍隊來說十分新鮮的山地叢林戰，卻沒有完全按計劃進行。撲擊的16個據點，最早的4點50分就開始了，最晚的7點50分才交火。由於中國軍隊的撲擊實出殘軍意外，16個撲擊點，隻有兩個撲空。最早打響的踏板賣據點，戰績最佳，全殲守敵。國民黨殘軍第一軍二師師長蒙寶業被擊斃：5點40分打響的曼俄乃。雖然據點撲空，但在追擊中，擊斃了殘軍四軍五師師長李泰。但我軍傷亡也較大。
國民黨殘軍不敢與解放軍戀戰。稍一接觸就向密林深處潰逃，很快都退離到紅線區域以外。由於中央軍委隻在紅線內作戰的命令規定得很死。參戰部隊隻好在紅線處停止追擊。秦基偉得到戰報後，命令突擊隊在紅線內清剿殘軍，鞏固戰果;同時向總參請求與緬方協商，同意參戰部隊越過紅線追擊敵四軍主力，但中央軍委的決定依然如故，攻擊不得不在紅線處終止。
直到1961年新春，緬甸軍方才開始實施打擊國民黨殘軍的“湄公河戰役”。緬軍調集了9個營約1萬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東北推進。柳元麟采取以“引蛇出洞，將緬軍誘入王南昆狹窄低窪地帶伏擊”的策略，瓦解緬軍的攻勢。柳部先佯裝節節敗退，來迷惑緬軍，誘使緬軍一步步落入其圈套。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來、陳毅、羅瑞卿等率代表團在仰光參加緬甸聯邦獨立13周年慶典時，聽到的還是緬方捷報頻傳，可沒過幾天，緬軍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國民黨殘軍擠壓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狹長山道間。緬軍的遠程大炮與飛機難以施展威力，緬軍陷入孤立無援境地。
此時，周恩來、羅瑞卿等已離開緬甸，隻有陳毅副總理還在緬甸繼續訪問，緬方向陳毅提出：請中國軍隊越過紅線，南下百餘公裏，協助緬軍作戰。19日，緬方得到周恩來來自北京的回複：我們願意參加這一聯合作戰的討論。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商討入緬作戰中存在的問題。軍委副主席賀龍、聶榮臻認為：我軍在緬甸作戰展開得過寬，兵力分散。從整體上看，參戰部隊過於單薄。
問題是在短期內，緬方要求中方在中緬邊界地區集結更多的兵力，是相當困難的。再加上1961年中國正處在中蘇關係交惡，以及經濟困難的重重困厄之中，難以滿足緬方的請求。
然而，緬軍的求援之聲越來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緬軍方代表飛抵中國軍隊前線指揮郝，請求中同軍隊越過紅線，攻擊國民黨殘軍的夢百了、江拉重要據點。殲滅國民黨殘軍第三軍與第五軍主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緬軍。
緬方的要求迅速傳往北京，總參隨即就緬方的請求進行商議。總參謀長羅瑞卿說：“我們在緬甸訪問期間。緬甸向我們介紹的都是勝利的情況，現在幾次三番催促我們參戰。可見他們現在處境困難。我以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緬方吃大虧，受到國民黨殘軍重創，就會對我方有意見。在國際上，緬方不怕。我們怕什麽?馬上通知前方部隊抓緊準備。”
就在羅瑞卿的意見報中央定奪的同時，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打電話向昆明軍區傳達了羅瑞卿的部署：按照緬方提供的情況準備。敵約4000人。我們使用8個營、2個便衣隊。夢百了2個營2個便衣隊，夢百了以西2個營，索永2個營，重點夢百了。
22日下午，周恩來批準了中國部隊越過紅線，解救緬軍的計劃。總參同時通知昆明軍區：夢百了以西2個營不去了，以免口張得過大。爭取25日打響。總參再次強調了作戰紀律：一切行動一定要按雙方協定的範圍實施;力求不傷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撾邊境作戰;槍、炮彈不能過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確係國民黨殘軍的可以打。
自25日開始的第二次戰役，不如第一次順利。因為中國軍隊對縱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森林阻礙了參戰部隊的奔襲速度，而國民黨殘軍則正相反。經受了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打擊的國民黨殘軍，在逃出紅線時，便製定了遇解放軍攻擊就逃。在逃跑中抵抗，以抵抗掩護逃脫的策略。如果解放軍窮追不舍，就退入老撾境內暫避，以保存實力。因此，當國民黨殘軍獲悉解放軍繼續南下進擊的情報後，便主動放棄了對王南昆緬軍的圍網，倉促渡過湄公河，向老撾境內逃竄。柳元麟的總部，在此後被迫遷往台灣。
人民解放軍前後兩次出國作戰，取得了擊斃敵師長2名、活捉副師長1名、共殲敵740人的戰績，搗毀了緬北國民黨殘軍經營10多年的巢穴，協助緬方收回了擁有30多萬人口、3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
中央軍委非常重視中國軍隊此次跨國界軍事行動。周恩來聽取了有關作戰情況的匯報，並親自主持中央軍委對此次作戰經驗教訓的總結會。1960--1961年的中緬聯合軍事行動，是中國軍隊所經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叢林突擊戰。這次跨國界軍事行動保障了中緬聯合勘界順利進行，為穩定和平安寧的中緬邊境掃清了障礙，更在共和國曆史上寫下了鮮亮的一筆。
毛澤東1928年11月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製，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麽正規的薪餉製，隻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麽人。”
1929年2月，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也說：雖然紅軍的質量還不算太好，“不過根本就沒有餉發，雇傭式的性質還算極少。軍中的訓練還不錯，兵士對於革命二字，還有相當的認識”。“紅軍中的薪餉，早就廢除了，隻有飯吃，有錢的時候發一二塊錢的零用錢，最近幾個月來，不講零用錢不發，草鞋費也沒有發，夥食費也減少了。最近兩月來，每天每人隻發夥食費三分，四分油，四分鹽，米一斤四兩，三分錢一天的小菜錢，隻買的一斤南瓜，洗衣剃頭穿草鞋吃煙的零用錢沒有發了，所以最近以來，士兵生活特別的苦（不論士兵官長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樣）”。
陳毅1929年9月在上海給中共中央的書麵報告《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也說：“紅軍的官兵物質享受一樣，所以官兵不能有什麽分別。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引者注：指朱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夥伕頭，同時到現在‘夥伕頭’三個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渾號。”
“給養方麵，每人每日夥食費大洋一角五分，在物價低賤或有土豪打，或有農會贈的時候，常常有剩餘，可以分得夥食尾子。若沒有幫助的時候，則常感覺太清淡了。紅軍廢除了發餉製度，經濟公開多時，每人每月可以發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費，作洗衣、剃頭、買草鞋之用。若錢少則少發或竟至不發。士兵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無鬧餉的事，沒有錢發，他隻怪這幾日籌款不到，不會向軍長要錢。”
毛澤東1936年告訴斯諾：1911年辛亥革命時，毛澤東熱血沸騰響應號召入伍當了半年兵，當時“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但是，這比我現在在紅軍裏的收入要多。”作為紅軍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收入比民國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誰還能相信紅軍士兵的“工資”是當時“行業內的最高工資”？
那麽普通紅軍戰士的“軍餉”究竟是多少呢？由於紅軍實行供給製，主要的支出就是夥食費。對於夥食費，1932年，中革軍委作出規定，每人每日為大洋1角（條件好時為1角5分）。一個月按30天計算，普通紅軍戰士所得夥食費（由於紅軍經費短缺，其他經費項目諸如零用錢和草鞋費等難以按時下發）為3元（條件好時為4.5元）。這基本上就是紅軍戰士的“工資”。
雖然毛澤東作為紅軍領導人會有其他辦公費用，但在普遍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情況下，他的“軍餉”不會比普通戰士高多少，3至4.5元這個數額與他跟斯諾的談話是比較吻合的。
為什麽紅軍“軍餉”那麽低卻有那麽多國民黨軍俘虜兵願意加入紅軍？
1929年2月，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說：朱毛紅軍的成份非常複雜，有原先參加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老兵（因為戰鬥頻繁死亡甚多，現隻占部隊的三分之一），有平江、瀏陽、嶽陽、湘南的農民，還有從國民革命軍中俘虜過來的士兵（俘虜兵現在差不多占了部隊的一半）。俘虜兵現在有當連長排長甚至營長的。
楊克敏的報告與毛澤東的《井岡山鬥爭》基本吻合，這說明有大量的國民革命軍俘虜兵加入紅軍。
有一句老話叫當兵吃糧，賣命拿餉。當兵吃糧拿餉銀似乎是天經地義，從清朝的綠營、北洋的新軍一直到國民革命軍，士兵都是拿軍餉的。如果以軍餉多少作為判斷標準，那麽為什麽紅軍“軍餉”那麽低，還有那麽多國民黨軍俘虜兵願意加入紅軍？
其實毛澤東在《井岡山鬥爭》中對此有過很好的總結：“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粟裕戰爭回憶錄》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毛澤東上麵這段話：也許現在的青年人不能體會到官兵平等、廢止肉刑這些基本製度所產生的強大威力，因為他們是在人與人的平等關係中成長起來的。而當時，這些基本製度喚醒了被壓迫者長期被壓抑著的人的尊嚴，激發著對未來美好的無限希望，成為大家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犧牲的強大力量。這些新型的製度，是進行政治工作的強大武器。那時對於紅軍最有力的宣傳就是：“紅軍官兵平等”，“紅軍不打士兵”。這簡單的語言，對勞苦農民和廣大士兵，具有無窮的吸引力。
可見，吸引國民革命軍俘虜兵加入紅軍的是新型人民軍隊迥然不同的氣象和作風，而不是所謂的“高工資”。
相比較蔣介石國民黨軍的軍餉發放是這樣的：
抗戰前，蔣介石國民黨軍的軍隊雖然都有一個統一的中央定的薪餉表，在這個表裏麵規定了從士兵到特級上將的薪水和餉銀，但由於其實際上是一個軍閥的集合體，各部隊千差萬別，大多數沒有按照其執行。而其最高領袖蔣介石也根本沒依照其執行，蔣介石依靠著中央的優勢，以金錢為手段，對服從自己的多給點，對疏遠的給的很少或完全不給，看人下菜碟，多寡不均十分嚴重，從根本上破壞了他自己定的規章，具體有以下幾種情形：
第一類當然是老蔣的親兒子，中央軍的嫡係，這些部隊在抗戰初有第1.2.3.4.9.10.11.14.21.25.28.36.43.47.49.51.58.59.60.61.67.78.79.80.83.85.87.88.89.92.93.94.95.96.97.98.99師，獨立第6旅共37個步兵師1個步兵旅，以及騎兵第7師及稅警總團、教導總隊。和幾個獨立炮兵團、工兵團等等，約40多萬人，這些人是老蔣的親生兒子，嫡係，所以裝備良好且軍餉優厚，而且這些部隊大都經過調整，人員也充實，每師官兵達到約1.2萬人，這些部隊每師每月的軍餉（包括辦公費包幹約1.3萬-1.5萬左右)一般約為25萬左右。
有些人認為25萬很多，一年就要300萬，這40多萬人，每年光軍餉就要有1.2-1.4億左右，但仔細算來，這25萬隻不過將將夠而已，當時中央軍的調整師編製有士兵1.15萬左右，軍官600-700名，每兵月餉8-12.5元（另外，騎兵和炮兵以及文書，技術兵的工資更高），每月這就12-13萬，幾百名軍官，上尉連長就工資100元左右了，營長以上就更多了。這樣，數百名軍官的月薪就約9-10萬元了，另外每月還有些夥食補貼和1萬多的辦公費包幹，加起來就25萬左右了。
當然，每個師的情況也不一樣，如騎兵師因為兵員隻有4000-5000，雖然官兵的薪餉也相對較高，但每月不足20萬，教導總隊人數多，每月就得30多萬。至於稅警總團的支出是在鹽務支出裏麵，非常優厚，而又不在軍費帳中列支，搞得很特殊。而其他的各個整理師因為編製並不完全一樣，所以其月餉也都不同，不過大多在25萬左右。這些部隊都能保證按章發餉，從不拖欠。
第二類是一直依附中央軍的部隊，都是能聽老蔣命令的部隊，如原朱培德部（抗戰前朱培德已死，該部有2個師），孫連仲部（4個師），原譚延愷係湘軍（譚延愷也死去，不過該部因陳誠為譚延愷的女婿，過得也可以，該部有2個師），原五省聯軍被他收編的幾個師等（第5.55.56.57師），一共十來個師，他們每月是16-18萬，但有時還要拖欠一些（拖欠後一般不會補給了）。
這些錢就不太夠了，但這些人還是有辦法的，這些部隊除孫連仲部以外大多都吃較多的空餉，這樣一來不但把少發的錢給補回來，還能落幾文。孫連仲的辦法就是西北軍的老辦法，少發一些錢就是了，反正西北軍很少發軍餉，他扣了之後發的錢在西北軍係統裏麵也算不錯了。不過，南京政府經常拖欠軍餉，拖欠之後基本都是欠30萬50萬的，一次說定發個10萬8萬就算結賬，這些軍閥由於實力較弱，往往隻能吃個啞巴虧。之後，他們的官兵也隻能跟著吃這個虧，因而往往一年隻發11個月甚至10個月軍餉。
第三類是與中央關係一般，但有地盤有影響的半獨立軍閥，這些軍閥一方麵有其獨立性，一方麵又在一定程度上服從蔣介石，而蔣介石因為他們都有很大的實力，也不得不以補助其一部分軍餉來維持雙方的關係，如閻錫山虎踞山西，擁有十幾萬人（12個師），宋哲元占據平津有軍隊10萬人（4個師），韓複榘在山東擁兵6-7萬人（5個師），何健湖南有7-8萬人（6-7個師），楊虎城在陝西有3萬多人（3個師），還有一段時期的東北軍20來萬人（15-16個師），這些部隊每月主要軍費是他們自己地盤籌集，中央補助，大體上是每個師每月2-8萬，不同部隊，不同時期相差很大。不過這些部隊因為都有自己的地盤，而且地方財政收入不錯，雖然薪餉有時候也不足，但基本還是過得下去的。發個七折八扣的軍餉還是能保證的。對這些軍閥，蔣介石有時也拖欠軍餉，但因為他們有實力，敢於和蔣介石對著幹，如韓複榘就曾因為南京政府拖欠其軍餉，一怒之下命令軍隊接管山東的國稅機關，自行扣款，宋子文沒辦法，隻好找人說和，以後再也不敢拖欠其軍餉。
第四類是沒有地盤或有地盤但很小收入又少，並且與中央關係較好的軍閥，這些部隊如鎮嵩軍2個師，20路2個師，西北回軍3個師，黔軍幾個師，第十軍（原直魯聯軍徐源泉部）2個師，共15-16個師，對這些部隊每師每月發軍餉10-15萬，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兩個月，拖欠的最後基本賴賬。這些部隊的辦法很多，如馬鴻逵等部隊基本不發軍餉，最多每人每月發3-5塊錢維持費，人馬的花銷多靠士兵自己搶掠，甚至要求士兵自己帶槍馬，自帶口糧，一副中世紀的領主摸樣。20路的軍官由於大多是土匪出身，為搞錢不擇手段，甚至綁票、販賣毒品無所不為。徐源泉的部隊更是利用打紅軍之機販賣人口。可以說，這些軍隊是國家養的一群土匪。
第五類是孤魂野鬼型的部隊，這些部隊沒有地盤，又桀驁不馴，老蔣就用卡住其財政的辦法逼他們就範，以達到消滅其的目標。這些部隊吉鴻昌的22路軍，梁冠英的25路軍，還有甘肅的新一軍，魯大昌師，河南的原建國豫軍改編的45師，方振武餘部（1師1旅），龐炳勳部（39師），國民2軍、3軍的餘部高桂滋部和高雙成部等，老蔣對他們都是每月每師5-6萬就打發了，還經常賴賬，這些部隊也不敢鬧，隻能咬牙忍住。軍餉隨之降成每月12萬了，還長時間不發，弄到最後梁冠英隻能辭職，老蔣很高興的接受了其辭職。還有鄧寶珊的新一軍（隻有2個旅和一個軍部，直屬隊不到1000人），每月隻給8萬元，弄得他們每月士兵隻發5塊錢，軍官發20元。
第六類，就是半獨立的軍閥，而且與中央關係較差，中央根本不能怎麽樣他們的，這些人如川軍的劉湘（以他為代表的川軍有30多萬）、桂係的李白（7個師），雲南的龍雲（約3個師），廣東的陳濟棠（11個師），這些人的軍餉老蔣隻在用得著的時候給幾個錢拉攏一下。
這些人的情況又分幾種，廣東收入多，每年8000-9000萬，養活十幾萬軍隊綽綽有餘，陳濟棠還能辦工廠，買軍火，建立海空軍。廣西隻有每年不到3000萬收入，李宗仁白崇禧隻能縮小部隊，訓練民團，並以和陳濟棠聯合的代價，換來陳濟棠每月接濟30萬元，雙方還成立鴉片專賣公司，每年能獲利500-600萬，對軍隊，李宗仁號召大家吃苦耐勞，僅發一部分軍餉維持。龍雲的雲南隻有2000來萬收入，所以隻能有3萬多軍隊，好在其是鴉片主產地，光賣鴉片每年就獲利千萬。
六十年代，解放軍兩次出境入緬圍剿國民黨殘兵。此為第一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國邊防部隊與緬甸國防軍在中緬邊境“金三角”地區前後兩次實施了聯合清剿國民黨殘軍的作戰行動，史稱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這是我軍曆史上特殊的、鮮為人知的越境作戰行動，作戰目標和目的是清剿國民黨反動集團武裝。為中緬聯合勘界掃除障礙。
國民黨殘軍的存在是中緬邊境“金三角”極大的隱患
就在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叛亂武裝的清剿接近尾聲之際，一場中國軍隊從未經曆過的山地叢林戰，悄悄地在中緬邊境孕育著。從1957年開始，緬甸邊防軍就幾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國邊防部隊在緬軍對盤踞在“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軍攻擊時。進入緬甸境內給予協助。但這跨國界的軍事行動，地方部隊是不能定奪的，隻能等待雙方最高決策層的決斷。
1960年4月末，周恩來結束對緬甸、印度、尼泊爾的國事訪問，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曾在昆明短暫停留。在此期間，他和陳毅副總理召見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詳細了解了逃入緬甸的國民黨殘軍情況。
1953年國軍殘兵撤離“金三角”
為什麽逃入緬甸的國民黨殘軍會引起周恩來如此高度關注?原來就在周恩來訪問緬甸期間，緬甸國會剛剛批準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緬關於兩國邊境問題的協定，並依此協定兩國將共同勘界，而勘界過程中有可能會遭到國民黨殘軍的騷擾。在1959年5月4日，毛澤東就曾在昆明軍區呈送的內參文件上作了批示：“應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員去調查並研究對策，中央軍委亦應派員去雲南具體落實。”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對盤踞緬甸“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軍更加關注。
這批國民黨殘軍原屬國民黨第八軍九十三師二七八團，是在人民解放軍追擊打擊下，於1950年3月逃入緬甸“金三角”地區的。由於這一地區重巒疊嶂，民居寥落，大部分處於原始森林覆蓋之下，緬甸軍隊在此幾乎沒有設防，這千餘敗兵便紮下腳跟。得以喘息。緬甸軍方發現這支國民黨軍後，勒令其撤離緬甸國土。但這支走投無路的潰敗之師。似乎除了盤踞“金三角”之外，難覓立足之地。於是緬甸政府決定以武力驅趕，可絕境求生的國民黨殘軍，竟頂住了萬餘緬甸正規軍的攻擊。
此情形傳到台灣，蔣介石驚喜異常，中緬邊界居然還有如此能打的國軍。蔣立即召見原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命他赴金三角統率舊部。後經李彌的苦心經營，該地區國民黨殘軍數量漸漸擴充近2萬人，占據了比台灣麵積還大的地盤。
作為主權國家的緬甸。難以容忍自己國土被異國軍隊長期盤踞。1953年春，緬甸調集了8000名剽悍驍勇的刻欽族士兵，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國際軍團印度兵。對“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兵發起了新一輪清剿，可作戰又一次失利。
然而軍事上的勝利並沒有使李彌在“金三角”站穩，緬甸政府將國民黨殘軍侵犯緬甸主權的照片、文件、實物，以及新聞媒體的各種報道，統統搬到了聯合國桌麵上。世界為之震驚，紛紛譴責台灣當局和美國粗暴幹涉緬甸主權的行徑。美、蔣迫於國際輿論，決定將國民黨殘軍全部撤往台灣。
1953年11月18日，美機開始運送國民黨殘軍赴台。大部分殘軍被運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潛留了下來。兩年後。蔣介石再次想利用中緬邊境一帶的國民黨殘軍，企圖從雲南進犯大陸。蔣委派號稱“遊擊戰專家”的國民黨原第八軍副軍長柳元麟秘密潛入緬北，搜羅殘部，使該地國民黨殘軍再次發展到3000餘人。1959年，蔣介石指示柳元麟，命他設法策應雲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亂，並許諾增加經費和補給供應，以鞏固擴充其實力。柳元麟返緬後積極招兵買馬並聲稱：“不僅緬敵找上門來要打，而且要打進雲南，以擊引暴，以暴致亂。”柳親自擬定了襲擾雲南的“突擊計劃”。
1960年春，台灣向緬北殘軍駐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種部隊”，柳元麟也加緊了竄擾雲南的準備，並培訓2000餘名作戰骨幹。
緬北國民黨殘軍的存在，嚴重威脅著我國西南邊境的安全與穩定。周恩來、陳毅正是在這個時候出訪緬甸後，來到雲南，聽取昆明軍區介紹緬甸境內國民黨殘軍情況的。顯然，中緬兩國都認為國民黨軍殘部的存在是極大的隱患。
中國軍隊出境作戰。毛澤東說：誰越過紅線就殺誰的頭
中國和緬甸邊境線長達2000多公裏。由於曆史上兩國關係十分友好，中緬之間沒有十分明確的疆界。1955年底。在中緬邊界南段未定界的黃果園附近，雙方的前哨部隊由於誤會而發生了一次武裝衝突。那天清晨，邊境線上大霧彌漫，幾步外什麽都看不清。中國軍隊巡邏到黃果園附近時，同緬甸部隊相遇，由於弄不清情況，互相開了槍。由此，中緬邊境局勢一下子變得異常緊張。更嚴重的是，黃果同事件發生後，緬甸《民族報》歪曲事實，攻擊中國軍隊侵入緬甸，並且把兩國正在協商中的邊界問題全部公開。與此同時，美國借黃果同事件大做文章，極力渲染中國對外進行“擴張”。並且支持馬尼拉條約國搞軍事演習，製造緊張空氣，威脅東南亞地區的和平。
黃果園事件的發生，不得不促使中緬雙方進一步加快邊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據中緬邊界問題協定成立的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在緬甸首都仰光舉行第一次會議，就中緬邊界進行必要的勘察、豎立新界樁和修訂、改立舊界樁等事宜，商討具體細節，確定日程安排。談判中方首席代表是中同駐緬甸大使姚仲明，雲南軍區副司令員丁榮昌任談判首席顧問。緬方由緬甸國防軍副總參謀長昂季任首席代表，緬北軍區司令官山友準將任首席顧問。
中緬雙方在談到勘界警衛問題時，姚仲明大使根據周恩來的授意向緬方表示：雲南解放之際，國民黨殘部千餘人竄逃至緬甸，盤踞撣邦地區。他們不時騷擾中國邊境，對緬甸居民為非作歹，還可能在帝國主義唆使下破壞中緬聯合勘界。為保護勘界人員的安全，必須對國民黨殘部給予必要的打擊。
緬方代表聽了姚仲明這番話，非常受感動，他們認為周恩來把問題看透了，緬甸政府對國民黨殘軍幹擾破壞勘界也深感憂慮。雙方一致認為，中緬應攜手打擊緬甸境內的國民黨殘軍，以絕後患。
為部署中央軍委就中緬聯合作戰的指示。11月初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派總參作戰部邊防處處長成學俞前往昆明，與雲南軍區副司令員丁榮昌一起。同緬軍代表舉行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警衛問題專門小組會議，並聯合簽署了勘界警衛問題協議。協議規定：為執行警衛作戰任務，中方部隊根據需要可進入緬甸境內20公裏。清剿國民黨殘軍的行動，雙方應在同一時間進行，暫定於1960年11月22日左右。
協議簽訂後，昆明軍區立即製定警衛作戰方案，確定以3個戰群22個突擊隊。奔襲國民黨殘軍的16個據點。雖說此次軍事行動是針對國民黨幾千名殘軍作戰，但畢竟是中國軍隊首次出境緬甸與緬甸軍隊協同作戰，而且是從未經曆過以突擊隊方式進行的山地叢林作戰。為做到萬無一失，中央軍委與總參領導多次交換意見，總參作戰部還將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及幾位老帥的意見，及時傳達給坐鎮昆明指揮的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
中國軍隊出境作戰，在國際上會產生什麽樣的政治影響?會不會引起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驚恐與不安?使他們以為中國借口打擊國民黨殘軍炫耀武力?會不會給國際上反華勢力詆毀中國提供口實?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次行動所造成的影響與後果十分關注。中央軍委對參戰部隊的要求十分明確，強調將衝擊強度壓低，把20公裏的出擊縱深用紅線標出，發給突擊隊。毛澤東的話，分量相當重：“誰越過紅線就殺誰的頭!”同時，擔任國防部部長的林彪則幾度重複他的作戰原則：“斷退路，先圍而後殲。”
在作戰方案審議過程中，中央軍委和總參確定了周民黨殘部設在孟瓦、陣馬、孟育、踏板賣的據點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並擬訂了重點捕獲的敵6名軍、師級軍官的名單。
文革在許多工人的記憶中，始終是一個值得懷念的蜜月。那個時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賦予領導一切的地位《領導階級》。
1949年以後的中國始終稱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而到了文革時期，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地位被提得更高。
用毛澤東那句被姚文元作為一篇文章題目的著名口號說，就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工人階級與今天打工人農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按照中國的階級論的劃分，所謂工人階級，其實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製工廠的工人，被稱作“產業工人”。集體所有製的工人，戶口在城市者，也被劃作工人階級。而農村人們公社管轄的集體所有製工廠的工人則被劃為人民公社社員。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崗了，工人階級解散了。被稱作“打工人“，“農民工”。
而“工人階級”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全民所有製工廠的生產工人始終被作為工人階級的基本成員。文革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從所有的報刊文章、中央文件等來看，“工人階級”顯然隻限於這部分基本成員。
上海是全國全民所有製工廠工人人數最多的工業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對全國文革局勢影響之大，也是堪稱領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稱為工人階級的階層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顯著的變化便是黨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曆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被作為工人方麵的代表，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黨工委係統的領導。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書記、常委和委員的席位中，隻有一個委員名額是留給工會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麵，1950年，33名市長和市人民政府委員中，上海市總工會方麵有 4個名額，以後越來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屆人代會更隻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一人算是工會方麵的代表。雖然以工會領導代表工人作為參政成員的做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例，但這些工會領導一則脫離工廠已經很長時間，二則不是工人選舉產生，隻是共產黨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說，至少在上海，政權對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來最多的。
許多過去的普通工人進入各級權力機構，人數比例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十七年。
在上層，從1967年初的文革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後的文革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人代表的比例都遠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機構中，最初的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委員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額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105名委員中，工人代表43名，還是最多的。
而在政黨機構中，上海1971年恢複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工人占兩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視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傑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進入了上海權力中心，擔任了市委、市革委會書記、主任或各委、辦的負責人。王洪文更是當上了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
在各工業局、公司和基層工廠，工人也擔任著各種領導職務。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達到頂點，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等“上層建築領域”，擔任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據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的統計：當時全市工宣隊總人數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數共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擔任實職、掌握實權，許多人雖然隻是副職，但權力往往比擔任正職的老幹部還大。
在基層各級黨和政府的委員會中安排工人代表，從工人中選拔幹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文革前也這樣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實權的工人幹部，都是在長期的工作中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地上去的，長期的黨或行政工作，使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黨的幹部”，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再算作底層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黨代會、人代會，都會安排一些底層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代表。但這些代表隻是象征性的，他們不脫產，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仍然是工人，並不擔當任何領導實職，沒有相應權力。
更與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黨的權力雖然更為集中，但黨的威信卻因文革初期幹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產黨的幹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樣神聖不可批評。
文革中擔任領導的工人就是因為造黨政幹部的反才得以被選拔進入黨政機構的，因此他們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幹部那樣事事聽命於黨的幹部，許多人甚至在整個文革中與文革前便擔任幹部者關係始終不融洽，盡管他們自己也擔任了黨的幹部，這些新幹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工人幹部而不是黨的幹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權威。分割黨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權威。因此他們無時不刻地注意自己這個群體在黨政機構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對於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希望對黨政機構施於盡可能大的影響，甚至左右黨政機構的決策。
而在事實上，黨的組織也從來沒有象在文革中那樣委屈求全於群眾組織，在群眾組織的衝擊幹擾前顯得那樣軟弱無力。
這種現象直到中共“九大”後仍未消除，雖然那時已再三強調恢複黨的權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終是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影響著整個上海的局勢。
從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上海所有的風波都首先由他們掀起，各派力量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尊重，都想方設法與工人造反派稿好關係，工人造反派在各級領導中的席位以及對他們意願的重視，被看作是對待文革的態度。
甚至連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也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幹部”，毛澤東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幹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擁有的也隻是執行政策的權力。他們爭奪席位，就是向幹部階層爭奪更多的政策執行權。
幹部階層對工人造反派的滲透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這使工人造反派參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絕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他們要參政，首先必須入黨。而幹部階層能夠製約他們參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們入黨，因為入黨必須由黨員舉手通過。許多工人造反派因此遲遲入不了黨，因此也就進不了黨的領導機構。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後，這個問題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隊”和“一打三反”，給幹部階層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機。在上海，一機、紡織、輕工、化工、儀表、手工、二機、冶金、電業，九個工業局，到1973年，已經擔任各級領導的工人造反派新幹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個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1975年鄧小平複出後，更是明確反對“直升飛機”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調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幹部當權的領導班子。幹部階層的抵製，使得工人造反派在黨政機構中的席位相對文革前雖然增加許多，但相比黨政機構幹部的絕對數，還是不高。
因此，盡管工人造反派占領了領導職務，但他們內心深處始終有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總是生怕有朝一日時局複辟，那把“秋後算帳”的達摩克利特劍始終懸在他們頭上。這其實是對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懼的延續，也是對掌握著國家機器的幹部強勢集團“永不翻案”之類保證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策始終是認同的，對毛澤東文革的方向，始終 “堅決擁護”。
因此，他們從來沒有以工人的身份對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表示過懷疑，在關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資、獎金、分房、勞動政策乃至上山下鄉等方麵，他們與當政者沒有任何分歧，而且還積極擁護。
文革8年不加工資，取消計時或計件獎金，除了上海，大多數地區連基本的5元月獎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點工資下降許多，連上海都從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嚴重損害工人經濟利益。這些已經當權的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表示異議，而且跟著擁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在涉及千家萬戶的“上山下鄉”政策方麵，他們也是不遺餘力地動員工人子女去農村。
工人造反派關心的是“走資派還在走”之類的政治鬥爭，參政的目的是為自己群體爭取更多的黨政席位，這不得不使人得出結論：他們比較多具有的是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被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製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爭。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將這些工人幹部趕下台，並將工人下崗，解散工人階級隊伍。不就證明了這是階級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