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美國國務院在本月五日發表的名為“中美關係”的冗長的白皮書和其他有關的資料,其主要內容現在已經為中國人民所知。從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聲明中,中國人民應該得到什麽教訓呢?
應該得到的第一個和最基本的教訓,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對於中國民族利益和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敵視。美國白皮書毫不掩飾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場。美國政府公然厚顏的宣稱“不幹涉中國內政”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與“支持中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發生了衝突”。換句話說,美國政府認為必須幹涉中國內政,必須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保護國,然後中國才能有所謂“統一與領土完整”!根據這種希特勒主義的武斷,美國政府盡管承認蔣介石的國民黨是一群“與過去軍閥並無區別的反動分子”,因而他們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為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傾全力援助”它,使它“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究竟是“為了什麽顯見的理由”呢?美國政府給予這個反動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較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為大”的援助,等於這個反動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為了什麽呢?美國政府究竟是為著什麽奧妙的“友誼的”目的,“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一個反動的而且本身已經“喪失了鬥誌”的軍隊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給了它的“軍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戰爭的方法(記著:這在美國政府就叫做“鼓勵雙方從事協商,力求避免內戰的發生”!)“推廣其控製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個頭腦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結論:美國政府是堅決地一貫地抱著侵略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之所以看來毫無理由地援助一個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動政府及其反動軍隊,來進攻中國的拒絕支持反動統治的廣大人民,是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理由”的,這個“理由”就是: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違反中國人民的意誌和中國民族的權益,美國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國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專橫地幹涉中國內政,以便用軍事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可以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季裏諾式的賣國傀儡政府。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任何別的解釋嗎?
白皮書徒然地偽善地說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誼。這種友誼確是存在的,而且將永遠繼續存在,但是它隻存在在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因為美國人民沒有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必要,並且曾在許多方麵與中國人民作了令人永誌不忘的互相援助。至於美國政府的侵略行為,甚至艾奇遜也不能不承認這是美國人民所“顯然不會允許”的。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的信中寫道:美國今天如果采取進一步的幹涉,則“勢將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多奇怪!如果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確是抱著友好態度,為什麽擴大這種友誼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如果美國政府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援助中國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惡政府),就會引起這種友誼的一方的憤慨和他方的譴責呢?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美國政府所抱的並不是什麽友誼,而隻是令人憤慨和必須譴責的侵略野心嗎?既然如此,難道規定了這種侵略野心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日本侵略者不占領延安和重慶而停止在黃河東岸和貴州南部),就會叫人們停止憤慨和譴責了嗎?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們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結果表明,真正愚蠢的隻是他們自己。
而事實上美國政府又是怎樣規定自己的侵略的範圍和廣度的呢?帝國主義者按照獨占資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擴張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麽止境,決不是因為畏懼人們的憤慨和譴責,憤慨和譴責的紀錄難道不是已經堆積得比白皮書還要厚嗎?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關於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得到什麽結果,艾奇遜寫道:“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曾幫助他們抵抗。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製所不及。美國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內,所曾經做或能夠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看吧!這就是美國的貪得無厭的但是終於失敗了的幹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狀!隻有堅決的有效的鬥爭,將帝國主義者徹底地打敗和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腳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後,帝國主義這個厭物就被消滅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幹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國是就此幹休了嗎?不,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野心仍然是沒有止境的。“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句格言並不能一般地適用於帝國主義者。盡管美國政府對於利用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工具如何失望,但是隻要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兵一卒或一個特務分子存在,美國政府就決不會中止加以利用。同一個艾奇遜在一個月以前,在七月六日還聲明:“美國正向國民黨中國輸送它現在確能辦到的一切經濟援助。”但是即令對於國民黨的心是死了,美國政府對於繼續幹涉和侵略中國,繼續破壞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心,卻是不會死的。艾奇遜已經明目張膽地宣布:一切反對“中國內部勢力”在今日所已經達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發展”,都將受到美國政府的“鼓勵”。艾奇遜並在白皮書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發表專門的聲明,提出他的所謂五項原則,如果把這些原則不用騙術而用科學加以解釋,那就是:(一)美國政府願以每一可行之途徑,鼓勵凡能促中國成為美國殖民地之發展,俾能在國際事務中擔任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之傀儡的任務。(二)美國政府願協助中國建立一種經濟與政治之環境,可保障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之人權與自由,並可逐步地發展美國的殖民地經濟與買辦階級的福利。(三)美國政府反對中國脫離其幹涉而獨立,反對任何一個不服役於美國獨占資本利益之政權。美國政府反對任何外國以平等友好態度援助中國。(四)美國政府將繼續與其他殖民於遠東的帝國主義國家參照有關各國在整個遠東之局勢,谘商將有助於各該國在遠東繼續保持帝國主義特權之辦法。(五)美國將強迫聯合國達成上述目標,特別是有關維持帝國主義對遠東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決定繼續從內部破壞人民民主的中國,並從外部壓迫人民民主的中國。由此可見,隻要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沒有變為人民的國家,美國政府就決意敵視中國人民到底。
中國人民至今隻是努力恢複和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從沒有派一個兵或一個顧問,遠渡重洋,到美國去幹涉該國“內部勢力”的發展,去支持該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然而美國帝國主義卻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幹涉中國,破壞中國人民的偉大愛國運動,強迫中國隸屬於美國帝國主義,服役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因此,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
因此,中國人民應該從美國白皮書得到的第二個教訓,就是中國人民必須繼續抵抗和防備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幹涉和挑戰,必須不墮入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所設的任何陷阱。凡是敵人所害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凡是敵人所喜歡的,我們一定不要做。美國侵略者號召某些中國人(按照艾奇遜的話,這些人叫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反共派別,借以推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在中國人民的經濟困難麵前利用某種暫時的表麵的物質“援助”來勾引中國人民飲鴆止渴,放棄獨立,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挑撥中國人民與蘇聯的兄弟友誼,借以分化遠東和世界的反帝國主義反侵略的同盟,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人民、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麵前散布了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荒謬的惡毒汙蔑,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的國內和平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與此同時,則竭力衝淡國民黨的罪惡,並將美國侵略者在白日夢中所描繪的比國民黨有用些的某種新工具稱為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這些奇談簡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駁。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真相,就已經被許多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包括史迪威將軍這樣的人物,報告給美國人民了。艾奇遜斷言,“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製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艾奇遜在這裏的頭腦,似乎還有些清醒之處。但是他接著斷言,世界忽然大變了,這些嚴肅的抵抗者們自己忽然“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了;過一會兒(大概是一分鍾),中國人民又忽然不讚成這種說法,而是“顯然地認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國家性”了;倒是美國政府所努力幫助其恢複“主權”的國民黨,被公認為“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國人民老實不客氣地指明這個外國帝國主義,首先就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
美國帝國主義之企圖控製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國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這就是蘇聯並沒有幹涉中國內政。甚至艾奇遜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而中國內戰雙方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國供給的。那麽,關於誰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問題,究竟是因失敗而昏迷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看得清楚些呢,還是有數十年如一日的愛國立場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些?毫無疑問,艾奇遜盡管自己欣賞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卻決不能使世界信服,決不能動搖中國人民對於客觀真理的堅定信念於萬一。
美國白皮書也攻擊了國民黨,其目的之一是誘使人們以為美國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觀態度。但是白皮書是為什麽而攻擊國民黨的呢?這是侵略者對於他的走狗的攻擊,猶如日本侵略者對於汪精衛的攻擊。正如艾奇遜所說,攻擊了國民黨的魏德邁的報告,仍然是“對國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滿,因為國民黨“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國主義援助歸於無效,致使帝國主義利益歸於滅亡。嚴格地說,美國侵略者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是不公平的,因為第一,國民黨的反動無一不因美國政府“援助與鼓勵”而加深,沒有美國政府的“援助與鼓勵”,國民黨是不敢惹出這樣滔天大禍的;第二,國民黨的腐敗是隨著它的反動而來的,並且這種腐敗至少因美國的榜樣而加深。廣州的國民黨報紙在本月十日說得對:“美政府指責中國(國民黨)官員貪汙舞弊,此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但美國派來中國之人員,其貪汙程度比諸中國官僚亦無不及。如戰後之‘善後救濟’事宜及近年之‘經濟合作’等工作過程中,美籍人員之貪汙舞弊事實誠不可勝數。”螃蟹責備它的兒子橫行,沙士比亞喜劇中的醜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鏡子裏的尊容難看,這就是美國白皮書譴責國民黨的真正意義。
總之,從根本上說來,美國白皮書確是一部顛倒黑白的傑作,這種顛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顛倒,人們是可以從中獲得種種有益的教訓的。中國人民由美國白皮書進一步認識了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麵貌,進一步認識了應該如何向美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最後,還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這一鬥爭的前途。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艾奇遜說:國民黨的“貌似強大的力量是弱的,他們的勝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確,可是必須補充說,美國帝國主義者自己以及任何國家的反動派的“貌似強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們的暫時的猖獗的基礎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準確些說,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從中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因此,美國政府仍然要在中國國內外繼續征募各種色彩的破壞分子來搗亂中國人民的莊嚴美麗的祖國,來搗亂蘇聯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來搗亂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國事變中真正得到了教訓的首先是中國人民自己。我們相信我們的曾經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強的,因為我們的力量生根在中國人民中間,同時也生根在各國人民的國際主義團結中間。我們既然戰勝了為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白皮書所見證的過去的困難,我們也必須戰勝任何新的白皮書所將要恫嚇的困難。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隻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1949年8月13日】
六十年代,解放軍兩次出境入緬圍剿國民黨殘兵。此為第二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國邊防部隊與緬甸國防軍在中緬邊境“金三角”地區前後兩次實施了聯合清剿國民黨殘軍的作戰行動,史稱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這是我軍曆史上特殊的、鮮為人知的越境作戰行動,作戰目標和目的是清剿國民黨反動集團武裝。為中緬聯合勘界掃除障礙。
應緬方請求中國部隊越過紅線解救緬軍。
按預定的作戰方案,戰鬥應在11月22日打響。然而20日,總參接到中央軍委的指示,通知王尚榮,要他向秦基偉轉告毛澤東、周恩來在看到最新材料後所產生的一些擔憂:毛澤東今晨看了昆明軍區報送的材料,發現紅線南側的緬軍兵力過於單薄,難於履行堵截配合作戰的任務。要秦基偉趕快同負責與緬軍聯絡的丁榮昌商議。在適當的場合,以妥善的方式,把中方的關注與擔憂轉告緬方。
21日晚21點30分,我軍22支突擊隊迅速向國民黨殘軍的16個據點移動。據偵察,總參要求重點捕殲的敵軍、師級軍官,有5名在紅線附近,而周恩來“誰活捉柳元麟誰就可以當將軍”一句玩笑中說的敵首柳元麟,卻不在紅線區域內。坐鎮昆明前線指揮部的秦基偉發出新的命令:“戰鬥打響後,如敵逃跑,命令部隊,馬不停蹄,跟蹤追擊!”
按預定計劃。戰鬥應在22日淩晨6點30分打響,然而,這次對中國軍隊來說十分新鮮的山地叢林戰,卻沒有完全按計劃進行。撲擊的16個據點,最早的4點50分就開始了,最晚的7點50分才交火。由於中國軍隊的撲擊實出殘軍意外,16個撲擊點,隻有兩個撲空。最早打響的踏板賣據點,戰績最佳,全殲守敵。國民黨殘軍第一軍二師師長蒙寶業被擊斃:5點40分打響的曼俄乃。雖然據點撲空,但在追擊中,擊斃了殘軍四軍五師師長李泰。但我軍傷亡也較大。
國民黨殘軍不敢與解放軍戀戰。稍一接觸就向密林深處潰逃,很快都退離到紅線區域以外。由於中央軍委隻在紅線內作戰的命令規定得很死。參戰部隊隻好在紅線處停止追擊。秦基偉得到戰報後,命令突擊隊在紅線內清剿殘軍,鞏固戰果;同時向總參請求與緬方協商,同意參戰部隊越過紅線追擊敵四軍主力,但中央軍委的決定依然如故,攻擊不得不在紅線處終止。
直到1961年新春,緬甸軍方才開始實施打擊國民黨殘軍的“湄公河戰役”。緬軍調集了9個營約1萬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東北推進。柳元麟采取以“引蛇出洞,將緬軍誘入王南昆狹窄低窪地帶伏擊”的策略,瓦解緬軍的攻勢。柳部先佯裝節節敗退,來迷惑緬軍,誘使緬軍一步步落入其圈套。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來、陳毅、羅瑞卿等率代表團在仰光參加緬甸聯邦獨立13周年慶典時,聽到的還是緬方捷報頻傳,可沒過幾天,緬軍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國民黨殘軍擠壓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狹長山道間。緬軍的遠程大炮與飛機難以施展威力,緬軍陷入孤立無援境地。
此時,周恩來、羅瑞卿等已離開緬甸,隻有陳毅副總理還在緬甸繼續訪問,緬方向陳毅提出:請中國軍隊越過紅線,南下百餘公裏,協助緬軍作戰。19日,緬方得到周恩來來自北京的回複:我們願意參加這一聯合作戰的討論。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商討入緬作戰中存在的問題。軍委副主席賀龍、聶榮臻認為:我軍在緬甸作戰展開得過寬,兵力分散。從整體上看,參戰部隊過於單薄。
問題是在短期內,緬方要求中方在中緬邊界地區集結更多的兵力,是相當困難的。再加上1961年中國正處在中蘇關係交惡,以及經濟困難的重重困厄之中,難以滿足緬方的請求。
然而,緬軍的求援之聲越來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緬軍方代表飛抵中國軍隊前線指揮郝,請求中同軍隊越過紅線,攻擊國民黨殘軍的夢百了、江拉重要據點。殲滅國民黨殘軍第三軍與第五軍主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緬軍。
緬方的要求迅速傳往北京,總參隨即就緬方的請求進行商議。總參謀長羅瑞卿說:“我們在緬甸訪問期間。緬甸向我們介紹的都是勝利的情況,現在幾次三番催促我們參戰。可見他們現在處境困難。我以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緬方吃大虧,受到國民黨殘軍重創,就會對我方有意見。在國際上,緬方不怕。我們怕什麽?馬上通知前方部隊抓緊準備。”
就在羅瑞卿的意見報中央定奪的同時,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打電話向昆明軍區傳達了羅瑞卿的部署:按照緬方提供的情況準備。敵約4000人。我們使用8個營、2個便衣隊。夢百了2個營2個便衣隊,夢百了以西2個營,索永2個營,重點夢百了。
22日下午,周恩來批準了中國部隊越過紅線,解救緬軍的計劃。總參同時通知昆明軍區:夢百了以西2個營不去了,以免口張得過大。爭取25日打響。總參再次強調了作戰紀律:一切行動一定要按雙方協定的範圍實施;力求不傷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撾邊境作戰;槍、炮彈不能過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確係國民黨殘軍的可以打。
自25日開始的第二次戰役,不如第一次順利。因為中國軍隊對縱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森林阻礙了參戰部隊的奔襲速度,而國民黨殘軍則正相反。經受了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打擊的國民黨殘軍,在逃出紅線時,便製定了遇解放軍攻擊就逃。在逃跑中抵抗,以抵抗掩護逃脫的策略。如果解放軍窮追不舍,就退入老撾境內暫避,以保存實力。因此,當國民黨殘軍獲悉解放軍繼續南下進擊的情報後,便主動放棄了對王南昆緬軍的圍網,倉促渡過湄公河,向老撾境內逃竄。柳元麟的總部,在此後被迫遷往台灣。
人民解放軍前後兩次出國作戰,取得了擊斃敵師長2名、活捉副師長1名、共殲敵740人的戰績,搗毀了緬北國民黨殘軍經營10多年的巢穴,協助緬方收回了擁有30多萬人口、3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
中央軍委非常重視中國軍隊此次跨國界軍事行動。周恩來聽取了有關作戰情況的匯報,並親自主持中央軍委對此次作戰經驗教訓的總結會。1960--1961年的中緬聯合軍事行動,是中國軍隊所經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叢林突擊戰。這次跨國界軍事行動保障了中緬聯合勘界順利進行,為穩定和平安寧的中緬邊境掃清了障礙,更在共和國曆史上寫下了鮮亮的一筆。
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評語: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
維護民族團結,必須相信依靠和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少數,但絕不是農奴的全部。放到國家大戰略方麵,毛澤東共產黨超過國民黨,甚至超過任何曆史統治者。
一就是國家意誌的統一,對防止外來侵犯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團結,這在任何曆史階段都是難題,讓千年以來的奴隸主和農奴平起平坐,而且讓少數民族一夜越千年,極大地縮短了本民族的曆史自然演變過程,從原始部落、農奴製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
三就是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鏟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權力的影響。
四就是民族的婦女解放。如中東婦女至今還在包頭。
而《胡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農奴主的道路,否決了奴隸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胡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嚴重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雖然《胡亂邦》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導。《胡亂邦》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胡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現如今的疆獨、藏獨成因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係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為什麽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政策:依據“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亂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亂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亂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熱比婭》已逃亡國外。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亂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誌和當地維吾爾同誌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而《胡亂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 。
揭開了批判毛澤東的蓋子,丟了毛澤東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
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
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中國合法統治,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
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 “喇嘛書記”。
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國模式,否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來源:新華網 人民網 ?中國西藏信息中心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曆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一樣,在偉大祖國的創造與發展過程中,盡了自己的光榮的責任。但在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了中國,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區,並進行了各種的欺騙和挑撥。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西藏民族,則和以前的反動政府一樣,繼續行使其民族壓迫和民族離間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內部發生了分裂和不團結。而西藏地方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沒有加以反對,對偉大的祖國采取了非愛國主義的態度。這些情況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內部敵人——國民黨反動政府,驅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敵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此基礎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內,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則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自此以後,國內各民族除西藏及台灣區域外,均已獲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各上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之下,各少數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權利,並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
為了順利地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保衛國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與國內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樣的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中央人民政府於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到達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於友好的基礎上舉行了談判。談判結果,雙方同意成立本協議,並保證其付諸實行。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製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隻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
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麵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李 維 漢????(簽字蓋章)
代???表
??張 經 武????(簽字蓋章)
??張 國 華????(簽字蓋章)
??孫 誌 遠????(簽字蓋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晉美????(簽字蓋章)
代???表
??凱墨·索安旺堆????(簽字蓋章)
??土丹旦達??????????(簽字蓋章)
??土登列門??????????(簽字蓋章)
??桑頗·登增頓珠????(簽字蓋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於北京
改革開放40年,GDP快速增長,年均率約10%,金磚四國排名第一。
這個GDP,經精英們的營營鳴叫,成為最光彩奪目的亮點,最顯赫的成績,最堅實的硬道理,最值得驕傲的戰果,最鼓舞人心、最提神的興奮點。一句話,是論證30年改革開放路線政策正確性的最最最牛的論據。
本文講特點,就來分析一下這個GDP有哪些特點,有哪些與眾不同的特殊屬性。
第一,畸形發展的外貿,每年出口商品價值占國民產值高達40%,賺得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和債券),位居世界第一,多麽龐大的一筆財富呀!可惜,它不能兌現,不能轉變成物質財富;它一天一天在貶值,讓我們每年損失人民幣大約五千億,相當於擊沉我們好多艘航空母艦。照此下去,這筆財富將蒸發成為虛無。現在,這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已成為美國綁架中國的“人質”,使中國被迫充當美國的經濟殖民地。——虛幻的GDP、被綁架的GDP。
第二,合資和獨資的外商在中國經營企業,把美麗的紙上的GDP留給私下裏興奮不已的中國,把實惠的豐滿的利潤裝入他們的口袋。——實質上不屬於我們的GDP。
第三,投資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導致產能過剩,內需疲軟。堆起一個經濟危機的“堰塞湖”。——浮腫的GDP。
第四,安全生產,嚴重欠賬。中國煤炭產量占世界35%,礦難死亡人數卻占世界80%。礦工的命,磚窯童工的健康,東莞農民工的殘臂和斷指。——帶血的GDP。
第五,嚴重的環境汙染。這種汙染了的環境,損害健康,奪人性命,無論如何是要治理的。由誰來治理,由將來的子孫出錢來治理。這就等於是把未來子孫的錢強行劃入自己的GDP,這是一種十分自私可恥的透支行為。汙染容易,治理難,將來要多少錢才能治理得了呢?恐怕把我們現在GDP的全部拿出來都不夠。——透支的GDP。
第六,賤賣稀土,賤賣銀行,賣企業,賣水廠,賣電廠,賣土地,賣品牌,賣國。把珍稀的資源賣掉,把寶貴的資產賣掉。——敗家子的GDP。
第七,學習外國用GDP來統計經濟,這樣一來,妓女經濟也被算入GDP,千萬妓女的賣淫經濟能提高GDP多少個百分點呢?沒有精確統計,但肯定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數字。但是,這種GDP光榮嗎?能提高國力嗎?好像也能,看日本那部電影:《望鄉》,出賣幾代少女的青春,換回建設的資金。——汙穢的GDP。
第八,豆腐渣工程。橋梁完工,隨即墜毀,清理現場再來;大樓建成,整體崩塌,清理地基重建。采用GDP的統計方法,要按照兩座橋、兩棟樓的建設成績,計入GDP的百分點。——豆腐渣的GDP。
總而言之,如果把這個GDP裏頭虛幻的部分厘清、不屬於我們的部分剔除、浮腫的部分消腫、血跡和汙穢的部分抹掉、透支和虧賣的部分補還、贖回,豆腐渣的部分不計,那麽,這個GDP還是10%嗎?這個GDP的百分點要扣除多少?它還存在嗎?不,它可能不存在了,是0%;不,它甚至是個負數。這個GDP還能算是個GDP嗎?不能了。算個啥呢?算個屁!雞的屁!
相比貪官看看中國的工農大眾很窮。同世界各國相比,比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亞洲還要窮,大概同非洲的窮國差不多。中國工人工資水平,不及泰國工人的1/2,不及巴西工人的1/3。
為什麽窮,因為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是一種很壞的社會現象:大量財富積聚到少數剝削者手中,大多數勞動群眾貧窮了。這種不公現象會引發人民群眾的怨恨、憤懣、動亂、革命。
深入探究一下,為什麽會兩極分化?原因大體如下:
第一,農村分田單幹,走小農經濟老路,農民搞“自發”,就會兩極分化。少數農民發家致富,多數農民原地踏步、或邁進死路。
第二,城鎮小資產階級,做小買賣,開小店鋪。這種個體經濟,通過市場競爭,也會兩極分化。少數發財,成大資本家,多數發不起來,甚至破產倒閉。
第三,改製。轉眼間,官自己或自己的人就成了擁有千萬、億萬資產的民營企業家,即資本家。與此同時,占企業職工總數20%的數千萬職工下崗受窮。30年來,中國人民遭罪,千條罪,萬條罪,最惡的一條罪,就是改製,把全民公有製改成萬惡的資本主義私有製;中國人民受損,千損失,萬損失,最大的一筆損失,就是改製,全民公有的資產流失達數十萬億元。
第四,壟斷。尚未改製的大型國企,也改革成了帶有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企業,利用其壟斷地位,獲取壟斷利潤,拉大了社會各行業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
第五,房地產、小煤窯等的暴利。房地產商做一個樓盤就可以暴富,房奴慘囉!小煤窯的煤老板一天可以賺得一百萬,礦工慘囉!
第六,股市不能正常運行。大鱷操縱股市,一夜間,批量製造富人,與此同時,更大批量地製造窮人。官僚買辦,向外國賤賣我國的銀行股和企業股,穩定地,批量製造外國富人,更大批量地製造中國窮人。
第七,公務員一輪一輪調薪,高官高管一層一層加薪。官富了,民窮了。
第八,貪汙腐敗。
第九,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沿海地區建廠,生產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消費品,外銷歐美。為了暢銷獲利,就要物美價廉;為了價廉,就要降低成本;為了降低成本,就要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加強工人的勞動強度和壓低工人的工資待遇。那麽低的工資,有人願意幹活嗎?有的。分田單幹後的農村,農民更窮,就是這個更窮,迫使農民離鄉背井不遠千裏擁到沿海打工,追求這份低得可憐的血汗工資。由此而形成世界最大規模的兩億民工潮,每年蔚為壯觀的往返於內地和沿海的春運人流,耗費掉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在全世界獨步翹首。就憑工人的低工資,20多年來,國家賺得的外匯儲備增至兩萬多億美元,居世界第一;老板和經理也都盆滿缽滿,富得流油;歐美的家庭,消費著廉價的商品,笑逐顏開;唯獨中國的農民工仍然是那麽一點微薄的工資,保持在每月千元左右的低水平線上徘徊不前,不能夠追隨國家每年GDP的增長比例同步增長,始終是個窮鬼。這種現象,世界罕見。
第十,除了以上原因以及未述及的一些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小原因:盛行的賭博和熱烈的彩票。它不會增長社會財富,隻會使多數人的財富轉移到少數人的手中。
總而言之,30年來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在國家的財富增長了幾十倍的情況下,廣大勞動群眾的財富增長近於零倍,或隻增加一兩倍,而少數富人的財富卻增長百倍、千倍、萬倍。50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5000萬農民年收入,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相當於9億農民兩年的收入。0.4%的巨富,占有70%的社會財富。基尼係數2008年已達0.47,2009年將接近0.5,遠超過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這標誌著,中國已變成世界上兩極分化很嚴重的國家之一。這一點,在官們擁有房產方麵尤為突出,他們不但在國內擁有,在國外也擁有;不但擁有兩三套、十來套,甚至擁有整座大樓;不但擁有普通住宅,而且擁有豪華別墅。所謂“先富帶後富”,隻不過是少數人先富,多數人“待”富。待多久?設計師說了:“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百年不變”。耐心地“待”著吧!老老實實地當個百年後的“待富者”吧!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十分罕見的為新華社連續撰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社論,批駁美國政府發表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他為什麽要花費這麽多時間和精力,連續評論一份白皮書呢?
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說起。為遏製蘇聯在遠東的發展,美國政府竭力推行“扶蔣反共”政策,希望“盟友”國民黨控製整個中國。然而,僅僅兩三年時間,國民黨軍事上節節敗退、政治上搖搖欲墜、經濟上陷於崩潰,促使美國不得不考慮從中國“脫身”,對華政策從“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改變為“阻止中國變為蘇聯的附庸”。
為此,1949年1月12日,美國搶在蘇聯前頭,向南京政府表達拒絕居中調停國共和談的外交答複,並指示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不隨同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以坐觀變化。4月23日,南京解放,以美國為首的多數國家使節仍留在南京。不久,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籌辦燕京大學並長期擔任校長)托人傳話,對美國與中共新政權的關係問題進行試探。
這是一個新的動向。此前,中共中央預計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將采取敵對態度,因此提出不急於爭取它們的承認。如今既然主動找上門,似乎也不必拒人於千裏之外。
派誰與司徒雷登見麵呢?4月中旬的北平香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的會場,周恩來找到了合適的人選,他就是曾就讀於燕京大學,剛從天津市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調到團中央工作的黃華。周恩來對黃華說:“這幾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可以作為燕京大學校友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看看他有什麽要求和願望。”黃華臨行前,周恩來還叮囑他,要特別注意了解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態度,要事事謹慎,多請示報告。
5月13日,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以私人身份,與司徒雷登在其住處會晤,這次會談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與美國的第一次重要外交接觸。6月6日,雙方在南京軍管會外事處再度麵談。然而,雙方的看法相距甚遠。中共希望美國“永遠不要幹涉中國內政”“停止幫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係”。而司徒雷登卻暗示,美國是否承認新中國要視新政權能否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這意味著美國不會放棄幹涉中國內政。
幾天後,司徒雷登得知陳銘樞、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將赴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便請陳銘樞轉達想赴北平見中共領導人的意願。他還對羅隆基說:“如果新中國采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貨款的總和。”
對此,毛澤東表明態度:“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旗幟鮮明地提出“一邊倒”政策,指出“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至此,美國拉攏新中國中立的企圖落空。為避免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會提高共產黨新政權聲望,造成美國將承認新中國的“錯覺”,7月1日,美國國務院命令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立即返回華盛頓,由此關上了同新中國交往的大門。中共中央、毛澤東也斷定:“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
迫於美國朝野圍繞“是誰丟掉了中國”的激烈爭吵,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由國務卿艾奇遜起草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白皮書把侵華政策說成是“對中國的關切”“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掩蓋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實質,並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的政策,公然聲稱將鼓勵“中國民主個人主義者再顯身手”,擺脫“蘇聯的控製”,推翻被“外來羈絆”的新中國政權。
白皮書一經問世,便引起各方關注。8月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談起這份白皮書。毛澤東說:“杜魯門(時任美國總統)也是沒辦法!他反對共產黨,可蔣介石又不為他爭氣。這樣也好,白皮書一發表,公開暴露了美國政府侵略中國的許多罪惡,也算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要不要駁一駁呢?”周恩來問。
“駁總是要駁的。”毛澤東回答,“世界是人民的世界,總不能讓美國人自家說了算嘛!”
毛澤東認為,白皮書是一次教育中國人的極好機會。當時,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於對美國物質文明和民主製度的向往,被美國一貫標榜“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外交姿態所迷惑,主張采取美蘇並重的“協合”外交方針,對美國援助新中國建設也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批駁白皮書,能夠引導這些人看清美國侵華政策的真實麵目,爭取更多中間派人士,可謂意義重大。
8月1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一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第二天,毛澤東寫信給新華社社長胡喬木,要他廣泛宣傳,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陰謀。
14日,毛澤東不顧酷暑,親自為新華社撰寫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文章深刻揭露美國政府一貫奉行的侵華政策,指出中國內戰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美國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要“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麵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
18日,毛澤東再次為新華社撰寫社論《別了,司徒雷登》,進一步批駁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實質是“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指出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認清了美帝及其國民黨的真麵目,“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麽……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各民主黨派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嚴斥白皮書》中指出,美國白皮書是一篇不打自招的供狀。它供出了“二戰”後美國致力於“全世界都應該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的市場和殖民地”,中國也“應該而且當然是屬於華爾街金融寡頭所有的”。提出“準備同它鬥爭,把人民革命戰爭進行到底”。
23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對美帝白皮書的斥責》,指出:“這本白皮書,使中國知識分子把馬歇爾、赫爾利、魏德邁、司徒雷登們在中國賣唱的西洋鏡完全看穿。即令還有對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義分子,亦必為這本白皮書喚醒。”“艾奇遜函中所謂鼓勵‘民主個人主義者’來推翻外來製度,這就是另找奴才,以華亂華的陰謀。”
24日,《人民日報》刊登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人的聲明。聲明指出根據過去的經驗和今後的觀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憑哪一條也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資本,如果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當作對象,那美帝又將多犯一些錯誤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的工具”。隻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唯一的光明道路。
對於各民主黨派勇於站出來表明態度、支持新民主主義道路,毛澤東非常高興。民建的聲明,從理論與曆史的結合上闡明了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他當即給胡喬木寫信,說民建發言人的聲明寫得很好,要全文廣播。他還於24日、26日給民建負責人黃炎培寫了兩封信,說“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
接著,8月28日、30日,9月16日,毛澤東又撰寫了《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三篇社論,進一步深刻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本質,指出白皮書“是美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社論還對中國近代革命的發生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做了理論上的說明。
毛澤東撰寫的五篇社論表明,新中國將毫不動搖地實行“一邊倒”外交方針,正確處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幹涉中國內政,表現了中國人民捍衛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堅強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