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你們想否定《文革》絕對辦不到
《文革》讓一批混入共產黨的同路人顯現。這批共產黨的同路人和蔣介石國民黨是同一路人。不想繼續《為人民服務》的大官。
毛澤東：“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批評“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這是毛澤東同誌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的談話。
我聽說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鬧事，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我，反對我們這個黨嘛！這半年多來，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達、江青、康生等同誌都做了大量工作，你們看見了沒有？
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黨發難，滿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組堅決執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成績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話，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們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你們都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誌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組改組，讓譚震林當組長，陳毅、徐向前當副組長，餘秋裏〔2〕、薄一波〔3〕當組員，再不行，把王明、張國燾都請回來。力量還不夠，那就請美國、蘇聯一塊來。你們把江青、陳伯達槍斃，康生充軍，其他人你們愛怎麽辦就怎麽辦。這下總行了吧！這下就達到你們的目的了吧！
譚震林算什麽老革命，還有我呢！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麽？譚震林、陳毅都是老黨員，為什麽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呢！
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解決！
【注釋】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鑄被打倒，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又任副總理、中央文革顧問。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批判劉鄧的錯誤。中組部組織三百多群眾，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黨中央送交決心書，表示徹底揭發批判劉鄧，陶鑄卻說：“組織部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做法我不讚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劉鄧的大字報，陶鑄對群眾說：“不能把劉少奇同誌叫作敵人，不能喊打倒。”其實，陶鑄死保劉鄧的立場是他到中央宣傳部擔任領導工作以後就表現出來了。他開始以極右的麵目出現，反對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這張偉大的大字報；群眾起來了，他又跳到極左，在群眾麵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每個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麽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轟！”更為惡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傳大權，在報道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時，還大登劉鄧的照片，並授意偽造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頭術”，即把陳毅的頭割去，換上鄧小平的頭，以示鄧小平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仍然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這張照片發出以後，被許多省市報紙刊用，在全國起了極惡劣的影響。
針對陶鑄這種保皇立場，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講了如下一段話：“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有劉鄧的照片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八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能管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陶鑄在被打倒以後，曾和他的老婆曾誌談起他和劉少奇的關係：“一九四二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印象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指柯慶施〕的問題上，我覺得劉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對劉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高饒事件後，劉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的觀點的。”他還講：廬山會議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從這些自白裏可以看出，陶鑄的保皇立場是有很深的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裏揭露批判陶鑄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從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複辟。他頭腦中裝滿了從叛徒哲學到‘士為知己者死’之類剝削階級反動的世界觀。”陶鑄確實是劉鄧的“貞潔之婦”，在劉鄧垮台之後，他仍然“從一而終”，作為劉鄧的代言人，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裏興風作浪。但是，他沒有逃過毛澤東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江青、陳伯達，卻采取了不講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倆專門接見新華社工作人員，把陶鑄的問題捅向社會。二月六日的會議上，毛主席嚴厲批評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的起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參加的會議，當麵批評陳伯達、江青。他氣憤地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又對江青說：“你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並決定：立即舉行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
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曆來如此，這次也不例外。一些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帥們和老領導，就利用這次批評左派，向著毛主席，向著文革大鬧起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會議。一些老帥和老領導借機大發心中的牢騷和不滿。葉劍英對未經政治局討論就讓上海市改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單位沒有黨的領導表示出極大的憤懣。並說什麽“各地都有一幫右派在造反，他們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叫嚷：“對那些敢於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決不手軟……”徐向前說：“這回我們派上用場了。大奪權以來，全國到處混亂得一塌糊塗。連大軍區、小軍區都受到衝擊，軍隊不表態的確不行了。”譚震林對陳毅說：“陳老總，咱們可不能隻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底下的群眾鬥不贏他們，我們上頭得鬥垮他們呀，不然，他們更是無法無天了。”李先念說：“中央文革小組不倫不類，本身就是一個奇奇怪怪的組織……再不給他們點措施，中國就徹底亂套了。”陳毅說：“懷仁堂這邊我和譚老板〔譚震林〕打衝鋒，軍委會議那邊有葉帥、徐帥。你們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時機。現在衝鋒號已經吹響了，我們不上陣衝殺還行嗎？”
在二月十六日碰頭會議上，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譚震林拍著桌子大罵：“你們〔指中央文革小組〕的目的，就是專整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革命到頭來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麽？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麽東西？就是一個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幹革命。讓你們這些人跟著他幹去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我就是和你們鬥，我還有三千禦林軍。”陳毅氣得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說：“這一次〔指文革〕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林彪同誌國慶講話〔指一九六六年經過毛主席親自批閱的國慶講話〕也有問題，什麽叫‘反對革命的路線’，這就把矛頭指向了廣大幹部……”李先念說：“現在可以說全國範圍內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幹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把‘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打成反革命就是證明。‘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全國處處搞路線鬥爭，把許多老幹部都傷害了。”葉劍英說：“我搞了這麽多年革命，從來沒見過什麽大串連……我根本不讚成！”
徐向前說：“中央文革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條指示也不正確。”“連國民黨都沒達到的目的，他們〔指中央文革小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達到了。”
這就形成一股對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當時被稱為“二月逆流”。
〔2〕餘秋裏是二月逆流中的兩幫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帥兩幫凶”，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凶是指餘秋裏和穀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出獄的薄一波等人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調查報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這批人的出獄，決不是象他們自己事後向中央所說的那樣，隻是履行了一個什麽‘簡單手續’。他們是簽字畫押，公開發表《反共啟事》，舉行‘自新儀式’後才出來的。”
“當時在獄中的人，對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賣的決定，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劉格平〔靜火注：劉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獄，文革時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良雲〔靜火注：張良雲後來出獄後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同誌堅決反對，拒絕執行，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氣節。”
《反共啟事》內容是：
“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它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張聞天寫給南開大學抓叛徒戰鬥隊的交待材料：
“2、事實真相：……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給我一封關於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幹部問題的信……。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幹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長，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所以隻要履行一個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此外他還附帶著寄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我現在記得，我當時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
3、責任問題：根據以上的立場和具體情況，即可看出，關於此案的直接主謀者，組織者和執行者是劉少奇。他利用他的資產階級的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以實現他篡黨，篡軍，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這方麵，也負有嚴重的政治責任……。沒有請示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提到中央會議上正式討論，而輕率地以我個人的名義，同意了劉少奇的建議，並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這樣，我不但違反了黨章，黨紀的規定，損害了黨的組織的純潔性，玷汙了我們共產黨人永不變節，忠貞不屈的光榮傳統，而且也給劉少奇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反黨罪行，而且也成了劉少奇的幫凶。”
曾在白區工作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訪時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啟事》，和叛徒出賣了組織和同誌，帶領敵人去抓我們的同誌這樣的叛徒還是有區別的吧。我在戰爭年代裏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泄露了黨的機密後，又用同誌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於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後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麽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麽。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走資派特色政府內的學者在呼喊：要《取消中考》。《高考》要取消嗎？《文革》中已取消包括《高考》在內的以學生為敵的一切考試。要《縮短中小學學製》。《文革》中已縮短小中大學生的學製。要《大學教育通識化和普及化》。《文革》中己實施。還有《文革》中強調的是《德、智、體》全麵發展。而走資派鄧小平的黑白描摸石頭教育是隻看《高考》分數的。現如今惡果累累成熟掉啦。那些磚家叫獸精蠅拿《高考》來賺錢，收括收割的是那些收入不高的《窮人》家孩子受教育的血汗錢話命錢。而《富人》有錢可以請到家裏一對一的輔導。整個教育隻為《應試》，不說《德、智、體》全麵發展了。就是基礎知識也少。就是走資派特色政府內的血者也看不下去了，在呼籲不能這樣進行下去了。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由於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後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願。
這樣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
更是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
由於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會導致教育目的趨同，降低家庭風險承受度，窄化職業選擇範圍，加劇教育內卷。
隻要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隻是對於供給進行嚴格控製，會讓供求關係出現扭曲。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孩子的養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養育成本比例達34%。
根據匯豐銀行教育報告，雖然中國人均收入不到發達國家的1/3，但中國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經和發達國家處於同一個水平。中國教育支出相對於人均收入的倍數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養育壓力幾乎是最重的。中國家長給孩子課外補課的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國學生的學習時間也過長。根據PISA 2018的數據，參賽國家學生每周學習時間平均為44小時，而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根據PISA 2015的數據，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超過60小時的學生占比達到40.7%，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為21.8%，OECD國家這一比例平均為13.3%。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
教育減負，不僅要減輕學生的負擔，更要減輕家長的負擔。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以色列獨特的中小學教育製度。雖然以色列家長有雙休日，但學生卻隻有單休日。這樣，把孩子的更多時間放在學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著家長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減輕了家長照看孩子的負擔，有利於提高生育意願。
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導致學生有2年時間用於複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建議取消中考和縮短學製，實行十年免費義務教育。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後，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製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複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崗位。
由於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學生、家長和老師過分追求分數、追求名次，不惜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導致教育資源過度集中，但教育質量卻未能真正提高。伴隨著教育內卷，還出現了“雞娃”“坑校”等熱詞，它們都是由焦慮的家長們發明出來的。
現在的中國教育被一刀切的統考統招製度卡住了，明明考試大綱之外還有很多有用的知識和技能需要學習，但是因為《高考的魔棒》，導致中學裏的教學資源都集中到備戰高考上。學生和家長被迫加入“學曆軍備競賽”，導致中學生多花將近兩年時間複習準備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後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願。
教育內卷，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勞動市場，缺乏能夠迅速進入不同行業並且獨當一麵的勞動人口，這會成為中國的創新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的極大阻礙。
教育內卷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2018年7月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學生家庭作業時間過長，參加校外學業類輔導班比例較高，學習壓力較大。過高的學習壓力對學生學習興趣、自信心甚至學業表現均有不利影響。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鬱為17.2%，重度抑鬱為7.4%。
2018年12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發布的《2018年中小學生減負調查報告》認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表現，歸結為三個方麵：一是課程學習的負擔重；二是校外學習的負擔重；三是學生的心理負擔重。目前，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階層和地域分布，正在從大中城市、中小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縣城）、工薪階層蔓延。”
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極大提高了存儲、組織、搜索和分析的效率。以前很多需要背誦的知識，現在隨時隨地可以獲取，還有分析、模擬的工具和軟件可以輔助我們。不需要再學許多死記硬背的知識，高質量的網絡課程和練習可以以極低成本得到普及。但是，現在中小學所教的內容，沒有充分利用到這些更好的技術，效率不升反降。原因是，雖然學習的工具提升了，但是中小學生花了更多的時間刷題應付《中考和高考》。要學習的內容很多，基礎教育卻沒有相應的提速，所有需要多學的東西基本放在了大學以後，延緩了年輕人工作和組織家庭的時機。
雖然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加強教育，但是中國的教育的競爭和內卷可以說幾乎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中國的學生和家長幾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還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和金錢補課。中小學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現行的高考和中考製度。其他國家也有統一的考試，但是不同學校和專業會綜合考核學生的其他方麵的表現。而中國主要采用一個總分公式來決定不同大學不同專業的錄取，這個統考統招的體製造成的後果是中學階段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學習的幾乎唯一目的就是為高考準備，這種應試教育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也限製了學生的全麵發展。
雖然在1999年以後，高校在不斷擴招，越來越多的學生有機會走進大學的校園。但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終究有限，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與每年高考的總人數相比仍然占比很低，升入重點大學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
近年來，高考的升學競爭已經不斷前移，這種學習壓力已經逐漸推向中學、小學，以致中考和小升初競爭越演越烈。這種形勢下，小學生不得不早做準備，打好學習基礎，為未來高考做準備。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
中國的中小學校普遍提倡“競爭”意識和“拚搏”精神。每到臨近中考和高考，很多學校都要搞各種花樣的誓師大會，慷慨激昂的演講和宣誓活動，大有一種魚死網破，破釜沉舟的架勢。2023年初，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一中學舉行《高考》衝刺百日誓師大會，一名高三女學生發表的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講視頻，卻被許多網民貼上“麵目猙獰的刷題機器”“雞血卷王”等標簽，連續遭受網暴。
不管考生如何努力，《中考》中得分較低的一半人注定隻有進入職業學校的選擇。中考成了高中入學的分層考試，也成了高中“升學”和職校“就業”的分水嶺。為了避免初中畢業就被綁定進入職校，家長和學生不得不為備戰中考而補課。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也開始考試分層，於是學生和家長又需要為進重點初中、重點小學而不斷內卷。教育分層變得越來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無效投入與浪費。分層考試而產生的標簽，會跟著孩子好幾年甚至是一輩子，於是導致考試的壓力被無限放大。所以過早的分層，必然會無謂增加擇校的巨大壓力，推動各種補課的軍備競賽越來越低齡化。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臨時黨組頒布《關於克服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育質量的報告》。
隻要還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隻是對於供給進行嚴格控製，會讓供求關係出現扭曲。如果隻是強行消滅了課外培訓的供給，但是剛需仍然存在，那麽比較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隨著有組織的大課被禁，導致一對一私教的需求變得更大，於是私教的價格反而上漲，導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負擔反而變重了。更何況，如果沒有平台在供給和需求之間實現高效對接，家長尋找私教老師的費力度會上升，恐怕也隻會變得更焦慮。更進一步來看，哪怕大部分一對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麽最終的結果，無非隻有很有錢和很有關係的人才能獲得子女的“補課權”，這種狀況在現有的考試擇校製度下隻會顯得更加不公平。
現在的《高考》，主要就是被下一階段的名校和重點學校用來掐尖選人，然後整個社會就自然形成一種習慣——隻認學校的牌子。在這種普遍認知下，所有人都為子女能上名校而傾盡全力。所以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讓學校掐尖，中小學取消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區別。教育經費的投入，由學生多少而非學校名氣來決定，並且要求優質老師在不同學校輪崗，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以後不再有所謂重點學校了。教育資源均等化還可以減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學階段，讓社會底層的孩子和中產階級的孩子同校上課，有利於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如果一個孩子在成長時期的同學都和自己處於同一階層，無論對富人或窮人的孩子還是整個社會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現在中小學階段實行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應該具備社會共識和可行性。完全可以盡快取消中考和重點中學，實行就近入學等隨機分配生源的辦法禁止掐尖生源，並且實行包括教師輪崗等均等化的措施。這樣既解決了中小學的擇校剛需，也就解決了補課壓力。
城鎮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14197元，農村家庭為8205元。一個孩子從學前三年到大學本科畢業平均花費一個家庭23.3萬元左右。15個國家和地區父母們平均在孩子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本科教育方麵支出的平均花費達到44221美元，中國大陸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們完成研究生學業或者出國留學，花費要比這個更多。
中國大陸（京滬江浙）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為48小時，英國為43小時，日本為41小時。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較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係，包括中國和東亞國家。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呈現負相關的關係。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之後，全麵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它象光芒萬丈的燈塔，照耀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航向，也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了更深刻地認識毛主席的偉大曆史貢獻，就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曆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曆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２）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３）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頁）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使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馬克思、恩格斯為此而奮鬥了一生。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第二國際的那些黨，除了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以外，幾乎全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鬥爭的焦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列寧在痛斥老修正主義者的時候，多次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根據他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實踐，看出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和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曆史時代。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複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複辟行動”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凶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係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的結論是：“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
列寧還指出了“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頁）
列寧指出複辟的危險還來自資本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國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進行它們所說的武裝幹涉，也就是扼殺蘇維埃政權。”
蘇修叛徒集團徹底背叛了列寧的這些光輝的教導。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上台，就立刻把資產階級的“複辟希望”變成“複辟行動”，篡奪了列寧、斯大林的黨，把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平演變”成為黑暗的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早在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毛主席特別提醒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預見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向全黨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外交領域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戰鬥任務。
我們黨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根據毛主席製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行了緊張的戰鬥。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繼續前進的緊要關頭。毛主席鑒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的猖狂和我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中，提醒全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針對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謂“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的謬論，毛主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還必須繼續革命。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率領廣大群眾，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繼續進行了偉大的鬥爭。從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揭露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從關於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鬥爭的中心，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複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⑴⑵）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每一個勝利，黨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每一個重大戰役的勝利，都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才取得的。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曆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一九三九年，當毛主席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正在蓬勃發展時，劉少奇拋出了他的黑《修養》。這本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它根本不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談如何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不談武裝奪取政權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而要共產黨員離開偉大的革命實踐去搞什麽唯心主義的“修養”，實際上是要共產黨員“修”成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專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正當美帝國主義武裝蔣介石反革命軍隊，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時候，劉少奇適應美蔣反動派的需要，拋出了所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總路線和對美蔣反動派的進攻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鼓吹什麽“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的鬥爭”，要取消黨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把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八路軍、新四軍“統一”為蔣介石的“國軍”，並且要把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大量複員，妄圖從根本上取消人民軍隊，斷送中國革命，把中國人民用鮮血奪回的勝利果實雙手捧給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劉少奇卻跑到天津，一頭栽進資本家的懷抱。他瘋狂地同剛剛開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決議的對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利用、限製、改造的方針相對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年青時代”，要無限製地“大發展”，“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厚顏無恥地吹捧資產階級“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大肆吹噓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妄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許多重大的曆史關頭，劉少奇一夥都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但是，既然他們是反革命，他們的陰謀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後，特別當蘇修夥同美帝國主義、印度等國的反動派，大規模反華的時候，他們就更加猖狂起來了。
毛主席最早察覺了劉少奇一夥的反革命陰謀的危險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主席提出的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接著，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規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黨發出了警告：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危險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經把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更加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了！
所有這些警告和鬥爭，並沒有也不可能絲毫改變劉少奇一夥反動的階級本性。一九六四年，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跳了出來，鎮壓群眾，包庇走資派，並且公開地攻擊毛主席倡導的對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已經“過時”了，胡說什麽不執行劉少奇的路線就“沒有資格當領導”了，他們急不可待地要複辟資本主義。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會議，主持製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痛斥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了劉少奇的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談怪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總結國內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得出的這個新結論，撥正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航向，指明了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方向。
周恩來：文革大方向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對於那些不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人來說，必然隻能選擇“唯生產力論”。
珍貴曆史資料：周恩來總理談文化大革命
作者：韓丁
《周恩來與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談文革》
這是原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William Hinton）1971 年訪華期間與周恩來總理的談話記錄。原文發表在美國《 New China 》雜誌（美中友好協會會刊）第 3 期上。
韓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樣開始的？
周恩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導致運動形勢的最初標誌，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現了。八屆十中全會（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報告就是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接著，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為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製定了十條意見。當劉少奇用自己的東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點意見時，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製定了一個《二十三條》的批示。然後，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了《五*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開始了。
所有這些步驟都是反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一部份。在中國整個社會主義時代，這種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始終是長期的和嚴肅的。激烈的鬥爭是從一九六六年夏天，當毛主席發出“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並動員千百萬人民投入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時開始的。這場鬥爭直到今天還在進行。
韓丁：一九六二年（所針對）的問題是什麽？
周：對於那些不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人來說，必然隻能選擇“唯生產力論”。劉少奇說，生產關係的問題早已解決了。那就是說，我們已有了先進的生產關係（所有製、管理製度和分配製度），但是，生產力（資金設備、技術和工藝）落後。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教導說，生產力是受生產關係和社會上層建築製約的。劉少奇在八大發表了他的先進生產關係和落後生產力的理論。根據他的看法，中國的社會關係已非常先進。生產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產關係中，再也沒有進一步的變化能再搞大躍進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躍進，他反對並貶低大躍進。他執行了一條形左實右的路線，這可以體現在極左口號之中——那種實際上不能實現的口號。這確實企圖破壞大躍進。
劉還通過保護固有的上層建築來反對大躍進。他不願意改變束縛著生產力的上層建築。後來，陳伯達（一九六九年前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文革組長）等人和劉少奇一起在農村反對毛主席的前十條。你肯定是看過這十條指示了。
韓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剛才所說過的那樣，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製定了前十條來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劉少奇用另一個十條來對抗。這個後十條既混亂又充滿毫無意義的細節，是繁瑣哲學的體現。劉少奇反對毛主席關於整黨內走資派的提法。他用“四清”與“四不清”（經濟、政治、組織、思想）的矛盾來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論官職大小，黨內或黨外，不論男女，隻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罷官。
由於這樣的方案，打擊的範圍不得不大大擴大。在農村幹部中，小私利確實存在——例如把集體財產中的一點點作為私用。如果這樣的行動就使他們成為壞人，那麽幾乎全部農村幹部，除極少數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麽東西掉在地裏（籃子、麻包或一截繩子），一個幹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個貪汙者呢？如果這都叫做嚴重貪汙的話，那後果就難以設想，不得了！
像這種行為隻能歸為小偷小摸一類。工廠幹部也並不見得不幹這類事。舉例說吧，有人用工廠信紙寫私人的信。社會還沒有發展到共產主義的階段。人們不能都很清楚地區分公私。甚至到了共產主義，還會有許多形式的鬥爭。所以問題不在於“四清”或“四不清”，而在於你走哪條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條批判了劉少奇的後十條。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園大隊搞紮根經驗。她完全執行劉少奇的指示，並且未經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國到處做報告。
韓丁：怎樣了解更多有關這方麵的情況呢？
周：為了比較，你在去長弓村前，應該到別處走走。你不想去桃園大隊嗎？我自己沒到過那兒。但如果有機會，我倒想去看看。
劉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兒的經驗為基礎，在一個公開集會上說，毛主席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今天已不再適用了，因為已過時了。他就這樣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會議。我親耳聽到他說這種荒謬的話。以後我去彭真那兒，告訴他：“這些話不能在人民之中傳播，必須從他的講話中刪掉。”因此，（劉少奇的講話）最後以一個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經修改的講話卻在各地傳開了。錄了音並且在全國廣播了。我沒聽過錄音帶，不知道她究竟說了些什麽，但我知道關於報告的一些情況。那個桃園大隊經驗現在正在受批判。整個方法是主觀的，不靠事實來檢驗，也沒有調查。
劉少奇把共產黨和政府的幹部看成是沒有一個好的，全是一團糟，他打擊一大片。當他或他的工作組去一個村子“蹲點”時，他們搞所謂的“紮根串連”這種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權十五年後，他們還做什麽秘密工作呢？這樣會帶來什麽好處？“紮根串連，秘密調查”——這一切都是和群眾路線背道而馳的。
劉少奇從不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作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去落實。他把它變成一場幹部之間“四清”和“四不清”之爭。他們是貪汙，還是沒有貪汙？還是“黨內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強調說，走資派在黨內），或好人壞人之間的鬥爭？由此看來，他一點也不要階級路線。這樣對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完全和階級鬥爭、兩條路踐和兩條道路的鬥爭的理論背道而馳的。
根據劉少奇的這種方法，可以撤換成批的幹部並使另一批新的掌權。可把社教運動帶到針對掌權者的無原則鬥爭中去。這就為通向資本主義複辟開了路。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國居住的美國人：在劉的路線下工作，幹樣樣事情都得根據一個人是否喜歡別人。一個人掌了權，別人就送禮給他，請他吃飯。
周：當毛主席開始發起社教運動時，就是為了深入進行階級鬥爭，發展社會主義革命，並為文化革命作準備。但劉少奇插手進來，改變了運動的形式，為資本主義複辟開了道。
你如果去桃園調查，你應當在那兒住上一段時問，把情況摸清楚。大寨、長弓和桃園這三個村子是三個集中點。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幹擾之下，桃園走過資本主義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長弓的情況怎樣。長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寫的《翻身》一書中，你反映了那兒的一些挫折。據我所知，長弓還有問題，但大方向是正確的。你可以比較一下。
韓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對嗎？
周：是的。沙石峪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它本來是一塊不毛之地，除了石頭以外，什麽也沒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兒耕作的泥土都是從別處運來的。我到那兒兩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變化。那兒的前黨支部書記是農民出身，曾經做過乞丐，逃荒到了那兒。他領導人民開山造田。從土改起，通過社會主義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產鬥爭的各個時期都領導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發展。
雖然這個人從一開始就當領導，但由於勝利使他衝昏了頭腦，他的思想被腐蝕而停留在某個階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個沙石峪就隻有他自己的兩個孩子上大學。這是一種特殊待遇，而這兩個孩子的行動也表現出了他們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其中一個快要畢業了。她加入了一個紅衛兵組織，並回家保她那掌權的父親。這使人們非常不滿。大隊隊員起來造反，反對他的領導，我們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
群眾還反映了這樣的意見。當這個村子開始蓋房子時，規定每家造兩套。這個大隊長已有了兩套，但他又給自己多造兩套。一九六六年五月，當我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到那兒去時，我發現了這個情況。我奇怪大隊長的房子怎麽會比別人的大出兩倍。在緊接而來的熱潮中，人們揭發了這件事，指責他們的大隊長砍了村裏的樹替自己蓋房子。
人們指責他這兩件事是十分嚴肅的。大家把他從辦公室轟出來，撒了他的黨書記的職位。這是正確的。人們又進一步要把他清除出黨，但這必須得到遵化縣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間，我第二次去遵化縣時，聽說他們還未決定他的黨籍問題。在他的案件仍在考慮期間，他像大隊別的社員一樣勞動，要他幹什麽，他就幹什麽。然後在一批二鬥三改造的運動中和在整黨運動時期，他們決定保留他的黨籍。最近我聽說，人們決定恢複他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職務。
因為他曾經砍了村裏的樹去為自己蓋房子——也就是說，他會為了私利濫用公共財產——那四套房屋已被沒收作為公用。我不知道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沒有。
你如果到這樣一個地方去，你就應當在那兒住上幾天，設法了解整個過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這樣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會主義革命最早實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領導仍有時不免會犯錯誤。由此可見，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民主集中製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適當地監督領導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眾路線，特權就會興起，那麽一個黨書記，就會變成土皇帝或地頭蛇。他可以欺騙群眾，要大家不顧私利，但他自己卻成為一個官僚主義者，而且開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須將它進行到底。而且還不能隻進行一次。也許我們這一代人隻見到一次，但這兒的這些年輕人（指著韓倞和弗萊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見到另一次。他們將有權參加。
在資本主義圍堵我們時，由於中國這樣大，這些問題是不可能在一次運動中得到解決的。最近，阿爾巴尼亞的同誌們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說：“阿爾巴尼亞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而且有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他們認識到，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內，階級鬥爭不會停止。接受這種想法的人已經有相當多了。在中國，要幾億人民明白這個理論需要時間、教育和實踐。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學生運動代表時的講話》
時間：1967年9月16日。文革進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時至十七日淩晨一時，周恩來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長接見了北京大專院校天派代表，並作了重要講話。
參加接見的還有戚本禹、姚文元、葉群、吳法憲、傅崇碧、李鍾奇等首長。江青同誌主持會議。領大家學毛主席語錄第一頁第一段、第3頁第三段、第224頁第二段、第229頁第二段。
江青同誌說：小將們，今天開會。小將們，你們不是老將，是小將。現在請總理給我們講話。
周恩來：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專院校紅代會、各學校一些代表來會談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現在分成兩派：一個叫天派，一個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後台可能有我一個(伯達：陳伯達。康生：我是地派的後台)，對我是個新聞。有個很好的經驗教訓，我們喜歡坐飛機，一個經驗，坐飛機從地上到天上，最後還要到地上。
我希望號稱天派的回到地上來。天派對形勢有個錯誤估計，任務是從形勢來，我有一次看過清華《井岡山》小報，對形勢估計很壞，說要跟毛主席上山打遊擊，毛主席是少數了，是悲觀的，到處傳聞。
最近又比如，七·二O後，在天安門上支持八·五大字報，我同謝富治也遇到幾位。韓、蒯等幾位同誌，是第三次革命大串連階段，北京學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這樣，全國掀起那麽大的批判高潮，還開了百萬人的大會，形勢大好，大聯合，大批判。為什麽還要出去搞串連？我們否定了這種看法。
盡管這樣說，可是許多同學回去還是這樣估計，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兩天我和兩方代表都談話，批判了這種形勢估計。清華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達：北航也不少)因為聽外麵來電話，叫他們回來，就是不理。(江青：清華出去五千揪軍內一小撮。今天出的報紙專門反對我，蒯大富到今天還反對我。蒯大富來了沒有？你站起來，我今天批評你，嚴肅批評你，你要作檢討。今天是批評，不是打倒你)
武漢“三鋼”“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樣的錯誤，也是悲觀。“現在是反動的資本主義複辟前夜”“全國都要複辟”，這樣估計，任務怎麽提？“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奪誰的權？奪毛主席的權，戰爭解決什麽問題？就是奪我們軍隊了！所以揪黨內一小撮到軍內一小撮，宣傳上犯了錯誤。我們犯了錯誤，我們要負責。八月中也還這樣估計，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肅清錯誤口號，肅清這個口號的影響。
我們向大專院校談過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談過，但始終我們的話不靈。北京一派形勢悲觀，還在傳布揪軍內一小撮，和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所認識大好形勢背道而馳。武漢反革命事件後，引起了各地的注意，這個教訓，引起各地軍隊認識自己錯誤，馬上承認，改正了。
解決各省市這方麵的問題，比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這個時期得到解決，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為我們的領袖是毛主席，是無產階級，軍隊是毛主席領導的，聽毛主席話的，是林副統帥親自指揮，一聲號召，馬上解決。
武漢也是如此。中央一聲令下，馬上解決。事情是毛主席說的“三相信”，北航同學也參加的，了解嘛，沒有什麽了不起，武漢陳再道、鍾漢華這樣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決了。
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個年頭，過了三個半月，革命總是深入了，向廣度深度發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會、革籌、軍管會，總之把革命推向前進了。在這樣的年頭裏，我們要求把革命、兩條路線鬥爭、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更深入推廣，爭取勝利，鞏固勝利，抱著無限信心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大專院校不相信我們的話，主觀臆斷，主觀主義，錯誤估計形勢，“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馳。前幾天，江青九月五日講話，放了錄音，講了三個問題。
在這三個問題上你們的做法剛好相反。第一個確信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在這個時候是主要鞏固領導中心。《文匯報》十四日社論，領導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正因為有這個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江青、伯達和我談了“五一六”陰謀反革命，破壞黨中央。
姚文元文章發表，最後一段突出性質，突出一小撮壞頭頭蒙蔽群眾，揭發出來就行了，要認真對待，但不能擴大化。他們是從“左”的方麵動搖黨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圖挑撥黨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關係，矛頭好象對準我個人，其實同樣對準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戰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天天一起戰鬥。這樣一個戰鬥關係，統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是鑽什麽空子？從右、極左鑽空子，到處傳布，不利於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利於鞏固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動搖不了，他要幹擾我們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講“五一六”問題。幾個根本觀點要說清楚。
一、隻是少數，不要擴大化。當然要揪後台、黑手，不要到群眾中去抓一大片，揭發一大批。他們隻是靠造謠，他們沒有多少人，沒有什麽了不起。這種組織揭發後不要擴大化。在群眾中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這一派，兩派矛盾越來越深，也揪不出來。最近對“湘江風雷”頭頭，有壞分子，一下子看成壞人很多，同意了省軍區報告，抓人多了，犯了錯誤。這是有範圍，現在是全國範圍，它(“五一六”)似乎稱八個方麵軍，名字叫方麵軍。其實隻有幾個人。“紅旗軍”全國也隻有這幾個壞頭頭，揭發後沒有多少，以後就不聽他們的造謠。
二、我們讚成你們在學校各組織清查出這樣的人，確實不要亂竄，自己弄清頭頭，和壞頭頭劃清界線。最好是本組織，不要別的組織去搞，如農大。地派“東方紅”，認清了秦化龍叛黨真憑實據，直至在揭發前，我提了意見，他們很聽我的意見，審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衛戍區，我通知了，接受下來，這樣搞很好，不但如此，還把農大“東方紅”與“五一六”有關係的弄清楚，告訴我，並分析為什麽有這種思想，這樣做就不能擴大，這樣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講話，兩派打電話回去，都把自己方麵的黑手揪出來，揪出來以後並肩遊行。
(江青：二十萬人。康生：兩派並排)
好派、炮轟派並排遊行，爭先恐後、繳槍恐怕落後，自己把壞頭頭抓了去，送到軍管會。這樣的事情應該提倡。農大走資派沒有參加你們這方麵。農機大、地派，你們應當歡迎人家調查秦化龍。如天派，北航“紅旗”也有地派，他們是合作的，這樣行動有利於黨的純潔。至於“五一六”也要有這種精神。
三、對於“五一六”，也要把頭頭揪出來，還是要搞大批判，大聯合。
不要因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體不好了。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是主觀主義，把群眾推到對立麵，挑動群眾鬥群眾。
四、批判“五一六”以極“左”形式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核心領導。我們文革有什麽矛盾？我們平常談話當然不完全一樣，各有各的風格嘛！
(康老：反映一種思想，與赫魯曉夫一樣，勾心鬥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資產階級這一套)
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不是毛澤東思想。“五一六”從極左方麵幹擾，極左，實際上形“左”實右。我們指出“五一六”的反動性，但不能允許老保翻天，不能認為二月逆流對了，不能借此機會翻案。隻有這樣，才能鞏固毛主席核心領導。
象《文匯報》講的，從中央核心鞏固起，到地方核心鞏固，你們就要問問自己，錯誤估計以毛主席為首的核心領導，你們不知道我們內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亂想，把中央領導同誌分成這一派那一派，幹擾、動搖中央核心領導。是受壞人利用，要揭發問題、要檢討，走資派要想動搖，特務分子要想動搖，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的大方向)的領導寫了，要想動搖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壞、右。你們啊！這是一種社會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動搖，要深思，電話一到，好象從中央文革得到了什麽寶貝似的。
這種做法很不好嘛！從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受資產階級影響大，形成許多派別。五四運動發展後，北大分兩派：胡適之一派、陳獨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產黨成立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正確領導，這仍然有不同意見。毛主席取得領導後，雖然有劉少奇進行幹擾，但總的方麵還是紅線。你們常常把毛主席的領導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頭砸幾個人，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套。
過去是北洋軍閥，可以這樣講，現在不能這樣講。不錯，有壞人，有特務，走資派，但最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這個領導，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準的文件、文章在你們中間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裏你們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時候，我們時代和你們時代不同，我們羨慕。要好好從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對，哪些不對。
另外江青同誌講了，我們要鞏固人民解放軍，因為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人民解放軍是支柱，不僅保衛國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衛我們，就是要保衛革命小將，不使走資派，壞人傷害你們。
而你們怎麽看？在一個時期，宣傳上犯了錯誤，你們就到處亂分析，隻能亂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統帥隻能指揮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還不到。”完全是胡說，看到解放軍發展曆史，從秋收起義到解放軍，一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四個第一、四好連隊。林彪指示，解放軍做得是出色的嘛！我們怎麽能懷疑解放軍。
不錯，有壞人，青海趙永夫，內蒙王逸倫、武漢陳再道，是個別的嘛！絕大多數軍隊考驗過了。你們那麽衝擊，他們還保衛你們。看看語錄，怎麽能動搖信念。
靠戰爭解決問題，靠什麽武器解決問題，若幹青年人認識錯了，有壞人就上當了，你們得不到好處。
擁軍愛民，毛主席早就號召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軍委八條命令發展到十條，擁軍愛民，八條實質是擁軍，十條實質是愛民。
應該爭取很好的一麵，這個時代，毛主席的時代，特別重要，因為麵臨敵人。要搞走資派，要把他們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敵情觀念，敵情特點，一打內戰就忘記了。
很多地方群眾組織打內戰，現在許多領導靠邊站，應該通過大批判，達到大聯合。
北京武鬥破壞國家財產，工人農民帶著眼淚進去，帶著眼淚回來。有內因，有外因，有走資派挑撥，社會治安影響，這方麵要照顧大局，繼續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跟軍隊對立是錯誤的。
要搞好學校、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如軍訓，好好支持。偉大領袖教導，學校最好搞軍訓，實現三性，隻有軍訓才能使無組織現象轉為有組織。
軍管。有些國家最機密的地方，必須軍管，不能實行四大。機要的地方，隨便進出行嗎？如大會堂，隨便進，行嗎？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裏象強盜一樣衝進紅旗。革命小將，強盜哪有革命的。我氣壞了，要謝副總理懲罰，要無產階級專政)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絕非僅僅是按照去做就行了，而是極具前瞻性和深遠意義，要求真共產黨人和人民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增加新的內容以適應新時期《階級鬥爭》的需要。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的億萬國企職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崗失業，甚至淪為新生資本家和官僚家族企業的雇傭、奴隸甚至不得不從事皮肉生意以過活，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把無數作為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國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
把無數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改革成了空殼、虛無甚至土地都“流轉”到新生地主老財手中，使翻身農民再度淪為昔日的長工，農民工、短工，臨時工幹苦活累活髒活後，連拿極低薪為活命的血汗錢，還欠薪？討薪時下跪還被保安驅趕毒打，這是不是意在變天的階級鬥爭？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維護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權法》的麵皮，為了官僚和開發商的利益，大肆強拆民房並不斷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滿血腥的階級鬥爭？
震驚中外的台資企業富士康的農民工連續跳樓自殺，走資派特色政府照顧的優惠的是台灣國民黨的資本家。工人不準反抗、不準罷工、不準貼大字報造反等還有一丁點共產黨的味嗎？這不是階級鬥爭又是什麽？如通鋼工潮，通鋼工人階級不奮起抗爭直至拳毖私企總經理陳國君，他們就勢必淪落為新生資產階級的雇工、奴隸甚至被“滾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東民女鄧玉嬌麵對淫官肆虐，如果不堅決自衛，直至刀斃淫官，後果豈非可想而知？！
事實上，當我們真正以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為武器，並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觀察現實，就會迅即發現一個原本熟視無睹和司空見慣的問題，這就是，不僅自己一直生活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之中，而且被走資派鄧小平頭子美其名曰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階級鬥爭。
其走資派鄧小平自詡為“一大發明”對信社還是信資的不爭論，隻允許走資派鄧小平自己專橫跋扈，頤指氣使，甚至拿謬論當理說，就是不許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駁斥其謬，不是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壓迫或法西斯專政？
再有如當今不避矢石，甘冒喪失黨心軍心民心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支持之險，一意孤行，硬是在十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紅旗改換成彩旗，不是明擺著的官僚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嚴酷事實？
還有剛剛發生的“湖北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經濟開發區政府出動三千多武警、公安、城管，對黃陂區後湖村進行被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強拆”暴行，不更是空前絕後和令人發指的典型的官逼民反類的血的階級鬥爭嗎？！
所以，毛主席關於《文革》階級鬥爭的論斷和階級分析方法，誠可謂解決當今諸多問題的靈丹妙藥，試服之保準見效。例如對“河蟹”論及“盛世”論，隻要鍥而不舍地追問論者：到底是誰的“河蟹”和“盛世”？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盛世還是官僚資產階級和先富們的“盛世”？沒有作為絕大多數人民的和諧，甚或隻有強烈反對，想創造“河蟹”和“盛世”，做夢去吧！須知，僅此之問，本身也是階級鬥爭和階級的質問，絕非百姓一人之意。
《暴力》！就是《文革》階級鬥爭的升級。
《戰爭》！就是最高級的階級鬥爭。
《反走資派》不是借著歌頌毛澤東來反走資派，而是聽毛主席話要反走資派。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曆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曆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這一次有億萬革命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這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決心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的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對劉少奇一夥的複辟活動，已經忍耐不住了，一場階級大搏鬥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有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才能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揭露出來，粉碎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劉少奇這個叛徒、內奸、工賊的曆史反革命的真麵目，正是在廣大群眾參加下，才審查清楚的。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決定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把他永遠開除出黨，這是億萬群眾的一個偉大勝利。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千真萬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政治大革命，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裏的大革命。我們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麵的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保證我國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
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為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成為整個運動的偉大綱領。這個《通知》徹底批判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為鎮壓這場大革命而拋出的“二月提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特別注意揭發“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是向全國人民發出的開展政治大革命的偉大動員令。這個《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投入了戰鬥。北京大學寫了一張響應中央號召的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大字報迅速布滿全國。接著，一批批紅衛兵起來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劉少奇集團亂了手腳，慌忙拋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殘酷地鎮壓青年學生的革命運動。但這並沒有為他們爭得多少苟延殘喘的時間。
毛主席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個綱領性文件。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揭開了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蓋子。
毛主席在給紅衛兵的信中指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
接著，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門，八次接見了來自全國的一千三百萬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群眾，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誌。革命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以及機關革命幹部的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大字報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萬炮齊鳴，“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全國。億萬群眾炮打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戰鬥，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任何反動階級都決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當革命觸動到資產階級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時，階級鬥爭更尖銳了。在劉少奇已經垮台以後，劉少奇修正主義集團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斷地變換手法，拋出什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實右的口號，妄圖繼續打擊一大片，保護他們一小撮。他們還分裂革命群眾，操縱和蒙蔽一部分群眾，保護他們自己。而當無產階級革命派粉碎了這些陰謀以後，他們又來了一次猖狂反撲，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
這股逆流，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複。但是，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嚴肅批判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抵製，它終究阻擋不住革命群眾運動的主流奔騰前進。
革命運動的幾次曲折和反複，使廣大群眾進一步懂得了政權的重要性：劉少奇一夥所以能幹壞事，主要是因為他們竊取了無產階級在許多單位和地方的權力；革命群眾所以受壓，主要是因為那裏的權力不在無產階級手裏。有些單位，形式上是社會主義所有製，實際的領導權被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所篡奪，或者仍然在原來的資本家手裏。特別是當走資派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的陰謀遭到失敗，刮起罪惡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時候，廣大群眾更加懂得了：隻有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才能從根本上打敗走資派。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
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接著，毛主席又發出了“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毛主席繼續總結了黑龍江等一些省、市的經驗，確定了建立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和革命群眾代表參加的、實行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全國的奪權鬥爭。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從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其間有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進行了反複的政治較量，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展開了劇烈的鬥爭，出現了極其複雜的情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我們終於克服了這種困難。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視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引導廣大革命群眾逐步地分清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進一步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把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使這場鬥爭的過程，隻是亂了敵人，鍛煉了廣大群眾。
潛伏在群眾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野心家、兩麵派，他們不到一定的氣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們從右的方麵和極“左”的方麵又刮起了一股反動的翻案邪風。他們的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妄圖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但是，這一小撮壞人，終於同他們的頭子劉少奇一樣被揭露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麽幾個階段。”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單位，深入細致地、踏踏實實地、合理地完成這些任務。
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抓根本，必須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幾十年來，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著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於劉少奇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廣大革命群眾難以直接聽到毛主席的聲音。這場大革命的風暴摧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閻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廣大革命群眾見麵，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中，得到這樣廣泛的普及，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民《毛主席語錄》隨身帶、認真學、認真用；最新指示一發表，立即宣傳，立即行動，這種最寶貴的作風，必須鞏固下來，堅持下去。要深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繼續辦好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們全國真正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一切革命的同誌必須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各種違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我們要繼續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搞的那一套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進。
無產階級要不要建立自己的國家？能不能成立自己的祖國？列寧的共產黨建立的紅軍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建立了《蘇聯》。
在《國家與革命》，列寧用他幹脆利落的文字，打碎了修正主義的”國家觀“，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列寧同誌明確指出——沒有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沒有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不可能”自行消亡“的。
列寧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既然國家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麽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統治工具而已——這也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重要內在原因。
所以無產階級不需要愛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而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列寧說：“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麽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就要剝奪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鬥爭勝利之後，無產階級失去的隻有枷鎖，獲得的是自己的解放！
麵對阻礙無產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勢力，列寧強調：“反對要工人拒絕使用武器，拒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即拒絕使用應為‘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這一目的服務的國家。”
可見，阻礙無產階級進行武裝鬥爭，阻礙無產階級武裝消滅壓迫他們的機器，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針對修正主義者“不搞革命，國家自然消亡”荒唐論斷，列寧同誌強調：“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隻能通過暴力革命。”
列寧強調——既堅持階級鬥爭，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武裝消滅資產階級之後，還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實現無產階級對暴力機器的壟斷，鎮壓和無產階級利益根本違背的資產階級。列寧講：“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從來沒有放棄武裝鬥爭。
馬克思在《導言》就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這句話的本質含義很清楚——對現實的批判再嚴厲、再深刻，不通過實際的物質鬥爭去摧毀人壓迫人的現實，也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批判階級敵人的武器，無法代替用武器消滅階級敵人的作用。
在《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資產階級是掌握暴力機器的，無產階級如果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是無法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非常清晰的論述了他們的武裝鬥爭觀。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為了堅決而嚴厲地反對這個從勝利的頭一小時起就開始背叛工人的黨，工人應該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必須立刻把整個無產階級用步槍、馬槍、大炮和彈藥武裝起來；必須反對複活過去那種用來對付工人的市民自衛團”，“工人就應該設法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和自己選出的總參謀部來指揮的獨立的無產階級近衛軍，不聽從國家權力機關的調遣，而聽從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鎮委員會調動。凡是國家出錢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們都應該武裝起來，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指揮的獨立軍團，或者組成無產階級近衛軍的支隊。武器和彈藥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對任何解除工人武裝的企圖在必要時都應予以武裝回擊。”
無產階級獨立自主的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是馬克思、恩格斯堅決堅持的。
有人經常歪曲恩格斯的本意，認為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武裝鬥爭，實際上這種人胡說八道。恩格斯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提到了“舊式起義”有“過時”的問題。但是他說的“舊式起義”僅僅是巷戰，不是其他的戰鬥。而且，恩格斯還指出，“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麽作用了呢？決不是。這隻是說，自1848年以來，各種條件對於民間戰士已經變得不利得多，而對於軍隊則已經變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說，將來的巷戰，隻有當這種不利的情況有其他的因素來抵消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可見，恩格斯對巷戰也沒有“徹底放棄”。
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關於這一點，舉世公認。毛主席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奮力一搏, 發動文革。毛澤東自傳一生隻做了二件事: 一是把蔣介石國民黨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二是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假如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領導的真正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怎麽能和那些走資派、那些腐敗的特色官員區別開來呢？
毛主席：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因為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群眾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和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那些腐敗的官員的不同，看到真正的中共和偽共不同。 所以，人民群眾並沒有對毛澤東所代表的真正的中共失去信心。這是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是為了中共的未來，也是為了中國的未來。然而毛澤東被走資派抹黑咒罵"粉身碎骨"了。
現在說說毛主席的“晚年錯誤”。鄧小平要複辟資本主義，就必須否定文革，就必須給毛主席加上“晚年錯誤”。這個“晚年錯誤”，恰恰反映了毛主席和鄧小平之間的巨大差異，也反映了真共和假共的巨大差異。
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普遍認識到，原來所謂的“晚年錯誤”不是錯誤，而是完全正確的東西。正如年輕人所說： 他（毛主席）不曾錯過。現在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把“晚年錯誤”當成光榮的事情。所以，從長遠來看，到底是鄧小平贏了還是毛主席贏了，不是很清楚了嗎？這也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長期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蘇聯為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體很生動的道理來，這就是建立革命陣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整個理論。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馬克思、思格斯、列寧都沒有完成。斯大林把他完成了，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在蘇聯兩個五年計劃之前，各個資產階級的報紙，天天說蘇聯不得了，社會主義是靠不住，但是今天怎樣呢？把張伯倫的口封住了。他把中國那些頑固派的口也封住了。他們也都承認蘇聯是勝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麵幫助了我們的抗日戰爭外，他還給了我們事業上即物質上的幫助。由於斯大林事業的勝利，他幫助了我們很多的飛機，大炮，航空員，各戰區的軍事顧問，還有借款，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這樣地幫助我們？世界上還有哪一個階級哪一個黨哪一個人所領導的國家，這樣地幫助我們呢？除了蘇聯，除了無產階級，除了共產黨，除了斯大林，還有誰呢？
現在有些人，他們自稱是我們的朋友，但是隻能是屬於唐朝李林甫一類的人物。這位李林甫先生，是個“口蜜腹劍”的人，帝國主義都是口蜜腹劍，張伯倫就是現在的李林甫，各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什麽駐軍權、領導裁判權、治外法權等等，哪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廢除了呢？隻有一個，隻有蘇聯是廢除了。
在過去，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理論上指導世界革命，現在加上一點東西，可以在物質上幫助世界革命了。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勞。應該把這件事向全國宣傳，向四萬萬五千萬人講清楚，使中國人民都懂得，隻有社會主義的蘇聯，隻有斯大林，才是我們中國的好朋友。
毛主席直截了當的提出武裝鬥爭是革命的中心問題。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就極其重視武裝鬥爭，並積極的發展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武裝力量。毛主席在這篇報告所講的“第五件事”就是“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毛主席直截了當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麵。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麵，即農會的梭鏢隊……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之後，毛主席更加幹脆直接的提出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科學論斷。毛主席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從槍杆中取得的。”
之後，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一直堅決堅持把武裝鬥爭擺在革命的中心位置。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就說：“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在《發刊詞》，毛主席說：“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在《戰爭和戰略的問題》，毛主席更是清晰了當的說明了武裝鬥爭在革命的中心地位。毛主席開門見山的強調：“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如果無產階級沒有武裝而剝削階級擁有武裝，那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重要標誌，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對暴力的徹底壟斷和對剝削階級暴力的徹底剝奪。沒有無產階級對暴力的壟斷，沒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成功鎮壓，資產階級不可能乖乖的把生產資料交出來歸無產階級所有的。
正如毛主席所說，《毛澤東選集》是“血的著作”。中國革命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教育了我黨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正如毛主席在《戰爭和戰略問題》所說：“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不會屈從於沒有槍杆子逼著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目標，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對暴力的壟斷、實現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的暴力機器的徹底剝奪。毛主席講的“槍杆子裏出政權”，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
這些都是毛澤東從馬列主義中學來的。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麽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麵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麵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誌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讚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麽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麽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隻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係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一些老同誌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