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被玩完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都是旅居海外和兩廣僑鄉的反滿清人士成立的中興會，同盟會。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後才改名為中國國民黨。改名後的國民黨內部分歧很多，更有中國各地尤其是北方軍閥的分治，孫中山的國民黨隻能在中國南方即廣州開展活動。孫中山根據中國當時的現狀無法統一中國時，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國策。
當時兩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內都有不同聲音反對合併。但國民黨內部對孫中山聯共容共政策的分歧，遠比共產黨內反對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嚴重得多。
國民黨內的骨幹大都是旅居海外和兩廣僑鄉的反滿清人士。他們中的不少追隨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擁護共和體製，崇尚民族獨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卻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1924年初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竟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並將其寫入國民黨的黨章內，激起了國民黨內右派的憤怒和極力反對。
其中最有名的鄧澤如, 18歲時去南洋謀生，後因開錫礦而發跡，接著成立當地有名的企業家。1907年鄧澤如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掛羅庇朥埠分會長，開始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財政角色。他從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等地為孫中山籌款，並在1913年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刻，依然對他表現無限的忠誠，後來在1922年與陳炯明的決裂中也不惜與孫中山沆瀣一氣。
孫中山執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初期，在某種程度上還寬容國民黨黨員公開抨擊蘇聯政府的言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等人，公開向北洋政府情願，要求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此消息傳開，引起國民黨人士的憤慨，如當時任廣東大元帥府參議孫鏡亞檢控李大釗等“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
國民黨官僚朱和中也批評上海的《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報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鄧澤如則指示國民黨的上海老黨員深入調查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不守黨義事”。不久國民黨監察委員謝持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文件“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案及宣言”。
1923年6月18日，鄧澤如在中央執委會第39次會議上提出彈劾共產黨的案，雖經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代理人廖仲愷，兒子廖承誌曾任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陸紅色政權的紅人）的竭力阻擾，但幾經修改還是提交立案。國民黨黨內對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趨於白熱化。
但孫中山聽取鮑羅廷的建議，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在鮑羅廷的影響下，雖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討論，彈劾共產黨的案依然不了了之。作為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之一的鄧澤如等11人，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視作一團象征中國未來凶兆的漆黑烏雲，決定直接上書孫中山。請願書極為深謀遠慮，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借國民黨之軀殼， 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內裏隱陰謀”。盡管上書中，鄧澤如對孫中山留足餘地和麵子，隻是把矛頭直指鮑羅廷和陳獨秀身上，國民黨的反共從此走上不歸路。
次年，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有一個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義直接對點名孫中山，指控其容共惡政的。他就是馮自由。馮自由出生於日本橫濱一個華僑家庭，作為最幼的成員，14歲時就參加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興中會分會。1905年成為同盟會最早的骨幹成員，並出任香港同盟會會長。此後，直接參與籌劃和指揮西南各省曆次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自由被指定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會後，馮自由等五十餘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會，反對國共合作。
李大釗，鮑羅廷將這一“不守黨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的舉動報告孫中山，要求嚴懲馮自由等四名為首分子。孫立即在大元帥府召集馮自由等，聲色俱厲地訓斥說：“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理應開除黨籍及槍斃”。最後，馮自由受到嚴懲，被孫中山以總理身份開除黨籍。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另一位國民黨元老張繼對孫中山開除馮自由大為不滿，要求孫同時開除自己的黨籍。同時與孫中山發生激烈的爭執，最後孫中山說，“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否則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張繼無奈地抱怨說，“總理自己發紅，就不退，餘已不忍多辯”。不過張繼的反共立場從未停歇，後來成了西山會議派的骨幹。
盡管遭到孫中山嚴厲指責，馮自由繼續反對國民黨的容共政策，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5月中旬，馮自由從北京來到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同誌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反對“強效蘇俄”。終於為鮑羅廷和國民黨的左派所不容，被開除出黨。從此，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離政治舞台，著書立傳，其中有價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
就是這群沒有道德底線的在孫中山逝世後顛倒黑白背離了孫中山的理念，國民黨開始了百多年的反共經曆。
當時國民黨的另一個關鍵人物，蔣介石。不但反共，還屠殺共產黨，圍剿追殺共產黨幾十年。特別是蔣介石私人日記和蘇聯檔案解密後，史學家開始詳盡地了解對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現。早在《孫越宣言》發表後，蔣介石同樣對蘇俄評價當麵是有嘉，背後捅刀子：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在其親筆手書《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一之同誌，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係。” “時至今日，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以騙取蘇俄援助金錢武器，達到目的後就破口大罵背信取義之小人。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遣蔣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的蘇聯學習建立革命軍隊的經驗。經3個多月的訪問後歸國，徹底扭轉了蔣介石先前對這個共產國家的看法。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寫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蔣介石並向孫中山匯報此行的收獲，形容蘇聯共產黨的可怕程度，並直言絕不可信任。然而孫中山依然不改變其容共的初衷。與鄧澤如和馮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誠的人品不同，蔣介石雖然親臨地獄般的蘇維埃國家，開始一改初衷，徹底覺醒，發自內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蘇聯特務鮑羅廷，但他卻是一個城府深，權力欲之旺盛，不亞於孫中山的政治人物。蔣介石不僅沒有空開與黨內同仁反對容共的政策，卻繼續當他黃埔軍校的校長，通過蘇聯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國民黨的武裝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元老中的右翼從未停歇把共產黨和鮑羅廷驅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鄒魯、葉楚倫等10餘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在曆史上，這些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被稱為西山會議派會議最後一致達成決議：開除共產黨人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並取消他們的黨籍，同時還解除蘇聯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會議還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等決議。尤其是會議最後向全黨警示：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赤色矣”。
一個多月以後，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操縱下，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會議中，蔣介石不但沒有支持西山會議派，反而參與通過了一個《彈劾西山會議派之修正案》，決定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6人，其中中共黨員7人；選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中共黨員也有7人。中共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和毛澤東分別控製了國民黨的組織部，農民部，和宣傳部等要害部門。
據最新考證，外事部部長彭澤民也是中共黨員。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很明顯，不同與孫中山的無知，蔣介石是放棄原則，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借助魔鬼養癰成患,以實現其個人的權欲。為此蔣介石因喪失起碼的政治道德底線，即在23年後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報應，被共產黨趕出了中國大陸，隻能盤踞在台灣度過餘生。這是反共的結局。
鮑羅廷的心腹有兩人，黨政方麵是汪精衛，軍隊的代表即是蔣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陳炯明的勢力依然威脅國民黨政府，盤踞在距廣州東麵僅150公裏的惠州，同時任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許崇智的奧軍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陳炯明（對於孫中山的態度，軍閥雖非鐵板一塊，但他們與共產主義的勢不兩立是毫無疑問的），為此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先下手為強，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卸下許部三個整旅的武裝，逮捕了許崇智的親信並把他流放出廣州。在鮑羅廷和共產黨的支持下，蔣介石向惠州的陳炯明發動圍剿。11月4日，周恩來率東征軍第1師一部及總政治部人員進駐汕頭，同年11月7日，東征軍第2縱隊第11師在陳濟棠的帶領下克複陳炯明叛軍占據的最後一個城市饒平。這一天，正值蘇聯十月革命八周年。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請隨軍的蘇聯軍事顧問，並發表了《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說，席間，他還高呼“世界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以慶祝第二次東征的勝利。殲滅陳炯明的勝利讓蔣介石正式亮相於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不過蔣介石與毛澤東在今後的交往中，切身體驗到他的一些心眼，在毛澤東麵前實在是班門弄斧！
蔣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純屬名不見經傳的亂世之輩。但經潛心鑽營，左右投緣，全殲陳炯明後，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可謂萬事俱備，準備北伐以完成孫中山奪取中國的統治權。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鮑羅廷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的親自參與下，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蘇聯駐中國的大使館內召開。會議作出決議，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北伐。無疑共產黨和蘇俄的支持是北伐勝利關鍵的因素。但北伐至上海時，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大屠殺共產黨。容不下共產黨，迫使共產黨另起爐灶。
蔣介石的國民黨到了台灣島上，改不了屠殺的習性，在1947年2月28日對台灣本土人進行屠殺。一直不停地反共和反攻大陸搞間謀特務黑社會的破壞活動。直至蔣介石死去在海島上。這是反共的結果。
蔣介石兒子上台接班幹了幾年，被日奸李登輝篡權差一點致國民黨於滅亡解散。後起民進黨上台弄了八年。陳水扁太貪，給了國民黨一次機會。想不到總想兩麵討好的娘娘腔馬英九靠騙弄大陸走資派搞《惠台政策》在經濟上收獲不少。但也失去了執政地位。
十二年或更長時間沒法執政的國民黨，在台灣島內第三政黨己形成之後，要想再執政，恐怕有些難。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被玩完。
鄧小平等走資派們在各種公開場合開口閉口說"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 對文革一會兒說"出發點是好的, 一會兒又全盤否定。篡改醜化文革是"一場浩竊"、"一場動亂"、"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肆意詆毀與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縱的態度。
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甚囂塵上。後來因"賣狗肉掛羊頭"要露出真相時, 鄧小平又玩弄起慣用的兩麵派手法, 一方麵發表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麵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換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時為時巳晚，到時資本家階級形成要變也難。這就是鄧小平玩弄的曆史虛無主義, 這個禍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難除。後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惡性發展，是以此為起點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產黨"體製內的人在共公平台公開揚合明眉張膽醜化抹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英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工人、農民。
這裏不講別的就說文革的人口流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共八次，百萬紅衛兵。經濟上：百萬紅衛兵的交通，住宿，吃飯全免費。組織上：紅衛兵由各學校選出代表去參加上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學校領導老師沒有參與決定誰去做學生代表。全國各地百萬紅衛兵進北京，沒有大批警察，沒有保安，沒有特警，沒有城管。隻有少數解放軍戰士代表也是去參加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紅衛兵們都自覺遵守各項紀律。天安門廣場上沒有亂扔任何垃圾雜活。這種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澤東故鄉韶山的毛澤東廣場上參加的人民，自覺遵守各項紀律。這就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人民，不管是當年的紅衛兵，還是今天的工農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綠軍裝，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將紅衛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認了自己是紅衛兵的總司令。林彪臂戴著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發表講話。他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來也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對各地紅衛兵來到北京表示熱烈歡迎，肯定了全國“大串聯”的行動，號召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來。
全國各大報紙都以大量篇幅報道了“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動。北京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除“四舊”，掀起了浩浩蕩蕩的破“四舊”高潮。破“四舊”過程中，打人抄家之風迅速風行起來。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公然鼓動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這給紅衛兵運動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紀錄片《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在全國放映，紅衛兵運動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轉發了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報告，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受鼓動的紅衛兵膽子更大了，到處揪鬥走燙派。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後，全國各大城市紅衛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紛紛走上街頭，大破“四舊”。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北至哈爾濱，南到廣州，東起上海，西至烏魯木齊，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多數的中等城市都開始了破“四舊”運動。
現在人們眼光不同了，你有機會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會對你肅然起敬，反而會笑你‘不中用’。”對於這樣的“指摘”，我感慨萬千，也隻好以玩笑的口氣回答：“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的話，我也會守身如玉，坐懷不亂，金銀財寶總不能比人格和尊嚴還貴重吧！”
人們從一些文藝作品中經常看到的是：一群身著黃軍裝，戴著紅袖章的“土匪”式的紅衛兵揮舞著拳頭，雨點般地砸向受難者。這樣看待紅衛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們沒有經曆過文革，尚可諒解；如果參加了文革，就是不講作家的良心。
一位當年的紅衛兵說得好：我們的青春付過血的代價，正因為如此，它才無比絢麗多彩，充滿生命的啟示。今天的青年可以體會激烈競爭中的興奮，可以體會愛情的融融溫暖，卻難以體會那種廣闊深遠的意境以及內心難以遏製的衝動和豪邁
毛主席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我們僑中的第一批紅衛兵代表參加了1966年的國慶觀禮，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見紅衛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僑中很多紅衛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見、檢閱。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辦公室請示，被批準後就著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帶領僑中115名紅衛兵代表，從海口秀英碼頭乘船出發，開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國慶節那天，北京晴空萬裏，天高雲淡，令人心曠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員的安排，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登上觀禮台西一台，我按觀禮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這時我發現，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親。她就是張思德的母親。張思德是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裏所說的那位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範。我身旁還有一位穿著海軍軍裝，胸前佩戴著一排排勳章的人物，原來他就是“八·六”海戰中的傳奇式的英雄麥賢得。麥賢得是解放後湧現出來的全國戰鬥英雄。在慶典開始之前，我不停地與英雄、英雄的母親親切交談，向他們問候，向他們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指責他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革命，鎮壓群眾。於是，全國立即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僑中的校園很大，有500多畝。為了讓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學校邊緣的空地上辦起了學校小農場，有一口魚塘，小茅屋是看管農場的工友住的。文革開始後，農場也荒廢了。這裏遠離教學區和宿舍區，很少會有人到這裏來，所以相當清淨，確實是避難的好地方。住在這裏，我想起了當年列寧在革命低潮時，曾經在芬蘭鄉間的小木屋居住，過了一段清淨安定的日子，我現在的情形，也有一點那種味道。在那段日子裏，我靜下心來反複學習《十六條》，學習毛主席著作，還看了很多文革的資料、傳單。我反反複複地思考著自“文革”開始以來所經曆過的事情。
偉大的先賢孟子曾說過一段至理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現在的困境不正是對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驗和磨練嗎？想到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靜下來。
各個學校的“校文革”陸續被砸以後，同學們紛紛走出學校，走上社會，組織起各種各樣的造反組織。那時，海口的“總部”、“司令部”、“兵團”、“戰鬥隊”等等多到滿大街都是，“團長”、“總長”、“司令”等隨處可見，比經濟大潮時的“公司”、“集團”、“會社”，“總裁”、“董事”、“老板”還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辦公司、建集團要登記、注冊，要上級主管部門批準，而紅衛兵的組織不需要誰來批準，隻要想幹就獨樹旗幟，自立門派。整個海口山頭林立，遍地“總部”。那時候，當頭頭並不是什麽很難的事，你隻要有一定的號召力、凝聚力，敢出麵、敢帶頭，能夠聚攏起一幫人，拉起一支隊伍，樹一麵革命的旗幟，叫一個響亮的名字，發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處棲身的住所，再置辦一些寫大字報、印傳單、刷標語的必要家當就成了。各個“總部”各行其是，同學們各隨其主。
中國經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會動蕩時期總會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樹旗幟，立山頭，當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闖蕩一番。封建宗法觀念體現在紅衛兵裏是對頭頭的絕對服從，這是愚盲、迷信的擴展，是對強權的不自覺的依附。當時勢力較大、較出名的組織有：“紅總”（海南教師進修學校謝××當頭）、“紅海司”（僑中何××當頭）、“海口三司”（僑中李××當頭）、“小聯司”（一中王××當頭）、“516兵團”（僑中陳××當頭）、“紅東三司”（海中辜××當頭）、“海大總”（海口勞大林××當頭）。後來，工人、幹部隊伍中也相繼產生不少群眾組織。
鐵杆保皇 人性至上 圍繞當權派，或鬥或保，磨擦出火花，這是第四幕《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麽是當權派？顧名思義，帶“長”字的是當權派，各單位的領導是當權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衝擊上海市委大樓，造上海市委的反。該矛頭直指陳丕顯（中共華東局書記）、曹荻秋（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長）、魏文伯（上海市委書記）。這時，全國各省、市造反派都起來造本地區、本部門領導的反，將他們一律稱為走資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燒省市委，萬炮齊轟走資派”的大標語。一些造反派還在本地區黨政機關的辦公大樓門前貼上對聯標語：“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一幫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奪了市委、市政府的權，《人民日報》大肆宣揚，稱之為“一月風暴”。風暴很快刮遍全國，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組織衝進海口市委、市政府辦公大樓宣布奪權。被奪了權的當權派麵臨的是造反派的隨意批鬥，甚至是隨意打罵，有的還麵臨生命危險。
文攻武鬥 動而不亂 爭權較量，日趨白熾，不擇手段，全國大亂，這是第五幕
1967年初，當造反派奪了各省市、各地區、各部門的黨政大權以後，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決策，派解放軍對地方實行軍事管製，以防地方的黨政大權被一小撮壞人篡奪。海南、海口兩級黨政機關被奪權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開始對地方實行了軍管，開展“三支”、“兩軍”工作（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
1967年7、8月間，全國文化革命形勢的發展千變萬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一時間，烽煙彌漫，殺聲四起，令人眼花繚亂，目瞪口呆。許多地方出現了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槍支的情況。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漢爆發了“7· 20”事件，對立的雙方打得不可開交。
8月4日，上海“工總司”向“聯司”發起了武力進攻。
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武鬥事件。麵對這種嚴峻的局麵，毛主席發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提倡：“要文鬥，不要武鬥”，極力遏止洶湧澎湃的武鬥浪潮。但武鬥的列車長時間難以刹車。
1968年初，盡管權力較量已初見分曉，但全國各省市、各地區，派別之間仍然爭鬥不休。麵對混亂局麵，中央決定：組織全國各省市、各地區群眾組織負責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各自鬥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聯合。於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總理派出總理專機，從北京直飛海口，接我們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眾組織頭頭約40人左右參加那個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還有海南軍區司令、政委，各市、縣人武部部長、政委以及海南駐軍其他領導。
赴京那天，由於派別之間你死我活的對立情緒所致，從總部到海口機場幾公裏的路程，卻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那是因為複雜的原因，導致我們幾經改變從總部到機場的路線。結果，當天晚上才飛到北京，我們被安排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當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接見我們。一開始他就狠批一頓：“周總理派專機到海南接你們，還要花整整一天的時間你們才來，簡直比當年‘三顧茅廬’還要難！你們是怎麽搞的？”接著，學習班辦公室通知說江青請我們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當時的北京已經進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裏卻一直是熱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觀禮台參加國慶觀禮，時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參加學習班，還坐上總理專機，這一切對這個農村出身的窮孩子，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國語演唱悲慘世界中的【聽聽人民的呐喊】。可聽見人民在呐喊：看看人間的苦難，可聽見人民在呐喊？再不願忍受剝削的人們，必將這世道來推翻。
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帶來真理火種，中國近代以來的苦難與輝煌，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從積貧積弱到新中國成立、屹立於世界東方的曆史征程。離不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那一代的中國人民。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及共產黨信仰的堅守、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的有力以及那時代中國人民群眾的力量。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信仰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帶來真理的火種。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敗再敗。從晚清到民國，國已不國。當時的中國，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時期，各種自由主義和思潮層出不窮，孫中山的資本主義的道路沒有能夠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科學救國，商業救國，洋奴賣國、維新改國等通通沒能改變舊中國的命運。直到前蘇聯的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舊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身處黑暗中的舊中國帶來了真理的火種。
最終，中國的曆史和當時舊中國的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團結中國人民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實踐的理論、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社會民主發展的理論。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推翻了“三座大山”，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國。
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走上了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著中華民族實現了人民解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走社會主義道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正是在這種信仰的感召下，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才會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
新中國領導的核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從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到洪秀全發起的太平天國運動。從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再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有仁人誌士前赴後繼，救亡圖存。但當時的舊中國依舊風雨飄搖，難改積貧積弱的狀況。
曆史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無論是地主階級改革派、還是農民階級、又或者是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這些領導力量都無法帶領當時的舊中國人民走出黑暗，取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唯有誕生於1921年浙江嘉興南湖上的一條小船上的中國共產黨做到了！
為什麽中國共產黨能夠做到？離不開毛澤東的信仰堅持。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先進性所決定的，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大多數勞動人民謀利益所造就的。
在《北京條約》簽訂後，鹹豐皇帝在向熱河逃跑時，卻不忘記喝鹿血，甚至還想帶上自己養的一百多隻鹿。慈禧太後明明早已意識到了海防對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重要性，卻還是一意孤行斥巨資修建頤和園，不惜挪用海軍軍費。
利益決定立場，封建的統治階級本身的屬性就無可避免地導致了這具有戲劇性的矛盾。再看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什麽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人民群眾用質樸的語言道出了我黨的為民本色。
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所言：“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
回望中國共產黨走過的百年曆程，“人民”是永恒的主旋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
正是因為有了毫不利己、一心為民的共產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奮鬥征程上才有了主心骨。無論是在波瀾壯闊的革命年代，激情燃燒的建設年代，還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中，中國共產黨都是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指引著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偉大的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古往今來，人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曆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的曆史。在革命戰爭年代，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渡江戰役的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劃出來的。在火紅的毛澤東社會主義的建設年代，也是全中國人民用雙手和汗水創造了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的偉大成就。時代在不斷向前進，人民始終是共產黨的力量源泉。
《文革》時代從開始的一九六六年下學期，大中學校停課鬧革命約一年多後，即進入鬥、批、改階段。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即開始《複課》後進行教育改革。全國各行各業《抓革命促生產》，如同人民公社大躍進時代全國的工人農民，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都轟轟烈烈參與其中的各種生產勞動中去。除了少數的走資派右派分子陰陽怪氣說些風諒話外，全國的勞動人民平民百姓沒有躺平的，沒有內卷的，沒有失業的，沒有無所事事患精神抑鬱病的。
這裏不講《文革》時代在各行各業所取得的成就。單說《生孩子》之事。《文革》時代六六年到七六年十年間，從七萬萬中國人到九萬萬中國人。《生孩子》二個億。當然，在這二個億中，及之後生出來的孩子們中，有一些在日後不斷地跟著走資派鄧小平們《唧唧歪歪》地罵文革，怨文革。這些《唧唧歪歪》的不知幾斤幾兩，聽了走資派右派分子的改開後的惡意宣傳，也跟著起哄抹黑文革。怪不得改革開放後走資派們的極端計劃生育滅了不少罵人的夥。更怪不得鄧小平八九六四要開槍鎮壓了。如同蔣介石不順我者必殊之。
走資派鄧小平罵《文革》為十年浩劫，可是“浩劫"的年代又如何將中國人口增加了兩億的中國人的? 對照如今的人口出生率降低以來，甚至走資派的走狗右派南方係的媒體也開始批文革了。因此，從改革開放初一直惡罵的“錯批一個馬寅初多生三個億是毛澤東錯誤”的論調這幾年銷聲匿跡了。轉而走資派右派牛鬼蛇神們專職罵文革是動亂和浩劫。“動亂和浩劫“時代的人們還有精力和物力生養孩子？如今中國年輕人為什麽不願生孩子？
備受矚目的中國人口生育率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處於較低生育水平。年輕人為什麽不願意生孩子了？養得起娃嗎？一個孩子就“壓力山大”，不能再生了。誰來幫看娃？生下孩子沒人照看，是很多年輕夫妻共同的焦慮。“保姆不斷要求漲工資，一路漲到一月6000元。沒有了公共集體的社會福利，一切私有化產業化弱肉強食叢林法則優勝劣汰，底層窮人就被淘汰之例了還敢生孩子養孩子嗎？《文革》和《改革》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
不去辯解文革是不是動亂和浩劫，先來看看1956年至1976年中國人口的變動情況：數據表明：1956年人口62780萬，1966年人口74206萬，1976年人口93267萬。1957～1959批了馬寅初，取中間的1958年吧，人口65346萬。粗略估算，1976較1958多了近3億。上述數據除1959至1961有分歧外(如出生率下降以及因自然災害等原因導致人口外流)，這表格的數據總體正確。尤其1966至1976這一段應無分歧，如果分歧了，過去他們怎麽利用這個數據批判“多生三個億”呢?這裏關注文革期間，事實上，根據這表格1976比1966多了1.9個億，為敘述方便就說2億了。
有鬼常常哭訴的“文革時北京經常有人吃不飽”，不防以此為起點展開分析：吃不飽?有可能。但是十年浩劫使你吃不飽嗎?不是，隻能說“十年間人口增加23%有時可能使你吃不飽”了。難道不是嗎?假設十年浩劫期間農業沒有增產而人口增加20%以上，糧食的確是大問題了。隻是這問題並非是文革的問題，而是人口增加的問題。再者，“吃不飽”是很二的說法，饑餓問題在任何時代都存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存在，比如現在，你哪一天沒餓過?不餓還吃飯幹嘛?記得我初中時已經改革開放了，可每到上午第四節肚子都餓的唧哩咕嚕。
餓不是標準，“吃不飽”也不是標準，大胖子還餓呢。科學的標準是體重，即當時社會的平均體重。文革時的確少有大胖子，但也沒誰餓的骨瘦如柴風一吹就倒了。“瘦猴兒”有一些，“瘦猴兒”現在也有，“瘦猴兒”一般是頑皮的角色，否則怎麽“猴兒”?活動多，消耗多，但也比較健康，與非洲難民完全不同。中國人民文革時期的平均體重很低嗎?沒有。看看那個時候的照片，一個個精精神神勻勻稱稱的，似乎比現在的臃腫肥胖還健康呢，健身房的帥哥美女的目標都挺文革的。
《動物世界》是我喜歡的一類節目，英美紀錄片告訴我們，大凡某個物種數量劇增，其原因無一例外是食物充盈。食物環境不變，則物種的數量也保持不變，除非由於瘟疫爆發或天敵劇增。人類社會同樣如此，原始社會自然界變化不大，原始人生產方式變化不大，原始人數量變化也不大。農業來了，人口增加了。工業來了，人口增加了。有時產業沒有變化，但社會長期安定團結詳和，人口也會增加，如中國的康乾盛世(在康熙六十一年，全國人口突破一億，乾隆五十五年突破三億)用70年時間增加兩個億人口。康乾以後也有增長，但速度降下來了。
文革十年中國人口增加2個億! 什麽概念? 非經濟大繁榮不能支撐! 曆史規律告訴我們，隻有經濟繁榮，人口才會快速增長。
事實上我不大喜歡人多，但沒辦法，實際情況的確是人多力量大。基因學也講，強大的雄性願意並且能夠留下更多的後代。子孫興旺是強大的特征。皇帝為什麽三宮六院?
即便現在，也是富人能夠多生孩子。否則你也養不起。當然，這種理論現在看來有些問題，畢竟地球資源有限，人類太多會壓垮地球。
這是現代出現的新問題，在上世紀60年代仍然是人口象征繁榮。人口多有負麵後果，但也有正麵好處，市場大，列強不敢欺淩。現代社會不能象殖民主義一樣肆意獵殺生命，中國人口這麽多，即使列強能打敗，也要考慮怎麽統治，就不敢占領了。
70年代初中國已經開始宣傳計劃生育了，如果沒有這宣傳，再多生1000萬也沒問題，剛才有1.9億，現在合理地補到2億，嚴謹了。
一方麵，現在南方係媒體大罵文革“十年浩劫”，另一方麵，中國人口在“浩劫”期間增加兩個億。這浩劫怎麽劫的?怎麽把人口劫多了?誰是謊言，不證自明。
更有趣兒的是大罵浩劫的那幫反文革分子，他們的年紀大約都出身在文革之後吧。小了不懂，大了沒興趣。這幫反文革分子其老子一般生在文革期間。較大的大約自身生在文革期間。如果真的浩劫，你或者你老子早已經被劫了，哪裏還有你生出來唧唧歪歪?
看看改革開放後計劃生育最嚴厲的階段，那可真是大刀闊斧啊，你要生二胎不是?直接綁了去衛生所結紮! 你已經生二胎了不是，罰款! 扒你們家房子! 沒錢交罰款，就派土匪一樣到家裏來搶拿捎值錢一點的家具或是別的，這是真實的曆史。如果你遇到這樣的曆史，你很可能被劫了。
當然，不能說改革是浩劫，走資派當政，批評不得。隻用客觀事實說明一點即：《文革》十年期間中國人口增加了2億，速度空前絕後。是否浩劫各自判斷吧。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製度體係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製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製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製，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農村人民公社的設想和具體製度安排，是把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工業、商業、文化教育、軍事國防等統一於農村基層社會組織之中。
1958年，當一些農村在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中自發合並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此寄予承載中國農村發展前景的厚望：幾十年之後，我國的鄉村將有許多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傳達了毛澤東對於公社的設想：“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當譚啟龍匯報曆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在他看來，“農場”隻意味著一種純農組織，而人民公社要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俱全。
農村人民公社凝結著毛澤東對於中國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承載了毛澤東深遠的期望，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在它存續的二十餘年當中，支援了工業化建設，促進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發展了農業生產，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了廣大農村對醫療衛生保障和基礎教育等方麵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戰略設想與戰術實現之間的配置等問題，毛澤東在推廣農村人民公社時所賦予它的價值訴求沒能充分顯現出來，但卻為今天的農村發展道路留下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
人民公社解體、利益聯結機製消失後的這些年來，農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塊承包，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小生產單位，責任到戶，形成了碎片狀的“井田”或“西瓜田”，農戶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麵，由於生產單位小，每家每戶獨立核算，生產分配完全自主並各自為政，從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麵，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同一地區相互分立的農戶在生產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質同構，因而在出售農產品時常常相互競爭，這就加劇了利益的衝突。
並且，單個農戶在購買生產資料時，交易成本高，還因勢單力薄的弱談判地位常常受中間商的欺詐和盤剝。這些既是農戶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過來也加劇這種碎片化程度。
由於農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導致了當下一係列的“三農”問題。
其中最突出是農村公共設施失於維護和公共事業建設難的問題。以水利為例，賀雪峰對其家鄉湖北荊門5個村的調查材料顯示：自1958年開始，曆時8年，調集4縣10萬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庫，最高可以灌溉200萬畝以上農田，5個村的幾乎所有農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現在該水庫灌溉能力不足百萬畝，這5個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到漳河水了。”另外還有一個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萬畝農田的新賀泵站，曾經為其中4個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長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毀，可灌溉耕地不足千畝。
水利是一項隻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在農民利益分立的情況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設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劇”而無人問津。每一塊農田對水的渴望並不能自然帶來建設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龐大水利工程設施，也因與利益碎片化的農戶組織生產之方式有衝突而得不到維護，即水利的維護和興建失去了組織支撐。
水利設施建設如此，其他公共事業（如村莊道路、供電、初級教育、初級醫療等）也類似。山林也同樣存在因劃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於保護甚至毀林開荒等問題。
農戶利益碎片化已成為當下農民增收的製約瓶頸。無論是購買生產資料還是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個體農民並不具有市場的溢價能力與籌碼，極大地製約了農民勞動成果價值的實現。
同時，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更無力與資本抗衡。最為明顯的是單個農戶與投資者的信息極度不對稱，無法判斷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難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經營權流轉情況更不容樂觀。
例如廣東某縣山地使用權的流轉期限為30年，第一個十年，每畝山地農民得到6元，第二個十年得8元，第三個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專業種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畝僅為1-2元。再者，農民進行集體勞動的體製性條件已不存在，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開發的產業幾乎成為不可能。
當農民在“一畝三分地”上的純農勞作無法滿足基本生計的時候，隻能離鄉背井進城打工尋找出路，這實際上是許多農民拋地並惡性循環的起點。
由農戶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種種問題，彰顯了組織起來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體經濟瓦解後，集體經濟的負麵影響被誇大，使得不少人“談合色變”。
今日農村，雖然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工商業，但在農業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因為不能組織起來，而致他們無法改善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供給問題，成為當今不少農村破敗不堪的一個重要原因。
走資派鄧小平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製，不可能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製為主體。一家一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
兩岸關係變成“沒有關係”。台灣觀察人士都認為，這項措施再次突顯了陸方在對台政策上，繞過了民進黨政府。
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許許多多《惠台政策》中宣布的措施，被台灣執政黨指是嚐試拉攏台灣民眾，但這可能隻是大陸政府的一廂情願。
“我去大陸工作，不代表我不愛台灣” 台灣人如是說。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對台軟策略是否見成效？四十多年來被驗證是無效的。
中國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台辦宣布，台灣居民到大陸工作，不需要再辦理專門的“台港澳人員就業證”，簡化了台灣人到大陸工作的程序，被視為大陸拉攏台灣人的最新舉措。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這項措施將逐步為台灣居民在學習、就業、創業和生活上，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而台籍工人失業時也可在當地按規定進行失業登記，享受公共就業服務。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說，這項措施可能會吸引更多台灣年輕人前往大陸工作。但台灣執政黨說，造成台灣人才流失，台灣陸委會表明會強化台灣“留才機製”，反製陸方。
有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接受BBC中文采訪時表示，到大陸工作是為了尋找更好的機遇，但這隻是中短期的個人考量，不會輕易改變自己對台灣的認同感，或是變得支持大陸的想法。
多名台灣學者對BBC中文表示，台灣這項新措施可被視為“惠台31條”的延伸，是大陸“統戰的軟策略”之一，統戰層麵從透過行業，延伸到從個人入手。而此項措施是由大陸單方麵宣布，亦突顯大陸目前繞過台灣當局的對台政策，對台灣以至兩岸關係也不一定是好事。
遊走兩岸之間的“脫台者”，台海兩岸唇槍舌劍避免選邊站隊，有無可能？台灣民眾怎麽看？
過去，台灣居民如欲赴台工作，需要花幾個月辦理證件，提供體檢、暫住證、在職證明等資料，去申請就業證，這樣增加了大陸企業雇用台灣人的成本，亦會因此引發一些勞資問題，所以台商一直倡議希望取消就業證。
24歲的台灣人Q小姐（受訪者要求化名），在台灣的大學畢業後到英國進修，之後從事翻譯工作，但她坦言，台灣的市場容納不到這麽多翻譯員，而且北京薪水也比台灣好，所以她到北京尋找工作。
不過，過程並不是這麽順利，她在今年3月找到第一份工作，公司不願意幫她申請就業證，但沒有就業證則沒有保障，所以她辭工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這家新公司願意協助她申請就業證，但過程波折重重，流程十分繁複，花了3至4個月才辦到就業證。她認為如果台籍勞工不用申請就業證，對大陸的小公司會有很大的幫助，而對台籍員工也好有處，因為她聽說，一些大陸企業，會以要申請就業證為由，壓低台灣員工的薪水。
在北京工作的Ｑ小姐不認為自己在大陸工作會被同化，或是變得十分支持大陸。“我還是很相信台灣的自由與開放。”
她坦言到北京前已做好準備，購買價錢較高的VPN來“翻牆”上網。她說自己經常用社交媒體，看網飛（Netflix），和收聽BBC的節目，“不能接受沒有這些東西的生活，如果沒有的話，生活好像少了一部分”。
她目前沒有經曆過完全不能“翻牆”的日子，但如果真的這樣，她說：“那就完了，那就隻能發朋友圈了，希望那天不要來，否則真的會崩潰。”
“在台灣，我們這一代人是天然獨，我覺得台灣就是台灣，但我在這邊避免討論這個問題，不想惹上麻煩，我覺得我仍然非常愛我的家鄉、非常愛台灣，”她說，“我一直希望有一天，等我更有能力時，我還是希望回到台灣，或是為台灣做特別的事情。”
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此次宣布的措施被指是嚐試拉攏台灣民眾，但這可能隻是大陸的一廂情願。
美國華府台美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陳以信對BBC中文說，大陸的所謂“惠台”政策，不能夠有效地拉攏民心，因為他們是從統治者階層，由上而下地猜度民意，欠缺一種客觀科學的工具。
“大陸提到民心時，隻是統治者自己的想象，缺乏事實基礎，”他說，“北京當局或許看到愈來愈多台灣人到大陸就心滿意足，但結果就是愈來愈多台灣人，身在曹營心在漢，愈了解大陸，愈討厭大陸，這是大陸對台政策上最大的一個盲點。”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接受BBC中文采訪時，用“麵包”與“愛情”來比喻台灣人到大陸工作的考量。一方麵，大陸提供更多的“麵包”去吸引台灣人去大陸，但台灣民主自由的“愛情”或許能令台灣人放棄這個“威權製度”的麵包。
他舉例，大陸學府嚐試邀請台灣年輕學者到大陸工作，台灣學者一般會要求比台灣高很多的待遇條件，因為他們留在台灣，本來可以享受自由的學術環境──這是錢買不到的事情。
他對記者說，近年香港想移民到台灣的人數上升，並非因為台灣“麵包不是特別大”，但是因為中國因素下，香港人受到台灣自由民主的土壤吸引，台灣人應該珍惜自己這種軟實力。
不過，持續的人才流向大陸，也為台灣當局所警惕。台灣陸委會認為，陸方不斷出招吸引台方的技術人才是有“政治意圖”，台灣政府會持續強化台灣留才機製，反製陸方。
Ｑ小姐表示，台灣人才流失不單是流向大陸，很多台灣人也去歐美、日本工作，她指整個社會氛圍，讓年輕人看不到前境、看不出台灣公司會善待員工。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張宇韶認為，台灣政府確實要考慮如何吸引台灣年輕人留在台灣的問題，特別是年輕人麵臨工時過長、薪資結構低迷的問題。
“改善台灣投資環境，讓年輕人留在台灣，不單是因為這是他們的家鄉，也是一個有希望的環境，這個很重要，”張說。
他認為，政府要向前往大陸工作的台灣民眾解釋，在大陸投資工作的風險。
淡江大學學者黃兆年認為，台灣必須思考如何把自己的產業與就業機會做好，他認為台灣當局推出的5+2產業創新計劃，也是考慮把台灣的產業結構轉型。
前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認為，台灣人才流失是民進黨政府的責任，因為政府無法促進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而民進黨嚐試推動把大陸排除在外的經濟自由化，也不容易成功，就算現在強調要強化留才機製，也隻是很表麵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民進黨政府提出的產業轉型計劃成效有多少？仍然有待觀察。
目前到底有多少台灣人在大陸工作？BBC中文無法取得官方數字，但一些保守估計，單是上海便有約50萬名台灣商人、台籍幹部及其眷屬。而根據陸委會資料，2004年至2017年間，共有567名台灣人因為在大陸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護照而喪失台灣人身份。
兩岸關係變成“沒有關係”。台灣觀察人士都認為，這項措施再次突顯了陸方在對台政策上，繞過了民進黨政府。
近期一連串兩岸事件中，已經看出兩地關係每況愈下。大陸對台政策“硬的更硬”，例如強迫公司把台灣“正名”成“中國台灣”，不能稱呼台灣為“國家”等等；又因為台灣發起奧運正名活動，東亞奧委會取消台中主辦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在金門通建通水事件中，陸方“溫情喊話”，台灣則是“冷處理”。
航空公司改名風波 台灣研擬反製措施再引爭議。金門福建兩地通水：賦予台海政局的三個對比。
施壓取消東亞青運會主辦權 中國被疑布局影響台灣年底縣市長大選
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副主任的張宇韶認為，陸方已從過去的代理人模式，變成“直營、直銷”的方法，不理會民進黨的公權力，會對台灣造成影響。
淡江大學學者黃兆年認同，大陸繞過台灣當局推行兩岸政策，對台灣不是好事，最理想的狀態是，台灣和大陸恢複官方溝通，但別無選擇之下，台灣對外可以做的是，與價值相符的盟友與國際，謀求安全、經濟上的合作，作出勢力的平衡。
前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認為，現在兩岸關係變成了“沒有關係”，大陸單方地處理兩岸關係，不與台灣當局協議，就沒有所謂的“互惠條件”，這會令台灣當局對大陸政策，失去能動性和原本有效的政策工具。
他認為，台灣政府不需就兩岸每次事件都有反製動作，有時候會適得其反，例如在M503航路事件以及航空公司把台灣改名的事件，台灣當局嚐試從減少航班或是不準個別公司停靠空橋等方式應對，最終苦了台灣人和到台灣的旅客、商人。
“如果我是大陸當局，恨不得台灣就這麽笨，大陸不民主才會這樣做，台灣這麽民主還這麽搞，是一種倒退，”他說。
他認為，當局應避免提出錯誤的反製動作，在這次事件中，應思考把自己的經濟做好，增加自身產業的實力，增加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吸引台灣年輕人留在台灣。
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假冒中國共產黨的名義強製複辟資本主義製度。
鄧小平走資派，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無產者隻有消滅自己的現存占有方式，從而消滅現存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
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 在毛澤東同誌的具體領導下，帶領全國工農大眾，經過22年人民革命戰爭，犧牲了兩千多萬革命烈士，取得了偉大而徹底的勝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集體化運動，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成了社會的主人，經過20多年的建設，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建成了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當時生活水平雖不高，但是廣大人民過著“夜不閉戶，路無拾遺”，心情舒暢，安居樂業，欣欣向榮的幸福生活。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他說：“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防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鄧小平走資派就是要否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按照馬列主義理論建起立起來的科學社會主義，鄧小平首先廢除了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又說：“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製。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
在“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將對農業改革的經驗搬到城市工商業和其它行業，實行個人承包製，包贏不包虧，逐步把國有企業搞垮，送給或賤賣給私人，承包者個個富起來了，原來的企業的廠長、書記、能人大多數成了資本家；更有勝者，當權派利用手中的權、信息、資源，指使家屬、子女，侵吞國有資產，利用差價、批文倒買倒賣奇缺商品，賺取超額利潤，個個成了官僚資本家。他們巧取豪奪的結果，改公有製為私有製。
鄧小平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0頁），他不僅在經濟上實行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製，還要在政治上也搞資本主義那一套，聲言“到下一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
江澤民主持製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執行中變成了自由市場經濟，曆史證明，資本主義就是從封建社會的市場經濟中逐步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掠奪，隻有經過市場的交換作用才能完成；勞動人民也離不開市場，在市場交換中，自己勞動所得，又被資產階級一層一層地剝削光了，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所在。
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引導到資本主義社會了，正如趙紫陽說的那樣“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是先從“分田到戶”開始的，在安徽省小崗村這個假“典型”的引導下，經過三年多的強行推廣，全國基本上實行了土地私有化，經過秀才們的潤筆，美其名曰“雙層聯產承包責任製”，簡稱“土地承包責任製”，經美國經濟學家產權理論家張五常論證：農業中最大的土地產權實行了私有製。現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產承包責任製，將又有一大批林業轉為私人所有。
鄧小平走資派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造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從改革開放起，就推行市場經濟，先從“農貿市場”開始，“摸著石頭過河”，隻做不說，到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才公開說把“改革的目標定位到實現市場經濟上”，又製定了許多配套改革措施，這便為我國改革定了型，經過十幾年的演變形成了目前的局麵。
中國市場經濟前麵雖加了“社會主義”的限製詞，不管叫什麽名稱，市場經濟的剩餘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市場供求規律都在起著決定作用，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競爭規律左右著人們，是那隻“看不見的手”代替了“看得見的手”。它促成了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些都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
近期一些出國訪問的大員，競相征得被訪問國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事實，便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路貨色 。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律是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奮鬥，私欲極度膨脹，極端個人主義，金錢至上，享樂主義成為公害，反過來吞咬著一切公共財產和人民利益。
市場經濟好比是“水”，資產階級好比是“魚”，如魚得水，它們在市場經濟中自由遊弋，從中獲得超額利潤，攫取剩餘價值，迅速成長為今天的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它們（包括外資企業）成了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的座上賓、錢袋子，也是許多腐敗分子的成長因素和依托。
反過來腐敗分子利用自己謀取到的權力，千方百計為私有企業開道、護航、服務，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支柱。
二者就是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許多情況下私營（外資）企業主利用手中的錢，收買貪官手中的權，為其謀取更大的經濟、政治利益服務。近年來，私有企業正向廣大農村征用、儲備大量廉價土地，興辦新興產業，在城市興建高樓大廈，搶占商機和黃金地段，驅趕農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農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敗分子支持下，剝奪農民和市民。
目前，這種氣候、形勢已經形成，成為資產階級為所欲為的天下，廣大工人、市民、農民深受其害。工人、農民工成為市場上勞動力的出賣者、商品，資本、生產資料擁有者成了工人、農民工的主人，成了壓迫者、剝削者，工人、農民工和農民成了被壓迫、被剝削者，資產階級擁有壓迫、剝削工人、農民工的自由，廣大工人、農民失去了不受壓迫、剝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出賣者成為國內外資產階級討價還價、壓低工資、福利待遇的條件。
“你不幹，別人幹，有的是人”，工人之間的競爭，成了資產階級廉價勞動力的“蓄水池”，不斷地為資本榨取創造著條件。
市場經濟是資產階級的天堂、樂園，勞動人民的地獄、苦難，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必然要進行欺騙，“不誠信的代價，每年損失5855億元”（《文摘報》2004年4月1日），這便是推行市場經濟的惡果。私有製加市場經濟便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
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培植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理論昭示下，又為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創造了一切便利、優惠條件，在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許多有權勢人的妻子、兒女、親友都是企業的直接領導者或暗中操縱者）帶領下，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已迅速崛起，“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從66萬戶增至430萬戶，增長5.5倍，比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私營企業主16萬人增長26.8倍。雇工從822萬人增至4715萬人，增長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萬人的18.8倍。資本從2262億元增至61331億元，增長26倍，比1956年前的24億元增長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大變化》第三頁），那時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現在卻不敢承認存在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許多國有資產正是通過‘內部人’和關係網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權力參與分配的直接後果是少數執掌權力和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通過按權分配‘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內積累起巨大的財富。”（《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第224頁）
“改革開放後，總的來說，在我國的西化學者和走資派的合作下，中國經濟改革是按照美國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國工商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自己的調查，2000年內外民營（即私營）經濟在GDP中占比重為55%，到2005年上升為65%。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個百分點，據此估計，則2006年私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為67%，2007年為69%，現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
這就是說，現在我國經濟的所有製結構已經是私有製為主了，已和世界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狀況差不多了。再看工業總產值中所有製結構的變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發布的2004年資料，計算出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3%，按照多年來國企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的趨勢估計，2007年其比重可能隻剩10%左右了。數據表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公有製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所有製結構，已經不複存在了。”（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10和203頁）
這些新生資產階級，每天在謀劃著如何能賺更多的錢？如何偷漏國稅？如何用金錢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險”的辦法收買當權者，為自己的意圖服務？如何讓工人多做工作，少得報酬、減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們過著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窮奢極欲的夢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廣大人民的死活。
資產階級除了千方百計多賺錢這一根本特征外，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漏稅；二是收買權力，為己服務。
偷漏國稅是所有資產階級的本性特征之一，幾乎所有的私營、外資、個體企業，最本能的常識都要對各種稅收進行明爭暗抗，“《新華文摘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私營企業主的分析，統計在過去十年私營企業主應繳稅3058億元人民幣，實際隻繳388億元，欠繳2670億元。”（《新華文摘報》2001年第16期第16頁）二是用金錢美女、吃喝玩樂，收買腐蝕各級、各部門的黨政要員，他們的手段是先吃喝玩樂，待其上鉤後，金銀財寶、本幣、外幣一齊上，直到這些大員完全聽指揮、成為其代言人為止，這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收買議員、部長、總統以及有關係統權力為其服務的手段如出一轍。
上層建築的變化。
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會產生什麽樣的上層建築，這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的基本規律；同樣，有什麽樣的上層建築，也會產生什麽樣的經濟基礎，這就是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在承認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反映的同時，又承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如“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林彪一類騙子如上台，複辟資本主義很容易”。反之，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原理就一定會搞社會主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又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毛澤東主義的基本規律。
在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農村的封建文化完全複興，封建迷信在農村已經泛濫成災，舊社會所有的神鬼廟寺，全部修飾一新，還加上了現代化的建築技術，信男信女成群結隊，燒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發財致富，到處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現了有錢蓋新廟、無錢辦學校的怪現象。除了敬神，就是恢複塋地，有些有錢有勢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萬元，建造豪華墳墓。再就是過年貼對聯，內容庸俗，都是如何發財、聚寶吉慶祥和、心想事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之類。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人們的思想境界已恢複到國民黨時代的水平。唯心論、宿命論、輪回學說又成了多數眾生的信條，許多共產黨員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市場經濟的利益導向作用，迫使每一個人去為自己奮鬥，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了自己“富起來”，運用非法的與“合法”的各種手段參與競爭，甚至掠奪。人們的私欲極度膨脹，從追逐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出發，向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見利忘義、非法牟利猛進，追逐金錢、美女、升官發財已成為許多人的世界觀。目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已成為社會的公害，成為一切違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擋的威力改造著每個人，中國青年一代在呼吸著商品經濟的空氣長大。”這些思想意識是新老私有製經濟基礎和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產物，它對人們的世界觀起著極大的塑造作用，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各個領域都在與馬列毛主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抗著、鬥爭著。人人為己，全國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狀況。
在台灣，當然在大陸也一樣。1%的資本家和99%的人的貧富差距不斷在拉大，幾乎已是台灣一般民眾的共識。一場高中同學會，讓三十六歲的同年齡的同學們，心中五味雜陳。
一次高中同學會的地點，在陽明山仰德大道三段，占地四百坪，剛整修完成的歐式別墅。主人和七、八個十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一起受邀到別墅主人的新居餐敘。
別墅前的車道，厚重的鍛造鐵門一打開，映入眼簾的是寬闊的前庭和泳池，網球場、籃球場一應俱全。別墅前大喇喇地停放著一輛最新的法拉利跑車，車庫內還有一輛頂級賓利房車和保時捷的休閑車。
光這三輛車，總值就接近四千萬新台幣。某同學偷偷算了算，自己大概要整整二十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遑論陽明山上的獨棟別墅。
“除非中樂透不然我這輩子再怎麽努力，都沒辦法過這種生活吧，“同學對主人說，“如果我不認識你，大概還不知道自己有多窮。“
同樣是三十六歲，畢業於同一所明星高中，同學和主人，如今卻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
《兩岸同胞一家親》？是大陸的資本家和台灣的資本家一家親。然而大陸的走資派特色政府想《統一》，台灣執政黨不想統一要搞獨立。剛上任的民進黨高調聲明，中國大陸是《敵對國家》。
《兩岸同胞一家親》，這是中國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一直是一廂情願地對台灣省人愛稱同胞的態度。為此，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央給台灣資本家同胞，在大陸投資興辦企業開了不少便利。從1987年大陸開放兩岸探親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30多年，目前在大陸生活的台商、台幹、台勞以及其家屬合計已經達到200-300萬人之間，大約是台灣人口的十分之一。每年，台商在大陸賺取大量的利潤。
台灣同胞到大陸賺錢，兩岸一家親，一廂情願，這都沒什麽，中國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還鼓勵台灣的大學生到大陸創業和就業。然而，讓人無法容忍的是，有的台商卻是“兩麵人”，一邊在大陸賺著大把的鈔票，一邊把賺來的鈔票拿回去支持“台獨”，買美國武器，這真是讓大陸農民工可忍中國大陸人民不能忍，大陸人民能忍大陸農民工也不能忍！太無恥了，讓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如何再忍！
有網民發了一條微博：看看這些在大陸的台商嘴臉，在大陸賺錢回台灣支持台獨！這是媒體報導的新聞！
就是說，台商在春節回到台灣後與民進黨政府舉行聯誼活動，座無虛席，其中漳州台商協會榮譽會長李榮福受訪時力挺蔡英文政府，他強調“‘國家’確定政策，企業就有責任配合推動······她（蔡英文）繼續擔任我們的‘總統’，隻要她做的任何決策，我們一定要盡最大努力去支持，這事一個民主國家必須要有的素養”。
看看，一個在大陸賺得盆滿缽滿的漳州台商協會的榮譽會長，竟然是個“台獨”分子，唯蔡 英文馬首是瞻，蔡英文指哪打哪。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不僅要問：在大陸賺錢，到台灣支持“台獨”，這可以嗎？
根據人民日報海灣版的報道，每年春節聯誼會，台灣海基會對外表示，有超過100家台商協會、逾200位會長或榮譽會長報名參加，一年比一年多。台商聯誼會現場實況顯示，開席了41桌，每桌坐滿10人，人數不會比馬英九政府時少。雖然，事實情況的確比馬英九時期要差一點，因為多數台協現任會長都缺席，由“榮譽會長”或“榮譽副會長”出席。但是，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哪怕如此，也依然不可容忍。決不能允許一邊在大陸掙錢，回去卻支持“台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說，絕對不可以！
那麽，為什麽那麽多台商支持“台獨”呢？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又該如何處置呢？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之所以有那麽多在大陸的台商支持“台獨”，原因有：“台獨”在台灣非常普遍，大陸台商是圈子中的一部分。
在台灣，“台獨”是非常普遍的，最高的時候甚至過半台灣人都支持“台獨”。根據最新民調，雖然支持“台獨”的人數隻有兩成多，但從蔡英文這個“台獨”分子被選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看，台灣大多數人沒有“一個中國”概念。事實上，記得兩三年前曾有一個民調稱，台灣年輕人當中八九成以上都支持“台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台獨”在台灣是多麽的普遍。來大陸經商的“台商”及家屬總數已經達到了台灣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可想而知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是支持“台獨”的。他們來大陸賺錢隻是賺錢，但他們依然支持“台獨”，他們並沒有因為在大陸賺錢而放棄支持“台獨”，恰恰相反有些人回到台灣後還無所不用其極地貶低大陸、支持“台獨”。
過去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采用懷柔政策，希望暖熱“台胞”的心，政策放得寬。過去，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對台灣同胞是懷柔政策，盡量多給優惠政策，讓台胞盡量多得利。走資派特色政府的這些懷柔政策，顯然是希望把台胞、台商的心給暖熱了，希望他們知道遠近，多為兩岸統一做有益的事，扮演兩案交流的使者。
然而，事與願違，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的善意並未暖熱那些“台獨”分子們，反而讓台獨們越來越有錢買武器搞台獨，越來越猖狂，甚至不光綠營，哪怕那些國民黨的黨員到大陸騙吃騙喝後回去也罵大陸人這也不好那也不行、罵各級走資派政府官員，以在大陸獲得如何高的禮遇、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回去後又如何貶低大陸為榮，大陸的善意往往成了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賺錢的資本。
因此，某種程度上，過去的“懷柔”惠台政策不但沒有起到感化台胞的作用，反而縱容了一些人，讓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覺得大陸好忽悠。
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回台灣支持“台獨”，沒有成本！轉臉回到大陸照樣夾道迎接，雙手捧上《惠台政策》。這是大陸走資派的奴性。
那些支持“台獨”的台商，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可以一邊支持“台獨”一邊在大陸賺錢，根本是兩不誤。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不但沒有任何損失，反而在大陸賺錢後成了回去支持“台獨”獲取政治資本的工具。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們從大陸賺錢，回去支持“台獨”獲得政治資本，如此形成循環。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我們到了必須把那些支持“台獨”的台商砍掉的時候了，就像之前砍那些支持“台獨”的演員一樣。直白說，就是想在大陸賺錢，就必須支持統一，為兩岸統一做貢獻。如果要支持“台獨”，那麽就必須被趕出大陸市場，大陸的一分錢都不讓“台獨”分子和支持“台獨”的人賺。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我們已經進入了統一台灣的最後攻堅階段，我們必須下決心切斷所有支持“台獨”力量與大陸的經濟聯係，那些在大陸賺錢的企業、靠大陸賺錢的企業，必須在支持“台獨”和支持“統一”之間做一個選擇，不能騎牆、不能含糊。
對於支持“台獨”、支持綠營的企業，一律封殺、一律趕出去。對於支持兩岸統一的台商，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們要給予更多的支持和政策優惠，我們還應該支持那些支持統一的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創業、就業，我們要讓“台獨”力量逐漸失去支持，要讓“台獨”支持者的日子越來越難過，甚至寸步難行。相反，我們應該讓支持統一的企業、個人得到越來越多的大陸發展紅利。
現在，還有很多台商在支持“台獨”，我們發現一個趕出去一個。同時，對於在大陸經營的台商，必須在是否支持統一上作個二選一的選擇。支持統一的，要簽署保證書，承諾以後永遠不支持“台獨”分子；支持“台獨”的企業，一律終止其在大陸的經營，把他們列入黑名單。
在大陸人民和大陸農民工看來，隻有我們下了這樣的決心，讓支持“統一”的台胞得到越來越多的好處，讓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吃到苦頭，我們才能真正讓台商與大陸同心同德，才能真正讓對台灣“台獨”勢力進行釜底抽薪，才能提升台灣支持統一的支持率······
過去，我們這方麵做得不好。以後，我們應該把這件事做好，決不允許支持“台獨”的台商渾水摸魚！
當然，以上也是走資派們一廂情願的想法。支持“統一“的台灣資本家和藝人回台灣後也是要向民進黨政府交稅的。等於也在支持台獨，支持台灣買美國武器。所以，走資派官員們是豬腦袋沒遠見的。結的苦果自己用，等著下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