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共產黨怕學生運動還是共產黨嗎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1966年8月22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規定，希各級黨委遵照執行。《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主席、中央：最近，蘭州、哈爾濱、西安、重慶等地，學生包圍了省、市委住地。同時發生了兩起人民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嚴重事件。八月五日，蘭州大學學生與鐵路職工、鐵路中學學生發生衝突，蘭州市公安局出動上百名警察，在蘭大門前實行戒嚴。八月二十日，陝西省銅川一中學生包圍了市委，在場的公安派出所長楊萬傑，竟擅自鳴槍示威。
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絕對不能允許。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體公安幹部、人民警察滿腔熱情地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師生鬧革命，不準幹涉學生的革命行動。但是少數地方沒有認真執行。現再作如下規定：
一、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二、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三、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防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
五、警察隻在街道維持秩序。遇有打架、鬥毆，可以勸解。如革命學生打了警察，不準還手。公 安 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在《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插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在治安時代以後的北洋軍閥，後來的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的。現在的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何區別？中央下命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對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的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方向問題就是中心問題，是路線問題，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要解決的問題，感到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大家起來又加以鎮壓。所謂方向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這類的事情就要爆發出來，明明白白就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麽不能反對。
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學生，是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別讓外國人知道，其實除了機密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讓外國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都寫在憲法裏。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
毛澤東《對中央首長的講話》（一九六六年七月）
毛主席說：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
（幾個少先隊員給他爸爸貼大字報說爸爸忘了過去，沒有給我們講毛澤東思想，而是問我們在學校的分數，好的給獎品。）
毛主席叫陳伯達同誌轉告這些小朋友，大字報寫得很好！主席說：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揮出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這邊，可是他站在鎮壓同學那邊，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
借“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能靠在外麵。
有些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自己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些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辦的張彥跑到外麵給人扣了二十幾個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
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一個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你們要政治掛帥，要到群眾裏麵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澤東：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月〕這是毛澤東同誌同中央幾個負責同誌的談話：
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大字報〔1〕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的。
大字報寫得好。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借口“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去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有靠在外麵。
有的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的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的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注釋：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全文如下：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那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那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向走資派反抗戰鬥的時候了！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走資派特色政府內的學者在呼喊：要《取消中考》。《高考》要取消嗎？《文革》中已取消包括《高考》在內的以學生為敵的一切考試。要《縮短中小學學製》。《文革》中已縮短小中大學生的學製。要《大學教育通識化和普及化》。《文革》中己實施。還有《文革》中強調的是《德、智、體》全麵發展。而走資派鄧小平的黑白描摸石頭教育是隻看《高考》分數的。現如今惡果累累成熟掉啦。那些磚家叫獸精蠅拿《高考》來賺錢，收括收割的是那些收入不高的《窮人》家孩子受教育的血汗錢話命錢。而《富人》有錢可以請到家裏一對一的輔導。整個教育隻為《應試》，不說《德、智、體》全麵發展了。就是基礎知識也少。就是走資派特色政府內的血者也看不下去了，在呼籲不能這樣進行下去了。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由於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後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願。
這樣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
更是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
由於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會導致教育目的趨同，降低家庭風險承受度，窄化職業選擇範圍，加劇教育內卷。
隻要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隻是對於供給進行嚴格控製，會讓供求關係出現扭曲。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孩子的養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養育成本比例達34%。
根據匯豐銀行教育報告，雖然中國人均收入不到發達國家的1/3，但中國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經和發達國家處於同一個水平。中國教育支出相對於人均收入的倍數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養育壓力幾乎是最重的。中國家長給孩子課外補課的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國學生的學習時間也過長。根據PISA 2018的數據，參賽國家學生每周學習時間平均為44小時，而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根據PISA 2015的數據，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超過60小時的學生占比達到40.7%，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為21.8%，OECD國家這一比例平均為13.3%。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
教育減負，不僅要減輕學生的負擔，更要減輕家長的負擔。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以色列獨特的中小學教育製度。雖然以色列家長有雙休日，但學生卻隻有單休日。這樣，把孩子的更多時間放在學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著家長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減輕了家長照看孩子的負擔，有利於提高生育意願。
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導致學生有2年時間用於複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建議取消中考和縮短學製，實行十年免費義務教育。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後，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製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複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崗位。
由於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學生、家長和老師過分追求分數、追求名次，不惜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導致教育資源過度集中，但教育質量卻未能真正提高。伴隨著教育內卷，還出現了“雞娃”“坑校”等熱詞，它們都是由焦慮的家長們發明出來的。
現在的中國教育被一刀切的統考統招製度卡住了，明明考試大綱之外還有很多有用的知識和技能需要學習，但是因為《高考的魔棒》，導致中學裏的教學資源都集中到備戰高考上。學生和家長被迫加入“學曆軍備競賽”，導致中學生多花將近兩年時間複習準備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後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願。
教育內卷，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勞動市場，缺乏能夠迅速進入不同行業並且獨當一麵的勞動人口，這會成為中國的創新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的極大阻礙。
教育內卷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2018年7月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學生家庭作業時間過長，參加校外學業類輔導班比例較高，學習壓力較大。過高的學習壓力對學生學習興趣、自信心甚至學業表現均有不利影響。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鬱為17.2%，重度抑鬱為7.4%。
2018年12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發布的《2018年中小學生減負調查報告》認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表現，歸結為三個方麵：一是課程學習的負擔重；二是校外學習的負擔重；三是學生的心理負擔重。目前，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階層和地域分布，正在從大中城市、中小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縣城）、工薪階層蔓延。”
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極大提高了存儲、組織、搜索和分析的效率。以前很多需要背誦的知識，現在隨時隨地可以獲取，還有分析、模擬的工具和軟件可以輔助我們。不需要再學許多死記硬背的知識，高質量的網絡課程和練習可以以極低成本得到普及。但是，現在中小學所教的內容，沒有充分利用到這些更好的技術，效率不升反降。原因是，雖然學習的工具提升了，但是中小學生花了更多的時間刷題應付《中考和高考》。要學習的內容很多，基礎教育卻沒有相應的提速，所有需要多學的東西基本放在了大學以後，延緩了年輕人工作和組織家庭的時機。
雖然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加強教育，但是中國的教育的競爭和內卷可以說幾乎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中國的學生和家長幾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還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和金錢補課。中小學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現行的高考和中考製度。其他國家也有統一的考試，但是不同學校和專業會綜合考核學生的其他方麵的表現。而中國主要采用一個總分公式來決定不同大學不同專業的錄取，這個統考統招的體製造成的後果是中學階段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學習的幾乎唯一目的就是為高考準備，這種應試教育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也限製了學生的全麵發展。
雖然在1999年以後，高校在不斷擴招，越來越多的學生有機會走進大學的校園。但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終究有限，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與每年高考的總人數相比仍然占比很低，升入重點大學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
近年來，高考的升學競爭已經不斷前移，這種學習壓力已經逐漸推向中學、小學，以致中考和小升初競爭越演越烈。這種形勢下，小學生不得不早做準備，打好學習基礎，為未來高考做準備。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
中國的中小學校普遍提倡“競爭”意識和“拚搏”精神。每到臨近中考和高考，很多學校都要搞各種花樣的誓師大會，慷慨激昂的演講和宣誓活動，大有一種魚死網破，破釜沉舟的架勢。2023年初，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一中學舉行《高考》衝刺百日誓師大會，一名高三女學生發表的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講視頻，卻被許多網民貼上“麵目猙獰的刷題機器”“雞血卷王”等標簽，連續遭受網暴。
不管考生如何努力，《中考》中得分較低的一半人注定隻有進入職業學校的選擇。中考成了高中入學的分層考試，也成了高中“升學”和職校“就業”的分水嶺。為了避免初中畢業就被綁定進入職校，家長和學生不得不為備戰中考而補課。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也開始考試分層，於是學生和家長又需要為進重點初中、重點小學而不斷內卷。教育分層變得越來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無效投入與浪費。分層考試而產生的標簽，會跟著孩子好幾年甚至是一輩子，於是導致考試的壓力被無限放大。所以過早的分層，必然會無謂增加擇校的巨大壓力，推動各種補課的軍備競賽越來越低齡化。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臨時黨組頒布《關於克服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育質量的報告》。
隻要還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隻是對於供給進行嚴格控製，會讓供求關係出現扭曲。如果隻是強行消滅了課外培訓的供給，但是剛需仍然存在，那麽比較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隨著有組織的大課被禁，導致一對一私教的需求變得更大，於是私教的價格反而上漲，導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負擔反而變重了。更何況，如果沒有平台在供給和需求之間實現高效對接，家長尋找私教老師的費力度會上升，恐怕也隻會變得更焦慮。更進一步來看，哪怕大部分一對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麽最終的結果，無非隻有很有錢和很有關係的人才能獲得子女的“補課權”，這種狀況在現有的考試擇校製度下隻會顯得更加不公平。
現在的《高考》，主要就是被下一階段的名校和重點學校用來掐尖選人，然後整個社會就自然形成一種習慣——隻認學校的牌子。在這種普遍認知下，所有人都為子女能上名校而傾盡全力。所以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讓學校掐尖，中小學取消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區別。教育經費的投入，由學生多少而非學校名氣來決定，並且要求優質老師在不同學校輪崗，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以後不再有所謂重點學校了。教育資源均等化還可以減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學階段，讓社會底層的孩子和中產階級的孩子同校上課，有利於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如果一個孩子在成長時期的同學都和自己處於同一階層，無論對富人或窮人的孩子還是整個社會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現在中小學階段實行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應該具備社會共識和可行性。完全可以盡快取消中考和重點中學，實行就近入學等隨機分配生源的辦法禁止掐尖生源，並且實行包括教師輪崗等均等化的措施。這樣既解決了中小學的擇校剛需，也就解決了補課壓力。
城鎮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14197元，農村家庭為8205元。一個孩子從學前三年到大學本科畢業平均花費一個家庭23.3萬元左右。15個國家和地區父母們平均在孩子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本科教育方麵支出的平均花費達到44221美元，中國大陸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們完成研究生學業或者出國留學，花費要比這個更多。
中國大陸（京滬江浙）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為48小時，英國為43小時，日本為41小時。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較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係，包括中國和東亞國家。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呈現負相關的關係。
毛澤東逝世幾十年了，民間的《萬歲毛澤東》《東方紅太陽升》“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群眾性文化活動，並呈現出內容具體化、形式生動化、主體群眾化、機製常態化的特點，形成了一道亮麗的文化風景線，推動了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也是億萬人民百姓懷念毛澤東。這是為什麽？那些走資派右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壞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的歪曲，詆毀，抹黑，潑髒水等下三濫的手段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這不奇怪。
反思近四十幾年以來，他們否定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利用歪曲，詆毀，抹黑，潑髒水等下三濫的手段，利用資本控製的媒體，掀起一股虛化曆史，全麵醜化否定毛澤東的逆流，妄圖以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開國領袖為前提，徹底顛覆共產黨，令人痛心的是，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經曆過新中國前三十年，不明真相的年青一代，被這些利用資本把持的輿論陣地所誤導，人雲亦雲，為虎作倀。采取了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的姿態，更加猖獗與肆無忌憚，從而形成了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混亂嚴重失控的局麵。
回顧曆史，毛澤東為新中國的建立和中華民族的崛起，立下無法估量，無以倫比的豐功偉績，正向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所講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袖人物，每一個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會曆史上的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夠比得上毛澤東。”
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曆經一次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結束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軍閥割據的戰亂局麵，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統一。
是毛澤東徹底顛覆了舊中國曆史延續形成的舊的官僚，土豪貴族管理國家的封建管理機製，把舊的國家管理機製來了個天翻地覆，建立嶄新的社會製度，使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的幾億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任人驅使奴役剝削的中國勞動人民，平民百姓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一次最偉大的革命，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是毛澤東引領著數億中國人民人民（1949年人口統計5.4億，1976年人口統計9.32億），在飽經戰亂，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揚自立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勒緊腰帶，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內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建立了完善堅實的工業、科技、國防的基礎設施，資本主義國家一兩百年發展才能實現的工業革命，新中國僅僅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就得以實現，並解決了近八億人口的穿衣吃飯問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令世界瞠目。
是毛澤東英明決策，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的條件下，毅然決然的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誌願軍發揮頑強的鬥誌，英勇無畏的戰鬥意誌和必勝的信念，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通過此次戰爭的勝利，打出了中國的國威，打出了軍威。打出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打出了幾十年的和平發展環境，第一次讓中華民族在世界麵前挺直了腰杆，極大的凝聚和激發了世界華人的民族精神，徹底結束了中華民族近代史上長期處於軟弱挨打，屈辱妥協的被動局麵，讓中華民族在世界麵前揚眉吐氣，以獨立自主的豪邁氣魄登上世界的前台。
是毛澤東始終教育全黨全軍，必須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不懈的宣傳灌輸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無分貴賤，職務不分高低，地位平等。創建了一個人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生存勞動權利的社會環境，樹立嶄新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極大激發了全社會各階層民眾建設國家，為國奉獻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是毛澤東以其洞察世界的敏銳目光，恢宏的世界政治觀念，提出世界格局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理論，為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和被壓迫民族團結一致，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蘇美兩霸和它們的戰爭政策，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很長一個階段，是我國製定外交政策，處理外交事務的重
要理論依據，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了廣泛的外交關係，第二世界國家亦積極主動向中國靠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徹底粉碎了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孤立瓦解中國的陰謀，讓一個號稱世界第一強國的總統，不得不飛過大洋來到北京與毛澤東握手求和，眼睜睜的看著第三世界國家雄赳赳氣昂昂的把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抬進聯合國。毛澤東的世界政治觀將在很長的曆史時期繼續影響著世紀曆史的進程。
“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這是鬱達夫講過的一句話。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進程中湧現出無數的英雄豪傑，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中堅力量，是民族的脊梁。但是曆史上任何一位英雄也無法與毛澤東相比，隻有毛澤東才可稱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偉大最傑出的英雄。抹黑造謠毛主席，歪曲詆毀毛主席，抹黑英雄，詆毀英雄天理不容！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說過一段話：“毛澤東更應該值得你們中國人了解、尊重和學習，因為他是你們中國人屹立於世界民族前列的財富和基石。但是我很遺憾，在你們國內卻出現了大量忽略、詆毀甚至是造謠中傷毛先生的事情，在我們的世界裏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中國革命的成功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型，即新中國兩套完整的工業化建成，沿海的工業化和大小三線的工業化。以及從理論到實踐的防止修正主義複辟的文化大革命的經曆。已經反複證明毛澤東思想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中國人民隻有旗幟鮮明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把毛澤東思想完全徹底地落實到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才能確保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從勝利走向勝利。
一直號稱中國共產黨的敵人美國都在深入研究和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並且用來對付中國，並取得了明顯成效，這就更加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更加警醒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繼承好和發揚光大毛澤東思想。如果走資派特色政府主動放棄毛澤東思想，還用白貓黑貓摸石頭來作指導，那就是向敵人繳械投降。如果中國共產黨堅決捍衛毛澤東思想，聽毛主席的話，那中國共產黨就會成為戰勝美西方強大敵人的銳利武器。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毛澤東無愧於世界級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內部乃至國外不降反升現象，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當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偉人，一個沒有英雄和偉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們美國的青年不僅要知道華盛頓和林肯，也應該知道毛澤東。我的父親曾經跟我說，中國青年對於我們的華盛頓和林肯都非常了解，甚至超過我們的青年，英雄和偉人是沒有國界的。”
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說：“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在我們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個不戴有色眼鏡的人都尤其尊重你們中國的‘毛澤東’，他是一個值得所有對手尊敬的偉人……無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他的精神和思想都值得我們西方世界研究、學習和尊重……我們西方世界將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種戰略的高度來進行研究和學習……”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Steve Orlins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說：“我從來沒想到，這麽多年來，我做的最出名的事情是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話。”他說：“有困難的時候，讓我常常想起，我很喜歡的毛主席的一句話，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希望我們一起努力，讓中美關係持續往好的方向發展。”
肯尼迪生前辦公桌上總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他不僅研究中國，還把毛澤東思想概括成兩句話：“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
艾森豪威爾：“毛澤東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脅對他沒有用。”
尼克鬆：“毛主席是充滿思想活力的偉人，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他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曆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
福特：“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美國人不會忘記，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同美國一起采取行動結束了一代人的敵對情緒，在我們兩國關係上開創了一個新的和比較積極的時代。”
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澤東。他在2010年中美座談會開場白中說：“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4周年的日子，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智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全世界。”
克林頓：“毛澤東說‘若想了解梨子真滋味，就必須親口嚐嚐’，這句話真讓我欣賞。”
小布什在耶魯大學研討會上向眾人發問：“大家知道世界上哪本書發行量最大?看的人最多?”眾人摸不著頭腦，片刻寧靜後小布什從筆記本下抽出《毛澤東選集》向眾人展示說：“就是這本書——《毛澤東選集》!這本書是我父親當年從中國帶回來的，已經收藏了幾十年。”
奧巴馬是毛澤東的忠實粉絲。他在執政百天演說時引用毛澤東的話——“隻是萬裏長征才走了第一步”，並在白宮的聖誕樹上掛出毛主席像。奧巴馬高度讚揚毛澤東的內政外交：“什麽是外交?外交就是內政，這兩者絕不是兩碼事，不是。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國民要使自己成為國家的主人，這種願望是民主主義的根本。”
美國是一個崇尚叢林法則的國度，弱肉強食，欺軟怕硬，誰把它打趴下了，它就臣服於誰。當然也會研究誰，報複誰。
美國在曆史上發動過200多場戰爭，可謂百戰百勝，唯獨在朝鮮戰場上敗給了中國人民誌願軍。
一開始，毛主席給美國人劃了一條“三八線”，警告美國：“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麥克阿瑟認定中國不敢出兵與美國對抗，公然聲稱：“在曆史上，鴨綠江並不是中朝兩國截然劃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並把戰火迅速燒到鴨綠江邊。
毛主席當機立斷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英明決策，一聲令下，幾十萬中國人民誌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以“小米加步槍”的絕對劣勢，對抗以美國為首的“武裝到牙齒”的世界最強大的17國聯軍，在10日內把聯軍打退300公裏，美國《先驅論壇》稱：“這是美國陸軍曆史上最大的敗績”。
1950年12月6日，誌願軍收複平壤，將戰線從清川江推回到三八線，徹底扭轉了朝鮮戰局……一場朝鮮戰爭，打出了中國的國威軍威，打出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尊嚴。從此，毛主席的大智大勇威震四方，令美國人膽寒。
毛澤東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中有一段精采演說，我們是愛和平的，我們不要戰爭。但我們不怕戰爭。有人問：戰爭要打多久？我們不作這個決定。我們把這個權力交給美國總統來決定。美國要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直到把它打回美國去。
毛主席告誡中國共產黨：“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看現任美國總統拜登在運用毛澤東思想方麵，運用最嫻熟的主要有：
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的思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們的敵人搞得少少的。拜登把這一思想貫徹到他的核心執政理念之中：“當美國與盟友合作時，美國才是最強大的。”美國“最好的對華戰略是讓我們每一個，或者至少是我們過去的盟友都站在同一立場上”。我們清晰地看到，自拜登上台後，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反華聯合陣線”正在按計劃、有步驟、快速地形成之中。
還有就是毛澤東關於“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思想。拜登宣布從阿富汗完全撤軍時明確表示：“我們將專注於中國等其他優先事項”，現在是美國集中精力處理中國等海外其他優先事項的時候了，“我們必須專注於我們麵前的主要挑戰，而不是重新與塔利班開戰。我們必須支撐美國的競爭力，以麵對日益增強的來自中國的激烈競爭。”拜登要求國防部收縮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兵力部署，重點部署到亞太地區，形成對中國“O形包圍”和大軍壓境的態勢。
也許有人會質疑，拜登的執政理念未必來源於毛澤東思想，但是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美國政府確實把毛澤東思想研究提升到了戰略高度，而拜登的執政理念也確實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美國人深知，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心中最偉大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指引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致勝法寶，所以隻要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中國人民心中“抹去”，就等於抽掉了中國人的“脊梁”，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就成功了一半。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他的《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預言：“當有一天，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他們老祖宗的教導和他們的傳統文化，我們美國人就不戰而勝了……”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用於對中國政府的顛覆活動，在2021年4月24日美國國會通過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中，有一項非常明確的內容——國會每年撥款3億美元用於針對中國的顏色革命。近日，一位美國共和黨朋友透露，這一撥款已經增加到15億美元，重點用於抹黑毛澤東和“去毛化”。
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拉瑞斯約本海默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心理憎恨而又恐懼的毛先生離開世界了，他們便卑鄙地雇用那些沒有廉恥的中國人，四處遊說，這難道就是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軍事人馬?連起碼的軍人自尊都沒有……”
美國政府在中國推行“以夷製夷”戰略，憑借美國資本對中國輿論領域的強力滲透，收買一批無良的專家學者，鼓動一批內心肮髒的精英，利用一批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而仇毛的人，挑唆一批不明曆史真相的年輕人，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毛辱毛運動，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否定毛澤東思想，抹黑毛澤東的光輝形象，削弱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和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預期實現了他們在中國“非毛化”的目標。
以至於1999年版《辭海》對大量與毛澤東曆史功績和獨創理論有關的詞條被刪除和修改，甚至寫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因美方“不接受”而被刪除、取消掉……
美國政府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然而今天的中國己不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四十多年前己被走資派鄧小平們推翻。
如今美西方聯合起來要“以夷製夷”的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而走資派特色政府及其一批無良的專家學者，一批內心肮髒的精英，一批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而仇毛的人，一批不明曆史真相的年輕人，還在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毛辱毛運動，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否定毛澤東思想，抹黑毛澤東的光輝形象，削弱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和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預期配合美西方實現在中國“非毛化”。
1、“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2、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5頁）
3、“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1964年5、6月間，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引自袁水鬆、王均偉著《左傾二十年》267頁）
5、1965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談話時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6、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572頁）
7、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明確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又說，“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8、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9、毛澤東說，如果 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黨校出版社，第1160頁。）
10、毛主席說：“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10月12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就犯錯誤。”這天，當彭真在會上講話時，毛澤東插話說了幾句很重的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麽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1頁。）
11、“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總要有個X萬噸的鋼鐵廠，能製造機器，製造武器。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2、“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3、1966年3月4日，毛澤東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4、“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
15、“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6、“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毛主席：對《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17、“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轉引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18、“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那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他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06頁）
19、毛主席說，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住我對他們的希望，記住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我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毛主席接著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項觀奇拜會戚本禹：《毛主席談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
20、毛主席說：“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對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21、毛主席講，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麽，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中國代表鄧小平出席了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見《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第45頁）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是民主的最高境界。也是階級鬥爭中的暴力的主動權掌握在誰的手裏的最好回答。壓迫和剝削就是暴力，壓迫者和剝削者掌握著國家機器財政大權，他們可以用文的或暴力的手法，強逼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
自從人類產生階級結成社會以來，階級鬥爭一直存在。奴隸主和奴隸、封建社會裏的帝皇將相才子佳人等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間、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長工之間。以致今天中國特色政府走資派當官的和平民百姓之間的矛盾幾十年來一直貫串始終。
走資派特色政府當官的靠在社會各級製度中掌權而占有優勢，但人數一直居劣勢，而靠大量的維穩經費組成的警察、特警、保安、城管、農管、文管等外，還有隨處可見的監視攝象頭。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大量暴力行為，最大的動用軍隊坦克開進城裏開槍鎮壓。最卑鄙無恥的是判四人幫死罪，大量鎮壓文革中的造反派。
還有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的億萬國企職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崗失業，甚至淪為新生資本家和官僚家族企業的雇傭、奴隸甚至不得不從事皮肉生意以過活，這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把無數作為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國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把無數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改革成了空殼、虛無甚至土地都“流轉”到新生地主老財手中，使翻身農民再度淪為昔日的長工，農民工、短工，臨時工幹苦活累活髒活後，連拿極低薪為活命的血汗錢，還欠薪？討薪時下跪還被保安驅趕毒打，這是不是意在變天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維護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權法》的麵皮，為了官僚和開發商的利益，大肆強拆民房並不斷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滿血腥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震驚中外的台資企業富士康的農民工連續跳樓自殺，走資派特色政府照顧的優惠的是台灣國民黨的資本家。工人不準反抗、不準罷工、不準貼大字報造反等還有一丁點共產黨的味嗎？這不是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又是什麽？
如通鋼工潮，通鋼工人階級不奮起抗爭直至拳毖私企總經理陳國君，他們就勢必淪落為新生資產階級的雇工、奴隸甚至被“滾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東民女鄧玉嬌麵對淫官肆虐，如果不堅決自衛，直至刀斃淫官，後果豈非可想而知？！
下等人平民百姓在社會結構中處於低微，但其人口數量龐大。官與民的力量在社會的不同時期彼此消長，決定著官民矛盾的緩和、激化和爆發。官的壓迫資本家的剝削少些，官民的矛盾輕微時，社會和諧，即所謂太平盛世。官的壓迫資本家的剝削重了，官民矛盾嚴重時，則社會不穩定，甚或動蕩。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每次的暴力鎮壓之後的反抗，都是促進人類向文明前進。最終以戰爭決定著要改朝換代。改朝換代有資產階級的輪流執政。假如工農取得政權，為防止資產階級的輪流執政的產生，就要進行文革。
調和官民矛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調和官民矛盾。但是，民主的功效僅僅就是調和官民矛盾嗎？非也，民主還通過影響官民矛盾而使社會漸臻公正，從而漸臻進步。所以說，民主最內涵的功效是有利於社會公正，其終極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民主，你就會發現，“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原來是最徹底民主的宣言。民眾的反抗是被動的，被迫的。壓迫越重，反抗越激烈。消滅暴力，就要消滅壓迫和剝削。
說實話，剛開始時，很多人對於毛澤東的名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由於思維上的慣行和定勢，覺得這十一個字可能有“暴力“。不料一旦靜下心來，細細想，細細想，難道反抗無理嗎？曆來都是剝削有理，造反有罪的。但資本社會裏有不平，無反抗不造反則不平更甚矣，勞動人民有苦難，無反抗無造反則苦難更重矣，社會資本製度有不公，無反抗不造反則不公長存矣。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反抗，沒有造反，社會不但會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豈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包含了兩層重要的民主思想。首先，這句話明確指出，先有壓迫剝削，後有反抗造反，是因為壓迫剝削才導致反抗造反的，也就是說壓迫剝削是無理的，反抗造反才是有理的。隻要有官的地方，就必然會發生官壓迫民的事情，民壓迫官的情況，則鮮有。所以說，“壓迫無理，反抗有理”的觀念一旦被多數人所接受，從長遠看，則反抗未必增多，壓迫必會減少。
在人類數千年的曆史中，存在著一種不合理的觀念，仿佛官欺壓民是理所當然的，民反抗官則是大逆不道的，這種觀念時至今日，仍留餘毒，仍在束縛著民主，孔孟的儒家思想對此貢獻最大。毛澤東說出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應該說是站在對民有利的立場上說話的，為孔夫子所深深懼怕的“犯上”撐腰，史無前人。
然而更重要的還在其次，“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不僅為“反抗”正名，而且還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從來沒有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會也不會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進步。所以說，能提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人遠比提出要建立什麽樣社會的人高明得多。這就好象老師教學生，教會某種知識，遠不如教會學生學習的方法，善於教方法的老師才是最好的老師。所以，比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美國獨立時的先賢們的“三權分立”來，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更為高明，是人類社會以來對民主最高境界的宣揚。有人稱毛澤東為導師，的確很確切。
其實，很多的嘴上常講民主的人，其對民主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製度或體製的層麵。孰不知，無論在什麽樣的製度或體製之下，官的地位總會高過民，如果不認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幾權分立，隻不過是限製或分化了某些官職的權力而已，並沒有解決“官的地位總高過於民”這一產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則總歸是不徹底的民主。而且製度和體製不公平，又該怎麽辦呢？他們從來沒想過。離“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境界還相差十萬八千裏呢。這些人真的應該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毛澤東的這句名言了。
《造反有理》？！誰造反？造誰的反？為什麽要造反？對誰有理？對誰不理？為什麽說有理？
《人類》。泛指每一個有生命的人。人類從原始時就分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小孩。又有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地區不同又分不同地區的人。部落不同又分各不同民族的人。
自從產生階級之後的人就開始分下等人，中等人，上等人的區別。又分窮人與富人的區別。上等人中又分帝皇將相、達官貴人、才子佳人等等。下等人中又分許多種人來。
階級產生之後的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和地主等有錢有權之《人》一直掌握主裁權控製權和語語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皇是上帝或天上派來的，命中注定的。百姓隻能聽天由命，命中注定的。上帝決定的。
因此一直由有錢有權之《人》統治。剝削是有功的。壓迫是應該的。朱門酒肉臭是常態。路有凍死骨是活該。反抗是不對的。造反是有罪的。剝削壓迫是有理的，造反是無理的。
《人類》中有1%的人是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和地主。是上等人中的帝皇將相、達官貴人、才子佳人。而99%的人是下等人平民百姓低層人勞動人民幹苦力重活累活髒活的打工仔等。
長久以來，《人類》就是這麽天經地儀，無法改變地延續下來的。1%的人擁有99%的財富，掌握著權力，控製著話語權，統治著《人類》世界裏的一切。
哪裏有壓迫剝削，那裏就有反抗。這就是階級和階級鬥爭。
馬克思主義是馬恩二人用畢身的精力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調查觀察之後，例舉了當時社會中的許多事實為依據，發現了其實人類曆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通過階級鬥爭使人類得到不斷的文明進步，促進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
由於資產階級的革命即階級鬥爭，原有封建個體的小作坊變成了大工廠生產。而奴隸主階級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大資本家的地位。工廠雇用了大量的工人，而這些工人靠出賣勞動力從資本家手裏賺到一些錢為自己的生存。資本家發給工人的錢剛到工人手裏還沒有放進口袋，外麵的房東、食品老扳、生活用品老扳等著拿走了。而資本家老扳們越來越富，而辛苦勞動的工人為什麽越來越窮。為什麽？
馬克思的《資本論》用大量文字說明了這個《為什麽？》。馬克思將這一階級的形成統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馬克思用《資本論》得出結論：造反有理！
誰造反？是無產階級造反。
造誰的反？造資產階級的反。
為什麽要造反？因為辛苦勞動的工人越來越窮。
對誰有理？對無產階級有理。
對誰不利？對資產階級不利。
為什麽說有理？因為辛苦勞動的工人創造財富。理應當家作主。
對《造反有理》，誰反對？誰支持？就很明白了。
毛澤東：“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
毛澤東：“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毛澤東接見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是毛澤東評價文革的極為重要的講話。
《毛選》第七卷：26.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毛澤東：什麽時候謝胡〔1〕同誌到中國來的呀？
周恩來：去年五月。
毛澤東：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講這個問題，究竟是修正主義勝利還是馬列主義勝利？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也說，究竟哪一方麵勝利現在還看不出來，還不能作結論。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麵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時間。為什麽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隻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比如十七年來，就有和高崗、饒漱石〔2〕的鬥爭，他們一個集團，我們把他整下去了，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後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3〕這個集團整下去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曆史學家吳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4〕，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隻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
卡：受毛澤東同誌指示寫的？
毛澤東：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隻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後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彭真通知出版社，不準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現在不是改組了嗎？改組了的市委還不行，現在還要改組。當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決定〔5〕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北京有三個陸軍師，一個機械化師，一共有四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原先那兩個師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塗，到處保衛。
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比如象賀龍、陸定一、羅瑞卿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把羅瑞卿的問題處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這些人處理了，是去年五月。發動大字報運動，是去年六月一號。發動紅衛兵，是去年八月。你們有人不是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6〕嗎？誰人去見的呀？
卡：什圖拉同誌。
毛澤東：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號寫了一張大字報，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號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我說要廣播。這一下大字報就滿天飛了！
巴：大字報就發出信號。
毛澤東：也不是我寫的，是聶元梓她們七個人寫的。紅衛兵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兩處搞起來的，他們有一篇材料給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後來就大搞起來了。八月十八號我接見了紅衛兵幾十萬人。接著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開了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候我自己才寫了一張二百個中國字的大字報，說，從中央到地方某些負責人，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學生，反對無產階級，搞白色恐怖。這才揭露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現在，兩方麵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裏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要洗刷幾百萬，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什麽辦法？毫無辦法。隻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7〕不聽。一個《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人民日報》是奪了兩次權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號；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過去我公開聲明，我說，《人民日報》我不看。當著《人民日報》總編輯也說，我不看你的報紙。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我的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不能進去。因為控製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宣傳部、周揚的文化部這些人手裏，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的手裏，毫無辦法。
我們黨內暴露出許多人，大概可以分這麽幾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他是讚成的；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他也讚成；實際上打倒民族資本主義他就不讚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讚成的，分到農民手裏，要組織合作社他就不讚成了。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謂老幹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後才進黨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後進黨的。其中有一部分人當了幹部，支部書記、黨委書記，甚至更高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還有中央委員，這麽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們收容下來的國民黨的這些人，其中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了，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第四部分人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子弟，解放以後他們進了學校，甚至進了大學，掌了一部分權。這些人也不是都壞，有許多是站在我們方麵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這麽幾部分人。總之，在中國人數並不多，百分之幾。他們的階級基礎隻有百分之幾，比如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等等，頂多有百分之五。那麽，七億人口裏麵也不過是三千五百萬人。他們也分散，分到各個鄉村、各個城市、各個街道。如果三千五百萬人集中到一起，手裏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軍了。
巴：盡管合在一起也是一個沒有思想的軍隊。
毛澤東：他們是滅亡的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萬人裏頂多有幾十萬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農村、各學校、各機關。所以，大字報一出來，群眾運動一出來，紅衛兵一出來，他們嚇得要死。
另外，還有一些什麽東西也搞得很亂，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有人建議保留一個Teacher，我是個小學教員嘛，就是一個普通教員多好。至於什麽Professor〔教授〕談不上，我沒有進過大學，你們都進過大學吧？
卡：一個都沒有。
毛澤東：馬克思是大學生，列寧是大學生，斯大林讀了中學，我也是隻讀了中學。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懷疑的，特別是讀文科、社會科學的。這些人如果不進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險，這些人將來就是修正主義。搞文學的不能寫小說，不能寫詩；學哲學的不能寫哲學文章，也不能解釋社會現象。還有學政治的、學法律的，都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沒有搞出什麽好的教科書。還有學經濟的，修正主義分子可多了。但是，現在看來有些希望，鬥得厲害。
群眾都發動起來了，什麽壞東西都可以扔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樂觀的。從去年，我和謝胡同誌談話時，比較樂觀些了。
卡：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巨大勝利。
毛澤東：取得了相當的勝利，巨大的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講。但是，我們還不能斷定。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總有人起來繼續戰鬥。中國這個國家有人吹牛皮說是什麽“愛好和平”，才不是那樣，愛鬥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麽容易了。
卡：不搞鬥爭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麽實現呢？
毛澤東：就是吆！中國搞修正主義不像蘇聯那麽容易，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受壓迫一百多年。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學校原封未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陳丕顯〔8〕不是派去的嗎？以後選舉的。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兩千多個縣，一個縣選舉兩個就四千多，四個就一萬多，哪有那麽大的地方開會？那麽多人怎麽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就沒有看見我嘛！見都沒見怎麽選呢？不過是聞名而已，我和總理都是聞名的。還不如紅衛兵，他們的領導人還和他們講過話呢，不過紅衛兵也在不斷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極少數，站在我們這邊，受壓迫，他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變化，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你們到過清華大學嗎？
卡：去過。
毛澤東：“井岡山”，過去是少數派，是受打擊的；北大的聶元梓也是少數派，受打擊的。現在變成多數派。過去受壓迫，他們少數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變成多數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9〕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裏頭。
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不過，整個潮流看來，鬥來鬥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後站不住腳。你們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標語，打倒林彪同誌的標語。什麽打倒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等的標語都有。至於要打倒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肖華的標語就更多一些。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打倒肖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10〕挑起來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華，過了一兩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國第二大軍區呀！一個軍區司令，一個政委還有個副政委張南生幾個都倒了。但是，有一條真理永遠是真理，天不會掉下來的，絕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黨員、團員是好的，我們要堅決相信這條真理。
巴：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澤東：雖然有些人有些錯誤、缺點。我也不來包庇葉劍英、楊成武、肖華、王樹聲一點缺點，但是他們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錯誤，可以改呀。
毛澤東：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錯誤嘛，隻有人家犯錯誤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錯誤。政治、軍事各方麵都犯了一些錯誤。至於犯了一些什麽具體的錯誤，現在沒有時間，你們如果多呆幾天可以跟你們講，我不隱瞞自己的錯誤。有些人吹，說我一點錯誤也沒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你那麽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個啥人，自己還不知道？有一點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國天黑了，地也黑了，你們也不要怕，要相信一點，全黑也不會的。秦始皇統治十六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11〕。
《文革》讓一批混入共產黨的同路人顯現。這批共產黨的同路人和蔣介石國民黨是同一路人。不想繼續《為人民服務》的大官。
毛澤東：“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批評“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這是毛澤東同誌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的談話。
我聽說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鬧事，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我，反對我們這個黨嘛！這半年多來，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達、江青、康生等同誌都做了大量工作，你們看見了沒有？
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黨發難，滿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組堅決執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成績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話，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們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你們都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誌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組改組，讓譚震林當組長，陳毅、徐向前當副組長，餘秋裏〔2〕、薄一波〔3〕當組員，再不行，把王明、張國燾都請回來。力量還不夠，那就請美國、蘇聯一塊來。你們把江青、陳伯達槍斃，康生充軍，其他人你們愛怎麽辦就怎麽辦。這下總行了吧！這下就達到你們的目的了吧！
譚震林算什麽老革命，還有我呢！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麽？譚震林、陳毅都是老黨員，為什麽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呢！
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解決！
【注釋】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鑄被打倒，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又任副總理、中央文革顧問。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批判劉鄧的錯誤。中組部組織三百多群眾，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黨中央送交決心書，表示徹底揭發批判劉鄧，陶鑄卻說：“組織部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做法我不讚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劉鄧的大字報，陶鑄對群眾說：“不能把劉少奇同誌叫作敵人，不能喊打倒。”其實，陶鑄死保劉鄧的立場是他到中央宣傳部擔任領導工作以後就表現出來了。他開始以極右的麵目出現，反對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這張偉大的大字報；群眾起來了，他又跳到極左，在群眾麵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每個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麽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轟！”更為惡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傳大權，在報道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時，還大登劉鄧的照片，並授意偽造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頭術”，即把陳毅的頭割去，換上鄧小平的頭，以示鄧小平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仍然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這張照片發出以後，被許多省市報紙刊用，在全國起了極惡劣的影響。
針對陶鑄這種保皇立場，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講了如下一段話：“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有劉鄧的照片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八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能管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陶鑄在被打倒以後，曾和他的老婆曾誌談起他和劉少奇的關係：“一九四二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印象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指柯慶施〕的問題上，我覺得劉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對劉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高饒事件後，劉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的觀點的。”他還講：廬山會議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從這些自白裏可以看出，陶鑄的保皇立場是有很深的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裏揭露批判陶鑄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從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複辟。他頭腦中裝滿了從叛徒哲學到‘士為知己者死’之類剝削階級反動的世界觀。”陶鑄確實是劉鄧的“貞潔之婦”，在劉鄧垮台之後，他仍然“從一而終”，作為劉鄧的代言人，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裏興風作浪。但是，他沒有逃過毛澤東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江青、陳伯達，卻采取了不講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倆專門接見新華社工作人員，把陶鑄的問題捅向社會。二月六日的會議上，毛主席嚴厲批評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的起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參加的會議，當麵批評陳伯達、江青。他氣憤地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又對江青說：“你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並決定：立即舉行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
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曆來如此，這次也不例外。一些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帥們和老領導，就利用這次批評左派，向著毛主席，向著文革大鬧起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會議。一些老帥和老領導借機大發心中的牢騷和不滿。葉劍英對未經政治局討論就讓上海市改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單位沒有黨的領導表示出極大的憤懣。並說什麽“各地都有一幫右派在造反，他們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叫嚷：“對那些敢於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決不手軟……”徐向前說：“這回我們派上用場了。大奪權以來，全國到處混亂得一塌糊塗。連大軍區、小軍區都受到衝擊，軍隊不表態的確不行了。”譚震林對陳毅說：“陳老總，咱們可不能隻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底下的群眾鬥不贏他們，我們上頭得鬥垮他們呀，不然，他們更是無法無天了。”李先念說：“中央文革小組不倫不類，本身就是一個奇奇怪怪的組織……再不給他們點措施，中國就徹底亂套了。”陳毅說：“懷仁堂這邊我和譚老板〔譚震林〕打衝鋒，軍委會議那邊有葉帥、徐帥。你們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時機。現在衝鋒號已經吹響了，我們不上陣衝殺還行嗎？”
在二月十六日碰頭會議上，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譚震林拍著桌子大罵：“你們〔指中央文革小組〕的目的，就是專整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革命到頭來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麽？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麽東西？就是一個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幹革命。讓你們這些人跟著他幹去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我就是和你們鬥，我還有三千禦林軍。”陳毅氣得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說：“這一次〔指文革〕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林彪同誌國慶講話〔指一九六六年經過毛主席親自批閱的國慶講話〕也有問題，什麽叫‘反對革命的路線’，這就把矛頭指向了廣大幹部……”李先念說：“現在可以說全國範圍內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幹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把‘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打成反革命就是證明。‘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全國處處搞路線鬥爭，把許多老幹部都傷害了。”葉劍英說：“我搞了這麽多年革命，從來沒見過什麽大串連……我根本不讚成！”
徐向前說：“中央文革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條指示也不正確。”“連國民黨都沒達到的目的，他們〔指中央文革小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達到了。”
這就形成一股對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當時被稱為“二月逆流”。
〔2〕餘秋裏是二月逆流中的兩幫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帥兩幫凶”，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凶是指餘秋裏和穀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出獄的薄一波等人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調查報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這批人的出獄，決不是象他們自己事後向中央所說的那樣，隻是履行了一個什麽‘簡單手續’。他們是簽字畫押，公開發表《反共啟事》，舉行‘自新儀式’後才出來的。”
“當時在獄中的人，對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賣的決定，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劉格平〔靜火注：劉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獄，文革時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良雲〔靜火注：張良雲後來出獄後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同誌堅決反對，拒絕執行，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氣節。”
《反共啟事》內容是：
“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它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張聞天寫給南開大學抓叛徒戰鬥隊的交待材料：
“2、事實真相：……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給我一封關於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幹部問題的信……。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幹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長，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所以隻要履行一個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此外他還附帶著寄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我現在記得，我當時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
3、責任問題：根據以上的立場和具體情況，即可看出，關於此案的直接主謀者，組織者和執行者是劉少奇。他利用他的資產階級的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以實現他篡黨，篡軍，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這方麵，也負有嚴重的政治責任……。沒有請示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提到中央會議上正式討論，而輕率地以我個人的名義，同意了劉少奇的建議，並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這樣，我不但違反了黨章，黨紀的規定，損害了黨的組織的純潔性，玷汙了我們共產黨人永不變節，忠貞不屈的光榮傳統，而且也給劉少奇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反黨罪行，而且也成了劉少奇的幫凶。”
曾在白區工作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訪時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啟事》，和叛徒出賣了組織和同誌，帶領敵人去抓我們的同誌這樣的叛徒還是有區別的吧。我在戰爭年代裏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泄露了黨的機密後，又用同誌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於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後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麽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麽。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