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東方民主對西方民主該誰主沉浮
《東方民主》對《西方民主》倆，該誰主沉浮？
毛澤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西方民主》：幾百上千年了。至今還是各種危機循環上演。
《東方民主》：毛澤東時代三十年。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請看現實：
《東方民主》的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有鐵飯碗。農民階級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工人階級有全保醫療。農民階級有合作醫療。工人階級有免費住房。工農都有免費教育。工農都有退體養老保障。這一點《西方民主》幾百上千年了沒有能做到。
《東方民主》沒有大型槍擊案頻發。沒有流浪漢流浪女。沒有吸毒者販毒者和製毒者。沒有妓女妓院和站街女。沒有黑社會。沒有販賣婦女兒童組織。
《東方民主》毛主席時代因全民大民主監督幹部之下貪官很少、即使有也貪得很少就被民眾大字報揭發批鬥了。沒有走資派和資本家的任何特權。沒有幹部官員磚家叫獸包二奶的。沒有官員用公費自費去嫖妓女的。沒有因無序開采生產化工產品而汙染環境空氣的。沒有黑社會在城市農村稱皇稱霸的。沒有資本家炒房造成高房價。沒有無序辦校造成高學費。沒有能讓漢奸生有的。沒有能讓賣國賊當幹部的。沒有老百姓群眾上訪的，幹部都下工廠農村參加勞動，隨時都可以反映問題的。沒有資本家在經濟上的剝削的。沒有官員敢壓迫工農的，官員要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沒有工廠敢造假貨，因為工廠不是以贏利為目的。
《東方民主》毛主席時代至毛澤東逝世，中國既沒有外債、又沒有內債。走資派右派貶低毛澤東時代貧窮，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毛主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製造了兩彈一星，建立了部門齊全的工業體係，使中國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新中國的前30年，年均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率7.1%。這個增長率可不是摻了水的GDP，而是實實在在的實體經濟增長。
毛主席的《東方民主》，是不斷的領導中國人民以弱勝強，從最低的起點、以最弱的實力起家、戰勝強大敵人、取得最輝煌奇跡的一生。
中國革命戰爭，在武器裝備科技水平、軍隊具體戰術專業化程度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中國工農紅軍竟然以弱勝強，實現了革命戰爭的勝利，這足以證明毛主席領導的長達二十多年的中國革命戰爭是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絕無僅有的最偉大的軍事奇跡。
新中國剛剛成立既出境作戰抗美援朝，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傳奇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十八國“聯合國軍”！是世界曆史上的首次擊敗“聯合國軍”，也必將成為唯一的一次。絕對是空前絕後的輝煌勝利！
毫不誇張的說，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東方民主》，是人類曆史上差距最懸殊、所遇到問題最複雜、所麵對困難阻力最大、規模最宏大、意義最廣泛的大規模革命戰爭！
人類戰爭史上以強勝弱是常態，以弱勝強是偶然。但，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居然創造了100%以弱勝強的奇跡！不僅中國的革命是最困難的，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也是最困難的。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歐洲比利時），經濟基礎嚴重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
但是，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僅僅二十七年迅速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
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實現了現代工業化，神奇的擁有了“兩彈一星”核潛艇建設成就無比輝煌。
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現代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核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而且，毛主席領導了人類曆史上和數千年私有製帶來的一切腐朽落後進行最徹底決戰的實踐——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一切私有製帶來的腐朽產物進行最徹底決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遭到的阻力、障礙更是數千年私有製積累的空前強大的、最頑固的反動派抵抗。
毛主席為了普天下勞苦大眾，為了共產主義事業，投入革命，義無反顧、無怨無悔，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擁有毛主席是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幸事！毛主席的智慧和鬥爭精神閃亮人類文明史，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才能不斷的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毛主席不僅給中國人民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著作，也為中國人民留下重要的政治權利。
在井岡山，麵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中國紅軍到了最危急的關頭。紅軍到哪裏去？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紅軍官兵心裏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在這種危急時刻毛澤東同誌挺身而出，指出紅軍隻有戰略大轉移到陝北才能轉危為安。在經過激烈鬥爭後，毛澤東同誌的提議被采納，紅軍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戰略大轉移——長征。
長征從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開始，至1936年10月22日紅一、紅二和紅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會師結束，曆時兩年零十二天。經過艱難的長征，紅軍化險為夷，徹底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妄圖消滅紅軍的圖謀。
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正確指引，紅軍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中國革命有失敗的危險！所以說毛澤東同誌諦造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恰如其分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同誌寫出了《論持久戰》，指明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路線，指出了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可能速勝，隻能是持久戰，批判了“速勝論”，統一了全黨全軍的思想，為戰勝強敵奠定了思想基礎。曆史證明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指引抗日戰爭，在當時“速勝論”和“投降論”的思想下，抗戰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在解放戰爭時期，蘇聯和美國強烈要求國共兩黨劃江而治，這明顯是要製造“兩個中國”，毛澤東同誌嚴辭拒絕，絕不給蔣介石反動集團喘息機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直搗蔣家王朝！在解放軍摧枯拉朽之下，國民黨軍完全喪失了鬥誌，蔣介石敗逃台灣，中國大陸回到了人民手中。如果不是毛澤東同誌堅決拒絕美蘇兩國“劃江而治”提議，中國現在有可能還處於戰亂之中，也有可能現在就是“兩個中國”，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悍然出兵武裝幹涉，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朝鮮統帥金日成請求中國政府出兵抗美援朝。當時很多領導同誌都不想和美國開戰，毛主席力排眾議，闡明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為國，沒有了朝鮮，新中國就會直接麵臨美帝國主義的危脅。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在彭德懷總司令的指揮下，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戰鬥，最後美國無奈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停戰協定”，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一戰打出了中國的國威，奠定了戰後地緣政治格局，徹底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毛主席說過這一仗至少保中國50年和平。
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一個真理：隻有堅持毛澤東思想才能使中國從勝利走向勝利！毛主席締造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愧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與名符其實的新中國的國父。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人民萬歲！”這是古今中外各國政要所沒有提過的親民口號。
毛主席開創了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提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帝、官、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人民當家做主，這是開天辟地第一回，這是中國曆史的新紀元。
土地改革，全國貧苦農民分得土地，在經濟上翻了身。實現了孫中山“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教育走向平民化是曆史上第一次，從教育為工農兵開門到工農兵領導、管理學校，實行助學金製度，優先照顧工農兵子弟入學，使工農兵在文化上翻身；在工農兵中推行掃盲運動，中小學增長數倍，大專院校發展迅速 ，1960年，重點興辦26所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大量高精尖人才。
實行國家工業化，實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改生產資料私有製為社會主義公有製，拔了剝削階級的根子，這是開天辟地第一回。實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農民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了生產力，大力支持了工業化建設，改善了人民生活。
毛主席要求共產黨的幹部：不準幹部官厚祿、封妻蔭子。不準幹部特殊化，不準幹部重新騎在人民頭上做官當老爺，防止腐敗，不斷開展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整頓幹部作風。實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對人民內部實行最廣大、最寬泛的民主，各級人代會工農兵代表略占70%左右。實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為最大限度地團結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及各方麵人士，實行政治協商製度，各民主黨派都是參政黨，同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共商國是。
在毛主席關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國以最快速度把農業國建成工業國：實行計劃經濟製度，集中我們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毛主席在位27年，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世界第六工業強國；而且建成了完整的科學的門類齊全的工業化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毛主席提出：“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廣大農村普遍實行合作醫療製度，赤腳醫生村村都有，受到聯合國的高度評價。城市公職人員及學生全部免費醫療，工人免費醫療，家屬半費。
在農業合作化的前提下，興修水利，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值得大書特書，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共修密雲、白沙等水庫兩萬多個，紅旗渠被稱為人間天河，引沁濟莽、引黃濟衛、大辦水利，改造農田，輝縣人民幹的好！當年興辦的水利工程，如今還發揮著作用，在《農業發展綱要》指引下，在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糧、棉、油、豬等，滿足了八億人民的吃、穿、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功不可沒，廣大農民功不可沒。
從1952年開始，提出先農業合作化，在有條件的地方，可同時搞農業機械化，經過20多年，尤其從1958年，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指引下，多數縣、社建了拖拉機站、村村有電話、戶戶有廣播，到上世紀80年代，至少有三分之一縣、社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半化肥化。
從第一五年計劃（1953年）始到1978年，1975年召開四屆人大，周總理在報告中向世界莊嚴宣告：經濟形勢一派大好，中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振奮人心。
毛主席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解決了馬克思、列寧所沒有解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理論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裏程碑。
毛主席繼續革命的要點：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必須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準則：不忘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國外帝國主義及其影響的存在，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外原因。國內資產階級及其影響的存在，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內原因。國內外階級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國內外敵人必然在黨內尋找代理人，因此，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出現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是反對修正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派，尤其是黨內上層的走資派。反對修正主義、革黨內走資派的命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有些磚家叫獸馬戶又鳥並不了解文革的曆史，很多都是道聽途說的。《文革》，顧名思義就是以《文》的手段進行的一場革命，否則它就不叫文革而叫“武革”了。文革中《實行白色恐怖》的是誰？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標誌性文件——1966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從一開始就預見到了走資派們會挑動群眾和學生搞武鬥，目的是轉移鬥爭的大方向《黨內走資派》，轉向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他們的子女，從而達到進行破壞文化大革命。所以文件預先就製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
說毛澤東縱容打砸搶，根本是無稽之談。打砸搶不是文革的目的，而是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運動衝擊體製，造成社會動亂後的結果。最後造成了群眾鬥群眾等等之類的錯誤後果。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結果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否則就不會有中央文件裏《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了。文革也不是鬥地富反壞右，而是批鬥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即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還霸占在各級崗位上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如一號走資派劉少奇。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等。
有些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胡說，文革是“權鬥“？同時又說，毛澤東是“獨裁“？一個獨裁者，看不順眼自己的部下時，還用得著如此廣告天下眾人嗎？用得著問老百姓嗎？開除一個部下要爭求老百姓意見？蔣介石是個獨裁者如何做的？
大字報是張貼於牆壁的大字書寫的牆報，是50年代至70年代流行於中國的輿論發表形式，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之一。文革初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等人表示支持，並於1966年5月25日在校內貼大字報指控北大黨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獲毛澤東批準播發了聶元梓大字報，次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9日公布公告十六條規定：“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
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那麽毛澤東是如何“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的，又是為何而指責的呢？本著求實的態度進行研究，有必要首先舍棄諸如“權力之爭”的既成觀念，而從第一手材料入手，首先找出原文[1]。《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澤東
麵對《大字報》中提到的陌生的曆史事件，有必要進行仔細的解讀：
1、“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具體所指？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反對北大黨委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經毛澤東的同意，該大字報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國廣播，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並加了評論員的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3]
2、“這五十多天”指的是什麽是那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所指稱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白色恐怖”有何證據？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的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4]。劉少奇製訂了《中央八條》，包括“內外有別”等政策，限製和鎮壓學生的自發運動，在全國各地發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華大學六·七事件[5]、廣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6]、北師大六·二○事件[7]、林院《談話紀要》事件等學生與工作組對抗、工作組將學生打成反革命的現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返回北京後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做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8]此後，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稱為“五十多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9]
3、“一九六二年的右傾”、“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指的是什麽曆史事件？
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和一係列政策製訂中，劉少奇等執行了經濟、文化方麵的“調整、恢複、寬鬆”等右傾路線。一九六四年的劉少奇製訂的四清《後十條》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肅農村基層幹部的形“左”實右的路線。[10]
[1] 筆者查找到的原文有若幹不同版本，在文字上有些微差別，本文采用文革時期武漢群眾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的原文。關於這個版本的可信度，參考本文附件1《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版次說明(代序)》。
[2] 根據中國農業大學童小溪教授整理的電子資料《中國革命曆史文獻》，《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寫於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由毛澤東用鉛筆寫在一張舊《北京日報》的邊緣空白處。後經毛澤東的秘書謄清，毛澤東再加上標題，並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後加上引號。八月七日作為大會文件印發給到會者。
[3] 這段曆史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等書中提到。根據《毛澤東思想萬歲》，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對《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進行了修改，增加了一段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見於附件2，《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見於附件3。
[4] 參見附件4《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1966年6月3日）。
[5] 參見附件5《王光美是劉少奇派的劊子手——原清華工作組長葉林同誌發言》
[6] 參見附件6《我們是怎麽在鬥爭平反的》
[7] 參見附件7《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
[8] 參見附件8《陳伯達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北大講話》
[9] 此段文字來源於《中國革命曆史文獻》。相關附件亦來自該資料。個別關鍵文獻未能找到。
[10] 此段文字來源於《中國革命曆史文獻》，相關曆史文獻未能找到。
原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2/32984.html
戰亂的中華民國時代，中國是一個人均壽命35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社會是一個什麽樣子？一個人民常年吃不飽飯，遇到自然災害變束手無措，聽天由命的舊社會隻什麽樣子？先說一個小故事，聽老人講的，剛解放時，一個村莊的一個婦女，那時侯人們還不知道共產黨的政策，那年有些小災，結果糧食歉收，這個婦女便哭了起來，以為沒糧食過不下去了，回家便上吊死了，而幾天後共產黨的救濟糧發了下來。這就是解放前後的對比。也可以從中知道當時生產力極其低下，糧食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就是的的確確養活性命，不象現在這樣，也可以理解為什麽每年的中央一號都是關於農業的。
再講毛澤東時代的農田水利，1978年中國當時已經有8萬多座水庫，在旱災嚴重的黃淮海地區已經有300萬口機井，灌溉耕地比例已經接近40%，這是毛澤東時代近30年艱苦努力的成果。今天就是依靠這40%的灌溉耕地提供70%的糧食的。中國今天的水利設施就有70%至80%是毛澤東時代修建的，水利設施對於保證糧食生產，抵抗自然災害非常重要。
毛澤東時代的醫療方麵，毛澤東時代雖然貧窮，但醫療實行的是全民醫療，對於提高人民壽命卻是十分重要的，為什麽1949年以前人均壽命隻有35歲？原因主要是惡性流行病，在農村基本人的生命基本是自生自滅，毛澤東時代大規模消滅流行病，提高人民壽命，1957年人均壽命為57歲，７０年代中期的為６５歲，如今，中國的平均壽命已從解放前的35歲上升到2001年的71.8歲。同時，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低於世界平均水平（44‰），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平（30‰）。這些輝煌的成就主要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取得的。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方麵，1949年以前，中國的教育十分落後。全國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隻有20%左右，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城市的文盲率為16.4%、農村的文盲率34.7%。說到文盲，如果今天還有人不識字，肯定有人覺得希奇，可對於1949年前的中國，80%的人不識字。這就是幾十年間的變化。
毛澤東時代的人口，1949年為5.4億，1976年為9.37億，20多年間增加將近4億，而中國人口大約從1750年的22500萬增長到了1850年的42500萬，然後再增長到了1950年的58000萬，200年間增加約35500萬，從這幾個數字，可得出毛澤東時代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有保障，否則人口不會增加這麽迅速。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方麵，1949年中國的工業僅僅相當於比利時，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已是世界六大強國之一。至於原子彈，核彈這些已經不用說了，當然這些不是擺設，沒有這些東西，國家安全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中國的照相機工業並不遜於日本，內行的都知道，國產老相機質量相當不錯，可是改革開放後一合資，整個行業就跨了。
毛澤東時代的計算機研究也是中國不落後於世界的，而今天走資派特色政府能達到人家的多少水平已經欣喜若狂了。
還有毛澤東時代的大飛機項目，本來發展的挺好的，後來美國跟中國搞了一個“和平典範”，要和走資派特色政府合作大飛機項目，結果大家都知道，美國製裁中國之後，大飛機項目就玩完了。今天又重啟這個項目。
還有許多就不一一列出，今天要改革，改的什麽呢？就是毛澤東時代留給我們的國企，如果毛澤東時代什麽也沒有，還用的著改嗎？
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安全方麵，人們往往有一種錯覺，就是朝鮮戰爭打的不值，死了那麽多人，而一提到抗日戰爭，就好象我們付出了多麽大的代價，好象我們多麽輝煌似的，恰恰相反，說明了國共兩黨對於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蔣時代，被日本人侵入大半個中國，付出了相當的代價，而毛澤東時代，麵臨的是超級大國，戰場在國外，國家的安全，不僅僅在於本土，還在於周邊的國際環境，古巴危機，恰恰就說明了這一點，安全並不僅僅在於本土，還在於周邊環境。有了安全的環境，才能談的上國家建設。
現在有些觀念人們覺得好笑，比如重男輕女，過年大吃大喝，其實都是有現實的根據的，舊中國是農業國家，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來維持農業生產，如果勞動力不足，就麵臨饑餓，再者古時的社會治安並非象今天這樣，也並非想象的民風淳樸，如果一個家庭或家族沒有男勞力，就要被人欺負，甚至被惡霸奪去田地，這就是重男輕女的社會現實，還有，過年吃喝，其實反映的是古時人民的貧困狀況，平時沒的吃，過年的時候改善一下生活，添幾件新衣服。
舊中國的饑荒比比皆是，如光緒年間的“丁戊奇荒”，即1877—1878年發生在中國大地的特大災荒，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萬居民中，就死亡五百萬人，還有幾百萬人口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全國死亡於饑荒和疫病者一千萬左右，可光緒皇帝有作為嗎？可以說，在人類曆史上古今中外的饑荒比比皆是，可以有文字記摘的查查資料即可信口拈來。而很多沒有文字記錄下來的不知多少？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而那些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是不會懂得人間之事的。
《文革》能搬到資本主義來搞嗎？絕對不可能！這是一個牛頭不對馬嘴的思維。那是一些頑固的反毛澤東反共產黨的蔣介石國民黨的遺老遺少們的忽悠，以造成恐怖恐嚇無知的年輕人的。
例如說，西方民主國家的一些暴力的遊行示威抗議活動一發生，他們就高呼，文革又要來了？這就是顫倒黑白的抹黑，以達到攻擊反對毛澤東共產黨。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許多暴力的遊行示威抗議活動在文革之前早有發生過。現在今天此時此刻都在某一國某一地進行時。而且將來隨時分分鍾可能或者說肯定還會發生，繼續發生。
隻要世界人類中存在剝削和壓迫，就一定會不斷發生這種暴力的抗議造反運動。不但是這種暴力的抗議造反運動，還要發生戰爭。
隻說美國存在隻有二百五十多年中，僅僅隻有十幾二十多年中沒有發生過戰爭。跟文革有關係嗎？
拿中國來說，幾千年以來戰爭還少嗎？農民起義，反抗運動還少嗎？這些跟文革有關係嗎？
美國的黑人暴力反抗，衝擊國會，法國的暴力示威，香港港獨的暴亂等等都是有各自的誘發原因的。但一致的是《反抗》，政府鎮壓。這跟文革有關係嗎？
《文革》是什麽？資產階級政客們會搞文革嗎？他們懂文革嗎？更不用說在文革中批鬥過的走資派右派牛鬼蛇神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會說文革是對的嗎？
走資派右派為了自身的利益說，這是毛澤東晚年錯誤？
《毛澤東晚年》？一九六六年是晚年嗎？更早時的三反五反四清都是《文革》的前兆，這是晚年嗎？
《錯誤》？一個“錯誤“犯了幾十年？走資派鄧小平等一個個不是都很“能“嗎？為什麽不去《集體糾正》？走資派鄧小平不是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的嗎？
“毛澤東晚年錯誤”？！隻要是人，有頭腦，哪個還認可這種說法？
走資派鄧小平是個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個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者，一個大騙子。可信他說的嗎？
《四個堅持》了嗎？
《永不翻案》了嗎？
《四人幫》複辟資本主義了嗎？
.........
《走資派》反文革是符合走資派的利益的，如果不反文革，就失去了執政基礎。
文革是幹什麽的？文革就是批鬥走資派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奪權？是奪誰的權？就是奪走資派的權。
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篡權一上台迫不及待地要用一切卑劣的宣傳手段將文革搞臭？為什麽迫不及待地要給文革定性？”就是要為鄧小平自己翻案。翻案為了什麽？就是要證明鄧小平不是走資派。而四人幫是走資派。所以要為鄧小平自己能夠上台掃清路障。如果要承認文革是對的， 鄧小平是走資派怎麽能名正言順複出呢？
那麽，說文革錯了，總要找個錯的理由，就弄出來個“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的謊言來。文革開始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到晚年。發動文革是經最高層集體討論通過的，十幾億人參與的一件大事，怎麽能說是毛澤東的錯誤呢？況且毛澤東本人將文革似比天大的大事。而文革中的兩方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而鄧小平篡權上台掌控話語權，隻是一麵之辭。
就如鄧小平上台後講到毛澤東思想時，強調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是集體的，言下之餘有鄧小平的功勞？而文革不是集體功勞了？
再說說為什麽走資派一直不停地在給文化大革命繼續潑汙水？
根源在走資派鄧小平。別看鄧一天也沒有當過總書記，但鄧可以讓胡趙兩位總書記一夜之間上台，一夜之間下台。古今中外的封建皇帝也做不到。這還不算最封建的，更封建的還在後頭，憑鄧之力可以讓一個上海的書記直接提升到中央，任最高頭頭。臨死之前還安排好二代接班的。又見過如此封建的封官嗎？
當然，被封的走資派習近平怎麽會不反對文革呢？
再下麵鄧小平沒有安排封了的官，所以就繼續連任下去。
這叫什麽？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不是。純屬封建皇朝的作派。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但是”文化大革命“，從靈魂深處，打碎了千百年來套在中國人身上的各種束縛，鎖鏈！這個影響極其深遠！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老右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的資本家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先富的土豪劣紳村霸惡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牛鬼蛇神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磚家叫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馬戶又鳥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漢奸洋奴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洋賣辦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的吹鼓手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當然，最最主要的是《走資派》。
文革中的洋人造反派美國人李敦白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
從監獄出來後，李敦白對文革的看法沒有改變：“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稱：“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
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監獄中，他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
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裏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著財富和資源。
《東方民主》中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有《鐵飯碗》。不是個別工人，而是整個工人階級。
《文革》是毛澤東時代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國共產黨成立時間，比中國共產黨還要早，甚至黨員人數曾一度超過中國。早在1919年9月1日，美國共產黨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1日。但是，美國政客們卻一直都很警惕共產主義，甚至由此誕生了“反共主義”。
1947年，一副政治宣傳漫畫《這就是明天？共產主義下的美國！》在美國廣為流傳，表達了美國人對美國落入蘇聯掌控中的擔憂和恐慌。
1950年，麥卡錫主義開始爆發，大肆指控“共產主義分子”，美國共產黨迎來至暗時刻。
麥卡錫分子根本不會花費力氣取證，導致很多無辜的人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分子”，被打上了“政治犯”的烙印。
極少有公司敢接受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分子的人，這些人因此失去工作，甚至流離失所。
麥卡錫主義影響幾乎貫穿美國的全部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製定了形形色色的反共政策，使國民接受了“國家安全=反共”的思想觀念。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壓迫下，共產主義的火種卻在美國的高知分子中，開始點燃。
穀歌圖的公司的創始人：Geoffrey Hinton。這個人很厲害。他是人工智能三巨頭之一，神經網絡、深度學習之父，2018年圖靈獎獲得者，穀歌副總裁。
誰能想到，這樣一個人的身世背景，卻跟中國有著非常深遠的聯係，堪稱滿門中國粉。
Hinton出身高知家庭，父親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他有一個叔叔叫William Hinton，還有一個姑姑叫Joan Hinton。
英文名字聽著好像也沒什麽，實際上，他們就是著名作家、農業高級顧問韓丁，和美國首批原子彈女科學家、中國奶牛事業鋪路人寒春。
1993年，Erleellis拍下了兄妹倆的合影。
1939年，韓丁離開哈佛，去康奈爾大學攻讀農機專業，需要租個學校附近的房子。於是，韓丁遇到了他的室友、康奈爾大學農牧專業的Erwin "Sid" Engst。
隨著兩人的友誼不斷增進，Engst認識了韓丁的妹妹，也就是Geoffrey Hinton的姑姑、華裔核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同班同學寒春。
韓丁沒有想到，這個Engst不僅成為了他大學時期的室友和一生的摯友，更成為了他後來的妹夫：陽早。
陽早出生於牧民之家，天天不是擠牛奶，就是在喂牛。
身為牧民，他從小就對資本主義產生了強烈的不滿，認可的是蘇聯革命，這和當時美國反對蘇聯的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
而出身高知家庭的韓丁，則早在17歲就一路打工遍遊美國。後來應聘了一個水手的差事，跟著船去了日本和蘇聯。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碰撞下，他的思想開始有了新的認知。
合租的日子裏，韓丁和陽早難免會討論到對當前社會現實的看法。對於當時的美國社會，兩人都非常的失望。
1943年，韓丁和陽早讀到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被深深吸引，兩個人決定，一定要到中國去！
2年後，本來是被美國以戰爭情報處分析員身份派來中國、參與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重慶談判的韓丁，來到中國後，卻一頭紮進了共產主義陣營。
1948年，他主動要求加入長治市郊張莊的土改工作小組。
他和張莊人吃住在一起，共同設計製造新型的農機具，還幫助他們發展工業，合資辦了山西長弓瑪鋼公司，並把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
當時美國正值麥卡錫主義盛行，對韓丁的行為非常不滿，沒收了他的護照並被列入“共產主義分子”。導致韓丁在長達16年時間裏，在美國無人雇傭，靠耕種母親留下的土地為生。
這段時期的經曆，讓韓丁對兩大陣營有了更加透徹的了解。他將自己親曆的土改經曆編寫成長篇紀實作品《翻身》，引起世界轟動。
後來韓丁輾轉回到中國，並於1999年因病回美國就醫。他離開的時候，張莊已經實現了小康，年人均收入達到了三千五百多元。
1946年，陽早也爭取到了來中國的機會，和韓丁不同，陽早來了中國就直奔延安，成為離中國共產主義最近的美國人之一。
這個時候，寒春和陽早正在熱戀中。作為著名物理學家、“原子能之父”費米教授的助手，寒春和下圖中這些意氣風發的女孩一樣，被美國軍方秘密調用，成為研究人類曆史上第一顆原子彈的科學家之一。
但當她得知自己研究的真相後，對美國政府徹底寒心了，下決心要去中國追隨自己的男友。
1949年，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前幾個月，陽早和寒春在延安一個簡陋的窯洞裏結婚，他們的結合被原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譽為“愛情與真理的結合”。
而寒春也成為了曆史上，第一個拿到中國綠卡的、土生土長的美國人。2009年，她還成為“感動中國”候選人。
之後夫妻兩人一起幫助中國人民發展畜牧業。
寒春在中國養奶牛62年，並在北京昌平設計建造了中國第一座機械化養牛場。2003年陽早去世，骨灰就埋在了牛場。
中國人能夠實現牛奶自由，陽早和寒春功不可沒！
1952年，陽早和寒春在北京生下了一個男孩，宋慶齡親自給孩子取名為“和平”。這個孩子，後來成為中國網紅，被稱為“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
小時候的陽和平，在中國，父母教給他馬列思想；22歲後回到美國讀書，接觸到了西方主流思想。
結果就是，兩種思想老打架。
他困惑了好長時間：“很多人都是從信仰危機的深淵裏爬出來，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而作為一個外國人，陽和平非常看不慣某些中國人崇洋媚外的言行。他說：“有些中國人是‘香蕉’，黃皮白心；我是‘雞蛋’，白皮黃心。”
在美國，他先後在農場、修理廠、汽車廠工作，被解雇是很常見的事情。
工作得多了，陽和平發現美國的勞資關係是“相互敵對”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就跟“貓和老鼠”一樣：一個揮著胡蘿卜和大棒刺激人勞動，一個想方設法偷懶作秀。
“我是在美國，才學會的磨洋工。”
他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抵觸。
此時的他，分外懷念在中國當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體榮譽感。他認為，美國的工人和中國工人最大的差距，是中國的工人有地位。
Hinton這樣的家庭，告訴我們一件事：作為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卻一直擁有共產主義基因。
1825年歐文到美國創辦了“新和諧”公社，公社實行生產資料公共占有，權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則。
早於歐文20多年，濱州俄亥俄河邊，來自德國的傳教士George Rapp在美國建立起首個“共產主義農村”。
在資本主義盛行的美國，Rapp和歐文的行為並不被社會認可，最終均告失敗，但是公有製的種子，已經悄悄的播撒在美國的土壤中，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直到1919年，美國共產主義先驅William Z. Foster和Earl Browder積極行動下，成立了美國共產黨。
在紐約曼哈頓12街35號一棟大樓裏，美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Earl Browder說了一句震驚世界的話：共產主義，就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
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美國股市毫無征兆的大崩盤，整個美國陷入了20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強度最大的經濟衰退，被立為世界經濟衰退標杆。有的家庭甚至淪落到要賣掉兒女。
美國人第一次體會到，資本主義雖然能夠短期內迅速帶來經濟的提升，卻也能夠讓整個經濟在一夜之間完全崩盤。尤其是當美國人看到蘇聯的狀態，對比自己的狀態，開始對共產主義產生了好感。
於是，共產主義在美國迎來的第一次大增長，美國共產黨人數從1930年的0.75萬人，增長到1939的10萬人，增長超過12倍。而據公開數據顯示，1937年全中國的黨員隻有4萬人左右。
起初，紐約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主要來自移民，尤以東歐移民為主。直到1931年，紐約有4/5的共產黨是移民。後來，越來越多的當地人也加入到了共產黨行列。
還有一個數據。1939年美國人口1.3億，中國人口將近6億。按照共產黨員占全國人口的比例來算，當時的美國是中國的10多倍。
美國共產主義從紐約為中心，並開始向底特律、西雅圖、洛杉磯等全國各地蔓延。作為美國共產黨第一個總部所在地，紐約聚集了近半數的美國共產黨員。
共產黨堅定的反對種族主義，贏得了非洲裔美國人的廣泛支持。為了爭取工人的權利，爆發了美國曆史上著名的“弗林特工廠占領事件”。
通用汽車弗林特廠的工人們，在當地居民、美國共產黨的支持下，經過44天的對峙，通用汽車最終同意和工人進行協商，承認工會可以代表勞方和資方談判，談判中資方同意調整工資與改善勞動環境。
此次抗爭的勝利，是美國產業工會迅速發展的開端。此前沒有工會的行業，紛紛成立工會，如美國運輸工人工會、美國全國海員工會、美國教師工會、美國報業工會等等。
可以說，美國工人能夠爭取到自己的合法權利，離不開美國共產黨的支持，因此也就更加強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認可，在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社會主義力量迎來了第一次崛起。
然而，正當美國共產主義在逐步深入人心的時候，卻遭遇了一記重錘：麥卡錫主義。
在國外，人們對麥卡錫主義的定義，源自他們的做事風格，即：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利用大規模的宣傳手段，對當事人進行指控、造成對人格和名譽的誹謗。
因此，在英語中，麥卡錫主義這個詞，指的就是“用不充分的證據，公開指責、或者打壓別人”。
說白了，麥卡錫主義=瞎說。
麥卡錫主義並不是約瑟夫·麥卡錫本人首創的，隻不過他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瘋狂的。
麥卡錫出生於美國威斯康辛的一個農場主家庭，1939年當選巡回法官，美國曆史上最年輕的法官。
他在當法官期間飽受爭議。在《紅色：二十一世紀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一書中，法國格拉蒙伯爵後人泰德·摩根稱其：“自大而且居高臨下，辦事效率低下，案件堆積如山。”
因此，他很不受同僚和上司的待見。甚至有報道稱他幫助百事可樂公司和一些房地產商穿針引線，賄賂政界高官，替德國納粹戰犯辯護。
遭遇職業危機的麥卡需選擇了參軍，並在軍隊中努力表現自己，隻身涉險取得戰功，為日後成為議員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礎。
然而，雖然當上了議員，麥卡錫還是被各種嫌棄。1949年，在華盛頓的記者中進行的一次民調顯示：麥卡錫被認為是最糟糕的參議員。
再次遭遇職業危機的麥卡錫，選擇了將矛盾轉移到“共產主義”身上。
1950年2月，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惠靈共和黨婦女團體集會上演講，聲稱自己發現了美國國務院裏，已經被親蘇聯的共產黨分子滲透，而他則拿到了一份205人的“共產黨間諜”名單。
他指責美國政府軟弱無力，就是因為這些向蘇聯賣美國的共產黨人從中作梗。
雖然這份名單從來沒有人見過，而且名單的人數也一直在變化，但是他的演講引起了美國反共勢力的極大支持。
而隨著麥卡錫影響的擴大，共和黨人也發現麥卡錫是一件有力的武器，於是全力支持他，在黨派鬥爭中打擊民主黨。
麥卡錫迎來了人生巔峰，有人稱他為美國第二號最有權力的人物，而共產主義卻陷入低穀。
麥卡錫打擊共產主義從來不講證據。指誰誰就是、說誰誰倒黴。
在任職的一年多裏，他的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發起了445件初步質詢和157件調查，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導致大量無辜美國民眾被解雇。
沒有公司敢於接受一個被判定為“共產主義分子”的員工，而我們前麵提到的韓丁，就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之一。
僅僅在好萊塢，就有10名有聲望的人士被捕。美國著名喜劇明星查理·卓別林被誣陷為“親共分子”，被迫離開美國，移居歐洲。
他們甚至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列為要被焚毀的對象。
而且，麥卡錫還借著打擊共產主義的名字，大肆迫害同性戀人群。
事實證明，在經曆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壓製後，共產主義不僅沒有滅絕，反而在21世紀的美國，迎來了新一輪的增長。
年輕美國人對本國的資本主義越來越失望。
他們也開始像Hinton的叔叔、姑姑全家那樣，認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Hinton家族的傳奇經曆，讓人心生感慨。
他們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深深的刻在了骨子裏。
2010年6月21日，骨灰撒放儀式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鎮宥州古城遺址上進行。孫女吉娜奏響了《東方紅》，這是陽早、寒春生前最喜愛樂曲。
寒春曾經說過：“我來到延安，是一個夢想的破滅和另一個信仰的開始。”
而上一輩美國共產主義者的信仰，在美國將會有更多的年輕人繼承下去。
《東方民主》中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有《鐵飯碗》。不是個別工人，而是整個工人階級。
而《西方民主》中的工人沒有《鐵飯碗》。
《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作者：陽和平
我今天講講個人的經曆。我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北京生西安長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陝西方言）。今天就講講我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和以後在美國當工人的對比。為什麽這個對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國工人是被“溫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沒有社會地位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太晚了。我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當了五年，到美國馬上就沒有主人翁地位了(眾笑)。這個感覺是非常明顯的，簡直是天壤之別。
我是1968年初中畢業的，分配到工廠，北京的光華木材廠，當時你要問我在中國當工人是什麽感覺，我還真是沒法說清楚。因為沒有對比，感受不深，就像讓魚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還有什麽世界。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他以為當工人就那麽回事兒，我到美國去當工人才發現，還真是不一樣。怎麽不一樣呢？一言難盡。你在美國、在資本家那裏當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國有一種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可是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眾笑)。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為什麽？為什麽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那麽 “傻”？不是真的傻，我們其實很清楚，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的。工人階級其實有一個本能的勤勞、勇敢的特色。那些貪圖享受，那些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那種右派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我創造出的東西，我對這個東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華木材廠當工人的時候，就是個普通工人，先是用熱軋機製造塑料貼麵板，以後調到膠合板車間。那時候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有學習。七十年代我們學馬列，所以我這個根底兒是那時候打的。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都想著他們。
到美國我先是在韓丁的農場幹了一年，以後到費城附近的工廠打工，當過複印機修理工、商場計費器修理工，後來多次失業。
頭一次失業，我以為是天塌下來了。在中國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的考驗，中國人到那兒去真不適應。一失業，我說：我做什麽做得不好，你幹嗎不要我了，我做什麽錯事了，你憑什麽把我給解雇了？(眾笑)後來失業次數多了就油了，失業嘛就是逼著你放假罷了。
有一次失業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一家鋼鐵廠登廣告招收電工，我就去應聘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沒事就鼓弄電，做馬達什麽的，我有一些電的知識。應聘的時候我就說自己是電工，他在美國也沒有辦法查。他就給我一個馬達和一個啟動器讓我接起來，我接起來了，他就雇傭我了。
頭一天上班，工頭派活兒，工人們都在一塊兒幹活，我就把中國工人幹活兒的勁頭拿出來了，工頭話還沒有說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來幹活去了。當時沒人說什麽，工頭一出去，一個工人抓住我說：“你幹什麽呢？！”我說：“修馬達啊！”他說：“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業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國才學會了，當工人必須會作秀：幹得很歡，不出活兒，這才叫偷懶。(眾笑、鼓掌)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是不會偷懶，真不會偷懶兒。這不是說工廠裏沒有一個偷懶的，我們班裏就有一個，大家叫他賴包，就是賴包兒。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的。其他的工人，我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那時候，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怕幹部到車間來的。你幹部來，比如廠長來了，大家就會說：“喲，好長時間不見你了，你是不是脫離群眾了？”對吧？你現在活幹完了看報紙呢，那不是說廠長來了工人就害怕。因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們做這個塑料貼麵板，或者做膠合板，膠合好了然後放到熱壓器裏熱壓，需要等五到十分鍾時間，這時候廠長來，你該看報紙看報紙，該喝茶喝茶，該聊天聊天，他來不來無所謂的，他不能開除你，對吧？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眾笑)
我到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是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員掌握著你的工作權利，那是很大的權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澤東時代，靠什麽把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官的、幹部沒有解雇你的權力，沒有扣你工資的權力，那老百姓、工人為什麽辛辛苦苦幹活呢？憑的是什麽？現在的人對這些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工人，要是工廠幹部不在，那活兒馬上就停下來了，對吧？(眾笑、鼓掌)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胡蘿卜加大棒，一方麵給你獎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開除了，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也在鬥爭中慢慢學會了對付資本家，學偷懶。學會對付資本家是挺有藝術的，我可以講幾個具體的例子，看看工人怎麽對付資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組織工會，不是黃色工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幹活時的小鬥爭也是不斷的。
我在一個車輛廠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筆訂單，要製作上百輛車輛，就像地鐵車輛那樣。我那時候當電工，專門在車底下裝那種很粗的電纜。頭十輛車我們按照圖紙學著怎麽裝這個電纜，學會了，從第十輛車開始，就要計時了。專門有一個人拿著個本子和秒表，盯著你的一舉一動，把時間記下來，這是非常“科學”的呀！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高個子黑人非常有經驗，他對我說：“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幹，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幹；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氣動工具的，今天用手動工具。”(眾笑、鼓掌)
這還不夠，固定電纜的螺絲帽是帶自動鎖的，帽上有個塑料圈，所以你擰這個螺絲帽的時候，你必須固定螺絲，否則它會來回轉，你轉一輩子也擰不緊。平常這種螺絲隻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絲，今天想辦法給它轉二十圈。由於固定螺母有上下兩個扳子，但你看得見上麵看不到底下，上麵的扳手不停地轉，轉二十轉，下麵扣螺母的扳手一會兒上來，一會兒下去，隻讓它扣住十次，必須保證每一個二十轉，不能有一個是十五轉，因為有一個十五轉，工廠方麵就按這個計算了，還不能露餡。
而且我們還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裏邊。那時候八月份天特別熱，我們頭上係著紙巾，否則汗都流到眼睛裏邊去了，穿的T恤衫濕透了，我們倆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後經過好幾天，活差不多幹完了，他一統計，說是三十多小時，我們鬆了一口氣。以後越幹越熟，一年以後，我一個人五小時就能幹完了，還報三十多個小時，為什麽？那時候我半工半讀上大學呢，我的數學微積分的作業全在廁所裏邊寫的，所以騰不出時間我怎麽辦？
這個勞資關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間是敵對的，就像貓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辦法，人家有人家的辦法，中國有句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人有對策，當然最主要的對策還是通過工會——工人自己的組織，通過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鬥爭。
到美國後我經常回中國來，每次回來都到工廠去一趟。1977年回來時因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還跑到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去就是幾個月，重新體驗過去當工人的感受（動情落淚）。這怎麽回事啊？我怎麽沒有想到回到美國後重新到美國工廠體驗，為什麽會到中國老想著回到老工廠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時間？那時候當工人確實是一個同誌間的關係；在美國當工人，工人之間有感情，但是跟這個公司沒有感情，你所記憶的是老板怎麽樣監督你，老是一個敵對關係。
北京光華木材廠現在沒了，我覺得特別可惜，當年在美國打工的工廠也破產沒了，我也覺得可惜，但是對那種工作環境，我一點也不懷念。為什麽我老懷念在光華當工人的生活呢？我經常去看他們，現在好多光華的工人還住在垂楊柳那塊兒呢。這裏，就是說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鼓掌）
……
為什麽今天的工人階級到了這一步了，這個講起來就深了，複雜了，我不能直接講，我就間接講一講。間接講什麽呢？我這人小時候特別調皮，調皮到什麽程度呢？我在西安草灘農場長大，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夏天收麥子的時候把麥秸堆了很多，我拿個笤帚把麥秸掃到一塊兒，點火！就在大麥秸堆旁邊點火，那可危險了。我很喜歡看那個火苗，覺得特別好看。我爸爸一看，他從牛場那邊出來，跳過欄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裏，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記得好幾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還是喜歡玩火，隻是在他不在的時候玩。
最後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時候，那時候農場和村裏之間有條河，是怕口蹄疫病傳播，所以讓我們這些青年人去維護農場，不讓農村的牛車馬車來到農場，怕傳染口蹄疫病。我在那裏沒事幹，車輛不是很多，我又點火去了。當時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葉子，雜草很多，火一點起來就越來越大，看著挺好玩。但旁邊就是村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突然擔心起火要燒到那邊村莊怎麽辦，害怕了，就把衣服脫下來打火，終於給把火撲滅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敢玩火了。(眾笑)
工人階級也是一樣。你給他講：“你不關心國家大事，你總有一天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們當時不聽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聽一樣。(眾笑、鼓掌)人必須經過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才能得到真理的，光聽一麵的正麵教育這還不夠。(鼓掌)有時我對此有些悲觀，人們為什麽非要經過第二遍呢？要有反麵教員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反麵教員，我們得感謝他們。工人階級有了正反兩方麵的體驗，咱們才會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怎樣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資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還得想辦法防止“房子”被資本家占領了，這是很重要的東西。(熱烈鼓掌)
謝謝大家！
《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
——陽和平在中國工人研究網“老工人懷念毛主席”報告會上的發言
陽和平簡介：陽和平，是1947年就來到延安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專家寒春、陽早的長子。他生於中國，長於中國，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慶齡給起的。68年初中畢業後曾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過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國，在美國繼續當工人。八十年代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直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幾家大學任教數年，於2007年“海歸”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至今。
佩服陽和平的父母，那時不但全國的優秀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連遠在美國的也不例外。一個真正的紅二代：美國人陽和平。
用他弟弟陽建平的話說，就算有兩隻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隻是貧下中農，哪隻是富農”。陽和平卻認為自己的階級對立法放在當下再適合不過了：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裏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著財富和資源。
中國農場裏的童年。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裏灌下一碗酸辣湯後，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隻是左右的方式更為不同。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裏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裏結婚。Erwin Engst是個地道的美國農民，為了來到中國，把老家的三十多頭奶牛都賣了。當地的同誌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之後的歲月裏，他們成為中國奶牛品質改良和農機革新方麵的專家。六十多年，寒春、陽早一直在“為中國人民養奶牛”。
最初，他們在陝北的三邊牧場工作了四年。直到現在，陽和平還是懷念那兒的鍋盔：“一張大號的發麵餅，放在鐵鍋裏烤得兩麵都脆，掰成七八塊，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裏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醉。和很多中國男孩一樣，陽和平愛玩火，有次點著了農場的柴火垛，差點釀成大火災。父親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掄圓胳膊打他屁股。
在這裏，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聖誕節。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果和玩具的小鬆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胡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裏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裏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裏會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裏的聖誕節，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聖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麵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
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麽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麽？
50多年過去了，陽和平還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憑什麽剝奪我打架的權利？為什麽就我必須好好學習？”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時，寒春帶著他去城裏送奶。很快，馬路被堵住了，圍觀的人們像看動物一樣看著他們，警察來了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陽和平很難受，母親安慰他：“他們沒有敵意的，隻是好奇。”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麽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了北京做文職工作。後來他們主動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繼續養牛。“文革”開始後，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準，找區裏、市裏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幹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這不算歧視--美國種族主義對黑人那才叫歧視。”他想了好一陣才說，“是提防，沒把我當自己人。”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著眼指著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麽？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一支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係。這一年春天，陽和平的舅舅、美國記者韓丁受周恩來總理邀請來中國訪問。韓丁之前也曾訪問過中國，並把自己的女兒卡瑪留在中國。那年秋天，卡瑪跟著父親韓丁回到美國。打那時起，陽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國來信，“當時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寫的，信裏新奇陌生的故鄉，開始誘惑他。他開始努力學英語。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爸媽沒有阻攔我，他倆認為18歲之後，孩子就不用管了，隨我去。”
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裏，自己穿著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注意他。他留著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裏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煉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他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雇。他問老板：“是我幹得不夠好麽？”老板解釋：“跟你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麽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雇'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過去的中國，工人可以當家做主，管理工廠，可以批評幹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國工廠，我在這打工就是掙錢，一天辛苦勞動掙一天辛苦錢，我不會耍滑頭，也服從管理。”陽和平這樣描述在中美當工人的區別。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複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著父親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曆，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家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淩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吃冰激淩，”陽和平捂著臉笑，“美國的冰激淩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著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苟言笑的父親，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曆。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麽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七年讀完大學，花了九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曆，“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後，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板隻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隻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隻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
在《毛澤東——立功立言立德的巍峨豐碑》一文的評論中：有一條評論是這麽說的：《Wuming123 2023-12-28 01:08》
”其實毛澤東的最大功績是重塑了中國人，把幾百年來趴在地下，在外族的統治下麻木不仁的民族喚醒，融合成了一個有著一個統一國家意誌的國族！中華民族的形成，開始與日寇侵華，國共內戰，韓戰，以及文化大革命。戰爭是一個真正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美國國族認同也是在南北內戰，一二次世界大戰中逐漸形成的！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但是”文化大革命“，從靈魂深處，打碎了千百年來套在中國人身上的各種束縛，鎖鏈！這個影響極其深遠！”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老右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的資本家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先富的土豪劣紳村霸惡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牛鬼蛇神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磚家叫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馬戶又鳥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漢奸洋奴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洋賣辦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的吹鼓手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當然，最最主要的是《走資派》。
《走資派》反文革是符合走資派的利益的，如果不反文革，就失去了執政基礎。
文革是幹什麽的？文革就是批鬥走資派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奪權？是奪誰的權？就是奪走資派的權。
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篡權一上台迫不及待地要用一切卑劣的宣傳手段將文革搞臭？為什麽迫不及待地要給文革定性？”就是要為鄧小平自己翻案。翻案為了什麽？就是要證明鄧小平不是走資派。而四人幫是走資派。所以要為鄧小平自己能夠上台掃清路障。如果要承認文革是對的， 鄧小平是走資派怎麽能名正言順複出呢？
那麽，說文革錯了，總要找個錯的理由，就弄出來個“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的謊言來。文革開始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到晚年。發動文革是經最高層集體討論通過的，十幾億人參與的一件大事，怎麽能說是毛澤東的錯誤呢？況且毛澤東本人將文革似比天大的大事。而文革中的兩方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而鄧小平篡權上台掌控話語權，隻是一麵之辭。
就如鄧小平上台後講到毛澤東思想時，強調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是集體的，言下之餘有鄧小平的功勞？而文革不是集體功勞了？
再說說為什麽走資派一直不停地在給文化大革命繼續潑汙水？
根源在走資派鄧小平。別看鄧一天也沒有當過總書記，但鄧可以讓胡趙兩位總書記一夜之間上台，一夜之間下台。古今中外的封建皇帝也做不到。這還不算最封建的，更封建的還在後頭，憑鄧之力可以讓一個上海的書記直接提升到中央，任最高頭頭。臨死之前還安排好二代接班的。又見過如此封建的封宮嗎？
當然，被封的走資派怎麽會不反對文革呢？
再下麵鄧小平沒有安排，所以就繼續連任下去。
這叫什麽？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不是。純屬封建皇朝的作派。
毛澤東共產黨從來沒有否定過西方民主。毛澤東從創建紅軍開始就同許多留學西方國家的各方人才交流學習。延安時期還與美國加拿大的洋人共產黨人做朋友，從中了解西方民主並學習其中有益於中國的方法。毛澤東共產黨隻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入侵別國。而從沒有說要反對資產階級的西方民主。稍有一點腦子的人都會懂得《民主》是一個方法，各國領導人想用何種民主的方法治理國家，是各國自己領導人的事，別國或個人能反對得了嗎？或者說別國或個人能送一個《民主》給別國用嗎？《民主》不是皇冠可以送人或為人爭取的。
西方民主也不存在什麽“普世價值”。認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者認為，西方民主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怎麽能否定呢？但是，共產黨也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人類共有的，沒有誰可以獨自占有的。更不可當禮物送人。
西方民主講人權，東方民主不也講人權。進而提出，誰否定“普世價值”，誰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對立麵。這種觀點容易引起思想混亂，頗有澄清的必要。澄清關於“普世價值”的是與非，需要分清三個層麵的問題：一些西方國家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西方國家在對內對外實踐中是怎樣推行其“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國家？
西方宣揚和推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
西方民主宣揚“普世價值”，實質是推銷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但東方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價值觀。“前者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後者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東方民主主張獨立自主，不幹涉他國內政，不向外國傳播意識形態，而美國堅持通過施壓和激勵來實現價值觀的普適性，也就是要幹涉別國的內政。”
而西方民主如美國政府及總統如是要：“中國不可能永遠抵製西方民主變革的力量。終有一天，它會走上東歐和蘇聯共產黨政權的道路，美國必須盡其所能，鼓勵這一進程。”克林頓上台後，把擴展民主確定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1993年9月，他在聯合國大會上宣稱，美國的目標是“擴展和加強世界市場民主國家體係”和“擴大生活在自由體製下國家的數量”，實現“繁榮的民主世界”。可見，美國毫不掩飾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推向世界、推向中國。
通過推行西方民主價值觀演變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國家，是西方國家一貫的政治原則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試圖用西方價值觀重塑世界麵貌。老布什認為美國有能力重塑世界麵貌。小布什毫不猶豫地打起美國價值觀旗幟，實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議程所規定的是非西方社會極其迅速的演變”。
基辛格的《論中國》一書的最後部分寫道：“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響的美國政要和思想家，他對美國通過推行西方價值觀來“重塑世界麵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特別是力促中國重蹈蘇聯東歐覆轍直言不諱的論述，對中國一些不明事實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來說，是一支“清醒劑”。
西方民主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是其和平演變策略的重要一環。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作為價值觀，本是人類社會所共同追求的目標，怎麽會成為西方國家用來“重塑”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的工具呢？這就需要進一步弄清楚西方價值觀的經濟社會製度基礎。
西方民主價值觀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認為隻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的實現。它把資本主義看作人類社會最美好的製度，把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宣揚為“普世價值”。盡管東方民主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自己的追求和價值原則，但西方並不認同。
因為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發展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國有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與西方的個人主義相區別。總之，中國積極借鑒西方之長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這些與西方所宣揚的“普世價值”是相左的。
西方民主國家極力向中國推行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否定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這當然要受到中國的抵製。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質與真相，隻從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麵出發，認同和宣揚西方民主“普世價值”。這些人應該清醒了。
西方國家是怎樣實踐其“普世價值”的？
從西方國家的國內實踐看，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口號長期被踐踏。一些西方國家長期存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勞資對立、貧富分化、人權無保障等背離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嚴重社會問題。
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聲稱“人人生而平等”，但實際上這隻適用於男性富人，不包括婦女、窮人、黑人，富人還可擁有黑奴。美國曾長期存在種族隔離製度，踐踏人權。
直到1965年，才允許黑人享受與白人一樣的民權。西方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製度，存在貧富分化與對立。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國民主的實質就是“1%所有，1%統治，1%享用”。前幾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顯示的正是99%與1%的對立。上述種種，正是對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莫大諷刺。
從西方國家的國際實踐看，“普世價值”幌子下掩蓋的是侵略、掠奪和災難。
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西方國家是怎樣對待中國的。從19世紀初起，西方列強先是非法向中國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繼而以炮艦入侵中國，殺害中國軍民，並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啟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
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跌入苦難的深淵。
1840年以後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強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
這就是西方國家送給中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
曆史上是這樣，現在又如何呢？
西方在一些國家操縱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頭政治”，導致相關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混亂、難民流離、經濟衰退。
一些國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裝入侵，遭受戰亂、殺戮、災難，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在事實麵前，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不認同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
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各國？
從總體上說，作為一定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沒有對一切社會製度的普適性。
世界上有無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被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這需要探究。比如聯合國所規定、由各國簽字認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準則，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不應簡單否定。
西方國家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以按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具有普適性的價值原則。而實行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遵循的普適性價值。
但是，這些都是一定時期、一定範圍或一定社會製度內的普適性價值，而不是適用於一切時期和一切社會製度的普世價值。
不同社會經濟製度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例如，奴隸製度和農奴製度在今人看來是不公平、不正義、不道德的，但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卻是維護這種製度的。
西方國家所宣揚的“普世價值”名不副實。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作為反對封建製度的價值觀是進步的，但它是以私有製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資本與勞動力的等價交換，表麵看來是自由、平等的，但這種自由、平等是表麵的、虛偽的。一旦從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勞動力的出賣者成了雇傭勞動者。“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在資產階級及其學者看來，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勞動創造工資。因此，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天經地義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價值標準。
而馬克思批判了這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製度辯護的“三位一體公式”。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隻在於占有這種無償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製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資本主義“現存社會製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國家內部的許多人士也不認可西方價值觀具有普適性。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曆史時期會有不同價值觀，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認同、不接受西方向中國推行的“普世價值”。
其實，西方不少學者和社會人士也對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提出了質疑和異議。
中國熱衷於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應讀幾本西方學者的相關著作，如英國的特裏·伊格爾頓的《馬克思為什麽是對的》，英國的查理德·波斯納針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失敗》，日本的神穀秀樹的《貪婪的資本主義·華爾街的自我毀滅》，等等。
美國的查爾斯·德伯寫過《馬克思的預言：危機的世界》一書，作者在中譯本中對中國讀者說：“世人對馬克思的著作再度興起興趣。美國大學中的教授和學生也再次開始展露對馬克思更濃厚的興趣。民調顯示美國的年輕人如今對‘資本主義’有負麵印象，而一半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有正麵印象。”可見，西方國家的所謂“普世價值”，連其國內不少大學師生和一般年輕人也不認同其普適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實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製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中國必須堅持自己的價值標準，不能搞西方化。中國社會主義也講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平等是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消滅階級剝削和對立、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
社會主義的自由，是馬克思所講的擺脫了階級剝削與壓迫的以“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為原則的自由；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是民主集中製下的人民民主。等等。總之，社會主義有自己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價值原則，雖然在字麵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內涵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凝心聚力實現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
《毛澤東的130周年祭拜》《大批中國民眾》《每逢毛澤東冥誕或忌日》《到其湖南韶山故居祭拜》《高度讚揚毛澤東》............。
一些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酸溜溜地表示：“民間對這位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是非功過的評價褒貶不一“雲雲。
對毛澤東共產黨評述該聽《誰》？！
《民間》！《民間》就是一個混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忽悠。
《民間》有工人農民。
《民間》有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
《是非功過》！幾億個工人農民一定能分辨得清楚的。
而幾個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就別有用心了。是非不分，顛倒黑白，無中生有，造謠抹黑。
在階級社會中，存在著階級鬥爭。對工人農民的《是》，就是對資本家地主的《非》。對工人農民的《功》，就是對資本家地主的《過》。兩者不可能有共識，各自的《評價》隻有各自的階級會聽。
《褒貶不一》！顯然是的。還用爭論嗎。
所以，從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嘴中說出來的事，有多少是真實的事呢？能有公正的評述毛澤東共產黨所做的事嗎？
毛澤東共產黨的曆史，要讓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來寫嗎？
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常常用某一個從中國逃亡分子定居美國後的來說事。
但真正的美國洋人如：文革中的洋人造反派美國人李敦白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
從監獄出來後，李敦白對文革的看法沒有改變：“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稱：“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
美國人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監獄中，他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
又如美國人陽和平：陽和平，美國羅格斯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特拉華州立大學、西切斯特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拉菲亞學院等大學。現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教授。 他的話這些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根本不聽的。
幾個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隻從陰暗角落地偷窺一些，造謠傳謠一些負麵垃圾，再添油加醋地調糊一下後，來忽悠，來胡說八道抹黑攻擊毛澤東時代，抹黑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
毛澤東共產黨從來沒有否定過西方民主。毛澤東從創建紅軍開始就同許多留學西方國家的各方人才交流學習。延安時期還與美國加拿大的洋人共產黨人做朋友，從中了解西方民主並學習其中有益於中國的方法。毛澤東共產黨隻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入侵別國。而從沒有說要反對資產階級的西方民主。稍有一點腦子的人都會懂得《民主》是一個方法，各國領導人想用何種民主的方法治理國家，是各國自己領導人的事，別國或個人能反對得了嗎？或者說別國或個人能送一個《民主》給別國用嗎？《民主》不是皇冠可以送人或為人爭取的。
西方民主也不存在什麽“普世價值”。認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者認為，西方民主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怎麽能否定呢？但是，共產黨也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人類共有的，沒有誰可以獨自占有的。更不可當禮物送人。
西方民主講人權，東方民主不也講人權。進而提出，誰否定“普世價值”，誰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對立麵。這種觀點容易引起思想混亂，頗有澄清的必要。澄清關於“普世價值”的是與非，需要分清三個層麵的問題：一些西方國家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西方國家在對內對外實踐中是怎樣推行其“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國家？
西方宣揚和推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
西方民主宣揚“普世價值”，實質是推銷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但東方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價值觀。“前者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後者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東方民主主張獨立自主，不幹涉他國內政，不向外國傳播意識形態，而美國堅持通過施壓和激勵來實現價值觀的普適性，也就是要幹涉別國的內政。”
而西方民主如美國政府及總統如是要：“中國不可能永遠抵製西方民主變革的力量。終有一天，它會走上東歐和蘇聯共產黨政權的道路，美國必須盡其所能，鼓勵這一進程。”克林頓上台後，把擴展民主確定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1993年9月，他在聯合國大會上宣稱，美國的目標是“擴展和加強世界市場民主國家體係”和“擴大生活在自由體製下國家的數量”，實現“繁榮的民主世界”。可見，美國毫不掩飾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推向世界、推向中國。
通過推行西方民主價值觀演變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國家，是西方國家一貫的政治原則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試圖用西方價值觀重塑世界麵貌。老布什認為美國有能力重塑世界麵貌。小布什毫不猶豫地打起美國價值觀旗幟，實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議程所規定的是非西方社會極其迅速的演變”。
基辛格的《論中國》一書的最後部分寫道：“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響的美國政要和思想家，他對美國通過推行西方價值觀來“重塑世界麵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特別是力促中國重蹈蘇聯東歐覆轍直言不諱的論述，對中國一些不明事實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來說，是一支“清醒劑”。
西方民主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是其和平演變策略的重要一環。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作為價值觀，本是人類社會所共同追求的目標，怎麽會成為西方國家用來“重塑”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的工具呢？這就需要進一步弄清楚西方價值觀的經濟社會製度基礎。
西方民主價值觀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認為隻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的實現。它把資本主義看作人類社會最美好的製度，把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宣揚為“普世價值”。盡管東方民主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自己的追求和價值原則，但西方並不認同。
因為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發展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國有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與西方的個人主義相區別。總之，中國積極借鑒西方之長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這些與西方所宣揚的“普世價值”是相左的。
西方民主國家極力向中國推行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否定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這當然要受到中國的抵製。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質與真相，隻從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麵出發，認同和宣揚西方民主“普世價值”。這些人應該清醒了。
西方國家是怎樣實踐其“普世價值”的？
從西方國家的國內實踐看，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口號長期被踐踏。一些西方國家長期存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勞資對立、貧富分化、人權無保障等背離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嚴重社會問題。
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聲稱“人人生而平等”，但實際上這隻適用於男性富人，不包括婦女、窮人、黑人，富人還可擁有黑奴。美國曾長期存在種族隔離製度，踐踏人權。
直到1965年，才允許黑人享受與白人一樣的民權。西方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製度，存在貧富分化與對立。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國民主的實質就是“1%所有，1%統治，1%享用”。前幾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顯示的正是99%與1%的對立。上述種種，正是對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莫大諷刺。
從西方國家的國際實踐看，“普世價值”幌子下掩蓋的是侵略、掠奪和災難。
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西方國家是怎樣對待中國的。從19世紀初起，西方列強先是非法向中國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繼而以炮艦入侵中國，殺害中國軍民，並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啟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
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跌入苦難的深淵。
1840年以後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強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
這就是西方國家送給中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
曆史上是這樣，現在又如何呢？
西方在一些國家操縱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頭政治”，導致相關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混亂、難民流離、經濟衰退。
一些國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裝入侵，遭受戰亂、殺戮、災難，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在事實麵前，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不認同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
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各國？
從總體上說，作為一定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沒有對一切社會製度的普適性。
世界上有無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被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這需要探究。比如聯合國所規定、由各國簽字認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準則，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不應簡單否定。
西方國家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以按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具有普適性的價值原則。而實行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遵循的普適性價值。
但是，這些都是一定時期、一定範圍或一定社會製度內的普適性價值，而不是適用於一切時期和一切社會製度的普世價值。
不同社會經濟製度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例如，奴隸製度和農奴製度在今人看來是不公平、不正義、不道德的，但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卻是維護這種製度的。
西方國家所宣揚的“普世價值”名不副實。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作為反對封建製度的價值觀是進步的，但它是以私有製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資本與勞動力的等價交換，表麵看來是自由、平等的，但這種自由、平等是表麵的、虛偽的。一旦從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勞動力的出賣者成了雇傭勞動者。“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在資產階級及其學者看來，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勞動創造工資。因此，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天經地義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價值標準。
而馬克思批判了這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製度辯護的“三位一體公式”。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隻在於占有這種無償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製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資本主義“現存社會製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國家內部的許多人士也不認可西方價值觀具有普適性。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曆史時期會有不同價值觀，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認同、不接受西方向中國推行的“普世價值”。
其實，西方不少學者和社會人士也對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提出了質疑和異議。
中國熱衷於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應讀幾本西方學者的相關著作，如英國的特裏·伊格爾頓的《馬克思為什麽是對的》，英國的查理德·波斯納針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失敗》，日本的神穀秀樹的《貪婪的資本主義·華爾街的自我毀滅》，等等。
美國的查爾斯·德伯寫過《馬克思的預言：危機的世界》一書，作者在中譯本中對中國讀者說：“世人對馬克思的著作再度興起興趣。美國大學中的教授和學生也再次開始展露對馬克思更濃厚的興趣。民調顯示美國的年輕人如今對‘資本主義’有負麵印象，而一半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有正麵印象。”可見，西方國家的所謂“普世價值”，連其國內不少大學師生和一般年輕人也不認同其普適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實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製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中國必須堅持自己的價值標準，不能搞西方化。中國社會主義也講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平等是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消滅階級剝削和對立、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
社會主義的自由，是馬克思所講的擺脫了階級剝削與壓迫的以“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為原則的自由；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是民主集中製下的人民民主。等等。總之，社會主義有自己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價值原則，雖然在字麵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內涵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凝心聚力實現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
從毛澤東和共產黨被《罵》說起。讀《毛澤東——立功立言立德的巍峨豐碑》一博文，作者用近一萬五個中文字，擺事實講道理。細讀幾篇之後深感作者是化了功夫的，例舉了無數事實來論證的。
然而，一些反共反毛澤東分子就是反對，就要開《罵》。這就是目前的事實，遇上不講理的時代。當白癡罵毛澤東時講理還管用嗎？
但更深層思考，跟誰《講理》？跟同誌、朋友、親人。還是跟敵人？跟反共產黨反毛澤東分子？跟走資派？跟新老右派？跟牛鬼蛇神？跟磚家叫獸？跟馬戶又鳥？跟工人、農民、一切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還是跟資本家？跟地主？跟一切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跟帝國主義？跟封建主義？跟資本主義？當白癡罵毛澤東時講理還管用嗎？
應該跟信仰馬列毛主義者講理才能行。除外跟誰講理？結果就是一定會被《罵》，被反對。為什麽會是這樣？當白癡罵毛澤東時講理還管用嗎？
階級立場不同！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主席又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迫不及待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就是為了忽悠工人農民不要搞階級鬥爭，隻準走資派搞階級鬥爭。毛澤東、鄧小平二人不懂階級鬥爭嗎？都懂！而且都很懂，這很會搞。但，毛澤東講出來想告訴誰？顯然不是他自己，是告訴工人農民們。鄧小平說沒有階級鬥爭了，是事實嗎？想忽悠誰？顯然是工人農民。
走資派和右派反對《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為是毛澤東抓階級鬥爭搞亂了中國。真的是這樣麽？到底是誰搞亂了中國，是毛澤東抓階級鬥爭還是走資派在中國全麵推行資本主義製度？
沒錯，毛澤東時代的確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對資產階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那時候中國並沒有亂，城鄉社會秩序良好。就是被走資派定性為“浩劫”的文革十年，中國也沒有出現動亂。曆經文革的人好多還都健在，大家有目共睹。那時候城鄉都有民兵組織，民兵們手裏都有槍支和彈藥，除了個別城市偶爾發生幾起敵對分子煽動引發的武鬥外，全國城鄉都很穩定。假如現在民間依然有那麽多的槍支彈藥，大規模的武裝暴亂不知道會發生多少次，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為什麽呢？因為毛澤東時代社會秩序良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基本平等，幹部沒有特權，幹部家庭也不是特別富有，普通老百姓對“走資派”並沒有仇恨，有些善良的農民甚至與他們成了朋友。而現在當官的貪腐嚴重，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新貴族，很多老百姓對他們都恨之入骨，如果他們手裏有那麽多槍支彈藥，不鬧事才怪。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
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為什麽有些人一提階級鬥爭就會跳出來罵，是因為這些人大多數都是既得利益者，是新權貴。走資派唯恐天下不亂，授予所有的幹部一種特權——帶頭先富。怎麽先富？瓜分國有資產和集體財產，近水樓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幾乎凡是有點權力的幹部都有了生財之道。就連他們的親友也搭上了發財的順風車，高額貸款做生意、上項目。幾年下來，原本和平民階層處在一個經濟水平線上的幹部，全都風光起來，買豪華轎車、買高檔住宅、包情人、養二奶。為了撈取更多的錢，他們買官賣官、行賄受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了共產黨人的影子。
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的論述沒有錯，以抓階級鬥爭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是他的英明決策。事實上，這正是走資派對毛澤東恨之入骨之處。
走資派表麵上反對階級鬥爭，而事實上他們曆來十分重視階級鬥爭。改革開放後，他們一麵以“階級鬥爭熄滅論”的理論迷惑中國百姓。一麵以發家致富為誘餌，讓老百姓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而犧牲自己未來應有的權力。同時走資派還逐步在黨、政、軍及上層建築諸多領域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安插親信保皇派，把那些代表人民利益，主張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人才邊緣化、趕下台。
這是一種什麽現象？明明白白就是一場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拚殺的階級鬥爭，雖然看不見硝煙和刀光劍影，那衝天的殺氣卻是震驚全世界。不過這場鬥爭，毛澤東陣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失敗了，因為他們失去了領導權，喪失了話語權，已經成了走資派肆意攻擊的對象。
毛澤東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盡管走資派把他們的資本主義複辟美化成“特色社會主義”，其實隻不過是給資本主義貼上了一個好看的商標，骨子裏還是資本主義。
走資派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搞亂了中國，把文革稱作“十年浩劫”，可是那十年老百姓過的卻是衣食無憂幸福快樂的日子，家庭和睦、尊老愛幼、助人為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與人之間沒有爾虞我詐、巧取豪奪。
再看看現在，走資派們說中國富了，中國老百姓都過上了小康的日子，這純粹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哪些人富了？普通的工人、農民有多少人成為小康人家？更多的老百姓過的卻是拋家舍業、妻離子散、家庭破碎的淒涼日子。
醜惡的資本主義製度泯滅人性喪失道德，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已經沒有別的。為了錢什麽罪惡的事情都幹得出來，不孝子孫越來越多，夫妻反目殺人碎屍屢見不鮮，離婚如同兒戲，男女私通備受吹捧。特別是一些官員，不僅幾個幾十個包養情人，而且為他們提供大量金錢肆意揮霍。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越來越多。
毛澤東時代，不必擔心被富二代的飛車撞死。不必擔心住在家裏或走在路上被豆腐渣建築砸死。不必擔心有毒酒、毒米、毒菜、毒家具、毒飲料、毒藥、毒棉花、毒牛奶、毒肉把你毒死。不必擔心私企工廠排放的有毒物質造成空氣汙染，讓你患上某些不治之症。不必擔心有黑社會暴徒來打你、殺你。不必擔心有強盜半夜光顧你家，撬開門窗進屋宰了你。不必擔心有砍手黨、敲頭黨、飛車黨、碰瓷黨突然襲擊你，把你弄成殘疾。不必擔心你的孩子會在上學路上一去不回。不必擔心你的女性親友半夜出門會被強暴殺害。
毛澤東時代不會因為沒錢上學去自殺，不會因為沒錢買房去跳樓，不會因為父母包辦婚姻而和戀人殉情，不會因為巨大的生活壓力讓你無路可走而自殺，不會因為籌措不到孩子上大學的巨額學費而去賣腎。
毛澤東時代是真正的為老百姓謀福利的時代，那個時代沒有貪官汙吏撈錢，沒有黃、賭、毒泛濫，沒有黑社會勢力橫行。因為毛澤東抓了階級鬥爭，資產階級複辟不能得逞，人民的權力沒有喪失，所以老百姓才能過上無憂無慮幸福快樂的好日子。
盡管走資派編造了許多冠冕堂皇的理論文章大肆宣傳，但是誰都知道那是狐狸唱曲給樹上銜著肉的烏鴉聽。烏鴉被唱暈了頭，一張嘴肉掉了下去，狐狸得到了一頓美餐。中國的老百姓被走資派右派們忽悠暈了，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特色社會主義”，結果工人農民們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失去了家庭幸福，失去了無憂無慮的生活，留給工人農民們以至他們的子孫後代的是沒有窮盡的困苦和憂傷。
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改革開放時期的特色階級鬥爭。之所以冠之以“特色”，是因為這場鬥爭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吃著共產黨的飯，砸著共產黨的鍋”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說過：“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主席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汙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抗大成立1937年，前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後來改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稱為“抗大”。作為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建立的一所大學，主要對標國民黨的黃埔軍校，來培養我黨的軍事和政治人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對中國發起全麵進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生死存亡之際，無數有誌青年放棄城市裏的舒適生活，懷揣堅定信念，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
延安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革命青年們沒有退縮。他們服從組織的安排和領導，跟著部隊住在艱苦的涵洞裏，與大家吃著簡單的食物，一邊參加生產勞動的同時，一邊在抗大裏麵進行學習和培訓。這些青年裏麵，還有大批是其他學校的學生。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喪心病狂的日寇在中國境內進行大肆轟炸。國內許多學校受到波及，如今著名的高校都在這時期進行過遷移，搬到大後方避難。比如清華北大就有一部分搬到了雲南，建立起西南聯大，浙大搬到了貴州湄潭。也有相當一部分大學搬到了陝西，他們在這裏建立了西北聯大，重新開展教學，其中，有部分學生加入“抗大”。當時許多來延安的青年，都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
但抗大的教育條件簡陋，不僅沒有寬廣的教室，也沒有合適的黑板，更別說標配的課桌木凳和粉筆了。不過即便是一無所有，他們沒有條件也會創造條件。眾人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沒有教室，他們就把簡陋的窯洞重新修整，規劃為“教室”沒有黑板，他們就用木炭灰把牆壁塗黑成了“黑板”沒有課桌板凳，他們就自己砍來木頭，將小板凳改造成“標配聽課椅”……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抗大”的教育成果意外地豐碩!
從1937年到1945年，抗大及其分校為我黨培育了近20多萬名優秀的黨政軍管理幹部，有效地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撐。剛來時，他們既有稚氣未脫、懷揣革命理念的青年學生%3B又有身經百戰，在戰場上經過艱苦考驗的軍人和戰士。他們為了理想齊聚一堂，學成以後，為了人民和新中國的事業添磚加瓦。抗大的成果，不出意外地引來了國民黨的忌恨。
在蔣介石的安排下，反動派往各城市發放報紙或者通告，試圖在輿論上對抗大進行抹黑和攻擊。對此，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演講會上，發表《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極大地鼓勵了延安的學生和老師們。
194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秘密來到延安。對於培養了大量人才的抗大，蔣介石可謂是恨之入骨卻又慕名已久，但他怎麽也沒想到，抗大的教學環境會如此簡陋。他在“教室”裏沒有看到一個正常的黑板和課桌板凳。
蔣介石心中百感交集，他對旁邊的人說道：“你們也都看見了，論設施，黃埔軍校比這裏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但真論起打仗，反倒差了不知多少倍，我想聽聽你們的高見，陪同人員聽問話，全都陷入了沉默。其實，蔣介石看到的，也不過是抗大的冰山一角罷了，這裏最重要的革命精神，他是看不到的。
對於抗大人的精神，毛主席十分讚揚，他曾說過：“你們是石器時代的人，但學的是最進步的科學。”敵人越是反對，越說明我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華大地上依然徘徊，似乎呈現燎原之勢。走資派和右派等各路妖魔鬼怪為了對《文革》進行圍剿抹黑顛倒黑白，全中國的乃至全世界的一切反動複辟舊勢力都聯合了。包括封建餘孽的和買辦資本主義的，還鄉團的和帶路黨的，無良奸商和無恥文化精英，愚昧的法輪功和自以為是的民豬柿油黨都聯合起來了，曾經的死敵華國鋒一派和胡耀邦一派也聯合了。
現在有哪些社會上的醜惡不被罵為文革餘毒或文革破壞呢？哪怕這些醜惡在文革期間是根本沒有的。又有哪些勢力不用文革餘毒或為文革翻案攻擊對手呢？走資派和右派們自己都把孔老二的醜像立在天安門廣場，反而攻擊誣蔑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是封建餘孽，把一切反對走資派和右派的人罵為文革餘孽，天底下有比這更無恥的嗎？
不明白某些人何以如此惡毒地咒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許是沉迷於封資修文化太久中毒太深，單純掉酸腐書袋不足以發泄，或許習慣於孔儒仁愛的鬼火般的昏暗，無法適應毛澤東思想太陽般的光輝。或許是出於複辟後不再在山溝跑地質的個人自私狹隘。或是因為憑借權力貪腐了些錢財就幻想自己也是洋賣辦，也跟著鼓吹什麽普世法則，從印第安人幾乎被滅絕到阿富汗的殺戮。哪有什麽普世。不管什麽理由，任何人對於毛主席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詆毀，終將會被曆史證明是一個跳梁小醜。
當中國走資派們的特色社會因失去信仰正在潰爛，為了爭先富而不擇手段，當中國走資派們的特色社會的製度不能保證公平和正義，隻能成為特權階層剝削和壓榨民眾的工具打工仔，當真理和思想因現代年輕人的墮落和庸俗而蒙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難道錯了嗎？難道沒有正義性嗎？難道不是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了嗎？
曆史的事實就是文革有文革的英雄和史詩，那就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指導下，堅守共產主義信念誠實勞動，建設新中國。
《文革》那十年是有史以來，軍民，幹群關係最融洽，婦女最受尊重，各民族之間最團結，教育相對最平等的時期。
《文革》那十年不論在科技上還是在經濟上精神文明上，目光最遠大，精神麵貌最嶄新，各行各業成果最豐碩，風清氣正。
《文革》那十年中有兩彈一星，大慶大寨，紅旗渠，窮棒子合作社，雜交稻，雜交小麥，青蒿素，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成昆鐵路，鐵人，雷鋒，焦裕祿，陳永貴，紅色娘子軍，黃河協奏曲，珍寶島，戰西沙這些都成為中華民族記憶的經典，那個年代有對誠實和認真的敬畏和崇奉。
《文革》那十年中的事跡叫“餘毒“的話，那就用熱情擁抱繼續發揚文革“餘毒”，那是純真，那是理想，熱情，那是道路，那是公正和平等，那是強權和流俗的墳墓，那是對一小撮貪官汙吏戰鬥的號角。
形成對比的是在走資派的資本主義複辟後的四十多年，特別是走資鄧小平南巡後以來，有多少罪惡，自私，無恥假改革之名而行，有多少利益無恥讓領導先富先走。無官不貪假冒偽劣泛濫，三聚氰胺，張悟本，陳進漢芯一號高歌猛進，偏偏要扼殺運十於搖籃。一些思想貧乏道德缺失，行為虛偽，人性貪婪之輩當道，利益成團炒作成風，沒有底線，隻有拜金墮落，沒有精神，一副末日的浮世繪。
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鄧小平們可以背叛它的建黨宗旨，可以腐敗墮落，可以潰爛，可以滅亡，人民大眾也可以走向迷途。當中國的工農群眾高唱十月裏響春雷時，他們絕沒有想到自己的子女若幹年後會走進血汗工廠、黑磚窯，會走進夜總會賣淫。工農自己也老無所依。
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可以蒙塵，但絕不會被湮沒。
毛澤東思想必將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信仰的精神圖騰而永存。
正是今天封建官僚資本主義複辟後的一切醜陋和罪惡，反證了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和英明。
今天的許多中國人也正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所預言過得許多殘酷現實麵前驚醒的。
毛主席像天神一般神勇帶領那時真正的共產黨人經曆了史詩般的長征，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摧枯拉朽的解放戰爭，建立了朝氣蓬勃各民族大團結的新中國，徹底改變了傳統中國的一盤散沙。
以如日初升般的氣概打贏了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抗美援朝。為中華民族找回了久違的自信。
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先知般的聖明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官僚，官僚剝削階級文化和封建小農意識。教育和啟蒙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為中國的民權文化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文革是毛主席成為偉人中的偉人成神成聖的根本原因，文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文革所確立的價值和精神必將發揚光大和永存於人類的精神。
文革所批判或顛覆的舊文化或腐朽思想那怕會有所反複，但終將會被人類的發展所拋棄。
怎樣評價文革是區分真假毛主席信徒的試金石。
崇拜毛主席的很多，比如有的奸商學毛主席的戰術做銷售賣腦白金欺騙百姓。
文革精神就是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針對官僚封資修的繼續革命的造反精神。毛主席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創業精神，帶領中國人民艱苦風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新中國完備的工業體係。
《老兵新傳》建立了東北商品糧基地，由於建設周期，良種培育推廣的時間延後的原因，這些奮鬥效果的顯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之後，一些別有用心喪盡天良的人居然把中國人吃飽飯歸功於小崗分地。改革不過是官僚士大夫的政客把戲，精英集團和奸商集團的利益膨脹，是走資派還鄉團反攻倒算，侵吞全民資產的代名詞。其全部內涵絲毫沒有超越李鴻章。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執政當局實際上已完全舍棄了毛澤東思想，隻堅持什麽鄧江湖。
所以毛澤東思想武裝人民大眾的最好途徑就是毛澤東思想宗教化，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全民化就會書齋化，隻能為一小部分人所掌握解決有限的問題，時間久了就會成為下一個墨家，要用宗教的形式把毛澤東思想盡快在最大範圍內傳播開來，政治觀點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觀點的正確，邏輯合理更在於誰說的，號召力如何？能否實施，化為行動。單純部分人的思想或語言的力量是蒼白的，必須結成共同信仰的組織化為行動的力量，才能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製度是果，文化是因。政治，社會，經濟是被製度所決定，而製度是被文化所左右，中國的文化方向和道路選擇無非是三種,也就是說中國的道路隻有三條：
投降之邪路，模仿做附庸---西方基督所謂的普世，走西方世界的路，中國成不了歐美隻能成為利比亞，伊拉克或拉美；複辟之老路，複古傳統的儒教-----李鴻章所走過的，自私的小康理論所指導的，恢複官僚社會也就是現在的特色之路。
前進之路，自主創新------走毛澤東思想之路，前三十年的發展證明這條路是人民當家作主之路，發展之路，自強之路。
脫離了毛澤東思想，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的今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天，印第安人的今天就是中華民族的後天。隻有一個宇宙，一個上帝，一個信仰，一個毛澤東。
上帝，毛澤東思想，毛主席三位一體，才是中華民族複興的必由之路。
以上所總結的屬於所謂的中國的廟堂文化傳統，他們所覆蓋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他們掌握著中國的話語權，道德評判權。絕大多數時候決定著中國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國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是屬於和廟堂文化風馬牛不相及的鄉土文化，也有少數人的江湖和俠客文化。這種文化上的割裂為中國製造了革命的土壤。複辟後的中國又繼承了這一封建傳統文化的衣缽，從幹部群眾的魚水關係變為官民對立。這種對立的形成是對無數先烈以平等獨立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國的背叛。這種對立同樣可能成為再一次爆發革命的隱患。
什麽時候爆發決定於下述兩點：第一有沒有一個繼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組織的成立，第二，中國現在的經濟還是增長的，但是，資本的貪婪和資本家嗜血的階級本性決定了製造資本向更貧窮國家轉移的必然，這種打工經濟的停滯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國傳統鄉土宗族文化的風情畫描述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我是反對孝道，尊老和敬老的，我認為老年人年紀大各種功能衰退，應當關心和愛護。孝，尊，敬其實裏麵包含著無條件服從。服從隻能服從正確，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職位，年齡等，孝道簡直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萬惡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於鬥爭，如舜接位後，舜的弟弟魚肉百姓，舜豈不是會更不管不顧嗎？二十四孝恐怕光孝還不夠，還得愚蠢，心地邪惡歹毒才能做到。裏麵沒一個正常的。不評論也罷。與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國的宗法基礎，也是一盤散沙，隻有私德沒有公德的基礎。
在中國社會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兩個朝代，周朝作為乘虛而入以一個小國推翻大國的朝代，出於維穩的需要，廢除了前兩代對上帝的信仰，以一籠統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時也取締了聯係神和人的貞人集團，開了政治上一元化領導之濫觴。使得中華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統社會，據說老子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妄稱天意，褻瀆神明不滿，做了《道德經》。
商周之變是一個貌似進步的文化反動。正如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一知半解的哲學思考把人導向於無神論，但是對宇宙與哲學的深刻思考，卻必然使人皈依於上帝。”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會（事實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時間範圍內，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國人沒有信仰，較為功利，隻注重現世，保守，不冒險，沒有邏輯思維，中國的音樂多數是歡快的，沒有沉思。
中華民族沒有經曆統一的人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築，提前進入了一個人本社會，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病態的人本倫理和功利人生價值觀的低等等級社會和政治文化大一統的社會。就如同一身體沒有完全發育的兒童提前進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麵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信仰，所以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逆淘汰社會。西方社會以上帝為媒介，建立了一個公德的文化係統，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價值倫理。
中國的傳統社會屬於倫理親厚，中國的國民是被禮法管教成長起來的，所以當充滿逆反心理的中國國民違法或占了便宜逃脫懲罰之後，是竊喜和愉悅的心理，而非心靈懺悔的檢討的心態，官民的對立以及社會的不平等又為這種違法或暴力提供了正義的道德性。儒家並非完整的人生觀，因此儒家無法抵擋道和佛對中國社會的思想占領，導致儒釋道共存於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其中成佛之路是教人忍耐，麻木，追求來生，認為今世萬物皆空-----下輩子做男人。
（佛有機靈沒智慧，有願望沒方法），儒學成聖教人體位迎合，做可以管理妾的正妻，希望做人上人，隻講現實利益，對主子是奴，對奴又是強主。追求陰溝裏的事，不談超越，沒有精神導引。道教成仙教人意淫，自慰，追求虛無縹緲的事，道教無任何科學和邏輯就一大雜燴。中國隻有人生如夢的莊子，卻沒有哪怕是人生如夢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的尼采。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一種思想哲學是可以指導或啟迪人們建立合理平等的一夫一妻製度，胸懷理想正義，追求地麵上，陽光下實在的道義，真理和科學。
綜上所述，中國的所有問題無不指向製度問題，而製度的失衡則由於文化的問題，文化的根源在於信仰，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無力支撐中國的現代化使命的。
中國的文化革命和重建勢在必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其精神和本質和宗教改革並無二致。
然而在中國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卻被一些極端自私自立的官僚還鄉團所顛覆所複辟。
使得中國人民新型的民權公德文化的建立半途而廢。
使得目前中國的社會和官場完全變本加厲地複辟回到比陳獨秀所批判的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壞的更是貪賄賣國，盜公肥私。
更甚，準院士貪汙科研經費包二奶，尼姑香火錢買房，和尚布施嫖娼無奇不有。